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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美學的內涵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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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美學的內涵

生命美學的內涵范文1

浙江工商大學文藝學學科組建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現有教學與研究人員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學位者9人。經過10多年的發展,該學科已成為一個富有學術生氣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頗具特色的學科。2002年以來,學科成員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學術月刊》《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等報刊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級以上研究項目22項。目前,已形成文藝美學、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三個主要研究方向。

文藝美學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國文化理論創新研究中心”為平臺,以哲學建設為基礎,打通美學、文藝學和文藝批評,最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體性否定”學說,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否定主義”理論體系,并在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實踐上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廣泛而重要的影響。該學科學術帶頭人、理論家和批評家吳炫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義”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義美學》《新時期文學熱點作品講演錄》《中國當代思想批判》《中國當代文學批判》《中國當代文化批判》《否定本體論》《穿越中國當代思想》《穿越中國當代文學》《否定與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論文,在探討區別于西方、也區別于傳統的當代中國文史哲原創性理論方面,以其思維方法的開拓性、諸種理論觀念的獨創性以及介入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問題的有效性,引起學術界的較大反響和關注。其主編的《原創》《中國視角:穿越西方現代美學》叢書也獲得學界廣泛好評。吳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逾百篇。中國期刊網統計的針對該理論的社會評價、引用和運用文章已近400篇。“本體性否定”不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創品格和鮮明的“中國問題”意識,不僅獲得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而且也影響了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相關實踐。在其影響下,湯擁華博士以現象學美學為中心,對西方近現代美學的先驗邏輯進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課題《中西比較與“中國生命美學”的生成――對宗白華美學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學術專著《西方現象學美學局限研究》等問題性研究成果,通過中西文論的視閾交融和哲學與批評的兩極拉動來激發美學理論和文學理論的活力,從而有效地介入當代文化語境,受到學界的肯定性評價。

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方向側重于將西方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的研究方法運用于西方文學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學理論中,尋找生命美學和生命哲學理論方法的不同側重面并加以綜合運用,并從西方文學活動的各個方面來考察人的多層面的生命現象,從而尋求文學活動中人類尋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動向。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該學科研究人員就對西方文學理論中的關于文學活動中的人的生命現象的研究投入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雷體沛教授出版有專著《藝術――生命之光》《存在與起:生命美學的導論》《西方文學初步》《藝術與生命的審美關系》,發表有《尋找與追求――西方近代哲學美學中的生命本體論》《發現與尋找:西方現代哲學文化中的生命本體論》《荒誕派戲劇對時間秩序的超越》《從生命的現實境遇看西方藝術的發展》等50多篇論文;朱鵬飛博士亦有《在綿延中尋找美:柏格森美論述評》《藝術是時間的造物:淺析柏格森的“藝術時間”觀》《淺談對康德“美在形式”說的誤讀》《從“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規律”》《主旋律藝術與開放道德》等重要論文10余篇。這些專著和論文皆從西方文學及藝術活動的各個側面,乃至中西方文學藝術現象中人的審美活動作了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的研究,其視角獨特并有創見。本方向上的研究實力得到學界的認同,研究成果多被權威學術刊物轉摘或轉載,顯示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較之西方的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理論,其研究更注重于對西方文學及藝術活動中的人的狀態、心理、情緒、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層面的把握。對西方文學給予了各個方位生命現象的解釋與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與發展意義的探索,即從生命與文學關系的探索中來揭示生命的全部意義,使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視角和嶄新的方法。這種包括把現代人文學科在內的生命哲學與生命美學延伸到西方文學理論并運用于西方文學的研究領域,使西方文論在學術空間上更為廣闊和深入,也為我國文學理論的建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方向有兩個研究向度:一是在廣泛研究中國作家、作品與文學思潮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考察文學的文化內涵,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層面上研究中國文學的文化承繼性及其價值,從文學發生學層面上拓展了文藝學的研究領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藝術發展史以及文化現象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目前已有較為豐碩的成果。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在文藝研究領域受到高度重視。本學科研究人員將中國文學研究同傳統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在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區域文化研究領域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近年來,除在《文藝研究》《江漢論壇》《文藝爭鳴》等多種權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外,還有學術專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項目,成果豐碩。諸如,羅昌智教授的專著《20世紀中國作家與荊楚文化》;學術論文《沈從文的文化選擇》《掙不脫的臍帶:廢名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生命意識:聞一多詩歌與荊楚文化內在精神的契合與同構》《論荊楚文化對郭沫若創作個性與心理的影響》《京派作家與荊楚文化》《論余光中詩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內力與精神阻隔》;研究項目《浙江新詩人與中國新詩的現代化》《中國當代文藝思潮與當代政治關系研究之子項目〈中國現代作家的當代政治轉型〉》《20世紀中國文學與荊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響。在中國文化理論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專著《論衡之人:王充傳》《永遠的書圣――王羲之傳》;學術論文《建安名士的人格關懷》《竹林名士對放達的把握》;研究項目《在浙江》《王充與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博玫教授的近現代期刊與文學思潮及文化傳播研究,王麗梅博士的專著《曲中巨擘――洪N傳》,研究項目《昆曲生態及新時期保存與發展對策研究》等,體現出本研究方向的學術活力。通過中國文學與文化理論的研究,探析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方面求證文學的民族文化傳承意義,另一方面也詮釋著文化傳統的現代性價值和意義。

生命美學的內涵范文2

關鍵詞:樂舞一體化;身體美學;文化根源

中圖分類號:J6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5-0201-01

1 身體美學本體論

身體美的本身追求一種和諧,所謂“嗟嘆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樂”本意即心的愉樂,它是心靈的表現,在“言不盡意”的語言認識論下,中國人最早發現肢體語言比有聲語言更加生動、直接、酣暢。因為它是與心靈由外到內,與抽象到具象的自然流露,較之有聲語言由抽象到抽象要形象、生動、豐富得多,也可以說身體語言是人類表情達意的最便利、最直接的工具,它超越了思想文化的限制,人人皆可“手舞足蹈”地表達情感,所以樂舞一體化是生命本能的自然勃發,是意識覺醒后,人類首先掌握的表情達意的一種語言工具。我國最早的音樂理論專著《手記》中云:“凡音之起,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旌,謂之樂”。在也進一步表現了樂舞一體化的生命本體論。聲音和動作,在身體美學體系中是結合最緊密的兩種語言現象,即有聲語言和無聲語言的結合,表情與達意的結合,心靈與物質的結合,抽象和具象的結合。

2 身體美學認識論

聲音和動作是人類發育的產物,是與自然分離過程中,五官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的開發,直立行走改變了人的聲帶的粗細長短,從而也是人的聲音變化更加豐富多彩,語言的豐富表達能力擁有了堅實的生理基礎,人類也獲得表達情感的愿望,但認識事物又必經從命名開始,而命名的過程卻需要漫長的認識與提高,它并沒有與表達人類情感的渴望保持同步,所以肢體語言就獲得了替補作用,它先天本能就與聲音結合起來,從“張牙舞爪”到“手舞足蹈”、“載歌載舞”;人類一下子從蒙昧時代過渡到了文明時代,人類從自然的聲音與動作中、從生殖崇拜的動作模仿中,人們宣泄著自己的情感,表達著生而為人的欣喜和狂放,在理性與感性的張揚中,人的主體性意識開始逐漸確立,特別是自然的對象化,聲音和動作成為人們表達情感與天地和諧交流的主要媒介,天地風雨聲心旌搖曳,觀山則情溢滿于山,觀海則情溢滿于海,在聲音(語言)的表達中,“手舞足蹈”便成為語言“詞不達意”的最有力的補充,而且隨著生殖崇拜、圖騰崇拜、神靈崇拜意識的逐步建立,人們更需要在動作和聲音的有力配合中達到與天地神共融的和諧之境,把人的生命情感通過聲音和動作這一媒介與天地融為一體,達到心境相諧、心聲相通的靈化之境。

3 身體美學價值論

聲音和動作是人類表達情感最便捷的工具,音樂的節奏感與人體動作的協調性配合的最為相得益彰。從價值論視角來看,音樂本身就是一種心律的美學延伸,動作也是人對生命行為的固化,二者本身都是身體美感的有力顯現。西方哲學家尼采也是這樣讓身體成為思想的首要問題,樂舞一體化就是身體美學的自然呈現,也可以說在我們慣常的思維二之論中誤解了身體,因為它建立了身心二之論,一方面將身體等同于動物性的肉體。另一方面又使這種純粹生理意義上的身體被理性貶低和遺忘。尼采認為現實世界中只有身體唯一真實的存在著,靈魂或精神隸屬于它。我完完全全是肉體,而不是別的什么。靈魂不過是肉體的某一事物的稱呼。肉體是一個大理性,你的小理性――被你稱為“精神”的,是你的肉體的工具,你的大理性的小工具與小。身體是大理性,精神則論為工具意義上的小理性,二者不再是二之對立的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樂舞一體化,本質上就是這種“身體大理性”的最有利的顯現,樂和舞都是身體理性的覺醒和呼喚,是生命在場的真切體現,樂舞是一種源于生命勃發的本能,所以從這一點看我們包括樂舞在內的身體美學,它的價值判斷已經超越了傳統文化學意義上的科學判斷,功利判斷和審美判斷,而完全是一種生命價值論的判斷,它是生命活力的本質顯現,是在音樂和舞蹈的完美結合中生命的大合唱,是對生命沉淪的拯救。在樂舞的情感抒發中,身體美學的內涵不斷地得到闡釋和張揚。“身體”拜托了肉體的沉重,開始變得自由和輕盈,身體由“不在場”重新回到“在場”,由“負擔”變成了一種美的載體。

4 本身實踐論

生命美學的內涵范文3

關鍵詞 :     天人合一 ;美在自然;自然美之大美;自然美之生命美;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周易·易傳》就提出:“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1]這是古人在和自然的相處中,以及在對自然的感悟中所形成的富有中國特色的一種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追求境界。這一思想在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為中國由古至今,生生不息的文化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有著很強的包容性,中國的最主要的哲學流派儒、道、釋都有對天人合一思想的論述,并且都認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這種相互親和的關系中,把人的情感與精神,人的理想與追求,同自然的精氣神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把自然的物質屬性升華到了具有情感和精神的自然,使得自然的內涵得到了豐富和拓展。自然美除了自身的美感之外,更多地賦予了自然以人格之美,比如崇高、偉大等美感形式都可以在自然中找到體現的載體。這種人格化了的自然,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種狀態。通過這一狀態,人的情感和精神與自然之生命狀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內容豐富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系統。這種人和自然的親密關系也深刻地影響著繪畫領域,創造了很多繪畫方面的美學思想,自然美也成為這一思想指導下的重要的美學思想。

一、天人合一思想體現著人和自然的親密關系,造就了充滿生命活力的自然美

天人合一思想側重于表達自然與人的融合,尤其是與人的精神世界的融合,這種物我的融合,與中國傳統繪畫美學的追求是一致的。《周易》是中國古人對天地自然變化和人類自身生活相互關系的一部理論著作,而“天人合一思想”則是《周易》的核心理論。《周易·系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2]這是人在參悟天地運行后所形成的一種合一的境界。周易中關于天人合一的追求,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都得到認可,并做了進一步的發展。老子也對天人合一的自然論觀點做了闡釋,《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里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說自然中有四大,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3]老子在這里把人作為自然四大之一,把人同自然連為一體。在這個相互的關系中,可以看出一個脈絡,那就是人法地,法天,法道,到最終的法自然,那么自然也就是人所追求和效法的最高的標準。這種理念表現在美學上,那就是關于自然美的美學理論。宗白華1921年就指出,生命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頭,也是一切美的源頭。自然美所蘊含的生命內蘊,成就了自然美的美學價值和自身定位,自然美也就成為人類追求美的最高的標準,也是天人合一思想指導下人們在藝術追求上的最高的標準。

二、人類對美的追求和表現,從來沒有離開過自然

從原始社會的巖穴壁畫,到對工具美的創造,再到生活中對工藝美的表達,始終與自然聯系在一起。在書法和繪畫成為主要的繪畫藝術形式的時候,人們對美的追求也需要在人和自然的親和關系中去尋找。其實不光是美學,中國的政治、思想、生活都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就連中國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都是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相統一的。在這樣的文化傳統和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繪畫美學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天人合一思想的烙印,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追求自然美也就成為了必然。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自然論觀點和美學的關系最為密切,歷來為畫家和理論家所重視。這主要在于道家把人和自然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分割。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老子將自然放在一個最高的位置,自然涵蓋了人、地、天和道,這也是對自然的一個定位。而天人合一的最高追求就是順應自然,或者說是合乎自然。人們對美的理解和創造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效法于自然,也因此,自然美成為美的最高追求,“美在自然”也成為畫家們的自覺的追求。在道家的思想里,自然除了上述說的自然界之外,還包括自然的狀態,即道家所認為的自然無為的狀態,也就是自然而然,順其自然的意思,這也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老子崇尚這種自然觀,老子反對偽美,即矯揉造作的美,他推崇樸素純真的美。《道德經》里提出,“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是一種大美的標準,大音若無聲,大象若無形,就達到了一種至高的境界,那就是至美的樂音,至美的形象已經到了和自然融為一體的境界,反倒給人以無音、無形的感覺。比如自然界的音樂,那可是最好的音樂了,可是有時你身在其中的時候,又可以聽而不見,這時聲音和自然已經融為一體了。與此哲學思想相對應,也產生了關于自然美方面的相關理論。比如,人們講美的創造要妙造自然,渾然天成,這是對自然美的基本要求。唐代的張彥遠把自然列為繪畫作品的上品,自然之下依次為神、妙、能、謹細。《歷代名畫記》中說“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5]這些都是古人在與大自然的相互交融和感知中經過不斷地提煉和升華所得到的自然之美,歷來為文人和藝術家所重視,形成了關于自然美的理論體系。

莊子順承了老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為大,自然美也就是大美,最高的美。莊子認為道的自然無為的本性創造出天地之間的大美,其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6]這里提出了大美的問題,那何為大美?根據莊子的思想來看,這里的大美也就是指的自然之美,或者說大自然的樸素的本真的美。這種美顯示著自然的純真與樸素的特點,是美的本源,美的極致,也是對美的最高的追求。莊子在《山木》篇還提出了“既雕既琢,復歸于樸。”[7]的美的觀念,就是通過雕琢去掉表面的華飾,回歸到樸實無華的自然的本真的美。莊子又說:“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8]莊子把自然樸素之美看成是最本真的美,是一種內美,一種理想的美,任何形式的美都無法和它比擬。這里的大美可以和張彥遠的“謹細”的標準相對比,謹細的美為繪畫作品的末端,自然美才是畫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人們平常所說的繪畫要大氣,包括雄渾大氣,要以小見大,畫面要雅致,并且要有大雅之致,才能體現出繪畫的大的氣勢和大的境界,大的意境。中國后來的大寫意繪畫,強調作品的精、氣、神,強調抒發大的情懷,這也是對自然本質的內在追求,是追求自然美的重要的方面。有時繪畫講求大巧,力避小巧,小巧到謹細則為病態,而大巧才是美的,如同老子所說的“大巧若拙”,就是一種不加雕飾的樸素的美。

三、自然美是一個生命美學系統

在美學的領域,自然美最根本的價值就在于自然美是一種生命美學,并且同自然一樣,它也是一個完善的生命美學系統。

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不斷地為自然美注入新的活力,呈現出勃勃的生機,這也是自然美最能打動人的地方。在繪畫中生命的感染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來自于自然,浸潤在人的心靈,是在人對自然的感應中所賦予的情感生命,是自然美依托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下所形成的人和自然相互交融的美學理論。現實中,自然又是紛繁和復雜的,在自然美描述中,人們往往關注具有生命感的自然之美,這種美感往往比較直觀,很容易為人們所感受到。那么在自然中的沒有生命感或者是缺少生命感的自然物象那里,人們又如何體現它們的生命感呢?首先,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是簡單地結合,而是全方位地融合,尤其是心靈的融合和精神的融合。這種融合在繪畫領域體現得也很明確,比如自然中沒有生命的枯藤,藝術上稱為“萬歲枯藤”的實例來說,萬歲枯藤即使是枯死了,也因為它具有歷史的滄桑感和用筆上的趣味性而備受畫家喜歡。枯藤雖然是沒有生命的物象,但是中國的畫家們由于深受自然美的影響,所以在表現時就運用“移情”的方法,把枯藤的歷史滄桑感和飽經生活洗禮的生命感充分地體現出來,使其獲得了藝術性的再生。在運用筆墨表現的時候,將潤澤的富有生命之感的表現技巧運用到對枯藤的表現當中,使枯藤如同沐浴在春風當中,賦予它以春的生命之感。

這里充分展示了中國美學的博大與精深,其中也蘊含著中國繪畫中的另一個重要的美學思想,那就是“移情說”。另一方面,畫家們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下,找到了表現自然美的方法,當表達秋風冷冽,萬木枯槁的景致時,在筆墨的表達上,一定會在枯筆焦墨中潤含春雨之感,使之具有生的氣息,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干裂秋風,潤含春雨”的表達要求,其核心的思想是要體現出生命之內涵,呈現生命意味的自然之美。

天人合一思想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繪畫美學,是中國繪畫美學的哲學來源。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身就是一個系統,一個自然的系統,也是一種自然的和諧的生命狀態。在天人合一思想里,自然美作為一種生命美學,它是一個有著生命力的活的循環系統,意即自然美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總而言之,自然美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其內涵也很豐富,自然美也和很多的美學理論相聯系,或者說中國美學的很多理論,歸根結底都最終回歸到自然美這一范疇里來,而其最終的理論基礎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自然美的文化基礎或者說是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思想,也只有天人合一思想里的自然美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才具有深遠的美學上的影響力,也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對于自然美及其相關的美學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孫鵬昆中國畫天人合-“思想研究[M]. 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2.

[2]竇可陽接受美學與象思維-接受美學的“中國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226.

[3]老子.道德經的智慧[M]丹明子編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85.

[4]老子道德經的智慧[M]丹明子編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85.

[5]何志明,潘運告唐五代畫論[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178.

[6]陸永品莊子通解[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230.

生命美學的內涵范文4

關鍵詞:園林植物;景觀評價;美感要素

園林植物景觀美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充實了更多的內涵。完美的園林植物景觀必須具備科學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園林植物景觀之美,是多形態、多成分和多層次的。當前,隨著生態園林建設的深入和發展以及景觀生態學、全球生態學等多學科的引入,園林植物景觀美的內涵也隨著景觀的概念范圍不斷擴展,傳統的植物造景概念、內涵等已不能適應生態時代的需求。植物景觀建設不再僅僅是利用植物來營造視覺藝術效果的景觀,它還包含著時間上的景觀、生態上的景觀、文化上的景觀甚至更深更廣的含義。同時,營造視覺景觀、提供生活空間、改善生態環境和構筑審美意境也是種植設計的四項最基本而主要的功能。因此,本文將園林植物景觀美,分別概括為形式美、時空美、生態美和意境美等4個層次,通過園林植物景觀美的創造手段來表現和實現。

1 形式美

傳統的植物造景定義為“利用喬木、灌木、藤本、草本植物來創造景觀,并發揮植物的形體、線條、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麗動人的畫面,供人們觀賞”。其主要特點是強調植物景觀的視覺效果。園林植物景觀設計是一個藝術門類,它要遵循形式美原則。對于設計者來說,為了滿足審美者的感官享受,調動審美者的聯想和想象,景觀設計師在設計中要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時代審美觀點,以技術為主導,并運用一系列的設計方法來體現設計者的構思,從而對人的感官形成刺激。視覺體驗到的園林植物景觀形式美是人們體驗美的起點。

2 時空美

園林植物因為有強烈的空間結構特征和建造功能,使之與其它建筑材料一樣,成為景觀空間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園林空間表現的主要材料,可見,園林植物景觀是一門三維空間的藝術。隨著時間季節的變化,園林植物空間也會有相應的改變,景觀便具有了四維性。這主要體現在植物的季相演變方面,從幼苗成長為大樹,從發芽展葉到花開花落,春華秋實、寒來暑往,不同的季相顯示出一種動態的美。同時用植物構成的流動空間,使人們在行進過程中感受到不同的植物空間有大小、明暗、開合等變化。所以,園林植物景觀又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藝術。植物造景與植物配置的實質是植物空間的組織過程,從而營造四時演變的時序景觀和步移景異的空間景觀序列。因此,園林植物景觀是時間與空間兼具的造型藝術,具備時空美。

3 生態美

當代科學的生態化趨勢,促使生態學與美學結合,催生了生態美學。所謂生態美學就是生態學與美學的一種有機結合,是運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美學,將生態學的重要觀點吸收到美學之中,從而形成一種嶄新的美學理論形態。生態美學將美學思考的重心落實在人類存在、發展與自然生態關系這一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上,追求“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審美境界。生態審美意識不僅是對自身生命價值的體現,也不只是對外在自然審美價值的發現,而且是生命的共感。生命的共感既體現了生命之間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間的共命運感,是人與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獨奏曲。從生態意義看待美,美不是美在個體的生命上,而是美在生態平衡上。景觀設計師們也開始從對美與形式及優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對自然的關注。生態性是園林植物景觀的一個基礎特性,也是植物景觀之所以能形成的最基本條件之一。園林植物景觀最本質的功能是發揮綠色植物特有的生態效益。因此,生態美也是園林植物景觀美的內涵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園林植物景觀的生態美要從健康與安全狀況、吸引野生動物、植物物種多樣性和群落結構多樣性等方面來展現。

4 意境美

在景觀設計中,景觀設計師一直在積極探索和追求景觀的意境美。中國的造園先哲們在崇尚自然的基礎上,設計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園林意境,以實現至高至美和美侖美奐的一種理想境界。在現代園林植物景觀建設中,審美意境同樣進一步提升了景觀質量,使得園林植物景觀超越了存在形式、時空界限和生態系統,體會到設計者的立意,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讓心靈得到了營養。園林植物景觀創造的立意是根據植物空間的功能、性質、環境、觀賞、生態等要求,經過綜合考慮所產生出來的總的設計意圖。園林植物景觀的營造就必須在一定的空間內運用植物實體去體現設計的意圖,使游人在觀賞園林植物景觀時,能體會到設計者所傳達的設計思想和景觀風格。園林植物因種類不同和品種差異呈現各自不同的觀賞特性,如形態、色澤、質感等,成為植物本身固有的特色。利用不同特點的園林植物相互之間進行不同的組合,與園林其它要素相配合,又會產生頗具特點的、各具風格的園林植物景觀。設計師常用象征比喻、情景相融、文脈關聯、內外借景、豐富體驗、賦予歷史涵義和場所精神的體現等手段,來使得園林植物景觀的意境變得更為深遠和寬廣。不同風格的園林植物景觀賦予人們不同的意境聯想。如:杭州太子灣公園微微起伏的地形,緩緩流動的小溪,自然式栽植的樹林下鋪滿著各色的郁金香花被、草皮,間或設置一個雕塑或是一棟異域風情的小屋,加強了夢幻般的植物空間氣氛。游人至此,會不期然地產生一種好像身處歐洲的自然飄逸的浪漫情懷。而不遠處的杭州西線的園林植物景觀風格截然不同,大面積的湖面駁岸采用緩坡入水形式,形成自然岸線,大片的蘆葦、姜花、大花董草、千屈菜栽于岸邊,淺水中鶯尾、營蒲亭亭玉立,蓮、水芹、慈姑等挺水植物和金魚藻、亞洲苦草、范草等沉水植物配合栽植,設計中增植了可為鳥類提供食物和鳥類喜歡棲息、筑巢的植物,形成適宜鳥類居住的生態環境,呈一派富有野趣的濕地風格的植物景觀,人們從中感受到了與大自然的一種心靈契合。

生命美學的內涵范文5

中國民族音樂來源于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建立在民族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審美心理之上,是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相統一的體現,更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傳承功能。每一個民族均具有自身獨特的音樂與文化,作為人類古老文明發源地之一的中國,其所具有的民族音樂形式更是承載著其傳統文化的精髓,并具有一定的美學品質。中國民族音樂中更是體現著傳統思維模式與道德理念。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會左右著民族人民看待事物所應產生的一種思維習慣與審美趨向,這種思維模式是在長期的文化背景的熏陶下產生的,體現出文化現象的一種深層特質,作用于民族科學、倫理、哲學等等多個領域。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講究“天道”與“人道”,注重“天人合一”。這種哲學思想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代民族音樂的構成與演化。在古代,民族音樂成為統治者安定社會,為其歌功頌德的工具。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年代,孔子所提倡的“禮”與“樂”,以及在政治上所提倡的“封土建邦”和在文化上所倡導的“制禮作樂”,其實質是在維護宗法血緣制度,安定社會秩序。中國民族音樂中極大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的思想。“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同時也是音樂美學領域中極具美學內涵的范疇。傳統文化中的“和”是指一種哲學思想,講究的是一種長短互補且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模式,在辯證思想中具備一定的和諧統一精神。這一獨具特色的美學范疇極大提升了中國民族音樂中所具備的思想與人文內涵,也使中國民族音樂具備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音樂的美學品質。中國民族音樂中所具備的音聲之和是指相互矛盾的事物中總會有相互統一的一面,中和是指各個組成部分均處于一種平和的狀態,各種聲響均呈現出一種和諧之感。民族音樂中所體現出的這種和諧的審美思想是對民族音樂中所體現的思想與人文內涵的一種和諧表現。我們所熟知的音樂由多種元素構成,不同的聲響,不同的音色,不同的思想情感中都會呈現出一種“和”的審美觀。從音樂美學的角度看,中國民族音樂中所展現的是一種極具哲學的和諧美。中國民族音樂的內容多通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文本進行體現,更多表現的是一種具有思想內涵的傳統內容。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內容便是一種具有描述性的內容以及由音響來進行展現的具有邏輯性的內容。兩種不同的展現方式體現在音樂中卻是相一致的,均體現出一種具有幻化思想的多元內容。中國民族音樂同時具備一種體現人與自然與社會和諧統一的藝術審美意境。這種基于感性的審美體驗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體現,凝結出中華民族的藝術精神。中國民族音樂產生于民間,并廣泛流傳于社會中,其中凝結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反映了我國社會歷史與風俗人情,記載著民族歷史。在我國民族音樂中總能展現人民大眾對于傳統音樂文化情懷的歸屬感,對于民族價值觀念的一種審美認同感。此外,在民族音樂中能夠感受到民族情感始終與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相互融合,重禮教、以樂從禮的觀念在中國民族音樂美學中所展現的則是情感的表達與倫理道德,甚至是社會、政治合二為一,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民族音樂的社會功能。民族音樂除能夠滿足人們的審美經驗之外,還能夠產生一種民族情感的體驗與反應。這樣的反應過程所產生的民族感具有一定的民族獨特規律,這樣的規律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得以形成,通過民族音樂本體形態所反應出的一種民族精神能引發人們一定的民族意識,并產生一定的情感共鳴。總之,在中國民族音樂中所具備的社會性使得民族音樂能夠產生一定的社會凝聚力與向心力。

二、中國民族音樂中的意境美

中國民族音樂講究一種意境美,正是這種獨特的意境之美使得中國民族音樂具有一種虛實相生、陰陽相輔的意境,最為典型的便是二胡作品《二泉映月》,如泣如訴的旋律,時而靜謐時而剛勁,在情景交融中賦予獨特的美感。《二泉映月》中的主題音樂運用較簡單的旋律音型將創作者在經歷漫長人生之后所產生的人生感懷給予詳細描述,其中既有凄涼、孤獨又有一種符合大自然無形韻律的水融,使得聽眾在聆聽到如此悲涼的旋律后對于自己的人生開始反思。此時表現出的便是中國民族音樂所獨具的深刻的哲學涵義。民族音樂在獨具一種美感時還會產生一種空靈之美,聽眾在對聲音有著獨特審美感受之時,會悟出一種深刻的哲理,并感受到一種獨特的審美內涵。中國民族音樂中的空靈之美是對老子“大音希聲”審美觀的正確詮釋,老子在此處所指出的聲音,并不只是一種無聲之音,更是在講音樂會創造一種悠遠朦朧的意境,“虛”的意境之美中有“道”的存在,只有得“道”才是音樂的最高境界。正如琵琶曲《霸王卸甲》作品取材于楚漢垓下之戰,將楚霸王項羽在交戰中的失利以及別姬自刎的悲劇故事淋漓盡致的展現,運用中國民族音樂定的定音方式及定音技巧將作品中速度與力度及音響的更替變化進行重新創編,以期產生一種強烈的戲劇性效果。《霸王卸甲》一曲可看做是一種武曲,具有較強的寫實性與敘事性,其中側重表達了內在的情意,從全曲不同的段落中可看出不同的情緒,從多角度揭示了項羽的悲劇英雄形象。在將該作品的音樂本體特征進行詳細剖析之后,會對其創作特點及創作意圖有更為全面的理解,從而曲子的文化內涵能夠躍然紙上,當演奏者運用中國民族樂器將該作品展現時,作品中不同尋常的故事便會變得更具一種美感,聽眾所能感受到的不僅是琵琶藝術的魅力更是民族音樂的美。中國傳統音樂中所具備的意境美,其中帶有一定的思想性。意境的本質特征便是生命的律動,在律動中展示生命的美。中國民族音樂雖然有別于西樂,不像西樂能夠運用和聲、復調等將音樂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但中國民族音樂運用自身獨特的表現方式將獨具內涵的帶有生命律動感的音樂展現在聽眾面前。如果說西方音樂是相對穩定的,那么中國民族音樂便是流動的,人們在欣賞的過程中能夠從一種律動中感受到社會、人生中的真諦。在民族審美心理中會將對藝術意境的感知轉化為一種特殊的審美體驗。從《樂記》中“音由心生”的觀點中可窺探一斑。在民族音樂的審美過程中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內心的感受,注重自身的審美取向,并對音樂本質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在心中產生一種心靈律動,真切感受民族音樂所帶來的動人的生命旋律。民族音樂被廣泛運用于多種場合,如慶祝典禮、宗教活動、祭祀活動等等,無論在何種場合中均能夠召喚我們的情緒,引導人們去崇敬、去哀悼。它會使人興奮,亦會使人悲傷,能夠使人在斗志昂揚的狀態中奮勇向前,同樣會使人在悲傷中潸然淚下。人們在聆聽過程中會產生對于此種音樂相應的情緒,能夠將這種情緒轉化為一種生命的韻律。

三、中國民族音樂中音樂本體的美學體現

中國民族音樂中具有一種審美體驗,其中包含有一種深沉的歷史感,當中國人在聆聽過程中往往會將民族音樂當做是一種具有較強生命力的對象來進行聆聽,在欣賞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忘我的審美意境。許多傳世的經典作品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作品中所產生的一種神韻與情態與生命息息相關。正如無數人在聽到略帶悲壯的國樂時會淚流滿面,進而引發對生命的多重思考,這正是中國民族音樂本體形態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審美感受。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樂曲講述了公元前2世紀楚漢在垓下之戰中,漢軍用十面埋伏的戰爭方法擊敗楚軍的戰爭場面。該作品運用中國民族樂器將對戰爭情節的模仿做到了絲絲入扣。樂曲輝煌與雄偉的風格向聽眾還原了兩軍對峙的場面,向聽眾傳達了啼泣無從的悲壯情感。該作品的第一部分將漢軍在大戰前所進行的演習進行詳細描述,展現了漢軍雄渾威武的陣容。曲子的開始部分通過模擬戰鼓聲及號角聲將緊張的戰爭氣氛進行描述,給人一種即將拉開戰爭序幕的緊張感。隨著樂曲的進行戰爭的持續升溫,最后到戰爭的結束,項王敗陣,烏江自刎,此時的曲調令人肝腸寸斷,將項羽在四面楚歌中所產生的心理活動予以細膩的刻畫,并將項羽訣別虞姬時的悲泣心情深入刻畫,在樂曲最終結束之時留下滿地悲涼。從該作品的曲式結構及旋律調性的分析中可看出音樂中所富含的美學元素及情感價值,調式調性的轉變在音樂中會始終與作品的情緒相關,在創作中旋律總是貼近生活,力圖還原當時的戰爭場面,并能夠在音樂的描繪中使人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變化與情緒轉化,進而給聽眾呈現一種對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整體感受。當作品在試圖還原歷史場景時,人們會在聆聽音樂的過程中重溫這段經典的歷史,進而會產生對于歷史人物的全新認識。中國民族音樂中的美學特質隨著社會的發展也經歷著無數變遷,在中國藝術史這一大的范疇中不斷更新變迭。中國民族音樂的美學本質在于情志的表達。隨著社會歷史的不斷向前發展,資本主義關系的萌芽使得西方藝術觀念與美學思想開始傳入,與我國藝術美學觀念相互碰撞,中國民族音樂中的美學特質開始逐一發生改變。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轉折變化后,中國藝術的美學特質從強調主觀情志轉變為強調對客觀對象一種摹寫與再現。在這樣一種大的藝術氛圍的改變狀況下,中國民族音樂中的美學特征同樣發生著改變,其本體音樂特征亦產生一些相應的變化。在經過一系列的探索后,中國民族音樂越來越多的以自身傳統文化為創作基礎,中國民族音樂中多容納多元音樂元素,較多的呈現出一種動態的、立體化的美學特質。

四、結語

生命美學的內涵范文6

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加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大背景下,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華美學學會、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商務印書館和浙江理工大學聯合主辦,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究中心承辦,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協辦的“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與當代文化建設”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浙江杭州隆重舉行。胡經之、聶振斌、王元驤、凌繼堯、姚文放、杜衛、袁進、張永健、張永清、劉悅笛、王廷信、楚小慶、宛小平、丁國旗、李榮有等來自全國的8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新華社、《文藝報》、《藝術百家》、浙江電視臺等報刊媒體的領導和記者編輯等出席了本次會議。會議期間,還舉行了由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現代美學名家研究叢書》(6冊)首發式。

此次研討會,是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領域第一次全國性專題研討會,也是全國美學、藝術、文化、教育領域內圍繞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一次高端峰會。會議尤其在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特點、價值意義、人文意蘊三方面進行了集中研討,體現了相關領域研究的水平和進展。

一、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內涵特點的研討

全面總結、深入挖掘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和特點,是此次研討會的重要學術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聶振斌研究員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育思想的研究,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他從美育方針與美育的實施、美育的性能及價值、美育與德育、藝術教育與科學教育、美育與宗教等五個方面,系統梳理總結了美育思想的基本內涵及其主要特征。指出,視美育的主要性能為“陶養情感”,倡導“以美育代宗教”,是對中國文化以藝術―審美而非宗教為文化理想的獨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體認。深圳大學胡經之教授也深入概括了的美育精神,認為其內涵突出表現在“陶養情感”和“純潔人格”,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浙江理工大學金雅教授從本世紀初開始梁啟超美學思想的系統研究,也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開掘者。她從“美趣”與“美情”、“移人”與“美術人”、“生命之迸合”與“生活的藝術化”等梁啟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疇命題入手,對梁啟超美育思想的基本內涵與致思路徑予以了系統梳理與總結,指出其由前期對美育的社會功能的探討轉向后期對美育的人文價值的探尋,逐步深入并叩問了美育的人生意蘊及其詩性維度,具有鮮明的個體特色、時代特征和民族情韻。杭州師范大學李榮有教授著重分析梳理了梁啟超“趣味教育”主張的主要內容,對其相關教育目標、教育方式、教育原則等進行了探討,指出“趣味教育”不僅與學校教育相聯系,也應包含在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行業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此外,華南師范大學陳永標、杭州師范大學莫小不、同濟大學李、浙江工商大學朱鵬飛、江蘇師范大學李茂葉等學者,從藝術美育、情感教育、書法美育、大學美育等各個角度切入,研討了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與特點。本次研討會上,一批年輕學者嶄露頭角,他們的研究視野獨特,富有銳氣。如杭州師范大學何淑芳對梁啟超美育思想中“養氣說”的研討,透視了梁啟超美育思想的民族文化淵源,勾連了梁啟超美育思想與“新民”思想的關聯,頗具新意。紹興文理學院馬芹芬提出了越文化背景下的美育實踐的命題,著重挖掘美育思想的越文化精神及其相關民族特性,也不乏新意。

二、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價值意義的發掘

批判繼承、創化汲納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營養,深入研討、充分發掘它們對于當代美育與文化建設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是此次研討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浙江大學王元驤教授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宗教的本質是信仰,而卻認為“宗教本舊時代的教育”,并認為隨著時代的進步,宗教的認識作用和道德作用都已消失,唯有情感教育的作用仍然保留,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這個口號在當時雖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在學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宗教的本質是信仰而非認知與道德。王元驤教授進而認為,若從信仰論的觀點來理解這個口號,它在今天不僅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反而更突顯它的理論價值。他主張從美與藝術的性質、美與藝術的創造、美與藝術的功能三方面來認識審美、藝術和宗教之間的同質性。《文藝報》理論部熊元義編審以“重鑄民族魂”為題,對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在激發國民的勇氣和培養國民的靈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藝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國家的興衰聯系起來”的理論特色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以梁啟超對雄壯活潑沉渾深遠的詩境的倡導、對中國文學女性形象審美趣味的批評、對陶淵明人格特征的分析褒揚為例,指出梁啟超的美育思想與審美情趣是中國現代美育最為寶貴的精神傳統之一。呼吁繼承發揚梁啟超魯迅一脈的審美情致與美育精神,培育激揚健全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準備。此外,海南師范大學單正平教授、浙江工業大學鄭玉明副教授等,也對流行的對“以美育代宗教”說、梁啟超“趣味教育”論的觀點進行了反思評析,從當下現實出發,梳理了梁啟超思想觀點的現實意義。杭州師范大學張道森教授、梁啟超紀念中學梁新明校長、東南大學白艷霞博士等探討了梁啟超美育思想對當代美育、校園文化建設等的啟示。山東大學高迎剛副教授認為梁啟超藝術教育思想既秉承了中國傳統樂教“致樂以治心”的基本觀念,但又吸納西方新思想,在用什么教、教成什么樣的人的根本問題上,充滿了20世紀初中華民族求新求變、塑造“新人”的時代精神,在今天,仍可視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基本方向。胡經之教授在總結的美育精神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對“我們進一步去深思美育的使命,推進美育的實施,拓展美育的途徑”的啟示。

三、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人文意蘊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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