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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基本方法范文1

摘要：近年來，為了解決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住房供應結構不合理、住房價格上漲過快、房地產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等問題，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調控政策從立法性質來說，均是法律層次較低的規范性文件，但對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本文從經濟法宏觀調控的基本概念出發，分析了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與措施。

關鍵詞：宏觀調控；整體性；間接性

一、經濟法視角下的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

（一）宏觀調控的概念與特征

宏觀調控的實質，實際上是政府針對市場情況，以特定的經濟、法律或者行政手段，以協助市場客服缺陷和市場調整的失靈為目的，以調整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平衡為手段，對經濟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的行為，行為的結果必然是為了追求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實現社會穩定、持續增長的最終目標。

從經濟法的角度看，宏觀調控具有整體性（即宏觀性）、間接性的特點。其中，宏觀調控的對象具有整體性的特征，它關注國民經濟總體活動、經濟的宏觀結構，注重對社會經濟總量進行調節。具體來說，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發展穩定、促進就業和經濟結構協調，作用范圍涉及社會經濟全局。

間接性是指宏觀調控不是通過直接手段而是間接手段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政府等監管部門不會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個別經濟活動。間接手段主要是指能夠影響社會經濟總量的杠桿工具，包括財政手段、稅收手段、金融手段等財政經濟政策。國家直接作用于杠桿的此端，力量傳遞到杠桿的彼端，影響和帶動社會眾多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

（二）政府在房地產市場調控中的職能定位

依據市場經濟的理念，市場實際是范對國家的管制的，而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拋開結果，其實質是加強了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干涉，最終實現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和管制。經濟社會發展到現在，國家已經作為重大影響的經濟實體存在在市場經濟中，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國家獨立與市場之外。這就決定了國家權力的運用必然會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因為國家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和權力，而如何有效的規范國家行為，讓國家和市場在法制規范中有效運行，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當前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房地產宏觀調控上，國家應當恪守經濟法基本精神，更多地對市場進行引導和促進，而不是限制和剝奪。在對房地產市場調整中，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為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創造有序的的環境。

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原則與措施

（一）整體性原則

做為社會整體利益來看，以下特征是必須具備的：首先，社會整體利益的收益對象必須具備非特定性，不能是某個指定的個體。其次，在利益設定上，不會排斥涵蓋整個社會的商業目的，更不會排斥促進公共利益的各種群體利益，但是設定上不能是基于個別主體的商業目的而設定。第三，公共利益不以個體為意志為轉移實現，而必須通過特定的法定程序來實現。經濟法基本原則要求宏觀調控要著眼于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總體運行，影響對象的范圍是社會經濟全局，其作用方式比一般的法律更抽象。政府在調控目標的制定和調控對象的選擇上，必須將穩定房價，規范房地產市場運行，維護公眾利益作為調控目的，以整個房地產行業作為調控對象。

（二）間接性原則

宏觀調控法的調整方法是一種間接調整的方法，這是由宏觀調控的性質決定的。政府對房地產宏觀調控是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政府通過計劃、財政、金融、稅收、物價等方面的法律化的政策作用于市場，而后者通過市場引導經濟主體的交易活動符合宏觀經濟政策的要求。

我國對房地產行業和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向來具有較強的政策性，這些政策對宏觀調控法的制定有很大的指導作用，而經濟法恰好是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法律化，在法律框架下的宏觀調控有利于依法貫徹落實。反過來，宏觀調控政策又為制定經濟法的具體條款進行了有效嘗試。

（三）經濟法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措施

在房地產領域，經濟法是最為重要的法律部門，原因在于，宏觀調控對經濟運行的調整，主要是通過行政、經濟、法律三種，這三種均為間接手段，行政和經濟的性質決定了這類手段不能在法律框架之外運行，那就決定了所有的宏觀調整的認可和保護必須通過相應的法制。關于房地產調控的國家宏觀經濟決策、法律及各類施行措施組成統一整體，借助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決策手段對市場進行規范與調整，實現國家房地產調控目標。

比較以上三種手段，決策手段主要包括貨幣、財政、土地、投資等方面的決策，反映了房地產市場的短期調控要求；房地產經濟手段以房地產決策為導向，包括經濟法律、行政法律等；行政手段主要包括許可、審批、監察行政行為。這三種調控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影響。其中，法律手段是調整房地產宏觀調控關系過程中最規范、最主要的手段。

三、結語

嚴格來說，房地產調控政策是國家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而出臺的引導意見，區別于權力機構依據《憲法》和《立法法》而為的立法行為。無論是作為行政管理立法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還是保護民事權利的實體立法《物權法》，均沒有關于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內容。雖然這些這些措施對房地產的調控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但是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我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態勢。

政府在房地產調控過程中，必須防止調控行為與措施過度政策化，回歸經濟法宏觀調控的本位，堅持宏觀調控法的基本原則，明確政府在房地產調控中的職責，完善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立法。（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參見徐孟洲：《耦合經濟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8 頁—209 頁。

[2]參見聶飛舟：《我國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經濟法反思》，載于《中國房地產》，2009年10月，總第346期。

[3]參見黃珊珊：《經濟法視野下的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問題》，載于《法制與社會》，2012年3月（上）。

宏觀調控的基本方法范文2

論文關鍵詞：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理論問題，社會管理

一、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內涵

“宏觀調控”又稱“宏觀經濟調控”，最初使用于經濟管理語境，我國宏觀調控結合了宏觀調節與控制兩個含義，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逐漸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管理的主要形式。

由經濟領域產生出來的含義及其相關形式能否自然地移植到社會領域，以形成“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含義及其形式?基于理論與實際的分析，同時類比于宏觀經濟調控，我們嘗試性地給出一個描述式定義：所謂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系指社會管理主體以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為目的，為預防和控制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因素出現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社會、行政、經濟、法律、道義等相機管理行為。

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外延

從理論上看，社會發展的內容隨著社會發展內涵的演變而演變，有時代性；同時也由于理論的不同，有不同的分類方法。當前社會發展宏觀調控范圍，是從管理工作層面和解決社會問題層面進行劃分的。社會發展的核心是人的發展，按照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生存、發展和安全是三個遞進的層面。每個層面按照社會管理工作的需要又包含若干社會領域的行業。生存層面上，是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部環境條件以及特殊人群基本保障的領域和部門，包括人口與計劃生育、衛生、民政、社會保障、就業、環境保護、弱勢群體保護；發展層面上，是為經濟發展提供精神支持、人力保障以及提高生活質量的領域和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新聞出版、文物）、體育；安全層面上，是為維護基本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領域和部門，包括公安、司法、檢察等。

從實踐上看，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范圍也即調控客體主要包括：

人口與計劃生育。人口是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敗，人口數量、人口結構與人口質量，始終是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和可持續發展重大戰略的重大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問題。

醫療衛生。從國際管理經驗看，在醫療方面，公共政策的重點是關注基本醫療體制建設，公共衛生方面的重點則是疾病預防控制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民政和社區。家庭與社會和國家之間，最重要的聯系環節是“社區”，社區建設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近年來，社區建設經歷了一個人們從不熟悉到熟悉、從一般重視到高度重視、從點到面全面鋪開的過程。

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由政府實施的公共福利事業，基本內容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權。國際經驗表明，通過實施社會保障，可以縮小社會成員貧富差距，防止社會成員陷入貧困，構筑社會公共安全網。

就業。妥善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對于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環境保護。近代工業革命使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發生巨大變化。人類活動正在改變地球的生態系統，環境問題也逐漸從地區性問題發展成波及世界各國的全球性問題。

婦女兒童、殘疾人、老年人保護。社會中婦女、兒童、殘疾人、老年人等脆弱群體，在社會中的地位與生活狀態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之一。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是各級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的責任，需要通過社會發展領域各行業的發展規劃，落實對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加強未成年人保護，推進殘疾人參與社會生活，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教育。教育是培育人力資源的基本手段，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體系、教育規模和教育水平對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根據國外經濟學家的測算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2--33%。

文化。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可以創造生產力、提高競爭力、增強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關立國之本、治國之道、興國之路。依據功能定位，文化領域可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體育。包括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體育不僅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綜合素質，體育產業也正日漸成為國民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競技體育還是一個國家總體實力的象征。

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等。社會發展的第三層面是維持基本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等社會穩定機制的建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范同或者外延不是靜態的認定。當社會發展實踐表明，一些原本并不重要或被人忽視的領域日益成為重要的或必須加以調控的領域時，宏觀調控部門應將其納入到調控范圍內。動態地跟蹤和掌控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并適時加以必要的調控，本身也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題中應有之意。

三、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體系

（一）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

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之所以在社會發展宏觀調控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是由其所具備的功能所決定的。主要體現為：

它是各項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行動綱領－－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活動十分廣泛，每個社會活動領域都有自身的管理問題。要把分散的各個具體的社會管理行動統一協調起來，必須上升到戰略規劃層面，這就使得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必然具有社會管理行動綱領的功能。

它是采取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措施的重要依據－－各項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手段措施如社會計劃、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等的提出和實施都是為了穩定社會，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所有這些手段措施提出的依據，可能多種多樣，但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是其十分重要的依據。只有通過周密的戰略部署，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手段措施才能有條不紊、各司其職。

它是政府社會管理行動的公開宣言－－當今世界，當人們越來越重視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和關心社會發展問題的時候，通過制定一項周密的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可以起到面向大眾和國際國內展示社會發展成就，表明政府推進社會發展的意圖和政策，鼓勵社會各界從事并參與社會發展活動的積極作用。

隨著人們對社會發展與社會管理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強化，定期制定并執行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將會成為整個國家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

按照管理理論，構成發展戰略的基本要素有指導思想、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階段、戰略布局和戰略措施等六個要素：

1.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

通常體現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協調和適應、把社會活動的社會效益發揮放在第一位。上世紀90年代原國家計委社會發展司曾經組織草擬了《1996－2010年全國社會發展綱要》（未正式），提出了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即堅持以提高民族素質為中心，堅持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堅持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同時并進，堅持以深化改革和開放促進社會發展，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逐步增加對社會發展的投入。

2.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

一般應包括：主要社會活動的重要目標、上述所選目標的定量、戰略總目標與戰略分目標的關系。

3.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

戰略重點的選擇標準包括發展過程中遇到重大障礙的環節、發展帶動作用明顯的領域和全國關注的社會活動等。方法上一般對社會活動各個行業做出序列劃分，然后確定重點，但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做出選擇，沒有不變的重點或永恒的標準。

4.社會發展的戰略階段

戰略考慮的是較長時期的發展問題，因此要有時間上的考慮與安排。社會發展只有經過分階段的設想及安排，才能保證戰略目標的最終實現。分階段的意義，就在于它實際上就是發展戰略的落實和實施過程。根據我國國情，在15年內的全國社會發展綱要中實際上就有“九五”、“十五”、“十一五”三個計劃時期。但在實際社會管理工作中，依據近細遠粗的慣例，采取的是滾動式計劃方法。

5.社會發展的戰略布局

戰略在空間上需要有規劃布局安排。這一方面是因為空間布局是始終客觀存在的事實，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而區域之間差異較大的大國。由于歷史積淀下來的原因，客觀上形成了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部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態。如果沒有不同空間發展的戰略部署和安排，將會從根本上和在長期內擴大區域之間不同的發展差異，并引發深層次矛盾與沖突。

6.社會發展的戰略措施

戰略措施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依據長期的戰略設想而持之以恒的政策手段。在我國，實施長期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環境保護政策，既是社會政策的組成部分，更是國家戰略的基本措施。短期的宏觀調控因為要應付隨時發生的問題而伺機調整變動，但是宏觀調控所依循的基本措施，還是戰略與規劃所設定的基本之道、根本之策。

（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目標與手段

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特別是處于轉型時期，有效地運用以政府為主體的強有力的干預，將經濟發展的成果及時、公正地轉化為民眾共享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實現以提高人類自身素質和生活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和艱巨任務。

目前根據社會發展實際管理經驗，對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目標可有以下設定：

一是調控社會發展總體水平，使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在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通過必要的政策措施和合理分配國民收入用于社會發展的投入水平，保證各項社會事業以合理的速度和規模獲得同步的發展。

二是調控社會事業各行業的發展，使之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不能超越經濟承受能力，并且要成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要素和社會穩定的保障條件。

三是調控社會發展各行業之間的協調關系，使其增強內在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

四是調控社會發展中區域間的平衡發展和合理布局，使社會的發展更為公平和公正。社會發展宏觀調控中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社會發展規劃與計劃、社會資金投入、社會立法、社會政策、社會預測與監測、社會勸告等，由此也即構成了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

1、社會發展規劃與計劃

社會發展規劃與計劃是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的具體延伸，作為手段的規劃與計劃著重關注的是社會計劃及其管理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計劃是逐步從經濟計劃中獨立出來的，它一般以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為計劃對象，這個特點決定了社會計劃與經濟計劃有聯系也有區別。

所謂社會計劃體系，是指各種社會活動計劃所形成的有機整體。這些社會活動計劃從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劃分，但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計劃劃分是根據計劃期限分成年度、中期與長期計劃，以及根據管理行業分成人口、教育、文化、衛生等部門計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重視社會計劃尤其是專項規劃工作，相繼制定了針對特定社會問題的若干計劃。

目前我國社會計劃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選擇、確定和落實社會計劃指標，指標管理成為社會計劃管理的主要內容。一般說來，社會計劃指標分為數量指標和質量指標、實物指標和價值指標、指令性指標和指導性指標、核算指標和考核指標等，由這些指標形成社會計劃指標體系。

2、社會資金投入

所謂社會資金投入，是指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對社會活動的人力及物質投入和支付。從管理上講，它分成社會事業經常性經費開支和社會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兩個方面。社會資金投入中的建設投入部分最終形成社會資產，即各種社會設施和設備。社會資金與資產的性質比較復雜，可以從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消費性與非消費性、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福利性與非福利性等多重屬性來加以理解。

目前，如何建立積極、穩定、有效的資金籌集和保障機制，是社會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產品與服務特性及其對籌資機制的要求，為社會事業籌資機制選擇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以此為基礎，我們要努力構造形成保障社會事業全面健康持續發展的籌資機制；形成使社會事業總體發展以及薄弱環節都能夠獲得又好又快發展機會的籌資機制；形成普遍性、大眾性社會服務和特殊性、個性化社會服務均能獲得發展的籌資機制；形成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自愿組織共同參與、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的籌資機制；形成政府政策措施到位、市場體系及功能完善的籌資機制；形成不同籌資渠道和方式有效分工與組合的籌資機制。

如何用好、用活來之不易的社會資金，也是重要的改革內容。過去僅僅將社會資金作為非生產性（純消費）、純公益性、純福利性投入，存在片面性。根據國際經驗，社會資金的使用完全可以兼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完全可以獲得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的統一，因此要積極探索社會資金使用的創新機制。

3、社會立法

社會立法最初是指保護處于經濟劣勢狀況下的群體生活安全所進行的社會安全立法，如救貧法、社會救助法、社會保險法、工會法、工廠法等，主要著眼于解決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以后逐步發展，將預防社會問題的立法也包括在社會立法范圍內，如親屬法、婚姻法、優生保健法、環境衛生法、職業訓練法、居民住宅條例及其它一切有關社會福利的法律法規都歸入社會立法的范圍。這實際上擴大了社會立法的范圍，一般稱之為廣義的社會立法。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立法已經初具規模，對促進社會發展和保障社會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立法尚未形成完整體系，有些方面還不健全，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法律體系不健全，某些方面欠缺、甚至存在空白；某些方面的立法層次較低，影響了相關制度的建立和正常運行；某些法律的立法主旨比較陳舊，不僅影響了法律效力的發揮，也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4、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強調計劃管理，盡管存在一定形式的政策管理，但其作用十分有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政策管理日益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與計劃管理手段相比，社會政策是政府對社會活動更加靈活的干預形式。

社會政策管理行為表現在：政府及其代行機構（政策主體）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通過設定一定的社會發展目標（政策目標），并采取一系列干預措施（政策手段）來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所以說，政策主體、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構成了社會政策的三大要素。社會政策干預的對象是社會活動，它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對應，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現實中也存在著統一協調的基礎。一方面，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最重要保證是兩者主體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從具體目標來看，經濟政策目標和社會政策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都是為了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同時，兩者的管理對象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交叉現象，社會政策的干預會產生經濟政策效果，經濟政策的干預會產生社會政策的效果。在現實中完全可以利用這一特點來協調經濟政策手段和經濟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

5、社會監測與預測

社會監測是對近期社會發展過程中重大社會現象、突發社會事件、嚴重社會問題的跟蹤與評價，并依據監測結論做出政策建議。社會監測為社會預測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社會預測是指對未來社會現象、過程、事件的可能性的科學判斷，即專門研究和分析人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一旦發生變動時可能出現的行為和結果，并據以制定可供選擇的各種應付方案。

社會預測不是主觀臆測，而是以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為基礎，因此，制定的應付方案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可行性。由于社會監測與預測彼此并不能嚴格區分，所以在實際的社會發展宏觀調控行動中是相互重疊的。

社會監測與預測內容十分廣泛，現時主要集中在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問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目前常用的社會監測與預測方法有外推法、類推法、單位分析法、綜合分析法和交叉影響分析法等20幾種。

社會監測與預測的過程包括，分析大量的信息；分析監測與預測對象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確定監測與預測工作涉及范圍并選擇相應的方法；應用一系列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并盡可能采用現代化統計手段和技術設備來研究社會現象，探尋社會發展過程的規律，以便監測與預測社會現象的發生，并做出相應對策。

6、社會規勸

社會規勸一般是指調控主體利用輿論媒體和各種影響關系，對調控對象進行游說、勸誡、訓誡等等說服性活動。由于社會發展中利益多樣化產生出來的意識多樣性，使得以社會規勸方式進行調控越來越成為重要的調控方式和手段。

社會規勸在進行宏觀調控中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社會規勸本質上是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特別適合于對社會事件中的人群的管理。比起其他強迫性方法來，它可以從人的心理內部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第二，社會規勸體現的是對話及民主協商的精神，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管理主體通過開展對話和民主協商說服管理客體是常用的方式。第三，社會規勸也體現了在的過程中逐步凝練社會意識形成社會共識的目的。尤其當各個社會主體利益發生沖撞、各執一辭時，社會規勸可以發揮在基礎上形成社會基本共識的作用。

（三）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體制

所謂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體制，是指社會調控主體根據一定的調控目標，確保調控任務的完成而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總稱，包括確定的規章制度、行為規范以及設置的調控組織機構等等。體制的核心在決策和組織，從本質意義上說涉及兩對重大關系的明確及其調整：

其一，社會調控主體內部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社會調控主體按照調控職責分工而成決策、執行、咨詢主體，按照調控層次而成中央與地方兩個基本主體。實踐表明，內部關系分工不清、職責不明、關系緊張，均會對社會調控效果產生消極影響。

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是在一定的體制基礎上運行的。調控作為管理行動，與體制作為管理行動的載體是有所區別的。后者是基礎，前者是在基礎之上的派生。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是保障適宜的宏觀調控行動的前提，但是理論設定不等于現實。自從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之后，我國社會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轉型，由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部門面臨著的是雙重任務，一方面要對傳統的體制進行大膽的破舊立新，另一方面要時刻針對社會經濟活動出現的偏差進行適時調控。由于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采取的是漸進方式，因此新舊體制并存造成了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特殊困難。

宏觀調控的基本方法范文3

一、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地位

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地位，即產業結構調節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位置及其獨立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問題。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經濟法學者已注意到了產業結構調節法的作用，并將其歸入到宏觀調控法體系之中，但卻未作為宏觀調控法的基本法。筆者以為，對產業結構調節法的正確定位，既關系到對該法本身的功能和作用的正確認識，更關系到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法體系的正確認識。而產業結構調節法定位于宏觀調控基本法，則是由于我國經濟與法律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

法律作為記載和反映社會經濟關系的特定形式，與其產生的經濟原因互為因果。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所產生的法律要求即對法律體系的影響是大不相同的。從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看，曾經存在過兩種極端的經濟發展模式，即所謂的市場機制和命令經濟。前者是由單個消費者和企業通過市場相互發生作用，以決定經濟組織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這三個中心問題的經濟組織模式；后者則是其資源的分配由政府決定，命令個人和企業按照國家經濟計劃行事的制度。[2]與這兩種經濟發展模式相適應，產生了兩種資源配置的法律形式：一種是資源占有者依據自己對市場的判斷而決定資源的利用和交換，此時的法律表現為保證資源占有者自由利用和交換的規則即民商法，它主要是保護市場主體對資源配置的個別意志；另一種是由國家設定資源配置的框架，決定資源的流向和利用方式，此時的法律表現為以命令和服從為特征的計劃法體系，它體現的是國家對資源配置的一般意志。實踐證明，這兩種法律形式都存在缺陷：傳統的民商法無力治愈“市場失靈”，無法解決效率與公平、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不能促進經濟的協調發展；而傳統的計劃法則忽視和排斥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作用，嚴格地限制公民和法人的經濟行為，也不能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因此，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中，都面臨著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調節機制的選擇與法律制度的設置問題，于是才產生了政府的經濟調控行為，產生了經濟法這一新的法律部門。然而，不同國家對經濟體制的選擇及其法律制度的重點卻是不同的。一般而言，西方國家在其市場經濟較為充分發展的情況下選擇了“混合機制”，即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以及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法和經濟法雙重調節體制。[3]在這種體制下，私有制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指令發生作用，政府的作用則通過調節性的命令和財政刺激得以實現。[4]選擇這種體制的結果是各國加強了政府干預經濟職能的立法，“政府在憲法上的權力被廣泛地加以解釋并被用來‘維護公共利益”和“監察’經濟制度。”[5]與之相反的是，在過去以計劃經濟體制著稱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要發展市場經濟，要運用市場調節機制改革舊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改革的重點在于改變過去那種將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延伸至公民和法人的微觀經濟活動領域的政府經濟行為，改變資源占有者的意志被行政命令所剝奪的局面。這種改革要求必須承認資源市場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承認價值規律，其結果是強化民商法的建設，對政府的經濟職能重新定位，使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不再是無處不在，以法律形式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改善政府的經濟職能。

從以上經濟法產生的原因以及不同經濟體制國家經濟立法的特點和宏觀調控法律手段的分析不難看出：雖然世界各國的經濟法均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均要實現調控和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目標，但不同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卻是大相徑庭的。即使是在經濟發展模式大致相同的國家，也會因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差別而產生不同的宏觀調控法體系。正如我們所熟知的：法國以計劃法作為宏觀調控的基本法律手段，德國以經濟穩定和增長法為核心，日本則以企業和地區振興法為主要法律措施，并且各國均圍繞宏觀調控基本法，建立了相對完備的宏觀調控法體系。而在中國，則應建立以產業結構調節法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法體系。

所謂宏觀調控，一般是指政府為實現宏觀（總量）平衡，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增長，而對貨幣收支總量、財政收支總量和外匯收支總量的調節與控制。也有人將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納入宏觀調控的范圍。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穩定增長，重大經濟結構優化，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充分就業，公正的收入分配，國際收支平衡等。[6]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必須履行必要的經濟職能，諸如制定國民經濟長期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提供公共服務；進行維護市場秩序的監督和管理；直接參與某些經濟活動等。[7]在政府的經濟職能中，調節產業結構是其核心職能，即通過政府的經濟行為影響資源的配置，保證經濟的運行與發展趨于社會總體目標。產業結構調節的結果直接關系到一國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能，更是直接影響到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穩定增長以及就業、收入的公正分配乃至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所以，產業結構調節是政府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宏觀調控法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眾所周知，產生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前提是市場機制存在的缺陷。這些缺陷一般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都共同存在，而與該國的發展階段無關。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為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的經濟法的共性，可以找到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諸多共同法律手段。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展階段的因素又是不容忽視的。各國如何針對自己經濟發展階段的實際，選擇主要的或基本的宏觀調控手段，便成了十分現實的問題。在我國，發展市場經濟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市場不發育或發育不足，致使對于發展中國家有特殊意義的潛在比較優勢與結構效應靠市場的自身力量難以在短期內發揮出來，本應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因為發育不足而無法正常地發揮作用，這便在客觀上要求政府承擔起創造條件促進市場發育的任務，即通過政府有效地組織、利用社會力量來超越某些發展階段，縮短超越過程。而政府創造條件的指向有三：即基礎設施建設、地區傾斜、部門傾斜。[8]政府“組織”與“利用”方式的核心則在于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利用價值規律，充分利用國際社會現存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在我國，結構與效益始終是困擾經濟健康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實現“兩個轉變”所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結構調整是前提，效益是結構優化的必然結果。因此，在我國相當長的時期內，結構矛盾的緩解，結構效應的發揮對于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具有特殊意義，它當然地成為了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最基本任務和最主要手段。我國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后所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出臺的各項產業政策也從實踐上證明了這一點。與之相適應，根據我國產業結構成長的特點，確立政府有效推動結構成長的措施，調整政府與企業在產業結構調節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產業結構調節法，當然地應該成為我國宏觀調控法體系中的基本法。

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法確應成為調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因為離開了計劃（尤其是指令性計劃），整個經濟將無法運行。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計劃法所存在的調整手段和調整對象單一、忽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計劃必須具有強制執行力等缺陷使其不能勝任宏觀調控基本法的重任，必須建立起以產業結構調節法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法體系。只有以產業結構調節法作為宏觀調控基本法，才能針對我國市場發育不足的矛盾，正確地運用各種宏觀調控手段，建立適應中國經濟發展要求的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實現宏觀調控的總體目標。

如上所述，我們將產業結構調節法定位于宏觀調控基本法，是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特征對法律的要求所決定的。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它具有與經濟體制發展密切聯系的特征，產業結構調節法也不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地位可能會因為我國經濟體制發展的要求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對基本宏觀調控手段的選擇而發生變化，但在現階段乃至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產業結構調節法作為宏觀調控法基本法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二、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宗旨

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宗旨，是指產業結構調節法所要達到的目標，它是產業結構調節的各項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礎。對于這一目標的正確認識，有助于加深對產業結構調節法的調整對象和特征的理解，有助于深入認識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它也是研究產業結構調節法所不可忽視的問題。

產業結構調節法是經濟法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立法宗旨當然應符合經濟法的整體目標，建立在經濟法的立法宗旨之上，或者說是經濟法立法宗旨的具體化。如果將經濟法的立法宗旨概括為：“通過協調運用各種調整手段來彌補傳統民商法調整的缺陷，以不斷解決個體的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兼顧效率與公平，從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保障基本人權，調控和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9]那么產業結構調節法的立法宗旨則應為：通過運用各種調整手段實現對產業結構的調節，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保證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經濟法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產物，其在西方產生之始即以彌補傳統民商法以及行政法在運用國家權力干預經濟生活方面的不足為己任。這一方面是彌補民商法在自由主義狀態下醫治市場失靈不力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彌補行政法為保障自由主義而過分強調對政府權力的約束的不足，從而廣泛地建立經濟管理機關并賦予它們以較寬的行政權和較大的裁量權，以保證政府經濟職能的順利實現。而在我國，由于市場經濟發育不足，民商法極不發達，行政法也因其計劃體制下行政命令的特殊性質而并不具備西方國家傳統行政法的真正意義。過去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和研究的經濟法，并非以運用國家權力調控和規制市場為己任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 因此，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建立真正的經濟法或新經濟法。這樣一個新經濟法要求改善和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正確認識政府行為與市場機制相互作用的基本規律，確立政府經濟行為的間接調控與計劃指導原則，以調控基本經濟結構、保障社會公平、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為基本目標。而調控經濟結構，促進資源合理配置，也正是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基本目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產業結構調節法的立法宗旨與經濟法的立法宗旨應該也必須是協調一致的。

產業結構調節法乃至整個經濟法的有效實施，必須依靠民商法、行政法的密切配合。簡言之，都必須有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正確認識。能使政府與市場在現實運行機制中產生某種互補性，是兩者耦合的直接目的，但這種互補并非自動實現的。政府行為與市場機制以什么方式耦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行為主體（政府機構）與市場行為主體（企業）的存在方式與行為方式，并且政府與市場的作用范圍也不是一勞永逸地劃分的。 因此，政府的力量在這種關系中處于相當主動的地位，法律對政府行為以及企業行為的調整與兩者作用的發揮意義重大，它所要實現的目標將直接關系到互補的成效。一般認為：從運作功能上講，市場機制的基本功能是配置資源，政府行為的基本功能是解決資源利用問題，資源是否充分利用的標志，主要是經濟運行的穩定與效率，以及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可見，在經濟運行與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主要處于資源配置的過程，這是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基本方面，而政府行為主要使經濟運行與發展趨于社會總體目標。產業結構調節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必須在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以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為首要目標。

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既然是政府與市場相互補充所要實現的經濟目標，也就必然要采用一定的運作形式，尤其是在確立政府行為主體與市場行為主體的存在方式與行為方式方面，要有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的最佳表現形式就是產業結構調節法。它正是通過規定各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確定政府行政經濟職能的基本原則和方式，體現政府對于市場機制的主動作用，體現政府對于克服市場機制缺陷的決心與意志。

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促進資源合理配置，還是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保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必要前提。資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是產業結構成長和充分發揮結構效應的必要條件。但在單純的市場機制下，社會經濟個體憑借自己對市場的價值判斷或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來配置資源，極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利用效率低下，繼而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因此，要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必須發揮政府在產業結構調節方面的主動性，采取各種間接調控手段和引導措施，促進結構優化，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為經濟運行的高效率奠定堅實的基礎。

產業結構調節法只有實現了在資源配置和利用過程中市場與政府互補的目標，促進資源合理配置，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其更深層次也就是經濟法的最終目標：保證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產業結構調節法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行為的主要法律依據，一方面是通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來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面則在調控過程中注意解決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兼顧公平與社會公共利益，調控和促進社會與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個體，都是以營利為目的、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中宋的。 由于其逐利行為可能給社會公共利益帶來不利影響，產業結構調節法在運用各種手段調整資源配置方式的過程中，還必須注意消除個體營利行為的不良影響，保護社會公益，以免各種非法的、不當的逐利行為給社會、國家和國民造成損害，以保證經濟法最高目標的實現。

三、產業結構調節法與其相關部門的關系

產業結構調節法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基本法律以及協調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手段，在我國相當長時期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往往被認為是產業政策，有時被視為是計劃法、基本建設投資法，甚至是企業法的內容。這種混淆，一方面是對產業結構調節法缺乏正確認識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影響到對這一法律規范群的研究。因此，必須理順這些關系。

（一）產業結構調節法與產業政策

所謂產業政策，一般是指關于一定時期內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同時規定各個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實現這些設想的政策和措施。產業政策一般包括在產業之間促進資源合理分配的政策一一產業結構政策，在產業內部促進組織結構合理化的政策一一產業組織政策，在產業中促進科技進步的政策一一產業技術政策以及財政、金融、進出口、勞動工資、企業整頓等政策。[10]從產業政策的概念及內容不難看出產業結構調節法與產業政策的下列關系。

產業結構調節法與產業政策都是旨在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措施。但它們卻是兩種不同的措施：

1.產業政策是以產業結構政策為核心的政府決策體系，其主要內容是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目標和措施。產業結構調節法是以產業結構調節關系為對象的法律規范體系，其主要內容是規定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及調控手段，體現為法律關系主體的具體權利義務。

2.產業政策通過具體規定實現其目標和設想的具體措施、具體的指標體系，以切實保證政策的實現。而產業結構調節法相對則較為抽象和概括，它是對產業結構調節的原則、調整方法和手段的規范化、制度化，具有法律的規范性和普遍適用性特征。可能會產生各行各業的產業政策，但不可能產生針對某一具體行業的產業結構調節法。

3.產業政策的時間性、靈活性更強。產業政策作為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一般而言，其實施的時期不宜過長，而在實施過程中發現問題及時修改的可能性也更大。而產業結構調節法作為規定產業政策原則和方法的制度體系，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其修改也必須經過法定程序。

（二）產業結構調節法與計劃法

計劃法通常表示兩種含義：其一是國家用計劃方法干預、組織、管理國民經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確定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在計劃管理體制中的地位，以及調整它們在編制、審批、執行、檢查和監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過程中所發生的計劃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第一種意義上的計劃法，主要是一些市場經濟國家為實現一定的計劃內容，由立法機關頒布的專門法律；第二種意義上的計劃法，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基本法律手段，其內容包括計劃法的目的、任務和基本原則，計劃指標體系，綜合平衡原則和方法，計劃管理體制，計劃編制、審批程序，計劃法律責任等。計劃法與產業結構調節法在立法對象以及立法目標方面存在著共同性，都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但兩者也存在著重大差別：

1.調整對象不同。計劃法的調整對象為計劃關系，其產生的基礎是計劃經濟，尤其是過去我國的那種忽視和排斥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作用，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延伸至公民和法人的微觀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而產業結構調節法的調整對象是產業結構設置關系，其產生的基礎是市場經濟，是國家運用宏觀調控手段配置資源的方式。

2.法律關系客體不同。計劃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單一的計劃行為。而產業結構調節法律關系的客體包括物、行為和與人身相聯系的精神財富或非物質財富。

3.調節手段不同。計劃法的調節手段主要是規定計劃體系、指標體系以及計劃程序。產業結構調節法的手段則相當多，有包括計劃手段在內的財政手段、金融手段、直接干預手段、政策手段、行政指導手段等多種形式，而且這些手段的運用是以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機制為前提的。

（三）產業結構調節法與投資法

投資法是關于調整國家、企業以及其他組織在投資過程中所發生的投資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產業結構調節必然會引起投資方向、投資規模的變化。 因此，產業結構調節法與投資法也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產業結構調節法對投資法具有指導作用，投資法與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協調也直接影響到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實施。它們的區別在于：

1.調整對象不同。投資法的調整對象是投資關系，主要是投資過程中所發生的管理關系、借貸合同關系和貨幣監督關系。而產業結構調節法的調整對象是產業結構設置關系，其調整對象的范圍遠比投資關系廣泛和復雜。

2.主體不同。投資法的主體為投資者與被投資者及其監督管理部門，其主體雙方都是不特定的。產業結構調節法的主體則是國家或政府與接受調控者，其一方當事人是恒定的，雙方不得變更，也不得選擇。

3.產業結構調節法從效力層次上看應該是投資法的上級法。為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資源配置的優化，國家和政府運用各種手段對于投資方向、投資結構、投資比例等投資關系進行調控，促使經濟向預定的方向發展，是政府促進產業結構演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這種對投資的調控又必須與其他宏觀調控手段相結合。因此，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對投資法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投資法必須依據產業結構調節法宋制定，并充分注意與產業結構調節法的配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四）產業結構調節法與企業法

企業法是調整企業組織形式、經營管理活動以及企業與國家關系的法律規范體系。產業結構調節法的基本內容可以說與企業息息相關。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需要通過企業加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直接關系到企業的活力、企業的規模結構、企業的組織結構、壟斷與競爭等一系列問題。企業既是市場活動的主體，也是組成產業結構的基礎單元，因而必須正確處理企業法與產業結構調節法的關系。

1，企業法與產業結構調節法分屬于經濟法的兩個子系統，企業法屬于經濟主體法的范疇，產業結構調節法屬于宏觀調控法的范疇，其調整的對象、內容、客體、手段都有很大的差別。

2.產業結構調節法通過對產業發展及產業結構布局等的干預，促進或限制某些產業的發展，必然會對產業內部和企業組織結構產生影響，有時為實現產業調節的目的，國家也會直接對企業組織結構進行干預，加速產業結構的轉換，以優化產業結構。但是，國家產業結構調節法并不能直接取代企業法，它只是對不同產業的企業形式及組織結構提出原則要求，具體的企業組織制度、設置程序及條件、企業的具體權利義務都應由組織法加以規定。

3.產業結構調節法作為宏觀調控法必須注意處理與企業法的關系，將增強企業活力作為重點，克服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副作用。產業結構調節法的許多制度是通過扶持特殊行業或企業得以實現的，但扶持過度則可能產生這些行業或企業對政府的過分依賴，反而喪失了活力。因而，產業結構調節法的激勵機制，必須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前提下，以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為條件。這就需要企業法對企業的主體資格與權利義務予以明確規定，使企業獲得市場競爭的良好條件，從而充滿活力，能夠對政府采取的各種產業結構調節措施或激勵作用作出積極敏銳的反應。

    注釋：

[1] 參見呂忠梅：《產業結構調節法初探》，《法商研究》1994年第6期，第5-10頁。

宏觀調控的基本方法范文4

關鍵詞:固定資產投資管理投資計劃管理模式投資宏觀調控模式

一、投資計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及體制缺陷

我國現行的投資計劃管理模式可以概括為以項目管理為中心、以立項審批為手段、以控制年度投資規模為主要目標的管理體系。在實際操作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規模控制。每年由國家計劃部門制訂年度投資規模計劃,切塊分至國務院各部門(計劃單列企業集團)、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各部門、各地方再依此原則逐級向下安排計劃。二是分級審批。建設項目的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以及開工報告都必須經過計劃部門審批。建設項目按基建、技改分類由不同的部門審批管理,審批權限按項目生產規模的大小劃分。三是事后調整。在投資計劃被突破、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影響的情況下,一般采取清理壓縮在建項目和從嚴控制下年度投資規模、上收限額審批權限、停止審批新開工項目等急剎車調控手段。與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相比,現行投資計劃管理模式有一些重要改進，但總的看來,現行投資計劃管理模式還沒有擺脫傳統計劃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其特征和缺陷主要表現在:

首先,投資計劃管理模式的核心是定項目,是對項目和企業的直接管理和行政管理,是一種微觀管理,充其量是大微觀管理,而不是宏觀管理。這就導致了人們常說的宏觀管理的虛位,本應是著眼宏觀、調控總量,實則是著力微觀管理、虛置了總量調節。

其次,投資計劃管理模式的本質是直接控制、行政管理,取代了或代行了本應屬于企業和商業銀行的管理職能,造成了政府職能的錯位和越位。投資決策權力的錯位必然導致投資行為扭曲和投資決策責任的“真空”,這是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下的根本癥結所在。

其三,投資計劃管理模式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審批,本想強調集中,實則造成分散。面對每年數以萬計的建設項目,行政審批制只能采取一定程度的分權,實行兩級調控或多級調控。這一模式的長期實行形成了兩個令人憂慮的“機制”:一是為過審批關而故意低報項目概算,化整為零,分散審批,形成地區產業布局趨同機制;二是引來許多“釣魚項目’,形成倒逼機制。

其四,投資計劃管理模式對項目和資金的分配主要不是根據市場和效益的原則,而是根據平衡各地方各部門利益撒胡椒面和誰能跑就給誰的原則。這樣,很多不該批的項目批了,不該給錢的給了。這些項目往往冠以“重點”稱號,有國家的,省的,市的,縣的,還有各部門的,重點項目滿天飛,結果是重點不重,國家難以集中力量搞好少數真正的重點項目,資金的利用效率很低。

最后,投資計劃管理模式的主要調控方法是在出現問題時硬性清理壓縮在建項目和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這種調節方式簡單直接,見效較快,但負作用很大。“一刀切”的結果是良莠不分,使一些應該加快完工的項目無法完工,一些應該開工的項目無法開工,而一些應該停下的項

目由于有特殊關系或善于變通或自行其是也不一定就卡得住。

二、建立新的投資宏觀調控模式

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向,新的投資宏觀調控模式的總體思路是:遵循三個分開原則,建立雙向約束機制,實現五大轉變,形成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一)遵循三個分開原則是理順若干重大關系的基礎和前提。首先,要實行政企分開,政府不能錯位、越位,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投資決策,必須放棄項目審批,項目投資的責任、權利、風險完全由企業或項目法人承擔。其次,要把政府宏觀調控職能與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管理職能分開。應該盡快建立以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為核心,統分結合,分級管理的國有資產運營體系,并使之與各有關政府部門脫鉤,遵循法律法規和市場規律獨立運作。三是實行競爭性投資與公益性投資分開。凡競爭性投資領域,政府退出投資,全部由企業承擔;對于基礎設施和部分基礎產業等公益性投資項目,也應盡量鼓勵企業承擔;對必須由政府承擔的投資領域,由財政和政策性投融資機構籌措資金,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據事權分別承擔,量力而行,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集中力量抓好少數重點項目。這三大原則界定了政府在投資領域的職能定位,明確了各類投資主體的合理分工和投資范圍,確立了各類投資主體都要面向市場,平等競爭,實現責權利對稱的原則。

(二)建立雙向約束機制是克服投資建設領域三大頑癥的關鍵。

一方面,要加快和深化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擔風險,建立內部自我約束機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使商業銀行真正商業化,積極穩妥地發展證券市場,建立各類出資者的自我約束機制,從而強化由出資者對籌資者的外部約束。

(三)實現五大轉變,形成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一要實現由以項目管理為中心的微觀管理向以總量調控為中心的宏觀管理的轉變。宏觀調控部門要以宏觀管理為本位,著眼宏觀,致力于宏觀調節。二是實現以立項審批等行政手段為主的直接控制向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間接調控轉變。三是由以年度規模為主要調控目標向以在建規模為主要調控目標轉變,逐步過渡到放棄規模控制。放棄項目審批制后,資金總量調控成為調控投資總量的核心。四要實現由以增量調控為主向以存量、增量調控并重的轉變,盤活存量,優化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效益。五要實現以國有單位投資主體為主要調控對象向以全社會各類投資主體為調控對象的轉變,對全社會投資進行調控和引導。這五大轉變如能完成,就可基本形成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這樣,不僅可以解決長期困擾我國投資建設領域的三大痼疾,而且可以從根本上消除“大而全”、“小而全”現象,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1?《中國投資白皮書》(1994、1995、1996年),中國計劃出版社。

宏觀調控的基本方法范文5

一、宏觀調控

(一)何為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策略對國民經濟實行的調節與控制的過程，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經濟行政管理的職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運行總的經濟需求，所以宏觀調控的權利只能屬于國務院。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動態平衡。為了達到特定的目標,政府需要通過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制度來調節這種總的平衡。一旦市場因為供求關系失調等原因發生問題或者產生了混亂,政府就能夠通過出臺相關的專門針對該類問題的經濟政策來在宏觀上調節市場的運行,穩定經濟的發展趨勢，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均衡增長。

(二）為什么要宏觀調控。

1.市場不能夠調節所有的經濟領域。像槍支彈藥等武器,公共產品等涉及到國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領域就不能讓市場去按照市場的規律調節，而應該根據有關情形，由政府來調節。

2.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缺點，市場也會失靈。如：外部效應,公共產品，市場壟斷，不完全市場，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觀經濟運行不穩定等。

3.宏觀調控有利于幫助人們認識市場的弱點和缺陷。

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進而維持經濟穩定增長,最終使社會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三）宏觀調控的手段。宏觀調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種。分別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手段一般是通過經濟政策來實現。而行政手段一般通過政府的有關命令實現；法律手段則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宏觀調控，要將這三種手段綜合運用，要使這三種手段之間達到相互適應的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須要堅持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節方法,并以間接調節為主。直接調控一般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現，比較生硬而不緩和。而間接調控則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相應的經濟目標，一般會利用價值規律，并且順應了市場規律,更為緩和，更容易被受眾接受。直接調控可能見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決當前問題，但卻很有可能治標不治本,而間接調控恰好彌補了直接調控的缺點，盡管間接調控產生效果會慢一些，到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長遠來看，對解決問題更為有利。因此，要將這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運用，發揮出宏觀經濟調控的最大功能。

二、財政政策

(一)何為財政政策。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歷史背景下，為完成社會經濟穩定，促進公平和效率相協調的任務,通過稅收、公共支出等方法來分配社會財富，而制定的財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財政政策有階段性和相對穩定性,有導向,協調,穩定的功能。

(二）財政政策的分類。財政政策由于其分類標準的不同，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由于財政政策具有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財政政策劃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二是依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這樣就又可以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是根據財政政策發揮調節作用的地方不同，將財政政策劃分為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

(三）財政政策的應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選擇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就能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來拉動社會總需求,刺激消費,進而消費掉多出的社會產品。但如果當供小于求時,就可以使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債發行，減少投資需求和財政補貼等手段刺激生產,適當減少社會總需求，這樣就可以緩和社會總供給不足所造成的矛盾。當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可以搭配使用積極和消極這兩種財政政策，要增加財政補貼減少國債發行等政策刺激總需求增長。另外,還要抑制社會總需求,使二者逐漸趨于平衡。社會總供給小于社會總需求也可以同時使用這兩種戰略。通過縮減財政開支，縮減財政赤字,增發國債，減少居民消費補貼等方式來縮小社會總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會總供給的增加。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仍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三、貨幣政策

(一)何為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國家通過各種工具和方法來調節貨幣的總量和利率以實現某些特定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是國家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貨幣供應和貨幣流通管理的基本準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絕對的，要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經濟運行態勢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選擇。一般情況下，當經濟過熱，總需求又過于旺盛時,應該采用雙緊政策。在當市場疲軟,經濟過冷時，要采用雙松政策。在結構失調但是經濟又有一定熱度時，應采取緊貨幣，松財政的政策。在經濟下滑時，應采取松貨幣，緊財政的政策。

四、結語

宏觀調控的基本方法范文6

【摘要】土地管理作為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實現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相關問題，提出了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若干途徑供參考。

【關鍵詞】土地管理 宏觀調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開始，中央提出將土地政策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綱領性文件，明確要求國土部門利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對土地總量和利用結構進行干預，以加強對經濟總體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2006年8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轉折c，體現了中央決定通過土地閘門（又稱之為“地根”）實現對經濟調控、土地保護等多重目標，這是我國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宏觀調控措施的必然選擇，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重大戰略措施。今后，必須從站在實施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充分發揮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積極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從而實現對我國宏觀經濟進行重要的調控作用，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2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問題

2.1缺乏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

長期以來，我國在制定具體的土地管理政策時缺乏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主要是由于將土地管理作為國家或地方宏觀調控手段還處于摸索階段，既缺乏理論研究成果，又缺乏實際經驗。基于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要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功能，不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決市場經濟體制下土地市場混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土地違法現象、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還要求土地政策能夠從戰略層面上對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通過不同地區的土地政策來引導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及地方經濟轉型發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標相互博弈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加強耕地保護、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則一味地追求GDP第一，過于強調經濟增長，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標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體的土地利用政策時，存在著相互打架的現象。眾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動產，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著土地的監控權和審批權，而具體的土地使用權則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體土地利用過程中存在土地違法違規現象時，土地用途已經發生改變。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違法現象存在時間差，才導致地方政府一味地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領導個人政績而亂占濫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閘門”長期控制不緊而直接影響了國家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不完善

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30%要上繳中央財政，70%要留給地方政府專項用于耕地開發。但事實上這70%的有償使用費由于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機制不完善，在現實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專款專用”，實際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顯然不知情。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征收和出讓行為，可以獲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這種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對于中央的土地政策執行力度不夠到位，甚至“陽奉陰違”。因此，要使我國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發揮宏觀經濟調控作用，首先就必須要對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土地收益進行合理分配，同時也要更進一步地加強對土地收益分配的監督。

2.4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未發揮“龍頭”作用

從我國前三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的情況來看，各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發揮出規劃的“龍頭”作用，各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難以在實際中落實，使得規劃只是流于“手上畫畫、墻上掛掛”。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現行體制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約束力不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經過多方論證并由上級政府嚴格審核批準并實施的，從法律層面來說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約束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一旦審批通過，就必須嚴格執行，否則就是違法行為。而現實情況卻是現行的規劃大多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領導的意圖，一些領導一味地為了追求個人的政績而無視規劃的嚴肅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規劃在執行中權威不夠、約束力并不強，難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上下級銜接不夠，具體表現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礎工作不扎實，規劃編制采用的基礎數據不實和缺乏深入調查研究、評價反饋及論證等步驟，導致基礎數據不詳實、上下級溝通不暢、相互銜接不力，導致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作用并不能有效發揮出來。

3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途徑

3.1調整土地供給結構，優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實現土地管理積極有效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引導和調節宏觀經濟總體運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能否起到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給政策不同，則其所產生的激勵與約束作用也會有所差異，會導致土地利用主體、相關利益主體在土地開發利用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選擇結果，從而會直接影響土地資源利用及配置效率。運用土地供給政策實現參與宏觀經濟總體運行調控，就其本質而言，是以各級地方政府對土地供給總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預，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以及優化土地資源在不同地區、行業和部門之間的配置，進而實現對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3.2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統領”作用

目前，我國依然處于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市場機制自身還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僅僅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很難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因此客觀上要求中央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我國《土地管理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及其嚴肅性，根據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城鄉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區和控制不同用地類型的數量，從而達到從宏觀上來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布局、調控土地供應總量和結構以及有效保護與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級土地利用規劃參與區域宏觀調控的作用，繼續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堅持以供給引導需求的原則，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統領”作用；同時，嚴格執行實施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充分運用新一輪規劃參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嚴禁修改調整高標準基本農田保護示范區，對于確實需要修改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務必要從嚴審查、從嚴監督管理，確保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

3.3構建土地政策調控體系，強化其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政策、土地供給政策、土地市場政策、土地稅收政策、不動產登記政策等。今后，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能就要努力構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體系，加強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間、不同的土地政策與外部實施環境之間形成有效的配合與互動關系，尤其是要進一步強化土地資源、資產和資本“三位一體”的屬性，要充分地意識到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不僅是調控土地資源、土地資產，更是調控土地資本。同時，要進一步強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項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因此，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就必須要堅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步伐一致、協同推進。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加速轉型，如果完全采用發達國家或地區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難以有效完成現階段宏觀調控目標。因此，在現階段積極有效推進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完善、有效發揮調控功能的同時，要強化土地政策與貨幣、財政政策的協調與配合，這就要求未來土地宏觀調控政策要堅持國家一攬子宏觀調控政策統領，既要主動出擊、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又要能夠及時與其他政策協同一致；又要適時考慮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錯位”，只有如此真正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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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劍平，吳正紅.正確理解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J].中國土地，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