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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1

【關鍵詞】碳排放 LMDI 分解研究 北京市

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溫室氣體巨大的存量和新增排放量的快速增長，使得溫室效應加速顯現，節能減排問題成為國際和國內媒體持續關注的熱點問題。在2009年12月份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期間，眾多國家提出了自己的減排目標，中國政府在會前承諾：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走低排放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節能減排上備受各方矚目，理應做出表率。

從自身情況來看，北京市環境問題依然很嚴峻。2013年伊始，“霧霾”天氣接連不斷地出現，環境問題被政府提上了工作議程，如何保證在碳排放減少的同時而又不影響經濟的發展成為了北京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課題，要完成該項任務，必須找出北京市碳排放的影響因素，根據各項影響因素的構成來制定環境政策。

目前，對于影響北京市碳排放因素的相關研究較少。劉春蘭等在計算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每年變化情況的基礎上，利用LMDI模型將北京市碳排放定量分解為GDP、產業結構、能源消費強度、能源消費結構、碳排放系數等五方面因素。結論認為：導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經濟飛速發展，而能耗強度下降和產業結構優化是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核心因素。①姚永玲以北京市市轄區為研究對象，利用LMDI指標分解方法研究經濟規模、單位產值能耗、人均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間支持系數等對能耗的影響，結果表明，能源消耗增加主要是因為城市經濟增長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節能減排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②李慧鳳運用LMDI分解模型研究能源效率、能源結構和經濟發展三個因素對北京人均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得出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和遏制因素分別為經濟發展和能源效率。③

本文運用LMDI模型對北京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進行分析，了解各個因素對碳排放的貢獻率，為階段性碳減排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提供理論依據。

因素分解模型

因素分解方法是目前國際上研究二氧化碳變化機理所廣泛采用的一種方法，該方法將二氧化碳排放分解為相關影響因素的乘積，并根據不同的確定權重新進行分解，以確定各個影響因素的增量份額。碳排放主要的影響因素很多，如對外貿易、能源消費結構、固定資產投資、科技進步等都會影響碳排放，但歸納起來都會通過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能源強度、能源結構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系數中的一個或多個因素體現出來。本文在已有的因素基礎之上加上了人口這一重要影響因素，對于研究二氧化碳排放變化機理具有重要參考意義。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可以表達為：

C=∑Cij=∑P =∑PRSiIiMijUij

其中C為各種能源消費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i為產業或部門；j表示化石能源消費類型，如：煤炭、天然氣等；P表示北京市常駐人口數量；Q和Qi分別表示經濟總量和i產業或部門的產值；E、Ei、Eij分別表示能源消耗總量、i產業或部門能源消耗總量、i產業或地區j種能源消耗總量；R=Q/P，表示人均經濟總量；Si=Qi/Q，表示產業結構；Ii=Ei/Eij，表示能源強度；Mij=Eij/Ej，表示能源結構；Uij=Cij/Eij，表示i產業或部門j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這樣，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化可以分解為人口數量、人均經濟總量、產業結構、能源強度、能源結構、二氧化碳排放系數6個影響因素，以0、t分別表示即期和基期，根據LMDI模型方法，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化為：

Ctoc=Ct-C0=Cpop+Cact+Cstr+Cint+Cmix+Cemf

公式中6個變量對不同產業或部門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可根據B.W.Ang等提出的LMDI方法進行計算。

數據說明與結果分析

本文所使用數據為2002～2011年北京統計年鑒數據。所選因素中人口數量因素采用的是北京市常住人口數量；人均經濟總量因素采用的是北京市人均實際GDP（2002年為基期）；產業結構因素為三次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所選的消費能源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和電力9種能源。碳排放的核算采用《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所提供方法，不同類型能源使用量按不同標準折算成標準煤，再利用轉換系數將標準煤轉換為二氧化碳，基本公式為：

CO2=KQ

Q為各種能源使用量轉換為標準煤的數量；K為轉換系數，不同國家、地區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系數K是不等的。

根據LMDI分解模型，對北京市產業碳排放進行分解，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表1的數據，2002～2011年北京市碳排放量增加了5037萬噸，2008年由于奧運會的舉辦導致碳排放增長急劇減少，2011年由于焦炭使用減少了5倍多，該年碳排放出現了負增長，除了這兩年的特殊變化外，碳排放量都呈現逐年增加的態勢。在促進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中，人均經濟總量的增長導致碳排放增加6517萬噸，其貢獻率達到129.3%，可見經濟增長是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高速發展的經濟也帶來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人口的增加對于碳排放的增加起到很大的影響，其貢獻率達到80.9%；能源結構雖然也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從貢獻率來看還是占比太小。在抑制碳排放的因素中，能源強度（能源利用效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其貢獻率達到-94.4%；由于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其貢獻率也達到了-15.9%，說明北京市產業結構正處在優化的過程中。

表1 2002～2011年北京市碳排放因素分解（單位：萬噸）

結論

本文運用LMDI分解技術對北京市碳排放增量進行分解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人均經濟總量的增長是北京市碳排放繼續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第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強度）是抑制北京市碳排放增長的最主要因素；第三，能源結構的變化對北京市碳排放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由于長期依賴煤炭這種高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導致其對減少碳排放的作用甚微。

考慮到北京市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仍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并且人口控制缺乏實際意義，因此要控制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就需要從產業結構、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結構上下手。

從北京市產業結構來看，2011年底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達到76.1%，第二產業占比為23.1%，而第三產業大部分具有低消耗、低排放的特征，通過降低第二產業比率來增加第三產業占比的空間已然不大，因此，產業結構應該從內部進行調整即推進產業內升級，推動工藝創新，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

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為2000多萬人，汽車多達520多萬輛，從這些數據很容易看出北京市每天的能源消費是一個多么大的量，加大能源強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對于完成碳減排任務是事半功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主要的是提高能源技術水平，技術的提高不但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時還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提升企業實力和產品質量。

能源結構由于受一國資源稟賦的限制，在短期內很難改變，但從長期來說，能源結構在碳排放影響因素中貢獻最小，其發展空間很大。調整能源結構要改變目前以煤炭等碳基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共同發展。

【作者單位分別為河北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社科計劃面上項目“北京市能源消耗與碳排放歷史特征及成因分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m201310017001】

【注釋】

①劉春蘭，陳操操等：“1997年至2007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變化機理研究”，《資源科學》，2010年第2期，第235～241頁。

②姚永玲：“北京城市發展中的能源消耗影響因素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年第7期，第40～45頁。

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2

關鍵字：城市擴展；土地利用；低碳城市建設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led to the change of land use, the land use change only carbon emissions in fossil fuel burning after, is the world's carbon dioxide levels increas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the city as a important source of carbon, the land use change of atmospheric CO2 content increase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ased on urban carbon source carbon landscape pattern carbon process mechanism research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xian city in case of the area,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regional scale in the urban land use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effect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ime rule and low carbon e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ow carbon targets city carbon source carbon landscape and land use structure mode.

Key words: the city expansion; Land use; Low carbon cities construction

中圖分類號：TE0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引言：

在全球目光聚焦哥本哈根會議之際，溫室氣體減排、低碳城市建設正在逐步成為全人類發展的責任和共識。而我國正處在一個快速的城市化時期，城市人口與城市空間規模不斷增加，而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空間擴展導致了土地利用的變化，而土地利用變化中的碳排放量僅位于化石燃料燃燒之后，是全球大氣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1]。所以，城市作為重要碳源[2-3]，其土地利用變化與低碳城市建設是密切相關的。

1. 城市空間擴展與低碳城市

1.1城市空間擴展模式

城市空間擴展在不同發展階段表現出不同的擴展方式，概括起來主要有：1單核同心擴展模式2軸向帶狀擴展模式3多極核生長擴展模式4大城市圈擴展模式四種[4]。城市空間擴展帶來的土地利用變化所產生的碳排放，是位于化石燃料燃燒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排放量。

1.2城市空間擴展與碳排放關系

城市空間的擴展導致了土地利用的變化。據世界資源組織的碳排放計算器和著名碳循環研究專家的估算：1850～1998年間的全球碳排放中，土地利用變化及其引起的碳排放是人類活動影響總排放量的1/3；而中國1950～2005年全國土地利用變化的累計碳排放10.6PgC，占全部人為源碳排放量的30％，占同期全球土地利用變化碳排放量的12％[5]。

從分類來看，IPCC將土地利用劃分為6大類，即林地、農地、草地、濕地、居住地和其它土地，在此基礎上考慮各地類內及其相互轉化引起的溫室氣體源匯變化。據此，碳源可以被認為是任何能向大氣中排放碳的過程、活動或機制，碳匯則是指任何能把碳從大氣中清除的過程、活動和機制。而碳增匯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水土保持、生態保護以及林地耕地、草地和濕地的管理等方面，碳減排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結構優化、農業碳減排、建設用地碳減排和土地生態補償機制構建等。碳源碳匯景觀則是把碳源碳匯、碳增匯減排政策與土地利用類型與變化結合起來。

2城市空間擴展與低碳城市建設

2.1我國的城市空間擴展趨勢

預計未來二十年，將有18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碳排放占到了全球碳排放總量的75%以上。而在我國，600多個城市和20000多個集鎮的能耗占到社會總能耗的80%以上，其中287個地級以上的城市碳排放量占中國總排放量的58.84%。我國已經進入快速城市化時期，2008年城市化率達到44.9%，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8.5%，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超過10億。城市人口與城市規模不斷增加，隨著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向耐用消費品升級，未來20年能源消費的增長和碳排放將更加集中于城市。

2.2城市空間擴展中土地利用與低碳城市建設

一般認為,影響城市土地利用擴展的動力因素包括自然和社會經濟兩大類,其中又以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為主。H.Form把影響城市土地利用變化的動力分為兩大類,一是市場驅動力,二是權力行為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變化的過程與模式,市場驅動力通過行為力作用于城市空間,前者主要揭示變化的宏觀過程,后者重在揭示變化的微觀過程[6]。

盡管土地利用變化及其相關過程與生態系統碳循環的關系已經比較清楚，由于土地利用具有較大的復雜性及區域差異性，其對碳循環、碳源碳匯等的影響程度仍存在較大的空間差異和不確定性。

低碳城市Low-carbon City，指以低碳經濟為發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為理念和行為特征、政府公務管理層以低碳社會為建設標本和藍圖的城市[7]，是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全面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宜居城市。而實際上，經濟建設、產業布局、城市擴展和能源消耗等人類活動都與土地利用密切相關，并最終都要落實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上。

3.西安市城市空間擴展與碳排放研究

西安市是西部地區最具發展帶動作用的中心城市之一。隨著關中-天水經濟區和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建設，預計到2020年城鎮建設用地規模達到865平方千米，市域總人口規模為1070.78萬人。未來十年土地利用變化、碳排放和碳固定總量將發生巨大變化。

3.1城市空間擴展與土地利用變化

根據西安市2001――2007年統計年鑒，統計期間西安市不同土地變化趨勢如下：

表1西安市2001――2007土地利用變化趨勢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顯著增加，西安地區城鎮建設和農村居民點用地急劇擴大，大量農用地被占用，土地利用變化十分顯著。表1中反映出了西安地區2001年到2007年的土地利用變化情況，耕地面積明顯呈遞減趨勢，從2001年的2878km2減少到了2007年的2612 km2；工業用地面成倍積增加，從2001年的36km2增加到2007年的61km2；而林地面積穩步增加，從2001年的4174km2增加到2007年的5048km2。

3.2土地利用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

各土地利用類型綜合碳排效應：農地的碳排放強度為0.37噸碳/公頃，較國際平均水平低，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國農業傳統重視有機肥施用和秸稈還田，農業土壤有機碳蓄積效果顯著。

林地碳吸納強度為0.49噸碳/公頃，是重要碳匯，主要原因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大力提倡植樹造林，森林蓄積量不斷提升，大量中、幼齡林生長效應的碳吸納效果明顯，強于同期的木材采伐、薪柴采集、災害干擾等影響所致。

建設用地方面，碳排放總量和強度均為最高。西北地區的建設用地碳排放強度水平較低，為33.90噸碳/公頃[5]。

根據計算，將西安市2001年――2007年不同土地類型碳排放量統計如表2：

表2西安市2001年――2007年不同土地類型碳排放量

通過統計可以得出，雖然工業用地和耕地的面積差異較大，但是由于工業用地的碳排放系數遠大于耕地的碳排放系數，二者在西安土地碳排放的主要排放中差不多。林地作為主要的碳匯地，由于其面積遠大于其它類型土地面積，所以能中和很大一部分碳源。

另外從數據中也可以看出，從05年開始林地面積開始逐年減少，工業用地面積開始大幅增加，導致05年的碳排放總量開始猛增。

4.結論

近些年來,隨著西安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水、土地和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強度日益加大,人為開發建設活動已經成為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重要因素。從2000到2007年,西安城區土地利用/覆被變化較快,綜合土地動態度為1.9%,耕地、未利用地、園地、水體面積有所減少,建設用地面積則顯著增加,年變化率為3.1%,草地和林地面積小幅度增加,導致建設用地急劇增加的原因是城市化的步伐不斷加快,草地和林地面積增加歸因于近年來實施的退耕還林還草舉措[8]。

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空間擴展帶來的土地利用變化所造成的碳排放，是城市成為重要碳源的重要原因；不同的經濟與城市發展模式的碳排放效果及產生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意義不同[9]；我國土地利用變化過程已經對陸地生態系統的碳循環產生了重要影響[10]，研究陸地生態系統、土地利用變化的碳排放/碳吸納過程，抑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增加碳吸納能力就成為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11]。而我國土地利用變化帶來的碳源、碳匯格局對低碳效應的影響，表現為不同尺度特征，從大區域尺度來看，城市空間擴展與土地利用變化引起的碳排放與低碳建設應該與區域發展與生態建設相協調。但從城市空間尺度來看，土地利用變化也與碳排放、低碳有密切關系。所以對城市空間擴展與低碳城市建設來看，應該兼顧不同的尺度，以此來促進低碳城市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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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3

關鍵詞：碳排放；因素分解；產業結構；四川省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292-02

自2001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三次氣候評估報告以來，氣候變暖問題逐漸成為重要的國際政治議題。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世界各國均將發展低碳經濟提上議事日程。中國政府亦于2009年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研究中國碳排放的變化趨勢及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利用四川省的相關數據來分析四川省三大產業二十年來碳排放的變化趨勢，并從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強度、經濟發展等因素來分析導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研究方法和數據整理

（一）研究方法

產業碳排放量，是指產業活動燃燒化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等）釋放出的二氧化碳量。本文將Kaya恒等式表述為碳排放強度、能源結構、能耗強度、產業結構、生產總值5個因素的乘積。根據Ang提出的LMDI法可將碳排放總量分解為排放因子效應、能源結構效應、能源強度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及產出規模效應等因素的乘積，則碳排放由0期到T期的變化可以分解為排放因子效應、能源結構效應、能源強度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及產出規模效應五種驅動因素，由于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通常較為固定，在實際應用中一般取常量，因此，排放因子效應始終等于0，可以不作為考慮因素。則碳排放的變化就表示為能源結構效應、能源效率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及產出規模效應四種驅動因素。能源結構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不同的能源在碳排放系數方面具有差別，如果用高碳能源替代低碳能源，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會導致碳排放的增加，反之，則會減少碳排放。能源強度反映了對能源利用的節約程度。由于不同產業在能源消耗上具有差別，因此，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從理論上講，調整產業結構可以降低總體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產出規模效應反映了經濟規模的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多數研究認為，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平穩的正相關關系，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規模的擴張會引起更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二）數據來源和整理

本文將國民經濟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能源品種分為煤炭、石油、天然氣三類來進行研究。能源消費數據、各產業增加值及比重均來源于1990—2011年《四川省統計年鑒》，其中，產業增加值均按照1978年不變價進行了調整。由于目前中國沒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監測數據，當前大部分的碳排放量研究都是基于能源消費量、能源碳排放系數進行估算，即碳排放量等于第i種化石能源的消費量乘以第i種化石能源對標準煤的折算系數乘以第i種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化石能源對標準煤的折算系數采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規定的數值，即1kg原煤折0.7143kg標煤，1kg原油折1.4286kg標煤，1m3天然氣折1.333kg標煤。碳排放系數目前各國采用的數值并不完全相同，本文選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的數據：煤炭、石油、天然氣的碳排放系數分別為0.7476kg碳/kg標煤、0.5825 kg碳/kg標煤、0.4435 kg碳/kg標煤。由于本文主要考察產業結構演變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再加上中國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是生產領域而非消費領域，故而本文在研究時省略掉了消費領域的碳排放，只考察三大產業的碳排放。此外，由于受到統計數據的限制，1999—2004年的相關數據缺失，但不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

二、數據分析和研究結果

（一）四川省碳排放的增長趨勢

1990—2011年四川省碳排放量大幅增加，從1990年的3 689.488t增加到2010年的13 057.19t，增幅達253.9%。1990—1998年三大產業碳排放增幅較大，達58.48%，2005—2010年增幅有所下降，達38%。其中，第一產業的碳排放從1990年的26.96t增加到2010年的130.898t，增幅達385.5%。1990—1998年碳排放增幅達56.8%，2005—2010年增幅下降到40%；第二產業的碳排放從1990年的2 284.156t增加到2010年的8 151.758t，增幅達256.88%。1990—1998年碳排放增幅較大，達59.26%，2005—2010年增幅有所下降，達38.13%；第三產業的碳排放從1990年的1 378.371t增加到2010年的4 774.531t，增幅達246.39%。1990—1998年三大產業碳排放增幅達57.2%，2005—2010年增幅下降到37.7%。總起來看，碳排放增幅最大的是第一產業，其次是第二產業，增幅最小的是第三產業。碳排放量最大的是第二產業，最少的是第一產業。

（二）采用LMDI法對碳排放分解表明，產業結構是導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長的正向因素

1990—2010年是四川省工業向重型化發展的階段，工業比重從1990年的35.1%提高到2010年的50.5%，工業重型化特征必然導致對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增大，進而加大碳排放量。這和國內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存在著一定的分歧，部分研究認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碳排放量的增長起負面效應，從理論上講，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意味著產業結構對資源和能源的依賴程度下降，經濟發展更多的依靠科技進步，因而碳排放量會下降。但是，由于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產業結構正在由重工業化階段向高加工度方向發展，因此，產業結構對碳排放量的貢獻率為正且較大。因此，在遵循產業結構演進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四川省產業結構的進一步高度化，將會導致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貢獻率下降直至變為負。

能源結構也是導致四川省1990—2010年碳排放增長的重要促進因素，表明四川省在發展過程中仍然是維持著高碳能源的消耗比重。1995—2010年，煤炭和石油的消費比例在三大類能源的消費中占了98.86%，其中煤炭的比重高達88%，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的高碳能源消費結構，將對四川省節能減排的目標實現帶來很大的困難。因此，轉變能源消費結構，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對于四川省完成節能減排任務具有重要的意義。

能耗強度的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對1990—2010年四川省碳排放量的增長發揮著積極的負面效應，且其抑制效應在逐年增大。1990年四川省的能耗強度為6.66噸標煤/萬元，到2010年能耗強度降為2.75噸標煤/萬元，表明四川省綜合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穩步提升，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又主要得益于各產業的技術進步，今后應當進一步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繼續發揮能耗強度對碳排放的抑制效應。

經濟增長對四川省碳排放量的增長發揮著積極的負面效應。1990—2010年四川省實際GDP的增長率達到8.5%，同期碳排放的增長率達到253.9%。經濟的快速發展刺激了能源消費，進而導致了碳排放的增長。這一結論和國內其他的研究成果的結論是一致的，表明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正相關關系。

三、結論和建議

本文采用1990—2010年四川省分行業能源消費數據，計算了四川省三大產業的碳排放量，并采用LMDI法將引起四川省1990—2010年碳排放增長的因素分解為四種效應。通過對結果的分析，我們發現：（1）在1990—2010年間，四川省碳排放增長了2.5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2%，高于同期實際GDP的增長率，反映出在四川省工業結構重型化的趨勢下，碳排放總量增長的態勢。分階段來看，2005—2010年各產業碳排放增長的速度比較起1990—1998年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表明由于抑制因子的作用，四川省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放緩。（2）產出規模和產業結構是導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長的正向因素。經濟規模的擴大，及產業結構重型化的發展，都對四川省碳排放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應該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推動低能耗、低排放的高新技術產業及服務業的發展，同時也要重視利用高新技術對傳統工業部門進行更新改造。在這一過程中，要注意尊重產業結構演進的客觀規律性。（3）能源結構亦是導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長的正向因素。因此，當前四川省應該加快發展太陽能、風能、核能等清潔能源，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優化能源結構，發揮能源替代效應對減排的積極作用。（4）能源利用效率是導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長的負面因素。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各產業的技術進步，因此應當繼續重視發揮技術進步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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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4

碳源是指向大氣釋放溫室氣體的過程、活動或機制。向大氣中釋放二氧化碳的過程可分為人為排放和自然排放。人類活動特別是工業、能源活動，由于使用化石燃料或原料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過程屬于人為范疇。聯合國統計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清除針對的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能源型碳源二氧化碳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55%，是人為活動的最主要碳源。能源消費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費是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統計數據缺失，我國目前沒有官方統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數據。根據《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路徑與政策研究》一書，筆者應用單位標煤的碳排放系數（2.27t碳/t標準煤）以及《中國能源統計年鑒》能源消費數據，計算了歷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數據，如圖1所示（圖中所列碳排放僅考慮能源型碳源產生的碳排放）。

2我國紡織業溫室氣體排放分析

近幾年，隨著紡織產業高速發展，能源消費也顯著增長。紡織工業能源消費總量由1995年的3531萬噸標準煤增加到2013的6357萬噸標準煤，增長了44%。紡織工業的能源消費主要集中在煤、電、熱力的消耗上，占到90%左右。從工業企業生產成本構成看，紡織企業能源資源消耗占成本的比重超過70%。“十二五”時期，國家對紡織工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產品單耗值增加為新的約束性指標，并對單耗下降值提出了明確要求。紡織工業先后出臺了《紡織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和《建設紡織強國綱要（2011-2020）》兩個綱領性文件。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十二五”期間紡織工業節能發展目標：單位增加值能源消耗比2010年降低20%；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10年降低20%。

3紡織工業的溫室氣體減排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在經濟新常態的態勢下，紡織行業也面臨生產增速全面下降，出口形勢嚴峻，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大等情況，節能減排將成為紡織行業發展的突破口。紡織行業必須改變粗放增長方式，通過改變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節能低碳技術來達到溫室氣體減排目的。紡織工業改變能源結構的方法有利用生物質能及太陽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則可以通過采用廠房節能燈的使用、新型變壓器的使用、變頻器的使用、新型疏水閥、鍋爐過量空氣系數控制技術、耗熱設備的保溫技術、高溫廢水余熱回收技術、熱定形機尾氣余熱回收技術、節能風機等方法。節能低碳技術則包括低浴比印染技術、常溫染整技術、無水染整技術、機械整理技術、數碼印花技術、短流程印染技術等。

4結論

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5

文章利用投入產出法測算出我國2007年和2012年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情況，通過測算得出我國2012年出口貿易中隱含碳的排放量整體高于2007年我國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量。紡織、服裝業、化學工業、建筑業、制造業等行業較為嚴重，尤其是化學工業和紡織業。針對此現狀，進一步提出我國應該對貿易政策進行改進，實行更加完善具體的低碳化貿易政策，從而達到減少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的排放，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投入產出法；出口貿易；隱含碳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國進出口貿易迅速發展，很快中國躋身于貿易大國之列。然而，隨著貿易、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在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問題日趨嚴重。2007年，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美國；2013年，中國碳排放總量超過歐美總和，占全球的29%。并且，我國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過歐盟。2009年的“十二五”提出，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2015年的“十三五”提出，我國繼續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世界碳排放大國， 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社會壓力。

一、概述

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把隱含碳排放逐年增長的原因都大多數歸因于國家產業結構不夠先進，生產技術、方式相對落后，產品升級換代速度慢以及國際環境組織劃分碳排放責任不公平等，而對于出口貿易的增長促使隱含碳排放量增加這一研究相對欠缺。因此本文從我國出口貿易的角度出發，對貿易量的增加影響隱含碳的排放進行深入探討。分析出我國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貿易量的增加。想要減少隱含碳的排放量，關鍵要對我國的貿易政策提出改進措施，必須完善我國的低碳化貿易政策，例如保持出口平穩增長，推動出口結構升級。根據不同行業碳排放量的差異，采取不同的出口限制政策和措施。引進先進生產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從而達到節能減排作用，并且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二、研究方法

投入產出法，是由美國的WassilyW.Leontief教授創立的，即把一系列內部部門在一定時期內投入來源與產出去向排成一張投入產出表，依據該表來建立數學模型，從而計算消耗系數，再根據消耗系數進行經濟分析和預測。在投入產出分析中涉及到兩個最重要的概念：直接消耗系數和完全消耗系數。直接消耗系數是指某個部門在生產單位產品時需要消耗的各個部門產品的數量。完全消耗系數是指部門與部門之間除了直接消耗外，還需要通過中間產品消耗某一產品，稱作間接消耗，完全消耗系數則是某個部門在生產單位產品時的直接消耗與間接消耗的總和。

利用投入產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將CO2直接排放系數轉化成CO2完全排放系數，從而得到隱含碳的排放系數。然后，用我國的出口貿易總量乘以隱含碳排放系數，得到出口產品中總的隱含碳。再減去直接能源出口中隱含的CO2，即可得到我國出口中的隱含碳。

具體指標如下：

1. 直接消耗系數：amn=qmn/Qmn（m，n=1，2，3，4……k） （1）

其中，amn表示n類產品的直接消耗系數。生產每一單位的n部門的產品所直接消耗的m部門的產品數量=生產n部門全部產品所直接消耗的m部門的產品數量/n部門的總產量。將amn記作矩陣A。

2. 完全排放系數：B=A（E-tA）-1（2）

其中，B表示完全排放系數，A表示直接消耗系數；t表示國內投入品中占投入的比重，且t=1- [m部門的進口額/（m部門進口額+m部門的總產值-m部門出口額）。（E-tA）-1稱為扣除進口產品影響的里昂惕夫逆矩陣。

3. 中間投入產品i的能源消耗強度：xi=Xi/Pi（3）

其中，設xi為生產單位產值的i產品所消耗的能源量，Xi代表產品部門i全年的能源消費總量，Pi代表產品部門i在同一年份的總產值。Xi和Pi 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

4. 最終產品部門j的隱含能源消耗強度：Cj=Σbij*xj（j=1，2，…，14）（4）

其中，Cj表示在生產單位產值的j類產品過程中，直接和間接消耗的中間投入的i（i=1，2，…，14）個部門的能源消耗強度之和。已知中間投入品i的能源消耗強度xi和生產j類產品所直接和間接消耗的i類產品的價值量。

5. 最終產品的出口產品的隱含碳

Qj = Wj*Cj*M（j=1，2，…，14）（5）

其中，Wj表示j類產品的出口額，M表示某一年單位能源消耗量的CO2排放強度

6. 全部出口產品的隱含碳：

z=ΣQj（j=1，2，…，14）（6）

三、實證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從表1可以看出：

1. 我國2012年出口貿易中隱含碳的排放量整體高于2007年我國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量。

2. 14個行業中，除煤炭開采和洗選業與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兩個行業，在2012年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比2007年有下降趨勢以外，其余的12個行業在2012年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3. 其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紡織業、化學工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品制造業以及通信設備、計算機電子設備制造業在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占據了大部分比重，大約70%左右。

4. 2012年，化學工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和通信設洹⒓撲慊電子設備制造業這三個行業的出口貿易隱含碳的排放量比2007年有巨大的增長幅度。

利用投入產出法對我國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進行測算后，通過得到的數據，分析出我國在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問題的嚴重性。雖然貿易的快速發展加快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步伐，但是，貿易量的增大是促使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愈加嚴重的重要原因。

我國出口貿易中隱含碳排放愈加嚴重的主要原因是貿易量的增長，中國是典型的隱含碳凈出口國。通過對中國出口隱含碳的測算，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導致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量逐年增長。這表明，出口規模的大小和技術水平的高低對中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較大。因此，我國出口貿易規模的龐大是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相比我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之龐大，由于我國是制造大國，因此我國的進口貿易規模稍微偏弱。更重要的是，進口貿易伙伴國早就完成工業革命，加上生產技術較為先進，結構較為優化，碳排放強度低于中國，所以，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的增長大大高于進口商品隱含碳排放量的增長。要想我國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量能夠得到有效的緩和，那么，我國就必須在現有的生產技術水平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口，同時，也需要更進一步優化出口貿易的貿易結構。另外，化學工業、通用及專用設備制造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紡織業以及交通運輸業這幾個高污染企業占據了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總量的60%～70%，并有逐年上升趨勢。因此，需要對這些部門的改進尤其加以重視。

四、對策及建議

基于以上的研究討論，針對貿易量的增加促使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的排放逐年增加這一原因，提出如下建議：

我國應該對貿易政策進行改進，實行更加完善具體的低碳化貿易政策。

首先，我國政府應該確保對外貿易政策的連續與穩定，有了穩定的貿易環境，才能保持出口的平穩增長，提高我國的科技技術，促進出口結構的優化升級。處于當前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必須要從制造大國邁進制造強國之列。因此，面臨加速升級換代的制造業，除了面臨發達國家對生產技術以及產品市場的高標準、高要求的壓力，還面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生產的壓力。國家和政府要繼續按照實情調整實施適合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政策，對于一些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產業要準確調控他們的出口規模。各企業各部門也要不斷通過生產技術創新等手段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較大的國際競爭優勢，從而進入生產價值鏈的高端。

其次，促進高污染制造產業的換代升級，對高排放的產品出口要進行必要的限制，需要實施低碳化貿易政策。針對化學工業、紡織業等高污染行業，對其生產出的產品在出口時征收相應的環境關稅。另一方面，需要鼓勵進口替代政策，加快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以促進本國國內企業的節能減排。

最后，我國各行業也應該對自身的生產技術進行不斷創新，生產出綠色、低能耗、低排放的產品，減少出口碳排放量，從而能夠實現節能減排的大目標，真正實現低碳經濟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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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6

關鍵詞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隱含碳排放；“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

中圖分類號F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4）01-005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9

世界各國廣泛地認為人類目前的生產活動是不可持續的。這種不可持續生產活動的外部效應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導致了全球氣候變暖、飲用水資源缺乏、耕地面積退化等一系列環境問題。這些環境問題給人類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各國學者普遍認為人類活動排放的大量CO2是造成這些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為了控制和最小化人類生產活動的負外部效應，減少CO2排放已經逐漸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首要任務之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伴隨著進出口商品貿易的發生，各國的碳排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來自其它國家隱含碳排放的影響。對國際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研究是科學界定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基礎。如何科學地界定隱含碳排放責任歸屬以及各個國家的碳排放責任范圍是這項任務的核心和各方關注的焦點。

1文獻綜述

針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問題，國內外學者從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核算和碳排放責任界定兩個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關于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核算的研究，從雙邊貿易角度，Ackerman F 等[1]分析了日本和美國的貿易隱含碳排放量，通過核算得到1995年日美兩國的貿易使得美國減少了1 460萬t碳排放量，日本增加了670萬t碳排放量，從而使得全球減少了790萬t碳排放量；Shui B、Harriss R C[2]分析了1997-2003年中美貿易隱含碳排放量，指出美國向中國進口商品使得美國的碳排放量減少了3%-6%，但是由于中國對煤炭的大量使用和制造技術的低效率，中美貿易使得中國的碳排放量增加了7%-14%，最終導致了全球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從多邊貿易角度，Ahmad N、Wyckoff A W[3]對OECD成員國的碳排放平衡進行了分析，指出1995年OECD國家國內消費碳排放量比國內生產碳排放量高出5%，多出的部分主要由美國、日本等貿易凈進口國進口大量隱含碳排放所導致，因此只注重對生產過程的監督而忽視對消費過程的監督不利于全球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國內學者主要以中國的商品生產和貿易為背景，對中國的隱含碳排放特征進行了研究。牛叔文[4]等分析1971-2005年間亞太八國的能源消耗、GDP以及碳排放量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三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基數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單位能耗和單位GDP的碳排放低，而發展中國家則相反。齊曄[5]等采用投入產出法，對1997-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產品類別和隱含碳排放量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國碳排放總量的快速增長與日益擴大的貿易順差密切相關，以價格為基礎的投入產出法扭曲了各國在技術方面的差異，發達國家技術水平較為先進，生產低能耗低排放產品，而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較低，卻生產高耗能高排放產品，這種社會分工和貿易結構增加了全球碳排放總量。

毋庸置疑，碳排放責任的公平界定是各國和地區制定碳排放政策的基礎和依據，也是保證碳排放政策高效運行的重要前提。早在1974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提出過“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pays principle）[6]。按照這項原則，一個區域應當承擔“其地域界限之內所排放的CO2”造成的污染責任。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這種基于區域的碳排放責任界定原則掩蓋了隱含碳排放的“責任轉移問題”（burden shifting），忽略了國際貿易中的“碳泄漏”（carbon leakage）現象，存在巨大的缺陷。

隨著對碳排放責任問題研究的深入，國內外學者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和地區碳排放責任的界定原則提出了許多改進方法。Munksgaard J、Pedersen K A[7]最早通過貿易加減法，將國內生產的碳排放量減去凈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碳減排責任的基本指標，這種界定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原則稱為“消費者承擔”原則（consumptionbased principle）。新核算原則的提出將碳排放責任的討論焦點從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商品消費國。Zsofia Vetone Mozner[8]指出國際貿易使得生產和消費的周期變長，從而模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各自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依據國際貿易中“碳足跡”的分析結果指出“消費者承擔”原則更具有科學性。Manfred L、Joy M[9]將投入產出法和結構路徑分析（structural path analysis）相結合，運用閾值捕捉技術（thresholdcapture），構造了衡量包含上游產業和下游產業在內的完整碳足跡量化框架，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下游責任”（downstream responsibility）應當得到重視。Alexandra Marquesh[10]等通過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收入的大小與該國的碳排放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據此提出了基于收入的碳排放責任分擔原則（incomebased principle），并從效果、類型、方向、范圍和機構五個方面與“消費者承擔”原則和“生產者承擔”原則進行了比較，指出了新原則的優點。國內學者對單個國家或地區碳排放責任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樊綱等[11]基于長期、動態的視角，從福利角度探討了以消費排放作為分配碳排放指標的公平性和重要性，同時建議將人均累計消費排放作為國際公平分擔減排責任的重要指標。徐盈之等[12]等通過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分析了我國各產業部門內涵碳排放的間接效應和部分轉移機制，并基于“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個部門的碳排放責任進行了測度。周茂榮等[13]在對國外已有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詳細對比了生產者責任、消費者責任及共擔原則三種責任劃分原則對我國的影響，并針對我國碳排放提出有效的對策建議。

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如何公平界定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理論研究比較豐富，但是對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進行實證分析的研究相對缺乏，尤其是采用“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進行分析更是少見。同時，既有研究大多僅僅基于一個國家的視角，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家之間的隱含碳轉移現象以及其責任歸屬問題的關注不夠，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本文通過構建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25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包括7個發展中國家，18個發達國家）2009年的隱含碳排放進行核算，據此分析國際貿易背景下隱含碳排放轉移問題。在此基礎上，基于“生產者消費者共擔”視角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核算，將其與 “生產者負擔”原則下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進行比較，據此分析各國碳排放特征和以及產生原因，并就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減少中國的碳排放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以彌補國內外研究的不足。

2研究方法

首先介紹利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測算國際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方法；其次，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的碳排放進行分解，并對兩種碳排放承擔原則進行說明。

2.1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構建

全球的總產出存在著如下的平衡關系：

X=AX+F（1）

其中，X為全球的總產出，AX為用于出口的貿易量，F為一國生產的供本國再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產量。

考慮由n個國家構成的區域時，（1）式可以重新表述為：

其中，xi為i國的總產出，aij=xij/xj（i≠j）為j國單位產出需要從i國得到的進口量。fdi為由國家i生產的供i國再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產量，fbi為由國家i出口到n個國家構成的區域之外的國家的產量。

假設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可以劃分成m部門，則對于單個國家而言，有：

xi=Cixi+fid+fib（3）

（3）式給出了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矩陣Ci是國家i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

令Ei為國家i各產業部門單位產值的CO2排放量（tCO2/萬美元），則國家i每消耗一單位產品或者出口一單位產品的CO2排放系數矩陣為 Ei（I-Ci）-1，其中（I-Ci）-1為完全消耗系數矩陣。

2.2碳排放責任承擔原則

為了測算國際貿易對各國碳排放責任影響的程度，本文采用兩種責任承擔原則分別對各個國家的隱含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并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

在“生產者負擔”原則下，國家i的碳排放責任為國家i地域界限之內所排放的CO2造成的污染責任。令Xi為國家i的總產出，Ei為國家i各產業部門單位產值的CO2排放量（tCO2/萬美元），則“生產者負擔”原則下國家i的碳排放責任Ri表示如下：

Ri=EiXi（4）

“生產者負擔”原則下一個國家的碳排放責任和該國各產業部門的單位產值的CO2排放水平以及各個產業部門的產值相關，沒有考慮到國際貿易中的隱含碳轉移問題。

在開放經濟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生產商品的同時又從別的國家進口商品，還將多余的商品出口到別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圖1對國家i的碳排放進行全面的分解。

圖1顯示，國家i通過進口中間要素和最終消費品接受其他國家對本國的隱含碳排放轉移，同時通過出口中間要素和最終消費品向其他國家轉移隱含碳排放。

考慮由n個國家組成的區域時，假設國家i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向量為IM，則αIM為進口的中間要素向量，（I-α）IM為進口的最終消費品向量。α是一個對角線矩陣，對角線上的每一個元素αir為從國家r進口的中間要素投入量占從r國的進口總量（進口中間要素投入量加上進口最終消費量）的比例。

依據相同的假設，假設國家i向其他國家的出口量為EX，則βEX為出口的中間要素向量，（I-β）EX為出口的最終消費品向量。

根據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可以將國家i的進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1i、本國直接投入碳排放量Q2i、出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3i、進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4i、本國直接消費碳排放量Q5i以及出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6i分別測算出來，測算公式分別表示如下：

其中，（6）式中DI為生產過程中本國直接投入的生產要素，（9）式中FC為本國生產的供本國最終消費的產量。

根據“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一國總的碳排放責任Si等于它所承擔的生產者責任Siprod和消費者責任Sicons之和，據此可以計算出國家i的生產者責任Siprod和消費者責任Sicons和總碳排放責任Si：

Si=Siprod+Sicons

=（Qi1+Qi2-Qi3）+（Qi4+Qi5-Qi6）（11）

3實證分析

3.1數據來源和處理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中的《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Use Tables（2009）》、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庫中的《OECD Members Input and Output Tables》以及GTAP數據庫中的《Carbon Emission Tables》。

由于不同數據庫對產業部門的劃分存在差異，本文首先根據聯合國頒布的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將部門劃分口徑調成一致，合并成37個產業部門。然后依次根據《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Use Tables（2009）》計算出各國各產業部門的進口中間產品投入量、本國直接中間產品投入量、出口中間產品投入量、進口最終消費品量、本國直接消費品量以及出口最終消費品量；根據《OECD Members Input and Output Tables》計算出各國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C和完全消耗系數矩陣（I-C）-1；利用GTAP數據庫中的《Carbon Emission Tables》計算出各國各產業部門單位產值的CO2排放量。

3.2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以上建立的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和碳排放責任承擔原則以及數據的處理結果，本文首先測算出包含中國在內的25個貿易組織成員國（包括7個發展中國家，18個發達國家）的進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1、本國直接投入碳排放量Q2、出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3、進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4、本國直接消費碳排放量Q5、出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6，見表1。

從生產者角度，比較表1中的進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1和出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3可以發現，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最大的國家（63.677 9×

104 t），是印度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量的三倍。發達國家中澳大利亞、加拿大的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出現了和中國相似的特征。與之相反，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中間產品碳排放凈進口最大的國家（245.067 0×104 t），其次是日本（153.476 0×104 t）。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資源稟賦相對豐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傾向于向資源稟賦相對匱乏、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先進的國家出口中間投入產品。中間產品的凈進口國通過進口這類中間產品，避免了由本國生產這些中間產品時排放的CO2責任。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國為其它國家提供大量中間產品的同時也承擔了生產這些中間產品所排放的CO2責任。根據“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這部分隱含碳排放責任應當由進口國的生產者負擔。

從消費者角度，比較表1中的進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4和出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6發現，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最終消費品隱含碳排放凈出口最大的國家（142.250 8×104 t），其次是印度（50.000 0×104 t）和波蘭（11.472 9×104 t）。與之相反，所有發達國家都是最終消費品隱含碳排放凈進口國，其中德國的最終消費品隱含碳凈進口量最大（200.000 0×104 t），其次是英國（164.672 7×104 t）、美國（100.178 1×104 t）和日本（22.964 8×104 t）。發達國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最終消費品，成功地將這部分隱含碳排放責任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生產了大量廉價的最終消費品卻因此承擔了這部分不屬于本國的碳排放責任。

根據“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這部分隱含的碳排放責任應當由進口國的消費者負擔。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按照“生產者消費者共擔”的原則，將隱含在中間產品貿易中的碳排放Q1和Q3歸結為進口國家生產者的責任，將隱含在最終消費品中的碳排放Q4和Q6歸結為進口國家消費者責任，本國直接投入碳排放Q2歸結為本國的生產者責任，本國直接消費的碳排放Q5歸結為本國的消費者責任，得到如公式（11）所示的總碳排放責任Si。表2顯示了按照“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核算的結果。

根據表2的測算結果，本文分別從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兩個角度，將25個國家的碳排放責任進行橫向比較。比較各國的生產者責任發現，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生產者責任最大的國家（3 511.076 1×104 t），是印度的生產者責任的1.3倍，比發達國家中生產者責任最大的美國高出1 030.664 1×104 t。比較各國消費者責任發現，中國僅次于印度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消費者責任第二的國家（173.035 0×104 t），但是中國的消費者責任只有美國消費者責任的十分之一。進一步分析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自的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比例發現，發展中國家中生產者責任與消費者責任的比例中國為20.3，印度為4.3；而發達國家該比例美國為1.5，英國為1.7，德國為1.3。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生產者責任明顯高于消費者責任，而發達國家的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之間的差距卻不是很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比例的不同使得中國的生產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高達95.30%，而消費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只有4.70%。與中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美國的生產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59.83%）相對較低，消費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40.17%）相對較高。中國的生產者責任遠高于消費者責任的原因可以從中國的生產特征、消費特征以及貿易結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中國正處在快速工業化階段，國內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發展對中間產品的需求較高，同時中國的生產方式比較粗放，所以中國在生產過程排放了大量的CO2；其次，雖然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快速提高，但是相對于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消費需求依然處于較低水平，所以中國在消費過程中的碳排放水平較低；最后，中國較高的生產能力和較低的消費水平使得中國的貿易結構呈現出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出口大量的最終消費品的特征，這種貿易結構導致了中國的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之間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給各國碳排放責任帶來的影響，本文依據“生產者承擔”原則和“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并計算了兩種責任分擔方案下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差異，詳見表3。

對表3中的數據分析發現，“生產者負擔”原則下，碳排放責任最大的國家是中國（4 281.846 0×104 t），其次是美國（4 058.899 9×104 t）、英國（2 489.875 2×104 t）、德國（1 776.930 4×104 t）和印度（1 454.382 3×104 t）。而在“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下，碳排放責任最大的國家是美國（4 145.658 1×104 t），其次是中國（3 811.466 5×104 t）、英國（2 413.107 2×104 t）和印度（1 082.710 3×104 t）。“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將國際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納入核算內容，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重新進行了核算，有效地解決了隱含碳排放的責任歸屬問題，對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更加科學合理。

共擔原則下中國和澳大利亞分別是碳排放責任減少幅度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國減少470.379 4×104 t，澳大利亞減少444.852 1×104 t）。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僅中國的碳排放責任減少幅度比澳大利亞高，而且兩國的碳排放責任減少的具體原因也不相同。中國憑借自身獨特的生產優勢成為世界商品生產和加工的基地，出口產品以最終消費品為主，因此中國通過出口最終消費品轉移的碳排放水平Q6很高（156.009 1×104 t，占本國最終消費品總排放的33.1%）。澳大利亞憑借本國豐富的資源稟賦出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因此隱含在出口的中間產品中的碳排放轉移水平Q3較高（229.831 5×104 t，占總中間產品碳排放量的23.8%）。在共擔原則下中國和澳大利亞分別通過最終消費碳排放的凈出口和中間產品的凈出口實現了碳排放責任的大幅減少。

與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碳排放責任變動幅度相反，共擔原則下日本和美國出現了碳排放責任的大幅度增加（日本增加175.727 1×104 t、美國增加86.758 1×104 t）。通過比較表3中的數據發現，碳排放責任的大幅度增加只出現在發達國家中。將這些發達國家分成兩類來進一步分析它們碳排放責任增加的具體原因：第一類是像日本這樣的資源稟賦比較匱乏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因此隱含在進口中間產品中的碳排放量Q1使得它們的碳排放責任大幅度增加（日本進口中間產品中的碳排放量Q1為本國直接要素投入碳排放量Q2的約22倍）；第二類是類似于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國內消費需求很高，需要進口大量的最終消費品，隱含在進口最終消費品中的碳排放量Q4使得它們的碳排放責任大幅度增加（美國進口最終消費碳排放量Q4占本國消費者責任Scons的16.8%）。

資源稟賦狀況、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貿易結構特征是導致我國的碳排放責任呈現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從資源稟賦角度來看，我國的能源具有種類過于單一、分布極其不均勻等特點。我國的能源總量比較豐富，但是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并且化石能源中碳排放系數最高的煤炭占主導地位。2006年，我國煤炭保有資源量為10 345億t，剩余探明可采儲量約占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然而我國可再生能源資源，如水電、光伏等產業有待進一步發展，探明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儲量相對不足。同時我國的能源資源分布極其不均衡，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華北、西北地區，水力資源主要分布在東南、西南地區，這種能源分布與我國東南沿海城市以及西南重工業城市對能源的大量需求不相匹配。這種資源稟賦特征導致了我國工業生產過程中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從而使得我國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廣泛建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1980-2006年，我國的能源消費一直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長。僅2006年我國就消耗了24.6億t標準煤。同時，由于科學技術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對化石能源脫硫、分解等技術的不成熟，造成了我國能源使用效率相對較低，溫室氣體和有害氣體的排放系數較高，經濟發展具有高能源投入、高碳排放、高環境污染以及低產品產出，即“三高一低”的粗放式特征。從貿易結構角度來看，我國具有貿易規模繼續增長、貿易順差依然巨大、進出口產品兩極分化等特征。2011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3.64萬億元，增長17.2%。不斷增長的貿易規模拉動了國內生產和消費，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對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2007-2011年我國的貿易順差平均為1.54萬億元。巨額的貿易順差說明我國生產的產品中相當規模的部分出口國外，國際上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是造成我國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對進出口產品的類別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出口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初級加工品為主，進口的產品以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深加工產品為主，這種進出口產品類別的兩極分化造成了我國碳排放的凈出口現象。

4結論及對策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對25個貿易組織成員國的進口隱含碳排放量、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以及本國直接經濟活動導致的碳排放量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了全面的核算。在此基礎上，通過共擔原則下各國碳排放責任的構成、兩種隱含碳責任負擔原則下各國碳排放責任的比較，進一步分析了各國隱含碳排放的轉移特征和水平以及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大小。研究結果表明，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的碳排放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共擔原則對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更加公平和有效；中國是生產者責任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比美國的生產者責任高出1 030.664 1×104 t。中國僅次于印度成為消費者責任第二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的消費者責任只有美國消費者責任的十分之一。中國的生產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高達95.30%，而消費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只有4.70%。“生產者負擔”原則下，中國是碳排放責任最大的國家，而在共擔原則下中國的碳排放責任出現了大幅度的減少，日本和美國的碳排放責任卻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資源稟賦狀況、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貿易結構特征是導致我國的碳排放責任呈現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根據以上結論，針對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以及如何減少碳排放量提出了如下對策建議：

首先，在界定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過程中，“生產者負擔”原則將全部碳排放責任歸結為生產國，是一種極端的責任分配方案。“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作為一種修正的碳排放責任分擔方案，不僅能夠有效地解決國際貿易中的“碳泄露”問題，而且還可以激勵隱含碳排放出口國和隱含碳排放進口國、碳排放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起行動起來減少全球CO2排放量，是一種公平的、有效的責任分擔原則，應當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和采納。中國需要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強調消費者的減排責任，堅持用新的原則重新界定世界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努力減少不應由我國承擔的碳排放的義務和壓力。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在生產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資源消耗過高、產業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我國的生產者碳排放責任一直居高不下，因此減少生產者碳排放責任是今后我國碳減排的重點。在資源利用方面，應該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力度，提高能源的綜合利用效率，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從而減少生產過程中的CO2排放量；在產業結構方面，應該鼓勵各產業部門采取措施提高生產效率，促進我國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同時降低各產業部門的碳排放水平。

第三，我國在進口商品的過程中，需要加強對進口商品的質量考核，提高進口商品的準入門檻，適當增加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進口；在出口商品的過程中，限制我國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出口，促進我國出口商品類型的轉變。同時通過制定措施擴充貿易成本范圍，增加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結合有效的環境管理政策手段來減少國際貿易對我國碳排放造成的消極影響，逐步構建和發展“綠色”貿易體系，預防和制止貿易活動給我國人民的生存環境以及身體健康帶來的損害，從而實現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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