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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寧啟璜 單位：黃岡師范學院體育學院

人們的一切心理和行為都受到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社會文化作為影響社會生活的重要因素，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滲透到構成這個社會的各種群體和社會成員的行為與精神中，并起著巨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社會文化在不同的社會領域、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身上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文化的組成部分包羅萬象，政治文化是其中及其重要的部分，與人類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關。體育體制是我國政治體制的一部分，對我國體育體制的研究，必須在我國政治體制的大環境下進行研究。傳統行政文化對體育體制改革會產生積極和消極的作用。這些年來，雖然我國體育體制幾經變革，但均未觸及到政府利益的“神經”。究其原因，傳統的行政文化是維持其現狀的根本。

一、政治文化以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的特征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于1956年發表的《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中形成的。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著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不同的政治學家對政治文化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但總的說來，政治文化的本質是一種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成果，而且，這種社會實踐活動是以政治權力的運行為核心的；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政治文化首先表現為一種觀念形態，并主要反映人們的主觀政治取向；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政治活動、政治秩序之間是互動、互助、互相牽制的能動關系；無論哪一種關于“政治文化”的解釋，都是以對“文化”概念的理解為基礎，并需要對“文化”的內涵進行層次的劃分與選擇。不難看出，政治文化做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定式，對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活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在行政體制模式的塑造與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貫徹始終的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行政文化是行政體制的深層結構，是行政管理的靈魂。行政文化通過行政人員的思想意識影響著行政實踐。發韌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兩漢，發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橫貫數千年經久不衰的傳統行政文化，雖然在當代遭到西方行政文化的強烈沖擊，但仍以強韌的生命力固存于當代中國的行政文化系統中，對我國正在進行著的行政體制改革發生著深遠的影響。古代中國沒有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立一說，一切由皇帝個人說了算，統一于國王的政令。這種政治和行政的一體化狀態，使人們難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區別。但皇帝的決策和政令要得以實現，必須依靠各級官吏去推行，而他們的活動就是今天通常所說的行政實踐。故而古代中國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概念，但各朝代都有行政活動的實踐，并形成一套獨立系統的“為官之道”，且以此為核心構成了傳統行政文化的體系。我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傳統行政思想、傳統行政心理和傳統行政觀念這三個方面互為關聯、互為因果。

1.傳統行政思想

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行政思想，自從被西漢的統治階級采納后，就上升為歷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并物化為等級制的中央集權制的官僚行政體制，如漢代的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明清時期的內閣制和軍機處等。體現到行政運行機制上，則表現為行政決策的“君權至上”，“事無大小，皆決于上”，皇帝的決策無論正確還是錯誤，百官唯有誠惶誠恐地服從；行政執行的等級性，行政權力層層向上集中，等級森嚴，下級行政官員的自主性極弱。

2.傳統行政心理

傳統行政思想在歷朝累代統治階級高強度、長時間的宣傳中，逐漸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并內化為勞動群眾的一種穩固的、持久的心理狀態。這就是傳統行政心理。占據主導地位的傳統行政心理包括“以吏為師”心理、“政治教化”心理等，在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它是凝聚官僚朋黨的核心力量，最終又將各個官僚派別捆綁在以天子為中心的周圍，協助構架起整個官僚制度的層級結構。其作用類似于宗教，能夠對行為產生持久的、穩定的、牢固的影響，并且能滲透到下一代。

3.傳統行政觀念

傳統行政觀念是傳統行政思想、行政體制和行政心理在人們頭腦中留下的概括的印象。傳統行政觀念直接作用于行政體制和行政運行機制，影響著人們的行政實踐。其內容十分復雜和豐富，既有仍然符合現代政治、行政發展的民本觀念、仁政觀念、貴和觀念，又有阻礙市場經濟過程和社會進步的官本位觀念、宗法觀念、特權觀念、等級觀念、人治觀念、大一統觀念，還有良莠混雜、瑕瑜互現的無為觀念、權勢觀念等。從傳統行政思想到傳統行政心理，再到傳統行政觀念，形成了傳統行政文化的由內至外的內部構造，也使傳統行政文化呈現出專制性與統一性、封閉性與實用性、保守性和嚴密性、排異性和兼容性、重形式輕效率、重人治輕法治、重權威輕民主、重集權輕分權、重經驗輕制度等特征。

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體育體制的影響

人類的文化形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同時也對社會存在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和反作用。傳統的政治文化在它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的條件下仍然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中國人的血脈中，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中國的行政體制以及它的改革進程。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被其歷史束縛的國家”，諸多的中外學者在研究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時，總是感到中國的社會歷史中存在著難以理解的若干自相矛盾的社會現象。沉淀在中國社會中的文化積淀密切而又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的社會轉型與體制改革。[2]

1.民本思想的影響

中國古代并沒有現代政治意義上所謂的民主思想，這種樸素的民本思想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王權和封建等級制度，關注的是王權的穩固，只是從維護封建統治者更穩定的統治而提出的“重民”思想，其實就是為了博取民心，并不是真正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民本思想一方面對當今的執政者有重要的啟示，“民固邦本，本固邦寧”，昭示著人民的巨大力量，要注重與群眾的關系，但是也影響了當今的一些領導干部對人民群眾的態度。把人民看做是處于依附狀態，并不是真正的處于民主的狀態。這些執政者善于做表面文章，不是真正關心百姓的福祉，只是為了體現自己的政績。這種“民本思想”也影響著體育體制改革。尤其是在群眾體育事業上，注重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應付檢查的事例屢見不鮮。在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的發展關系上，仍然沿用在計劃經濟下屬于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國家利益為終極目標的價值觀，有人認為“中國的體育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更多地投入在競技體育，忽視了廣大人民大眾的體育權利和利益。#p#分頁標題#e#

2.人治傳統的影響

傳統的中國社會主要實行的是人治，樹立統治者的權威，把權威神秘化、神圣化，并在百姓中實推行權威崇拜。人治治理中主要依賴的“德治”，注重統治者個人道德素質的提高，即“為政在人”。推行“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的“賢人政治”。統治者對上、對下都以“德”求之，都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為標準。這種以道德教化得民心的治國方略和治民之策，是以儒家的人性理論為基礎和依據的，但是人性有時候是很難自我控制的。這種缺少法治、不重視制度和法律的建設的傳統，對當今的執政者一方面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有利于他們增強自身的道德素養，培養自身各方面的素質，加強內在的自律。但是只靠自律，缺少他律是無法杜絕一些執政者不良風氣的影響。在另一方面影響了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和執行，出現了很多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在體育領域，領導的權威不容質疑，享有廣泛的決定權和解釋權。“下屬”幾乎沒有“申辯”的機會，缺少真正的民主和話語權。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會被“說服”。這樣的例子在體育界也是屢見不鮮。在基層有一種現象就是，單位領導喜歡某項體育運動，該項目在單位就開展的比較好。在我國現階段，體育體制采用的是垂直分工性組織結構，這種垂直性更強調了下級要服從上級的領導，造成了地位的不平等。

3.官本位的影響

官本位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是一大鮮明的特征，也稱位“官為貴”。整個社會以官為尊，以官職的大小論社會地位之高低，官員成為整個社會的主體和中心。造成社會成員等級森嚴，尊卑貴賤界限分明。官員是社會的特權階級，謀求特權利益，這對當今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消極作用，諸如滋生權力腐敗，官僚主義盛行，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公仆角色，沒有正確理解自身權力的來源等。國家現行的體育體制中，國家體育行政部門直屬的項目管理中心等事業單位，既有政府管理職能，又有具體操辦的職責；既辦運動隊，又關注經營賽事；既要掌舵，又要劃船。所有權利集于一身，既要制定規則，又要上場比賽，還要當裁判，造成了管理上的“失位”“錯位”與“缺位”，容易造成什么事情都在管，什么事情都沒有做好的局面。在管理方式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宋繼新認為“，國內現行的‘舉國體制’實際上是有國無民的官方體制”，這也充分說明了中國體育官本位的現狀。體育的社會化還需要體育體制改革的思想更加開放一些、步伐更快一些、拳頭更猛一些，以適應市場經濟環境下體育的發展。

三、更新政治文化，促進體育體制改革的有效進行

由于文化影響的深遠性，無論其原生的社會基礎還存在不存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會對今天的生活產生影響。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在今天仍深刻影響著中國行政體制，影響著行政體制的改革，同時也影響著體育體制的改革。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中，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等現代政治觀念必然要隨之確立。但是由于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不能照搬西方的行政制度，中國并不具備西方傳統的政治文化，而且我們的傳統政治文化也具有自身的優勢，例如道德自律原則仍可作為現代政治管理各主體非制度約束機制和全民族思想道德建設的自主自為的行為準則之一。[3]中國體育體制的改革必須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基礎上進行，在與之的交匯和碰撞中不斷賦予中華民族政治文化新的營養和資源，推動中國體育體制的現代化。通過政治文化更新，來推進中國體育行政體制改革繼續向前推進和深化。政治文化的建設較之政治制度建設更具深遠性和根本意義。只有政治文化創新了，才有可能根本上實現行政體制的改革，中國的體育行政體制改革要從政治文化的創新上出發。根據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內涵的特征，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造傳統文化，進行體育體制文化的創新。

1.從民本思想到以人為本

傳統的民本思想并不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恰恰相反，它是從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出發而提出的。而現代的民主思想，是從西方的政治傳統土壤中萌發的，同時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認為人創造了歷史，群眾才是歷史的主人。它們和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表現為有中國特色的以人為本思想，即尊重人，特別是尊重和發展人的主體精神，避免人的依附性，尊重每個人的個性與獨立性。在以人為本思想下的政治和行政行為都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才是處于根本的地位。我們要加強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上產生的以人為本思想的教育。在我國體育體制改革中，更要注重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制定重大體育決策時，應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為了某些人的政績，去損害人民的體育權利和利益。要以人的發展作為體育的終極目標。要尊重人的自主選擇，明確體育主體的地位。實現國家體育管理民主化。“十七大”倡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建設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把人民應有的權力歸還于民，讓人民自己做好自己的主人，做好自己的選擇。

2.從人治到法治

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強調的是“禮”“德”等，以“禮”“德”來治理天下，把治理國家的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倫理道德的水平上。雖然也存在法，但它主要是對普通人民而言，統治者并不受制于此，在法之上有更大的權威。現在強調法治是把法作為最大的權威，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日常生活中要按照自覺法律行事，在全民中廣泛樹立法律意識，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以法為一切行為的準則，這是一個剛性的規則。當然因為存在著法律的滯后性，有它無法起作用的地方，所以也要輔以德治，強調自律與他律的結合。健全體育相關法規在一個有著自我游戲規則的封閉性行業里，顯得尤為重要。武漢光谷事件、廣東鳳鋁事件、余芬事件、歐陽鯤鵬事件、田亮被開除國家隊事件等等都說明建立體育法律法規、允許司法介入才能保證真正的人人平等。在中國這樣的體制環境下，作為“下屬”的“平民”運動員或者體育社團如果受到各種原因或者潛規則的不公正或者“霸王條款”，由于沒有第三方司法救濟的情況下，更多的只能是選擇忍氣吞聲或者退出游戲。例如，曾經在跳水界有國家隊“退出”的教練自己辦跳水俱樂部，雖然運動員成績突出，但由于種種原因被認為沒有資格進國家隊，運動員只有轉入省隊，才能進入，造成了該教練的俱樂部無法生存，只能投洋，在十一屆運動會傳出有裁判員沒有遵照潛規則辦事被下課的事情等等，都是由于權力過分集中造成的。另外在國家運動員訓練體制中有“人才培養采用體委系統內與系統外不同培養模式并存”的制度，但某些人視而不見。在我國這樣一個受傳統行政文化影響極深的國度里，從人治到法治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4]#p#分頁標題#e#

3.從官本位到權力制約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官位本身就代表著權力，代表著財富、地位、名譽等，構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特權階層。在現代社會，這種權力觀依然影響深遠。當今部分官員仍把權力看作是自己手中的特權，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來謀求自身或小集團的利益，或把自己看做為特權階層。殘留的“官本位”意識不利于塑造廉潔的政府形象。我國體育行政職能的轉變是要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全能政府轉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限政府。體育體制改革中也要樹立有限權力和權力合法性的意識，認識到權力的合法來源是人們的賦予，而且要求權力的合法運作。體育行政權利要下放、要分權（當然也要把握好度），要進行權利約束，建立健全一整套的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機制。通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作為，如法律監督、黨內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各種方式來約束權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正如要改革行政體制，為了一種新的行政體制實現鞏固和良性運轉，就必須通過政治文化的創新，使得人們加強對政治制度的認同。依據國情，我國體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決策、執行、監督”行政三分制，要堅持“穩步進行，逐步實施”的原則。管理觀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轉變。國家體育的再發展，也不僅是金牌的增多，更是其文化的全面繁榮，國家體育管理要靠增加教育、科技和制度等文化含量。所以，國家體育管理體制的變革，首先要變革官本位思想，建立民本位的理念，以此促進國內體育的私德與公德的協調發展。其次，工作職能和方法要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要承認民營體育組織是責、權、利相對獨立的法人單位。

國家要依靠制度，有秩序地管理有關體育活動，而不是單純靠行政手段干預。這樣，國家體育管理才能真正從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即由善治替代統治，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方式。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國家要用制度去維護國內體育秩序；國家要逐漸變單純體育的行政管理為公共管理，并要強化政府的社會體育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傳統的體育行政管理熱衷于“統治”，未來體育公共管理追求的是“服務”[5]。只有有了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從權利無限到權利制約，更新行政理念，加快服務性政府的建設，體育行政管理效能才能提高。

我國體育體制的改革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包括傳統行政文化的影響、利益的重新調整、我國的國情等，只有傳統行政文化的改變才能從根本上帶動體育行政文化的變遷，從組織結構到管理理念，都需要文化的創新，需要管理者內部的自覺以及自我革命來完成。所以，研究我國傳統的行政文化對于促進我國體育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國體育體制要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實現體育的和諧發展，還需要廣大體育人士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