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不良貸款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制約，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引言   作為金融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銀行是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的基礎和支撐，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穩定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加大，尤其是自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新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多家外資銀行以各種形式加快了進入我國金融市場的步伐。為了應對來自外資銀行的競爭壓力，國內銀行或是通過國家注資來補充資本金最終達到上市的要求，或是依靠增發派股等方式來補充資本，國內上市銀行之間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因此，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國內上市銀行只有明確自身的效率和生產率處于何種狀況，積極提高效率才能增強其競爭力。后金融危機時代商業銀行更加注重經營的安全穩健性，不良貸款率是評價銀行經營安全性的主要指標。根據銀監會披露的2012年一季度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情況，截止3月末，商業銀行的凈利潤較上年同期保持了20%左右的增速。但不良貸款余額連續兩個季度反彈，總體不良貸款余額卻上升至4382億元，較去年末的4279億元增幅達2.4%。我國高昂的不良貸款將影響商業銀行效率和經營安全。因此，本文將在不良貸款約束下，測算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   二、文獻回顧   銀行績效的評估方法有很多，早期銀行業主要是運用比率分析來評價銀行的績效，但這種方法較為簡單，無法區分無效率的銀行，也不能夠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銀行效率。因此，逐漸被邊界方法所替代。數據包絡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作為邊界方法中的一種，具有不需要假設函數形式、可以對生產率進行分解等優點，成為效率測度的重要工具。ShermanandGold最早將DEA方法運用到銀行效率測度方面。[1]解強、李秀芳利用DEA方法測算了保險集團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并利用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求解了行業的生產率變動趨勢。[2]王健等嘗試運用超效率DEA方法，評價了2004-2009年我國主要商業銀行的效率，結果表明，效率水平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而四大國有銀行的效率小于股份制商業銀行。[3]以上文獻沒有將不良貸款因素考慮來內，即只考慮了貸款數量而忽視了貸款質量，從而導致銀行效率的測度出現偏差。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不良貸款對我國銀行效率的影響。劉星、張建斌基于DEA方法測算了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發現不良貸款率與經營效率之間呈負相關。[4]這表明測算銀行效率時很有必要考慮貸款質量對其的影響。張健華和遲國泰等考慮了包含不良貸款情況下的銀行效率，改變了多數研究忽略貸款質量差異的弊端，并將14家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合并起來進行效率評價和比較，顯示出兩種銀行組織方式下銀行間的真實差距。[5-6]Fukuyama等認為不良貸款作為貸款的副產品，將不良貸款當作一項“壞”產出來考慮。[7]王兵，朱寧在不良貸款的約束下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測度了2003-2009年我國11家上市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結果發現：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優于大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貸款是銀行無效率的主要來源。[8]相對已有文獻，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拓展：將“壞”產出—不良貸款引入銀行效率的測度中，采用方向性距離函數克服傳統DEA方法無法同時考慮“好”產出增加和“壞”產出減少的缺陷。已有考慮不良貸款因素的文獻在測度銀行效率時，會出現多家銀行運營有效（銀行效率值為1）而無法區分的情況。本文將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區分出效率有效的銀行之間的差異。考慮到基于投入或產出導向的超效率DEA可能會導致某些決策單元出現無最優解，本文將采用基于投入和產出雙導向的超效率DEA，同時結合方向性距離函數，測度2005-2010年不良貸款的約束下我國11家商業上市銀行的效率，分析金融危機前后我國商業上市銀行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和競爭優勢，為商業銀行認識自身經營管理水平，改善資源配置狀態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不良貸款約束商業銀行效率的測度模型   （一）方向性距離函數   傳統DEA方法僅考慮投入或產出某一方面的變化，而基于投入導向型距離函數或產出導向型距離函數所測算的結構通常不一致，并且不能處理產出有副產品（如不良貸款）的情形，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結果的準確性。Chambers，Chung和Fare提出了方向性距離函數，不僅可以處理投入產出同比例變化的情況，并可以同時處理“好”產出增加而“壞”產出減少的情況。[9-10]本文將各商業上市銀行看作是可進行投入產出生產的決策單元，假設每一個決策單元使用N種投入x=(x1，x2，…，xN)∈RN+，得到M種“好”產出y=(y1，y2，…，yM)∈RM+，以及J種“壞”產出b=(b1，b2，…，bJ)∈RJ+。用p(x)表示生產可能性集合：p(x)={(y，b)：x能生產(y，b)}，x∈RN+。如果生產可能性集合p(x)滿足投入與“好”產出可自由處置、“壞”產出弱處置、“好”產出與“壞”產出零結合等條件，則可構造方向性距離函數：其中，g=(-gx，gy，-gb)為方向性向量，給定投入組合后，以設定的方向性向量為權數，同時尋求投入（x）最小化、“好”產出（y）最大化以及“壞”產出（b）最小化。   （二）超效率DEA模型   超效率DEA模型是在DEA模型的基礎上，針對有效決策單元效率值的比較問題提出來的。超效率模型將生產有效的決策單元的生產前沿重新進行推移，使得最終計算出來的效率值大于經典CCR模型效率值；而對于生產無效的決策單元（效率評價值小于1）不改變其生產前沿面，導致其評價結果與CCR模型是一致的。結合方向性距離函數，超效率模型可用如下線性規劃表示：其中，S+,S-分別表示投入和好產出的松弛變量，方向性距離函數值β表示決策單元觀測值（x，y，b）與其在生產前沿面上投影（x-βgx，y+βgy，b-βgb）之間的距離。本文將效率值定義為1-β1+β，β值越大，表明決策單元觀測值離生產前沿面越遠，效率越小。   #p#分頁標題#e#

四、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11家我國上市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4家大型商業銀行，和中信銀行、華夏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7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時間跨度為2005-2010年。數據主要來源于各銀行歷年的年報及《中國金融年鑒》。   （一）指標選取   對商業銀行投入產出指標的選取一般認為有四種方法：生產法、中介法、增值法和用戶成本法。生產法適合評價機構整體的盈利能力，而中介法在評價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效率方面比較好。但兩種方法都沒能完全反映金融機構的雙重角色。[11]本文以中介法指標體系為主，將存款所積累起來的資金及其成本作為投入，將貸款和投資所帶來的收入作為產出，同時借鑒王兵和王鍵的做法，選取下列指標。投入變量：固定資產凈值、員工人數和營業支出。其中固定資產凈值和員工人數作為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源投入的代替，營業支出體現銀行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主要是由營業稅金及附加業務及管理費和其余業務成本加總而成。“好”產出：稅前利潤和非利息收入。稅前利潤是銀行最主要的盈利指標，是銀行發展的根本。非利息收入體現了商業銀行服務結構的多元化模式，已成為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是評價金融機構競爭力優劣的指標之一。“壞”產出：不良貸款。貸款質量的高低與銀行效率直接相關，不良貸款較高的話，銀行就必須用更多的利潤對壞賬進行沖銷，或提取較多的壞賬準備金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事先做好準備，從而影響銀行盈利能力和效率。不良貸款量是由客戶貸款和墊款總額乘以不良貸款率計算得出。   （二）實證結果   本文在不變規模報酬的假設下基于投入和產出雙導向，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對2005-2010年11家上市商業銀行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到其效率值的差異狀況和變動情況（如表1所示），并對6年的均值進行排名。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11家上市商業銀行中除了交通銀行、工商銀行和華夏銀行外，其他銀行都表現出生產有效率，總體效率得分的平均值為1.3246。效率的變動趨勢來看，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效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轉折點為2008年，這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相一致的。   隨著經濟和金融的日益繁榮，銀行效率最初也在不斷提升，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逐步蔓延至實體經濟，部分企業經營出現困難，信用風險加劇，導致銀行業資產質量面臨較大壓力，同時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對銀行的持續發展產生了較大的阻礙，使得銀行效率有所下降。其中，深圳發展銀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最大，其效率值大幅下降，這是因為深圳是我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城市，駐扎著很多國內外企業，與銀行的關系密切，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深圳很多實體企業破產或轉移，金融監管也更為嚴格。根據監管機構在2008年末國內外金融和經濟形勢下對中小銀行的要求，該行在2008年第四季度進行了一次特別的大額信貸撥備與核銷。   本次特殊的大額信貸撥備后，深圳發展銀行的利潤較上年同期下降76.8%，利潤的大幅下降拉低了深圳發展銀行效率。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其他上市商業銀行的利潤額都有所下降，銀行不良資產也有所增長，從而拉低全國銀行效率。在2005-2010年銀行效率的綜合評價中，深圳發展銀行、興業銀行和中國銀行分別排在前三位，其次是民生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和建設銀行，它們的超效率值都是大于1的，而交通銀行、工商銀行和華夏銀行的效率值相對較差。若將目標分為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來比較，大型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的效率值最好，總體排在第3名，且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的超效率值是有效的。股份制銀行中深圳發展銀行在所有上市商業銀行中的效率最高，除華夏銀行外，其他股份制銀行的超效率值都是有效的。   雖然大型銀行中中國銀行排名較為靠前，而股份制銀行中華夏銀行的效率值最低，但總體而言，大型商業銀行的效率小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型商業銀行并沒有因為資產規模大而帶來更高的收益和績效，相反卻因為銀行規模報酬遞減而導致效率值遠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說明大型商業銀行在規模效率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為了分析不良貸款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本文同樣測度了不考慮不良貸款時的銀行效率（如表2所示）。結果顯示，不考慮不良貸款時得到的銀行效率值低于考慮不良貸款時得到的效率值。這表明近年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及其比率的雙降顯著提升了銀行風險抵御能力，推動了銀行效率的提升。   在銀行效率的測度中考慮不良貸款是很有必要的，不考慮不良貸款將低估銀行效率。不考慮不良貸款得到的銀行效率同樣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趨勢，與不良貸款約束下得到的銀行效率的變動特征是一致的。從各銀行的排名差異來看，不考慮不良貸款對銀行效率的約束時，除了深圳發展銀行的排名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其他銀行的排名幾乎未發生什么改變。不考慮不良貸款時，2005-2008年深圳發展銀行的效率下降幅度很大，導致其排名從第一名下滑到第八名。原因在于深圳發展銀行在2008年之前存在大量的不良資產，2008年底核銷了包括全部損失類和可疑類等不良貸款在內的呆賬貸款94億元，這就導致在不考慮不良貸款的情況下，相同的投入而產出僅為非利息收入和稅前利潤，產出與投入之比更小，因此，深圳發展銀行的效率值變得更小。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應優化不良資產處置機制，提高風險管理主動性和前瞻性。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由于貸款質量對銀行效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為了更為準確地測度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效率，本文選取了不良貸款作為“壞”產出，運用方向性距離函數和超效率DEA模型測度了我國11家上市商業銀行2005-2010年的銀行效率，并比較了不考慮不良貸款時銀行效率與考慮不良貸款時銀行效率的差異。結果發現：在不變規模報酬的假設下，深圳發展銀行的效率最高，華夏銀行的效率最差，總體而言，大型商業銀行由于人員龐大、固定資產冗余，其效率落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效率。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效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趨勢，2008年是轉折點。不考慮不良貸款的情況下得到的效率值低于不良貸款約束下的銀行效率，其中，由于深圳發展銀行2008年底進行了大額核銷，其效率值大幅下降，而其他商業銀行排名未發生什么改變。#p#分頁標題#e#   （二）對策建議   1.大型商業銀行要進一步整合資源，加大經營效率的研究與提升。提高經營效率是商業銀行面臨的首要任務，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大型商業銀行應合并臃腫機構，減少盈利能力差的分支機構，精簡冗余在職人員，減少盲目的投資項目和網點鋪設，有效提高現有固定資產和人力投入的使用率，減少生產投入方面的成本支出。   2.我國商業銀行應根據自身特點，選擇適合經營與發展的戰略定位。大型商業銀行在減少經營投入、增大經營產出的基礎上，緊緊抓住改革管理體制、完善治理結構、改善經營績效這幾個中心環節，盡快將其改造成資本充足、內控嚴密、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時，可大力發展海外信貸、融資業務，有計劃地開發新市場，擴大資產規模，提高其市場占有率。   3.我國商業銀行要積極培育核心競爭力，提升銀行盈利能力和經營效率。各商業銀行應從業務、產品和服務渠道三個層面培育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穩步提高銀行盈利能力和經營效率。大力發展零售、批發和資產管理業務，多渠道拓展中間業務收入，帶動商業銀行整體理念、管理、技術的進步。完善產品創新機制，加強網上銀行、銀行卡等產品創新降低對傳統業務的依賴程度。結合物流網點有形服務渠道與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虛擬服務渠道構筑現代商業銀行多樣化的服務渠道體系。   4.我國商業銀行需要完善現行資產質量分類和考核辦法，保證商業銀行健康發展。各商業銀行應奉行風險第一的原則，完善現行信貸資產質量分類和考核辦法，構建與國際銀行業運行同規則、同標準、同考核的風險管理指標體系，構建涵蓋各類風險的限額管理體系，加大對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等重點行業和客戶的風險控制，減低不良貸款率，從而保證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