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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讀后感范文1
記者：為什么書名叫“土地的黃昏”，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背后蘊涵的是什么？
張檸：書名中或許包含著內心深處的一種情緒，一種對農耕文明、鄉土文明消失的隱秘焦慮。離開故鄉多年，回看鄉土世界，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一種物是人非的感覺，這種感覺可以用“黃昏”來比喻。我在緒論里一開始就來描寫“黃昏”的感受，它不是一種絕對的黑夜，也不是絕對的消失，它以一種另外的形式在運動和生長。它仍然在那里改變著，以一種潛藏在暗夜中的形態。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白天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晚上它是以一種元素和分子的形式在運動”?！皠印迸c“靜”是一組辯證關系，因此我用“黃昏”這個比喻，一方面象征農耕文明、鄉土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黃昏”本身不是一個絕對死寂的狀態，它還是有轉換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可能性。
記者：這本書的內容很多是基于您個人的鄉土經驗，按社會學常識來說，較為豐富的個人體驗往往帶著比較強的主觀性，但讀后感覺您寫得很克制，作者的主體性在隱退，您在寫作時是無意識地還是有這個自覺呢？
張檸：我覺得，這是搞文學的人的一個長處，擅長在敘述過程中選擇和使用更合適的詞語。我在寫作和選擇詞語的時候，態度力求冷靜，敘述力求客觀，比如對形容詞的使用就很謹慎。因為形容詞主要是對一種個人感受的表達。面對同樣的對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之中也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形容詞很不可靠，使用的時候要謹慎，特別是在學術著作中更是如此。但在文學創作里，為了加強文學性，達到個人對世界認知的強烈效果，會經常使用形容詞，特別是古典浪漫主義的寫作，它用大量的形容詞來渲染情感力量。我不反對民俗志寫作中對形容詞的使用，但我自己比較謹慎，在寫作的時候，我極力過濾個人色彩，盡量多地用名詞和動詞去描述，讓觀察和敘事視角往后退，保持視角的相對客觀。當我腦海中的某個事物通過回憶的方式擺在我面前時，我會描述它是某一個空間結構里的一個要素，呈現它跟其他事物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形容它，盡管我有大量的個人經驗，仍然盡量濾去個人化的感受。
記者：既然書中所寫的內容并不單純停留在個人經驗的層面。那您是如何實現從個人層面的鄉村經驗向集體層面的跨越的？比如您是江西人，但我作為福建人讀后也有同感，可能貴州、云南等地的讀者看后也有共鳴，這是如何做到的？
張檸：面對農耕文化，我會發現一件事情表象背后更根本的一個構成方式，或說，這個事物、動作表象背后穩定的規律，我要捕捉的就是那個不變的東西。如果我只描述事物的表象，它就成了一個太個性化的對象。比如說刈草，蒙古人的割草方式與江西人肯定不同。而當我不關心割草的表象，而關心割草動作和工具背后的一些原則，情況就大不同了。比如農民用短柄鐮刀割麥子，用長柄鋤頭鋤草，不是隨意設計的，它要符合農具使用的兩項基本原則，即“在場原則”和“節約原則”。在場原則就是你必須把農具抓在手上，如果你用電門來控制它，那是使用機器，不是農具，也不再屬于農耕文明范疇，而是屬于工業文明。第二個原則是節約原則，如農具的柄要安多長，必須是根據農民彎腰和直起腰來所使用的、消耗的能量來計算的。鋤草時要用長柄，因為草除掉之后，不需要再回收，直接讓它在田里曬干或者腐爛，還可以做肥料。因其不需要回收，農民就可以省去彎腰撿拾的動作，所以鋤頭用長柄，勞動時拿在手里保持站立即可。割麥子就不同了，它需要彎下腰割下麥子再捆綁起來，這時用鐮刀，省去了一個再直起身的動作，這就是是節約原則，節約動作、時間和體力。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我在對農民使用工具的描述過程中發現了其背后存在的穩定結構，在場和節約，無論你是福建的、江西的還是內蒙的，如果不符合這兩個原則，那就不是農民了，農具也不是農具了。所以通過對一個客觀事物的呈現，力求發現它背后不變的恒量、程式。我不直觀地去描述表象，所以我的方法還不能完全說是民俗志的寫作方法，描寫是一個起因，結果是指向背后的規律的分析，或者叫文化哲學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民俗志的方法就是我看見什么就寫什么，哲學的分析方法卻是我看到許許多多的表象，但我要對它進行歸納、抽象成一個模型。這樣不存在地域差異，不同地方的人看后也會產生認同。
記者：您的書里描述了最日常的鄉土生活，對有過鄉村經驗的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但您以一種重新發現的眼光對它們進行了陌生化的加工，這會不會反倒拉開了讀者們的心理距離呢？
張檸：這本書的讀者主要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學的文科學生，還有一部分是從事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和文學研究的青年學者。在喜歡讀的人里又有兩類，一類是情感式的閱讀，這類讀者熟悉鄉村經驗但自己不知如何表達，他一方面覺得你說的很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勾起了他對鄉村的回憶，所以他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是伴隨著鄉土文明的情感的。另一部分讀者實際上對鄉村不熟悉，對農村沒有太多情感，但他會發現這本書所運用的方法本身的智性觸動了他。我的描述跟一般的理論書不同，是把事物從雜亂無章的符號世界帶回到原點，再從原點出發，重新描述和編碼。這個過程中伴隨著一種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能力的展示，這對于鄉土經驗不豐富的學生來說，是有挑戰性和新奇感的，看到把眾多無章可循的東西拼成這么嚴謹清晰的圖案，他們更感興趣。
記者：還有個問題我比較感興趣，您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但事實上您已經離你的家鄉很遠很久，那現在您覺得和家鄉的聯系，包括情感上和身體上的，或者說故鄉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樣的？
張檸：童年回憶鐫刻在你的記憶之中，往往是比較深的，甚至是潛意識的，它的存在不因為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你愛它還是不愛它而有所改變，是一種鐫刻得非常深的印象。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的農耕文明傳統國度里的人，天生有著對土地和祖先記憶的基因。我們沒有更高的、具有超越性的仲裁者，我們只有一個出生地的概念，有人稱之為“我的血地”，有人稱之為“我的第一哭處”，我更愿意稱之為“出生地”。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時間，遠遠超過在鄉村生活的時間，但為什么我的潛意識里有一個叫做“張家村”的故鄉的記憶呢？其實不僅是作為出生地的“故鄉”，凡是生活過的地方都會留下記憶，比如我曾經生活過的上海和廣州，我都會回憶它。比如，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有很多記憶，這些記憶是和一些場景、感官記憶聯系在一起的，比如說某一條街道、街道拐角的一棵樹、某種食物的味道，某處的氣息等等。這些記憶的呈現，往往是作家的重要寫作動力。我的書不是文學作品，也不是童年回憶。我只不過是想把我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地方，它鐫刻在我記憶里的一些痕跡，重新描述出來。我說的是“痕跡”，痕跡不是情感、不是顏色和氣味，可能是一個幾何圖案，以及這種圖案的文化背景。此外，的確還包含著一種尋根的沖動，我們來自哪里？將要到哪里去？我們的根是在土地和血緣，我們沒有全人類意義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只有血緣意義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這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不是一個價值問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怎么喜歡“同鄉會”那種東西，我不認為只有家鄉的人、姓張的人才是兄弟姐妹，我認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兄弟姐妹的觀念。這種價值觀打破了地域和血緣的限制，是“世界城市”的新要求。所謂的“世界城市”的觀念，就是不同的人群，在一個共同認可的“契約”關系上重新結合在一起。
中國鄉土“熟人世界”是不需要契約的，靠傳統道德規范就行了，每一個人都要成為“圣人”和“君子”，要求太高，所以經常出現“偽君子”。偽君子就不如“先小人后君子”，意思就是先訂契約來限制你。鄉土社會里的人對“契約”很不習慣。到了城市里面來，和陌生人打交道，契約也沒用，中國人是不講契約的。除非變成兄弟，喝酒喝成了兄弟，他可能會很關心你，或者是老鄉說一樣的口音，這是農耕文明里的人還能團結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是從這個文化里面出來的人的非常大的局限性，他只跟熟悉的人、共同血緣的人打交道，不熟悉的人一概視為潛在的陌生人，潛在的敵人，是需要提防的、反對的、消滅的，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必須先變成親屬關系，比如說兄弟、姐、嬸，換成家里面的稱呼，他才可以跟你交往。對這樣一種價值觀念我內心是不認同的，我純粹是把我所知道的鄉土文明的東西，變成一個解剖學的對象，將它的元素呈現出來。
記者：那本身這種鄉土經驗對您的價值觀，對您的心理有多大影響，或者您現在回頭看，對您有什么影響？
張檸：潛在的影響還是有的。比如說，我對城市生活中那些變化的、新奇的東西比較敏感、比較好奇、喜歡刨根問底。但是我也有很保守的地方，你比如說自己的生活中不喜歡變化，迷戀重復性的東西。飲食中我就喜歡那幾樣東西，老吃，吃家鄉菜的口味，抽煙我不抽洋煙（生煙草或者混合型煙草），洋酒我也不喝，只喝中國的燒酒。我兒子一代喜歡吃的西餐，我都吃不慣。所以我的腸胃還是一個“鄉土腸胃”，這個“腸胃”習慣隱藏得很深。表面上我會說“吃什么都行”，其實我喜歡的還是家鄉飯菜的口味，喜歡長江流域的口味，或者說南方的口味。北方菜我也不習慣的。我也不大喜歡山水、風景那種東西，小時候就在農村長大的。整天看風景，有什么好看的？我著裝也不喜歡變，比如說一雙皮鞋我很喜歡，穿破了，我還買一雙一樣的。就是這種很細微的，跟身體層面相關的，跟腸胃相關的，還是很有農民性的。我稱之為有著一副“農耕文明的腸胃”。
鄉土社會：“熟悉”與“陌生”
記者：關于宏觀權力說法較多，如“皇權不下縣”以及1949年之后我們對農村的改造，您在書中卻回避了對宏觀權力與政治的直接解析，而以微觀權力切入鄉土社會的肌體和靈魂，為什么您會產生這樣一種視角，并用它去分析鄉土文明或說鄉村意識形態？
張檸：“微觀權力”實際上是被詞語判定的一個靜態事件內部細微的動靜。宏觀權力可能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微觀權力卻是在一個看似靜止的動態內部的細微的沖突和矛盾，它可能會表現在鄉土社會內部的人際關系和細微的變化上。
鄉土文化、農耕文明之所以逐步地會在全球范圍內，被工業革命所取代，被城市文化所代替，我不認為完全是宏觀權力的原因，當然宏觀權力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包括工業革命、文藝復興、城市文明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變成城市文化的一種大的格局。我覺得這種格局的出現，這種巨變的背后，還是會有很多細微的動因。動因之一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在農耕文化里感到不舒服，想離開。這群想遠離鄉土的人里大部分可能是智力很發達，體力不是很好，敢于求異、求變、求新的人。而能夠忍受鄉土社會靜態狀況并且恪守那一套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可以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愿意過一種用身體和自然進行能量交換的生活的人，就留在了鄉村。留下來的人一來是身體素質比較好，二來可能是思維中固化的比重壓倒了變化的，不愿折騰。我認為之所以導致一批人在鄉土社會里感覺不舒服而要離開的現象，就是其中的微觀權力在起作用。農耕文明排斥那些體力不好但智力很高的人，排斥那種不能忍受重復生活而求新求變的人，排斥那些腦子很活泛、想法很多的人。我想這是我從農村走出來，將城市生活與之相比較而發現的一個沖突。鄉土社會作為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可能很有詩意，但當你真正身處其中卻感到不舒服。這個不舒服的根源，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微觀權力。
記者：先生對中國鄉土的研究是比較多的，他曾說，從根本來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鄉土的中國，您在書里也突出了現代性和傳統農民文化心理層面的對比和沖突，但其實農耕文明與現代文明也是有著相互滲透和博弈的，對此您怎么看？
張檸：先生的“鄉土中國”研究不僅是中國理論家的原創，在世界的社會學研究里也有特殊的地位。是他首次把一個無法用現代邏輯與語言言說的對象，通過幾本專著闡釋出來。其中有些命名十分精辟，比如“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無訟社會”等，都用很簡短的術語，就把我們不曾知道或知道而無法名狀的一種“存在”一語道破。前輩對于鄉土文明、鄉土社會的研究也是我的研究的基本起點，還包括楊懋春、許烺光、林耀華，這一批老一輩的學者的著作我都讀過。在閱讀過程中，我一方面驚嘆于他們高度抽象總結和命名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發現他們的有些命名在我熟悉的鄉土經驗中也并不完全能解釋通。他們作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所做的田野考察，有它特殊的敏感性。但是，像我們沉浸在鄉間十，對鄉下的農民的一舉一動，眨巴眼睛，嘆一口氣有什么隱秘含義，都非常熟悉，而這種東西是田野考察考察不出來的。
我在這本書里面十分關注的不只是“熟人社會”，還有它的鏡像：“陌生人社會”，它屬于“熟人社會”共生在一起的，同時又是對立面。既然“熟人社會”是描述鄉土社會是怎么團結到一起的，那么“陌生人社會”則是描述這個共同體是怎樣分崩離析的。熟人社會內部也是有很多陌生性的，它要維系這個熟人社會的高度的統一性、整一性和團結性，必須在不斷的生產實踐和道德規范里面排除掉陌生性。而這種熟悉性和陌生性，是一個完整的人性內部共同存在的兩個要素。農耕文明排斥陌生性，也是壓抑和制約人性中的要素之一，所以有些人會感到不舒服。
農耕文明的熟悉性，建立在高度統一的血緣宗法制的基礎上，所以它的家族繁衍和兩性關系的道德準則的建立，是首先維護熟悉性而否定陌生性的。比如，血緣的熟悉性對學院的陌生性的排斥，體現在對所謂的“家種、野種、雜種、私生子”這四類人的不同態度上。因為它攪亂了血緣關系的純粹性和熟悉性。另外，還有價值觀念上的陌生性。比如說，農耕文明認為勞動或生產（谷子和兒子）才是唯一的最高價值標準。而有一種陌生性在每個人身上都存在，但被壓抑下去了，那就是“惰性”——不愿意用自己身體或汗水與土地進行能量交換的這種人，在鄉土社會是受排斥的。其實這樣的人往往是用腦力代替體力的人，商人和科技發明的人就是屬于這一類。這樣一種使得世界上的資源得到高效的運用的智力行為，在農耕社會卻被排斥。所有鄉土文明社會內部微觀權力的爭斗，都是以熟悉性去排斥陌生性為底色的。所以我的書的重心是用陌生性來描述鄉土社會的離心力，而用熟人社會來描述的是鄉土社會的向心力。因而我這本書的一個潛臺詞就是鄉土社會的分崩離析，而且它崩潰的原因并不只是工業革命和現代文化，也來自于鄉土社會內部的離心力，人性的復雜，我描述的就是鄉土文明價值觀是如何排斥陌生性的。
記者：我閱讀完這本書可以看出來在書的理論建構上綜合了各種學科，包括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的知識和方法，體現了一種跨學科的嘗試，那您是如何做到在書中融合這么多學科，以及這種嘗試給您帶來的困難多一些還是便利多一些，比如說，它可能也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
張檸：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現象，因為我在構思、設計這幾大版塊的時候，并未有意識地想到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新史學的方法，但這些領域的著作是讀過很多，也許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我覺得我的思路與那些學科的方法有所不同?，F在我們的學科設置往往不是尋根究源的，而是從事物發展的半途開始的。而我覺得學術思路應該是，讓任何一個問題都回到它的原點上去。特別是人文學科，多是關于抽象的“人”的問題的討論?；氐皆c就是回到“自然人”（生物學、動物學），然后才有“種的人”（人類學）、“群的人”（社會學）、“精神人”（美學和心理學）。人首先是一個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隨之你會考慮自身如何在自然中凸顯出來，求得生存，如何學會一系列的技巧，這實際上是人類學的問題。之后你生存在這個世界就要與別人打交道，怎樣壓制個人欲望，擺脫叢林法則，與人相處，相處的規則是什么，這些是屬于社會學的范疇。最后才是精神科學，我覺得一個正常人的邏輯思維應該是這樣的。因此我的思路就是把我所有的經驗部分，我所想到鄉土世界里的所有要素全部還原到最初的源頭去。
正是基于此，我在整個社會構架的前面，加上了比較抽象的關于鄉村時間和空間描述，也是我要客觀呈現的鄉土社會的事實。這個事實首先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的結構，在此基礎上，生活在這個時空內部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這個身處其中的時空坐標，這兩方面共同呈現出鄉土社會的基本時空結構、生產實踐方式、對時間的理解等內容。在明確這些之后，我開始寫鄉村器物。這些器物包括家具、工具、農具、玩具，它們是跟人的身體最相關的、直接發生接觸的東西。在一個村落集團里面，這些工具和器物被如何使用，它們又是怎樣作用于人的身體，這其中的規則和秩序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比如，有時通過工具使用的不同方式去實現群體間的不同程度的合作，透過器物可以看出鄉村內部社會化的過程。接下來就是純粹社會層面的分析，如對人際關系、等級制、族長制、權力、職業等的描述，再后來才是文化層面的解讀，如聲音、歌聲、傳說、故事等。循著這樣一種正常人的發散性思維的路徑去寫，它可能會歪打正著地把生物學、人類學、社會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等全串聯在一起。但我當時在寫的過程中，是嚴格地遵循了一種邏輯學和分類學的方法，有學者把它描述為從代數學、幾何學到微積分，或者邏輯學、分類學、發生學的方法，這些方法我一直強調是人類理性思維的基本方法——從里向外，從物質到精神，從具象到抽象。
那么現在各個學科的人都從中看到自己研究領域的影子，但實際上這個著作，如果單獨從我們目前的學科分類標準的任何一個角度切入，它都不像。就像有一位民俗學的學者說我的這本書看似是人類學、社會學的著作，但因為描寫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替換的對象，所以在這個維度上，它超越了一般民俗志的寫法，它變成一個可替換主體、對象和內部零件的模型，這也許是很多人覺得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可以把這個雜亂無章的世界根據人與物的接觸、人和自我、人和他人的接觸而重新梳理出來。
鄉土文明：現狀與未來
記者：現在大家都在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可是你會發現大部分人都在說“淪陷”，但回過頭去挽救這種“淪陷”的人卻很少，而且還會有更多的人離開鄉土。從整個社會發展來看，這樣的“淪陷”是不是不可逆的，或者說隨著越來越多人的離去，會使這一“淪陷”加?。?/p>
張檸：這里的“淪陷”本身是個社會管理范疇的概念，這一過程是個社會學的問題。換言之，是一個國家在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究竟如何剝奪農耕文明的資源來養肥城市的問題。那么，我們所說的“淪陷”是資源配置這個意義上的“淪陷”，而不是說農村已經消失了，全是城市了。解決這個問題已有兩個思路，一是既然城市各種強勢，就讓農村徹底消失，也變為城市；二是提倡城市反哺農村。我覺得這個思路是對的，這就是十二五規劃所談的“城鎮化”。我個人覺得“城鎮化”最關鍵的問題是讓農村“升級”，就像一個殺毒軟件，升級后還是這個軟件不是別的殺毒軟件。同理，農村升級后還是農村而不是城市。比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這幾件事情：搞衛生，建廁所，打水井。我覺得十二五規劃中的“城鎮化”實際上是對十一五規劃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延伸和補充，舉措不再僅停留在打水井、建廁所、搞衛生的層面，而是讓自來水、抽水馬桶進家，讓村民室內過著城市居民一樣的生活，通郵、通水、通電、通路。這在西方19世紀中葉就開始了，叫“居室革命”。這是“農村升級”的硬件方面。軟件方面主要是教育網，不僅要讓農民的孩子上得起學，還要推進到孩子畢業后，能夠有能力反哺他的父母，而不是成為“京漂”“滬漂”“廣漂”，還要到家里去要錢。所以歸根到底，我覺得資源配置的平衡是個重要的問題。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在北京、廣州這樣的城市扎根，因需要花費的成本太大，但是其他地方的資源與這些地方相差又太大，所以人們不得不重返北上廣。如果各地的資源分布是較均衡的，人們就不會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而是覺得每個地方都是我的家。
記者：現在還有個現象就是，一邊是所謂的農村文明的蕭條，一邊是很多城市人對“農家樂”“鄉村游”的熱衷，這能代表一種鄉土生活的“回歸”嗎？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張檸：農耕文化變成消費品進入了城市人的視野有下面幾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第一種是文藝青年的好奇心，比如說把農村的農具、手推磨、犁買回來，掛在酒吧的墻上或擺在地上。農耕文明對城市里的青年來說是正在逝去的歷史，他們把農耕文明的遺物作為收藏，并把它作為招徠顧客的道具，這一消費農村的文藝行為，實際上是歷史消費的一部分，真正作為商品的是歷史。
第二種形式，是農耕文明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品，就是到農村去吃“農家樂”，實際上只是消費行為，而并不是打算返回鄉村。
第三種是把鄉村變成旅游景點。有些地方會把民國時期或晚晴時期鄉村的完整的面貌保存下來，包括住宅里的廚房、客廳、門口的陳設或設施等。有的地方還會安排當地民風民俗的展示，比如浣紗、搗衣、車水等。農民都變成景點上的演員了。
最后一種情況是，部分城市人厭倦了城市。其實城市的優勢在于教育、文化、權力各方面的資源和資本，但論空氣質量、生活悠閑等都不如農村。所以有一類人進入城市掌握城市的很多資本后，一邊罵一邊還生活在城市。也有一類人掌握了很多資本，但是他厭惡了這種生活，就到終南山、峨眉山去隱居，有看破紅塵的意思。還有一類人在城市里面資本掌握得不多，也沒有享受到山水、新鮮空氣，他們也返回到鄉村去居住了。
不論是哪一種返回鄉村，成本都很高。比如一個人賣了北京的一套房子，到廣西陽朔、貴州的長壽村去居住，但一般住不長，久居會改變思維方式不適應城市生活，但他們的資源、資本還是來自城市，所以還要以城市生活為主。
由此可見，返回鄉村的代價不菲，而鄉下人想扎根城市成本也很高。也許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土地流轉，讓鄉下人可以通過流轉獲得收益到城市里去買房子，變成市民。這樣就方便實現城鄉間的交換與流通，解決了進城難和出城難的問題。
記者：在日本考察時發現他們鄉村基本完成了升級，他們現在有種流行的生活方式叫“半農半X”?！鞍朕r”是指從事部分農業生產，“半X”指你仍可兼做其他職業?，F在日本已有很多精英返回鄉村，而且很有意識地在保護自己當地的傳統文化。日本幾乎每一個農村都有自己的文化節，幾百人的一個村莊都會有自己的畫冊供給游客做宣傳。而在中國，鄉土文化好像一直在萎縮，目前還看不到保護的自覺性。那您覺得，以后中國的鄉土文明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日本這樣復興起來，還是漸漸湮沒在城鎮里？
張檸：像你說的日本這種發達國家已經有保護鄉土文化的自覺，是需要條件的。首先是要有剩余時間，這點我們農村是有的。其次，要有剩余資金，這點我們還不足。第三，想讓農民自己完成文化宣傳冊的制作和傳播，能力上也不夠。隨著以后整個一代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我覺得高中生就完全有能力去做一些文化事業，如果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也許這種鄉土文化自覺的形成就指日可待了。我覺得以后肯定會慢慢好起來的，鄉村也不會消亡，而是會升級。實際上，國家已經開始做了，現在已經開始免稅，而且農民種地國家還會給補貼。我還是比較樂觀的。黃昏之后黎明就要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