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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范文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取得了驕人成就，社會融資總量迅速增長，融資結構不斷改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有所完善，金融對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積極作用日益明顯；金融市場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發揮，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金融行業的整體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不僅成功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而且有力支持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盡管金融業對促進實體經濟良性運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從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角度來考察，我國金融業仍然存在諸多的問題和不足，尤其是服務于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針對性、有效性還不高，金融系統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顯。
1. 正規金融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結構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務覆蓋不夠。立足體制機制視角，造成我國實體經濟某些領域“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統及銀行結構不合理、金融資源供給與企業需求間存在錯位。事實上，在融資結構失衡格局下，因資本市場層次體系不健全，本應由資本市場承擔的融資功能轉由銀行體系承擔；同時，因銀行系統層次體系不完善，本應由小型金融機構承擔的融資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銀行來滿足。統計顯示，我國大中型企業數量占比僅1%，企業類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資源65%由國有控股及股份制商業銀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統層次化缺陷及金融資源配置錯位，致使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間存在結構性缺口。“體制內”正規金融缺少服務于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專營性機構，現有非專營性金融組織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對實體經濟的分散性資金需求缺乏支持動力，尤其在銀根緊縮時期更是將其排擠于正規金融之外①。據測算，我國銀行對規模或限額以下企業的貸款覆蓋率不及5%，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規模以上企業覆蓋率約25個百分點。[1]
2. “貨幣空轉”、經濟虛擬化推升實體經濟部分領域融資成本。經測算，2008―2012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分別達63.5萬億元和38.1萬億元，幾乎相當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資成本相對較低。然而，因金融市場信用大幅擴張推高了住房價格，使其轉化為以投資炒作為主導的虛擬經濟市場。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低成本資金并未有效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源源不斷地流入以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導致實體經濟無法獲得低成本融資②。有觀點認為，近幾年農業領域存在的融資難問題，很大程度上即與此有關。
因此，雖然整體意義上我國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較為適度，但某些薄弱領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卻客觀存在。以中小企業融資為例，按官方統計，截至2008年末我國企業總數971.5萬戶，其中99%以上為中小企業，嚴格意義上的大型企業僅1%。由于大型企業長期以來都是銀行信貸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業從未獲得銀行信貸支持。同時，在創業板、中小板公開上市的中小企業數占其群體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幾乎難以獲得“體制內”資金支持，被迫轉向“體制外”的高成本融資。來自溫州、江蘇、廣東等地的調查顯示：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日益嚴重地制約著區域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 民間資本監管和引導不利。我國金融監管及宏觀調控重點著力于信貸規模、投向及利率層面，民間資本監管存在多頭監管及監管真空。其中，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監管，典當行及拍賣行由地方工商局監管，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由銀監會及其下屬機構監管。既有多頭監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間金融組織處于監管空白地帶的弊端，加劇了民間金融組織運作失范、民間資金“脫實就虛”及資金價格高企。據不完全統計，民間借貸利率階段性高位時全國民間借貸年綜合利率約為大型銀行對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信貸綜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顯見，缺乏有效引導和監管的民間昂貴資金，對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的高成本發揮了本不該有的推波助瀾作用。
4. 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缺乏針對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對稱和層次化金融組織缺失是制約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活動有效開展的主要原因。國際經驗表明，小微企業、“三農”等融資主體受規模小、抵押品缺乏、經營機制落后、資信等級低等多重約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資擔保、法律法規等作為保障，而我國恰恰缺乏此類制度建設。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務體系不健全、多層次擔保體系缺失加劇了銀企信息不對稱和弱勢行業與企業的融資難。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政策針對企業類型的劃分標準不完全一致、差異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強，使得國家融資政策難以在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穩妥落實，為規避“融資搭便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金融機構資金支持行為謹慎，無形中增加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融資難”和“高成本”。
二、拓寬實體經濟服務廣度的普惠金融系統
從我國當前金融體系及經濟結構發展現狀看，雖然多樣性的銀行業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經濟金融結構仍具普遍性，因此，應進一步加快普惠金融體系建設，全面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覆蓋面。同時，在強調銀行、證券、私募與風險投資、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險、金融合作組織以及民間金融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廣度基礎上，更要強調建立有區別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機制，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1. 依托新型金融機構構建完善的多層次普惠金融系統。為彌合融資結構失衡格局下“體制內”正規金融針對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結構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機構建設，構建層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統；依托“非公經濟36條”的落實消除民間資本進入壁壘，為其創造公平的市場準入條件和競爭環境；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機構資金補充機制，增強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從政策上鼓勵新型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信貸管理方式，推動其拓寬業務種類和服務范圍，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能力；細化銀行差別化監管政策，除現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外，在資本充足比率、撥備覆蓋率等監管指標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對新型金融機構實行獨立標準，適度提高其貸款風險容忍度，以差別化監管政策開創多層次金融系統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2. 厘清多元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動態優化關聯。要梳理和辨析我國二元甚至多元經濟結構特征與金融結構動態優化之間的關系，將經濟系統視為生態系統，將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聯視為共生關系。即不僅實體經濟需要有一個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而且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自身也可提高經濟系統應對外來風險沖擊的能力。因此，要進一步厘清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的共生關系，利用市場無形之手構建以效率為核心的競爭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3. 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機制。在層次分明的多樣性金融體系中，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該類機構通過對優質項目甄別及潛在優質企業篩選，以及有效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體系使然，我國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競爭機制，導致服務質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從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出發，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來完善銀行、證券、保險與影子銀行③等金融組織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機制，為實體經濟創建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平臺。
4. 構建金融結構動態優化機制。靜態視角下，依托金融系統的多樣性、層次化發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顧公平地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覆蓋面，是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重要基調。但動態地看，我們還應關注金融體系的動態優化，既涵蓋金融工具、金融組織、金融市場等多維度的創新發展，力圖通過構建多樣性并動態調整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指標體系，合理評估已有多樣性普惠金融是否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從而為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議。
5. 依托制度建設保障低成本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在利率更加市場化條件下，實體經濟能否獲得融資支持，融資成本高低將更多地取決于企業自身素質及制度安排等市場因素，針對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行政干預效力將更加淡化。因此，為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需要出臺更具針對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導低成本資金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要依托法律制度嚴格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解除低成本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門檻障礙；建立針對弱勢行業或企業的風險補償與分擔機制，舒緩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風險積聚，提升其為實體經濟發展融資的內在動力。
三、深化實體經濟服務深度的金融創新體制構建
長期以來，金融創新一直是推動金融業迅速發展壯大的主要驅動力，因此，進一步加快我國的金融創新，對提升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和競爭力至關重要。構建深化服務實體經濟深度的金融創新體制，就是要植根于實體經濟，面向市場，貼近客戶，通過金融創新不斷探索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確保金融資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業、地區、項目和企業中去。
1. 進一步推動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與創新，形成充分競爭的金融體系。現階段，我國在為“三農”、中小微企業等領域提供金融服務方面，還普遍存在著農村金融服務、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突出問題。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這些領域的金融機構數量小、經營網點少、資本金規模小。因此，要加大對薄弱領域的金融支持，切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就必須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與創新，快速推進金融業的對內和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允許民間資金發起成立商業銀行，以各種形式進入各類農村金融機構、社區金融組織，讓金融行業形成充分競爭、優質服務、風險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態勢。
2. 加快商業銀行的體制機制創新，全面提升金融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業自2003年開始加快內部體制機制改革，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效益及風險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與國際上實施以先進流程為主導管理模式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相比，經營管理、組織流程等仍有差距，傳統經營管理理念影響猶存、組織架構仍需改善、部門職權利益化、協調成本高等“部門銀行”特征凸顯。為有效化解部門銀行弊端，我國銀行業應進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劃分黨委、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的責任邊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權力制衡機制和風險管控體系；推進董事會運作透明化、制度化，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層級決策的執行力；通過提升獨立董事在審計、提名、薪酬等委員會的地位，體現董事會的獨立性；完善商業銀行高管人員的選拔聘用機制，強化商業銀行內控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2]
商業銀行要打破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實現經營管理方式的轉變，盡快構建起“流程銀行”的經營體制，走出同質化競爭的惡性循環，樹立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經營理念；以業務流程來重構組織架構，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構，全面推進業務流程的機制化、自動化、標準化，從整體上來提升商業銀行對實體經濟和各類客戶的服務效率。[3]
3. 加快推進各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創新，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斷深入推進，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全面市場化即將到來之際，金融機構要有充分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立足于現實，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出發，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為中心，加快推進各類金融產品創新，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要從自身的經營特點和經營優勢出發，推出有針對性、差異性金融產品、金融服務方案；充分吸納境內外先進經驗，堅持“取其精華、掌握精髓”原則，確定金融創新主攻方向；要積極推進金融技術創新和服務創新，充分釋放互聯網、物聯網、移動技術、大數據技術等在金融創新中的應用，實現金融業務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創新；要適應網絡金融變革的潮流，構建全方位、開放式的金融創新網絡，形成獨具特色的品牌優勢和競爭優勢。
4. 以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強金融創新的監管。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金融創新單純是為追逐高利潤，為創新而創新，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那么金融創新就會走向負面，產生不利影響，甚至會嚴重危害實體經濟的發展，釀成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就是深刻的教訓。反思和借鑒國際經驗，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金融創新，應以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應該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盲目追隨、復制發達國家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創新。監管部門要對金融創新加強監管，防止金融過度創新而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出現。事實上，基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未來的金融創新至少要做到“五結合”，即將金融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現代化、中小企業、居民財富”等有效結合。
四、凸顯實體經濟服務重點的戰略方向
以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發達國家產業演進與金融發展的慣用做法。雖然國家政策多次強調和重申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導向，但由于實際操作環節種種障礙的客觀存在，我國已有金融體系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方向仍不夠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載體。因此，在努力構建體制機制、金融體系、支持擔保體系，以及堅持培養社會誠信氛圍與發展信用中介行業發展基礎上，金融業亟待進一步明確和突出服務重點，力爭做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有的放矢”。[4]
1. 重點支持實體經濟領域的重大規劃項目。金融業要主動加強與國家宏觀管理部門、地方政府的對接，建立國家、地方重大項目數據庫，通過授信、信貸優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對事關國民經濟全局、事關民生改善等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通過為國家重大規劃項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2. 將服務實體經濟與產業升級相結合。要圍繞調整結構和產業升級，不斷改善、加大對高端制造業和新型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強金融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通過銀行信貸、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并購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多種方式，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為“中國夢”的實現夯實經濟基礎。
3. 突出和強化關鍵區域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金融服務要突出對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支持，通過對綜合實驗區建設的金融支持，改善城鄉之間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狀況，形成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動；要加大對絲綢之路新興經濟帶、區域經濟帶、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進產業在區域間的轉移與承接，實現我國區域、城鄉的良性互動發展。
4. 補齊實體經濟薄弱環節金融服務短板。要圍繞國家“三農”發展戰略，加大對縣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點縣域金融戰略的實施和落實，高效推進農村產業金融重點工程，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現代農業大項目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支持，健全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示范工程、重點工程的金融支持；繼續加大對“三農”領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務空白地帶；要依托各類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形成專業化經營管理體系，實現業務標準化和流程化運作；要圍繞破解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貴”的困境，積極改進商業銀行貸款流程，取消或減免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的各類費用，確實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
5. 以非銀金融④改革創新為契機凸顯實體經濟服務重點。長期以來，基金業等非銀金融受制于規模偏小、運作失范，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相對有限。隨著《資產管理機構開展公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業務暫行規定》等改革創新的加快推進，非銀金融整體規模的擴張及管理的規范化，輔之以有效的監管引導，開展專項資產管理業務的能力和動力都將有所提升。要通過設立更多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投資于實體經濟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突出財富管理行業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服務的有效性，增強新型金融業務和非銀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五、依托頂層設計構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改革成就顯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金融組織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約束、金融對外開放步伐遲緩危害對外經濟發展、融資結構失衡致使金融風險過于集中、金融分業監管與混業經營矛盾突出等基礎性金融支撐體系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阻礙了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提升，蘊含巨大的風險。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踐經驗，立足于我國現行金融支撐體系現狀，構建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是及其緊迫的現實任務。[5]
1. 依托頂層設計構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我國金融業市場化程度不高，創新能力不足，總體競爭力不強；市場發展結構性失衡，直接融資比重低，城鄉、區域金融發展不協調，對“三農”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相對薄弱；金融內控與風險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缺乏系統性和統籌規劃，要破解金融發展弊端，有必要加強對中國金融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協調統籌多項目標和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2. 以對內開放推動包容性金融體系建設。與“二元經濟”相對應，我國也存在“二元金融”現象。金融資源區域分布不均衡、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地位差距顯著。“二元金融”的長期存在必將加劇經濟發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狀況，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應繼續深化金融對內開放，加快包容性金融體系建設，以化解中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系統性問題。
3. 以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為中心推進金融對外開放。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是金融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無論從當前還是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進國際貨幣制度改革；有助于維護亞洲區域的金融穩定，為東亞金融合作、亞洲債券市場等區域金融機制和市場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有助于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快推進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局面，實現國際儲備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國國際金融實力，增強我國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為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早日邁入發達經濟體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因此，要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我國對外金融發展戰略的中心環節，全面推進我國金融業的國際化進程。
4. 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高效的金融宏觀調控基于對實體經濟的深刻理解，通過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結構，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領域，特別是強化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薄弱環節等領域的支持，強調金融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未來一段時期，我國應持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使金融資源在支持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城鄉結構協調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觀調控藝術確保宏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5. 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首先，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與發展，我國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國際經濟、金融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日益加深，各類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市場的波動和風險日趨加大，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在加快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盡快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擴大金融監管范圍，消除金融監管真空，實現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活動的全方位監管。其次，由于我國金融行業特殊性，目前占主導地位和壟斷地位依然是國有或者國有控制金融機構，這些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對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要專門針對國有以及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建立高效的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有效地解決“大而不倒”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再次，積極適應大數據時代金融綜合經營發展的趨勢，加強“一行三會”金融監管體系的協調，盡快構建符合我國實際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解決金融監管機構、監管規則不統一、不協調造成的監管沖突、監管套利等問題。[6][7]最后，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經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后，世界各國監管已經充分認識到，加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測和預警，建立完善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和政策體系，強化危機應急系統的測試和模擬演練，構建暢通的國際監管合作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是有效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舉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和基礎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機預警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尤其是金融活動領域未來潛在的風險或危機提前發出警報。[8]因此，要積極借鑒國際通行的基本預警方法，盡快建立我國自己的金融危機預警系統，充分發揮系統的預警作用。
六、結論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與水平事關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對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變，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等構成重大影響。為了充分釋放金融發展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需要我們從多年來對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的路徑軌跡，以及國內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出發，在認清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緊迫性基礎上，統籌考慮金融業總體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
注釋：
①由于單筆貸款的調查、監管費大體相同，貸款規模越大，單位交易成本就越小。但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信貸需求一般額度較小，會推升銀行信貸的單位交易成本（據測算，小微企業貸款成本約為大企業的5倍）。因此，無論基于銀行還是全社會集約化交易視角，銀行出于節約成本和監督費用考慮，在缺乏優惠政策條件下，通常對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表現出相對弱偏好。
②王國剛：《近9萬億元新增貸款不會引致通脹》，《中國證券報》，2009年12月8日。
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范文2
正確地界定虛擬經濟,研究世界經濟中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與趨勢,探索虛擬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的影響以及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方向對我國經濟在加入WTO后盡快融入世界經濟的潮流非常有現實意義。
一、虛擬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分析
虛擬經濟是一個現實,是總體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個現象。馬克思關于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初級階段的論述非常精辟。貨幣的功能主要是價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支付環節和實物環節發生了分離,貨幣經歷了信用化、資本化的進程。從實質上講,其屬性利功能己發生了變化,它具有與實物或實體經濟相互聯系、又相互分離的兩重性。實體經濟突然成了貨幣信用的天然載體。
兩者一旦分離,貨幣在經濟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實體經濟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狀態和運作體系。虛擬經濟的發展便突飛猛進。經濟發展到規模化和產業化以后,資本積累和生產集中成了生產力的內在需求,資本市場便以資金集中的體系出現了,大量的社會閑散貨幣轉換為股票、債券等各種有價證券。它是貨幣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信用化,使以資金利資本流動為代表的金融業對與實體經濟超越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航運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又為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化金融市場形成提供了發展的基本條件。二戰以后,世界貨幣體系幾經變動,使得金融資本市場的影響力日趨擴大。
該體系的發展源于實體經濟,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體系的運作規律也部分地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限制,反過來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如何認識這種背離,使之更好地為我所用,也許是我們對虛擬經濟最本質和最具實踐意義的理解。
二、虛擬經濟發展的階段
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會后提出了虛擬經濟發展的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閑置貨幣的資本化,即人們手中的閑置貨幣變成了可以產生利息的資本。第二個階段則是生息資本的社會化,即由銀行作為中介機構將人們手中閑置的貨幣借入,再轉貸出去生息,人們還可用閑置貨幣購買各種有價證券來生息,這是人們手中的存款憑證有價證券也就是虛擬資本。第四個階段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即虛擬資本可以跨國進行交易。
以上的階段論客觀地描述了虛擬經濟發展的過程,對人們把握虛擬經濟的運行趨勢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三、何為我國所提倡和追求的虛擬經濟
當前,在西方“虛擬經濟”一詞往往是指電子商務等“網上經濟”活動。
國內一些學者也贊同這一概念,以有形、無形來確定和劃分實物和虛擬兩種經濟形態。電子商務的興起作為一種新的重大的經濟現象,其本質也是經濟活動信用化的表現。
十六大以來,我國學界關于虛擬經濟的爭論很多,大多集中在虛擬經濟的界定上。關于虛擬經濟代表性的論述圍繞著信用制度展開,認為虛擬經濟的內涵是信用制度膨脹下金融活動與實體經濟偏離的那一部分形態,不能將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動視為虛擬經濟。有學者認為:虛擬經濟是指信用膨脹形成的金融資產和金融市場中與實體經濟沒有直接聯系的金融交易活動。上述界定本身并沒有經濟學理論上的含義,僅僅是為了便于對經濟現象的描述,這種觀點比較接近主流觀點。國內還有一種觀點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來劃分,把非物質生產活動統統視為虛擬經濟。這一劃分引出了關于價值和財富創造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在認識虛擬經濟的本質上很有幫助,但是并未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論及虛擬經濟的具體運用。關于虛擬經濟,我國的資本市場運作體系不完善,社會閑散資金投資渠道缺乏,風險投資進入和退出架構尚未具雛形,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資金支持,中介服務組織極度不發達。只有以這些事實為基礎出發點,才能論及虛擬經濟的實質和其重要性。
四、關于我國發展虛擬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運行的幾點建議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要發展的虛擬經濟內容和功能應該區別于世界上虛擬經濟發展的現狀,結合我國的國情和虛擬經濟的一些發展經驗,筆者認為完善的市場體系建設、有力的法律保證、適時的政策調整是成功的關鍵。
1.盡快建立健全風險投資體系,推動民間資本運營的良性擴展。我國產業的結構還未實現高級化,集中表現在產品的附加值特別是科技含量不高,體現在產業發展上就是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相對滯后。而制約其成長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渠道的不暢。美國的硅谷產業群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先進版本,它的成功應該歸功于風險投資體系的完善。我國的創業資本投資已經起步,但普遍面臨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困難(平均資本金不足100萬元)。為此,我國應逐步建立和完善創業投資機制以拓展中小企業創業投資的資金渠道,特別是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業投資問題。
實現這個目標,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盡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場,為風險投資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間資本,使投資主體多元化。我國的居民儲蓄已經突破10萬億,沒有多樣化的投資方式,既會造成社會范圍內資金利用的低效率,也會對銀行的經營形成巨大的壓力。
2.大力發展中介服務組織,增強社會的風險意識,嚴格控制泡沫經濟的過度膨脹。我國證券市場上的各類中介機構如投資銀行、審計機構、證券分析機構、咨詢機構等數量比較少,并且相比較國外相關機構水平也比較落后。
我認為發展我國中介組織,要明確三個方向:一是增強中介組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這在美國有安達信事件的教訓。建議采取審計評估輪換制,規定每個審計機構對同一公司審計的員工連續年限,并嚴格執行責任追究制。顯然審計成本會微有增加,但其社會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機構的服務范圍。將更多有潛力的個小企業、高新企業納入中介機構的服務體系,為風險投資等行為創造更好的外在環境。三是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經濟分析和咨詢機構,同時,將大學研究界學者和社會體機構有機地聯系起來。學界的人力資源是寶貴的財富,內部的爭鳴可以讓人們更好地認清某經濟現象的發展規律和趨勢。我國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待提高。
3.進一步規范證券市場,強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場監管體制。近期著名的“藍田”事件竟然由一個業外的研究人員來引發,從某種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國證券市場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備性,也對我國的行政性監管提出了一個重要課題。嚴禁違規資金入市場,防范新信貸風險的政策具有長期性。
參照國外先進經驗,我國要大力推進以下措施:首先,要嚴格股票交易實名制,每個投資者對自己的交易行為負責,打擊市場內的惡意勾結,防上機構投資者或其他人戶聯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對市場操縱者的處罰力度,切實保障中小股東的利益。要調動社會閑散資金進入資本市場,保障中小股東的權益是個關鍵,另一方面,越來越成熟的中小股東也會成為市場上有力的監督力量和影響力量。第三,要加強交易信息、重大決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監管部門應當定期及時公布上市公司的股東戶數的相關資料,對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實行負責制,嚴厲處罰散布虛假信息的公司和個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增強中小股東、特別是社會資金的投資積極性。
4.加快金融創新步伐,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試點。金融創新是虛擬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金融創新涵蓋內容較廣,包括貨幣和信用形式的創新、金融機構組織和經營管理上的創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術等技術上的創新、交易范圍的擴大等。
嚴格地說,由于市場體系仍未完備,新經濟尚不發達,國內金融創新大發展的條件還未完全具備。但是,我們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經濟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發展在小范圍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如期貨期權、外匯保值等。
5.積極與外資金融機構合作,引進先進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強化競爭意識。外資金融機構資金的進入已經邁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經對我國的金融業經營帶來了巨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合作與學習是明智的。
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范文3
一、分類打造環京津城市帶
京津冀地區包含著全國的經濟中心、科技中心與政治中心,這就決定了京津冀區域具備了一體化較為明顯的空間特征,即它的等級性與多層次性。因此,實現京津冀區域城市規劃與城鎮布局一體化的思路是,要以一體化為依托,建立以河北為腹地的層次有序、等級合理的城市群體或城鎮網絡。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界定,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莊、唐山、保定、秦皇島、廊坊、滄州、承德、張家口8個設區市及其所屬區域(簡稱2+8)。京津冀城市群區域面積為18.34萬平方公里,人口8500萬。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中心城向世界城市方向邁進步伐不斷加快,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某些城市功能開始向外擴散;同時,天津北方經濟中心地位的確定、濱海新區戰略地位的提升,將加快天津向國際化港口城市發展的速度,經濟輻射力進一步增強。河北環京津城市,尤其臨近京津、瀕臨渤海的唐山、滄州、秦皇島、廊坊等市,承接京津輻射的能力正在逐步加強。這些因素將推動京津冀城市群在未來10～20年間逐步形成為多中心、網絡化城市群。
針對眾多縣市環繞京津的現實、京津冀城市群的規劃和發展趨勢,我們認為,河北省應該著力打造環京津城市帶,使其成為對京津原有城區范圍內的要素有足夠吸引力的地區,成為京津城市疏解功能、擴大經濟活動空間的主戰場。
具體設想是:
1.以距京津50公里之內為第一個城市圈。在距京津中心點50公里范圍內的河北縣市,要以衛星城的模式進行規劃和建設。例如,可以把北京周圍的部分地區類比為北京市區的七環、八環進行建設,以全面融入京津。在交通、通信、能源等方面實現與京津的全面對接,為京津的住房、會議、餐飲、休閑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2.以距京津200公里為第二個城市圈。在距京津中心點200公里范圍內,城市化建設要強調園區功能。在這些地區主要應進行生態環境建設和高新技術開發區建設,還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為提高勞動力技能和素質創造教育和培訓條件。目前在保定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創業中心,就有來自北京的公司進行產品研制或生產,然后再將產品返銷北京市場。
3.以距京津200公里之外為第三個城市圈,要以大配套的思路強化與京津的對接。采取構建完善快捷的交通網絡、積極發展生態產業、加強人才的培訓等措施,通過城市功能的互補,密切京津冀城市間的聯系。在距京津中心點300公里范圍,城市發展要強調副中心定位,更多的是呼應的關系。產業強調分工,如金融中心和制造中心的分工;強調錯位發展,強調基地(如農產品基地)建設。
通過這三個城市圈的規劃和建設,河北必將形成圍繞京津的“城鎮帶”,帶動河北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并為產業帶的形成提供支撐。
二、打造河北第三條經濟帶和建設京冀生態旅游協作區
河北目前有兩條經濟帶:一是山前經濟帶,二是沿海隆起帶。這兩條經濟帶的部署區位太靠南部和靠海洋,而廣大的北部地區(主要是張承地區)沒有一個區域性的省級戰略去規劃、安排。為此,我們提出打造河北第三條經濟帶,即張承生態旅游經濟帶的設想。
目前全國具有三條經濟帶的只有兩個省份:江蘇省和浙江省。江蘇省擁有從南京到常州的IT產業帶,蘇南沿江的重化工業產業帶和蘇北的東隴海線的加工業產業帶;浙江省擁有杭州灣產業帶、溫臺沿海產業帶和近期打造的金衢麗(金華、衢州、麗水)產業帶。金衢麗產業帶在浙江的地位、定位與張承地區的地位、定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生態資源豐富等等,其“生態屏障”定位也和張承地區是一樣的。浙江金衢麗產業帶的規劃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如果借鑒浙江經驗,打造張承生態旅游經濟帶,河北省有望成為下一個具有三條經濟帶的省份。
在這條經濟帶內,河北可以借助北京力量,建設京冀生態旅游協作區。京津冀各方中,北京市在人口資源環境方面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北京對周邊區域特別是對張家口和承德的區域生態依賴性更大,京張承生態帶是北京和京津冀經濟圈最重要的生態屏障。北京環境受周邊地區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沙塵空氣、水源污染及水源減少,北部和西部作為北京的上風上水地區,對北京城市生態環境影響更大。作為北京市供水源的兩大水庫,官廳水庫96%的水源和密云水庫46%的水源來自張家口。在我國各地區普遍存在流域內水截流和水污染的情況下,這一流域的水質和水流量狀況直接關系到北京用水的質量和數量,關系到北京市1000多萬人口的飲水安全。按照北京的十一五規劃,旅游業是其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整合河北的旅游資源是其重要的設想。所以,我們認為建設京冀生態旅游協作區的想法,是會得到北京支持的。
三、推動京津冀區域內亞單元點對點對接
所謂區域內亞單元點對點對接,是指大區域內的小區域、特色區域、優勢產業、骨干企業、品牌產品,實施“一對一”的互動對接與合作。“點對點”,可以是市、區、縣、鄉鎮互結友好“對子”,也可是化工、機械、交通、旅游、特色農業等優勢產業“聯姻”,又可是骨干企業強強聯手,還可是品牌產品的拓展延伸,包括重大項目的對接。點對點對接是區域深度合作的標志之一。
河北秦皇島市、北京朝陽區、天津河西區小區域的合作及北京市商務中心區(CBD)、天津市商務中心區(CBD)、北戴河商務中心區(CBD)的合作給我們提供了比較成功的案例。2007年初,在秦皇島市北戴河區與北京CBD管委會的倡導下,首屆京津冀經濟一體化區域合作論壇在北京舉辦,北京CBD管理委員會和北戴河區人民政府達成戰略合作協議,一批CBD區域內的重點企業入駐北戴河區,京津冀地區經濟一體化區域合作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2007年9月,河北秦皇島市、北京朝陽區、天津河西區在北戴河召開第八屆北京CBD國際商務節暨第二屆京津冀經濟一體化區域合作(北戴河)論壇。會上,北京市商務中心區(CBD)、天津市商務中心區(CBD)、北戴河商務中心區(CBD)三方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北京商務中心區(CBD)金融商會與北戴河區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在北戴河設立分會;北京商務中心區(CBD)傳媒產業商會與北戴河區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在北戴河設立分會;北京新傳德國際版權交易中心與北戴河區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協議,新傳德國際版權交易中心河北分中心落戶北戴河;北戴河就選派一批優秀干部到北京市朝陽區掛職鍛煉與朝陽區簽署協議,北戴河將相繼選派一批經濟、文化、體育、城管、園林、建設等部門的年輕干部,到北京CBD掛職鍛煉,以學習北京CBD的先進經驗,不斷拓寬北戴河招商引資的新渠道。這些協議的簽訂,標志著北戴河與京津小區域合作取得了階段性的新成果。
借助京津冀經濟一體化區域合作論壇在北戴河召開的契機,北戴河將進一步強化“依托京津、借助京津、融入京津”和“服務京津,發展自己”的區域合作意識,大力發展高端旅游、文化創意、總部經濟和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使合作企業與北戴河實現共贏。為了更好地實現與京津兩地的經濟合作對接,北戴河專門在核心區奧林匹克公園周圍規劃了一個占地420畝的文化創意園區和總部企業使館區,其中建有一座3700平方米的博物會館和一座7300平方米的綜合展館,并為兩地企業預留出了180畝土地,在規劃條件下可以由企業自主建設。目前,北戴河已發展形成了商貿物流、文化創意、社團基金等三大類CBD企業,CBD產業已發展到影視傳媒、廣告策劃、會展商務等類140余家企業,使得北戴河日益成為環渤海地區最具魅力的投資城區之一。
四、推動京津冀現代服務業的融合
京津冀在先天資源稟賦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發展首都經濟)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了各自第三產業發展速度和結構的不同,而發展速度和結構的不同又使得三地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有較大差異。北京―天津―河北呈由高到低的格局,河北的第三產業還處于相對較低的發展階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
京津冀地區現代服務業的區域合作是最薄弱的。在金融業的區域整合上,可以按照股份制方式組建京津冀區域發展銀行,實行京津冀地區內銀行儲蓄的跨行政區通存通兌,將過去的京津冀互為異地存取變為地區內的同地存取。在保險業方面,可以推動保險業業務的進一步跨行政區拓展;在信息業(通信、網絡、傳媒和咨詢等)和中介服務業(會計、審計、評估和法律服務等)方面,可以推動企業跨行政區并購和業務融合,例如移動通信業中的跨行政區手機異地交費、停/開機、備卡激活等。此外,在物流、房地產、會展等新興服務業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礎和較大的合作潛力。
五、謀劃發展環京津臨空產業
河北境內目前有三個民航機場,即石家莊正定機場、邯鄲機場、秦皇島山海關機場(軍民兩用),首都機場也可能在廊坊新建機場。可依托首都機場在廊坊新建機場的有利時機,借助新機場的吸引力和輻射力,在其周邊地區加快發展相關產業。具體包括以下四大類:
一是服務于航空樞紐的產業,包括直接為機場設施、航空公司及其他駐機場機構(海關、檢疫檢驗等)提供服務的配套和后勤產業等。二是航空運輸和物流服務產業。根據航空運輸的貨物一般具有重量輕、體積小、技術精、價值高、鮮活和事急的特點,重點開展如航空快件、黃金寶石、鮮活產品、高級冷凍食品、花卉、貴重藥品、精密機械和高檔電子產品及零部件等物流服務,同時開展救援性航空運輸服務。三是具有明顯航空運輸指向性的加工制造業和相關服務業。包括:航空物流輔助加工業,航空工具與用品的制造業,航空運輸指向性較強的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國際商務服務業、會展業和航空競技業等。四是以研發和管理為主的公司地區總部經濟。伴隨著臨空經濟的成熟,在臨空經濟區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流和信息,為公司管理總部、管理人員捕捉市場需求信息提供了便利。同時由于高檔辦公設施的完善,增強了臨空經濟區對公司總部的吸引力,公司地區總部不斷地向臨空經濟區集中,從而在臨空經濟區形成總部經濟。
六、推進體制、機制創新,“點”上突破,打造與京津對接的前沿端口
以河北當前的現實基礎和實力,要在整體區域內消除與京津的落差還不現實,但集中全力在一些點上實施突破,打造幾個高水平、大品牌的特色產業園區,作為對接京津和與國際接軌的前沿端口,則是完全能夠做得到的。第一,要進行強區擴權。要解放思想,在體制、機制上進行大的突破,參照昆山等地“區大縣小”(開發區是副廳級、縣是正處級)的模式,對有條件的開發區整體升格,以區轄縣,并下放管理權限,讓這些地方放開手腳,加快接軌京津,集中生產要素,提高開放水平。比如,三河市的燕郊開發區,總體實力進入全省開發區綜合實力前三名,多項指標甚至超過省內國家級開發區,但目前還只是副處級編制。不可否認,行政層級過低是束縛其做大做強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當前河北的產業園區與京津相比落差太大,靠這些園區自己滾動發展難以實現與京津的接軌。從全省的角度講,應該對這些園區統一規劃,或是政府投資,或是市場運作,進行大手筆的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高園區承載能力。第三,加大園區整合力度,京津周邊的現有開發區,存在著產業趨同、無序競爭的問題,必須從戰略的高度進行規范整合,在對接京津中形成一個“拳頭”而不是一盤散沙。比如,廊坊的“北三縣”是全國一塊特殊的行政“飛地”,也是河北省對接京津的一塊寶地,但目前這三個縣有四個開發區,其中省級開發區三個。可以考慮以燕郊開發區為龍頭,按照一區多園(將香河、大廠的開發區作為燕郊開發區的一個產業園)的思路,在統一規劃、統一招商、統一服務的原則下,實現園區內部的專業化、集群化發展。
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范文4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金融中介； 金融體系
金融中介對全社會的資金資源起著基礎的配置作用，當前我國金融中介主要包括以商業銀行、信用社、儲蓄貸款協會和互助儲蓄銀行為代表的存貸款機構，以保險公司、社會保障基金為代表的契約型儲蓄機構，以財務公司、共同基金、貨幣市場為代表的投資中介機構。近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化，金融業對資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顯，對金融中介的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長期以來，我國金融中介體系建設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使得在全球化金融競爭中捉襟見肘。在新時期，建設更加完備、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金融中介體系已成為我國的當務之急。
一、經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我國金融中介體系面臨的形勢
伴隨著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當前世界已進入“后危機”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放緩。2012年二季度美國GDP環比增長1.9%，三季度環比增長1.6%，分別較上季度減少1.1%和0.3%；歐元區二季度GDP環比0增長，三季度環比下降0.3%；日本二季度GDP環比增長1.2%，三季度環比增長0.2%，比二季度放緩1%。在這種大背景的影響下，我國經濟也處于低迷狀態，2012年全年GDP增速為8%左右，全球經濟增長緩慢使得我國金融中介機構面臨的形勢更加復雜，在不斷減少的市場份額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難度加大。
（一）全球金融體系融合度不斷提高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融合，國外金融形勢的任何變化都會在“蝴蝶效應”作用下波及我國金融業。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后，高杠桿率所伴隨的極高風險使得國際各大投資銀行大規模地減持、壓縮信貸投放，出售部分資產、裁員及進行業務收縮，也使我國金融業廣受波及，使得我國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股價大跌。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傳統的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面臨著向綜合型和全能型銀行轉型，在未來的發展中，全能型銀行將成為世界的主流，其運作過程更加透明合理，資金來源穩定，較容易受監管部門的監督和保護，提倡業務的混合搭配，而我國當前在這些領域尚處于空白狀態。
（二）客戶的服務需求日益強烈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中介市場處于一個大體系之中，客戶的選擇機會增多，呈現出多元化競爭的大趨勢。由于市場主體眾多，也增加了客戶選擇的機會，傳統的被動式“等客上門”的金融服務已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使得“滿足客戶的需求”成為金融中介競爭的熱點問題。例如：美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為了獲得更大的投資規模，增加收益，提高競爭砝碼，推出了“管道（SIV）”結構化投資工具，積極引入CDO和CDS等新型融資運作規則，這種投資工具使得貸款更加便捷，以滿足不同融資者的需求。對我國而言，這一領域明顯不足。
（三）對金融中介的規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隨著金球金融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快，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更加迅速，金融中介的信用與資本市場的聯系也日益頻繁。例如：第三版《巴塞爾協議》中要求資本充足率和最低充足率分別為4%和8%，不斷調低風險系數，給予了銀行業金融衍生品創新更大空間的同時，也對銀行的規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國際上產權、技術、制度等新型金融中介手段不斷涌現，也使得金融業務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全社會的儲畜功能不斷向投融功能演進，在這種形勢下，我國金融中介體系只有形成規模化效應才能夠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取勝。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國金融中介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中介服務質量水平不高
由于我國金融中介機構長期處于“國有”狀態，金融中介服務是典型“等客上門”的賣方市場，金融行業由國家壟斷，在經營理念及營銷推廣方式上都較為落后。與國際上個性化、周到化的服務相比，我國金融中介差距較大，使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大量的客戶流失。如何在國際市場中搶占更多的份額，建設更加完備的“市場+客戶”的二維服務體系，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成為我國金融中介機構面臨的重要問題。
（二）金融中介的管理機制不合理
當前我國金融中介市場表現為市場化不足、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等突出問題。在金融中介行為最為活躍的間接融資市場上，“公有制”金融中介機構占有約60%的份額。例如：當前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其產權制度是資本金全部為國家中央政府所有，即實行國有獨資。企業缺少法人治理結構，增強了金融風險，使之成為金融中介發展的巨大瓶頸。雖然《公司法》也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并設置三權分立的模式，但是當前法律卻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損害投資者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不爭事實。2012年，我國股指縮水到2 000點就是一個鮮明的事例。
（三）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產品發展不均衡
一方面，從我國金融中介布局上看。東部發達地區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金融中介發展并不均衡，“南強北弱”、“東強西弱”是我國金融布局的特點。我國金融中介機構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等地，而在中西部內地，金融中介機構基礎薄弱，數量較少、規模小，實力弱，無法發揮協同效應，降低了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從金融產品來看。當前我國的融資產品以股票為主，期貨、企業債券、期權、產權等其他金融衍生品發展滯后，所占市場份額不多。相對于國際競爭下的多元化產品和服務，我國金融中介機構在這方面明顯缺少比較優勢，弱化了金融中介在資源配置中的功能，降低了競爭力。
（四）規模集中程度有限
與經濟全球化對金融中介規模化的較高要求相比，我國金融中介總量較小，缺少核心競爭力。以證券業為例：2012年11月，滬深股市總市值為20.82萬億元，并且由于近幾年資本市場形勢不明朗，總市值十分不穩定。2011年，我國資本市場資產總值在金融市場（包括銀行）金融資產總值中的比例僅為29.4%，而美國的資本市場資產總值占金融市場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為62%。2011年，我國資產的證券化率僅為38%，并且一直在低位徘徊，遠遠低于美國72.1%的證券化率。在這種形勢下，國外的金融中介機構憑借著資金實力雄厚、服務完善、經營理念成熟、網絡發達等顯著優勢，與我國金融中介進行競爭，使我國金融中介機構處于不利地位。
三、經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我國金融中介體系構建的策略
（一）樹立金融“營銷”理念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我國金融中介機構必須摒棄傳統的“等客上門”的經營思想，積極樹立“營銷”理念。首先，金融中介的營銷要人本化。以客戶的需要為出發點和立足點，主動出擊，積極為客戶建立信息檔案，記錄客戶的投資偏好，根據客戶的差異性需求實施“一對一”的服務，滿足客戶的各種需求。做好客戶的咨詢服務，做長服務鏈條，為客戶提供投資規劃生涯指導，引領客戶的投資行為。不斷豐富金融產品，做好售前服務、售中服務，更要做好售后服務，提高服務的連續性。其次，金融中介的營銷要個性化。積極與國際金融中介進行對接，推進金融中介信息化，針對客戶的個性化需求，積極探索CDO和CDS等新規則在金融服務中的應用，借鑒美國的SIV結構化投資工具，使服務更加貼近客戶的需求。最后，大力推進金融創新。進一步培育金融創新產品，增強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通過金融創新來優化和完善全國的金融體系，優化金融衍生品的結構、規范資本市場行為、加強資本市場監管與預警，逐步構建成熟的金融體系。
（二）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勵、約束與競爭機制
一是提高準入門檻。對金融中介的注冊資金及業績進行全面考查，解決好“數量”與“質量”的問題，將不合格的金融中介機構拒之門外。同時，要為所有金融中介機構建立“信用檔案”，并建立由各金融中介機構代表組成的“第三方監管機構”進行管理，對信用等級較低的中介機構實行清退制度，全面提高金融中介體系發展質量。例如：英國針對金融中介機構的監管，成立了金融服務中心（FSA），該組織屬于民間組織，獨立于任何機構，由全國各大金融中介機構的代表組成，依據《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對各類銀行、證券、期貨公司等中介機構進行統一的監督管理，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二是創設完全競爭環境。國家應出臺統一的金融中介管理標準，對資產規模、信用等級、服務產品進行全面的考查，不斷弱化國有金融中介的特權，最大限度地消除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實現更加開放的金融中介發展格局。三是做好金融機構重組。通過重組與兼并，淘汰發展質量較差的金融機構，實現“推陳出新”，發展產權交易，完善股權融資機制，通過產權與股權的融合，開展股權質押業務，為金融租賃、金融擔保、財產保險、集合信托等金融機構的兼并與重組提供更加靈活的方式。
（三）切實完善金融中介機構公司治理結構
一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積極對國有金融中介機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建立股東大會制度，完善董事會與監事會，加強公司的內部治理，全面實施金融中介機構的法人管理，使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相互監督、互相制衡；要強化監事會，建立一個民主有效的監督機制，使金融中介機構獲得健康發展。二要大力實施股權交易，積極探索產權社會化和產權公開化，建立與債權人的互動與溝通機制，在治理結構設計的過程中注重滿足債權人的需求，增強債權人的投資信心。例如：推進我國金融中介的重要部門之一的“證券公司”的股權結構多元化，要逐步削弱資本市場領域的公有制基礎，強化非公有制運作模式，廣泛吸納民間資本，促進“全民參股”，共享股市發展成果，積極推動證券公司上市，通過上市加快股權結構改造。
（四）實現金融中介體系的規模化、多元化發展
第一，要積極擴大我國金融中介體系規模，擴大資本市場總量，推進證券化率，提高資本的調配能力。推進傳統的商業銀行向綜合型和全能型銀行轉型，積極推進境內金融中介公司的境外上市步伐，力爭把我國建設成為國際的金融節點，促進資本密集型產業向我國轉移，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的活力。在夯實傳統股票領域的基礎上，推出國債、股指、外匯、期貨等金融產品，做強做大企業債市場，支持非金融企業發行債券，鼓勵企業利用短期債券、中期票據、集合債券等多種形式進行融資，擴大發行規模。第二，加強空間布局，改變金融中介布局不合理的現狀。推進“南資北移”、“東資西移”，在中、西部地區打造“金融飛地”，改變當前我國中、西部地區金融中介機構數量較少、規模小，實力弱的局面，發揮協同效應，使我國的金融體系發展更加均衡。第三，加強與國際金融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發展運作中國特色的“金融中介產業集群”，使我國成為全球的金融中介產業集聚區和孵化器，大力建設金融中介產業聚集區，使不同類別的金融中介項目在基地中得到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做大金融中介這塊“主板市場”，調整金融中介產業結構，使中介機構的整體實力得到增強，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總之，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化，金融業對資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顯，對金融中介的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全球金融體系融合度不斷提高、客戶的服務需求日益強烈、對金融中介的規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當前緊迫形勢下，我國金融中介市場卻存在著金融中介服務質量水平不高、金融中介的管理機制不合理、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產品發展不均衡、規模集中程度有限等問題。在未來的發展中，只有積極樹立金融“營銷”理念，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勵、約束與競爭機制，切實完善金融中介機構公司治理結構，實現金融中介體系的規模化、多元化發展，才能使我國的金融中介體系更加健全，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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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范文5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7年走低，2000年終于出現了轉折，增長率開始上揚，許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氣，更有樂觀者認為，走出增長低谷和通縮陰影的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期。但是，先是從去年3月到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陸續轉入負增長，然后是從7月份開始，廣義貨幣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顯示出貨幣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和通貨緊縮回歸的趨勢。從工業生產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長率還高居11·2％，進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進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進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長率只有7·9％，創1998年以來月增長率最低水平。根據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2001年的gdp增長率只有7·3％，不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從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啟動內需的一系列政策以來，2001年可以說是內需增長最強勁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全年高達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個百分點，是1999年投資增長率的2·4倍！從消費看，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增長率全年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個百分點。兩條國內需求曲線，一條顯著上揚，一條平緩上揚，當年只有出口增長率從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條陡直下跌的曲線，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凈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為什么經濟增長曲線不跟隨占主導地位的國內需求曲線上升，而是跟隨出口曲線下降呢？
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范文6
關鍵詞：金融經濟；實體經濟；分離研究
當前，在全球的金融界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分析。假如這兩者之間有非常快的分離速度，不僅會影響到國家的實體經濟，同時也可誘發全世界的金融危機，因此，十分有必要對兩者間分離的表現和危害進行探析。
一、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分離特征
從整體上看來，實體經濟同金融經濟分離，并不是短時間內造成的，而是有一個漫長堆積和形成的過程。當其真正出現分離，就會產生金融危機。在上世紀的時候，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就有不平衡的情況出現，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比例數量不均衡就是其突出的表現。金融經濟部門相比于實體經濟的部門，其數量在迅速的增加，且有更多的資產和更大的規模。出現這種現象，代表實體經濟已經缺失了其主體地位，而原來的金融經濟也不再服務實體經濟和輔助實體經濟，而是取而代之其主導地位，并同實體經濟分離，往獨立方向發展。而對兩者間分離程度的衡量的指標就是金融交易量和金融資產以及金融資產系數，假如這些指標有很大的上升幅度，那么就說明兩者間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分離問題。到了21世紀，爆發了世界經濟危機，而實體經濟同金融經濟的分離，以一些新的特征呈現了出來，以下就是其具體的幾個表現：
（一）兼并行為
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來往地更為頻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讓市場有了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并讓其隱藏著極大風險。而且隨著經濟逐步發展，在市場競爭中，許多的金融機構依仗著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及強大資源，慢慢開始兼并一些實力不強、規模不大的機構，這樣的兼并行為，致使在一些較大規模的金融機構中，資產和資源過度集中，而這也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體得以過分集中。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這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假如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出現破產的情況，那么政府就會伸出援手，確保經濟穩定得以維持，而很多大型金融機構抓住這一點，對破產就不會有太多顧慮，并常常做出一些風險經營的行為。
（二）在金融經濟中出現很多經濟活動
金融經濟同實體經濟比起來，不管是在資金方面還是規模以及實力方面，優勢都非常明顯。正是這種優勢，致使在金融經濟中出現很多經濟活動，而實體經濟受到金融經濟嚴重的擠壓便是其必然會導致的結果，這不僅阻礙了實體經濟發展的腳步，與此同時，也會讓實體經濟同金融經濟出現分離的情況。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經濟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投機取巧行為出現，而這也加劇了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分離的程度。
（三）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比例不均衡
隨著金融經濟不斷強大，不僅制約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致使在數量上，兩者出現比例失衡的情況。并且，還有很多投機因素存在于金融經濟當中。因此這除了影響經濟指標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也無法真正反映一些市場當中的價格指數，從而使價格指數無法指導和反映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
二、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分離的利與弊
隨著金融經濟不斷發展，而在國民經濟當中，也提升了其地位，并逐漸占據了主要的地位，但這時的實體經濟發展速度卻不斷在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狀況轉變了世界經濟的結構。從總體看來，實體經濟同金融經濟的分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金融經濟逐步提升了自身的地位，也凸顯了其重要性，在金融經濟領域當中注入了很多的社會資源和資本，這也使在社會整體經濟中，金融經濟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從本質上來講，金融經濟為實體經濟而服務，使實體經濟得以良性發展就是金融經濟的重要職能。假如這兩者出現分離的情況，不管是對實體經濟還是對金融經濟，都會帶來嚴重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因此，一定要合理且科學的控制好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比例，并采取相應措施對二者的分離進行控制，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地促進其共同發展，
三、防范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分離的策略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任何一個國家要想讓經濟能夠穩定的發展，就要使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和諧發展得以保障。世界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經濟，與此同時，其與實體經濟也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可以這么說，要想發展金融經濟，就得依托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是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的。雖然看起來，只在金融領域發生經濟危機，但實質上，金融危機同實體經濟的關系非常密切。而這也說明世界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金融經濟太快發展，擠占原本實體經濟的主體地位。當金融經濟沒有實體經濟作支撐時，那么就會出現經濟泡沫的情況，從而潛藏著瓦解的風險。所以，要想使世界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得以保障，就應正確定位金融經濟，給實體經濟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而作為政府的部門，除了要將相關政策制定出來，支持實體經濟的有效發展，同時還要充分發揮金融經濟的服務作用，真正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進程。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要想推動經濟的發展就要發展實體經濟，并帶領著金融經濟為實體經濟更好的服務，促進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共同發展。同時，相關的金融機構要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給各大企業以及人民群眾，這樣才能將金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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