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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審判范文1
“媒介審判”或稱“新聞審判”、輿論審判,原是西方新聞傳播法中的一個概念,意指新聞報道超越法律規定,干預、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①。在我國,伴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推進,法制報道逐漸成為我國眾多媒體爭相參與的報道領域,“媒介審判”現象也開始受到廣泛關注。
一、“媒介審判”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
“媒介審判”的產生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根源,劉紅在《媒介審判的原因及對策》一文中指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司法缺位。新聞媒介成了司法缺乏和司法不公的一種特殊的救濟手段。
第二,新聞界越位。借助于其所依托的強大的政治權威,我國的新聞媒體或多或少地都有評判是非、解決糾紛的權力。
第三,媒體受經濟利益的驅使。
第四,公眾對人治情結的執著。一些弱勢群體總是希望媒體利用自己輿論監督的權力對司法行政部門施加壓力,從而形成對自己有利的審判和裁決②。
二、“媒介審判”是否有礙司法公正
對于這一問題,存在兩種看法。
周澤認為“媒介審判”未必有礙司法公正。他認為輿論評判是對司法公正的檢驗;誤導司法非媒體和輿論之過;“媒體審判”與有罪推定無關;控制輿論評判是徒勞的。他進而指出:對輿論評判影響司法的指責,本身就是一種混亂的邏輯③。
另一種觀點認為“媒介審判”具有極大的負面作用。
第一,它加劇了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的沖突。
第二,它容易誤導受眾,造成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
第三,它扭曲了新聞輿論監督的功能。
第四,它改變了新聞媒體的角色定位,干擾了新聞界的正常工作,并有可能使媒體陷入訟累之中。“媒介審判”所引發的媒體的職責超越把媒體推向了尷尬的境地:一是“審判”本身就缺乏合法性,與法律規定的“無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則相悖;二是道德與法律的沖突問題。三是專業技術條件與手段問題。媒體不能像司法機關那樣采取合法有效的偵查技術和偵破手段,這必然使其“審判”的信度、效度大大降低④。
三、如何避免有害的“媒介審判”
對于有害的“媒介審判”的防治,吳東平認為法制新聞報道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以正面報道為主的原則,以恰當的宣傳方式,適度的報道分寸,進行宣傳和報道;新聞報道的內容要兼顧讀者需求與合法程序;記者在報道過程中要規范使用法律語言⑤。
《“媒介審判”的機理與對策》一文指出首先媒介要明確媒體的角色定位。媒體自身只是事實的記錄者和轉述者,所要做的只是把信息公開,用事實說話,而不能當事實的評論者和審判者,因而對于當事人的“舉報”、“投訴”等等,媒體不可輕率地給予報道,一定要以中立者的身份行事。
其次,法制新聞報道要信守客觀公正的原則。法制新聞報道看點的挖掘必須嚴格遵循合法守序的原則,尤其是對正在偵查、或審理的案件,以及尚未做出終審判決的案件,決不可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報道,更不能發表具有傾向性的評論,對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施加壓力,影響法院裁決。
最后,司法機關可以采取兩方面的對策:一方面盡可能加大司法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輿論監督為防腐劑,有效地防范和限制司法權力的異化和濫用。另一方面,司法機關要建立一種屏蔽機制,通過法律和其他手段約束新聞媒體對司法獨立的非法干預,最大限度地維護司法公正⑥。
四、結語
綜上所述,關于“媒介審判”的研究目前多是就一些個別案例對其成因及造成的危害與危害的防治進行分析。在這一問題上,媒體和司法機關似乎處于一種對立的立場,但我們不能僅就一些現象的分析就片面得出這兩者水火不相容的結論。筆者認為,相對于極個別媒介對案件審判形成較大影響的案例來說,媒介在案件審判過程中所扮演的更多的是一種輿論監督的角色,以往一些研究似乎有點以偏概全,過于夸大了媒介在司法審判中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①吳秋余,《要謹防媒介審判上演》,《人民論壇》,2007年3期
②劉紅,《“媒介審判”的原因與對策》,《安陽工學院學報》,2006年4期
③④周澤,《輿論評判:正義之秤――兼對“媒體審判”、“輿論審判”之說的反思》,《新聞記者》,2004年9期
⑤吳東平,《法制報道如何避免“媒介審判”問題》,《傳媒觀察》,2006年6期
⑥慕明春,《“媒介審判”的機理與對策》,《現代傳播》,2005年1期
媒介審判范文2
【關鍵詞】腰椎間盤突出癥；側隱窩膠原酶溶解術；鎮痛泵；硬膜外腔神經阻滯；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801（2016）03-0079-01
膠原酶溶解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目前在國內已廣泛應用。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膠原酶溶解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在獲得良好療效的同時仍有一部分患者在治療術中、術后出現疼痛加重，因此作者采用膠原酶溶解術配合硬膜外腔神經阻滯及自控鎮痛泵，并與對照組比較，對比觀察兩組疼痛緩解及長期療效，現分析報告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間通過臨床癥狀，體征、CT確診，癥狀與影像學一致并經保守治療6個月無效的患者200例。隨機分為A、B兩組，A組為實驗組采用硬膜外腔神經阻滯術一周后行側隱窩膠原酶溶解術聯合鎮痛泵，B組為單純膠原酶溶解術。A組男69例，女31例，年齡23-60歲，病程最短1個月，最長6個月，無高血壓、冠心病史。B組男54例，女46例，年齡26-65歲，病程最短2個月，最長6個月。無高血壓、冠心病史。禁忌癥：（1）骨性椎管狹窄，已出現癱瘓導致尾神經綜合癥的病人。（2）突出物鈣化及突出椎間盤鈣化。（3）嚴重的藥物過敏史，患者有心理變態。（4）慢性器性病變及患者重癥糖尿病。（5）孕婦及14歲以下的兒童。
1.2方法 采用膠原酶溶解術的患者術前三天口服息斯敏10mg每日一次，當日靜注地塞米松5mg，以預防過敏【3】。A組患者取側臥位，選擇病椎的上個間隙行硬膜外腔穿刺，穿刺成功后向尾部置管3cm注入0.75%布比卡因3ml（重比重）液，無全脊麻征象緩慢注入2%利多卡因注射液3mL，曲安奈德注射液20mg，維生素B1注射液100mg，維生素B12注射液0.5mg，50%葡萄糖注射液3mL，碳酸氫鈉注射液3mL，加生理鹽水至20mL。一周后行側隱窩穿刺膠原酶溶解術，采用宋文圖，傅志儉，疼痛診斷治療手冊的穿刺方法【1】。針尖進入側隱窩后，輕輕回抽、無血、無液、快速注入2%利多卡因注射液5ml，加地塞米松注射液5mg的混懸液觀察15-20min病人出現阻滯神經根分布區的疼痛消失，感覺減退，但踝關節及足趾尚可運動。緩慢注入膠原酶溶液2-4ml（1200-2400u）。完畢，用德國貝郎公司生產的自控鎮痛泵連接硬膜外腔導管，PCED鎮痛液為芬太尼0.1mg，氟呱啶10mg、0.25%布比卡因25ml，地塞米松注射液10mg，加至生理鹽水150ml，病人自控鎮痛每次2ml鎮定時間15min，PCED持續72h。〔1〕術后15日再行硬膜外腔神經阻滯術一次。B組同A組單純膠原酶溶解術。
1.3觀察標準
仔細的觀察 兩組病人分別于治療前、術中、術后用VAS平分標準，每次由患者及接診醫生按VAS評分法，對疼痛、觸覺、直腿抬高試驗進行平分。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對患者的臨床指標等資料進行處理，兩組患者數據采用（ ± S）檢驗，當p
2、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前、及術中、術后兩組患者疼痛的比較
實驗組治療前 4.61±1.28、術中4.78±1.28 、術后（1-8h） 4.58±1.6 、術后（24-48h）4.51±1.7、 術后 （48-72h） 4.42±1.9；對照組治療前 5.98±1.74 、術中5.12±1.78、術后（1-8h） 6.74±1.11 、術后（24-48h）6.98±1.09、 術后 （48-72h） 7.23±1.81；兩組相比治療前有明顯差異（p>0.01），術后有明顯差異（p>0.05）。
2.2治療后6個月療效隨訪比較
實驗組 優6%、良18%、可12%、差4%、優良率84%、有效率96% ；對照組優63.54%、良19.79%、可8.33%、差3，3%、優良率83.33%、有效率91.66% ；A 、B兩組相比，優良率及有效率A組均優于B組，因此可見長期療效A組優于B組。
3 討論：
3.1 膠原酶溶解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其作用機理，主要是注射膠原酶溶解了椎間盤突出物，對硬膜囊脊髓及神經根的壓迫，松解了神經根與突出髓核的粘連，恢復了神經根原有的隨而產生的小范圍滑動幅度，消除了局部無菌性炎癥【4】。因此膠原酶化學溶解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是一種創傷小、痛苦少、恢復快、療效佳、安全、簡單的治療方法【2】；但膠原酶注入突出的椎間盤內及椎間盤周圍后，產生的無菌性炎癥反應直接刺激周圍竇神經，引起椎管內外組織充血.水腫；膠原酶作用于椎間盤組織，使其膨脹.體積增大，容易加重對受累神經根的壓迫導致疼痛加劇【5】。針對上述原因，為預防術中、術后疼痛，提高治愈率，筆者大膽嘗試了病人術前一周使用腰硬膜外腔神經阻滯，術中用側隱窩神經阻后注射膠原酶，術后用自控鎮痛泵配合膠原酶溶解術，術后15日再次使用腰硬膜外腔神經阻滯能有效的緩解術前、術中、術后的疼痛加劇，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從而完善了膠原酶溶解術疼痛的并發癥，提高術后的治愈率，取得良好的療效，在臨床上具有很高的推廣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宋文圖，傅志儉。疼痛診斷治療手冊【m】，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238.-240
【2】倪家驤，膠原酶化學溶解術應重視椎間盤源性炎癥的治療【j】，中國疼痛醫學雜志。2006.12（2）128。
【3】劉延青。經硬膜外前、側間隙膠原面間盤外溶解術治療椎間盤突出癥，第七屆中法疼痛治療中心研討學習班講義2001.11.28.
媒介審判范文3
關鍵詞：輿論監督；審判獨立；司法權威
近年來，隨著民主法治進程的推進，人們積極通過行使言論自由權對司法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司法審判不會永遠完美，但忽視司法審判則永遠不會接近完美。正因為有不完美的存在，所以才需要輿論合理合法的監督，但輿論過度干預司法審判已經破壞了法官法律思維的專業性和嚴肅性，嚴重影響了司法權威的樹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司法體制改革全面深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理性對待輿論監督和審判獨立，是需要我們思考的課題。
一、輿論監督與審判獨立的聯系
（一）兩者有相同的價值取向
輿論監督是言論自由權和公眾知情權行使的體現。它的價值取向是在法律范圍內言論表達自由，通過監督公權力維護社會公平公正。我國憲法的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判的目標必須是司法的公平公正。新聞監督與法院獨立審判都是憲法予以規定的，具有相同的法律淵源，實質內容都是反映公共意志，價值取向都是公平公正。
（二）兩者的矛盾沖突
首先，“應然正義”與“實然正義”的沖突。法律有其自身特定的規則，一個依法做出的判決，當事人雙方都可能不滿，因為司法審判是“實然的正義”，而民眾輿論要求的是“應然的正義”，雙方對事實有不同的價值追求。
其次，輿論自由與審判中立的沖突。輿論自由要求報道以及評論等自由地進行，但審判中立則要求排除輿論信息的干擾，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新聞媒體自然追求感性分析，與人民群眾產生共鳴，而這一特點與司法行為的程序性、邏輯性以及中立性等特點存在緊張關系。
再次，價值取向上的沖突。新聞媒體為了追求點擊率、吸引群眾眼球，而過分的介入司法審判活動，使得司法公正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二、兩者沖突原因分析
（一）新聞監督缺乏規制
在法治國家，新聞監督必須有法可依。西方發達國家新聞監督立法非常完善，英美法系國家除了制定專門的法律外，還有大量的判例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①而我國涉及新聞傳播的立法是不夠完善的。目前與新聞監督有關的法律除了憲法以外，主要有《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這些法規無法應對迅速發展的新聞監督業。
（二）用道德情感品評法律問題，給審判工作施加了巨大壓力
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等自由。但公民對于司法審判的專業性并不熟悉，本能地傾向以道德標準看待法律問題，尤其在網絡輿論中帶有情緒色彩的言論較為突出。②在社會主義法治社會，道德與法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道德衡量的結果往往與法律審判相左，甚至有時會成為司法的對立面，嚴重影響司法公正。
（三）司法權威有待加強
司法被認為是社會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西方發達國家，司法具有崇高的權威。例如，美國的辛普森案。而在我國，司法的這種權威尚未真正樹立。當法院終審判決作出后，很多當事人不是尊重判決，而是通過新聞、上訪等訴訟外手段繼續表達訴求。久而久之，人們對司法的信仰開始動搖，新聞監督的權威逐漸高于司法的權威，使司法權威難以真正樹立。
三、目前平衡輿論監督與審判獨立的有利氛圍
（一）輿論監督環境優化
2015年10月24日，、中國記協以新聞道德委員會試點工作為主題召開了交流研討會，全會達成一直認同，進而要求全國各省市在今年期間都要建立起省一級的新聞道德委員會。這是新形勢下加強新聞道德職業建設、優化新聞媒體結構、加強行業自律、提升新聞工作者整體素質的重要舉措。這一制度的實施，規范了新聞媒體自身的行為，進而未新聞媒體實行監督權創立合法健康的環境制度。新聞媒體行業自身建設的提升，自然為司法獨立營造了良好的新聞媒體監督氛圍，制度挺起來了，司法官員才更能心無旁騖、公正獨立地行使審判權。
另外，國家號召全社會學習儒家文化，形成謙謙有禮、文質彬彬的社會成員風貌。這一號召有利于社會成員注意提升自己的道德文化修養，凈化大眾輿論語言環境，尤其是網絡言語環境。大眾行使文明的輿論監督，會緩和劍拔弩張的司法與民怨之間的關系，也有利于防止一些投機分子搶占道義和公眾情緒的制高點，左右司法審判，即“輿論審判”現象。
（二）司法體制改革開端良好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司法體制改革逐步推行開來。改革裁判文書簽署機制，獨任審判由獨任法官直接簽署；合議庭審判，由承辦法官、合議庭其他成員、審判長依次簽署。實行法官終身制，明確司法人員職責和權限，明確違法審判責任的七種情形等等，這都有利于提高司法隊伍的專業化水平，實現審判獨立。
四、關于平衡輿論監督與審判獨立的思考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到，輿論監督和審判獨立兩者都是我國在民主進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實踐中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和諧發展是必然發展趨勢。
（一）對社會輿論監督的規制
輿論監督的主體是公眾，公眾往往借助新聞媒介這一公共話語資源表達民意，只起到一定的間接作用。所以，對傳媒的規制是規制輿論監督的核心。
首先，完善相關傳媒立法。新聞自由在我國大都是受到政策層面的，只有健全的法律才能使新聞媒體有法可依；同時，立法也可以確立媒體監督的法律地位，進一步規范新聞等傳播媒介監督的行為，避免出現“新聞審判”的不良現象。
其次，完善制度構建。從制度層面規范新聞記者采訪、監督信息反饋、監督責任追究、新聞信息更正，提高輿論監督的整體水平。
（二）法院應固守其審判獨立的地位
從法院的角度看，應該正確看待媒體對法院的監督，應該看到其對于審判公正方面存在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采取措施完善自身建設，達到審判獨立和審判公正。
1、法院繼續深化自身改革，固守其獨立本位
首先，健全司法和職務保障制度。我國目前正在進行司法體制改革，實行審判獨立，要求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審判權只服從法律，任何團體和個人對法院行使民事審判權進行干涉，要求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但是人民法院從屬于行政的體制仍未徹底改變。因此，要進行逐步深入的司法改革，政治與司法相分離，同時完善法官的職務保障制度。
其次，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素質和專業素質。在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質方面，要求法官時刻保持三性：一是主動性，二是獨立性，其三是謹慎性。
2、法院應積極為大眾創造寬松的監督環境
媒體監督和審判工作都是為了在全社會追求最大值的公平與正義，都是為了維護國家裁判的公正與權威。法院的審判工作是媒體監督的對象，媒體監督是搞好審判工作的保障。司法機構應通過開通網上微博、網上郵箱等方式，建立與媒體和公眾對話的溝通平臺。通過這些平臺，正確引導輿論，實現輿論監督與審判獨立的良性互動。（作者單位：沈陽工業大學研究生學院）
注解：
① 張冠楠.”媒介審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學，2011，（5）：58-59.
② 黃佳鵬.網絡輿論監督對司法過程的影響[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07：29-32.
參考文獻：
[1] 張冠楠.“媒介審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學，2011，（5）：58-59.
[2] 周葉中.憲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1）：271-273.
媒介審判范文4
環境資源審判 困境 破解
近年以來，各地法院相繼成立了多個環境資源法庭或審判庭，環境資源審判工作引起了法學界乃至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環境資源審判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立案難。首先，法院內部制度不夠明確，環境訴訟在立案時受到了壓抑。環境訴訟往往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多個審判程序，而大多數法院的民事庭、行政庭、刑事庭都不愿意將所管轄的案件移交給環境資源庭，這就使得新成立的環境資源審判庭管轄的案件范圍過窄；其次，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范圍過窄。公民個人還不是訴訟主體。環境訴訟通常是群體性訴訟，屬于復雜、敏感的高風險案件。地方法院常常擔心環境訴訟會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在加上地方的干擾，而不愿立案受理。
二是證據收集難。對于環境污染受害者來說，客觀上存在“證據搜集難、舉證難”的問題。受地方保護的影響，當地環保局根本就不會為公益訴訟原告提供有關污染的數據。因此，對受害者造成損失的因果關系上難以認定。此外，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也需要鑒定，而環境污染的鑒定機構往往拒絕損失額的評估。而沒有損失額的評估依據，原告也很難勝訴。
三是環境公益訴訟費用過高且分配不合理
按照國際慣例，環境公益訴訟應該不收費。但我國卻規定原告應交納訴訟費用，只有在確有困難時，才可以依法申請緩交訴訟費用的。這樣的規定加大了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的訴訟負擔，特別是對于公民來說，會壓抑原告的訴訟的積極性，也有悖于“環境公益訴訟”的“公益”的性質，甚至有違公平的法律追求。
四是環境資源審判組織“不專”。環境污染是專業性特強，涉及環境科學和環境法的復雜的問題，而普通法庭的法官欠缺相關的環境知識和法律，而環境資源審判庭則可以匯集一批懂環境科學和環境法的法官隊伍，這對審理環境案件極為有利。然而，目前環境資源審判組織的法官主要是從所屬法院內部其他審判法庭抽調而來，其并不具有環境法的專業知識。
二、環境資源審判困境的解決方案
環境資源審判庭畢竟是一種新的審判機制，為使其應有作用得到發揮，促進環境保護，筆者認為應解決好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一是破解環境資源審判的“立案難”。首先，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的范圍要不斷擴大。要擴大社會團體作為公益訴訟主體資格范圍，尤其是環保組織。原告資格應擴張到每一個公民，讓每一個公民都能投身到維護公益的行動中去。還應當賦予檢察機關以訴權，使之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適格原告。立案時要放寬審查的標準，只要符合民訴法的有關規定，就應受理。其次應按照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要求，盡量放寬環境保護法庭的受案范圍，打開環境公益訴訟的大門。最后，在管轄方面，建議規定由中級法院集中行使環境公益訴訟一審案件的管轄權，但跨省市的河流污染案件，可指定管轄。在地域管轄方面，建議將環境媒介地增加為管轄連接點，具體可以表述為：第一審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由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行為發生地或者損害結果地、環境媒介地的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污染發生地、損害結果地、采取預防污染措施地在多個人民法院轄區的，有關人民法院均有管轄權。因此，各級法院一定要按照新民事訴訟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規定積極受理環境案件，盡量不把環境糾紛推出法院，盡可能加大環境糾紛的法治化解決力度。
二是舉證與證明規則
鑒于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特殊性，在舉證與證明規則方面，原告應就存在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行為和損害及行為與損害之間存在關聯性承擔舉證責任，對其他事項不負證明責任。被告應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原告對于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需要的證據，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應當調查收集。
三是 訴訟費用與訴訟成本的分擔
原告時法院緩收案件受理費，原告敗訴時申請減交或免收訴訟費用的，人民法院應當視原告的經濟狀況和案件的審理情況決定，鑒定費、律師費和其他訴訟成本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境保護公益基金支付。原告勝訴的，判決被告承擔訴訟費以及原告的律師費、鑒定費等費用。原告申請保全或先予執行的，經人民法院審查符合法律規定的，應及時作出裁定并免收保全費用，并可以不要求原告提供擔保。
四是專門司法機關審判力量急需增強。
各級法院當前應盡力做好環境資源法庭的人才儲備工作，加大法官培訓力度，全面拓寬法官業務知識廣度，增強法官一專多能的辦案能力；可以考慮在以后的法官招考中，專門為環境資源法庭招錄環境法專業畢業的研究生作為法官；可以設立由環境知識方面的專家組成的專家咨詢委員會；遴選一批環境知識方面的專家進入人民陪審員隊伍，亦可推行專家證人制度，進一步加強環境糾紛案件的妥善解決。
參考文獻
[1]任瑞興：“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應回歸生態理性”，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29日，第B02版。
媒介審判范文5
一、審判公開原則的概念及內涵的再認識
審判公開這一重要的訴訟原則的產生絕非偶然，它是針對歐洲中世紀封建主義專橫、秘密審判、法官擅斷和酷刑等制度提出的。18世紀意大利杰出的法學家貝卡利亞在猛烈抨擊封建社會拷問、秘密審判和酷刑等制度，極力倡議對刑事制度進行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改革的同時，在其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提出“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或許是社會唯一制約手段的輿論能夠約束強力和欲望。”貝卡利亞這一閃光思想的提出，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使審判公開原則逐漸為各國所接受。
我國1979年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了審判公開原則，該法第8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1條對原條文未作任何修改。一些教科書把審判公開原則概括為：審判公開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和宣告判決，公開進行，允許公民到法庭旁聽，允許新聞記者采訪報道，也就是把法庭的全過程，除了休庭評議之外，都公之于眾。具體而言，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審理過程公開。法院審理案件的活動包括證據的提出、調查與認定等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允許公眾旁聽，允許新聞媒介采訪、報導。二是審判結論公開，即公開宣判。判決書及其據以下判的事實和理由應以公開的形式宣布，允許新聞記者報導，法庭也應向社會公告。三是審判公開的對象既包括向當事人公開，也包括向社會公開。此外，筆者認為，審判公開還應包括裁判文書公開。宣判公開，即將判決結論以公開的形式宣布，這是法律規定的程序。然而僅僅是公開宣告判決是不能充分體現審判公開的真正內涵的，應將其內容也公開。換言之，就是要將裁判文書通過媒體、網絡向社會公開，準許公民自由查閱和接受社會監督。對此，法律雖沒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公開裁判文書是現代各國司法制度的通例。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國家，如美國、英國都定期或不定期發表判決書。目前，我國有些地方的法院也已經建立起專門的網站，通過網絡的形式向社會公開裁判文書，這一舉措真正完整地體現了公開審判原則的精神內涵。裁判文書公開除了公開判決書之外，還應有選擇地公開裁定書，如維持原判的二審裁定書等。一些只涉及簡單的程序問題的裁定可不必刻意去追求形式上的公開。
二、審判公開原則的適用范圍和公開的程度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審判公開原則適用于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包括一審、二審和再審除法律規定不公開審理的特殊情況外的案件。但如果當案件的公開審理可能危及社會安全利益或損害公民的基本人權時，則不應公開審判。我國刑訴法和有關司法解釋均規定了審判公開的例外情形。《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十四歲以上不滿十六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1條第2款還規定：“對于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法庭應當決定不公開審理。”除了刑訴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刑事審判公開的例外情形之外，還有以下兩類案件在審判實踐中大多屬于不公開審理的范疇：1.二審書面審理的刑事上訴案件。《刑事訴訟法》第187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人的意見，對事實清楚的，可以不開庭審理。”實踐中，對上訴案件，二審法院往往從訴訟經濟和訴訟效率方面考慮，審理的方式為：合議庭經過閱卷，提審被告人及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人的意見后，認為案件事實與第一審認定的沒有變化，且證據充分的，一般都不開庭審理。當然，開庭審理與審判公開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但開庭是審判公開的前提條件，不開庭就不可能旁聽。2.減刑、假釋案件。實踐中，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一般都是采取書面形式進行，即根據刑罰執行機關提出的減刑、假釋建議書裁定。可見，這兩類案件在實踐中也屬于不公開審理的范圍。筆者認為，前述兩類案件應盡可能地公開審理，公開的方式可以是多樣的。如二審書面審理的刑事上訴案件，可以由人民法院以召開新聞會的方式，向新聞媒體介紹不開庭審理案件的二審情況，或者將二審裁判文書通過網絡向社會公開，以彌補案件審理過程不公開這一程序的不足；至于減刑、假釋案件，完全可以公開開庭審理，不少法院都已采用了這一做法，我們海南中院今年上半年也開始大規模地實行公開開庭審理減刑、假釋案件，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既增強了審理案件的透明度，又提高了辦案的效率和質量，對促進服刑犯人接受教育改造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關于審判公開的程度問題，我國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審判實踐中，對于審判公開，法官大多機械地依照現有的法律規定來操作：1.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定期宣判的案件，也應先期公告宣判的時間和地點；開庭審理和宣判時，允許公眾旁聽，允許新聞媒介采訪、報道。2.凡法律規定應當公開審判的案件，除了休庭評議之外，其他的審判環節一律公開；凡法律規定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所有審判程序一律不公開。筆者認為，審判公開的程度，涉及審判過程的每一個環節，要把握好這個“度”，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1.靈活掌握審判環節的公開或不公開。在開庭審理的過程中，對于哪個環節應公開，哪個環節不應公開，或是公開的內容是什么，盡管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規定，但在具體操作時，法官完全可以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前提下，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靈活掌握。也可以參照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的法律規定和借鑒其好的做法。如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第六條規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享有被公開審判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權利是給予被告的而不是公眾的。換句話說，如果被告放棄這一權利，而法官認為審判應該閉庭進行，那么公眾沒有權利要求法庭必須讓審判對公眾開放。如果公開審判不僅不會促進，反而會損害司法公正，那么法官可以全部閉庭或者禁止某一部分人旁聽。我們不妨作這樣的嘗試：在某些案件的審判中，如果遇到涉及個人的隱私時，法庭可以宣布暫時禁止公眾旁聽，等這一環節審理完畢再恢復公開；或是證人出庭作證時，為了保護證人的人身安全，法庭也可以作出暫時不公開審理由或禁止某一部分人旁聽的決定，待證人作證完畢時再重新對公眾開放，等等。同樣，在審理一些法律規定不公開審理的案件過程中，如果被告人要求公開某個環節或法庭認為某個環節公開有利于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也可以公開這個環節的審判。這樣的做法，筆者以為，不僅沒有違反法律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而且更能體現審判公開的程序正義，促使法官改變執法觀念，更好地維護被告人及其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建議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明確。2.全面公開法庭審判過程的實質內容。（1）庭審過程公開。即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辯論及法庭的認證都應在法庭上展示；（2）宣判公開。如前面介紹的宣判時僅宣讀裁判文書是不夠的，應將裁判文書認定的事實、證據，下判的理由、法律依據以及裁判結果向社會公開。
三、違反審判公開原則的法律責任及后果
媒介審判范文6
一、取得的主要成績
為全面落實公開審判制度，以公開促公正，我院高度重視審判公開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辦公辦案條件，落實審判公開制度，除了法律規定不公開審理的特殊情況外，對絕大多數案件的案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予以了公開審理。主要有：
(一)審前公開。為方便當事人訴訟，我院在立案廳配置了立案須知、操作流程等告示牌;特地安裝了電子屏傳播每日審判信息;在審判廳外設置專門公告欄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同時設立違法違紀舉報箱，公布舉報電話，廣泛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二)審理過程公開。法院審理案件的活動，包括證據的提出、調查與認定等 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允許公眾旁聽，允許新聞媒介采訪、報導。椐統計，自2003年以來，凡依法應公開審理的案件公開開庭率達到100%。
(三)審判結論公開，即公開宣判。將判決結論以公開的形式宣布，允許公眾旁聽允許新聞記者采訪，接受社會監督。定期宣判的案件，先期公告宣判的時間和地點;當庭宣判的，在法定時間內及時送達判決書。
二、存在的問題
(一)公開的范圍還不夠大。實踐中，對于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一般都是采取書面形式進行，即根據刑罰執行機關提出的減刑、假釋建議書裁定。這類案件事實上并沒有納入公開審理的范疇。
(二)公開的程度不夠，公開的方式有限。囿于我院客觀物質條件的限制，一些應當公開審理的案件難以公開審理，已經公開審理的，也由于法院條件的簡陋，影響了審理的社會公開面。目前我院對案件的公開方式，還主要限于在審判廳公開審理和公開宣判。由于物質條件等方面的原因，還沒有主動通過媒體、網絡向社會公開，公民對案件情況的查閱基本上只能通過借閱檔案來獲得。
(三)公開的實質意義還不夠明顯。公開審理要求法院對案件的實質性審判活動，即對案件證據的采用、事實的認定、對當事人是非責任的評判都應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法官只有通過法庭審理，才能形成對案件的認識，作出裁判。而我們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公開審理還存在著形式化的傾向。法官在開庭審理前過多界入訴訟，通過對證據的調查收集和對當事人的詢問，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對案件的實質性審理，評斷意見也已經形成，使得先定后審存在可能。此外，由于目前的審委會制度和院、庭長審批制，造成審理與判決脫離。
(四)法律規定不盡完善。盡管我國訴訟法確認了審判公開原則，也規定了違反公開審判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并發回重審。但對實踐中違反審判公開原則，對不應當公開審理的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的情形，則缺乏進一步的規定。如有關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商業秘密等案件，屬于不應公開審理的，由于審判人員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或其他原因，對這些案件進行公開審理，實際上對當事人的權益造成了損害，有些是精神的，有些是物質的，對于出現這樣的問題應該如何補救呢?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兩個《辦法》，也沒有相關違反審判公開原則承擔責任的規定。
三、建議
(一)進一步探索新形式，擴大公開審判的范圍。目前，我們對裁判文書的公開還主要限于旁聽的形式，不但旁聽群眾有限，宣判時僅宣讀裁判文書也是不夠的。以后應借助現代科技力量，將裁判文書通過媒體、網絡向社會公開，將裁判文書認定的事實、證據，下判的理由、法律依據以及裁判結果向社會公開，準許公民自由查閱和接受社會監督。法律雖沒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公開裁判文書是現代各國司法制度的通例，一中院已經建立起專門的網站，通過網絡的形式向社會公開裁判文書。這一舉措真正完整地體現了公開審判原則的精神內涵，值得我們學習。此外，應當擴大公開審理的案件范圍，減刑、假釋案件應盡可能地公開審理，公開的方式可以是多樣的。不少法院都已采用了這一做法，既增強了審理案件的透明度，又提高了辦案的效率和質量，對促進服刑犯人接受教育改造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