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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數據，分析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對居民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具有影響。研究發現，接受高等教育的個人主觀社會地位評價更高，且收入水平和健康狀況是提高主觀社會地位評價的途徑。同時，不同區域高等教育的主觀社會地位回報也存在差距，接受高等教育的個人中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能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

［關鍵詞］高等教育；社會地位；區域差異

一、引言

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而教育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教育投資的物質保障，如何確保教育投資尤其是個人對教育的投資熱情顯得尤為重要。通常而言，人們投資教育是為了得到相應的投資回報，如工資收入的增長、社會地位的提高等。如果接受教育無法獲得預期的教育回報，則有可能挫傷人們投資教育的積極性。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2003年高校畢業生為212萬人，2017年這一數字達到795萬人。以往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后會享受工作包分配的待遇，不論是工資收入的增加還是社會地位的提高，都具有確定性。然而高等教育普及的同時也加劇了人們的就業壓力，這種接受教育帶來回報的確定性受到了一定的沖擊。梳理教育投資與教育回報的關系，對個人及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具有重要作用。以往關于教育回報的研究多數著眼于教育的工資收入回報，即個人每接受一年教育所帶來工資收入增加的比例（zhang，2005）。以往人們接受教育更多是追求工資收入的增加，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社會環境的日益變化，人們接受教育也為了實現更完善的社會保障及更高的社會地位。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屬于社會分層的研究視角。而教育自身就具備社會分層的功能，即個人通過接受教育來實現階層流動和改變階層地位（王小紅，2013）。關于教育和社會分層的關系，有學者認為教育可以推進社會分層流動，即處于社會底層的成員通過接受教育實現向上流動。仇立平、肖日葵（2011）認為，從廣義文化資本出發，即便在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相對不足的前提下，通過文化資本的不斷累積，也可以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進而突破社會地位上存在的“馬太效應”。而文化資本對社會地位的獲取通常是利用教育這一中介變量起作用。尤其對農村地區及欠發達地區的學生來說，借助教育是實現社會階層流動、改變處于社會底層狀況的必要途徑。但也有學者提出，教育能否促進社會流動是有條件的。美國的教育學家安德森提出了“安德森悖論”：教育民主化并未推動社會地位平等的社會流動。而鄧銀城（2012）指出，教育是否能夠推動社會分層流動，最終取決于教育公平與否。錢民輝（2004）在分析教育和社會分層的關系時指出，盡管教育可以讓個人實現向上社會流動，但是這種作用不是無條件的，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夠通過教育實現社會地位流動。布迪厄指出，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不僅需要文化資本，還需要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教育給了人們向上流動所必要的文化資本，但是要真正實現社會地位的提高并不僅僅有文化資本就足夠。余秀蘭（2014）認為，如果社會結構更偏向開放和公正，個人獲得社會地位是憑借自身的技能和素質，而不是依靠社會關系或是家庭稟賦時，教育對推動社會流動的作用就越明顯；否則，教育對推動社會流動的作用就很小。研究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不僅對個人及家庭的教育決策提供參考，還對推動社會流動、促進社會公平具有重要意義。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本文使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數據，該項調查涵蓋了受訪者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教育程度、社會態度、工資收入等相關信息。本文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在剔除缺失值后得到的樣本數為7508個。根據問卷中的問題“您認為自己目前處于哪個等級上”，將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由低到高分為十個等級。關于教育變量，通過問卷“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將受訪者的教育階段設置為虛擬變量，并以未接受高等教育作為參照組。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會受到自身的客觀地位指標的影響，如收入水平、房產情況等。為了控制離群值的影響，文章在計算個人收入水平時將其取對數處理；此外還要考慮社會交往等因素對個人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如社會態度、人際交往等。根據問卷“您與鄰居進行社交娛樂活動的頻繁程度”和“您與其他朋友進行社交娛樂活動的頻繁程度”，將個人與鄰居和朋友的交往程度分別由低到高賦值為1-7分，再將二者得分相加得到個人的人際交往得分；根據問卷“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您一不小心，別人就會想辦法占您的便宜”以及“總的來說，您認為當今社會公不公平”分別由低到高賦值1-5分，再將三者得分相加得到個人的社會態度得分。健康水平根據問卷“您覺得您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將個人的健康狀況由低到高分別賦值1-5分。個人的房產情況設置為虛擬變量，并以無房產作為參照組。此外，本文還控制了性別、年齡及健康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在變量設置時將性別設置為虛擬變量，并以女性為參照組；婚姻變量為虛擬變量，并以未婚為參照組；黨員變量設置為虛擬變量，并以非黨員為參照組。個人的房產情況設置為虛擬變量，并以無房產為參照組。表1表示的相關變量的描述統計，可以看出居民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平均值為4.39；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樣本所占比例為17%；人際關系得分和社會態度得分的平均值分別為8.78和9.66；有房產的人數占92%；黨員的比例為12%；健康的平均值為3.67，說明大多數居民身體較為健康；性別的平均值為0.52，說明男女比例較為均衡。

三、實證分析

（一）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OLS分析

本文在估算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時，參考了教育的工資收入回報的估算方法，即明瑟工資方程法。表2的模型（1）考慮了教育變量和控制變量，回歸結果顯著，說明接受高等教育對個人的社會地位回報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已有研究發現，教育不僅是通過提高收入這一中介變量來提高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chen，2012），還會通過健康這一變量對個人社會地位評價產生影響（Bukenya，2003）。為了分析高等教育對個人社會地位評價的作用機制，本文在模型（2）和模型（3）中剔除了收入變量和健康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回歸系數都得到了提高，特別是剔除收入變量后教育變量的回歸系數提高很明顯，說明收入的提高是增強社會地位評價的渠道。個人的社會交往能力對社會地位回報也呈顯著正相關，人際關系和社會態度的系數分別為0.043和0.114，表示個人的人際關系得分和社會態度得分每增加一分，社會地位回報則分別提高4.3%和11.4%。此外，個人的物質資本也對社會地位回報具有正向的影響，相對于沒有房產的個人，有房產的個人社會地位回報要高出27.8%；政治面貌也會對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產生影響，相對于非黨員，黨員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要高出38.3%。個人的健康程度也會對社會地位評價產生作用，個人的健康每提高一分，社會地位回報增加12.7%。性別變量的系數為-0.273，說明男性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要比女性低27.3%。婚姻的回歸系數0.221，意味著相對于未結婚的個人，已婚者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高22.1%。

（二）分區域的估計結果

考慮到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東中西部由于發展水平不同，可能對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產生影響，從而下面對不同區域的高等教育社會地位回報進行分析。表3的模型（4）和模型（7）是分別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看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不同區域的高等教育對個人的社會地位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是東部地區的回歸系數要低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接受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能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回報。同時，為了分析高等教育對社會地位的作用機制，這里參考總體樣本的思路，分別剔除了收入和健康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模型（5）和（8）分別是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剔除收入變量的回歸結果，可見教育變量有了較為明顯的上升，而模型（6）和（9）分別表示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剔除健康變量的回歸結果，提高幅度均不大。不難看出，盡管教育對個人的社會地位回報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是不管是在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教育，對社會地位的影響機制更多體現在收入效應上。由于人際關系、社會態度、性別、婚姻、黨員等變量的回歸結果與總體樣本相近，在此不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東部地區收入的回歸系數要高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東部地區社會地位的提高更依賴于收入的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區健康的回歸系數要高于東部地區，意味著中西部地區健康對社會地位的影響更大。此外，東部地區房產的回歸系數要高于中西部地區，表示東部地區居民對房產有更高的偏好。

四、結論和建議

本文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數據，研究接受高等教育是否會對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評價產生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相對于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個人，接受高等教育對提高主觀社會地位評價具有顯著的影響。而提高收入水平與改善健康狀況是提高社會地位評價的兩條途徑，尤其是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社會地位的重要渠道。通過對不同區域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回報進行分析發現，接受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能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回報。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破除“讀書無用論”等觀念，重視教育對個人主觀社會地位評價的積極作用，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于我國中西部地區而言，接受高等教育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回報，從而要關注中西部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第二，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居民主觀社會地位評價的重要途徑，從而要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打破戶籍限制、社會關系等門檻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同時，居民的社會地位評價還會受到物質資本、性格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在提高個人教育水平的同時要引導居民樹立積極健康的心態。

［參考文獻］

［1］王小紅.基于教育社會分層視角的農村學生社會流動與教育選擇［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

［2］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獲得——基于上海市的實證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1（6）.

［3］鄧銀城.教育公平與教育的社會分層流動功能［J］.教育研究與實驗，2012（3）.

［4］錢民輝.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會流動嗎——關于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系分析［J］.社會科學戰線，2004（4）.

［5］余秀蘭.教育還能促進底層的升遷性社會流動嗎［J］.高等教育研究，2014（7）

作者:湯國慶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