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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長期需求側管理的主導下也并發了一系列的矛盾與問題。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和就業市場與人才培養的“結構性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充分認識新常態下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與內涵，明確改革的方向與路徑成為深化改革的關鍵。

關鍵詞：

供給側；高等教育；結構性改革

結構功能主義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一定的結構，一定的結構具有一定的功能，如果一個系統或組織想存在下去，它就需要其組成結構能夠發揮有效的功能性作用。按照帕森斯“AGIL”功能模式，系統要維持自身，使內在結構趨于新的平衡，就必須實現四項基本功能，即“適應、目標達成、整合和潛護”。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的期望與質疑日益強烈，“無業可就”和“有業難求”等人才培養“結構性矛盾”的凸顯，雖有經濟社會轉型帶來的觀念轉變和制度缺陷，但是高等教育自身供給的結構性不適應，人才培養預期目標達成不良，現有資源調整分布整合不夠等也成為重要原因。

一、需求側改革主導下的高等教育

參照需求側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理論，消費、投資和出口被視為拉動需求增長的“三大動力”。按照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及IS－LM分析模型（InvestmentSaving－LiquidityMoney），由于經濟發展的三個要素構成的有效需求總是不足的，政府應該通過“看得見的手”即國家的宏觀調控手段來刺激總需求，擴大需求總量，以實現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需求管理就是要“消峰平谷”，避免或減緩短期內經濟的波動。從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來看，凱恩斯主義學派主張的需求側改革和新古典主義學派所支持的供給側改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經濟社會背景下都曾經發揮過不同的作用。與經濟改革領域類似，高等教育領域中也存在著需求側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種不同的邏輯。

（一）從“消費”要素審視高等教育

20世紀90年代前期，中國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極高，通過1993年—1996年的經濟“軟著陸”，使通貨膨脹率成功的從1994年的24．1％下降到1996年的8．3％，但是同時，經濟增速也大大放緩，國內需求疲軟。1998年11月，中央制定了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為目標的擴招計劃，讓更多的學生有機會上大學，即滿足了大眾對于高等教育機會的需求，同時也讓更多的家庭消費高等教育資源。但是，在消費需求的拉動下，高校更多關注于辦學規模和辦學層次等外延發展的擴大與提升，而對人才培養質量這個核心內涵重視不夠，出現了專業同質、人才培養規格滯后、課程設置傳統、教學模式陳舊、社會適應性明顯不足等問題。

（二）從“投資”要素審視高等教育

2011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大財政教育投入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提高預算內基建投資用于教育的比重。2012年，由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聯合實施的“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是中央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協調發展設立的又一次重大建設專項，該工程以五年為一個周期，資金投入大，滾動實施。除了中央財政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外，很多高校也通過銀行貸款等形式進行資金籌措，教育已經成為熱門投資行業。但是，高等教育投資的不均衡，導致高校兩級分化日益嚴重，投資的過度集中，影響高等教育生態建設。巨額本息的支付又使得高校面臨著嚴峻的財務風險和還貸壓力。需求側主導下的改革，高校更關注資源獲取，而沒有關注投資的效益與產出。

（三）從“出口”要素審視高等教育

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蔚然成風，作為全球服務貿易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出口成為一些國家創收的渠道。對外經貿大學原黨委書記王玲教授在接受專訪時說，“截止2013年，我國已經與近200個國家建立了教育交流合作關系，與3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出國留學人員遍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來華留學生源地國家和地區達194個。”［1］但是，在我國的高等教育“出口”中存在流入與流出、學科分布和地域分布等諸多“不平衡”，高等教育開放辦學的寬松環境、激勵與支持性政策、國際化課程建設、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及運行機制、專業學科的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制約著“出口”的質量和效益。

二、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涵

2015年11月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高層講話中的高頻詞，成為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導向，聚焦高等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目標就是要從提高教育供給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出發，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矯正高等教育相關參與要素的配置扭曲，擴大有效教育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人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最終建立起管理體制合理、布局結構優化、規模效益較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等教育體系。

（一）核心是“滿足需求”

解決當前高等教育領域的痼疾頑癥要堅持原因導向和問題導向，高等教育的公平與效率、投資與效益、國家需要與個人期望等，這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鍵，核心就是要通過提高供給質量、豐富供給結構等途徑，貼近學生的消費需求，滿足學生的個性發展和未來社會的人才需求［2］。作為教育的終極產品，勞動力質量的高低最終要通過市場來檢驗，通過教育原有供給與服務的升級和轉型來實現，改變培養規格、專業結構、課程模塊、考試評價等多方面供給中存在的僵化、脫離學生實際等問題，實現教育供給的有效、精準和創新。同時，豐富教育供給結構，為學生提供更多可選擇的教育資源來替代和打破原先單一、統一的培養模式和課程資源等，滿足受教育者的多樣化需求。

（二）重點是“放權讓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要加強供給管理，而是要減少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行政干預，逐步消除政府在相關領域的行政壟斷和過度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功能［3］。政府和高校的地位與角色、權力與責任始終是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投資者和舉辦者，同時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評價者，政府角色的多重模糊，使得高校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成為政府的“附庸”與“木偶”，辦學自主權不足，現代大學制度尚未有效運行，高等教育的治理結構、發展機制尚需健全，第三方評估制度、基礎性服務支持系統有待完善，高校更多將關注點集中在硬件建設的“高大上”，而對市場人才需求規格的變化應對不力。

（三）關鍵是“重大問題的解決”

既然是結構性改革，其中有兩層含義，即首先指向的是“結構”，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或組織化手段的系統，社會的各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關聯，并對社會整體發揮著必要的功能。這里要改革的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結構問題和體制缺陷，如高考制度的改革、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依法治教等，既要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關鍵問題，又要通過加強規制，簡政放權等來修正和彌補體制缺陷。同時指向的是“改革”，這里的改革不是對原有制度體制的徹底顛覆，如高等教育專業目錄調整、高等學校分類管理、部分高校應用型轉型等，是對現有制度及運行機制的升級優化，是一個制度完善，提升結構整體效能的過程。

（四）方向是“供需兩端的協調共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宏觀調控方向的變化，更不是徹底放棄凱恩斯主義學派主導下的需求管理。近年來，隨著國家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推進，在高校教育綜合改革，推進管辦評分離、提高教育治理水平，推動高等教育布局結構優化和地方高校轉型發展，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多項措施，可以說已經在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先行了一步。相反，高等教育的需求側管理正在逐步弱化，“三架馬車”的拉動功能正在減弱。雖然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面臨著市場的考驗，但由于高等教育生產活動帶有一定的滯后性，政府的調控干預依然是必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側管理，應該把供給側的政策與需求側的政策相結合，兩端共同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三、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與路徑

教育結構作為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教育作為社會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的核心地帶，尤其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整體特征從外延式規模、數量的發展轉向為內涵式結構、質量、效益和創新的發展，面對當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不協調，社會人才的“供需失衡”等結構性矛盾的日益凸顯，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一）規格供給結構：多層次＋眾規格＋新模式＋異要求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指出：“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教育在勞動力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教育服務的質量的高低通過教育的產品“勞動力”即人接受教育后變化的勞動能力得以體現。一個人接受的教育越多，他的勞動能力越強，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社會價值也越高［4］。近年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加速了勞動力的流動，改變了已有的人才結構和就業結構，傳統的“一個層次、一種模式、一批規格、一樣要求”的人才培養理念已經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高等教育應加強規格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形成“多層次、眾規格、新模式、異要求”的人才培養規格體系。打破“職業教育低人一等”、“應用轉型就是降格”等的錯誤觀念，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只要適應市場需求，培養出高質量的勞動力就是一流的。既要重視研究型、創新型、基礎型人才培養，也要重點擴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同時加強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專科本科與研究生層次的“混搭”與“銜接”。不拘一格，大膽創新，既有高精尖的“卓越人才培養”，也有普通一線工作者的輸出，拉近學業與職業、學位與崗位的距離。避免“一個模子”的批量生產，應提供給學生更多的根據自己興趣愛好和能力選擇教育類型、層次和形式的機會，構建立體式、多樣化的規格培養結構。

（二）專業供給結構：對應行業＋適應產業＋有機嵌入＋開放動態

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面對經濟社會的產業結構調整，出現了兩種值得高度重視的傾向。一是“結構性浪費”，即高校在擴大辦學規模的過程中，追求辦學層次的高大上，增列博士點、碩士點，學院升大學，專科升本科，追求專業數量的大而全，并從短期辦學效益出發，增設大量文科類、理論類、基礎類學科專業，專業設置的“大同小異”，培養目標的“小異大同”，導致人才供給的低端重復，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二是“結構性缺失”，即高校的專業設置，尤其是新專業的開設，缺失充分的市場調控，專業設置滯后于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需求，不能適應新興產業和行業的人才需要［5］。高等教育專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建立“對應行業、適應產業、有機嵌入、開放動態”的專業結構體系。高等院校要注重優化現有學科專業結構，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根據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變化，圍繞區域優勢主導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合理設置新辦專業。對接產業標準和行業要求，推動現有專業的升級改造和轉型發展，提高專業核心競爭力及人才培養的崗位適應性。打通專業壁壘，適當大類培養，推進專業嵌入，體現跨界融合，培養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切實推進專業預警與退出機制，引入“獨立第三方”畢業生就業質量評價，利用市場引導，有效制約。試點真正自主設置專業，縮小市場配置與專業供給的“時間差”，以快速適應地區產業與技術的實際需要。

（三）課程供給結構：系統＋平衡＋共享＋特色

課程目標是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具體細化與分解，課程結構是實現課程目標的重要載體，是課程活動順利開展的依據。課程結構是整個課程體系中各部分的配合與組織，協調與整合，比例與搭配，體現了一定的課程理念和課程設置的核心價值取向。針對當前高校課程體系存在的“多必修、少選修；重課內，輕課外；厚理論，薄實踐；強專業，弱素養”等不平衡，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結構改革的總目標是“系統、平衡、共享、特色”。各課程模塊應該有秩序、有聯系，構建“綜合素養、職業品格、專業知識、行業能力、創新發展”五位一體的課程結構體系，其中，綜合素養關注道德品質、人文科學素養和社會責任感；職業品格關注職業意識、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專業知識關注系統理論、核心課程和崗位基礎；行業能力關注生產實際、技術更新和工作流程；創新發展關注創新意識、創業能力和實踐活動。課程應促進受教育者的全面發展，達到普通科目與職業科目、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學科課程與活動課程、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的平衡，并且強調課程結構的各組成部分形成合力，從不同方面為實現培養目標服務。課程平衡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高校的課程結構應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有序的調整與修正。順應“互聯網＋”發展趨勢，充分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有效利用各類優質課程資源平臺，加快數字化課程體系建設。同時，緊密結合區域經濟、文化發展優勢與趨勢，構建服務地方發展課程結構體系。

（四）教學供給結構：知識建構＋平等對話＋學習求知＋動態生成

教學方法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和高校也一直給予重視，并進行了大量嘗試，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2010－2020）》《高等教育專題規劃》和《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等文件中，都把深化教學方法改革列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重要內容，但是縱觀當前的教學改革現狀依舊不容樂觀。教學方法改革的阻力來自管理、教師和學生，面對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展，我們的學生正在發生著變化，正如馬丁•特羅教授所言，一些“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其文化水平、共享知識和讀寫能力都在降低，這就使得我們的教師要面對具有多樣性傾向與多樣性學術潛能的新型學生所構成的挑戰”［6］。高等教育教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就是要轉向“知識建構、平等對話、學習求知和動態生成”。教師要改變“知識灌輸式”教學，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采用啟發式、探究式等方法幫助和引導學生主動建構知識體系［7］。轉變“教師獨白式”教學，將教學作為一種師生溝通和合作的過程，采用對話式、討論式、交互式等方法，將課堂教學變為學生的主陣地，使課堂教學由教學場所轉為學習場所。改進“知識傳遞式”教學，創設情境，并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讓學生學會學習與研究，尤其在學生創新創業能力訓練中，通過“虛擬仿真、項目驅動、專題研究”等方法提高實訓效果。改變“預設式”教學，突出教學的動態生成，關注現場的互動與變化，因時應境而變。

（五）師資供給結構：雙證＋雙職＋雙能＋雙創

在高等教育對接產業轉型升級，適應行業發展需要過程中，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優化教師隊伍結構一直成為關注的重點。在《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和《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中都明確提出要建立教師學習培訓制度，依托相關高等學校和大中型企業，共建“雙師型”教師培養培訓體系。隨著國家《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的出臺，傳統重點在職業教育的“雙師型”隊伍建設逐步擴大到更多應用型轉型高校或轉型專業集群。高等教育師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培養培訓一批具有“雙證、雙職、雙能、雙創”的合格師資。通過職前學習獲得學歷證書和教師資格證書，通過“入崗訓練、試崗鍛煉、勝崗歷練”等獲得培訓合格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8］。加強教師評價與聘任制度改革，推進教師分類管理和崗位分級，暢通學術型職稱和實踐型職稱的評聘管理。同時，完善專兼職教師人事政策，探索實施“雙崗雙職”，即教師可以成為企業的培訓師，駕馭學校、企業“兩個講臺”，同時企業技術人員可以在校內承擔教學任務，參與人才培養方案修訂、課程建設等工作。加強教師教學能力和實踐能力訓練，通過在職進修和基地工程實踐的“能上能下”，使教師做到“能文能武”。提升教師以應用為驅動的創新創業能力，將先進技術轉移、創新和轉化應用作為科研評價的主要方面。

四、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再思考

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很多方面，既有高校內部課程、專業、教學、師資方面，也有高等教育體系外部的問題，涉及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經費投入等，推進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上述要素外，外部的保障機制必不可少。

（一）推進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現代化

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已經被國家確立為教育體制改革的一項戰略任務，在國務院《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都有明確指向。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是在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指導下，大學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科學管理，規范和理順大學與政府、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和改革。首先，規范政府權責。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對高校的行政干預，處理好“管大學”與“辦大學”的關系。轉變觀念，充分尊重高校的辦學自主權，確立大學自治的觀念，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將政府的管理模式從統治逐步轉為治理，明確治理目標是服務而不是控制［9］。第二，堅持依法治教。從法律上、制度上確認和保障大學是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高校在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非法干預和阻礙下，依法行使教育決策、組織教育活動和進行資源配置等權利。繼續加大和完善教育立法，以保證高等教育行政體制改革的法治化與民主化。第三，市場競爭中的適當干預。在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市場成為決定高校辦學成敗的關鍵，處理好政府、市場和高校的關系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味的“去行政化”意味著“不作為”，在無序與自發的市場競爭中，政府的適當調控干預非常必要。

（二）完善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模式

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作為傳統需求側管理的重要措施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根據經費的性質和投入方式，分為競爭性經費和非競爭性經費，非競爭性經費主要滿足高校的生存，競爭性經費主要滿足大學的發展［10］。我國高等教育非競爭性經費投入主要存在總量不足和主體單一等問題，在競爭性經費投入中存在分配機制不合理、投資效益不高等問題，高校身份的不平等，導致了高等教育質量的“良莠不齊”。首先，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多渠道投入管理體制。當前的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要單純的增加政府投入，而是要拓寬辦學經費來源，建立多元化經費投入體系，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機制，建立合理的政府轉移支付制度，促進高等教育的均衡發展。第二，培育多元化辦學主體。多元化的經費投入必然帶來多元化的辦學主體，截至2015年，高等教育中的民辦教育占比達到17％［11］。非國有教育形式的加入，有利于促進教育市場競爭，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教育服務質量。第三，更加突出效益問題。在當前的高等教育投入體系中，關注經費投入多，關注效益產出少，缺少有效的經費績效評價，導致本就有限的經費使用率不高。應建立有效的教育成本核算機制，調整經費支出結構，完善投資績效考評體系，合理確定競爭性經費和非競爭性經費的財政分配比例，提高投入與產出效益。

（三）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高等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發展是必由之路。十八大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5年，我國掀起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雙創”熱潮，創新已成為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落實創新發展理念的具體行動，是一個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關鍵、帶動整體的國家戰略［12］。第一，體制機制創新。推動政府職能從行政管理向創新服務轉變，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第二，管理制度創新。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為目標，優化管理體制結構，提高管理效益。第三，理念思想創新。轉變傳統教育理念，樹立現展理念，以“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為宗旨。第四，模式方法創新。探索實踐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優化人才培養方案，深化課程教學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全面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加強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以創新帶動創業，以創業倒逼創新，提升人力資本素質，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第五，文化開放創新。加強高校創新創業文化建設。堅持全球視野，全方位推進開放創新，統籌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全面提升國際教育合作水平。

作者：王鵬 王為正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 哈爾濱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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