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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分析范文1

關鍵詞：人口流動風險管理城市

中國社科院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在對2005年經濟社會形勢的預測中所提到的“勞動關系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的虛假短缺”，則無疑是對“民工荒”現象做出的最好解釋。“虛假短缺”不是勞動力供不應求，也不是“被淘汰后的黯然退出”，恰恰相反，它是一種主動的離棄。而其原因，也并不是“知識斷裂”，而在于“勞動關系的緊張”。究其根源，是因為長期以來，各省對民工進城采取的是控制而不是管理，才導致了這種始料未及的結果。

人口流動風險分析

流動人口的流動不僅僅是經濟狀況的變化，更是一種社會（地位）流動。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從某一種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的現象。這種流動分為上升流動、水平流動和下降流動。在人口流動過程中，下降流動即人口流動存在的風險之一。

（一）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人口流動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人口流動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從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親進城的農民工子弟則有近2000萬，他們當中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入學的農民工子弟也因為學校收費高、沒有城市戶口這兩大難以逾越的困難，最終卻不得不選擇打工子弟學校。

打工子弟學校教學條件差，使得跟隨打工者流動的子女無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很難通過高等教育尋求社會地位的提高。打工子弟長大之后很大的可能是又稱為下一代的打工者。這種流動一般是水平流動即流動人口的子女的社會地位與其父母保持在同一水平，或者下降流動即流動人口的子女的社會地位比其父母降低了，從而影響了社會的進步。

（二）給公共衛生帶來安全隱患

外來流動人口是傳染性疾病的高發人群。由于缺乏適宜的醫療保障以及收入不高，導致外來流動人口就醫率低，患傳染性疾病后往往不能及時發現，在病情嚴重后又有相當比例的人會選擇返回戶籍所在地治療，很容易造成傳染病的跨地域傳播。所以說，流動人口是一個潛藏的公共衛生安全隱患。

（三）影響社會的穩定

流動人口犯罪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由于勞動力素質偏低，就業趨向差異性小，導致就業機會相對短缺，其結果是進入城市的農民并沒有因為地域的流轉而發生經濟意義上的改變，大批的農民淪為城市的新貧困群體和新的脆弱群體。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城鄉的文化差異，導致一部分農民工產生了行為失范。行為失范指的是“某一社會群體的成員判定違反其準則或價值觀念的任何思想的感受和行動”大多數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都存在一般越軌行為，同時從數字上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違法犯罪，給社會帶來了損失，給社會安全帶來了隱患。

人口流動風險管理方法研究

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我國各級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設置，一般都是按照常住戶口人數規劃定編定職和財政撥款制度進行，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并未列入規劃范圍。然而由于外來人口劇增，原先按常住戶口人數設置的職能部門不得不承受超常規的工作壓力，經費、管理人員不到位，維護流動人口合法權益根本無法保證，因而也無法很好地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

（一）政府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

政府的基本宗旨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讓人民群眾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權利必須從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保證。而政府機關本身履行職能，也必須依法行政，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為了對流動人口進行有效的管理，并引導流動人口的流動行為，政府必須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該部門的主要功能是針對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制定一些法律法規，從法律法規上對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研究或者委托專門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流動人口的流動行為，結合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從宏觀層面上對人口流動進行引導。

（二）設置流動人口工會

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組建流動人口工會，實際上是在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的基礎上所設置的另一個功能單位，而這個功能單位將為農民工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服務，甚至可以起到引導農民工流動的功能。

流動人口工會主要承擔以下職責：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就業登記、崗前培訓，提供就業信息，推薦就業；提供法規政策咨詢和侵權投訴等服務，指導進城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履行代言人的職責——代表進城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進行集體協商并簽訂集體合同和工資協議；保護進城務工人員合法權益，督促用人單位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幫助解決進城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資糾紛；參與職工重大傷亡事故和嚴重職業危害問題的調查處理；幫助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基本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工會、上級總工會、政府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以及用人企業之間的關系分析如圖1所示。

當流動人口與企業之間產生矛盾無法得到解決或者流動人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轉向流動人口工會尋求援助，流動人口工會與企業取得聯系，進行協商解決問題，并將結果反饋給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工會收集流動人口的意見并從平時工作中總結，再通過上級工會向政府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建議制定一些保護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政策法規；政府收集用人企業的意見，最終制定出雙方都較為滿意的政策法規。

人口流動管理中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一）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

為了保障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權的問題，必須針對該問題進行立法，而且必須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具體措施，這對于我國未來的一大批下一代的發展，對于我國的社會進步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從社會公平層面上分析，需要通過立法來保護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流動人口是城市建設的一分子，為城市經濟發展和繁榮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流動人口的子女也應該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權。從社會穩定層面分析，需要通過立法來保護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忽視流動人口子女的入學問題，會給未來社會遺留下一大批低水平甚至是根本不合格的勞動力，無法滿足未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同時這部分人極有可能成為城市的不安定因素，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二）將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

流動人口分析范文2

【關鍵詞】新生代流動人口；穆斯林；特點；城市融入

近來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城市中流動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大，其年齡也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形成了新生代流動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新生代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許多學者紛紛針對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研究群體展開了研究。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占61.6%，這個群體被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這個群體在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以及權利意識方面都與上代農民工很大不同。本文以“新生代流動人口”替代“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因為“新生代流行人口”較“新生代農民工”涵蓋范圍更廣。

西北地區是中國穆斯林人口最為集聚的地區，蘭州市作為西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更是聚居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由于其獨特而濃厚的伊斯蘭文化，蘭州市吸引著青海、寧夏、新疆、甘肅等地各縣市穆斯林流動人口來這里打工、經商，為城市的發展注入活力。2005年9月，馬忠才、郝蘇民等學者聯合蘭州市公安局開展的抽樣調查表明，蘭州市56.9萬人的流動人口（約80%為農民工）且每年都在以15%的速度遞增，其中漢族約占64.8%，穆斯林民族如：回族、東鄉族、維吾爾族、保安族等約占31.7%，為蘭州市流動人口總數的1/3。①與其它城市一樣，蘭州市也有一支龐大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數量，其中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流動目的的靈活性

新生代農民工出來打工的思想已經由上代農民工的“養家糊口”為主要目的，轉變為學習技術、提高生活質量。如果說上代穆斯林農民工是受當地經濟條件、自然的條件的制約被動遷入城市，那么穆斯林新生代農民工是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主動流入城市。經濟因素使新生代穆斯林農民工在流動的形式和目的地上都顯得靈活多變。

第一代穆斯林農民工受到較深的鄉土觀念和出于的考慮，大部分在離家鄉近、且便于實現其宗教生活的地方打工。蘭州市回族、東鄉族來源地相對集中、單一，主要以蘭州市周邊民族地區為主，臨夏回族自治州及天水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為兩大主要的遷出中心。②截止1999年底，蘭州市共有清真寺89座，拱北21處，③濃厚的宗教氛圍是穆斯林人口流入蘭州市的重要吸引力，同時，受到宗教因素影響下的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如飲食、婚喪嫁娶等，也是穆斯林人口流出西北地區的制約因素。

對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而言，比起宗教因素，經濟因素對其流動的拉力在逐步上升。蘭州市幾乎成為他們“跳入”更發達城市的“跳板”和城市生活適應的“減震器”，從而流入東部、南部更發達城市。此外，在國內的大城市一般都建有供穆斯林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加之新生代農民工的比起上代農民工有所減弱，已能滿足其基本的宗教需要。

有的新生代穆斯林農民工表示，在外地可以通過在住所禮拜的方式，完成其宗教生活。在重大的宗教節日，如開齋節、古爾邦節時返回家鄉，飲食問題也可以自己解決。

二、就業范圍逐步拓展

因受教育程度低、專業技能低，第一代穆斯林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范圍十分狹窄，只能集中在建筑行業、飲食行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蘭州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性別比非常高，女性就業人員的數量低于男性，僅占總調查人數的15.62%。④近年來，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就業范圍逐步拓展，逐步發展到民族特色教育業和零售業，且呈現出女性就業人員數量逐步上升的態勢。

筆者在蘭州市穆斯林農民工子弟學校、蘭州市西關清真寺中阿文女校、蘭州西關清真寺幼兒園、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育中心、蘭州淑德女校、蘭州東部女校等6所民間教育機構隨機做的98份調查問卷中，女性教師人數70人，女性教師數占調查總人數的70.9%；其中以來自臨夏回族自治州、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代表的穆斯林聚居區女性教師31人，占總調查人數的31.6%。這些教員是從臨夏、寧夏或者蘭州的中阿女校畢業后，進入民間民族教育機構任教。

在蘭州市內一些商業區，一定數量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已經加入到諸如服裝零售業和電子產品零售業為代表的服務行業中，逐漸脫離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集中在餐飲、建筑行業就業的情況，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就業領域的拓展，說明其就業觀念轉變、城市適應力逐漸增強、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案例1：唐某，男，22歲，未婚，高中畢業后來蘭州打工，在蘭州某大型商場的電子產品專柜做銷售員已有兩年時間，也有老鄉在蘭州從事其它類型的銷售工作。他表示從工作中學習了很多，與同事們相處很融洽，吃飯等也很方便。

案例2：馬某，女，30歲，已婚，初中文化，與丈夫一起在蘭州上班，從事服裝銷售工作已有一年。結婚后跟著丈夫到蘭州來打工。平常生活很方便，就是宗教生活不方便，每天都是戴著頭巾到單位門口摘掉，下班后再戴上頭巾回家，在租住的房里做禮拜。

三、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

由于第一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在城市打工的經歷使他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體現在對學校教育的重視、對知識的學習、對專業技能的學習等方面。

在學校教育方面，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希望子女接受學校教育的意愿非常強烈。近幾年，由于蘭州市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政府在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入學難問題上制定了一系列幫扶政策，如2012年1月，制定了四個“一視同仁”的舉措，將全市10.41萬名流動人口子女統一納入學校招生范圍，這項舉措在穆斯林流動人口中引起廣泛好評。

除了適齡兒童學校教育外，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也很重視知識學習。筆者在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育中心、蘭州淑德女校做的調查中了解到，學校專門為文化程度低的流動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算數、漢字教學服務，以滿足其基本的生活、工作需要。學校管理者表示，很多流動人口都是慕名而來，尤其以年輕的女性為主。可以看出，穆斯林流動人口越來越重視知識的學習。

專業技能學習方面，筆者在穆斯林就業集中的清真飲食行業所做的調查現顯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加注重專業技能的學習。

案例3：馬某，48歲，蘭州某餐廳經理，做餐飲有15年時間，他表示自己餐廳的員工，剛來的時候什么都不懂，只能洗餐具，經過長時間鍛煉后，能做些簡單的菜品，與以前員工最大的進步是他們學習餐飲技術的意愿很強烈。

筆者了解到，清真餐飲業在蘭州的發展勢頭迅猛，在數量和經營檔次上都有明顯的提高，其員工學習餐飲技術的意愿很強烈，經過多年的努力后，餐廳會提供學習的機會。

蘭州市的清真寺，尤其是流動人口聚居的小西湖地區的清真寺，阿訇會針對社會不良行為、犯罪行為對穆斯林流動人口進行道德教育，在社會上受到廣泛好評。

四、對傳統的穆斯林聚居區依賴感有所減弱

蘭州市的小西湖是蘭州市穆斯林聚居的區域，清真寺、清真飲食、穆斯林聚居區這三要素使其形成濃厚的伊斯蘭氛圍，是第一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首選的居住地。筆者對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所做的98份調查問卷顯示，86人選擇離工作地點近的地方居住，占總調查人數的87%，顯示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選擇居住地時，考慮的出發點是工作便利性和經濟性。

在筆者的隨機調查中發現，客觀上清真寺和清真餐飲業在整個市區廣泛分布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分散分布提供條件，主觀上宗教觀念，比起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同地區、同教派清真寺做禮拜，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加傾向于“就近原則”。

五、維權意識逐步提高

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面臨的社會環境有所好轉，蘭州市已出現了一些民間組織，其中有些專門為穆斯林流動人口服務，服務內容涉及教育、城市適應、維權與法律咨詢。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自身權利受到侵害后，因訴之無門無路，加之“信定然” 的思想，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能更加積極主動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筆者做的98份調查中，“當你遇到拖欠工資、偷盜、搶劫、交通事故等情況，自己不能處理，應該怎么辦？”全部的98份問卷都做了回答，答案包括：民委、宗教局、派出所、社區等單位，蘭州市穆斯林文化教育促進會這樣的民間組織。這表明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維權意識比較強烈，而且已經初步掌握了一些維權的方法和途徑。

上述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所呈現出的流動目的的靈活性、就業范圍的拓展、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等特點，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多數人希望真正融入城市，其城市適應能力在逐步增強。政府提出的有關政策，如四個“一視同仁”政策，也為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提供了物質條件。流動人口的群體特性是在不斷的變化、重構中，城市管理者應根據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現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特點，適時調整管理的方法，如在就業上提供信息和引導，完善流動人口的登記、管理制度，并加強與民間組織的合作與交流，引導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好的適應城市，構建和諧社會。

【注 釋】

①馬忠才，郝蘇民.蘭州市流動人口調查報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②高翔，魚騰飛，張燕.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的空間行為特征及動力機制研究——以蘭州市回族東鄉族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0，（2）.

③楊文炯.互動調適與重構——西北城市回族社區及其文化變遷研究[J].民族出版社，2007：416.

④湯奪先.試析西北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結構特征——以對蘭州市的調查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4）.

流動人口分析范文3

目的分析柳城縣1996-2009年瘧疾發病特點,為瘧疾控制后期防治、監測提供科學依據。方法收集1996-2009年疫情報告,瘧疾病人個案調查表,發熱病人血檢登記,流行病學分析總結等資料作回顧性研究。結果1996-2009年14年間發現輸入性瘧疾病例9例,其中外出回歸7例,占77.78%;外來人員2例,占22.22%。從海南省輸入5例,占55.56%(5/9);貴州省輸入l例,占11.11%(1/9);其他省市輸入1例,占11.11%(1/9);東南亞國家輸入2例,占22.22%(2/9)。在外滯留1個月以上發病8例,占88.89%(8/9)。從事建筑的5例,占55.56%(5/9),種植的1例,占11.11%(1/9)。發病后l周內就診的占55.56%(5/9)。結論應繼續加強對從高疫區外來、回歸人員的瘧疾管理和監測,加強瘧防知識宣傳教育,鞏固瘧疾防治成果。

關鍵詞:

瘧疾;監測;流動人口

柳城縣位于廣西中部偏北,是一個低丘谷地巖溶低山交錯的半丘陵地區,地處低緯度,屬亞熱帶季風區,夏熱冬寒,四季明顯,光照能量和水量豐富[1]。年日照總時數1789h,年平均氣溫20.7℃,年平均降水量1095mm。全縣總面積2109km2,轄大埔、龍頭、太平、沙埔、東泉、鳳山、六塘、沖脈、寨隆9個鎮和社沖、馬山、古砦3個鄉,121個村民委、12個街道居委,976個自然屯,2008年底總人口409113人。全縣以甘蔗、水稻、蜜桔為主要農作物。曾是間日瘧、惡性瘧、三日瘧的混合流行區,以間日瘧為主,發現的按蚊有中華按蚊、微小按蚊等[2]。柳城縣的滅瘧工作分別于1989年和1995年通過區衛生廳的組織考核驗收,達到衛生部頒布的《基本消滅瘧疾標準》和《消滅瘧疾標準》[3]。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農村剩余勞動力也不斷增多,繼而外出務工人員增多,造成人口流動頻繁,很可能把輸入性瘧疾病例帶入該縣,對該縣瘧疾防治成果的鞏固構成極大威脅。為了解和掌握柳城縣消滅瘧疾達標后瘧疾發病特點,現將該縣1996-2009年流動人口瘧疾監測結果進行分析。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收集查閱1996-2009年柳城縣瘧疾疫情資料、監測工作報表及防治工作年報。

1.2病例監測在柳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設立瘧原蟲鏡檢中心,各鄉鎮衛生院設立鏡檢站,對外出回歸、外來人員臨床診斷為瘧疾、疑似瘧疾和原因不明的“三熱”病人采血涂片作厚薄血膜鏡檢,以血檢瘧原蟲陽性者統計發病率。

1.3調查方法對每個病例建立個案調查表,詳細詢問和記錄外出或外來地點、滯留時間和進入當地時間、務工種類、發病與就診時間、發病年齡和性別。

1.4統計分析采用Excel軟件建立數據庫,對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

2結果

2.1發病情況1996-2009年柳城縣共監測外來人員4009人,外出回歸人員2810人,發現輸入性瘧疾病例9例,其中外出回歸7例,占77.78%;外來人員2例,占22.22%。從海南省輸入5例,占55.56%(5/9);貴州省輸入l例,占11.11%(1/9);其他省市(湖北)輸入1例,占11.11%(1/9);外國輸入2例,占22.22%(2/9)。

2.2外出或外來滯留時間9例輸入病例中在外滯留1個月以上發病8例,占88.89%(8/9);滯留1個月以內發病1例,占11.11%(1/9),滯留最短的15d(見表2)。

2.3職業分布1996-2009年監測發現的9例瘧疾病例中,從事建筑的5例,占55.56%(5/9);種植的1例,占11.11%(1/9);割松油l例,占11.11%(1/9);經商的1例,占11.11%(1/9)其他(船運)1例,占11.11%(1/9)。從事種建筑職業發病明顯高于其他職業(見表3)。

2.4時間分布9例輸入性病例的發病時間分別為1月1例,5月3例,6月3例,8月1例,11月1例。9例瘧疾病例中,發病后3d內就診的4例,占44.45%(4/9);4～7d就診的1例,占11.11%(1/9);8～15d就診的1例,占11.11%(1/9);15d以上就診的3例,占33.33%(3/9)(見表4)。

2.5人群分布18歲以下的0例;18～50歲的8例,占88.89%(8/9);50歲以上的1例,占11.11%(1/9)。年齡最小的為25歲。男性8例,占88.89%(8/9);女性1例,占11.11%(1/9)(見表4)。

3討論

柳城縣1996-2009年14年瘧疾監測共發現9例輸入性病例,從外來或回歸地點看,海南省輸入的病例最多,占55.56%(5/9);東南亞國家輸入次之,占22.22%(2/9);貴州省和其他省市(湖北)輸入分別占11.11%(1/9)、11.11%(1/9)。9例病例都使用蚊帳,只有1例病例曾有露宿吏,說明人們的防病意識也不斷提高,防病條件明顯改善,大大減少了人蚊接觸的機會,對防止瘧疾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海南和東南亞國家兩地回歸人員感染瘧疾較高,原因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海南、東南亞國家氣候溫熱、日照時間長、雨水豐富,蚊蟲易于滋生;二是兩地瘧疾流行程度較高,瘧疾是海南省最重要的熱帶病,其發病率占全國首位,發病人數占本省傳染病發病總數的40%～50%[4];三是外出務工人員到海南省主要是從事建筑、種植等野外作業;四是從事野外作業人員所住的工棚簡陋、防蚊設備差,增加了人蚊接觸的機會,而人類對瘧原蟲普遍易感。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尤其與東盟毗鄰國家的商貿往來頻繁,鄰國之間人員來往密切,而該縣種植的蜜桔大部分出口東南亞國家,不可避免的有境外瘧疾病例輸入,僅緬甸回歸的病例就占病例總數的22.22%(2/9)。據報道,北京口岸1990-2004年檢出的10593例傳染病病例中,瘧疾比例高達37.91%[5],表明從境外輸入瘧疾可能性很高。再從外出或外來人員滯留時間與感染瘧疾的結果來看,9例輸入性瘧疾病例中,8例在高瘧區居住時間超過1個月,占總病例數的88.89%(8/9);居住1個月以內的1例,占11.11%(1/9),表明在流行季節進入高瘧區務工,不注意個人防護就有可能感染瘧疾,感染機會與居住時間成正比,即居住時間越長感染瘧疾的機會就越多[6]。

從表4的情況來看,發病后3d內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4例,占44.45%(4/9);發病4～7d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1例,占11.11%(1/9);發病8～15d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1例,占11.11%(1/9);發病15d后才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3例,占33.33%(3/9)。表明大多數病例對瘧疾癥狀有一定的了解,患了瘧疾后能及時到縣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防疫站)診治[6]。但部分病例可能是對瘧疾不了解,患了瘧疾后只到當地私人診所進行一般抗感染或退熱治療,同時由于部分臨床醫生對瘧疾認識不足,不能及時抗瘧治療,致使癥狀反復發作后才返回原籍就診治療。對此,要加強瘧疾防治知識宣傳教育,提高外出高瘧區務工人員對瘧疾的知曉率及自我防護意識,教育他們患了類似瘧疾癥狀的疾病要及時到當地或返回原籍防病機構就診,以便得到及時發現和治療。特別是進一步加強對外出到非洲和東南亞國家務工人員外出前的健康教育和返鄉后瘧疾監測是鞏固瘧防成果的關鍵[7]。

不明原因發熱病例瘧原蟲檢查是瘧疾監測的主要方法,是控制瘧疾的重要手段。14年來柳城縣9例輸入性瘧疾病例均未發生輸入性繼發病例,但流動人口瘧疾監測的任務仍很艱巨[8-9]。因此,繼續加強流動人口瘧疾監測,重點抓好本地外出高瘧區務工回歸人員、來自高瘧區的外來務工和經商人員瘧疾登記排查,主動監測,以臨床初診為瘧疾、疑似瘧疾和不明原因發熱即“三熱”病人作為重點血檢對象,早發現、早進行有效治療并控制傳染源。厚血膜與薄血膜涂片顯微鏡檢查是我國大部分臨床實驗室常規使用的方法,仍被認為是瘧疾診斷的金標準[10]。目前,瘧疾在該縣已經消滅多年,2003年以來沒有發現輸入性瘧疾病例,很多年輕醫生沒有見過瘧疾病例甚至對瘧疾認識不足,年輕檢驗醫師未見過瘧原蟲血片,提示進一步加強培訓,提高鏡檢員血片制作、染色及鏡檢能力,提高臨床醫師瘧疾正確診斷水平,是今后鞏固瘧防成果的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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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分析范文4

關鍵詞： 二元經濟結構；人口流動模型；理論內涵；政策含義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活動由傳統農業生產為主轉變為現代工業生產為主，社會的空間組織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在社會發展初期，社會經濟活動主要是傳統的農業生產，它是相對土地密集型的，要求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勞動，所以農民只能分散居住。隨著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開始轉變為工業活動。由于工業部門的生產活動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對分散的空間范圍進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區域空間內進行，但是為了節省不同非農產品之間交易帶來的交易費用，從事工業生產的人們就會選擇居住在某一個區域內，從而形成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中主要的一個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因此我們需要人口流動模型來理解這種結構轉型。

劉易斯、費景漢和托尼斯、喬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業的隱含假設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達羅為首的一批發展經濟學家發現，在許多欠發達國家，城市不僅存在失業，并且在存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依然存在。因此，他們將人口流動理論的研究重點轉向了城市失業問題，試圖通過建立新的人口流動模型來更好的解釋這一現象。在托達羅模型中，預期收益是潛在遷移者選擇遷移的重要動機，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他們遷移的動機就越強烈。1997年，本斯溫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達羅模型主要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存在逆向選擇的簡單模型，信息不對稱導致了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村部門的工資并誘發人口流動、城市失業問題，但是沒有失業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門來使城市部門和農村部門的工資相等。卡林頓等人則考慮到早期遷移的人口對尚未遷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個簡單模型進一步研究潛在移民在城市尋找工作、做出移民決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過程中的選擇性等問題。

二、主要的人口流動模型

1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喬根森模型

（一）劉易斯模型

第一個人口流動模型是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來的，劉易斯認為，由于在農業部門還不夠發達的時候，優先進行了工業化，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因此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即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傳統部門與以制造業為主的現代部門并存的社會組織形式。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存在著大量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二元經濟結構的核心問題就是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說，通過工業發展，現代部門獲得用于資本積累的利潤，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轉移到城市，誘使產業結構發生改變，工業化、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由二元轉變為一元。

（二）拉尼斯-費景漢模型

1961年，費景漢和拉尼斯合作發表的論文中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對劉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擴展，把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關系清楚地表述了出來。在他們的模型中，經濟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于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且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并不會影響農業部門的總產出，也就不會引起糧食短缺的問題；第二階段，此時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但其邊際生產率不為零，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會降低農業部門的產出，可能會引起糧食短缺的問題，造成農產品與工資的上漲；第三階段，農業生產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大于工業生產部門。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農業部門除了提供剩余勞動力還為經濟發展提供必須的農產品，工業部門擴張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業部門發展的停滯。由此，他們提出農業和工業平衡發展的思想，認為要避免經濟停滯必須保證農業增長的速度可以滿足工業部門對農產品的需求。

（三）喬根森模型

喬根森對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農業部門不存在勞動生產率低于實際收入或者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喬根森在純粹的新古典主義框架內建立一個不同于劉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二元經濟模型。在喬根森模型中，農業剩余是模型的基礎和核心。喬根森不認同邊際生產力為零的農業剩余勞動，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勞動完全轉移到工業部門之前工資水平固定的假說。喬根森模型對劉易斯模型有所補充和發展，但是還存在著以下缺陷：首先，喬根森模型忽視了農業物質投資的重要性；其次，喬根森模型中依賴于技術進步的工資率上升需要進一步討論；最后，喬根森忽視了城市中存在的失業問題。

2托達羅模型 20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依然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傳統的人口流動理論隱含了充分就業的前提假定，無法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于是托達羅模型應運而生。托達羅在1969年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經典論文《欠發達國家勞動力遷移模式和城市失業問題》中首次闡述了對城鄉人口流動與城市失業的看法。次年，他又與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發表了《人口流動、失業和發展：兩部門分析》，標志著托達羅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達羅模型的基本理論假說是：潛在遷移者是否選擇遷移在于預期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實際城鄉收入差距，只要預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農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動就不會停止。除此之外，該模型還做了一些與市場結構比較相符的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兩部門經濟，即整個經濟系統分為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2）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即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為正，這意味著人口由農村流向城市的機會成本大于零；3）農村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在農業部門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工資等于使用最后一個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價值；4）由于工會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資水平外生決定并且高于市場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門中，企業雇傭一定數量的勞動力使得所雇傭的最后一個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制度工資；5）存在“非正式的部門”，如果城市居民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可以在非正式部門維持生計，在模型的推導中假設非正式部門的生產力為零；6）農產品的價格簡單地由兩部門的相對產量決定，即哪個部門的產品相對少，其產品的相對價格就越高。

托達羅模型首次將城市失業問題作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過于重視工業部門，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過快發展會擴大城鄉預期收入差距，進而加劇城市失業問題。只有加強傳統農業部門的發展，才能解決城鄉預期收入過大帶來的城市失業問題。

3本斯溫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傳統的托達羅模型中，“制度所決定的”城市實際工資高于農村部門的工資水平，導致了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并誘使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最后使得城市部門出現失業問題。但是托達羅模型的工資剛性假設并不符合實際情況，于是，本斯溫格和斯密在保留托達羅模型主要特點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簡單的逆向選擇模型，試圖通過該模型說明工業部門具有較高的工資水平以及出現城市失業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中存在著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與托達羅模型一樣，潛在移民者根據預期收入決定是在農村部門還是在城市部門工作。通過建立逆向選擇模型，他們得到了與托達羅模型相同的結果，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村部門的工資，并進一步得到了如下結論：城市失業問題是潛在移民對勞動力市場上的逆向選擇作出反應的結果；城市的人口規模取決于工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工業部門會雇用工人直到邊生產力等于工資水平，如果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提高了，企業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門的工人的數量將會上升。

4卡林頓等人的模型

通過對美國南部黑人遷往北方的“大遷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頓等人發現，在南北戰爭數十年后，盡管南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沒有由南向北遷移，直到20世紀初，南方黑人開始往北方遷移，并且遷移很快開始加速，盡管此時的南北收入差距較以前已經縮小了。傳統人口流動模型能夠解釋勞動力最終流入相對富裕的地區，但卻無法合理解釋在這個遷移過程中的時間選擇和遷移加速的問題。因此，卡林頓等人建立了一個動態遷移理論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動過程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尋找工作的過程、潛在移民對在城市和農村居住的未來預期以及潛在移民基于預期的選擇問題。[JP2]

從理論上來說，人們根據預期城鄉收入差距決定是否向城市遷移，不同的人對預期收入的貼現值不一樣，通常情況下，具有低遷移成本的年輕人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貼現值相對較高，因此他們會首先從農村流向城市。先遷入城市的這部分移民又會對后來移民者產生正的外部效應，首先，先遷入移民可以為后遷入移民提供有關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這為后來的遷移者降低了遷移成本與找工作的難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經有了很多移民，他們已經為后來遷移者創造了相對較好的社會環境，使得后來者可以更快地適應城市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組建的社區可以將新移民者推薦給潛在的雇主和放貸人。因此，卡林頓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遷移一旦開始便會形成某種勢頭，盡管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遷移也會持續進行甚至開始加速；遷移先由遷移成本較低的人開始，但是后來的遷移者會有較高的遷移成本；由人口流動引起的勞動力重新配置不僅將導致農村并將導致整個經濟中的人均收入增長。

三、簡要評述

[JP2]

流動人口分析范文5

【關鍵詞】流動人口 轉移就業風險 排序Logit模型

產業結構演進和升級，一方面使得新型產業不斷發展，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也使傳統產業不斷衰落，就業機會減少，使就業機會在產業間發生轉移。這就決定了勞動力市場必然要存在與之相適應的能流動、可聚散的機制，就業風險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就業風險是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一致導致的，當人口流動體現在數量、增量與結構上異常時，流動人口就會暴露在多重風險并存的社會環境中，而在我國這個勞動年齡流動人口大量存在的國度里，其多重風險則集中體現在轉移就業風險上。

一 流動人口轉移就業理論分析

只有能掌握流動人口轉移就業的實質動力，才能更好地掌握流其所面臨的風險，提出風險防范的措施。

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庭是承受外出就業風險的主體。在經濟落后地區，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于農業生產，其受不可控自然因素影響較大，是家庭收入波動的主要因素。現階段中國土地分配制度與流轉市場的不完善，很難讓農民家庭通過大規模以及多元化的農業經營降低風險。此外，由于地區差異與城鄉分割的影響作用依然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發達地區從事非農就業與在落后地區從事農業活動存在明顯的收入差異，這種收入差異是農民工轉移就業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動因。但農村勞動力外出從事非農就業也受到失業、保障缺乏、健康受損、欠薪、侵權等風險因素的影響。

在我國當前的就業水平下，雖然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就業的相對收益逐漸下降，但是其從事非農產業的絕對收益還是要高于從事農業生產的絕對收益的。所以他們的最優策略就是在考慮轉移就業風險的前提下決定是否轉移到非農產業，實現其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對于，遷出地因經濟發展落后而無法提供足夠的非農就業崗位的外來流動人口，除少數人每年會把一些時間分配到農業生產外，大部分都會在本縣（市）、本省或外省地區的第二、第三產業中就業，而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就是各種現實的和潛在的就業風險。

因此，流動人口轉移就業風險可以界定為，其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活動的過程以及在就業過程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表現為其就業收益的損失以及成本的增加。

二 數據來源與收集

本研究運用同一地區不同戶籍的流動人口數據，研究流動人口轉移就業風險問題并解釋現實的人口流動現象。調查數據來自東莞市，調查由華南師范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設計并與東莞市人力資源局聯合進行。此次調查涉及該市28個鎮的94家企業，共收回原始問卷2949份，有效問卷2723份，問卷有效率為94.24%。

三 建立流動人口轉移就業風險防范指標體系

風險變量主要由虛擬變量與被調查對象個人的主觀評價變量構成。利用主觀評價變量，主要考慮轉移就業風險是流動人口對客觀存在的風險因素的主觀認識，相對于政府部門和企業來說，流動人口是轉移就業風險的主要承受者，其對風險的評價具有理所當然的代表性。

本文以流動人口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多少來代表就業風險的大小，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越多，說明流動人口的轉移就業風險越大，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等于來東莞工作后轉換工作的次數除以在東莞工作的年限。

本文將因變量“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分為五個等級，由數字0～4表示，具體說明如表1。例如，被調查對象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小于或等于0.2次時，則賦值為0，表示被調查對象五年之內沒有轉換過工作，說明就業風險非常低。

本文結合已有理論研究與實際問卷調查，從失業風險、政策風險、收入風險、健康風險以及侵權風險五個層面選擇不同的向量集，衡量對流動人口轉移就業風險的影響效果的大小，其中，每個向量包括兩到三個子向量，具體參考表2。

四 流動人口就業風險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選擇排序log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實證結果見表3。

從回歸結果中可見，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全部樣本流動人口的個人特征對“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的影響作用顯著。性別對“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的影響是正向顯著說明男性轉換工作的次數高于女性，由于男性比女性的忍耐度低，而且對枯燥的流水線工作更加沒有耐性，所以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婚姻狀況對“年平均轉換工作次數”的影響負向顯著，說明已婚者轉換工作的次數低于未婚者，因為已婚者如果要轉換工作，則會面臨與配偶分開的可能性，而且已婚者有家庭觀念，需要支持家庭的生活，不會輕易轉換工作。所以，男性流動人口和未婚的流動人口相對來說面臨的就業風險更加突出。

“失業風險”向量方面，“目前工作崗位”指標的影響是不顯著的，這個結果較出人意料，因為工作崗位的級別越高則風險的承受能力越高，普工的風險承受能力是最差的，這可能與本文所選取數據的局限性有一定的關系；“從事該行業時間”指標的影響是顯著的，說明從事該行業的時間越長，對該行業的了解程度越高，對該行業的工作流程更加熟悉，所在工廠對這類員工的依賴度越高，面臨的就業風險就越低。

“政策風險”向量方面，良好的政策環境能有效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降低其尋找工作的信息成本與創業成本，從制度層面上降低農民工的轉移就業風險。“是否接受過政府組織的培訓”指標的影響不顯著，政府組織的培訓不能對流動人口降低或者規避就業風險起到一定作用，說明政府在為流動人口就業提供的政策支持方面還沒有做到位；“企業對資格證書的態度”指標的影響是負向顯著的，企業對職業資格證書越是重視，說明流動人口中持有資格證書人員的職業技能確實是企業所希望得到的，所以流動人口取得的職業資格證書使其抵御風險的能力增加。

收入水平和生活費用高低是流動人口群體共同認為面臨的首要風險。“收入風險”向量方面、“升職空間如何”指標的影響不顯著，流動人口中就業的勞動者大部分從事的是普通崗位，而且在被調查的企業中，經過統計往往管理崗位、高級技術崗位等核心崗位80%是由本地戶籍人口擔任的，外來流動人口升職的機會幾乎沒有，所以該指標對于流動人口就業風險沒有顯著性影響；“目前每月工資”指標的影響是負向顯著的，流動人口選擇外出就業，首要目的就是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狀況，所以收入是其關注的主要指標，從分析結果中也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月收入與年平均就業轉換次數是成反比關系的，即月收入越高，年平均就業工作轉換次數就越低，相應就業風險就越低。

“健康風險”向量方面、“每周工作時長”指標的影響正向顯著，一般情況下工人的每周工作時長為40小時，如果超過40小時則要支付相應的加班費用，但是在東莞的實際調查中發現，87%被調查的對象都有加班的經歷，而且只有加班才能賺到更多的工資，但是通過計量分析得出結果，加班雖然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資，但是每周工作時間的多少對于流動人口的轉換工作次數是成正比的，每周的工作時間越長表示其工作辛苦指數越高，所以轉換工作的次數越多，導致就業風險越高；“是否受過工傷”指標的影響不顯著。

侵權風險變量方面，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經歷會阻礙人口的轉移就業進程。“簽訂勞動合同”指標的影響是負向顯著的，即簽訂勞動合同降低流動人口的就業風險，雖然簽訂勞動合同并不意味著農民工的權益就一定能夠得到保障，但簽訂勞動合同后流動人口與雇主之間就形成了正式的勞動關系，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受到雇主侵害的可能性相對會降低；“單位有否購買保險”指標的影響顯著，單位為員工購買社會保險，可以降低流動人口的就業風險。流動人口中大部分人沒有維權意識，但是隨著近年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政策與勞動法規宣傳力度的加大，流動人口開始關注起自身的權益保護。

參考文獻

［1］陳天惠、劉盛和.我國人口流動研究綜述［J］.安徽農業科學，2009（30）

［2］諶新民、吳森富.流動人口的結果特征與影響因素研究――以廣東省為例［J］.中國人口科學，2003（1）

［3］段小梅.人口流動模型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研究［J］.農村經濟，2003（3）

流動人口分析范文6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縣外出打工的女青年呈逐年增多趨勢,因各種原因造成未婚妊娠又未及時人工流產,導致中期妊娠引產的情況時有發生。然而,中期妊娠引產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可能帶給未婚女性生理及心理雙重損害,成為影響其生殖健康的危害因素。為了解我縣未婚流動人口中期妊娠引產狀況及影響因素,以采取針對性措施,減低中期妊娠引產率,特開展了本次調查。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2006～2008年度,在縣計劃生育服務站實施中期妊娠引產的、未婚外出打工女青年75人。

1.2方法查看縣計劃生育服務站的門診、住院病歷,統計分析未婚女青年中期妊娠引產的情況;縣、鄉、村計劃生育專職工作人員開展追蹤走訪、調查,并直接找中期引產對象進行問券調查,收集整理基層上報的調查資料。

1.3內容了解未婚流動人口中期妊娠引產對象的一般情況、性生活狀況、避孕情況、人工流產以及生殖健康知識的認知狀況。

2結果

2.1一般情況本次調查未婚外出打工女青年因意外懷孕導致中期妊娠引產的對象75人,平均年齡22.8歲;從事服務業34人(45.33%),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41人(54.67%);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7人(9.33%),初中59人(78.67%),高中9人(0.12%);外出打工時間1.5～4.8年。

2.2婚前、避孕和人工流產情況調查75名未婚中期妊娠引產對象中,年齡20歲以下的有53人(70.67%),最小16歲;其中有46人(61.33%)采取過1種以上避孕措施;有41人(54.67%)至少做過1次人工流產,人工流產次數為1次、2次、3次及3次以上的分別為28人(68.29%),8人(0.20%),3人(0.04%),2人(0.03%);未婚女青年實施人工流產的地點,因怕別人知道,怕受處罰,65%的人選擇私人診所,僅小部分選擇了正規醫院或計生服務機構;大部分人工流產對象,因工作、社會、經濟原因,不得不在短暫休息后即投入工作,無法得到應有的休息和營養,對身體造成了一定危害。

2.3導致中期妊娠引產的原因一是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未婚女青年從邊遠落后的少數民族山村到經濟發達的城市打工,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與“男朋友”相處,經不起誘惑,隨意發生性關系,意外懷孕后,隨意采取人流(藥流),她們文化程度不高,認同婚前,沒有將人工流產對自身的傷害放在心上。二是無避孕措施的。大部分對象初次都無避孕措施,部分對象有過人工流產的教訓后采取過避孕措施,但以使用為主,且使用方法不對,有的是中途使用;有的是“不安全期”才使用;有的使用劣質等,根本未達到避孕效果。三是缺乏基本的生殖健康知識。女青年在鄉村中小學未接受過青春期知識教育,外出打工也未參加過“五期教育”培訓班,因此,發生了,懷孕了自己不知道,或因工作性質、經濟原因未能及時到醫院檢查,超過了人工(藥物)流產的時機。四是法律、計劃生育政策因素。一方面,未達到國家《婚姻法》規定的婚齡,有了對象也不允許結婚、生育;另一方面,男女雙方因自身、家庭、社會等原因,沒有結婚、生育條件,意外妊娠后只有采取引產補救措施。

3討論

中期妊娠人工流產是指在妊娠13～24周以內,因疾病、計劃生育以及考慮優生等原因,采用人工方法終止妊娠。隨著妊娠月份增加,胎兒逐漸長大,骨骼形成,骨質逐漸變硬,子宮柔軟充血,終止妊娠的難度和危險性增加[1]。尤其對未婚女青年的損害更為嚴重,有的導致終身不育[2]。各級計劃生育部門應采取措施,盡最大可能減少中期妊娠引產。

3.1加強生殖健康知識的教育生殖健康教育是預防或降低未婚女性人工流產(中期妊娠引產)發生的首要措施,要降低未婚女性流動人口的人工流產率,必須提高其計劃生育、生殖保健知識的認知水平。一是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性與生殖健康教育,幫助男女青年建立安全的、賦有責任感的,從而為其終身的生殖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礎[3]。二是人口計生部門應針對未婚流動人口,編寫簡單實用的生殖健康教育資料,進行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幫助未婚流動人口認識婚前和人工流產的危害,掌握有關的避孕知識提高其自我保健的意識和能力,從而有效減低未婚女性流動人口的人工流產(中期妊娠引產)率,提高生殖健康水平。

3.2提高安全有效的生殖健康服務人口計生部門和有關單位應為未婚流動人口提供切實可行的、現實的生殖健康服務。一是了解未婚女青年婚戀情況,及時掌握她們的生殖健康狀況,及時發現意外妊娠,及時采取補救措施,避免中期妊娠情況的發生;二是建立健全流動人口信息管理平臺,加強流入、流出地信息溝通,免費提供計劃生育服務,幫助婚戀對象及時辦理婚姻登記,減少非婚妊娠;三是免費發放避孕藥具,指導正確使用方法,發揮避孕藥具在控制意外妊娠中的作用;四是規范醫療市場,取締非法診所,減免流動人口人工流產費用,提供必要的流產后保健服務,減低不安全人工流產的發生[4]。

參考文獻

[1]王世,鑫主編.《計劃生育技術》(第二版)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12:228

[2]肖碧蓮.流產與緊急避孕,生殖醫學雜志,1999,8: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