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祝克懿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作為“文藝風云書系”叢書中的一種出版,頗為高興。這不僅因為作者的這部由“話題敏感”而已“擱置”多年的書稿終于能夠問世了,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氣息,這就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因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個坐冷板凳的研究項目”的“文學”[1]也已開始被放在了一個其應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學界所審視和重視。作為曾經的導師,對該書稿的內容和其整個撰著過程中作者的種種艱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確有些話可說。   《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修改增訂而成的。書稿的實際寫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雖不敢斷言這是我國“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但至少是這類研究中最早的專著之一;而在“文學”語言和文學的交叉結合研究上則是一部開先河之作。“文學”是一種產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學藝術樣式,“”“樣板戲”是“文學”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著種種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學”中又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因此對“樣板戲”的研究在“文學”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文學”作為文學發展的一段特殊歷史,在整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實際上起著上勾下連的作用,現當代文學研究要有一個完整的面貌,“文學”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當事者的阻力,年輕人的隔閡和冷漠,自“”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末,還是少人問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學批評家發出了“‘’時期的文學研究幾乎還可以說是沒有展開”的感嘆,并對“這種狀況已引起文學界的深深憂慮”[1]。對“文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在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當不少學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發出了研究“文學”的呼吁,希望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學”,給“文學”以科學的評價成了不少學者的共識之后才開始起步的。本書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語言學博士生,正是出于對“文學”研究上“斷層”現象的擔憂,同時又深感“”“樣板戲”在語言上有著種種值得研究的獨特性,從而選擇了將“文學”中的“樣板戲”的語言風格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這一研究雖說僅僅是對“”“樣板戲”的并且只是從語言風格所進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學”研究剛起步,在總體上還十分薄弱的整個大背景上來看,那么應該說是具有前沿性、開拓性的。實際上這類研究由于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在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準備,而且確實也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因為就作者而言,實際上還面臨著一個博士論文能否通過評審和答辯的現實問題。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現在這早已不成什么問題,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精神和認真、踏實、嚴謹的作風而完成了這一課題。現在書稿能正式面世,能為“文學”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想在為之高興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倡導這種在科學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艱險的精神。   至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的本身,也是有著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顯的特點的。   第一,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從語言形式切入,以語言事實為依據來研究“”“樣板戲”,從而對之做出了客觀、科學的評價,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也是其主要的學術價值之所在。自20世紀90年代末“文學”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開始起步,這種研究實際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本書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以語言運用,主要是以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為主線對“”“樣板戲”進行研究這一課題的。采取的是“從語言事實出發,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結論說話”的態度。應該說這樣的角度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正確地得出結論,對科學地評價“樣板戲”是頗為有利的。事實上從整部書稿來看,作者確是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想法,其審視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語言形式特別是語言風格的本身,對其成敗得失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判。而這種分析、評判又決非是簡單化地對“樣板戲”語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分別論析。如,其中既有從“話語的審美價值”的角度出發對“樣板戲”話語的肯定,也有對“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對“樣板戲”話語“雄渾豪邁”、“壯麗肅穆”、“繁富豐厚”、“奇崛獨特”風格的肯定,同時又有對“豪放壯美有余,而柔婉優美不足”以及表現為對傳統戲曲話語“偏離”的種種“僵化雷同的模式話語”的深刻批評。這類對“樣板戲”話語的褒和貶、成和敗的評論、剖析可謂是貫穿于論著的全部。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分析、評判和所下的結論,確實都是建立在充實的語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規律來說話”,務求言之有據。可以說,從整體上看,《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語言形式特別是整體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解釋和評價是準確、科學的,而透過語言問題所涉及的對“樣板戲”的評論也是辯證和實事求是的。   第二,通過對“樣板戲”話語的多角度的剖析,還了“樣板戲”的歷史真實面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所進行的研究是一種多側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這種研究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注意將研究對象和思考的立場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歷史、文化條件中來進行的。論著通過考察歷史上后起的某些戲劇樣式對之前戲劇的傳承或取代的史實從而為“樣板戲”以現代戲面目的出現提供了理據性的解釋;對“樣板戲”話語賴以生成的特定話語環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對“樣板戲”形成的社會、思想基礎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對作為戲劇樣式有機組成的曲牌體和板腔體結構體式的探討則是種鋪墊,目的是為了證明“樣板戲”在結構體式上的繼承和創新。如果說上述的這些探討論述還只是語言風格研究的外圍準備的話,那么,對“樣板戲”的語言運用及其風格特點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寫、論析則是“樣板戲”語言研究的正體部分,而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是多角度、多側面的:其中有對“樣板戲”話語運用的總體原則的揭示,這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形式完全服從于內容的需要。又有對“樣板戲”各種表現風格的描寫和評論:其中既對“樣板戲”的“雄渾豪放”、“壯麗肅穆”、“繁富豐厚”的話語風格做了描寫和肯定,同時又對其中過度強化鏗鏘有力、雄渾豪放風格而違背和破壞了音律的和諧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評。既對“樣板戲”在詞語選擇、辭式運用上的某些創新之處予以好評,同時又對由于思想和語境的制約而造成的用詞、擇句、辭式上的缺少創新提出了批評。論著還在對“樣板戲”話語“偏離”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話語討論的基礎上分離出了其中的一種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并對其實質和危害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這種區分和批評是敏銳富有新意而深刻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正是通過上述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論析,使“樣板戲”以其真實的歷史面貌顯現在我們的面前。而書中有關“”“‘樣板戲’是打上時代烙印,負載了政治理念的現代戲,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一定審美品質的現代戲”的結論也因此而顯得立論有據,十分可信。#p#分頁標題#e#   第三,對“”“樣板戲”的基本語言風格特征做了準確、細致的描寫,從而填補了該領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之前,在我國語言風格研究的歷史上,“”“樣板戲”語言風格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書作者在對全部“”“樣板戲”所做的窮盡性統計和分析、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有關“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系統。在這個話語語言風格研究系統中,既包含有“樣板戲”話語的各類表現風格,也有“樣板戲”所體現的話語的特定的時代風格;既有對表現在“樣板戲”話語中的不同語體的交叉滲透的語體風格現象的關注,又有對因政論語體過度滲透所造成的不良語言風格問題的剖析;既有對“樣板戲”的整體風格的宏觀研究,也有對風格構成要素運用上成敗好壞論析的微觀研討;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論著在描寫揭示“樣板戲”的整個話語風格體系的同時,還對之做了深入的解釋,從而使得對“”“樣板戲”話語的風格體系的把握,是一種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對“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學的交叉性研究,因此這一研究在實際上不僅填補了“樣板戲”話語言風格研究的空白,同時也成了“樣板戲”乃至“文學”文學語言研究的先聲。   除上所說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樣板戲”話語的語言風格的研究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的出版,還有著其他一些意義。   首先,這一研究不僅為“”“樣板戲”的,同時進一步也為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幫助。雖然《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僅是從語言運用和所具的風格特點切入對“”“樣板戲”進行了研究,但正如辯證唯物主義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是內容和形式辯證的統一。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并隨著內容的發展而改變。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影響內容。”[2](P232)實際上“樣板戲”的語言表現形式的形成離不開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而“樣板戲”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又必須通過其語言形式才能體現出來,正由于內容形式上的這種辯證關系,使得對“樣板戲”的語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義之外,又可延伸開去,為更加全面、辯證地看待“樣板戲”并最終對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靠的語言運用的亦即是物質性的依據,有助于對其做出科學的評價。   其次,為語言學和文學的交叉研究進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由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從事的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并且這一研究在整體上看,其難度是較大的,就以“樣板戲”話語研究來說,不僅必須有著深厚的語言學的基礎和積累,同時又必須具有除語言學知識之外的對作為戲曲樣式結構體式的其他各種構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為如此,所以本書也和大多數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樣,個別章節還有進一步充實、完善的余地。   體現著探索精神的論著終于面世了,這固然值得高興,但對一個探索者來說,這應該又是新的探索和更為切實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發點,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

摘要：學術期刊誕生于學科建設需要，又反哺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為依托和支撐，呈現出三個層次的關系。首先，學術期刊基于學科而存在，學術期刊的誕生、發展和繁榮有賴于學科的支撐。其次，學術期刊面向學科建設，致力于傳播學科建設成果，培養學術人才，引領發展方向，拓寬學術交流渠道。最后，學術期刊回歸融合學科發展，與學科形成共同的關注，確立學科專業學術門檻，助力學科話語體系建構。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互融共生既是學科建設與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學術期刊發揮重要作用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學術期刊；學科建設；互融共生；政治學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1］。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臺，以其獨特的優勢和特點，在服務學科建設、傳播學科知識、引領學科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之間有著天然的紐帶關系。一方面，沒有學科的研究與進步，就沒有學術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學術期刊也反哺了學科建設和發展。二者是你決定我、我成就你，互為依托和支撐的關系。本文以中國政治學為觀察視角，透視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相互關系的三個層次，為二者關系的價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讀。

一、基于學科：學術期刊依托學科而生

“學科”本質上是知識上升為知識體系后根據某些共性特征劃分而成。學科的產生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形成了支撐本學科較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價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這些學科研究成果的展示、傳承以及學者之間的對話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載體和平臺，學術期刊由此應運而生。

（一）學術期刊誕生于學科需要

中國政治學學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開設的“政治學門”，但隨著中國政治的變遷，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也經歷了曲折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前，全國100多所大學中有40多所設立了政治學系。新中國成立不久，在蘇聯學科模式的影響下政治學被看作是“偽科學”，并于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一直處于缺席狀態。然而，歷史進程中的某個特殊時間點發生的重要事件會對之后的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2］。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學等學科要趕快“補課”，以及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政治學踏上了恢復和重建的新征程。為了加快學科恢復重建，作為政治學的專業學術理論刊物《政治學研究》于1985年創刊，隨后包括《中國行政管理》《國外政治學》等在內的其他政治學類刊物也相繼創刊。可以說，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加速了專業學術期刊的誕生。

[摘要]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出版行業因其特有的輿論導向功能，是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沿思想陣地。學術期刊作為開展學術討論和學術研究的平臺，不能因其內容的專業性而麻痹大意，忽視出版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意識形態問題。本文認為學術期刊的出版工作人員必須以大局意識、謹慎細致的工作態度、有效的鑒別方法把好意識形態關。同時，在媒體融合的新形勢下，要重視新媒體出版工作意識形態風險的防控。

[關鍵詞]學術期刊；意識形態；政治鑒別力

意識形態(Ideology)是指與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直接相聯的觀念、觀點、概念、思想、價值觀等要素的集合，其形成受思維能力、價值取向、環境、教育、宣傳等各種因素的影響。黨的報告中再次強調了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才能堅定四個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出版行業因其特有的輿論導向功能，是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沿思想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做好意識形態理性傳播是學術期刊出版行業的責任和使命。

一、學術期刊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

學術期刊不同于一般的大眾傳媒，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傳播載體，作為開展學術討論和學術研究的平臺，擔負著繁榮學術思想、促進學術創新的職責，推動學術研究為政府決策、咨詢提供智力支持。學術期刊的作者和讀者群有其特殊性，通常集中在某一專業領域。正因其特有的專業性，出版過程中編輯人員容易產生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麻痹大意思想，從而滋生意識形態風險。

1.學術研究中的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屬于政治范疇的或帶有政治性質的問題。具體到出版活動中，可以理解為是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否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否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基本問題的立場和觀點。我國《出版管理條例》規定：“出版事業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學術期刊屬于文化產品中高層次、專業化的出版物，是學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環節，其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發表學術創新成果，助推學術研究繁榮發展。創新就意味著大膽探索的學術精神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尤其人文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不是普遍認可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方法。每一種學術都有自己的歷史境遇，不同背景的學者在研究學術時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各自的意識傾向，各種學派、社會思潮話語都包含各種意識形態。因此，把學術期刊看作僅是單純切磋學術的平臺，是“不問政治”“價值中立”的純學術思想傳播，就會因為麻痹大意和底線思維缺失而忽視隱藏在學術“外衣”下的政治問題。

2.學術造假和學術腐敗現象的日益凸顯除了政治問題，另一個問題值得學術期刊高度重視，即學術領域的學術造假、學術腐敗現象。部分論文作者急功近利、東拼西湊、剽竊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獻、捏造數據等，既沒有創新思想與創新觀點，又不解決實際問題。更有甚者，為畢業或評職稱，花錢向中介機構購買論文。學術本為天下之公器，學術造假，不僅背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將影響主流意識形態理論的權威性，將學術研究引入歧途，進而阻礙社會進步。再則，如果學者在東拼西湊來的學術研究中滲透進西方意識形態思想的悖論，也將產生意識形態的風險。因此，學術期刊不僅肩負繁榮學術，推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的重任，更要強化意識形態的維護意識，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維護功能；要以“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這四個定位為基準，堅持正確的辦刊政治方向，堅決維護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權，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在倡導學術民主、包容多樣的同時，要堅定不移地以底線思維，牢牢把好意識形態關，嚴防在學術研究旗號的掩飾下，從事違背學術道德甚至違反法律的假學術行為。

【摘要】話語分析的發展經歷了萌芽與興起、發展與成型、繁榮與革新的早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形成了英美派系、福柯學派和批評話語學派三大派系。在我國的本土化歷程中，首先表現為概念的介紹和引進階段，而后研究多為話語分析實踐與應用，認為新時期話語分析的未來與展望將聚焦在計算機領域的網絡文本分析。

【關鍵詞】話語分析；起源；發展；本土化

一、話語分析的起源與發展

話語分析作為現如今常用的研究方法，并非一蹴而就的。梳理其歷程，發現其經過了早期的萌芽與興起階段，中期的發展與成型階段，后期的繁榮與革新階段。

（一）早期：萌芽與興起

話語分析發軔于語言學、文學理論、傳播學、符號學等人文科學，尤其受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1952年，結構主義語言學家Z.Harri發表了題為“DiscourseAnalysis”的論文，文章提出了DiscourseAnalysis這一概念，并將Discourse定義為“超越句子或小句子的語言”[1]。國內對Discourse的翻譯，還存在一些爭議和混用的情況，本文為便于敘述，將Discourse稱為“話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繼結構主義語言學界的Harris首先提出“話語分析”這一術語和“超句”這一概念之后，其他領域學者同樣對“超句和敘事結構的分析感興趣，T.F.Mitchell結合語境研究了對話的特點[2]，M.A.K.Halliday對語法的系統和結構進行分析，D.Hymes編輯了主要分析文本和談話結構的語言學論文集[3]。這一時期，話語分析處于剛剛萌芽的階段，只是作為一個新生的概念，被不同領域的少數學者關注，而遠沒有形成一門學科。

（二）中期：發展與成型

學術期刊在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整個鏈條中發揮著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傳手”，在同論文作者的學術互動中，經過欄目和選題的組織策劃、約稿組稿、編稿審移、評價推介等環節，實現論文作者的發稿需要，同時又通過期刊平臺的展示和推介，為學術界乃至社會提供優質學術產品需要，從而服務社會和促進學術發展。在學術期刊生態鏈中，如何更好地把學術期刊這種“二傳手”功能發揮出來，就要通過自己的一系列專業性活動，在滿足論文作者及社會“雙重需要”中提供“雙重供給”。但從目前的期刊學術生態系統中還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稱之為期刊發展“供給側”結構改革。

一、學術期刊有效供給的評價標準

學術期刊辦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閉的標準評價，而要看它在促進社會進步和學術發展中是否發揮了應有的功能，我國現階段辦好學術期刊應把握三個評價標準原則:

1．加強理論研究的指導性、主題性和規范性

黨的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有不同的知識建構需要，學術期刊自然要為各學科的建設提供平臺和交流媒介。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發展空間。”［1］學術研究的正確方向和使命擔當是學術發展和創新的根本條件及根本問題，只有對我國空前偉大的變革實踐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從中獲得自身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學術期刊可以從我國目前學術研究存在的傾向性問題出發，實現學術論文對西方理論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轉向自主體性研究，從解釋性研究取向轉向創造性研究，從單純知識性興趣研究取向轉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應該成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發表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這是由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所決定的，學術期刊不能為追求“學術性”和影響因子而淡化意識形態屬性。嚴把政治關是學術刊物自覺程度和創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標和評價依據。

2．堅持原創性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建構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社會科學研究長期停滯，在我國的社會科學許多研究領域已出空白和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補課和借鑒西方理論研究成果，因此學習、引進、借鑒西方的學術理論是必要的，但在隨后的學術復興中卻出現了西方理論“一邊倒”的情況，失去了學術發展的自主性。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強，人們認識到我們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論建設上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南，新時代學術的基本語境應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為主體性來建構當代中國化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在選題方向上要解決“西方理論，中國驗證”，或“中國經驗，西化解釋”等不良傾向，解決原創性缺失，自主思想創造衰竭問題。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難體現學術精神。當然我們也不是主張固步自封，封閉自嘗，而是強調學術研究要開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學互鑒的學術作風。

摘要：主席在黨的五中全會中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這是我國出版行業的機遇，也是挑戰，因此，科技期刊的改革和轉型勢在必行。本文從科技論文大量外流的現象著手，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導致的后果，梳理了近兩年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意圖分析政策導向的改變對科技期刊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科技期刊應對深化改革時采取的措施。

關鍵詞：科技期刊；論文外流；政策導向；期刊改革

2016年，主席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1]這使得我們將目光聚焦到科技論文的外流現象上來，更有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科技論文外流現象的原因。如，劉麗英等認為我國110個學科論文外流造成的文獻經濟總損失量為7.33億元，其中農業工程領域論文外流導致文獻經濟損失總計為667萬元[2]。董建軍對我國學術論文的流失現狀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優質稿源流失問題的根源，并提出了對策[3]。王澤蘅研究發現中國論文外流數量比日本多、兩國間數量差異逐年增大[4]。劉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國科研論文外流的數量、質量和學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簡要分析科技論文的外流現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導向對科技期刊發展的影響。

一、科技論文外流現象及損失

截至2019年底，我國科技期刊總量為4958種，僅次于美國和英國。但是，中國SCI收錄期刊僅占全球SCI論文總數的1.72%。2010—2019年間，中國作者發表了SCI論文275.5萬余篇，其中只有2.2萬余篇發表在中國SCI收錄期刊上，僅占8.10%[6]。科技論文的外流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論文質量也都較高。中國作者發表SCI論文引文影響力為12.83，同期全球SCI論文引文影響力為14.11[6]。其中被SCI收錄論文數量最多的學科分類為：基礎學科、應用科學等，而這些學科大多數涉及我國的高尖端技術領域，國家在這些領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經費，這不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問題，還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國有資源外流。

二、科技論文外流的原因

國內大量優質論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兩點。

一、啟蒙救亡：文學革命與中國文學的第一次經典危機

雖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發生過數次反對儒家經典的思潮，如魏晉和晚明，但最終都未能從根本上顛覆儒家經典的正統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經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的現代化思想啟蒙運動是近代以來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國現代化強國之路時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結果。因此，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便與“救亡圖存”這一主題緊密相連，通過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來改造國民性，以啟蒙來救亡。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的文學革命，在“啟蒙救亡”這條主線下，選擇以重估文學經典的方式來革故更新，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進而救亡圖存。

此時期文學經典的重估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識分子為主體，以“啟蒙現代性”話語，即“立足于社會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養”為目的，以“歷史進化的文學觀”為重估的理論依據來展開。重估從破與立兩方面著手，包括古代文學經典、外國文學經典和新文學經典的重估。

由于將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國落后挨打之因便盡數歸于以“儒者三綱之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思想，于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古代文學經典便成為經典重估的首要對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兩點：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廢除文言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二在文學內容的革新，廢除“非人的文學”，建立“人的文學”。在倡言以白話替文言這點上，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話，使之成為“標準國語”，胡適將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學作為國語范本。于是，文學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判眼光抨擊用文言所寫的駢文古文律詩古詩，轉而為傳統文學觀念中屬“引車賣漿之徒”的小說、戲曲等白話文學尋求經典化的合法依據，稱其為“可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并力圖為之建構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從文學史的趨勢上承認白話文學為‘正宗’”。通過撰寫白話文學史①、古代小說史②、古代小說考證③、出版古典白話小說叢書④等方式確立了中國白話文學傳統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話小說的經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學”這點上，周作人認為一些由白話所寫的舊小說如《西游記》《水滸》《七俠五義》等在思想內容上宣揚強盜迷信鬼神，只會妨礙人性生長，乃“非人的文學”，不宜作為新文學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進西洋近現代文學來革新思想便成為經典重估的另一項主要工作。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是推介重點。被認為體現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專號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積極登載拜倫、雪萊、海涅、歌德等詩人的作品。此外，與中國一樣受損害的弱小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也受到青睞，想要借此輸入其中的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①。著名的有魯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郭沫若翻譯的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等。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除舊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學倡導者們對“文學革命”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也進行了有意識的經典建構，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間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初步確立了文學革命后的新文學經典序列。

反觀這場文學經典重估運動，它在語言、文體、內容上全面顛覆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等級體系，將文學創作從宣揚儒家義理、文字雅馴為正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開辟出新文學典范的創作路徑。這條以白話為語言基礎，以小說為經典文類，以訴諸現實為內容的創作路徑不僅在當時增強了中國文學對社會現實生活的表達力，而且為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多樣化的探索路徑，一批現代文學經典得以涌現。

但不可否認，這場以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為核心的文學經典重估以激進的方式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系統的延續性和完整性，其賴以重估的話語依據———“啟蒙救亡”和“進化論”也偏離了文學自身的建構典律。無論是對中國古代白話文學經典序列的建構，對域外小說的經典化，還是建構新文學經典，都表明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轉型期的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變革沖動，也是中國的現代性焦慮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這種“現代性焦慮”在經典重估中表現為全盤否定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價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利用進化論為這種傳統到現代的裂變提供“科學”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幾千年傳統之中國古典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學因時進化，新勝于舊，“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這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新與舊、活與死、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以科學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樹立其權威的重要依據———“時間”②因素的瓦解。同時，這種源于革命意識形態的偏激批判話語最終走向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謂“不讀中國書”），遮蔽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傳承的延續性。

二、社會主義革命話語：社會主義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第二次經典危機

摘要：在漢字字體設計發展的有限歷史中，借鑒經典書法日益成為當今字體設計的重要思路。然而，由于沒有充分意識到基于視覺傳達的設計與基于書寫表現的書法兩門學科的本質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字體設計的膚淺庸俗狀況。有鑒于此，從話語層面切入，汲取傳統書法中富有人文價值的話語內涵，以設計手段模擬和傳達書法中微妙的用筆效果，顯得尤為必要。

關鍵詞：字體設計；書法；話語；用筆

一、漢字字體設計借鑒傳統書法的困境

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字體設計，是現代藝術設計學科下的一個分支。因此，字體設計的理念完全不同于傳統書法創作。現代藝術設計，主要是適應于現代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環境下的產品傳播與推廣，必須吸引和取悅消費者大眾。因此，很多人將藝術設計的創作理念歸結為“以眾為本”。但是，中國傳統藝術門類中的書法創作，情況就復雜得多。首先，書法作為文字，根本目的在于“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1]，也就是行使文化傳承與傳播的功能，最初并未提及吸引和取悅的形式問題。隨著字體演變趨于成熟，人們日益自覺視書法為藝術，從書法本身獲取某種“審美價值”的傾向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蔡邕提出“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又強調“須翰墨功多，即造妙境”[2]。西晉書家索靖將書法的魅力總結為“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磊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3]，此后，歷代文人對書法之美謳歌不已，從文字功能、書法形式、筆法體驗、技法源流等多方面探討書法之美。但是，這里所謂的“書法之美”是指一種善書精英的精微體驗，與大眾普遍接受的視覺愉悅趣味并不相同。從根本上講，傳統書法對流俗的抒情趣味采取嚴厲的拒斥態度。如衛鑠就反對“緣情棄道”的膚淺表現，孫過庭也批評“信筆為體”的庸俗書風。這類批評與古代精英士人對生命的深刻體驗相關。他們普遍認為，大美源于一種通達無限造化的“道”或“神”，而沉溺于個體感官的暫時趣味，不但不能通達大美，而且是對這種終極之美的遮蔽和背離。這樣，書法藝術就時刻以“美”的體驗不斷宣示某種特定的文化話語權。在此過程中，精英士人與普通大眾的審美旨趣被割裂，表象的視覺趣味與內在的精神體驗被分離。由此，以文字為載體的書法，歷來就有一道“俗”和“雅”的價值鴻溝橫亙其中。如果說，古代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的掌握絕對的文化話語權，書法以深刻的價值體驗和高雅的筆法品質占據文字書寫的主流地位，那么，現代工商業社會的消費者階層則掌握優勢的商業話語權，與之相應的字體設計必然要形成以視覺裝飾為主要目標的趣味風尚。這就意味著，今天以視覺裝飾為旨趣的字體形式設計，意圖從傳統深刻、高雅、精微的書法藝術中進行借鑒和汲取，必然出現根本的困難。二者的交融實質上是一個話語權相互博弈的結果。若意圖在于一味地強調視覺形式趣味的創新，相比于其他美術樣式，字體設計在傳統書法資源中獲益不會太多。由于書法是注重時間性的書寫行為，毛筆的變化與水墨的流動感，才使得精微而豐富的書寫體驗成為可能。作為設計和印刷的字體，怎樣才能從深厚的書法傳統中獲得借鑒以提升其人文內涵呢？

二、話語層面的借鑒與傳達

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須從字體設計的應用情境入手進行思考。在字體設計中，文字既具有特定信息的所指功能，同時也具有象征暗示信息的能指特性。顯然，能指首先決定于文字本身所處的功能情境。不同的功能情境不僅設定了文字所指的信息內容，實際上也先行決定了字體風格的呈現形態。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可以說明，比如嚴肅而凝重的追悼會上，所選擇的字體必定不可能是活潑歡快的琥珀體美術字。因此，這就涉及到對文字的話語形態的理解與認知。漢字書寫傳統的話語形態多種多樣，像所謂的許慎所述的“秦書八體”、羊欣所述的“鐘（繇）三體”以及庾元威提到的“宗炳九體”等等。盡管古今制度迥異，但今天的文字應用情境仍舊可以加以歸納探討。

（一）宣教話語下的字體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