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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文獻的記載與表述策略

從金明昌七年《霍邑縣孔澗莊碑》可以看出，四社五村作為一種民間村社組織具有久遠的歷史，但歷代山西方志卻均未見記載。該水利組織的水源地是霍山青條峪之峪泉，而位居清光緒朝優秀通志之首且搜羅最為豐富的王軒本省通志，詳細到記錄青條峪附近的十一條渠道、十二道泉水，也未曾提及這一峪泉，足見其被忽略的程度。從官方視角來看，官方文獻刻意突出的是灌溉水利工程，包括官方管理的渠道和官方部分參與管理的民間渠道，因為這是封建王朝的權威體現與利益保障。而四社五村的特殊性在于實行不灌溉的水利民間契約，強調“耕而不灌”的用水理念，所以，它的“被忽略”意義由自身歷史傳統和官方意識形態這兩方面所共同塑造。也可以這樣理解，通過反讀“強勢者”生產的文獻、陳述的話語以及關注的焦點，我們企圖理解“強勢者”制造這些“東西”的歷史，并且從中讀出“弱勢者”的生存狀態和實踐策略。山西歷代地方志和水利志都記載了省內的水利工程，也涉及到縣以下的水渠，包括洪、趙、霍三縣水渠。綜觀這些水利史料，能夠發現官方文獻的一些表述策略。

其一，官方運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社會管理技巧。如具體到三縣來說，官府對水利的管理主要是文告，組織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審核渠冊，頒發憑信和處理糾紛，而對于各渠的具體事務并不過問。這種在水利公共領域與民間占一定自主性的情況下所形成的共同管理格局，從各縣水利碑刻與渠冊中也可看出上述情況。

其二，有意突出水利事業的公益性，塑造一種道德典范，注重社會效應甚于技術規模。這種表述策略的背后實際上掩飾著的是國家稅收利益之目的，因而官府要通過加強水利的社會動員力量以保障地稅。如在一些方志中，三縣使用官渠南、北霍渠的條目多處可見，記錄有功人士姓名和相關村名、社名達三十余次，彰顯官方刻意所為。

其三，注重官方的政績評估與社會后果。在地方救災實踐中，官方文獻表述的側重點在于——在評估災害影響方面，只講社會后果不言水利工程；在救災措施及力度方面，也只述官府體恤民情之姿態，松動相關納稅政策，而較少或者根本就不談水利工程的改造與維修等技術手段。地方志曾記載水災過后官方免除地稅的史料：“明洪武五年……汾水浸塌，沒四千九百六十四畝……，村移內地。又高公溝，嘉靖間河斷水絕，分賈村溝水為小溝，入副霍渠借流。田去賦存，民甚病之。萬歷九年，知縣喬因羽丈地免糧，始免征。”

其四，粉飾與夸大官府的政治權威與調處行為。官方文獻在談及三縣用水規約方面，主要選取民間渠道原有的規約并加以肯定，表面上承認民間原有制度安排的文化合理性，深層原因是官方對現實社會中因水資源緊張和用水需求量增加引發制度變革要求的一個被動應對，因此，其外部表征便是“率由舊章”的表達策略。

二、地方文類背景下的譜系考古

從上述官方視角來看，四社五村是一個不被表述的一隅之地，具有“邊緣化”的特性——在霍山腳下位于三縣灌溉水利區域邊緣地帶的夾縫中求生存，用水特點、制度模式與人文類型也是在三縣歷史地理環境中長期孕育發展而形成的。王明珂關于“族群邊緣”的論述指出了“邊緣”在本體論上的意義：“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起來像個圓形。”對四社五村“邊緣性”的考察應當取其廣義用法，如時間維度的邊緣、官方敘事的邊緣、灌溉制度的邊緣、生態資源的邊緣以及文化認同的邊緣。我們對四社五村所展開的一番知識考古，也正是在這種“邊緣”的進深上加以審視與述論的。雖然在官方的話語表述里，四社五村是未被書寫的一隅之地，但在民間場域里他們并非沃爾夫意義上“沒有歷史的人民”，而是“村村有廟，廟廟有碑，人人有言”。通過分析與鉤沉不同的地方文類資料，我們會發現四社五村既是一個社會組織又是一項制度實踐。作為一個民間社會組織，四社五村在水資源管理問題上將數個村莊凝聚在一起，形成具有聯盟性質的民間水利自治體系。早在八百多年前，這一地區便已經形成固定的社會群體，而且出現了“社”的記載，屬于一種地緣性村落關系?！痘粢乜h孔澗莊碑》記載了一起水利糾紛：李莊村頭目張厚告官，因秦壁上社人廣強將泉水堵住，致使李莊與秦壁下社人戶不得使用；繼而于明昌五年十月，張厚告東石崖泉為無主泉水，縣衙偏曲歸斷；后在明昌五年閏十月初十日，張厚告原不實；前后經歷明昌五年初判、明昌六年再判，結案于明昌七年。這通石碑除了刻過“老二”李莊與“老五”孔澗的村名外，沒有出現“老大”仇池、“老三”義旺和“老四”杏溝，可能與水利糾紛案件的性質有關。當然，此時“社”的含義還非常模糊，當為村社聯盟水利組織的雛形。清道光二十年《義旺村議定章程碑》和清光緒三十三年《義旺村振理前二甲碑》反映出，作為組織形態的“社”一直存在于地方社會，其作用和影響構成了傳統地方歷史的另一種節奏。同時，至晚清四社五村仍然受到官方力量的較多影響，需要為縣衙選舉里正和甲總，說明該組織同時介于“官”、“私”之間。四社五村還具有制度實踐的意義。通過對地方文類進行知識考古，其制度實踐的歷史能夠展現出一個地方人群的生活和組織過程，在不同時期人與人之間關系得以建立的機制。這是一種“鄉土社會”意義上的制度實踐，是一套人們生活于其中、在生活中理解、在生活中創造、在生活中發明并表達的秩序系統。制度雖然在一定意義上限制著地方民眾集體選擇的可能性，但同時制度的形成過程和實施力度又被各種關系所限定。作為鄉土制度的村社集中體現在對一種不灌溉水利制度的聯村“發明”與實踐——“四社五村”為一方水土之上社會具體運行的自洽性提供了一個制度性的框架。由于特殊情境使然，迫于缺水壓力，在周圍洪、趙、霍三縣灌溉水利管理體制的包圍中，唯獨四社五村實行不灌溉自治管理，因之，我們從地方文類自身角度認識到的四社五村，它還著意于對這種特殊用水制度的設計與強調，彰顯出一套民間自運行的村社制度實踐?？傊?，如果我們將這些水利文獻串聯起來進行整體性分析的話，能夠看到村社制度實際運作的生動過程。

三、“他者”的理解與智識取向

上述從“社會組織”和“制度實踐”維度對四社五村進行了一番知識考古，本節將以“文化象征”為楔入點來考察“他者”的價值抉擇。這樣的劃分只是出于理解與分析上的需要，在當時當地具體的社會運作過程中，這些類型學意義上的區分是相互涵括在一起的，也即“四社五村”在地化情境中既是“組織的”又是“制度的”更是“文化的”與“象征的”。對任何一方的偏倚與強調，都將影響四社五村的整體意義與立體呈現。在當下“他者”表述與實踐的過程中，這些維度更是彌散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之中。所謂的文化象征取向，即在象征意義上，四社五村是分享共同文化、具有地域認同意識并且通過共同的身份感而團結在一起的社會群體。它一直以來作為一種地緣關系的聯系機制，和以文化象征為紐帶的水利組織一起共同構筑了地方的人文關系網絡。

四、結語

四社五村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首次被學界偶然發現，直到今天已歷十年有余。筆者由初始的對學界前輩提出的“整體社會動員”概念感興趣，到真正重入田野探討鄉村的協作機制相關問題，發現四社五村不僅僅是一種具有地理生態學意義上的環境適應個案，留給我們更多的是對“人文類型”多樣化的文化沉思與人性思辨。本文從知識考古學的視野出發對四社五村所作的一番知識考古，只是從整體上研究其鄉村協作機制的一部分抑或一個維度。對四社五村進行知識考古，并不僅僅局限于說明其歷史淵源，而更多地落腳在表述策略與“詩學政治”的問題層面，也即不同的知識生產與傳承載體對四社五村表述的不同智識取向和文化選擇。在異文化或“他者”文化類型研究的過程中，一個研究者總是從蛛絲馬跡中找尋曙光，終有一大堆的資料也總覺得殘缺不全。我們對作為整體意義的“四社五村”之關照，也有若一個知識考古之歷程。本文從官方背景下的記載實踐，到地方性情境下不同文類與“他者”的表述場域中，游走在“過去”與“現在”、而適宜在這條大河中成長的是那些被各種文學獎和國家“五個一工程”所囊括的大部頭創作。這些作品形成了大河的“主旋律”和“主體水系”。正如上文所述，這既是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的需要，也是意識形態領域文學大眾化的應有之義。先鋒之于寫實，正如浪花之于長河，浪花之美離不開豐腴的河體，而沒有浪花的河體，又該是何等的平庸呢？

作者：周嘉 單位：聊城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