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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分析范文1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5月15日
從1978年開始，我國試圖形成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來誘導地方政府采取以提高經濟效率為主要目標的行為模式。財政體制改革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和行為目標，地方政府成為了一個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特殊的市場經濟主體，并且這個市場主體具有了憑借掌握的經濟資源直接參與經濟發展來獲取最大化壟斷租金的能力。作為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地方政府在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起著特殊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界定
目前，學術界廣泛使用地方政府經濟行為這一范疇，但對于其內涵與外延的界定并不明確。地方政府行為、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方政府經濟職能等概念常被替換使用。在實踐操作中，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形式多樣、關聯復雜，一些原本并不針對經濟領域的行為結果往往會影響到經濟領域，這反映在理論研究中也必然引起人們對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界定的模糊與分歧。導致很大一部分學者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等同于地方政府經濟管理行為，認為地方政府經濟管理行為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地方政府組織依照法律對地方經濟活動所采取的對策性管理行為”，從而否認地方政府是擁有獨立經濟利益且能夠獨立行使經濟行為的主體。
本文基于我國地方政府是國家行政機關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從中央政府財政分權過程中逐漸分化出來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因此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作為經濟主體的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憑借財產收入通過直接的資源消耗參與資源配置行為，如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資行為即屬此類；另一部分則是作為經濟管理主體的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方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能夠借助政治權力通過宏觀調控間接干預資源的配置。此類行為雖不是地方政府對實際資源的直接消耗，但政策執行效果能夠廣泛影響經濟運行的效果。
二、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基本假設：企業家政府
（一）傳統的政府行為假設。經濟學分析首先是建立在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假定基礎之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個人、集體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差別，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僅作為其下屬機構的地方政府）在這種利益一致性的社會中扮演“中心人”角色，是社會經濟活動的“萬能中心”。政府“中心人”角色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1、政府官員具有公正無私的品質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們的唯一行為目標是實現人民群眾總體利益的最大化；2、政府組織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除人民利益和全社會利益外，政府沒有自己獨立的利益目標；3、政府有完全的“理性”來執掌公共權力，能夠從全社會的長遠利益出發來管理和組織經濟，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
政府“中心人”角色在各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遭遇了困境，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行為的后果與目標的差異證明，上述政府“中心人”的行為假定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各級政府不是經濟主體從而不存在有別于公共利益目標的獨立利益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缺陷。 “政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假定來源于某種先驗理論模式的規定，而非從客觀實踐中抽象而來，實質上是把主觀上希望的“政府應該怎樣行為”等同于了客觀上“政府就是如此行為”，違背了理論來源于實踐的基本原則；并且在進行理論抽象的過程中，把個別而非整體的行為方式如大公無私等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前提，使理論分析一開始便失去了一般性和準確性。因此，方法論的缺陷直接導致了傳統政府行為分析內容的缺陷，突出表現為不承認政府是具有獨立利益的經濟主體，進而忽視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利益目標上可能存在的差異性，導致對地方政府行為分析的偏差。
（二）修正后的地方政府行為假定——企業家政府。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下，人們開始修改上述假定前提，努力地使地方政府行為的基本假設與現實相符合。唯有如此，方有可能保證理論分析得到的結論與實踐保持一致。
行為經濟學分析范文2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退而不休、仍然參加工作的情況非常普遍。60-61歲的老年人中，超過50%的人仍在工作。老年人退休后仍參加工作的現象不容忽視，需要學界從各個角度給出關注和研究。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研究了老年人退休后的勞動供給行為對于經濟系統的影響，并由此得到關于退休年齡改革的一些啟示。
要研究老年人退休后的勞動供給，先要定義什么是退休年齡。關于退休年齡的定義，一般來說有2個維度，即是否停止工作和是否領取養老金，由此便形成理論上的3種退休年齡的定義模式:一是停止工作并開始領取養老金;二是停止工作但不領取養老金;三是不停止工作且開始領取養老金。實踐中常見的是第一種和第三種退休年齡的定義方式，本文中的退休年齡屬于第一種定義模式。本文設定老年人在達到退休年齡且辦理退休手續后，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在原單位或者其他單位繼續工作一段時間。
老年人退休后的勞動供給對于主要經濟變量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從經濟學的角度考慮，是否應該鼓勵這種行為?如果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會對經濟系統產生正面的影響，或者大部分老年人最優的個人選擇是在現行規定的退休年齡之后繼續工作一段時間，是否意味著現行的退休年齡設定得不太恰當?這正是本文從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這一視角思考退休年齡制度的出發點。
關于退休人員勞動供給的研究，國內外關注很少。當前國內外對于退休年齡的研究，主要關注點是社會保障、人口結構的變化與勞動供給的互動關系，并且大都將其與養老金問題聯系在一起。其中一部分集中于經濟、人口變量對于退休年齡的影響，很多文獻采用世代交疊(Overlapping Genera-don5 , OLG)模型研究在人口老齡化的形勢下，人們如何選擇最優退休年齡;另一部分則從理論或實證的角度討論推遲退休年齡對于養老金體系的影響，認為延遲退休年齡能夠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與提高繳費率或降低養老金支付水平有替代作用。對于老年人退休后的勞動供給或者退休返聘，國內的研究主要是從法律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探討退休返聘的相關制度環境、退休返聘的法律性質、退休返聘期間勞動者的權益問題等。作者尚沒有發現從經濟學角度研究退休返聘或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影響的文獻，也沒有發現從退休返聘或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的角度思考退休年齡的文獻。而對于我國普遍存在的老年人退休后工作行為及其與退休年齡的關系缺乏關注。鑒于文獻的不足，本文將在一般均衡的OLG模型框架內討論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對于經濟系統的影響，并由此得出關于退休年齡改革的一點啟示。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般均衡的OLG模型，求解并進行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對于經濟系統重要變量的比較靜態分析;第三部分進行模型參數校準和數值模擬分析;第四部分得出本文主要結論及建議。
二、數值模擬分析
(一)參數校準
參數選取過程中，物質資本貢獻率、技術進步率、時間偏好、休閑偏好綜合參考以前學者的測算，人口增長率和預期壽命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和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的預測數據確定，養老金繳費率則為制度參數。
關于物質資本貢獻率的估計，不同文獻中的差異并不大，大部分學者測得物質資本貢獻率在0. 5-0. 7之間(曹吉云，2007;林忠晶、龔六堂，2007;周和林，2002;楊，2003)。綜合以上參考文獻的結果，本文選取物質資本貢獻率a = 0.60。
關于技術進步率，李賓、曾志雄認為我國加人WTO以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平穩了很多，而且大多高于2.5%的水平。曹吉云認為，2001年以后我國每年的技術進步率維持在略高于2%的較高水平。本文選定每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2.5%，而模型中每一期的長度為35年，因而A = 2.37 。
關于時間偏好，不同文獻中描述方式不同。有的使用主觀效用貼現率，有的使用時間貼現因子。林忠晶、龔六堂設定的一年貼現因子為0.01，折算為主觀貼現率為0.99。楊再貴和劉勇政、馮海波等設定的一年主觀貼現率為0.98。本文綜合各文獻的選擇，設定一年主觀貼現率為0.985。由于每一期長度為35年，因此本文中的一期時間折現因子P為0.6972。
關于休閑偏好，不同文獻存在較大的差異。劉勇政、馮海波設定的休閑偏好為0.3。康傳坤將休閑偏好設為1。本文綜合文獻的結果，設定休閑偏好。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預測，2010-2040年我國年度人口增長率的平均值為0.0482%，同時人口預期壽命將達到85歲。本文每期長度為35年，故每期人口增長率為0.0170。本文選取20周歲作為年輕人開始參加工作的年齡，在第一期期末個體的年齡為55周歲，平均預期壽命取值為0.8629。養老金繳費率則為制度參數，統籌賬戶繳費率為20%，個人賬戶繳費率為8% 。
(二)數值模擬分析
本文以老年人55歲退休后不再提供勞動供給(即G=0)的情況為經濟的基準水平，逐步增加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將勞動供給時間從1年逐漸增加至10年，考察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增加對于各經濟變量的影響。我們將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結束年齡為5 6-65歲時各經濟變量的均衡水平與無退休后勞動供給的基準水平進行比較，計算出二者相差的百分比。
在增加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之后，資本回報率上升，資率下降;人均資本存量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上升而下降，勞動人口人均產出隨著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的增加而不斷降低。這與之前的比較靜態分析所得結論一致。同時，全部人口人均產出也隨著老年人退休后勞動供給的增加而降低，說明勞動人口人均產出降低對于全部人口人均產出的影響超過了全民勞動參與率增加的影響。全部人口人均產出隨老年人勞動供給增加降低的百分比速度慢于勞動人口人均產出，這也印證了全民勞動參與率影響的存在。
三、結論
行為經濟學分析范文3
關鍵詞:經濟法；國家干預；需求與供給；成本與效益；均衡
【正文】
“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1]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行為是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指“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在進行經濟干預過程中，為達到一定的干預目的，而進行的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庇捎诮洕ㄊ菄腋深A經濟的法，即“國家對于經濟關系的調整主要是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管理機關行為以及切實實施這些行為來實現?！盵2]呂忠梅也指出，“在經濟法上，政府經濟行為作為一種法律上的行為，必須是能夠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具有法律意義的的人們發自意思所表現出來的的身體動作或靜止狀態。直言之，是政府作為經濟法主體而進行的旨在設立、變更或終止經濟法律關系的行為”。[3]所以本文將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視為經濟法行為，簡稱為國家干預行為[①].運用法經濟學范式分析國家干預行為，具體包括國家干預行為成本與效益理論分析、國家干預行為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分析和國家干預行為均衡理論分析等。
一、國家干預行為法經濟學分析的必要性
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不可或缺少的內生要素，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離不開政府理性行為及其制度環境的支撐。錢穎一教授認為只有權力有限、規模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有三個限制：一是政府干預范圍有限，二是政府干預手段有限，三是政府規模有限。限制的一條途徑就是預算限制，在稅收和支出之間建立聯系。這要求在預算批準程序上更直接地聯結賦稅和支出決策，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平衡。[4]從法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政府干預行為無疑有助于政府在市場取向的經濟轉軌中有效公正地行使其職能。因而有其分析的必要，體現在：
（一）決定國家是否干預以及干預方案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指出，應該弄清“政府機構對于經濟發展的努力具有哪些獨特優勢？政府計劃和干預的成本是什么？以及我們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利用這些優勢？”[5]這段話提示了兩點涵義：一是政府在干預之前要在干預與不干預之間進行成本分析；二是在政府干預和其他干預之間進行選擇。[6]
首先，干預成本的高低是國家作出干預供給決策的主要依據，是干預主體選擇遵守或者規避法律甚至違反法律的行為的“晴雨表”?！案深A成本的存在需要政府時時進行干預成本與干預收益的權衡，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則這種干預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則這種干預的合理性就值得懷疑，因為干預的本來目的就是為了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在干預行為不能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情形下，選擇不干預是理性的。”[7]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勒在《公共經濟學》一書中也特別告誡讀者：應用國家作用的福利經濟學觀點時必須十分謹慎。對政府行為作經濟分析，可以利用公共選擇提供的分析工具，把政府納入收益——成本的框架內分析，提供判別政府行為的標準。政府行為只有在提供的社會總收益大于總成本時，才是合理的。[8]實際上，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關注并采取了相關措施，如北京、廈門降低行政成本先行一步。[9]
其次，對于是選擇此種干預方案還是彼種干預方案也得通過成本與效益的分析來決定。干預成本理論的核心是機會成本分析，即指不同的干預方案實現人們既定目標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特定的時空領域人們又只能選擇其中的一種，在此情況下，對某種社會關系是否運用干預手段進行調整？選擇何種干預規范進行調整？做出一項決策而不做出另一種決策的相關利弊得失等的衡量等。這個概念表明了人們面對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自身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在制度選擇上的不同反應，從而為分析干預制度的比較效益大小及其對相關干預后果，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決定國家干預行為的范圍和限度
縱觀西方經濟思想發展史可以發現，強調政府的重要性與強調市場的重要性此削彼漲，交替成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的重點，存在著這樣一個清晰的線索：政府—市場—政府—市場……。圍繞著這個主線，展開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及其邊界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人們對于市場和政府及其兩者的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入。這個爭論到現在不但沒有停止，而且在某些領域爭論的還非常激烈，這也說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邊界及職能劃分還有不斷討論、深化的必要。而用法經濟學分析可以得出答案。
首先，從理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市場失靈之處，即市場個體理性造成集體非理性的地方就是國家干預可以介入的地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講，市場失靈為政府進行某種形式的干預提供了空間，或者說，凡是市場可能失靈的地方，都是政府應當監管干預的地方。[10]政府承擔的界定和保護產權、改革和創新制度，維持經濟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等職能，由于這些職能多不具備排他性，而有較多的外部正效應，私人無力或不愿供給，因而由政府提供不但能獲得規模效益，而且能大大提高社會福利，這樣在成本一定的情況下，政府介入經濟的范圍由此而定。政府職能的錯位、政府權力的濫用都會引起市場秩序的混亂。企業的非規范行為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由政府的行為不當進行解釋。例如，政府超越了所應該擁有的權限，直接介入了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可能造成企業行為機制的扭曲。這些超越范圍的干預最終造成成本的的增加和效益的減少。
其次，在國家進行干預的時候，干預的度的把握也必須以經濟分析為前提，至少包括成本效益分析。諾斯說“如果預期的凈收益（即指潛在利潤）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11]因此，“在干預過程中，干預權介入干預對象的深度應取決于國家干預收益成本與市場自治收益成本的比較，尤其是應取決于二者邊際成本的比較，即當選擇國家或市場配置社會資源情形下的邊際投入不能再帶來交易費用的下降或交易收入的上升時，這種選擇就是一種可取的選擇。在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中要盡量貨幣化，實在不能貨幣化的主要用定性的基本方法輔以一定限量的定量分析。同時對成本收益的分析要盡量周全?！盵12]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政府就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規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標準，并開始了大規模的放松甚至廢除政府管制的變革運動。因為每一項政府管制行為的背后都需要財政投入，有時候政府在達到指定目標時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更有可能是即使付出高昂代價也未能產生所需要的服務數量或質量。因此，政府在進行管制行為時理應有成本——收益分析觀念，把成本與收益作為衡量管制效率、效益的依據，慎重考慮政府應該管什么和怎么管的問題。
行為經濟學分析范文4
關鍵詞：奢侈消費；經濟學分析；理性消費
2011年開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奢侈品消費第二大國，預計2020年我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消費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我國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消費心理的變化，另一方面充分體現了我國消費者在對待奢侈消費的過程中缺乏理性的思考。因此，市場經濟背景下，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引導我國居民理性消費已經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多方面集中思考的問題。本文綜合運用經濟學中道的效用理論、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等理論成果，探析我國奢侈消費問題及其成因，為引導我國奢侈消費走上健康提出時效性的對策。
一、奢侈消費概述
奢侈消費顧名思義是對奢侈品進行消費的消費行為，是人類消費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根據恩格斯經濟學思想，消費資料主要分為生產資料、享受資料、發展資料三種，奢侈品是相對于生活必需品而言的圣品，是一種高級的消費資料，可以納入享受資料的范疇當中，當然其中一部分也屬于發展資料的范疇。綜合多項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奢侈消費是指消費主體以追求享受、快樂、美麗、發展為目的，基于體現自身財富與社會地位的價值訴求產生的消費行為。當然，奢侈消費是相對而言的，是以時間、地點、生產力水平而轉移的消費行為。
就目前而言，奢侈消費主要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是消費主體純粹為追求奢華享受、彰顯自我財富與社會地位的消費行為，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炫耀消費，例如購買國際一線品牌服飾、珠寶、皮包等，一定程度而言，這是一種浪費消費。第二，跟隨時展，社會進步、科學技術水平提升對新型奢侈品消費的行為，例如購買頂級電子產品等，能夠體現出與時俱進的消費文化、消費品味，德國著名經濟學學者沃夫岡?拉茨勒將其形象的歸納為“創造型奢侈消費”。第三，美國《奢華，正在流行》一書中闡釋了一種新型的奢侈消費，即消費主體為滿足自身情感需求的產生的奢侈消費行為，集中強調了消費者在購買奢侈品的過程當中主要為了滿足精神方面的價值訴求。
二、我國奢侈消費現狀及存在問題
1.我國奢侈消費現狀
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報告》數據顯示，新世紀以來從2007年開始我國奢侈品消費總額持續增長，并且增長速度開始加快，充分顯示了我國奢侈消費市場發展活躍。
在奢侈品消費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現階段我國奢侈消費中珠寶、箱包等比例比較大，分別為26%、23%，這表明我國消費主體在進行奢侈消費的過程中主要追逐的時尚、享受、炫耀等，針對于發展訴求進行的消費相對不足。
2.我國奢侈消費存在的問題
（1）消費主體年輕化，消費心理不夠成熟
我國奢侈消費主體主要集中于20歲-40歲這一區間，而在日本、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奢侈消費主要集中在40歲-70歲群體當中，顯然我國奢侈消費市場消費主體呈現年輕化的現狀。以經濟學角度分析，消費主體必須滿足兩個方面的條件，其一是具有購買需求，其二是具有購買能力。而年輕的消費主體的奢侈消費心理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首先，奢侈消費出于炫耀與攀比的心理；其次，提前消費嚴重；最后，虛榮心理明顯，這都是不成熟消費心理的體現。
（2）本土化奢侈消費品牌匱乏，境外消費持續升溫
世界十大奢侈品品牌中并沒有中國產品品牌入選，可見中國本土化奢侈品品牌比較匱乏，這就促使國內奢侈品消費主體紛紛到境外購買奢侈品，據報道顯示，2015年春節期間我國消費者在境外奢侈消費總額超過75億美元，可見境外奢侈消費持續升溫。
（3）整體處于初級發展階段
歐美發達國家中奢侈消費包羅萬象，將旅游、住房、汽車、電子產品、教育服務等都囊括其中，注重個性化笑消費。而我國目前奢侈消費主要集中在珠寶、箱包、化妝品、香水等實物，奢侈消費結構比較單一化，這表明我國奢侈消費在根本上依然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需要進一步引導發展。
三、我國奢侈消費持續升溫成因分析
1.基于社會經濟環境角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收入增加，消費主體的消費預算線將會向右移動，預算可行集隨著增加，為我國消費主體進行奢侈消費提供了基礎，促進我國奢侈消費持續升溫。與此同時，國際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尤其是網絡時代的全面到來，使得消費者能夠更加輕松的獲取相應的奢侈品信息，這為奢侈消費持續增長提供有效的環境保證，基于以上兩個社會經濟環境的原因，我國奢侈消費持續升溫。
2.基于個人消費心理角度
消費主體的消費心理是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社會的全面發展，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便捷的交通運輸體系，國際化消費文化的進入使得我國消費者的消費心理發生著變化，諸多消費者開始在消費的過程中注重精神層面的滿足，馬斯洛認為：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是不足之感和求足之愿的統一，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人們的消費欲望發生改變，促使我國奢侈消費額的持續增長。
四、引導我國奢侈消費走向理性的措施探索
1.培育本土化奢侈品品牌
基于效用理論，當消費主體追求的品牌過于單一化之時，影響邊際效應發生作用，所以只有當消費主體在進行奢侈消費的過程中，市場能夠為其提供多元化的品牌，消費總效用才能實現最大化。因此，我國應該集中精力為我國消費者培育出多元化的奢侈消費品牌，引導國內消費者通過國內消費刺激經濟的增長。這就要求，國內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大力整合先進的科學技術，根據我國消費者奢侈消費價值訴求，開發滿足我國消費者的奢侈品品牌。
2.強化奢侈消費教育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斯丹?邦德?凡勃倫在其《有閑階級論》中提出了“炫耀消費”，使得炫耀財富、彰顯地位成為人們進行奢侈消費的重要心理動機?；谖覈贻p化的奢侈消費主體，炫耀、虛榮、攀比等心理作用下的奢侈消費勢必影響我國奢侈消費市場的健康的發展，所以黨和政府應該通過有效的宣傳逐步強化消費教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大力推進消費觀、金錢觀教育，促促使消費者能夠樹立正確的消費意識，實現理性消費。
3.倡導“理性消費”與“綠色消費”
現階段，我國具有奢侈消費能力的人群逐漸擴大，一方面體現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體現社會貧富差距增大，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倡導“綠色消費”即減少消費過程中對于物質的過多占用，注重精神消費。
五、結語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后，我國奢侈消費持續升溫，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體現除了諸多問題，如奢侈消費主體的年齡區域年輕化，消費主體消費心理不夠成熟，消費主體對于國內品牌的認知不足，境外消費額持續增長等，以經濟學角度進行形成為此類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費者價值訴求發生改變，社會消費環境以及生活環境隨著時代與社會變化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等，針對我國奢侈消費理性程度匱乏這一問題，應該進一步培育國土華奢侈品品牌，積極引導消費主體理性消費、“綠色消費”，從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進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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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分析范文5
1. 勞務派遣是一種特殊的用工方式
勞務派遣是勞務派遣企業與派遣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并承擔雇主責任，與接受以勞務派遣形式用工的企業簽立勞務派遣協議，勞務派遣企業將派遣員工派遣到用工企業進行工作。勞務派遣實質上是一種“雇用”與“使用”相分離的用工方式。與傳統用工方式相比表現為三個主體，兩個契約的復雜雇傭關系。
勞務派遣作為一種靈活的用工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優勢。在任何一個國家，勞務派遣從來都是輔助用工形式，但近幾年來在我國卻成為一種主流的用工方式。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勞務派遣公司有近3萬家，勞務派遣人員總數已經高達6000多萬，占到國內職工總人數的20%。而大部分發達國家派遣勞動者占全體就業人員的比例不超過3%。企業對這種用工方式的偏好，與其能為用工企業歸避勞動法律本文由收集整理上的義務提供便利，降低用人成本和違法風險有重要關系。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企業對勞務派遣強烈偏好的深層次原因。
2. 降低交易成本-勞務派遣偏好的動因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之一，達爾曼認為從契約過程來看，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決策成本、執行和控制成本。威廉姆森認為，交易成本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責任等所花費的成本；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以及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成本。通過對企業交易成本的含義與外延的理解，可以發現企業使用勞務派遣員工同樣也會產生交易成本，但企業為什么更加偏好使用勞務派遣員工呢？①
首先：勞務派遣降低了信息成本與談判成本。新制度經濟學派強調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核心。尤其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人才結構失衡日趨嚴重的中國，企業用工短缺和招聘員工成本的居高不下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又加劇了這一現象。用人企業與勞務派遣企業簽訂契約可以利用勞務派遣企業專業的人力資源網絡，在較短時間內以最低的信息成本和談判成本獲得所需的人力資源。尤其是勞務派遣企業能實現規模化、經常性的勞務派遣，這從某種意義上實現了企業儲備勞動力功能的外部化，降低了企業的管理成本。正如制度經濟學派所認為的那樣，經濟主體間的利益沖突，使經濟主體間信息、知識和經驗的差異被機會主義地利用，交易費用陡然放大，因此，使信息變得便宜的制度、使時空得以縮小的政策和技術以及人們意識形態的改善，都能起到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
其次，勞務派遣節約了決策成本、執行和控制成本。
達爾曼認為，如果交易的一方有多個人，則在決定交易條件時，還會產生做出決策的成本，相互同意的條件確定后，還有協議的執行成本、以及控制和監督他方履約的成本。勞務派遣中，交易的一方只是一個人（勞務派遣企業），用工企業分析判斷對方的行為和環境變得更加容易，交易的決策成本大大降低。而勞務派遣對企業契約執行和控制成本的降低則表現為，用工企業只是向勞務派遣企業支付一定的管理費用后租借員工，與勞務派遣員工簽訂的契約從本質上看只是一般意義的經濟合同，可以比較容易的終止租借關系。這樣用工企業既可以避免與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同時還不用承擔給員工終止勞動合同時所支付的補償，并且發生勞動糾紛時用工企業并不與勞動者直接發生關系，相關事務將由勞務派遣企業處理，本來由用工企業所承擔責任和義務轉移給勞務派遣企業。
交易成本理論研究的對象雖然不是專門針對勞務派遣的，但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思路，用工企業在做出是使用正式員工還是使用勞務派遣員工決策時，要考慮的哪一種治理結構更有利于交易成本的節約，企業選擇的結果無疑是后者。
3. 政府失靈-企業勞務派遣偏好的外在動因
政府失靈一般是被理解為政府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以及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率的決策。如果說目前中國勞務派遣市場的無序和混亂是“市場失靈”的典型體現，那么政府失靈是企業偏好勞務派遣的最重的外部動因。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的“非分散化定理”所言，“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就不能實現有效的市場資源配置” 。首先，政府在中國勞務派遣產生興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勞務派遣一定時期內曾做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途徑而得大政府的大力支持，許多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也在大量使用勞務派遣人員，如中央電視臺就是中國使用勞務派遣人員最多的事業單位。這就使政府在做決策時不得不考慮這一特殊背景。其次，政府對勞務派遣市場的監管不力。法學專家鄭尚元一直關注“公營勞務派遣”問題。他的研究表明，相當一部分勞務派遣單位具有“國有”背景，它們直接或間接由行政部門或其附屬機構直接經營，其中“以勞動保障部門、人事部門、公安部門為典型”。
行為經濟學分析范文6
教師在進行計算機教學時，除了是采用課堂教學的方式，還可以采用課外活動的方式進行教學。而課外活動的教學，一般是指對編程進行訓練以及對軟件進行設計，而進行課外活動學習，其目的是為了能夠開闊學生的視野，使學生的知識面得以拓寬，進一步培養學生研究問題、思考問題的能力，最終促進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因此，在進行課外活動教學時，教師可以把學生分為幾個小組來進行，各個小組分別由幾個同學組成，教師挑選其中一個同學做為組長進行負責，每個小組可以自己找題目，也可以由教師布置題目。
在小組活動中，教師要進一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通過各個小組進行相互競賽，使學生激起學習的興趣。這就使得在小組活動中，學生為了尋找問題的答案，小組成員之間會進行相互交流、探討，使學生的思路更清晰、更開闊，教師通過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激起學生學習計算機課程的興趣，使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得到進一步訓練。
二、采用科學的教學方式
根據以往的經驗表明，學生要對一項科目進行學習，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學生在教學活動中能夠進行體驗以及創造性地學習。因此，教師在開展計算機教學活動時，可以采用先進的多媒體、大屏幕的投影儀等先進的教學手段進行教學。
在課堂教學活動中，教師可以通過對問題的創設，讓學生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從中發現問題，并且著手解決問題，使學生最終成為學習上的主人。
學生剛開始在學習軟件設計時，可能會覺得枯燥乏味，每個操作過程都充滿困難，因此顯得灰心喪氣，此時，教師要做好學生的思想工作，讓他們明確學習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并讓學生通過對計算機的實踐操作，引導學生進行大膽實驗，使學生最終掌握科學解決問題的辦法。
三、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