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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1

儒家 立志 中學生 生涯規劃

賀麟先生說：“一個人要認真生活，認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覺的、正大的使命，這樣生活才有意義與價值。從知的方面說，要認識什么是人的使命，需從知物、知自然、知天或知天道著手，使人生觀建筑在宇宙觀上，從行的方面來說，要完成人的使命，需要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終身工作精神。有了這種終身工作精神，就會感到自己生平事業的莊嚴而有意義：能夠成就發展，不隨個人的死亡而消滅。”[1]然而，人的使命的實現以致人生的不朽，還需要我們堅定的志向。我國儒家之集大成者朱熹認為，志是心之所向，對人的成長至為重要。因此，他要求求學之人首先應該樹立遠大的志向。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一般而言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問題，其中中學生這個群體表現得尤為嚴重。他們經受著學業壓力、青春期情感心理問題、青春期生理心理問題等多方面的影響。也唯有堅強而又遠大的志向，才能幫助中學生摒棄上述的諸多外在因素干擾，從而促進其生涯發展的順利展開。我國素來有立志的傳統，孔子、孟子、朱熹、葉適、王陽明等人都重視立志在為學、為德、為群等方面的重要性。本文力圖挖掘我國古代的立志思想以為中學生生涯發展立一個向導，找一個參照。

一、立志對于中學生生涯發展的重要性

中學階段相對于我們漫長的人生來說，雖然是初級階段，但卻是奠定人生長途根基的階段。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的也。人有了志向才有人生追求的總目標，在現實的人生理想的追求過程中，雖“備荼苦而蓼辛”，卻依然能夠以百折不撓的剛毅品質去面對。

1.人無志無以立

《論語?子罕》：“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認為，“志”對于“匹夫”，比“帥”對于“三軍”，還要重要。“匹夫”即指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志，又是我們人類對于自身發展前景的長遠規劃，是自己對自我的認知和覺解。人對于自身的認知和覺解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關鍵。動物沒有志向，一生只能循著本能生長、生活，而人能夠正確地認知自己，覺解自己的意向與欲望。人一旦沒有志向，就沒有發展的意向和動力，這樣的人生是頹廢的、萎靡的。一個萎靡頹廢的人，又如何能夠成功地生存于當今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呢！所以，中學生應該樹立自己的志向。

2.持志以養氣

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志，即是人的志向或信念與追求。持志，即堅持崇高的志向。一個人有了崇高的志向與追求，他就會產生相應的“氣”――精神狀態。精神之于個體或社會群體所表現出的現象稱為精神狀態。一個國家的興亡取決于整個國民的精神狀態，一個人生存質量的高低取決于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精神生活。就個人而言，提升精神狀態，可以培育人的主體性健康人格，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2]所以，孟子要求與他同時代的士人必須“尚志”。志與精神狀態――“氣”密切聯系、互為因果：“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并提出“配義與道”作為“養氣”的方法：一方面要“志于道”，堅定不移；另一方面，是行每一件應行之事，也就是“集義”。明道不移，集義既久，人的精神狀態就會自然而生。

3.持志以養心

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中學階段是中學生自我意識、意志和情感發展的關鍵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一個半成熟、半幼稚，獨立與依賴、自覺和盲目等錯綜復雜的矛盾時期。在這一階段，中學生的自我意識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中學生會隨著自我機體的迅速成人化，而意識到自己逐漸長大，從而出現了要求獨立、自主的意志行動的愿望，不滿成人對他們的管教，常因成人對他們的干涉而產生執拗和反感的消極情緒。其次，中學生也開始注意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漸漸產生了解自己和分析自己心理品質的需要和興趣。最后，中學生評價自己的品質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不穩定性。因此，有時過分夸大自己的能力，產生自負感，有時又低估自己，產生自卑感，常處于自我評價的不穩定狀態。培養和樹立遠大的志向對中學生就尤為重要。

二、我國古代立志思想的主要內容

我國關于志向的言論很多，但概而言之，包括三個方面：首先，要立志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儒家的重義輕利、仁、忠恕、禮儀都旨在培養有德行的君子。其次，要立志于學，論語開篇即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最后，歸結于“志于群”，《大學》有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可見，為學、修德最終要落腳到“家齊”、“國治”和“天下平”，即為群上來。

1.志于德

儒家道德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義利”的爭辯。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者宜也，即一個事物應有的樣子。義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律。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本身帶給我們的快樂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個人遵循某些道德的目的是為了從道德當中取利，即便他的行為符合道德的標準，也仍然是不義的。儒家會認為這種行為是圖“利”。儒家除了重視個人品德中的“義”以外，更強調“仁”。如果說“義”是一種觀念形式的規范，“仁”的觀念則具體得多。儒家思想認為，一個人在社會里行事為人，有他應循的義務，但是遵循這些義務行為的本質卻體現了“仁”，仁者愛人。一個人只有對別人存有仁愛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會責任[3]。一日，孔子與顏淵、季路試言志，子路說：“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說：“愿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三者志向雖各異，卻都體現了濃濃的人文關懷。

2.志于學

孔子在《論語?陽貨》充分闡述了學的重要性，他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可見，孔子認為好學可以讓人不愚蠢、不放縱、不狹隘、不急躁、不闖禍、不狂妄[4]。所以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注重及早立志向學，認為“學”是其一生的起點。人生的“立”、“不惑”、“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都立基于“志于學”。

我國古代學習的內容，包括“道”和“藝”兩種，儒家認為，“道”是“大道”，是“君子”和“大人”學的；“藝”是“小道”，是“小人”或“百工”學的。可見儒家重道輕藝。而道家卻主張道“進”于藝，或道在“藝”。道和藝類似于今天我們常說的人文與科技[5]。在當今時代，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必須立志要做一個兼具人文關懷和科技常識的人，也即道藝合一的人。

3.志于群

“群”是荀子提出的一個范疇，兼有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教育學等多方面的意義。荀子認為人的能力有限，只能靠分工協作以生存，很多人的勞動是為了一個人，一個人的勞動又是為了一群人，人如果離群索居，就將難以生存下去。因此，荀子認為人應該不管從事哪一行，都應該以應群需為最終目的。此外，孔子、孟子均提出了志于群的社會理想。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子貢說的，卻得到了孔子贊許。孟子進一步發揚了孔子的觀點，提出“士”應該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宋朝大詩人陸游被貶之后，雖然地位卑微，卻能時刻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參知政事范仲淹則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從中可以看得出范仲淹以天下大群為己任的強烈責任感。

三、我國古代立志思想對于中學生生涯規劃的啟示

生涯發展理論認為，11-17歲是人的生涯發展的嘗試期，在這一階段的孩子，生理迅速發育、成長和變化，心理也在迅速發展，獨立的意識和價值觀念初步形成，知識和能力顯著增長與增強，初步獲得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經驗。但從整體來看，仍處在一種未完成狀態。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加強思想道德教育來培養中學生的德行，以作為人生長途的終極導向；通過培育中學生生涯規劃能力，以使他們真正成為學習型社會中的一員，并時刻為實現志于群的目標而準備著；培養中學生胸懷天下的情懷，以打開中學生生涯發展的精神空間。

1.加強道德教育，作為人生長途的終極導向

儒家之學，以指導日常生活為旨歸。在道德修養方面，儒家不僅注重對道德的認知，同樣注重道德的實踐。儒家的仁僅是一種做人的意識，仁的意識需要落實為與之對應的實踐才成為事實，如果有意無行，想的都沒做，仁就沒有可能實現。而仁的實現方式就是義，仁體義用，仁為人心，藝為人路。這就要求我們的道德教育在加強道德認知教育的同時，還應該為中學生道德的最終完成提供實踐空間。從中學生的課程表的安排來看，當前中學普遍安排政治課，卻沒有安排道德實踐課。

2.做好學涯規劃，練就服務于大群的真本領

從我國古代的為學思想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兩點啟示：一是，將學習作為一項終身的事業；二是，道藝并重，人文與科技兼修，以成“全人”。這兩個思想對于我們當今的中學生來說非常有借鑒意義。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有關國際機構的大力提倡、推廣和普及下，1994年，“首屆世界終身學習會議”在羅馬隆重舉行，終身學習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共識。2006年全國提出了創建學習型社會的奮斗目標。中學生作為學習型社會建設的主體理應樹立起終身學習的理念。

中考、高考是兩個不同類型的人生岔路。一旦沒有成功升學的人，都不得不被迫走向社會。這樣一來，學生在做學涯規劃時就不能僅僅專注于對普通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還應該規劃以勞動技術課或課外實踐課為載體，掌握一些基本技術和技能，即是做到道藝合一。現在我們的中學教育過分注重升學率，而忽視了中學生基本技術和技能的掌握。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國，經濟出現了不景氣的局面。許多人失業，尤其是少數民族失業問題嚴重。有鑒于此，美國教育總署署長西德尼?烏蘭在休士頓全美中學校長協會上發表演說，大聲疾呼要改革教育，第一次提出“生計教育”的概念，強調“凡中學畢業或中途退學的學生都將掌握維持生計的各種技能，以適應個人和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國時期的蘇區政府曾提出：“要消滅離開生產勞動的寄生階級的教育，同時要用教育來提高生產勞動的知識和技術，使教育與勞動統一起來”。

3.培養大群視野，打開中學生生涯發展的精神空間

我國儒家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積極的入世情懷，不管后來流變到什么程度，胸懷天下的情懷卻始終保留著。但是當前隨著后現代意識的滲入，思想觀念中的宏大敘事被懷疑，也導致儒家的那種家國情懷在中學生心中的價值序列已逐漸下滑。但是我們認為，不管什么時候，都應該有一部分胸懷國家民族的人存在，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希望。而胸懷天下情懷的培養卻必須首先突破個人的私德向公德領域挺近。因此，培養中學生天下情懷，應該首先培養中學生“行義”的意識和能力。從關懷自己身邊的同學擴展到自己所在的社區，最后擴展到關懷國家民族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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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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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來津，張燕.精神狀態的提升：以管理方格為分析工具.學術交流，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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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2

摘要：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有賴于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韓國傳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講“仁”重孝倫理思想、尚賢重教思想以及謙遜禮儀觀等，不僅對青少年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有著重要影響，也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要借鑒韓國經驗，領會其本質，從政府、教育、傳媒等入手，引導人們對儒家文化的重視，以探索傳承和發揚儒家優秀傳統文化。

關鍵詞 ：韓國；儒家文化；傳承；啟示

韓國作為繼承和發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國家之一，對儒家文化進行了完整的集成與進一步發揚。時至今日，儒教在韓國占據主導地位，孔子的“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孝忠為本”思想已融入韓國人血液，成為國家發展和人們正確價值觀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對韓國當代現代化進程、社會倫理道德、教育等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儒家文化在韓國發展的原因

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和發揚比其他國家更重視，韓國是儒教的“優等生”國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韓國得到較好傳承和發揚，除地緣外，還受到本土文化影響。

1.歷史背景

中國作為儒家思想的發源地，一向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友好往來，尤其是古代朝鮮。古代朝鮮地處亞洲東部的朝鮮半島北端，陸地與我國山水相連，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緣關系，儒家學說最先傳入的國家就是古代朝鮮。據文獻記載，遠古時期，中國東北各少數民族不斷移居朝鮮，相互來往。《史記》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鮮的記載，稱其為“古朝鮮”。1 儒家思想先后傳入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它們都以各種形式對儒家學說進行了傳承。進入李朝后，儒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那時，不僅創造了韓國文字，還實現了以禮樂治天下的“儒教”精神，為韓民族精神的鞏固奠定了基礎。

縱觀韓國歷史，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儒教形式和內容有所改變，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韓國文化中，成為韓國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韓國地處半島，國土狹小，人口較少，歷史上又屢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團結和穩定，關系到韓國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張的中央集權加強了社會穩定，受到韓國統治階級推崇。儒家文化已成為韓國人救亡圖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動力。

韓國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漢文化。到了近現代，又虛心學習日本科學技術和美國文化。韓國提出世界化的同時，又注重保護和弘揚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能根據本國具體國情，把本民族文化發展與世界各國優秀文化結合起來，吸取精華去其糟粕，這是韓國傳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點。

二、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在韓國，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質，又具有民間特點，對儒學的保護和復興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韓國能成為儒家思想保存較為完好的國家。由于對儒教的重視，韓國政府大力倡導人們對儒學的推廣應用，鼓勵學者積極探索和發掘儒家思想內涵。

1.韓國對儒家文化傳承的內容

韓國傳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倫理道德、社會教育、社會禮儀等，并將它應用到社會生活各方面，為促進韓國經濟快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1)講“仁”重孝的倫理觀。儒家推崇“仁愛”原則，強調“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韓國把“忠恕之道”作為“仁”的準則，把公民權利、義務教育與忠孝教育有機銜接起來，有利于人們形成忠孝一致的倫理觀。儒家文化倡導大家庭和等級制度，長幼有序的禮節，服從精神。長期以來，韓國社會的人際關系是按家族與社會等級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從關系。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觀的體現，以此為基礎強調對君主和國家的絕對忠誠和對家族先輩的絕對服從，構成家族內部生活倫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為韓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2)尚賢重教的教育觀。儒家的“有教無類”“學而優則仕”等教育思想，在韓國影響深遠。韓國非常重視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為辦學理念的高等學校，即成均館大學，距今已有600余年的歷史。至今，成均館大學在韓國依然是政府重視的教育基地。韓國儒學教育除成均館大學、成均館下屬的地方鄉校外，成均館下屬的“儒道會”等組織，還舉辦各種講習班以宣傳儒學思想。

1960年以來，大韓民國政府正式施行倫理教育，還根據各級學校的不同情況制定了相應的道德倫理科目。小學學習《家庭》科目，講述“正經的生活之道”。培養學生養成端正、誠信、節制、尊重生命等正確的個人價值觀，引導學生樹立愛國家、愛民族、愛家庭等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初中學習“道德”科目。主要是培養學生養成懂禮節、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確的道德觀。高中學習“國民倫理”科目。以培養學生尊重人的生命與價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視修身養性等，以更好地傳承民族的倫理傳統。大學繼續學習“國民倫理”科目，內容包括韓國傳統思想的源流，實學思想等。讓學生深入了解本民族發展史，從而熱愛國家，更好繼承和發揚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韓國，除了課堂教育外，還組織學生深入農村、孤兒院和養老院等進行社會實踐，將所學的道德科目內容運用到社會生活中。

(3)謙遜的禮儀觀。儒家文化中“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觀念已在韓國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韓國父母從小就開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禮節，學校從幼兒園開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禮儀。韓國學校禮儀教育包含在系統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統的禮儀知識包括國家、社會、家庭、學校、個人等。韓國還利用政府在各個地方辦鄉校書院，積極向社會開展儒家文化禮節教育。如梁山鄉校每年面向社會免費進行韓國傳統禮儀教育，還開設書法、茶道、祭祀、韓服等禮儀。

2.韓國對儒家思想傳承的方式

韓國對儒家思想的傳承和發展，主要通過教育實現。這種教育方式既有學校的正規教育，也有社會組織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計，橫向上教育傳播面廣，縱向上教育影響深遠，教育模式具有簡約性、整體性、延續性等特點，能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儒家思想。除正規學校教育傳授儒家思想外，韓國一些非正式組織也會宣傳儒家思想。如儒道會、傳播媒體等。儒道會主要通過舉辦學術和文化交流宣傳倫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韓國國家電視臺堅持定期播放《論語》講座宣傳儒家思想。

3.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對青少年的影響

韓國對儒家思想的傳承和發展，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有重要影響。講“仁”重孝的倫理觀教育，能促使青少年從小養成孝敬父母、與人為善的倫理觀。尚賢重教的教育觀，能促使青少年養成誠信、節制、熱愛生命等正確的個人價值觀，也能促使青少年愛國家、愛社會、愛民族、有責任等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形成。謙遜的禮儀觀教育，有利于青少年養成懂禮貌、樂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確道德觀。

三、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對我國的啟示

儒家思想雖源于中國，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韓國對儒家思想的傳承和發展比中國還要好。韓國對儒家思想的重視，使得儒家文化在韓國現代化進程中，以一種不自覺的歷史認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為推動韓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精神動力。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對我國有著重要的啟示。

1.正確看待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韓國對儒家思想的傳承與發展，不是全盤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優秀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的國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華，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在韓國得以較好地傳承和發展，關鍵在于韓國政府對儒家文化的重視和積極引導。這些是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的。

首先，我國要足夠重視傳統儒家文化。中國目前比較重視經濟的發展，忽視了意識形態領域建設，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質量。我國可以借鑒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發展之路，審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建設。其次，我國應該對儒家傳統文化給予積極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經過時，但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卻具有永久性的價值。我們應該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積極成分，探索如何將消極的影響轉化為積極的影響，使積極的影響發揚光大。

2.學習韓國設立專門的儒教大學

近年來，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國也已相繼建立。作為儒家思想發源地的中國，更應該加大對以傳授儒家文化為辦學理念的學校的創建，尤其是孔子學院的建設。

在韓國，中央設有專門的儒教大學成均館，在地方普遍設立公私教育機構，如鄉校、書院等，主要以儒家經典教育、儒家文化傳播為教育宗旨。這也是儒家文化在韓國得到普遍認同和發展的重要原因。我國可根據本國國情及借鑒韓國辦學經驗，探索建立有特色辦學理念的學校，以更好、更有效地傳承和發揚儒家優秀傳統文化。比如，在中小學乃至大學層面增加《論語》精華部分諸如誠、信、仁、愛、孝、悌、禮、儀等“道德”、“倫理”方面的內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資源對青少年進行啟蒙式道德教育。學校除了學習儒家思想理論外，還應該組織學生參加一些志愿活動，比如，到養老院、孤兒所等志愿服務，把學到的儒家思想精神應用到實踐中去。

3.發揮大眾傳媒的傳播作用

大眾傳媒作為當代社會信息傳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傳播速度快，傳播面廣，時效性強等特點。我國可以借助網絡、電視、報紙等多種媒體進行儒家優秀傳統文化宣傳。內容可以多樣化，除了《論語》《大學》等理論知識外，還可以大力宣傳孔廟、孔府、孔林這些世界文化遺產。讓人們通過參觀，親身感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從而產生崇敬之情。還應該重視影視節目對人們的影響，影視題材要貼近生活、貼近百姓，內容要反映人們的道德倫理觀和正確的價值觀等，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廣與傳承。

引文注釋

1 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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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3

[關鍵詞]新課程 高中歷史 設疑解惑 問題教學

“設疑解惑”教學法在揚棄傳統“問題教學法”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主要表現為把那些學生通過閱讀教材不經思索即能回答的問題精簡掉，教師設計問題做到優化、精化和重點化，注重問題的質而不是量；更重要的是把課堂設計成學生的課堂，還原學生的主體地位，要求學生置疑。蘇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學生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東西，使他們面臨著問題。如果你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成功了一半。”因此，課堂必須強調學生提問，解答學生的個性化問題，滿足學生個體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筆者以高中《中國近現代史》（上）第四章第一節“”為例，談談“設疑解惑”教學法的具體操作。

課堂上，筆者把教材設計為“讀”、“想”、“議”、“問”、“練”五環節。其中“讀”、“想”、“議”、“練”均為教師設疑。有問題如下：①、讀――“梳理本節知識點：之興起標志、指導思想、口號、主要代表人物、主要陣地、活動基地、主要內容、范文名篇。”②想――“請思考：為什么會興起？它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影響？”③議――“主張打倒孔家店，矛頭指向孔子，儒家思想被批判得體無完膚；今天，我們主張大力弘揚民族文化與傳統美德。你如何看待這兩種做法？”④練―一（練習題略）。這幾個環節實際上是“問題教學法”的繼承，對培養各種歷史學科能力如識記、閱讀、理解、分析等是很有幫助的。我們當然不能在強調創新的同時把經驗丟掉。

不同的是，新教學設計增加了學生置疑一環，要求學生通過閱讀就教材提出問題。每個學生的知識結構各不一樣，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如果說教師的設疑提出一些普遍而基本的問題，體現面向學生全體，那么由學生提問則兼顧到了每個學生個體，能夠解決不同學生的不同需要。這節課，學生提到的問題很多，其中很有價值的有：①與歷史上的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維新變法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有沒有關系？有什么關系？②今天的語文課非常注重文言文學習，這是不是復古？如果是，當年干將的一番心血是否就白費了？③什么是儒家思想？等。從這幾個問題我們可看出，學生的思維在向廣泛和深遠的方向發展：注意到文化進步的歷史連續性與思想發展的內在聯系；以懷疑與批判的目光觀察歷史與社會，聯系并關心社會現實問題；拓寬對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的關注；等等。

教師的設疑與學生的提問是本教學法的兩方面。兩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教師的設疑基于專業的眼光和教學的基本要求，是完成教學任務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生提問與質疑出于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能力和批判性看待事物的歷史思維的需要，事關學生的發展與未來，更不可少。教師的備課環節再縝密，也只是從教師的角度考慮問題，容易掛一漏萬，對學生的需要很難想得周全和面面儐到。因此，由學生針對自己的疑難或進一步想了解的東西提出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比如：在“”一課中，筆者備課時設計了討論儒家道德的議題，但沒有料到（也許不少教師亦沒想到）學生這么多年學習，競不知道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什么，更少有學生能較清楚敘述儒家思想的發展史。給學生提問的機會讓他們就此將疑問托出，從而對祖國傳統文化核心之一的儒家思想形成較為整體的認識。更讓人感到欣喜的是，我以此為契機鼓勵他們做的課外查詢、查找資料與進一步探索研究，不但讓他們整理出儒家思想的發展脈絡，而且以“孔子仁政與書記以德治國”、“儒家之‘信’思想與現代企業精神”、“客觀對待儒家思想”等為題寫成了相關小文章。可見，如果是學生自己想弄清楚的東西，他們能夠深入地、主動地探索和研究。只要稍加引導，學生的主動性與創造性是不容低估的，其思想的火花如泉噴涌，會產生由點到面的效應。

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4

摘 要 考試之旨，首在取士。考試作為一種人才選拔工具，從技術層面看，有能夠撐起其實現公平正義的競爭技巧；從理論層面分析，其背后又有能夠合理解釋其存在發展的道德依據。本文以科舉考試制度出現前后的考試思想比對為明線，以考試思想的發展脈絡為暗線；抽象和提煉科舉考試制度在古代考試思想發展史上的承接性意義，為今之考試理論的發展方向提供參照。

 

關鍵詞 科舉考試 考試思想 承接

作者簡介：袁云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主要從事管理學方面的研究。

中圖分類號：d9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09-028-02

一、考試思想的階段性劃分

我國是最早實施考試制度的國家，完善的考試制度和成熟的考試思想是我國對世界文明的又一重要貢獻。對考試制度的歷史考古表明：我國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出現了關于考試和考試思想的萌芽。并且在之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統治的加強日臻成熟。“每一種考試制度的建立，必與一系列基礎假設、取向、目的相連”。考試制度與考試思想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一方面考試制度的發展加速了考試觀念的社會化，使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考試思想的社會化又“刺激”了考試制度的“神經”，使其漸進完善。

 

科舉考試的出現是人類考試制度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科舉考試制度的出現打破了以舉薦為主的人才選拔局面，將考試作為衡定人才質量優劣的主要工具。一方面使得人才測量的手段更加公正化、客觀化；另一方面，考試形式的標準化和程式化，也使得人才評量的規模化成為可能。與考試技術并行發展的考試思想，在科舉考試制度形成后，也應時展之變化，發生了變形。早期的考試思想更多的是圍繞要建立一種相對全面的人才測量工具而進行理論假設和實驗論證。事實上，一旦假設成為現實，理論轉化為實際，觀念和理論就要處于“被修正”階段，圍繞已經發生的實際進行修正和總結。科舉考試制度社會化之后，對考試的概念設計已經完成，考試形式的假設已取得進展。此時，考試思想也就相應的發生了某種轉變，雖然其所依據的核心理論尚未被“移植”。但在后期社會發展中，隨著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考試的規模的增大，考生的人數的增多，考務管理的負擔的增重。最初為追求全面和實用型人才而設計的考試理論假設，開始發生偏轉，轉向為解決考試的“公平性”問題而努力。

 

據此，可以將科舉考試作為古代考試思想發展史上的分水嶺，將古代考試思想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討論，分別概述為：科舉考試出現之前的考試思想——感性認知和基礎鋪墊階段；和科舉考試最終制度化后的考試思想——理論沉淀及重心偏轉階段。

 

二、科舉考試之前的考試思想——感性認知和理論奠基階段

（一）選賢任能——考試思想的初認識

“尚賢”思想的由來已久。“圣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是也。選賢任能的行為和思想可以從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時代溯起。原始的人才考核形式還僅是對“舉薦”的輔助，最初的考試現象也尚屬個例，并未常態化。但至少可以證明“尚賢”思想在當時已經得到了統治階層的認可，“選賢任能”的思想和實踐已初見端倪，萌芽期的人才選拔思想就此形成。殷周所處奴隸時代，相對獨立的“考試”概念還沒有出現，普遍意義上的考試現象還尚未形成，“考試”還只是對以“薦舉”為主的人才選拔手段的輔助。“考核手段和方式所指向的目標，還僅限于士大夫以下的低級官吏，大夫以上的高級官吏則通過世官任用。及至春秋戰國，世官制度出現衰退，明賢思想顯著發展，選賢任能成為這一時期的潮流。”“這一時期的“選賢任能”的觀念雖與“考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卻與“考試”互為表里，關系甚密。由于考試的概念和制度還未明定，“尚賢”思想也就成為此一時期“考試”思想的集中表現。”

 

（二）儒家文化中的考試思想——考試思想的再定位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重新定位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至此，考試制度所依據的理論基礎也越來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古代考試制度發展到科舉制時期，無論是考試制度所依據的理論，還是考試的內容均集成于儒家思想。他關于考試的“認識和觀點更是達到了相當的理論高度，成為中國古代考試思想發展的邏輯起點”。為以后考試制度的實施提出了具有奠基性的理論依據。

 

1.“有教無類”——關于考試平等、公平的原則

“有教無類”，本是出于孔子對社會之教育公平性的論述，其意重在表達要打破學在貴族，舉在貴族的傳統局面，強調無論貧富、貴賤均有接受教育，出世入仕的機會。講求的是平等和公平。而事實上“孔子的‘有教無類’絕不止是一種教育思想，還是一種使人不拘于出身，各盡所能，秀異者居上的社會理論”因此“有教無類”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宏觀上的“公平”精神，表達的是對社會公平的愿景和呼吁。而恰恰是他首先提出的這種對“公平、公正”的呼吁，以及他首創的私人教育模式實踐，為后來大規模、集中化的考試所趨向社會化、公平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礎。

 

2.“學而優則仕”——關于考試的標準和內容

考試的標準和內容，是決定所設考試形式有效與否的關鍵，也就是選拔什么樣的人，和怎樣選的問題。考試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讓有用之人來協助統治。量才方能授官，但到底有無可操作的能夠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呢？這一論斷的提出，成為了千百年來士人階層不遺余力躋身仕途的潛在動力。同時，也為以后的考試的量化標準提供了理論依據，盡管古代的考試形式，多是以定性考試主。要想短時間內衡定出人才德行、才藝的優劣，靠舉薦和個人的主觀經驗判斷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因此，要設計出衡定人才優劣的標準，只能依據客觀手段進行。這一客觀手段就是考試，而決定考試效果的正是針對考試目標所劃定的考試內容。

 

3.“聽其言觀其行”——關于考試的方法和范圍

只有定性與定量考核相結合，對人才進行綜合全面的裁量，才能得出與考試目標一致性的結果。“聽”和“觀”指的人才考核所使用的手段，在沒有先進的人才測量工具的古代，對人才的甄選，主要是通過直接的“觀察法”和“訪談法”。就是要對被試者進行談話交流，通過觀察其言行舉止，來對其品行和才德進行估量。這種考核方法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但應該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言”和“行”指的是指對“被試者”進行測量時的范圍界定。孔子云：“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通過“聽其言”來了解被試者的言辭反應能力，考察的是其知識積累與口才。然，在政治統治中，統治者更看重對其行為的考核，“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通過“觀其行”可以了解被試者的實際操作能力。因此“聽其言觀其行”還應是包含有對考試范圍界定上的理論依據。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言與行的統一，是這一思想中對考試范圍界定的深層表達。

當然，構架于封建統治基礎之上

的傳統儒家思想，在論述人才選拔的意義和作為考試定義的基礎理論假設方面所給出的貢獻非止于此。但就之后的考試思想發展來看，無非是圍繞考試制度建設展開的基礎理論拓展，而以上的幾種考試思想才是最初的理論打造。兩漢以來，無論是察舉孝廉還是九品中正，無論是重才技的考試，還是重德行的考試，其都是對儒家思想中有關考試的基礎理論和根本性原則的延續和發展，并無異議。

 

三、科舉考試形成后的考試思想——理論沉淀和重心偏轉階段

考試形式和考試思想發展到了隋唐之際，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有了新的形式和內容。科舉考試制度逐漸形成并確立，并日益成為人才晉升渠道的主流。“以考試為中心的新的人才選拔制度的形成，是傳統尚賢思想發展的結果，也是長期以來人才選拔實踐的總結”。隨著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漸進發展和成熟，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趨向繁榮和多元化，對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同時，人才選拔機制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集中，單純的定性考核已經很難應對日益增長的士人階層。因此，如何通過完善科舉制，來提升人才選拔的效率，保證人才流動渠道的暢通，減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成了當時考試制度面臨的重點和難點。建立起程式化、標準化的考試模式，成了科舉考試發展的新動力。對考試過程和考試內容公平性的訴求趨向也越來越明朗。

 

（一）科舉之初，考試思想的搖擺

隋唐科舉考試確立之處，各項考試規則尚未成熟，考試中仍然有較多的傳統考試思維，夾雜著更多的主觀性判斷，“行卷”“問卷”的流行，仍然帶有前朝察舉的舊影，對科舉考試的認同上也存在很多相異的思想。一方面以唐太宗和魏征為代表的“改良派”認為考試是相對有效的人才選拔手段，因此極力主張“以考代舉”。為達到知人善任的目的，他們還為科舉考試的施行，努力設計考核標準；增加考核科目，以應人才多樣性的需要。而另有“守舊派”則盡列考試之積弊，“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艷”為還原和復辟前代之察舉制奔走呼吁。楊綰就曾上書建議太宗取消科舉，回復察舉制。他提出“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于州……”新制度的實施必然會損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從而引來是非正義，遭到質疑。但其中更多的是因為新制度的不盡完善所致。

 

（二）科舉考試之中，對考試公平性的訴求

科舉考試到了兩宋時期，已經基本被廣泛認同。當然，其中不乏有不同聲音出現，科舉存廢之爭雖時有起伏，但已不再是主流。在科舉發展史上，關于科舉考試的存廢利弊之爭，曾有過六次較大影響的爭論和改革，但到了宋元兩朝時期“思想斗爭最激烈、探討問題最廣泛、參與人數最多”“也使人們對有關考試的理論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許多矛盾與紛爭也取得了初步的結論”。但最終大勢所趨，考試任官的人才選拔渠道已經被士人廣泛接受，科舉考試的基本理念也普遍社會化。已由對考試思想的認同上升到對考試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的認識。兩宋是文官集團相對泛濫的時期，“重文輕武”造成文官集團的擁擠，考試人數的增加，使統治不得不相應地對考試制度進行適應性調整，“為了克服創始時期不夠完善的缺點，在制度上采取了一些使其客觀化、嚴密化的改革措施，以實現公平取士。”在理論上，為設計“公平”的考試程序和“標準化”的考試內容展開了全面論述。

 

（三）科舉考試的“瓜熟蒂落”——考試思想的反思

明清是科舉考試發展的極盛階段，有關科舉考試的形式和規則已經定型，士人的政治觀念已經基本被科舉考試的思想占據。科舉考試的制度發展伴隨著君主集權的最終形成達到了極致，關于考試程序的設計和考試相關法制的規劃也已經達到了至善，但接近完美的“制度外衣”難以掩蓋和替代破落的政治基礎。為最大程度上標榜“公平、公正”的科考精神，科舉考試在內容和形式上極力追求“公開、客觀和標準”。也正因為看不到科舉考試背后的真正“腐朽”，才導致其最終自掘墳墓。

 

到了清朝末年，八股取士的積弊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深度，甚至已經成為統治無能和官僚腐敗的直接原因。社會上的有識之士亦或是那些在科舉考試中屢遭失敗的舉子們開始對這一對士人毒害很深的選任制度進行反思和批判。其中尤以對八股取士的批判最為激烈，認為它“敷陳大義”“代圣人之言”嚴重地禁錮士人的思想；批判它的“科第功名”腐朽了士人舉子們的心，腐蝕了社會的機體。以其弊病叢生，毒害知識分子為由，建議將其廢除。科舉考試思想的發展也最終回到了原點，走向了理性回歸的階段。

 

參考文獻：

[1]朱明哲.從考試有效性理論看科舉考試的非意愿后果.消費導刊·教育時空.2008（5）.

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5

論文摘要：作為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國儒學發展史和中國思想史上繼孔子之后又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承前啟后，有選擇地借鑒到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僅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有利于搞好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急需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進行創新，以滿足社會發展對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促進社會加速發展，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道德建設穩步推進。但是，思想文化的創新并不是憑空就能實現的，必須有所繼承，才能發展，而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恰是我們思想文化創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和精神財富。

一、關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繼承先秦儒家傳統的“天”的哲學、“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傳統的倫理思想并對其家里改造，從而形成了適應時展和需要的新儒學。關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應論．吸收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并作了揚棄和發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統而完備的新仁學思想，他賦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愛別人為根本法則，否定了只愛自身的思想；關于義，董仲舒對“義”從新的視角作出了新的解釋：從人與我的角度提出了“義以正我”的法則；關于仁義之分，董仲舒認為仁與義的根本區別在于“仁之于人，義之于我”，同時還強詞指出了仁義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義所在。認為仁義所針對的對象是千萬不能混淆、顛倒的，只有明于仁義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實現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關于義利觀，董仲舒在明于仁義之分的基礎上對義、利關系的闡述，是其仁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施其德治思想主張最直接的理論依據。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陰陽家及秦漢方士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學說，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吸收了法家“三綱”思想及先秦正名學說，提出“大一統”論，吸收了先秦人性論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論，提出“性有善質”論及“性三品”說。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類

董仲舒的德育學說是以“獨尊儒術”為指導思想，以“三綱五常”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并且提出必須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顯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價值激勵法。丁欽波闡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內容，并且為我們簡述了董仲舒關于德育原則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三品說，德育的核心內容是“三綱五常”，并且簡要的介紹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明道重志、行道養志”、“必仁且智”等。孫文勝主要從董仲舒“三綱五常”理論中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五個方面論述對當代大學生道德建設的啟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關的道德教育方法。游慶國、崔華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為四個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環境育人法，這樣就從不同的角度更為詳盡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為代表的漢代教育的基本特點，把教育與德政、人性論、天人感應、實踐等結合起來，也論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對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對于封建王朝的發展和鞏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統治地位，鑒于秦王朝對人民實行“嚴刑峻法”而迅速滅亡的教訓，主張實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學內容也完全的儒學化了，他主張以“六藝”(《詩》、《書》、《禮記》、《樂》、《易》、《春秋》) 培養人才，這雖然有利于人們思想的統一和儒學的繼承和發展，但同時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和其他學術的傳播和發展。以為人性是“天”所賦予人的一種先驗素質，這種素質具有向善或惡的兩種可能，教育則就是要通過人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認為，一個國家的興廢治亂都應取決于禮樂教化，對于教育的社會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論基礎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統”，大一統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統和思想上的大一統兩個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統，指的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把君權至上作為統一的關鍵。思想上的大一統即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學從顯學而成為官學。書中也簡要闡述了董仲舒的治國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論述，并沒有對其進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來，“王者”只有實行“仁政”，“愛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現，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實現統治的長治久安。賴紅衛指出董仲舒為了強化統治者的廉政意識，他對上至最高統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為都進行了批評，他說：“使諸有大俸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業，乃天理也。”提出“不與民爭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視內在仁義德性的覺醒和培養。任“德教”是對秦王朝“嚴刑峻法”的批判，認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實現是通過思想的一統，從而形成—個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同時還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倫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認為天賦予了陰陽五行道德屬性，因此，他把德、刑、愛、樂、嚴、哀等等這些本來是社會現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屬性硬加到陰陽、五行、四時等自然現象上去，從而把一個至高無上的天描繪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東西了。同時董仲舒用儒家倫理思想神化君主，將君權神授理論化，從而為漢朝統治的合理性提供論證；以天人關系為根據把三綱五常進一步系統化，把儒家倫理由家族倫常貫穿到政治領域；董仲舒還著力借用陰陽的一切知識來構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體行為準則，董仲舒把倫理關系中的貴賤尊卑原則提到了專制的極端，春秋戰國時期倫理觀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內容在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倫理思想核心：“大一統”。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以政治一統為核心，以君權至上為關鍵，以文化一統為保證。所謂“君權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權天授說的基礎上展開的，其重點：一是神化君權，維護君主在國家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二是約束和規范君權，使君主的行為符合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同時董仲舒發展了儒家的倫理思想，提出了“三綱五常”說，使儒家倫理真正發展為政治倫理，并被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采納。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質而實際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發展人性，使之成為善人。他的這種教育其實就是相當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書中并沒有涉及到董仲舒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原則等等與之相關的內容。唐國軍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統”理論為武器，倡導思想政治、倫理道德的統一，以“三綱五常”的理論體系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漢武帝采納了“獨尊儒術”的提議，“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成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開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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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丁小萍. 中國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5.

儒家思想的發展史范文6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　辯證思考　企業管理　發展

傳統文化是指人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仍被今天所保存、沿用或發展的，反映人的共同特殊本質的基本價值觀念體系。它滲透在思想、道德、風俗、習慣、心態、審美、情趣、制度、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語言文字之中，是一個國家長久以來被普遍認同的人文精神、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習慣勢力等，影響著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現在和未來。

中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歷史。我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浩瀚，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發展史的一個高峰。一度三教九流、百家爭鳴，而以儒、道二家為其歸致。東晉以后，由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用一句話概括我國傳統文化的結構特點，就是南宋孝宗皇帝說過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趙慎《三教論》）。因此，結合中國學術界長久以來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博采道、佛、法等各家之言，其他諸子百家為輔形成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一種人倫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及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上世紀后半葉開始，美國的企業開始向有中國文化背景的日本企業學習管理。而在日本的管理界，普遍存在著高層管理者幾乎人手一本中國的《論語》、《周易》和《孫子兵法》等書的現象。可以說，日本經濟的迅猛發展、企業的快速壯大及其富有東方色彩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產生和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企業面臨著空前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依托于中國傳統文化，追本溯源，深挖老祖宗留給我們的資源寶庫，并與西方現代管理思想、我國企業的管理實際有機契合起來，從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

但是，傳統文化都是精華與糟粕共存的，甚至在特定的情況下二者常常可以互相轉化。我們的傳統文化局限于時代，存在積極、進步的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保守、消極的影響。因此，辯證地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并對其進行合理的揚棄，汲取精華，摒棄糟粕，對豐富和發展我國的企業管理理論具有現實意義，并為我國企業管理實踐提供積極有益的借鑒參考。

1　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的積極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思想有很多異曲同工、不謀而合的地方。中國傳統文化提出的很多觀點可供現代借鑒。

《企業文化》的作者劉光明在書中提出，“華人企業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經營業績與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勤儉、敬業的創業精神，恪守儒家商業文化傳統、儒家經濟倫理和文化價值觀是密不可分的”。

《論現代企業管理與傳統文化的契合》的作者認為，界定我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根基和主流，儒釋道三位一體，以倫理為本位，以封建宗法為內涵的混合型文化。我國企業管理者應該在繼承儒家思想的優秀傳統和基礎上創新，樹立正確的有民族特色的價值觀念，形成有民族特色的企業文化，才能更好地在WTO競爭中發揮國外企業難以模仿的核心優勢。

1.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傳承千年而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管理理念。其中的“義利觀”和中庸之道，更是影響深遠。

“義利觀”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義，正義，義氣；利，利益，效益。儒家思想把義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主張“先義后利”、“以義統利”。孔子提出“見利思義”，孟子提出“舍生取義”，還有“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都是這個意思。從現實意義上看，“利”即企業的經濟利益，而“義”既指管理者個人價值取向，又涉及到宏觀環境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法規、生態環境、社會責任等。當代企業，要想做強做大，茁壯發展，追求經濟收益是必然，但應該先義后利，遵紀守法，增加社會效益。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本質特征是和諧。《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說應該時時處處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既無過，也無不及。認為偏激是導致失敗的重要原因。“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即闡明此意。其現實意義就是要在從事管理工作時選擇最恰當的辦法，實現企業管理與特定的國家宏觀環境、企業自身要素的和諧統一，實現二者的共同發展，達到共贏。

《大學》是儒家經典，出自《禮記》，其中講到修身是治國之要，而修身的根本是誠意。其具體闡釋誠意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意思是人如果沒有誠意，就得不到別人的尊重，不能使人信服，更不要說管理他人。這闡明了對企業管理者自身的修養要求，以此為鑒，管理者應該立身修德，增強職業道德，提高從業素質，才能在管理工作中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效果。

1.2　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是一種自然哲學，多用逆向思維來處理問題，其重要觀點是“無為而無不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強調遵循自然規律。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局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水具有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發生矛盾的特性，與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重要觀點“以人為本”有異曲同工之處。劉備用諸葛亮，劉邦用張良、蕭何與韓信就是最好的例證。其現實意義就是企業管理者應該以人為本，充分認識人才的重要性，所有管理工作以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性為著眼點，通過善于用人、精于管人來實現、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1.3　法家觀點

法家是和儒家、道家相齊名的理論，闡釋以法求治的原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法治的內容深入人心，對治國的貢獻巨大。聯系到企業治理，就是說只有首先建立起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體制和制度，才能建立起優秀的企業。這些規章制度是“硬管理”，是必要的，所謂“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韓非提出的君主控制臣子的七術也有很好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其中的幾個觀點，如要善于全面參照、觀察臣子；要有錯必罰，從而顯示威嚴；要有功必賞，恩威并重；要廣納諫言，促使臣下增加工作主動性等，都是現代管理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管理方法。

2　現代企業管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思考

雖然我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管理思想為世界廣泛學習接受，極為豐富，卻也局限于時展，有著不可避免的消極因素。如傳統文化的封閉保守與當代需要的開放創新、傳統的平均攀比與當代的差別觀念、傳統的奴化意識與當代的參與管理等的關系問題，即源于此。

儒家思想推崇遵循嚴格的等級制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及對權威的認同服從，確立了道德的象征意義與權威的社會秩序，體現在企業管理上，即為企業經營活動的依附性。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企業應該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從事經營活動，采取各種措施增加效益。但是，在我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影響下，多數企業依附于政治，管理依附于上級領導的權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就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使企業真正地解放思想，沖破束縛，形成適合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管理模式，達到市場經濟的獨立自主與公平競爭，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另外，“中庸之道”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求安穩、怕風險的思想觀念，否定了獨樹一幟、開拓創新的精神。如在國企中普遍存在的論資排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等現象，扼殺了創新精神與競爭意識，導致經營活動中的傳統與保守，落后于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文化中也存在個人得失、貧富是上天注定的，聽天由命的消極思想，否定了風險與收益的相關性，使人們只是被動接受而非主動奉獻爭取，有違現代企業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人情”。雖然融入了情感理念的管理比機械化的利用制度、規定進行管理更加人性化，但是管理者需要對“情理”進行適度把握。許多企業“情”大于“法”，崗位安排、職權設置、工作分配更多地取決于人情而非制度規定，意味著這些企業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礙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3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和實踐既有積極地引導作用，又有局限和消極方面。現代企業管理，面對未來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既要從自身歷史和現狀出發，依靠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古為今用，去蕪存菁，博采眾長，融合提煉，又要學習當代西方優秀管理理念，并摸索歸納當代中國企業的發展規律和發展軌跡，從而建立起符合中國企業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企業管理理論與實踐，以更好地服務企業發展，推動社會進步。

參考文獻：

[1]李軍.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企業管理的創新啟示[J].價值工程，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