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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發展范文1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融合匯聚、共同創造、不斷發展的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賡續綿延數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無論在哪里，“中華民族”這一名稱定能喚起炎黃子孫強烈的民族文化歸屬感、認同感和自豪感。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亙歷千載環袤五洲，依然顯現著其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蘊積著強盛的民族文化發展動力。
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1、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說：“陽光包含七種色彩，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他講到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主要有團結統一、獨立自主、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等，“一是團結統一的傳統。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從遙遠的古代起，我國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共同開發了祖國的河山，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悠久的中華文化，成為維系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牢固紐帶。”
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傳統，古往今來并無統一的標準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們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榮的剛健自強精神。又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我們民族不斷進取的變革意識之寫照。《大學》中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斷創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練表述。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4)顯示了我們民族不向惡勢力低頭的英勇氣概。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達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6)、“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7)、“親仁善鄰，國之寶也”(8)、“儉節則昌，佚則亡”(9)、“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0)等等，都是中華治國方略的集粹；而“茍利國家，不求富貴”(11)、“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諸葛亮《后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馬篇》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陸游《病起書懷》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匹婦有責”等等，都是歷代憂國之士的豪言壯語。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過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則表達了中華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這些無不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為追求和實現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質，無數仁人志士不畏艱險、勤于探索、勇于實踐，流血捐軀在所不惜。但是，也應看到我們民族既有融匯百川的氣概，也有唯我獨尊的心態；有變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舊的習慣；有兼容并包的傳統，也不排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襟懷。
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蘊積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現為獨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語言習俗、歲時節日、生活習慣、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意識、心態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通過信任、交情、面子、和諧、互惠等人際交誼，建立起民族認同的聯系網絡。以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克己忍從、自強不息、忍辱負重、剛健奮進、威武不屈、自勉自勵、堅韌不拔、謙虛謹慎、克勤克儉、仁義忠孝、尊老愛幼、團結互助、以和為貴、尊師重教等優秀民族精神的傳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漢民族與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歷史產物，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思想學說兼容匯通的結果，并在與外來文化的撞擊、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斷光大拓揚和演進發展，從而不斷增強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封閉瞞頇必定落后挨打，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漢族與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中華民族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古代社會的文化交流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國內民族與地域間的交流。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彌民族的文化差異，而是民族文化認同的結果，文化認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創新和發展過程。中華民族間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傳為民族融合佳話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還是民族政權紛爭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滿族一統中華，都是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軌跡。
我們曾個案研究中國歷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時期──“宋遼夏金元”。作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既不同于“三國”漢族政權的鼎足對壘，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國”民族政權喋血爭雄或南北朝的對峙逐鹿，又與“五代十國”的征戰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戰與融合、破碎與創新的史實情景起伏跌宕，勾畫出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匯成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民族文化發展的宏偉畫卷。置此四個半世紀于歷代文化沿革脈系，大體依循文化發展的物質、制度和精神的結構體系，從科技文明、禮制風俗、文字教育、文學藝術、、學術思想諸方面，通過對民族文化與時代特征的闡釋，展現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異并存的重要時期。高度發達的兩宋文化居于主導，與各具風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繪織出中華民族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與民族間交流融匯的場景，體現為多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13)
應當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呈現文化發展的主導性傾向，中原漢族文化的高度發達，構成對少數民族及區域文化的涵攝同化力。居于發達地位的民族自覺不自覺地產生民族優越意識，也釀就了文化優越感，以“華夏中心”自居，或強調“華夷之辯”的理念，以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稱謂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沒有民族平等，就談不上相互學習和交流，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訓的。發達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識，成為平等交流共同發展的阻力，成為進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能忘記“天朝上國”的傲慢昏聵與“閉關鎖國”的封閉愚昧，曾帶給中華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著血與火的民族欺辱，留給我們災難深重的史證遺痕。
3、兼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作為世界上惟一延續千載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她是在一種封閉持恒的“超穩定結構”中“長期延續”。其實不然，中華民族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居于中華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爭鳴”而催生，與釋、道之學辯詰交流而發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學歷數千年流變、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地不界南北、時不限千年、人不論朝野、族不分“華”“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結構的深層積淀，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會通和整合功能。但這并不等于說中華文化只有儒學一家，春秋戰國儒、墨為顯學而諸子并立；秦代“事皆決于法”而漢初大興“黃老之術”；隋唐盛佛學、宋明興理學而“三教合流”……。僅說儒學，孔子歿后，“儒分為八”；新儒學也有程、朱、陸、王之別，何況還有“荊公新學”、“浙東之學”、“泰州之學”等先后并立。確切地說，從不存在“獨此一家”，即便在儒學立于“獨尊”的漢武帝時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過“儒術”，而時政多用法家學說，所用之人桑弘羊、孔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皆法家主張。更何況歷代統治不外“內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雖無絕對的“儒一家”，卻并不影響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漢族文化在與兄弟民族的文化長期交流、學習、兼融中得以增加養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不斷兼采眾長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會通過程，成為文化綿延的強大內驅力。在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文化體系建立之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絕非各少數民族單純喪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漢族的過程。各地方言、民俗、習慣等等的差異，都可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若干民族特性的歷史遺跡。這是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大而彌德、久而彌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內的學術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認為中國也有“開放”的傳統，彪柄史冊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華文化主動向外交流主要經歷了三次：從西漢張騫、東漢班超通西域，晉法顯到印度取經、唐玄奘西行、鑒真東渡，到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都是中華民族積極的對外交流。此后國門更進一步打開，反映了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強烈愿望。(14)
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史中汲取外來文化，先后也形成幾次：漢唐時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唐宋時阿拉伯文化的東漸，明清之際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沖擊，都是中華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交匯。(15)
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養分。例如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結合，也是中華文化與中亞、西亞以及其他文化的匯聚，更是兼融會通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若再從李唐統治者是否有少數民族血統來分析其政策面，則不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連血緣都有融合的趨向。然而，吸收外來文化進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創新，并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質，卻為之增進了新鮮養分。諸入佛教文化與傳統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辯與宇宙生成的探索，將傳統儒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宋明理學。再如，西方傳教士的東來，并沒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學正統，卻帶來天文、數學與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沖擊，有助于中國近代的啟蒙和步入現代化的進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總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齊放才會發達昌盛。
二、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兩個層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對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華民族，再一是具體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人類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人類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人類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較好地結合其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不斷地更生創新，既能保持和發展其優秀的文化傳統，又能積極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實行這樣的文化創新，就要對本民族的文化發展進行歷史的、客觀的甄別認識，存其精華，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這樣的文化創新，必須立足于全球意識的高度，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因此需要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進步文化，并能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有效結合。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文化也是一個多元的復合文化形態，構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史。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漢族文化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同時又保有自己的民族個性，在祖國的百花園中各顯異彩，使中華文化絢麗多姿。中華各民族雖然經歷各異、發展階段也不同，但隨著祖國的現代化建設，民族團結的加強，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是必然的歷史趨勢。繁榮各民族的文化，推動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是各民族的時代任務，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要求文化建設必須堅持改革與開放相結合的原則。文化的民族性，決定了改革是中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根本途徑，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步驟；文化的時代性，決定了開放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為人類文化發展做出貢獻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中華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中原華夏文化與帶有區域特征的吳越、巴蜀、荊楚、齊魯、燕趙、嶺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時又是和蒙、藏、回、壯等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共生演進的。中華文化既是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學說思想兼容并進的發展過程。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發展──歷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各時代的交融、整合、演變，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主導地位，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就文化發展而言，影響主導性的有各種因素，如受時代的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影響，同時還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約。從縱向的文化傳承來看，主導性離不開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從橫向的多元交匯來說，主導性又與文化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準以及同期外來文化及異民族文化的沖擊與影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斷發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華的整合中壯大的。
中國歷史上佛教文化的傳入、阿拉伯文化的影響、西方傳教士的東來等等，都為文明古國帶來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來文化并不能改變中華文化的主導性，無論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還是在外來文化的撞擊下，中華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傳統時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變，直至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后，人類歷史進入新紀元，西方列強的炮火震驚了千年古國，中華民族開始了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儒家文化才讓位于現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傳統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視，尤其針對“后工業社會”的一些弊病更顯示其獨特價值。應當說，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諸要因外，中華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所蘊涵的生命力這一點值得認真研究。史實證明：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必然適應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決定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
3、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如果說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屬性，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則從文化的結構功能上規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文化演進的特性。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無論道德評判還是歷史評判，都離不開人的價值取向標準和用以評判的參照系標準。進而言之，文化發展是新陳代謝的過程，進步與落后是相對的，精華和糟粕也往往雜陳，這就提示了兼容性與選擇性之重要，而且兩者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們知道，居于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從來都是在與諸子百家的交融會通中發展的，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進步與落后問題，一般認為十八世紀始中國從先進國家變為落后于西方的東方國度，實際上，就中國自身的發展而言，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程度都沒有停滯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會這一時期的突飛猛進，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紀而顯現出強大的生機，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國拋在了后面，這說明參照系之于評判的重要意義。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
西方國家在步入近代時主要選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啟蒙思想的基礎，而中國的志士仁人則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始中國的。這說明文化的選擇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歷史傳統、承繼狀況以及現實需要等等的制約。從中世紀“神”的迷霧中，爭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專制與迷昧的黑暗中奮爭的中國人，首先要選擇“德先生”和“賽先生”。
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在進行文化選擇的時候，受其主、客觀的種種制約，因此，選擇是在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之間進行的。選擇性決定文化的發展方向，也受到文化傳統的規制。當選擇不適應民族文化發展需要時就會失敗，選擇不符合時展要求時，背歷史潮流而動的選擇會受到阻礙或懲罰。因此，選擇是以人類進步文化、代表時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發展實際需要相結合的有機過程──即文化創新過程。這一過程符合文化發展的兼容性與選擇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認知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對文化發展趨向的把握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體──人的自身現代化為基礎。把握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積極進行與外來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攝取和整合，這當中選擇性是關鍵。
就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來看，不能正確認識文化發展的特性，必然導致理論上的錯誤和實踐中的失敗。無論是“本位文化論”還是“歐洲中心論”、是“華夏優越論”還是“民族虛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等等，在理論上都是片面割斷文化特性的關聯，實際中都偏入了歧途，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
三、民族文化發展與區域經濟振興
談民族文化問題，不能不聯系到區域經濟。法國學者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經濟更需要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
人的經濟活動，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團在特定的地域上進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構成生產力的主體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環境的適應方式與改造過程中產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質，生存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態的個性特征。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中產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識，又成為影響該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經濟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選擇方式等等，成為民族特定的文化價值標準，對民族經濟生活起到約束作用。我們在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的時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礎──民族的經濟活動。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為三個層次：物質文化──適應民族共同體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財富；制度文化──維護民族共同體秩序和組織結構的規制形態；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體價值取向、思想觀念、道德意識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質。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對民族經濟發揮作用。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識外化為不同的經濟觀念與準則。以一定的經濟生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反過來又規定著民族的經濟活動秩序，使之呈現其民族性特征。
盡管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民族在發展階段與所處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經濟利益的獲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區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實際上的數量和經濟發達程度等都有差異；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時代性的制約，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民族，共處于同一時代之中，時代的發展對各民族的進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區域融匯了不同民族的活動，歸屬于不同民族集團的人的民族意識和經濟狀況及其變革，成為區域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要因。在經濟的分析中結合民族文化要素來闡釋，尋求符合各民族集團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團內部絕大多數成員利益的經濟發展之路十分必要。隨著民族文化與區域經濟等研究的發展，民族經濟研究也日益成為重要的課題，一些學者投身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17)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還需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斷深入。對于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氣力的課題。
2、“區域民族經濟”概念
應當看到，民族區域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的生產方式受到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等等的制約，因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傳統方式與水平的承續與演進；既受先進民族和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呈現出共同發展的時代性；也表現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質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水準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區域民族經濟”概念。這一概念，是指特定區域中的民族經濟，不同于區域經濟或民族區域經濟。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區域內不同民族的經濟狀況和問題，因為我國的少數民族大多是與漢族交錯雜居的，即使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即民族區域，各民族之間相對集中聚居，卻也呈現出不同的民族經濟特色。尤其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問題大抵以特定“區域”為基點，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區域內的民族經濟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為止，有關區域經濟的研究成就顯著，但大體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強調區域經濟，卻不很注意區域經濟與區域民族經濟的差異；再就是注重經濟發展，卻忽視經濟與文化的有機關聯，尤其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民族特性積淀的聯系。這樣的不足還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問題，在國家政策制定與發展戰略模式選擇等決策中也很明顯。國家的民族政策雖然注重少數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重視少數民族的社會救濟和解決其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等等，但就經濟發展戰略而言，多是以區域經濟而不是以民族經濟作為發展基點的。以區域作為考量經濟發展的單位，研究其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應有位置或發展力度，無論均衡抑或傾斜的戰略，都缺乏從理論上深入到區域中的民族經濟層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各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隔離與落差。
正是在這種區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理路中，國家對于民族區域的投資和技術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經濟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發展等等，雖然對于發展區域經濟起到了作用，但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經濟之間依舊存在隔離，形成不同的發展體系，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民族經濟的相對貧困成為反差共存體。這樣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區域經濟發展結構，不利于帶動少數民族經濟的自身變革，嚴重的還與當地的民族經濟發展相抵觸。先進的經濟要素向少數民族區域的植入，形成傳統的民族經濟結構與新的經濟因素之間的各種問題。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經濟從傳統向現展的基礎，不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條件，勢必造成城市與企業的獨立發展同少數民族農牧經濟較為落后狀況的繼續延存和并立。那么，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也將繼續失衡，呈現出固化性的“二元結構”。發展先進的國營大中型企業與城市經濟，并使之與分散落后的少數民族農業和畜牧業并存，這不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進步的健康模式。
3、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
中華民族的振興是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進步，現今進行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轉變，特別應當重視落后地區許多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事實；要協調區域間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重視區域內民族經濟的特點，努力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發展的實力，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如何發展少數民族經濟上下功夫。近年，貧困問題受到重視，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幾個省區。1993年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確定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全國共592個，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有257個，占總數的44%。有研究表明：“我們無法否認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是極為突出的。”此研究還進一步指出：少數民族與漢族在語言、風俗、習慣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與中西部漢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參與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難以分享現代經濟發展的利益，這是其貧困發生率高于同一地區漢族群體的重要原因。(19)
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受到區域自然物質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的制約，也為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和習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經濟問題，應當結合民族文化、傳統觀念、習慣心理等“非經濟因素”，因為經濟活動與經濟行為是由具體的歷史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積淀中的人來進行的，其行為規范、消費偏好、價值觀念等等，無不受其經濟思想和觀念的支配，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盡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國富論》之前的1759年，就寫了《道德情操論》，直到本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強調宗教文化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經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奇跡”要因探討的催生而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受到注重，但經濟學本身對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討經濟文化一體性的努力更是難度極大。(20)
不能將民族經濟問題僅僅看成是區域經濟問題，要充分重視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經濟問題，協調各民族的經濟發展和利益均沾關系，促進團結進步共同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問題不容忽視。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民族團結、協調發展提高綜合國力，而且關系到國家繁榮、社會穩定的大局，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騰飛、國力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中有個“木桶原理”，即一個木桶的容量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也可以說“經濟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線決定的。”(21)這個原理用在這里不一定合適，但可以用來作為考慮民族經濟發展的一種參考：某一民族經濟落后雖然不能決定區域經濟的發展，但能影響其發展水平，不能忽視中華民族經濟發展是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民族經濟的基礎一般比較薄弱，技術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條件較差，貧困面大，產品單一競爭力不強。但大多具有資源、人力以及特色產品等方面的優勢。因此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優勢產業和名優產品，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應選準開發項目，培育主導產業；發展旅游業和各種貿易，以市場為導向建立經營機制。同時加強扶貧攻堅，強化民族經濟的造血機能，加速自身發展，“練內功”與“求外助”相結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抓住有利時機，爭取政策扶持，擴大開放引進外資，與先進地區聯合協作，使當地的資源優勢同內地、沿海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結合起來。深化改革促進兩個根本轉變，加速農牧業發展，加強民族團結和進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加強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力度，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積極進行少數民族人才的培育，縮小民族間的經濟文化差異，是區域民族經濟振興的關鍵。強化民族經濟的發展機制，在民族區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應當強調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實現各民族共同進步和區域民族經濟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各民族平等、和諧的民族關系成為共同繁榮進步的重要保障。
市場經濟作為開放性經濟形態，有利于打破封閉落后狀態，超越民族與地域界限，共同進入統一市場；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民族區域的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為民族經濟發展提供機會和條件。現在，國家更加重視中西部的發展問題，這就為區域民族經濟變革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為區域民族經濟的振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把握時機發揮優勢，發展經濟振興中華是中華民族的時代責任，也為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不應忽視其基礎──民族經濟的發展與振興。
人類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多民族國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創造匯聚而成，從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屬性；基本屬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中，主要表現為──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這三者往往交織疊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與特性。
注釋：
(1)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參見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3)龐樸：《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朱家楨、厲以平、葉坦主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4)《論語·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書·五子之歌》。
(7)《左傳·襄公十一年》。
(8)《左傳·隱公六年》。
(9)《墨子·辭過》。
(10)《孟子·盡心下》。
(11)《禮記·儒行》。
(12)《墨子·兼愛下》。
(13)參見葉坦、蔣松巖：《宋遼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參見拙作：《“國”是鎖不住的》，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4月28日。
(15)關于中外文化交流問題，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繼愈教授提出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共經歷了漢、唐、1840年至1949年三個階段，此后至今為第四個階段。見葉坦、趙光遠主編：《文明的運勢──中日民族性諸形態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頁。
(16)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
(17)如施正一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編：《民族發展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黃萬倫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新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陳慶德：《民族經濟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參見拙作：《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8年第4期。
(19)康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頁。
文化發展范文2
【關鍵詞】濕地文化內涵；特征；潛在價值
濕地被人們稱為“地球之腎”、“生命的搖籃”、“物種的基因庫”和“文明的發源地”。濕地覆蓋地球表面僅6%，卻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種提供了生存環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濕地在保護物種多樣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濕地由于其存在的獨特性，生活在濕地的人們創造了具有獨特性質的濕地文化。
一、濕地文化的內涵
目前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濕地概念是《濕地公約》提出的：“濕地系指不論其為天然或人工、長久或暫時性之沼澤地、濕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帶，帶有或靜止或流動，或為淡水、半咸水、咸水水體者，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海域。”
到目前為止關于文化的概念已有兩百多種。文化的概念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筆者認為濕地文化是文化的分支，因此也應該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定義。廣義的濕地文化指人類所創造出來的以濕地為中心活動場所，人類所創造的所有文明的總和。狹義的濕地文化則可以指人類所創造和傳承的濕地精神文明。
濕地文化結構體系從文化結構角度的劃分比較復雜。因為學者們關于文化結構本身的劃分方法不一致。主要有二層次說，三層次說和四層次說，我個人比較贊同四層次說，即將濕地文化結構體系劃分為：濕地物質文化、濕地制度文化、濕地行為文化、濕地精神文化這四個層面。這四個部分既相對獨立亦相輔相成，構成了濕地文化的有機整體。濕地物質文化是濕地文化的物質基礎，它充分體現了人類社會與濕地的物質關系，它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穩定的因素；濕地制度文化是在濕地物質文化的基礎上，由人類創造的各種規章制度，例如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它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具權威的要素；濕地行為文化是在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約下，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例如習俗、習慣、民俗、禮儀等方面，它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具民族特性和地域性的要素；濕地精神文化是生活在濕地環境中的人類，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思維模式等方面的認知模式，精神文化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深刻、最具創造性的要素。
二、濕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濕地文化具有生態特征。濕地文化的生態特征是濕地文化最顯著特征。濕地的生產功能能夠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并且具有協調人地關系功能。濕地所提供的生產功能、凈化水源、改善水質、調蓄洪峰、保護生物多樣性、為野生動物提供棲息地等功能，以及維持整個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穩定的服務功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保證。
（二）濕地文化具有人文特征。濕地文化的人文特征是指以濕地為生存載體所體現的人類精神文化。具有人文特征的濕地，已不是一般物質的概念，此時的濕地已經植入了人類精神文明。濕地的人文精神在從古至今的文化作品中均有體現，如我國古代的詩歌、繪畫中，現代的學藝和影視作品中，均有體現。如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濕地已經深深的留下了人類的印記。
（三）濕地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濕地文化的民族特征，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濕地生存環境中留下了屬于自己的民族印記，如宗教、風俗、習慣以及生產和生活方式。使該地區的文化具有民族特征。
（四）濕地文化的地域性。濕地的類型多樣，在不同的地域分布不同的濕地類型，生活在該地區的人們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從而使不同地域產生了具有差異地域濕地文化。濕地文化的地域特征主要體現了這一地域的地理和氣候的特征。
三、濕地文化的潛在價值
內涵豐富的濕地文化潛在價值不僅表現生態文化價值方面，還具有社會價值和科學研究價值方面。
（一）生態文化價值。濕地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調節功能主要體現在調節水循環、大氣循環、生物循環等方面。尤其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例如在水循環方面可以清除水生態系統中的有毒物質，被譽為“地球之腎”。在大氣循環方面，濕地生態系統具有與森林生態系統一樣調節大氣組成成分的作用，不僅能夠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還能起到凈化空氣改善空氣質量的作用。在生物循環方面，濕地具有復雜植物群落和叢草的沼澤環境，因其最佳的生態處境吸引了大量鳥類等其他動物選擇某一濕地作為棲息地或是繁衍后代的最佳場所。
（二）社會文化價值。種類繁多的旅游資源使得人們出門游玩的選擇也變得多元化，可以選擇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旅游景點，也可以選擇清新舒暢的海濱度假區。當然，隨著近些年旅游資源的進一步開發，濕地文化也成為眾多傳統旅游資源中一個新興元素，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海外游客走進濕地，感受濕地獨具魅麗的濕地文化。
（三）科學文化研究價值。濕地文化遺產凝聚了古人類對事物規律的認識和利用，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文化、生產、科技及自然歷史演替，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結合高新技術對濕地環境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可以做到對環境機制的演化作出分析，同時還可以建立完備環境的監管體系，及時發現及時治理，對生態環境本身以及該系統下的生物都是一種保護。
總之，濕地文化的發展并非單純的文化的延續和傳承，只有建立在對濕地整體價值的宏觀認識的基礎上才能以獨特的視角分析問題，對文化起到實際的保護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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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義.濕地文化淺論[J].文教資料，2011（8）.
文化發展范文3
雖然戲劇是一個博大精深的藝術，但是它是綜合性的，它與整個國家的群眾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不接地氣的。在社會日益發展的今天，社會各界和各個階層的人士都對戲曲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后，戲曲也就能在其群眾化的道路上得到發展和運用。戲曲文化在群眾中有著廣泛的基礎，在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陶冶群眾的情操、提升群眾的道德水平還有促進群眾綜合素質的提高，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學習型社會有著很大的意義。
一、在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發展中，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新的文化體制下，很多戲劇團體都會走下舞臺，深入到普通的群眾中去，但是，政府在對群眾戲曲文化的支持是不可以撤銷掉的，要在新的時期新的環境下找到新的方式去支撐民族的產業，保證它不會隨著社會的復雜變得沒落。
1、我覺得政府對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財力的支持，首先必須保證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去鼓勵重點劇目的排練，并且確保能夠滿足戲曲人的需要，讓他們能夠走下舞臺，深入到普通的群眾中去演出，比如可以走到農村中去，打造出一個農村戲曲市場，并且能夠緊緊圍繞黨的政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用政府的支持創造出許多高質量的戲曲劇目，贏得更多的群眾，將群眾戲曲文化發揚廣大。
2、另外，政府要鼓勵劇團進群眾，在票價上要給予一定的補貼，這也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種，除了將票價降低之外，還可以進行定場補貼免費進群眾中演出，讓廣大的人民群眾看到優秀的戲曲文化，將文化成果共享，并且能夠讓新時期的群眾戲曲文化蓬勃發展。
3、政府也可以在各項政策上對群眾戲曲文化進行支持。比如，鼓勵各個戲曲文化場所完善各項政策，對劇團和排練人員提供一定的場地，并且對在演出中表現好的要給予一定的獎勵。政府可組織業余的戲劇團和專業的戲劇團進行合作演出，尤其是在政府的演出中，要給業余戲劇團一些機會，讓他們發揮群眾戲曲文化的作用等等。
二、地方文化對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發展意義重大
群眾的戲曲文化大多是以具有地方特點的戲曲文化為主，在群眾們過了戲癮，極大的豐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同時，地方政府對此地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更加容易，比如可以在群眾廣泛參與戲曲文化的過程中對群眾進行健康、科普和技能知識的訓練，提高了群眾的精神文化水平和一個良好的審美情趣，并且使生活中的健康和科技知識得到廣泛的普及。群眾戲曲文化的發展不僅陶冶了群眾的情操，還對社會的教育起到了廣泛的帶頭作用，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并且對我國基層的教育和戲曲文化的發展還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為良好的興趣愛好——戲曲能夠讓他們少接觸不良的事物，多發現身邊的親情和友情，并且群眾的道德文化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等等。
三、良好的群眾戲曲文化環境對戲曲文化的發展不容忽視
首先群眾的戲曲文化的載體就是那些比較業余的戲劇團等，在整個戲曲文化的發展中要注意鼓勵讓這些比較業余的戲劇團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出去取經，既展示了自己的才藝又欣賞了別人節目，這樣就更能激發他們創作出質量更高的節目，進而極大的發展了以群眾為基礎的戲曲文化。開展各種各樣的戲曲文化普及活動，大力支持戲曲文化深入群眾生活中，加強對群眾戲曲文化活動的宣傳和支持力度，并且要大力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為群眾的戲曲文化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
文化發展范文4
一、科技文化發展的內部機制
（一）科學技術知識的積累和革命科學技術作為一種文化包含諸多內容，從文化的視角看，科學技術是由科學技術知識、科學技術活動、科學技術方法、科學精神、科技道德、科學技術體制等因素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所構成的一個有機的動態系統。其中，科學技術知識體系占據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為基礎產生起來的，或者是為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的產生和發展而服務的［1］。因而，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的進化是科技文化進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的進化無非是通過知識的不斷積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時發生革命來實現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科學技術知識的積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進化的重要內在機制。普爾曾對直線式積累的科學發展模式提出質疑，認為，科學發展的歷史就是大膽地提出假設，通過證偽，然后理論的過程，科學知識的增長就是不間斷地革命，通過從問題開始，經過試探性理論，又經過批判性檢驗、排除錯誤，進而提出新的問題等環節循環往復而不斷前進的。歷史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庫恩則提出了既不同于傳統“漸進積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爾的“不斷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學發展模式：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規科學……。其中，前科學時期，各種理論、觀點、假說相互競爭，但沒有一種在科學共同體中得到確認。常規科學時期，是科學共同體在范式指導下不斷積累知識的時期，通過常規研究，不斷驗證和發展范式，為新觀念、新理論的突破奠定基礎。科學革命時期，出現了與范式所預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現象，當調整范式不能解決反常的問題時便出現危機，這時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質疑，科學革命從此開始。這些多種多樣的科學發展模式，雖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們或肯定科學發展中存在積累，或肯定科學發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積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學發展的實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著科學知識的積累和革命是科學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機制。
（二）科學技術各門學科的相互融合和滲透科學技術知識體系按照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領域的不同可劃分為許許多多不同的學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科學技術的各門學科也應該是相互聯系的，彼此之間會發生相互融合和滲透。這種融合和滲透不僅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聯系，使各門學科密不可分地構成一個嚴密的知識網絡系統，而且會導致新的學科產生以及出現新的科學技術生長點，從而促進科學技術的進化。從科技史來看，近代科學從古代自然哲學中獨立出來而獲得獨立發展時，剛開始只有少數幾個學科，且各門學科彼此是互相隔絕的，彼此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各自劃定了嚴格的隸屬自己的研究范圍。但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入，各門學科的界限開始被打破，各門學科不再有嚴格的研究范圍，各門學科間的融合和滲透逐漸成為科學技術的主旋律，科學技術發展的繁榮期也隨之來臨。及至現代科學技術，學科間融合和滲透的趨勢更是進一步加強，科學技術也就在更高的水平進化。學科融合滲透機制具體有多種表現形式———可以是一個學科借用另一個學科的某個概念，也可以是一個學科借用另一個學科的某種方法，還可以是綜合運用各門學科知識研究綜合性的問題等。學科融合滲透機制發生作用導致的結果也有多種———可以產生邊緣學科，也可以產生橫斷性學科，還可形成綜合性學科等等。
（三）科學技術方法的變更科學技術方法的更新對科技文化的進化，如同人類不斷發明和更新工具去從事生產而對社會產生的進化一樣，是極為重要的。俄羅斯著名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曾經指出：“科學的躍進往往取決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進一步，我們也仿佛隨之升高一層，從那高處，我們就可以望見廣闊的遠景，望見許多先前望不見的事物。因此，我們頭等重要的任務，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學家喬治•薩頓曾說：“一部科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這些工具———無論有形或無形———由一系列人物創造出來，以解決他們遇到的某些的問題。”“科學史實際上就成為一種研究方法。”［3］事實上，全部科學活動中，自始至終都貫穿著理性思維，當一個新現象得到解釋，一個新問題得到解決時，新的理論觀點便會產生，而這種新的理論、新的觀點又會轉化為新的思維方法。掌握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為科學技術進化的關鍵。科技史表明，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學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學技術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的成果便超過了過去幾千年的總和，這固然與很多因素有關，但從科學技術自身來看，其與近代科學技術廣泛采用了實驗方法、分析方法和數學方法是分不開的。而現代科學的巨大發展則與系統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現密不可分。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說，科學技術方法的變革是科學技術進化的重要原因。更進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學技術方法看作是科學技術進化的基因。從生物學的解釋來看，進化的實質是基因的變化。科學技術方法的變化必然導致科學技術的進化。按照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應僅是對發現的描述和對科技成果的記錄，因為發現是曇花一現的，具體成果也是隨時在更新的，而應當在科學技術中發現那些規律性的內容，探求思維方式的演變，要進一步對那些具有普適性的科學技術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國近些年來出版了許多科學技術的讀物，這對繁榮科技文化作出了貢獻。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不少讀物仍然還只停留在對科學事件的描述上。顯然，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建設創新型的國家，要培養出大批的科學大師，更好更快地發展科學技術，需要重視思維方式的演進，更好地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方法，不斷地在科學技術方法上創新。
（四）科學與技術的互動科學與技術是兩種不同的活動。科學是人類認識自然的活動，其根本目的是認識、解釋和預見自然現象，提高人類洞察自然的能力。技術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動，其根本目的是創造人工自然，提高人類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科學的主要動力源于人類探索自然奧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術的主要動力源于人類試圖達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動機和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學研究的一般程序為：選題———獲取科學事實———加工整理———形成假說———驗證———建立理論體系。其基本思路是從個別到一般，從實踐上升到理論。科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觀察、實驗、概括、抽象、歸納、演繹、假說等。科學研究常常撇開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純化和理想化的條件下進行。技術研究的一般程序為：技術規劃（預測、評估、確定課題）———技術構思———設計———研制———試驗———形成產品。其主要方法是類比、外推、移植、試驗、模擬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約束條件、評價標準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學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識形態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們構成的理論體系。技術的成果除了以知識形態出現外，很多以物質形態存在，如新的工具、裝置、工藝、技巧、儀器等。科學主要受認識程度制約，技術除此之外，還要受社會經濟、法律、道德、安全等條件制約。對科學理論的評價，主要是真實性與創造性。而對技術的評價則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進，是否有用，以及經濟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與認識自然是分不開的，這又決定了科學和技術本應該是一對天生的“伙伴”，彼此需要相互滲透、相互依賴，并相互結合才能促進彼此更好地發展。科學與技術的互動也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機制。但從歷史上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科學和技術卻基本上是分立發展的，結合不很緊密，科學轉化為技術、技術上升為科學的過程比較緩慢，科學和技術在發展上相互脫節。技術的進步往往依靠傳統技藝的提高和改進，只憑經驗摸索前進。科學理論也經常是跟在實踐之后來概括和總結人們在生產技術活動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材料。因此，常常出現這種情況，有時技術上由于生產發展需要，已經出現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卻不能上升到科學理論高度，并用它指導技術的發展。如蒸汽機已經應用了很長時間，而熱力學定律還沒有總結出來。而有時科學上已發現了的東西，在技術上卻很久不能應用，如19世紀末，麥克斯韋已建立電磁理論，并可以用數學公式表示出來，然而很長時間里，英國沒有出現任何應用電力的裝置。19世紀下半葉，科學和技術的聯系開始得到加強。20世紀以來，科學和技術的聯系空前增強，使現代科學技術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一方面，科學技術化。即現代科學的發展對技術進步有高度的依賴性，一些重大的科學研究完全離不開先進、復雜的技術手段，離不開各種類型技術人員的合作。另一方面，技術科學化。即現代技術的進步高度依賴現代科學的發展，任何現代技術的創新、發明必須以基礎理論的重大突破為先導，都是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開發出來的。正是這種科學和技術的一體化趨勢，迎來了科學技術的空前興盛。
二、科技文化發展的外部機制
（一）需要機制科技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科技文化進化是人類文化進化中的“亞物種進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發展，必須考察它與社會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科技文化發展最重要的社會動力可歸結為社會需要。人類任何活動追根溯源實際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質需要，人們種植糧食，生產各種產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們從事文學藝術創作，創造出各種文化。可以說，需要是人的活動的動力源泉，沒有需要，人們就難以有動力從事各種活動，人的任何活動將無從談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斷發展的，人的某種需要被滿足后又會產生出新的更高級的需要，人的需要是無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動越來越豐富多彩，也永無止境。人的活動就是在需要產生———滿足———新的需要產生的不斷循環過程中不斷發展的。人的需要可分為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前者是每個個體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會成員普遍具有的需要。社會需要源于個人需要，而個人需要又要受社會需要制約。顯然，作為社會活動的動力源泉主要是社會需要。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一種活動也毫無例外地受一定社會需要所推動，科學的發展也只有滿足社會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實上科學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滿足社會需要。社會對科學技術的需要來自于各個方面，如社會生產的需要、經濟的需要、政治的需要、軍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類追求精神滿足的需要以及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需要，等等。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需要，一旦與社會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學技術本身發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構成社會推動科學技術的有效需求，便會極大地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整個社會而言，科學技術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于社會需要。無論是科學工作者個體還是科學共同體，他們所進行的一切科學活動，都是有目的的活動，這種活動的目的固然取決于他們個人或集體的意圖、愿望、興趣、愛好，但同時也不能不受到社會需要的制約。人們從事科學技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會的需要：一方面，社會需要刺激人們從事相應的科學技術活動以滿足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會需要的科學技術活動才能得到社會的支持、扶植和獎勵。因此，人們從事什么科學技術活動與當時有什么社會需要有很大關系，社會需要引導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確定生產季節的需要，促使數學和天文學的發展；在近代，由于對高效動力的需要，促使熱學和電學的發展；在現代，由于航空工業和火箭發展的需要，推動空氣動力學和材料力學的迅速發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會一旦有了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4］當然，社會需要極其廣泛多樣，因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并不是單一的方向，而是多種多樣的。由于社會需要對科學技術發展有巨大推動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僅僅埋頭于科學研究而對周圍社會中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反應遲緩，要時時關注和了解社會需要，自覺遵循社會需要開展研究，這是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激勵機制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在研究科學社會運行的動力機制時，開創性地引入了科學獎勵系統的概念，認為科學獎勵制度是科學社會運行的動力機制，他從科學的建制目標出發，對科學獎勵的實質作了獨到的分析。在默頓看來，科學的建制目標和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是理解科學獎勵的實質的前提。他指出：“科學的通常目標，就是擴充正確無誤的知識。”［5］實現這一目標是科學共同體所有成員的責任，需要科學家的共同努力奮斗。那么，如何引導科學家聚焦于這一目標？靠什么調整科學家的行為達成這一目標的實現？默頓認為，在科學建制目標的指導下，科學家們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為規范來制約他們的行為。這些行為規范是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合理懷疑性。在這些規范的約束下，科學家把他們的行為指向科學發展的目標。顯然，規范是必須的，但是，僅有規范又是不夠的。因為規范只是強調科學家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僅靠規范還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勵科學家的全部積極性去實現科學發展目標，規范對于促進知識增長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實現科學建制目標，并保證科學行為規范被很好地遵守，還需要建立科學獎勵制度對科學家的行為進行調整，通過對那些努力實現建制目標并遵從規范的科學家予以積極的承認并賦予榮譽，以激勵他們作出進一步的貢獻。實際上，關于科學規范和科學獎勵對調整科學家行為的作用，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科學規范是通過“糾偏”的方式消極地調整科學家的行為，它防止科學家有任何偏離科學建制目標的行為，而科學獎勵是通過鼓勵的方式，激勵科學家向科學目標邁進，它是調整科學家行為的一種積極方式。這樣，從實質上講，科學獎勵是出于激勵科學家的行為，從而更好地滿足實現科學的建制目標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科學獎勵和科學規范一樣，對于促進知識增長，調整科學家行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們相互補充，共同發揮保障科學建制目標得以實現的作用。科學獎勵可歸結為社會承認，包括兩個方面的承認：一是對科學家科學成果的社會承認；二是對科學家科學能力和貢獻的社會承認。承認是對科學家的最高報償，承認意味著認可科學家應有的地位和價值，正如默頓所說，科學王國的基本通貨是承認。因此，科學家十分關心和注重承認。科爾兄弟指出：“在科學中，承認是財產的功能等價物，要求得到‘承認’確實是科學家不可剝奪的權利。”［6］如果說科學家渴望獲獎，其實質乃是為了得到承認。科學獎勵作為一種激勵方式，之所以能對調整科學家的行為起著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學家對真理的追求與榮譽的需要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科學家在從事科學活動時，并不是完全埋頭于研究，也需要榮譽即關心社會承認，因為這關系到其活動的價值。科學家一旦有所成就，社會就會以各種方式對其貢獻給予榮譽和獎勵。而這種獎勵又刺激著人們更加努力，以獲得更大的成就和榮譽。按哈格斯特龍的說法，科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追求真理和獲得科學獎勵二者不斷相互交換的過程。科學家把自己的科學成果作為禮物奉獻給科學共同體，科學共同體返還給科學家榮譽和承認，彼此交換，和諧發展。
（三）傳播機制如果說需要機制和激勵機制構成科技文化進化的社會動力機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會得以擴散，成為一種大眾化的文化還需要有傳播機制。科技文化傳播機制包括傳播指導思想、傳播內容、傳播主體、傳播對象、傳播方式（或手段、途徑、媒介）、傳播資金投入、傳播人才保障、傳播制度等諸多因素。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聯結的方式不同就構成了不同的科技傳播模式。傳播模式的不同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是從西方引進的，晚清時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大面積、大規模傳播，但晚清時期中國科學技術并沒有像西方那樣飛速發展，這與當時中西科技傳播模式有很大差異是分不開的［7］。近代科學技術本來就源于西方，科學技術在西方的傳播與發展是主動創新型。它的發展是一個由科學共同體內部進行自主創新的過程，而它的傳播模式則是由科學共同體內部向外輻射式傳播。從科學技術傳播的三個層次來看，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開始受科學共同體以外的因素影響較少，是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傳播。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經濟上對科學技術的需求使社會各界越來越重視科學技術，加大對科學技術的投入，開始進行科普式的傳播，最后滲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說，其傳播模式是向外輻射式。見圖1。反觀中國，晚清時期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基本上是被動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會在傳播基督教文明時，附帶傳播的。然后由洋務派官員、近代企業等在社會上層進行傳播。從科學傳播的三個層次來看，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模式，一開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的較大影響，中國近代科技的傳播模式是向內收斂式。見圖2。進一步對比同時代的中國和日本，可能更有說服力。晚清時期中日兩國幾乎同時啟動近代化，從西方引進科學技術，但結果卻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為科技強國，而中國卻淪為半殖民地境地。這可從兩國科技傳播模式的差異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傳播模式，晚清時期的中國科技傳播模式存在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國科技傳播模式實際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導的“主動式”傳播和以外國教會主導的“被動式”傳播兩套系統。而這兩套系統的目標顯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而教會則是以傳教為主要任務，附帶進行科技傳播，實行的是文化滲透和侵略。因而，它們的活動常常會發生沖突，這種沖突往往造成科技傳播的混亂。其次，從科技傳播的內容看，晚清偏重于與軍用技術密切相關的技術傳播，沒有移植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時期停留在“器技”傳播的階段，因此屬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則是整體移植式。再從科技傳播的主體上看，晚清的科技傳播者主要是以洋務機構和教會機構以及留學生和洋員洋匠為主，而受傳者也是以為其培養的學生和企業技工為主，因此傳播主體范圍比較狹窄，沒有向大眾普及科技知識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傳播的資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傳播制度基礎等等外部條件也都是遠遠落后于當時日本的。
（四）保障機制科技文化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要在社會中正常運行，需要有多種社會因素的支撐，形成完善的保障機制。科技文化的發展是多種社會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科技文化發展的保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投入保障機制。科學技術研究活動是一種知識生產，如同物質生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一樣，科學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進行。社會在這些方面的投入是由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即經濟實力決定的。經濟實力強，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投入多，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隊伍就強大，教育和科研機構就發達，科研條件就好，則科學技術發展速度就快。反之科學技術活動就難以進行或發展緩慢。如美國每年提供的科研經費居世界之首，而美國的科研成果也是世界最多的。隨著現代大科學、高技術的興起，科學技術已成為一項耗資巨大的事業，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持，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如此，現達國家都注意隨國民經濟的增長而不斷增加科研經費，加大對科研的投入。投資渠道也不斷拓寬，為適應高技術高風險的特點，還出現了風險投資的新形式。
文化發展范文5
關鍵詞：滿族文化；發展；軌跡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7-0280-02
滿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之久。滿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創造的民族文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產生了重要作用，影響之深遠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一、早期滿族文化的表現形態
1635年，清太宗皇太極莊嚴宣布：“夫珠申之號，乃席比超墨爾根之裔。實與中國無涉。中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稱中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清太宗實錄》第29卷）自此，滿洲正式作為民族名稱載入中華民族史冊。
雖然滿洲族（簡稱滿族）的歷史只有四百多年。然而，滿族先世的歷史卻源遠流長，至今已有四千年的歷史。他們祖居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及長白山地區，歷史上先后稱肅慎人、挹婁、勿吉、靺鞨、女真，唐朝以后成為女真。努爾哈赤于1585年起兵，統一了女真各部落，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權。女真統一的過程，就是滿族共同體形成的過程。
早期的滿族文化主要繼承了女真文化的精髓。騎射是女真人的文化特征，他們以騎射為基本的生存手段，同時也以騎射而立國。滿族在形成時期乃至以后較長的時間里，騎射一直被強調，成為滿族最突出的特征。
滿族的服飾與女真人服飾大體相同，并且其服飾文化與騎射、氣候有著直接的聯系。滿族服飾中最具特色當屬長袍。長袍形制為左右開叉，其目的在于上下馬方便；同時長袍的袖頭為箭袖，平時挽上去當做裝飾，而騎馬打獵或是戰爭時放下的箭袖，既能御寒又能護手。對服飾的要求在后金天聰年間就有定制，這種服飾在整個清代被保存下來。
同時，滿族早期的喪葬習俗、婚俗、居住習俗和飲食習俗等也都是承接女真人而來。
二、滿族文化的確立
1621年，努爾哈赤將都城由赫圖阿拉老城遷至東京遼陽，1625年復遷至盛京沈陽。滿族進入了以農耕文化為主的遼沈地區，其生產方式由原來的漁獵轉為農耕。這標志著滿族文化最終從女真文化母體中脫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純粹的漁獵、采集文化，也有別于漢族的農耕文化，使其以一個獨立的文化類型走上自我發展的軌道。后金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使得滿族不斷遷徙壯大，為滿族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礎。如果說，在其進入遼沈地區之前的滿族共同體，還是一個憑借武力征服而聚集在一起的“居民”共同體，那么，在進入遼沈地區之后的滿族則開始發展為一個文化的民族。滿族文化產生的最重要的基礎是要具有統一的民族自我意識。而八旗制度的建立和滿文的創制與改建則完成了對自我民族意識的統一與增強。
1.八旗制度的創建
八旗制度由努爾哈赤所創，是一種兼具行政、軍事、生產三種職能于一體的制度。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初設牛錄——八旗組織，萬歷四十三年（1615）增設為八旗。八旗制度創立之初就是為了“統滿洲、蒙古、漢軍之眾”，實際上是“以旗統人”、“以旗統族”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凡加入八旗的官兵，無論滿漢，雖各有旗屬，亦有旗主，但均為努爾哈赤管轄之下的臣民。這種制度對滿族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在統一民族意識方面功不可沒。
八旗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八旗滿洲單獨設立，以及給予滿洲更為優厚的待遇，使滿洲人的民族意識自然得到加強。后金以及大清的建立，其與明軍的頻繁戰爭，使滿洲與明朝處于鮮明的敵對狀態之中，政治矛盾的激化，也勢必使滿族的自我意識得到增強。
此外，八旗制度對于屬于文化范疇的滿族風俗之變化，也起到了影響作用。在日常生活習俗上，八旗組織對此前各部落雜亂無章、各有特色的風俗進行了統一與規范。比如，在服飾上最早為“上下同服”，沒有等級差別，后受漢臣的建議“正衣冠，以辨等威”，皇太極于天聰六年（1632）首先制定了八旗首領的服制。后來又多次頒布諭令，對上至王公大臣，下到一般臣子以及滿族貴族婦女的衣帽頂戴、發式都一一厘定，逐步完善了滿族的服飾制度。雖然這些規定都是針對八旗官員的，但對于以往沒有定制的八旗兵丁及家人而言必然產生連帶效果。八旗組織這種集兵民為一體的結構，實際上是日常生活領域與非日常生活領域交織在一起的狀態，因此，日常習俗的養成與八旗組織的行政干預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在八旗組織的整合下，才形成了旗人的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比如在平時見面禮儀上，旗人的規矩就比漢人要多，在服飾、飲食、禮尚往來、婚葬禮儀等方面也有著與平民庶人不同的行為規范。這也是后來滿族人“規矩大”習俗的一個重要原因。
2.滿文的創制與改進
語言對民族共同體的凝聚作用不同于外在的行政干預，而是如同血緣關系一樣自然地發揮著制約與整合作用。女真人在金代創制了女真字，金王元興，女真文字逐漸消失。明代中葉后，女真人所操語言為女真話，而往來書信則借用蒙古文。于是努爾哈赤下令創制滿文，而后經二度改進，使滿文逐漸完善。
滿文的出現、滿族文字與語言的統一，使滿族自我意識得到進一步加強。滿文在滿族社會生活中的推行使用，加強了內部的聯系，與此同時也嚴格了與其他民族如漢、蒙古之間的界限。自滿文創制后，許多官方史書都以滿文記錄，即便民間傳說等也多有采用滿文者，這種種現象都是滿文在滿族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識方面所產生的效果。此外，滿文也是強化民族自我意識的一種工具。1634年，皇太極曾下令不許八旗官名和城邑之名采用漢文。這一制度使八旗人等生活在濃郁的滿洲氛圍之中。滿文出現以后，便與騎射列于同等重要地位，直至清末，“國語騎射”一直都是滿族文化大廈的兩塊基石。
文化發展范文6
一般而言，每部電影作品均包蘊一定的文化闡釋價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電影藝術家創作出來的電影作品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和內涵也是千姿百態、各有特色的。如同為中國第五代導演，在20世紀90年代就展現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陳凱歌一如既往沉緬于民族歷史，熱衷于人性建構，從早期《黃土地》起步，途經《大閱兵》、《孩子王》、《邊走邊唱》、《霸王別姬》、《風月》，直至《荊軻刺秦王》。他電影創作的基調一直是那種和中國血緣關系斷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終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憂憤，強調歷史哲學的表達，他的個人藝術行為和電影文本皆成為文化苦旅的代名。張藝謀則愈加顯示出一個形式主義者的輕盈，他認為中國（大陸）電影過于注重政治、社會、文化等形而上意義，固然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卻缺乏生動具體的人性描寫。他的表白實際上再次證明了他與陳凱歌在電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無論是表現現代化遭遇傳統中國的《秋菊打官司》，還是紀錄鄉村文化撞擊都市文明的《一個都不能少》，他都在或過去、或現在，或農村、或城市的景觀中，把國民的生存狀態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現出來。黃建新則又不同于“陳張”，他的《站直luō＠①，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埋伏》等一批內在涵義陳陳相因的影片均緊扣當代主題，展現了此時此刻的人間百態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會情緒，透過歷史的蹤跡和傳統的力量，看到了另一個中國誕生時所帶來的精神壓力以及在現代化煉獄中翻滾掙扎的當代華夏。此外夏鋼的平和溫情、孫周的憂郁恬淡、李少紅的直面生活和寧瀛的理性風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現出獨特風貌的文化形態和內涵。而90年代的周曉文更是積極多變，時而暢想都市青春，時而影像鄉土《二嫫》，時而涉足遠古《秦頌》，一個人，三種影片類型，三種表達格調，三種文化想象。
盡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內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蘊的文化闡釋價值有些則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創新意識，在選材、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標新立異。作品的主觀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較強，注重人物內心表現，探索民族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從電影本體出發，努力建構獨具民族內蘊和民族形態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例子表明，不論是什么電影，也不管是哪位導演的作品，在文化闡釋價值的構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處。概括說來，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觀眾通過觀賞電影，特別是觀看宗教題材或與宗教相關的影片，可以看見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覺察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它），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構想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它已經喪失了，或者當它被發現時，也不能夠認出它來）；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看見他們至今不能看見的東西，甚至發現他們還沒有構想的東西。例如美國環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誘惑》，這是一部探討耶穌在成神過程中的內心世界的影片。影片從耶穌當木匠為羅馬人制造用來處死猶太人的十字架開始，后來，耶穌的靈魂得到凈化，開始直接與上帝對話，又在沙漠中修煉40日，得到了驚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神對世人的拯救；他為了成為一個救贖的英雄，讓猶大出賣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即將成神的時候，發生了幻覺。他在幻覺中得救，結婚生子，過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將就木時，猶大前來指責他的背叛行徑，此時他才幡然醒悟，并且發現他仍在十字架上作著最后的成神努力。通過觀賞該部影片，觀眾看到了神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需要神的拯救；也發現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煉而成，神就是人；不盡于此，影片還進一步揭示出，神雖然是一個神，但他并不想成為一個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為一個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需要有一個神，需要有別人來做他們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過是一種消費性的和權謀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偉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偉大。當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時候，神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這一點是對以往的關于神的觀點的一次顛覆，揭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紗，為人類自身的自我反省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貢獻。
但是正如藝術與宗教具有“無言之美”，觀眾對電影文化中宗教價值的闡釋也是很難的。大多數影片蘊含的宗教價值往往與生命價值、人性價值、哲學價值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題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傳遞更為豐富的內在的人文價值和哲學價值。如韓國電影巨匠林權澤拍攝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羅》，雖然以佛教為背景，但究其實，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主義思想。在拍攝《曼陀羅》時，導演林權澤明確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電影，因為他對佛教并不關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讀了《曼陀羅》的原作后，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合將其感受附于畫面中的故事，那種為了實現理想而獨立奮斗直至殞身不恤的執著過程竟是那樣美麗，他相信能打動他的必能打動觀眾。《曼陀羅》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蕩不羈的知山進行對比，兩個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徹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閉門苦參“瓶中之鳥”如何解脫，而是投身世俗救度眾生。在被政府封鎖的小島上幫病人洗澡，替窮人要飯，為逝者念經超度。在他的身上隱約透露出“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個徘徊于欲望和虛無之間的凡人，直面的勇氣常常被無盡的欲望吞沒。影片通過熟原僧人之口轉述他的救度行為，都通過閃回將他的愛情故事（也即他對欲望和虛無的斗爭）以影像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樣安排顯然是導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掙扎。知山像推著滾石的西緒弗斯一樣永遠無法達到解脫的山頂。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額上深刻的歲月之痕，隱隱透出的遺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愛缺失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幾年來始終不能釋懷，“瓶中之鳥”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過不斷壓抑自己的欲望來得道，而事實上無論是逃避還是肉體上的酷刑都不能對其有所幫助。只有當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終融合時，通往解脫的門才會轟然洞開。法云在焚燒知山遺體時體會到知山的勇氣，終于下山尋母，與母親見面后安詳離去。影片定格在一條無止境的道路上，與片頭近兩分鐘的道路的長鏡頭遙相呼應，起到了喻示主題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法云依然會堅定地走下去。觀眾在影片中體會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文精神，佛門戒規、禪門公案都只是對這一精神的點綴。《曼陀羅》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的電影，而不是“佛”的電影。（參見吳丹《宗教外衣人本內核》，載《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第116頁）
一般來講，文化價值是包括認識屬性、審美屬性在內的總體化的價值屬性，因而，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學價值、社會歷史學價值、生命學價值以及哲學價值、宗教價值之外，還有認知價值、審美價值等，電影文化自身的豐富性也為觀眾闡釋電影文化價值提供了豐富性。正因為電影作品具有豐富的可供闡釋的文化價值，方才形成了文化發展的當代奇觀：在電影誕生剛過百年的短短時間內，觀賞電影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經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