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鴉片戰(zhàn)爭前中英語言文化交流情況

早在康熙帝時期，清政府在對外問題上是屬于比較開明的。康熙帝與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等人之間的交往，可謂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雍正帝即位后，開始推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大部分西洋人被遣送回國，各處教堂被沒收。同時禁止中國人學習西方語言，由此中西方文化交流徹底斷絕。此后，康熙、嘉慶繼續(xù)奉行禁教政策。由于西教被禁，西學隨之失去載體。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清廷的諸多限制。“如禁止西方人購買中國重要典籍、史著，禁止中國人教授西方人中文，同時打擊學習外語的中國人，藐視西方文化，對于其先進的部分認為不過是‘中國之緒余’，以西學中源說而掩蓋之，對于其文化的民族特性則以不同于己而以夷狄視之，不屑進行文化交流和互識活動。”總之，千方百計排擠或詆毀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嘉慶十年（1805），因發(fā)生德天賜案清廷重申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已經(jīng)寥寥無幾。到了道光六年（1826），在京城最后三名外國傳教士，即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李拱辰病死，畢學源、高守謙回國，北京已沒有為清廷服務的西方人了。在京傳教士及為清廷服務的外國人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的一條重要渠道，也徹底中斷了。雖然在政府層面上，隔斷了與西方的聯(lián)系。但是，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廣州，中西方之間零星的文化交流還是存在的。乾隆末年，英國使團途經(jīng)廣州時，馬戛爾尼驚奇地發(fā)現(xiàn)在英國洋行附近的大部分中國籍商人都能夠使用英語交談，并且具有相當不錯的表達能力。但是，在清政府的打擊與壓制下，廣州地區(qū)始終無法形成良好的語言交流局面，即便是略通外語的人，在語言素養(yǎng)上是非常低的，根本就不具備翻譯的能力，而且也不了解西方文化知識。因此，鴉片戰(zhàn)爭時期，在和英方交涉時，這些所謂的“通事”不僅幫不上忙，甚至幫倒忙。由于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通曉外語的人才，清政府與英國之間實際上處于一種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tài)。在和英國發(fā)生沖突后，清政府根本沒有可靠的信息來作決策。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十分被動。但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仍舊沒有想過從根本上去了解外部世界，直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清政府與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并沒有多大的改觀，而整個世界卻是群雄并起。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淪落到被列強蹂躪的悲慘局面，可以說責任完全在清政府的腐朽與愚昧。

二、鴉片戰(zhàn)爭后的英語教育

中國的英語教育大體上出現(xiàn)在19世紀初，是有西方傳教士所主導的。這些傳教士均受各自教會之命，來到我國的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傳教，通過開辦義學、私塾，招收貧苦人家子弟讀書，來進行“曲線傳教”。這是中國最早教授英語的學校。鴉片戰(zhàn)爭后，因《南京條約》中的條款確立了傳教自由，故大批傳教士紛紛登陸中國，并使教會學校的創(chuàng)辦出現(xiàn)了一個高潮。教會學校除開設英語課程外，還用英語教授地理、算術、歷史等學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長期受封建文化的影響，真正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此外，在清政府的限制下，傳教士的辦學活動受到各種限制。因此，教會學校的規(guī)模一直很小，學生則主要是以中國教徒的子女為主，并沒有形成正規(guī)、系統(tǒng)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英語具有一定的商業(yè)需求，加之對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因此學習英語的需求越來越大。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清醒了過來，為了避免被洋人欺騙，由此開始自主培養(yǎng)外語人才。1862年，京師同文館建立，開創(chuàng)了中國官辦英語教育的先河。此后，在洋務派的主導下，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湘鄉(xiāng)東山精舍方言齋以及京師譯學館等官辦新式學堂均開設英語課程。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洋務派親眼見證了西洋兵船火器的威力，于是先后開辦了造船、軍工、機械制造、郵政、電報、礦務等工礦企業(yè)和軍工企業(yè)。為了滿足這些近代工礦企業(yè)和軍工企業(yè)對人才的需求，洋務派又開辦了綜合性較強的實業(yè)學校和一批工藝、武備等學堂，聘請外籍人員用外語講授工程技術、武器裝備知識。因此，英語等外語作為非常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學計劃之中。但是，洋務派的英語教學活動，無論是在規(guī)模上，還是教學目的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局限性，對于促進整個社會發(fā)展而言，其實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從根本上而言，清政府在英語教育上仍舊是非常保守的。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變法維新，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發(fā)展新式教育。1898年6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由此拉開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同年七月，光緒帝上諭，為“廣育人才，講求時務”并“振興實學”，決定“參用泰西學規(guī)”，并籌設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聘丁韙良為總教習，并由梁啟超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章程對辦學總綱、課程、入學條件、家庭出身、教習聘用、經(jīng)費籌措及使用等，都作了詳細規(guī)定。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也是中國近代最早從事高等英語教育的機構。根據(jù)規(guī)定，30周歲以下的學生，必修一門外文，可在英、法、俄、德、日五門語言中任選一門。還規(guī)定，所有中小學教材均由官方的書局編譯并統(tǒng)一印行。但是，由于受到傳統(tǒng)教育體制的嚴重阻滯，以及受到封建思維的嚴重束縛，新式教育的發(fā)展十分緩慢，英語教育并未被大眾所普遍接受。1902年，清政府委任管學大臣張百熙擬訂一個《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并以光緒帝名義頒發(fā)。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由政府制訂并頒布的學制系統(tǒng)，是比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壬寅學制》高度重視英語教育，給英語教育以較高地位。在課時安排上，每周的英語課時數(shù)甚至超過了國文課時數(shù)，英語課程的每周課時數(shù)是中學課程課時數(shù)的2.5倍。在《欽定考選入學章程》里，對預備科考選入學作了如下規(guī)定“：英文論著一篇，至少須三百字以上如兼通他國文字者，隨時報明。翻譯二篇，由英譯。雖然，辛亥革命終結了清王朝。但是，在學制方面卻多有繼承和保留，由此中國英語教育開始了現(xiàn)代化發(fā)展。然而，已經(jīng)整整落后半個多世紀。

三、英語教育落后的惡劣影響

英語教育的落后，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如果說1793年馬戛爾尼率使團訪華是中英官方第一次接觸，清廷沒有來得及培養(yǎng)自己的英語翻譯人員，似乎可以說得過去。那么，鴉片戰(zhàn)爭過后，這場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的戰(zhàn)爭應該讓清廷清醒過來，汲取沉痛的教訓，培養(yǎng)自己的通曉英國國情和文化的翻譯人才。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由于華夷之辨等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加之清政府的壓制，當時中國有知識的文人不屑于學習外語，對于儒學經(jīng)典之外的學問不感興趣，而懂得一點外語的通事則素質低下，各方面知識貧乏。但是，即便如此，清政府絲毫沒有重視英語教育的表現(xiàn)。即便出現(xiàn)了像林則徐這樣的有識之士，也沒能從根本上動搖清政府堅持愚昧和落后的決心。事實上，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盡管戰(zhàn)敗，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如果當時清政府能夠當機立斷，以此為契機趕快亡羊補牢，像林則徐那樣開眼看世界，認真分析戰(zhàn)敗的原因，及時總結吸取教訓，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通過改革，走富國強兵的現(xiàn)代化之路，中國還是完全有條件反敗為勝，很快振興起來的。從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實力來看，與西方多數(shù)國家的差距不是很大。當時的歐洲，僅只有英國一國可謂是遙遙領先，其余各國均處于初步階段。如果清政府能夠吸取鴉片戰(zhàn)爭的教訓，積極開放，奮起直追，重視學習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治國經(jīng)驗，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革新內(nèi)政，不僅能夠很快地恢復元氣，很有可能超越英國成為世界性的強國。但是，清政府落后的觀念意識，將這種可能性徹底斷送。此外，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內(nèi)部固有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太平天國運動，讓清政府無力思考發(fā)展問題，疲于應付太平天國的清政府，最終錯失了發(fā)展的黃金期。從整體上看，清王朝統(tǒng)治者，還是在用中世紀的傳統(tǒng)治國理念治理國家。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西方列強挑戰(zhàn)時，清政府仍舊如井底之蛙，坐井觀天，閉目塞聽，采取閉關主義、保守主義和蒙昧主義為特征的封建傳統(tǒng)思維方式，來消極應付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挑戰(zhàn)。他們?nèi)匀桓甙恋赜X得自己是永遠正確的，根本沒有自覺地去反省自己的錯誤，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中吸取任何教訓。

作者：戰(zhàn)海 單位：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學院

摘要：在全球范圍內(nèi)，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大學發(fā)展必然的趨勢之一。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大學主動將國際化的、全球的元素融入到高校的教育、科研、社會服務和文化交流等各項教育目標與功能中去，以提高大學在科研、教學、社會服務和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的水平。具體來說，高等教育國際化可以簡單地分為以下幾個指標：分為學生國際化、教師國際化、教學國際化、科研國際化、文化交流等。

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內(nèi)涵；指標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nèi)涵

全球范圍內(nèi)，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其發(fā)展必然的趨勢之一，在中國亦是，它正在對我大學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2015年國務院印發(fā)了《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并在2016年起針對大學以及學科建設明確提出了“雙一流”的任務，要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為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很明顯，國際交流與合作已經(jīng)和培養(yǎng)人才、發(fā)展科學、服務社會、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一起，成為大學五大基本職能。何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眾多專家學者給出了不同的闡釋，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加拿大學者奈特的觀點。他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就是將國際化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維度融入整合到大學或學院的各項教育目標和功能中。他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另外也有學者從操作的層面，將國際化描述成許多不同類別和類型的活動。艾克文（Echevin）和雷（Ray）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指大學在招生、教學、人員聘用、資源應用等方面，跨國和跨地區(qū)的活動。阿魯姆（StephenArum）和德威特（VandeWater），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包括多樣化的國際學習交流活動；國際教育交換和合作研究；跨國的項目、服務及援助。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下設的大學聯(lián)合會則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不可回避的過程，同時也是高等教育機構采取的提高自身水平的“深思熟慮”的戰(zhàn)略。結合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現(xiàn)狀，筆者認為當前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大學主動將國際化的、全球的元素融入到高校的教育、科研和社會服務等各項教育目標與功能中去，以提高大學在科研、教學、社會服務等各個方面的水平。

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具體指標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綜合性的發(fā)展體系。高等教育國際化具有綜合性的特點，是從制度、理念、文化、內(nèi)容、目標等方面體現(xiàn)國際化的要求。高等國際化要求大學打破地理限制，與其他地區(qū)的高等教育相互學習與借鑒，吸收他人的先進辦學思想與理念，結合自身特點，推動自身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立足自身，放眼全球，這是新時代給高等教育帶來的新課題。如何實現(xiàn)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這是一項系統(tǒng)的大工程。但是就具體的操作層面來說，筆者認為可以簡單地國際化分為以下幾個指標：分為學生國際化、教師國際化、教學國際化、科研國際化、文化交流等。

（一）學生培養(yǎng)國際化

摘要:文化作為一種人文、習俗的傳播載體，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學生英語教育是承載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在大學生英語教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文化交際能力與大學英語教育之間的關系，揭示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yǎng)大學生文化交際能力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同時提出解決的方法和必要的措施，對大學英語教育課程大綱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大學;英語教育;文化;交際;傳播

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快速發(fā)展讓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變得越來越頻繁，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碰撞出不同的交際火花。因此，擁有文化交際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與此同時，英文作為世界通用語，這就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提出了培養(yǎng)具有文化交際能力高素質人才的新要求。本文主要通過揭示文化交際能力與大學英語教學之間的關系，提出在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yǎng)大學生文化交際能力的必要性以及相應的方法和措施，同時進行大學英語課程性質的分析，期望提高老師與學生對大學英語課程性質的理解，為高校校本大學英語課程教學大綱制定及培養(yǎng)文化交際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論知識與指導。

1培養(yǎng)文化交流勢在必行

當今世界,國際間頻繁的交流與合作,讓經(jīng)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為這個時代的顯著性特征。在這個大環(huán)境下，不論是誰都無法避免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交往,文化交流正在成為越來越普遍的日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英語作為一種重要的通用語言，在中國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于是我國也進行了一系列如國家新標準課程改革的改革等從而去適應全球化趨勢以及促進我國社會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學校可以抓住全球化的這一契機，在學校進行英語教學的求變求新的改革中，培養(yǎng)年輕學子的跨文化意識，讓他們學會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往從而提高跨文化的交際能力，這一改變對學生乃至國家都尤為重要。外語教學肩負著重要的社會歷史責任，而這一責任就是要培養(yǎng)大量的具有文化交流的人。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培養(yǎng)日常大學英語教學，增強大學生接受跨文化知識的敏感性與自覺性，使學生頭腦開闊，心胸開放，最終能夠以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更靈活、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去與自己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交往。

2大學英語教學培養(yǎng)跨文化交際能力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zhàn)

英語教學中存在許多的問題與挑戰(zhàn)，有些來自于教師有些來自于學生，但這些值得我們每個有責任心的教學工作者來探索解決的方法。通過對學生、老師等的走訪發(fā)現(xiàn)：許多學生不知道學習英語或者其他外語的作用甚至厭學情緒嚴重等現(xiàn)象；有些外語教師不清楚大學英語的教學目的和意義，更不清楚如何能夠教授一堂讓學生和自己都滿意的課。特別多的學生反映在經(jīng)過多年對英語的學習之后，不但不能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反而面臨著英語學不好的巨大壓力。特別是每當大學生四六級考試結束后，就會有許多學生感慨，如果當初高中畢業(yè)就讓我考四六級，這題目又算得了什么。伴隨著學生英語能力下降的卻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與全球化。與此同時，社會不斷地發(fā)展，世界不斷地進步，經(jīng)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跨文化交流的常態(tài)化的發(fā)展成為外語教學的又一個嚴峻但必須克服的挑戰(zhàn)，使得大學英語教學處在了更加兩難的尷尬境地。

[摘要]在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英語知識，更為重要的是要提高學生的英語語言運用能力。這就需要學生不僅要掌握英語的基本知識，還要對英語語言的文化內(nèi)涵充分掌握。所以，要改變傳統(tǒng)的單純以英語作為工具的英語語言教學模式，將英語語言作為一種文化展開教學，發(fā)揮文化背景的作用。要將文化教學內(nèi)容融入英語知識教學中，擴展學生的知識面，激發(fā)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保證學生的英語學習質量。本文針對文化背景在英語教育中的作用展開研究。

[關鍵詞]英語教育；文化背景；作用

英語不僅僅是工具，也是一種語言和文化。在英語教學過程中，如果單純將英語作為工具向學生傳遞，學生則局限于機械式學習，采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很難獲得良好的英語學習效果。英語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合理運用英語語言進行交際，如果沒有認識到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即便學生掌握了英語基本知識，也不會在不同的語境中靈活運用。因此，要讓學生了解英語語言文化背景，讓學生掌握英語語言的思想內(nèi)涵，以便在跨文化交流中準確地運用英語。

1英語教育中的文化背景知識內(nèi)容

（1）稱呼語

英語的稱呼語相對于漢語而言是倒裝句。比如，“王老師”，在英語中通常不用Teacher表示，而是用Miss,Mr,Mrs，即MissWang,MrWang,MrsWang，表示尊敬之意。西方國家對長輩也會直呼其名，在中國如果直呼名字是不禮貌的。

（2）個人私隱

【摘要】蘇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譯觀對促進廣西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的規(guī)范化和多元化翻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其翻譯理念的指導下，廣西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的翻譯應以文化為基本單位，綜合采用注釋法和圖像法等翻譯策略；在翻譯過程中，為實現(xiàn)文化功能的等值交換，應靈活應用增譯減譯法或者改譯法等策略，同時應盡可能地發(fā)揮譯者主體性，使譯文適應不同時期和讀者的需求，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關鍵詞】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文化翻譯觀；翻譯策略；文化內(nèi)涵；廣西少數(shù)民族

引言

民族傳統(tǒng)服飾之于民族文化，正如當?shù)胤窖浴⒚褡褰ㄖ鸵魳返确矫嬉粯樱瑲v來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內(nèi)涵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全球化步伐的穩(wěn)步推進，我國的傳統(tǒng)服飾及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正逐漸被當今社會的現(xiàn)代時裝所取代，而各地區(qū)人們的服裝樣式、布料和剪裁越發(fā)趨于雷同，讓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服飾文化多樣性與服飾肌理特異性的重要之處。廣西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qū)，世居的少數(shù)民族多達11個，壯、侗、苗、瑤等少數(shù)民族的傳統(tǒng)服飾以其絢麗多彩的圖案紋理和獨特精湛的工藝特色向世人展示著廣西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蘊含著豐富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價值，并在我國豐富多彩的民族服飾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維持我國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與多元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廣西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mào)易區(qū)的中心區(qū)域，隨著其與東南亞國家及世界各國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推廣宣傳本地民族特色文化與加大傳統(tǒng)服飾文化的輸出是形勢與時代的需要。但目前廣西民族服飾處于瀕臨消亡的困境，廣西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的翻譯外宣狀況也不容樂觀。國內(nèi)學術界針對廣西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翻譯的論文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專著則基本為零，能被查詢到的譯文資料大多散落在旅游指南或者外宣網(wǎng)站上，且翻譯質量存在著諸多毛病，令人憂慮。因此，本文將對廣西的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展開譯介研究，以蘇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觀為指導，探討發(fā)掘適用于旅游推廣、經(jīng)貿(mào)交流和學術研究的翻譯策略，以利于充分展示其全方位的魅力，為擴大廣西本土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度，維護我國服飾文化多元化面貌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文化翻譯觀及其研究概述

在傳統(tǒng)的國內(nèi)外翻譯學界中，翻譯的主體向來以語言本身為對象。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外出現(xiàn)了第一次“翻譯的文化轉向”[1]，給翻譯界注入了新的血液，開拓了新的方向。蘇珊·巴斯奈特在其著作《翻譯研究》中系統(tǒng)闡述了文化翻譯觀的主要內(nèi)涵：（1）翻譯研究不能停留在語言層面，而應以文化為基本的翻譯單位；（2）譯應該是一種“交流的行為，包括文化內(nèi)部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3）翻譯是一個動態(tài)的轉換過程，應尋求該文本在另一種文化中的功能等值；（4）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翻譯的原則和規(guī)范可以有所不同，以滿足不同文化群體的需要。[2]由于文化翻譯流派所倡導的翻譯觀念及原則與傳統(tǒng)的語言翻譯研究有所出入，目前文化翻譯理念在國內(nèi)多應用于文學翻譯。也有部分學者將之用于傳統(tǒng)文化、民族文化翻譯實踐當中，但文章數(shù)量較少，知網(wǎng)可搜索到的相關主題論文數(shù)量不足十篇。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引秀和郭粉絨的文章《“文化翻譯”觀視域下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外宣翻譯》，他們在文中對如何將文化翻譯觀應用到少數(shù)民族文化翻譯中做了有益的探討并分別結合案例進行了分析評論。而其他研究者則有的運用文化翻譯觀針對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負載詞英譯展開了研究，有的探討文化翻譯觀指導下的少數(shù)民族故事或者意象翻譯策略，還有的則研究文化翻譯觀照下的少數(shù)民族體育項目英譯。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化翻譯觀為理論指導，探討適宜于廣西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的英譯原則與策略，具有一定的新穎性及可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促進其傳播發(fā)展，擴大其影響力的積極效果。

二、文化翻譯觀指導下的廣西少數(shù)民族服飾文化翻譯

學術期刊是報道具有學術創(chuàng)新的研究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的重要載體，學術期刊的發(fā)展狀況總體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科技研究水平和話語權地位，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支撐與基礎［1－2］。大幅提升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際社會認同，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實現(xiàn)“文化強國”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等各個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針對當前我國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及國際影響力與我國文化事業(yè)快速發(fā)展的總體情況并不相稱，與“大國、強國”水平亦存在明顯差距的現(xiàn)狀，近幾年來，國家已經(jīng)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措施鼓勵我國學術期刊走向國際化，并引起我國期刊界爭先恐后創(chuàng)辦英文期刊的潮流。但同時，導致的“馬太效應”也值得我們注意。據(jù)粗算，國內(nèi)頂尖的英文刊物從各種渠道獲得的資助每年約300萬元，相比而言，國內(nèi)對中文期刊最高的資助為每年30萬元［3］。這種重英文輕國語的期刊資助政策，不僅導致辦刊人的嚴重心理失衡，而且使得中文學術期刊雪上加霜，舉步維艱。筆者認為中文學術期刊應追求“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實現(xiàn)國際傳播！通過文獻檢索發(fā)現(xiàn)，關于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研究并不多［4－8］。祁艷紅等人［4］探討了我國學術期刊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具有成活點、生長點、嫁接點、爆發(fā)點這四點路徑，但重點針對的是英文學術期刊；胡曉娟［5］析了目前我國華文社科學術期刊在國際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借助傳播學視角，系統(tǒng)研究了國際傳播的特點和規(guī)律；王會等人［6］通過對比，分析了中國期刊國際傳播的現(xiàn)狀，以及影響國際傳播力的因素，提出應從政府支持力度、自身管理、隊伍建設及期刊評價體系建設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力和傳播力。總體而言，目前有關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研究較多都針對的是英文學術期刊，而且主要討論的是國際傳播的現(xiàn)狀和困境、制約因素，文獻中給出的對策較多都是基于政策和理論的大框架性建議。而本研究主要基于辦刊實踐的調研分析，首先討論了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必要性，然后重點歸納出八條現(xiàn)階段中文學術期刊實現(xiàn)“國際傳播”的可操作性辦刊策略，這些策略建議具有較強的辦刊實踐性，旨在為進一步推進我國優(yōu)秀中文學術期刊的發(fā)展、提升中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地位提供前期基礎。

1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必要性

有人認為：當今世界上科技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通用語種就是英語，中文期刊不符合國際化期刊的基本特征，論文語言的障礙和平臺的限制是中文學術期刊的天生缺陷，無法改變。那么，中文學術期刊是否就理所應當僅僅只局限于國內(nèi)，固步自封，完全不考慮國際戰(zhàn)略？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從論文作者的角度出發(fā)，我國的學術研究工作者需要將自己的最新學術成果與國際同行進行交流，希望自己的論文能顯示在世界學術研究交流平臺，并得以全球范圍的傳播，這樣才能為中國的學術發(fā)展營造一個更為有利的環(huán)境，促進我國科技文化創(chuàng)新事業(yè)更快地進步和發(fā)展。其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要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中文就要在各個領域擁有相應的國際地位。雖然我們必須承認當今世界上科技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首選語種是英語這個現(xiàn)實，但同時也需提醒自己保持民族文化自信心，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不失去自我，英語霸權的現(xiàn)實不可能是永遠合理的、長久不可改變的。如果我們一味地把國內(nèi)優(yōu)秀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國外期刊或者只是考慮用英文來推介中國的學術成果，中文學術期刊只會越來越被邊緣化［9］。作為中國學者和期刊人，有責任更多地參與到國際交流之中，努力讓國際學術界和期刊界更了解中國［10］。中國的學術論文有國際推廣的必要，同時，堅持中文傳播也是發(fā)揚中華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所在。若能在遵循國際學術期刊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礎上，結合中文學術期刊特點，把優(yōu)秀的中文學術期刊推向世界，則可提升中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進而使中國學術研究在世界范圍內(nèi)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掌控力［11］。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姿態(tài)，更是一種主張自我的自信表現(xiàn)，這才是在推動中國學術成果的國際交流與融合過程中所應該推崇的。因此，中文學術期刊應在立足本土的同時，有必要努力走向世界，打通國際傳播途徑。

2中文學術期刊實現(xiàn)“國際傳播”的辦刊策略

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真正實踐起來面臨的狀況較復雜。例如：國際傳播，顯然不是單純的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全文上載和開放閱讀，因為期刊單獨上網(wǎng)在網(wǎng)絡上的顯示度非常低，容易成為信息海洋中被淹沒的一粒塵埃；另外中文語言的不通用、中華文化的差異性宛如一座座高墻，使得中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傳播過程受到重重阻礙，即使非常優(yōu)秀的學術成果也很可能被忽略……由此可見，中文期刊的國際傳播不能僅停留在口號式的倡導，空泛的坐而論道。于是，筆者通過辦刊實踐以及調研了一系列“中國優(yōu)秀國際影響力”（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年報》遴選）中文期刊的辦刊策略，針對提高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能力，總結出以下幾點在辦刊實踐應用中的可操作性措施：

2．1出版內(nèi)容國際化

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首先最為關鍵和本質的一點就是要在出版內(nèi)容上面向世界：雖然出版語言是中文，但刊登內(nèi)容和學術質量應緊跟國際前沿并具備國際學術水準。意思就是說，雖然期刊語種是中文，但刊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在全球一體化的視野下研究本國實際的問題，或者從本國實際出發(fā)研究全球性的問題。例如《資源科學》在辦刊宗旨上就明確提出了上述要求，建議作者以國際視野研究我國的重大資源環(huán)境問題，所提出的資源科學方法理論緊跟世界前沿熱點，因此該刊逐步發(fā)展成為一本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中文優(yōu)秀科技期刊。另一方面，在當前國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科院、中國工程院等五部門發(fā)出“聯(lián)手開展清理‘四唯’專項行動”通知的大背景下，這對于中文學術期刊的發(fā)展是個較好的契機，中文期刊的編輯們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邀稿、組稿，努力爭取好稿源，提高期刊學術影響力，使得期刊所發(fā)表的科研論文能代表該領域的國際前沿進展。事實上，在各種翻譯工具如此強大的今天，語言障礙不是大問題，中文學術期刊只要擁有的國際一流水準的出版內(nèi)容，即使是非中文為母語的讀者也會通過各種手段來獲取到他們需要的論文內(nèi)容和數(shù)據(jù)。對于中文期刊的傳播內(nèi)容，全球的讀者一旦從被動接收變?yōu)橹鲃荧@取，那么中文期刊的國際傳播能力顯然會大幅提升。

本文作者：王楠 單位：河北省保定職業(yè)技術學院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較文學首先從歐洲興起，到現(xiàn)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歐美。它是一門年輕學科。從1816年“比較文學”這一術語提出算起，已經(jīng)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其歷史表明這是一門內(nèi)容廣博的學科，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的學科。它的這種屬性要求我們的研究不能離開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這一點在過去一直被忽視。法國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鎮(zhèn)，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聚集在《比較文學評論》周圍的法國比較文學家們標舉影響研究，崇尚實證主義，他們有時著重探討歌德在法國和英國或歐辛、卡萊爾、席勒在法國的威望以及影響和聲譽等問題。這一學派發(fā)展了一套方法學，除了收集關于評論、翻譯及影響等資料外，還仔細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時期給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諸如期刊、譯者、沙龍和旅客等不同的傳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國作家被介紹進來的特殊氣氛和文學環(huán)境。法國學派的這種影響研究對于梳理民族文學關系，促進民族文學的了解.有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這種死抱“事實聯(lián)系”的做法并沒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沒有從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學之間的“事實聯(lián)系”，沒有探尋比較文學間的文化內(nèi)因，甚至對文化交流熟視無睹，淇視比較文學的文化土壤，現(xiàn)在看來這肯定是它的歷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國學派的理論，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崛起于二戰(zhàn)之后，他們不滿于法國學派漠視作品審美欣賞這種停留于外部考證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評的英美新批評派代表人物韋勒克，分別在《比較文學的概念》和《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對法國學派重事實、講考證，只求“事實聯(lián)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銳的批評。1962年美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馬克發(fā)表了《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重新定義“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而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音樂，建筑）、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jīng)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學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xiàn)領域的比較。”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理論要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信仰領域也就是廣藝術之間的關系，它提倡“跨學科研究”，體現(xiàn)了比較文學的跨越性，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但是卻又把比較文學的范圍擴大到無限，而且平行的擴大常常導致牽強附會的亂比，造成“無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難說是嚴格的科學了”。從這一派來看，學科間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對于文化的差異的鑒別和分析，對于尋找文學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對于探求文學文化的互補互證，對于發(fā)現(xiàn)特定文化的文學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響研究的修正和補充。它們共同構成比較文學的理論框架和批評基礎。比較文學正是循著這一道路發(fā)生發(fā)展并且走到現(xiàn)在。同時這些理論也構成了比較文學存在的基礎。這是其巨大的理論貢獻。可是盡管比較文學有這兩大學派的理論支持，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響研究重實證、重考據(jù)，根本就排除了美學的文化的批評：它的跨越性也僅僅體現(xiàn)在法、德、意等歐洲國家中，顯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場的，是缺席的。美國的平行研究雖然改變了“事實聯(lián)系”，擴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顯像仍然是虛弱的；由于它的隨意性，主觀性，讓人很難相信其為科學。它的大跨越并沒有體現(xiàn)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學的土壤，文學的解讀和比較必然要尋求文化之間的話語實踐，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場替換。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場

比較文學的磨難不斷，它的危機嚴重影響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為比較文學研究找出路顯得十分關鍵。只有在危機中尋找出路，尋求突破，比較文學才能不斷發(fā)展。如果說是比較文學的歷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話，那么，在當下全球化語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場應該屬于“堂而皇之”，適應了比較文學的發(fā)展和新時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國際間的聯(lián)系，特別是信息技術、網(wǎng)絡技術更是打破了國家間的壁壘和界限，全球性的時空緊縮使全球結合為一個緊密聯(lián)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聯(lián)動的信息整體,使得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變成了真正意義上“地球村”。商業(yè)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帶動了人員的大流動、文化的大傳播，在這種全球化語境條件下，經(jīng)濟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總體面貌。世界的多元變革也促成了人們思維的改變。多聲共奏，雜語喧嘩，這就是全球一體化的特征。一體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選擇，一體化和多元化成為新世紀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語境里，比較文學的跨文化研究成為必然的出場了。實際上，比較文學中的文化研究當然還有一個學術背景；二戰(zhàn)以來，西方學術界文學批評理論和文化理論特別活躍，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心理批評、符號學、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各種理論流派競相登臺，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較文學家，由此對當前西方比較文學研究擇向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就其自身來說，比較文學的跨文化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第十二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1988年)的主題為“文學中的烏托邦”，已帶有社會學研究的性質。至于此后幾屆年會的主題，如1991年第十三屆年會的“欲望與幻想”，1994年第十四屆年會的“多元文化與多語種社會中的文學”，以及1997年第十五屆年會的“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包括不斷發(fā)表的論文都已經(jīng)顯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傾向。蘇珊巴斯奈特還斷言：“一旦脫離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這些關鍵問題，比較文學就會迷失方向”。

國學大師季羨林也曾說過：“比較文學的研究屬于文化交流的范疇”。由此可見，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經(jīng)是比較文學界的共識，跨文化研究已經(jīng)登上比較文學的舞臺了。跨文化研究作為新世紀比較文學的發(fā)展道路，將會促進比較文學的繁榮。在全球化的語境里，文化一體化是不可能消滅多元文化的。盡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國際間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個民族都將在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聲部”，異類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時，仍然保持個體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愿意放棄它的個性”，所以在全球一體化和文化一體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將是新世紀的格局。這樣，在這種文化交流頻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將會因為被給予的新的契機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中人與人通過文學進行溝通的種種歷史、現(xiàn)狀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過文學研究，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堅持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改善人類的文化生態(tài)和人文環(huán)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較文學的單一影響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點對準多種文學的多元文化背景，尋求人類相異文化之間的對話和平等交流，探詢不同民族的個性的文學流露，建設新的人文環(huán)境。正因為這樣，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較文學的研究帶到一個更為開放的領域，它深人到文學的文化背景，掘動了文學之間最豐富的沃壤；它從文學中獲得對他者文化的認可，體認相異文化的文學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對話中獲得互補、互識、互證，推動比較文學進人新世紀的新天地。作為一種文學研究,跨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中人與人之間以及不同文化間的互相溝通、理解、尊重和寬容為研究內(nèi)容。新人文精神為跨文化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為促進文化溝通，改善人類文化生態(tài)和人文環(huán)境，實現(xiàn)不同文化間的尊重寬容、和諧統(tǒng)一、和平發(fā)展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和理論指導作用。#p#分頁標題#e#

伴隨解放思想、開放發(fā)展的盛世國運，非洲音樂③研究在學術觀念更新、方法路向轉型和對外交流互動的背景下攀援跋涉、開掘前行。世紀之交，“尊重藝術，理解多元文化”明確寫入國家《音樂課程標準》總目標，作為多元音樂文化重要內(nèi)容的《世界民族音樂》引起高度重視，課程建設、人才建設和理論研究成績顯著，尤其是最富典型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和神秘靈性的非洲音樂研究，彰顯出勃勃生機和后發(fā)優(yōu)勢。本文擬以時間、空間縱橫的雙重坐標，以民族音樂學、文化人類學、歷史批評學等多維視角，從學史觀照、質性檢視兩方面，對新中國六十余年非洲音樂研究給予追溯、反思，并就未來發(fā)展愿景給予瞻望，就教于方家。

學史觀照

新中國大陸學者對非洲音樂研究與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黨的文藝方針緊密關聯(lián)，受政治、經(jīng)濟等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階段性的發(fā)展態(tài)勢。約略說來，可分為初創(chuàng)（1950—1979）、恢復（1980—2000）和發(fā)展（2000—2010）三個時期。

（一）初創(chuàng)時期（1950—1979）

新中國伊始，一窮二白的國家忙于重建，音樂界學者的主要精力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音樂文化建設上，1950至1959年的非洲音樂研究一片空白。1960年以后，隨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1960）、“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1961）、“中國亞非學會”（1962）等學術機構或民間社團逐步成立起來，中國大陸學者對非洲的關注逐漸增多，開始將目光投向遙遠的非洲音樂。但致使許多研究工作處于龜行或停歇狀態(tài)，學術活動陷于癱瘓，期間僅有瑩星《馬林巴》④一篇公開發(fā)表。30年的初創(chuàng)階段僅發(fā)表10篇介紹性文章，如瑩星《幾內(nèi)亞的民間樂器》⑤、嚴永通《非洲的鼓》⑥等。中國與非洲國家有相似的歷史命運與奮斗目標，兩者聯(lián)系緊密，為數(shù)不多的文獻中，無法脫離政治的窠臼。非洲音樂研究范疇自然無法擺脫這樣的主題，其性質突出實用性，著重于對非洲音樂的信息收集，多限于淺層的介紹或新聞報道。中非音樂交流之所以摻雜了某些政治因素，形成階段性特點，有它特定的歷史動因。其一，新中國剛剛建立，經(jīng)濟基礎薄弱，政治內(nèi)外交困，政治、經(jīng)濟建設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上層建筑，音樂難以完全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其二，中非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20世紀50至70年代非洲國家多處于解放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給非洲國家?guī)砹藛⑹荆瑢Ψ侵抟魳返年P注充滿著同情與團結非洲人民的目的。其三，對音樂藝術的摧殘更是達到了頂峰。以“階級斗爭為崗”的年代，許多研究無法擺脫“左”的思想束縛。這些因素決定了雙方的交流更多局限于政治經(jīng)濟領域，有限的音樂交流則融入了政治目的。在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及地區(qū)的音樂交流中，國內(nèi)一些藝術團體為彼此之間的溝通架起了橋梁，以表演亞非拉國家民族歌舞節(jié)目為首任的東方歌舞團，當仁不讓地擔當起中非音樂表演藝術交流的重任。該團于20世紀60至70年代曾出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敘利亞、埃塞俄比亞、幾內(nèi)亞、烏干達等非洲國家。《人民日報》等國內(nèi)重要報紙都以較大版面對其進行了報道。

（二）恢復時期（1980—199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穩(wěn)定的歷史發(fā)展時期，從而得以更加寬闊的視野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高等院校教學與科研得以恢復，非洲大陸逐漸引起國人關注，相繼成立了諸多非洲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組織，如中國非洲問題研究學會（1979）、“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1979）、中國非洲史研究會（1980）“、中國非洲史研究會”（1980）、“南非研究中心”（1995）“、非洲研究中心”（1998）、“南京大學非洲研究所”（1990）、上海師范大學非洲研究中心（1998）等。另有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南開大學、外交學院、云南大學等院校的教師對非洲問題進行學術層面的研究。受非洲研究大環(huán)境之影響，音樂學者加大了對非洲音樂研究的縱深度，由概覽介紹逐漸朝著學術層次的轉型，相關文獻有論文30篇、譯著有2部、兼著2部和旁及著5部。代表性文論有陳自明《布隆迪的民間樂器》⑦、〔日〕瀨戶宏（王北成譯）《非洲傳統(tǒng)音樂的現(xiàn)狀》⑧、〔法〕羅康德（張東曉譯）《黑非洲的音樂語言》⑨、陳銘道《非洲音樂的節(jié)奏組織原則》⑩和《從民族音樂學看非洲樂器》???、陳銘道和皮全紅《非洲木琴研究與民族音樂學》???、張雷和陳自明《獨放異彩的黑色珍珠———記非洲傳統(tǒng)音樂》???、李昕《非洲的“拇指鋼琴”———姆比拉琴初探》???和《黑人傳統(tǒng)音樂中的鼓文化研究》???等。譯著分別是加納著名民族音樂學家恩凱蒂亞《非洲音樂》???，上音學者湯亞汀翻譯，這是國內(nèi)迄今為止唯一出版的專門評介非洲音樂譯著。美國音樂史家艾琳•索森（E.Southen）《美國黑人音樂史》???系袁華清由法文版轉譯而來，該著的開篇中，敘述了美國黑人移民前所在非洲國度的音樂藝術特征。兼著有陳銘道《黑皮膚的感覺———美國黑人音樂文化》???、王耀華《世界民族音樂概論》???兩部世紀之交的成果，前著系作者在美攻讀博士學位的論文，其突出的特點一是運用文化價值相對主義的觀點，強調將音樂事象置放于賴以生存的自身（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去；二是使用大量第一手田野調查材料。作者用較大的篇幅、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非洲黑人音樂在美國的發(fā)展歷程，分析和論證了美國黑人音樂中來自非洲的DNA（基因）。音樂學家田青認為該著是“音樂學領域里近年來出現(xiàn)的最好的書之一”???。總之，兩本兼著邁出了中國非洲音樂研究學術轉型最為堅實的步伐，具有啟后承前的模范作用。旁及著包括張榮生《非洲黑人藝術》???、寧騷《非洲黑人文化》???、〔法〕讓•洛德（張延風譯）《黑非洲藝術》???、劉鴻武《黑非洲文化研究》???、李保平《非洲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五部著譯文獻是國人全面了解和認識非洲文化藝術很好的教科書，也是中國民族音樂學者研究非洲音樂重要的文化參考讀本。該階段研究無論在內(nèi)容、范圍及現(xiàn)代化問題方面都較前一階段有了質的提高。雙方的音樂交流趨于理性回歸，純音樂的對話開始增多。重要的是學者們開始以民族音樂學的視野來看待、研究非洲音樂，以更加客觀、公正的角度，從文化的視角剖析非洲音樂。#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