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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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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文1

關鍵詞: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方面,浙江省已經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外商直接投資在浙江省的利用情況呈現出:從1985年的1634萬美元,發展至1993年的10.3億美元,再跳躍到2006年的88.9億美元,在2012年浙江省利用外商投資的情況突破至一個新的高度,高達130.7億美元。于前述背景之下,人們的關注點開始聚焦于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普遍存在這種觀點,即浙江省的經濟快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當中發揮了較大的促進作用。本文利用ADF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對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一、浙江省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來自全球的多個國家和地區也陸續在浙江省進行了投資。2004-2012年,香港在浙江省累計外商投資達456.1億美元,占總量的一半以上;英屬維爾京群島累計投資126.9億美元,構成了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部分。

在浙江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中,第二產業一直處于較高的利用水平。2012年,在浙江省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占比分別為:0.64%、49.90%、49.46%。究其原因,由于投放到第一產業的農業基礎設施的外商直接投資偏少,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特別在制造業方面。第三產業中,則偏向于房地產業,占40.62%。根據統計資料歸納整理得出:從各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數據來看,相對于2011年,2012年的第三產業增長速度較快,增長率為19.72%;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較為緩慢,僅為7.16%;而對于第一產業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不容樂觀,呈現出急速下降的態勢。

二、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與數據。本文研究所涉及的變量為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和外商直接投資(FDI),主要利用這兩個變量來進行實證分析。根據統計資料對本文研究所涉及變量的記載情況,選取1984―2012年的樣本區間。為了減少數據的波動性和異方差,分別取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和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自然對數,得到兩變量的自然對數序列,分別表示為L(GDP)和L(FDI)。本文所涉及的原始數據均來自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浙江省統計年鑒》。

(二)模型的檢驗。(1)平穩性檢驗。在實際的研究所涉及的宏觀經濟變量中,大部分的時間序列數據都是非平穩的,然而對于此類不平穩的變量,如果直接運用傳統的方法來處理數據,就比較容易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首要任務就是要先檢驗變量的序列平穩性,分別取兩個變量的對數,這樣能使其數據間距變小。現有的方法中,檢驗時間序列平穩性的檢驗方法有很多種,在本文中,主要利用ADF檢驗法對所涉及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整理由計量經濟軟件Eviews7.2運行得出的結果,檢驗結果見表1。

表1 各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

(2)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協整檢驗。為說明浙江省GDP和FDI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以及是否存在共同增長趨勢,應對其進行協整檢驗。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L(GDP)關于L(FDI)的回歸估計,得出如下結果:L(GDP)= 0.491758L(FDI)+6.377680;接著,對上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殘差序列ei 的平穩性,如果殘差序列ei平穩,則兩變量是協整的,反之同理。用Eiews7.2進行ADF檢驗,得出殘差序列的ADF值為-5.255722,在1%的置信區間內,其絕對值大于臨界值表中的絕對值3.699871,得到了殘差序列ei平穩的結論,故通過了協整性檢驗。

(3)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以上分析結果可以得出,浙江省L(GDP)和L(FDI)兩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就兩個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存在與否,并沒有給出相應的結論,因此,本文有必要繼續對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由表2可以得出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滯后系數為2。由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不難看出,拒絕原假設“L

(FDI)不是L(GDP)的原因”犯第一類錯的錯誤的概率很小,F統計值是2.72,概率為0.0113。而拒絕原假設“L(GDP)不是L(FDI)的原因”概率很大,概率高達0.918,F統計值為0.01071。可以得出結論,L(FDI)是L(GDP)的原因,而L(GDP)不是L(FDI)的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浙江省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浙江省經濟增長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

表2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選取浙江省1984―2012年間,外商直接投資(FDI)和經濟增長(GDP)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檢驗,并以此為基礎來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研究結論如下:

通過協整關系檢驗,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省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從協整回歸方程可以得到:當外商直接投資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將會帶來浙江省

GDP0.49個百分點的增長;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省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單向促進的關系,即外商直接投資是浙江省經濟增長的原因,而經濟增長不是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原因。本文的結論與預期的結論基本上一致,即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二)研究建議。(1)擴大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帶動經濟發展。浙江省應有針對性地改進招商方式,擴大外資來源渠道,從而達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化的效應,進而更好的存進區域經濟的發展。(2)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促進產業升級。完善外商直接投資投放結構,繼續支持第二產業的發展,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大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進力度,特別是第三產業。(3)完善投資環境,加強政府監督。以制度建設作為切入點,注重軟硬環境的改善,對國內外企業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嚴格按照相關法律制度要求進行管理;政府應注重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同時,應該遵循自然規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生態可持續發展,完善破換環境懲罰機制,為吸引外商投資創造一個有序、法制、良好的投資環境。

參考文獻:

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文2

論文關鍵詞 中國 境外 國有資產 界定 管理

一、投資和境外投資

(一)投資

商品的流通和貨幣的產生,促使資本的出現。而資本固有的尋求利潤的本質,成就了以最少的資本牟取最大利潤的投資法則。因而,投資便成為自由市場最為便捷的財富積累方式,為個人和國家所青睞。

在經濟學中,投資是指用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簡單的可以把投資分為實物投資、資本投資和證券投資。而在國際投資法中,投資是指一種超越國界的資本活動,泛指以盈利為目的而將一國的資本,包括資金、機器設備、技術秘密、專利、商標、有價證券等投放到另一國家的經濟活動。

在國際投資法中,按照投資方式的不同,國際資本流動可以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在這里我們關注的是直接投資。因為雖然自金融市場和貨幣市場銜接以來,直接投資只占世界總資本流量的很小一部分,但直接投資因其在各國融資和貨幣政策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被認為是“當今國際經濟學中最敏感的部分”和“國際經濟關系中經濟政策的主要籌碼。”

但是對于什么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是指投資者為了長期獲利而對在投資國以外的另一國家中經營的企業進行的投資行為,意圖在于取得該企業管理的控制權,而在一般意義上,掌握該企業25%或更多的投票股,可以作為控制所有權的合理標準。而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是指“非當地居民為了創設或擴充完全所有子公司或支店,并取得該企業充分所有權,或者為了參與新設立或已有企業或者是為了長期借款而進行的跨國投資,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建議規定在另一公司的資本中擁有股份起限為10%,作為直接投資的標準”。而日本政府認為“國際直接投資的海外擁有公司股份的份額至少為25%”,“德國的比例為20%”,“意大利的比例為25%”,加拿大則認為“只有控制權益的投資才被認為是國際直接投資”,而控制權益一般是指“擁有50%或50%以上的投票份額”。

因而,各國法律規定不同,對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界定就不同。但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把國際直接投資總結為:投資者通過輸出生產資本直接在國外設立企業,或者收購他國企業或者與他國政府、企業、個人合作,取得股份和各種直接投資管理企業的權利的一種行為。相應的,國際間接投資是指投資者通過國外銀行存款,購買他國政府或企業的債券和股票等方式,取得利潤的一種行為。在國際投資法中,主要調整的是直接投資行為。

(二)境外投資

在開放性的經濟環境中,資本的流動是自由的。國際資本為了尋求利潤而尋找市場或原材料供應,或者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或解決資本過剩而實現資本的跨境轉移,便形成了多元、雙向、對流的國際投資格局,即境外投資的多元化格局。

因而,境外投資是指投資者跨越國境,直接將其資金、機器設備、技術秘密、專利、商標、有價證券等投放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企業,并取得該企業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權的一種資本輸出活動。

境外投資中,資本來源國稱為投資者母國或者資本輸出國,資本流向國稱為東道國或者資本輸入國。

因而,境外投資活動具有下列特點:

1.境外投資是一種直接投資活動。

2.境外投資是跨越國境的直接投資活動。

3.境外投資的主體是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的自然人、法人或國家。

4.境外投資活動要承受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的雙重監管。

5.解決境外投資爭議的途徑具有多樣性。

(三)中國境外投資

中國境外投資是指投資者跨越中國國境,直接將其資金、機器設備、技術秘密、專利、商標、有價證券等投放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企業,并取得該企業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權的一種資本輸出活動。

后不久,就在香港開設過若干企業和銀行,如中國銀行、招商銀行、華潤公司等,雖然投資規模不是很大,但為國家后期的境外投資積累了經驗。“中國企業真正意義上的境外投資始于1979年,北京友誼商業服務總公司與日本東京九一商事株式會社合資在東京開辦京合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中國境外投資快速發展,“1979年到1998年底,經中國政府批準的境外投資企業已經達到5666家,這個數字中還不包括金融業,僅中方投資金額已經超過63.3億美元,遍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

因此,境外投資已經成為中國資本管理的一種重要的調控手段,但是,國家對于投資活動認識的逐漸深入和為了避免境外投資風險,在不同時期對于境外投資的主體還是有所限制。根據1981年,原對外經濟貿易部的《關于在國外開設合營企業的暫行規定》、1990年中國人民銀行的《境外金融機構管理辦法》、1992年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境外國有資產產權登記管理試行辦法》等法律的規定,可以到中國境外投資的主體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經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并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注冊,依法取得法人資格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

2.具備一定的資金來源或者具備在國際金融機構籌措資金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生產、技術和經營能力及人才。

4.在國外有可靠的合作對象。

5.了解和掌握東道國的投資政策、法律規定、市場、資源等投資環境。

6.非經特別批準,不得用國家資金以個人名義在境外投資,在境外投資從事工程承包或勞務合作業務的企業,必須是外經貿部批準授權予以對外承包工程或勞務合作經營權的公司。

到2010年,可以到中國境外投資的主體主要有三種。一是中國境內的各類法人,包括企業、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部門、事業單位等。二是由中國境內投資主體控股的境外企業或機構。三是在中國境內具有投資資格的自然人。

這里所指的中國境內的法人一般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注冊成立的機構和企業,但是在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注冊成立的除外。由此可見,中國境外投資的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中國境外投資的東道國,即指適用于中國境外投資項目核準的投資地區,也發生很大變化。在1980年時,中國境外投資的東道國只有蘇聯、蒙古、朝鮮和非洲一些國家,而到2010年,中國境外投資的東道國不僅包括180多個外國國家,也包括一些單獨的關稅區。即東道國的范圍擴大到資本輸入的國家和地區,具體包括外國國家、外國單獨的關稅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因此,向中國大陸地區之外的任何地區進行的投資,都屬于中國境外投資的研究范疇。

中國境外投資實行申請核準制,境內企業或機構申請境外投資項目,須按其投資總金額的大小,分級報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或這三個部門或者相當于省一級的下屬主管部門審批。

中國境外投資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呈現出一些基本的特點:

1.境外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從原來的國有企業和國有機構作為境外投資的主體,發展到現在的國有企業、國有機構、私營企業、個人的多元化投資主體,豐富了境外投資主體的結構。

2.境外投資區域的多樣化。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向香港、澳門投資為主,現在擴展到歐、美、亞、非、拉美等世界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且已經開始向臺灣地區投資。

3.境外投資領域的擴展化。中國境外投資領域從原來的制造行業向現在的資源開發、戰略并夠、營銷渠道、品牌建設、技術改造等多樣化發展。

二、國有資產和境外投資國有資產

(一)國有資產

按照國際資產評估標準委員會的定義,資產是占有和可控制的資源,通過這些資源,可以合理地預計一些未來的經濟利益,資產的所有權本身是無形的,但是擁有的資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因而,國有資產是指為國家所有,并能為國家提供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各種經濟資源的總和。根據概念的范圍不同,可以分為廣義上國有資產和狹義上的國有資產。

廣義上的國有資產是指屬于國家所有的各種財產、物資、債權和其他權益。包括依據法律和行政權取得的國家財產、投資資產、收益資產和受贈資產。

而狹義上的國有資產是指依據法律為國家所有,并能為國家提供未來效益的各種經濟資源的總和。主要是指經營性國有資產。而根據學者的研究,經營性國有資產主要包括三部分:“(1)企業使用的國有資產。(2)行政事業單位占有、使用的非經營性資產中,通過各種形式為獲取利潤轉作經營的資產。(3)國有資源中投入生產經營過程的資源。”

從國有資產的來源和范圍不同,可以把國有資產分為經營性國有資產、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和資源性國有資產。

(二)中國國有資產

中國法律對于國有資產內容、范圍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早在1990年,《國家科委事業行政單位國有資產管理實施辦法》規定:國有資產是指國家依據法律取得的,或由于國家資金投入、資產收益、接受饋贈取得的資產。無主資產屬于國有資產。

而1993年《國有資產產權界定和產權糾紛處理暫行辦法》指出:國有資產是指國家依法取得和認定的,或者國家以各種形式對企業投資和投資收益、國家向行政事業單位撥款等形成的資產。

2003年《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企業國有資產是指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投資和投資所形成的權益,以及依法認定為國家所有的其他權益。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七、八、九、十條的規定,和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其他法律規定,中國國有資產包括:

1.國有的土地、礦藏、水流、森林、草原、荒地、漁場等自然資源。

2.國家機關及所屬事業單位的財產。包括法律規定的國家機關,其擁有所有權的所有資產,國家機關、國有企業所屬和創辦的事業單位擁有所有權的全部資產,非國有機關和非國有企業創辦的事業單位中國有投資的部分,各種政黨和各級工會、共青團、婦女聯合會等人民團體中由國家撥款形成的資產。

3.軍隊資產。

4.全民所有制企業資產。包括國家直接投入的資產、企業通過生產經營、受贈等活動取得的所有資產。

5.國家所有的公共設施、文物古跡,風景游覽區、自然保護區等。

6.國家在國外的資產,包括資產和與資產有關的權益。

7.國家對非國有單位的投資以及債權等其他資產。這里主要是指集體所有制企業中的國有資產部分、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中的國有資產部分和股份制、聯營企業中的國有資產部分。

8.不能證實屬于集體或個人所有的財產等。

中國國有資產是中國國家建設的經濟基礎,國有資產的經營及其收益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因而,國有資產的管理在國民經濟監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

根據1999年財政部、外交部、國家外匯管理總局、海關總署聯合的《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第二條規定: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是指中國企業、事業單位和各級人民政府及政府有關部門以國有資產在境外及港、澳、臺地區投資設立的各類企業和非經營性機構中應屬國有的各項資產。具體包括:

1.境內投資者向境外投資設立獨資、合資、合作企業或購買投票(或股權)以及境外機構在境外再投資形成的資本及其權益。

2.境內投資者及其境外派出單位在境外投資設立非經營性機構,包括使館、領事館、記者站、各種辦事處、代表處等所形成的國有資產。

3.在境外以個人名義持有的國有股權及物業產權。

4.境外機構中應屬國家所有的無形資產。

5.境外機構依法接受的贈予、贊助和經依法判決、裁決而取得的應屬國家所有的資產。

6.境外其他應屬國家所有的資產。

由此可見,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主要包括境內國家機關、國家機構、企業以及企業的分支機構在國外投資的國有資產及其收益,境內國家機關、國家機構、企業以及企業的分支機在國外的非經營性機構的資產及其收益,境內國家機關、國家機構、企業以及企業的分支機在國外的無形資產等其他屬于國家所有的資產。這說明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以經營性國有資產為核心,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和資源性國有資產所占比重較少。

三、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界定的難點

(一)具體內容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概念和內容有了初步的框架,但是很明顯,在實踐中,如何落實和執行這些規定,有很大的困難和爭議。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國有資產的構成部分比較復雜,因而,實踐中執行中國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界定就出現一定的困難,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部分:

1.國有資產界定有難度。由于中國國有資產在國有財產中所占比例很高,并且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上國有資產來源的復雜性,使得界定國有資產變的更加困難,由此,界定境外投資國有資產也同樣出現困難。

2.經濟制度的發展給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界定帶來困擾。中國目前正經歷著國家經濟戰略布局大調整階段,經濟形勢的發展和經濟戰略的調整,總是會產生不同的經濟制度,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中國有經濟的參與程度與構成不同,會影響到國有資產的構成和流動。

3.公司法律制度的變革也會影響到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界定。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國有資產的流動在公司法律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缺乏監管和有效控制,會出現國有資產流動的非市場性,造成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從而,影響了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界定。

4.市場規制法律的不完善,給界定帶來困難。市場規制法律的落后,不能有效地管理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在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信息披露的不對稱,人事安排的秘密性,市場經營行為的模糊性,甚至是不符合市場規則但卻不違法的行為,都為國有資產的流動和評估帶來很大的難度,同樣也加重國有資產的界定困難。

5.土地制度的安排給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界定帶來困難。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分為兩部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這種所有權的確定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由土地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依法給予土地登記發證而形成。因此,國家所有土地的使用和國家征收、征用集體所有土地的使用以及兩者附屬物資產性質的判斷和評估,在國有資產的界定上出現困難。

6.在國家控股和國家參股的企業或機構中,如何區別國有資產與他權資產,是一個難題。復雜的是在境外投資企業中,東道國對于公司資產的法律規定對于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界定又是一個難題。

(二)若干思考

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文3

關鍵詞:資本項目

人民幣

部門協調

套利融資

為擴大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規范銀行和境內外機構業務操作,人民銀行和外匯局相繼出臺了有關文件,有力地推動了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順利開展。但是,無論從監管層面還是從業務操作方面來看,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尚存在一些問題,亟待進一步完善。

1.存在問題

1.1部門協調管理有待加強

①法規、系統相對獨立

為配合資本項下人民幣跨境業務的推出,人民銀行和外匯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和操作細則,但由于相關管理分布于不同部門和崗位,獨立性較強,加之業務系統關聯度不夠,難以形成數據共享,導致部門監管合力不足。如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明確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操作細則的通知》(銀發[2012]165 號)規定,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憑商務主管部門頒發的批準文件就可在注冊地銀行開立人民幣資本金專用存款專戶,而部分外商投資企業容易忽視外匯登記環節,直接到銀行辦理開戶,導致部分以跨境人民幣進行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和開戶游離于外匯局監管之外。

②雙重管理加重銀企負擔

一是按照相關規定,直接投資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需要到人民銀行和外匯局分別辦理登記手續,信息重復登記加重企業負擔。二是對于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收支信息,銀行要分別進行國際收支統計信息申報、人民幣跨境收付管理信息申報,如涉及直接投資,還要登陸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進行信息申報,資金流出入重復報送加重銀行負擔。

1.2套利融資加大跨境人民幣監管難度

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開展以來,受人民幣國際流通性不足,而境內外匯差、利差客觀存在等因素影響,各銀行充分利用海外分行優勢,紛紛推出資本項下創新產品,如人民幣轉匯款業務、跨境匯付通、資本項下海外代付業務等,雖然名稱不一,但實質都是將境內結匯移至境外,套取境內外利差、匯差,降低企業購匯成本的同時銀行獲取中間業務收益,在銀企“雙贏”的背后卻對國內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形成一定沖擊。以境外直接投資業務為例,按照現行規定,境內機構辦理完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后,可直接到銀行辦理資金匯出,由于目前沒有資金匯出時間限制,因此給銀行和企業預留出足夠時間完成海外代付整個操作流程,雖然銀行最后進行了境外投資跨境人民幣流出備案,但由于投資款實際流出日與實際到賬日的差異,將導致數據統計監測失真。

1.3本外幣靈活出資受限

境外投資者出于資金成本的考慮,往往根據具體經濟金融形勢對投資資金進行多幣種搭配,而依據目前規定,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來華投資,商務主管部門需在批復中明確出資貨幣形式和金額,并且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現有功能也不支持靈活出資操作,即在“出資形式”中必須要求填寫“現匯”和“跨境人民幣”的具體金額。如果受境內外匯差、利差波動的影響,境外投資者投資幣種金額多次發生變動,外商投資企業需到商務部門反復申請變更批復,外匯局也需要多次為企業辦理外匯變更登記,從而增加了工作量,降低了工作效率。

1.4資本金本外幣管理口徑不一

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一系列加強資本金結匯審核等外匯管理文件相繼出臺,有效控制了資本金結匯速度和規模,為規避外匯資本金結匯審核,降低按實需結匯造成的匯兌損失,部分境外投資者紛紛由現匯出資變更為跨境人民幣形式出資,外商投資企業在外匯局辦理完跨境人民幣驗資詢證后,即可在經營范圍內自行支配資金,較資本金結匯管理寬松許多。另外,目前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對跨境人民幣備案只限于流出、流入環節,外匯局對于跨境人民幣境內使用缺乏延伸監測手段,存在監管盲區,資金使用的真實性和合規性難以保證,容易導致“熱錢”以人民幣直接投資的方式流入境內。

1.5境外直接投資本外幣管理有待銜接

按照《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1]第1號,以下簡稱《辦法》)第五條規定:境內機構所在地外匯局應當在收到境內機構提交的前期費用匯出或境外直接投資登記相關申請材料之日起3天內完成信息登記手續,而目前外匯局對類似行政許可申請通常規定在20個工作日內予以辦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境內機構發生各類信息變更以及增資、減資、股權轉讓或置換、合并或分立清算等情況,應在發生之日起30天內將上述變更情況報送所在地外匯局,而目前相關外匯政策對于境外投資發生上述變更事項的,要求境內企業在變更后60天內到所在地外匯局辦理外匯登記變更手續。由于境外投資本外幣管理要求不夠統一,易引發行政執法風險。

1.6對銀行和企業約束力不足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以銀發[2012]103號文形式明確了跨境人民幣業務管理職責分工,但由于人民銀行和外匯局對跨境人民幣業務實施聯合監督檢查的長效機制尚不完善,對銀行和企業違規行為難以定性,并且缺乏處罰依據,容易引起行政復議,造成目前人民銀行和外匯局對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出現推廣強勁、監測不全、行政處罰弱化的尷尬局面。

2.政策建議

2.1加強人民銀行和外匯局職能協調

針對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人民銀行和外匯局今后需聯合發文,加強跨境人民幣結算政策與外匯政策的協調與銜接,針對外匯與人民幣直接投資制定統一操作規程,對同一業務事項分別列明在人民銀行和外匯局辦理的流程,使得銀行和企業對自己申報和登記事項能夠一目了然,防止漏登記、漏申報現象的發生,從而提升跨境資金流動監測管理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2.2健全信息交流共享機制

提高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和國際收支申報系統等相關系統關聯度,以結算主體為標準建立各系統間核對機制,及時發現漏登記或漏申報企業名單,真正實現人民幣結算數據共享,減輕銀行信息報送負擔。

2.3規范跨境人民幣結算創新產品的開發

對銀行涉及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創新產品,嚴格實行事前審查制度。對基于人民幣升值、本外幣利差等市場背景進行套利行為,銀企“雙贏”但監管不到位的創新產品,暫時不予核準,盡量減少投機性人民幣跨境收支對境內銀行結售匯的替代,防范銀企利用跨境人民幣結算進行套利交易,保障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的健康發展。

2.4修改相關條款,完善系統功能

為大力支持招商引資,滿足境外投資者降低投融資成本的需要,商務主管部門應允許境外投資者多幣種靈活出資,將目前商務批復中必須明確投資幣種及金額改為“用現匯和跨境人民幣出資,出資比例自定”,避免企業多次到商務部門申請變更批復。同時,完善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模塊,針對多幣種出資,外匯局在登記出資方式時只勾選類別,不登記具體金額,避免反復做增、減資變更登記,提高工作效率。

2.5加強本外幣跨境資金整體監測分析

外匯局應加強對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境內流轉情況的統計監測,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延伸監管,加強對銀行和企業人民幣結算檢查,督促銀行切實履行真實性審查職責,從主體監管的角度整體分析企業跨境外匯和人民幣資金的流動情況,提高對本外幣跨境資金流動的綜合監測分析水平。

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文4

有分析顯示,中國儲蓄率遠高于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丹麥等國,較高的儲蓄率積聚了大量家庭財富,中國家庭財富總量位居世界第三。隨著家庭財富值不斷上升,中國成為全球第四大富裕消費群體指日可待。由于當前針對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渠道匱乏,民間積聚的大量閑置資金或被迫儲蓄,或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致使中國一度出現大量資本流出的局面。

至此,微觀投資主體呼吁:盡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放行個人境外投資,完善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這是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一方面,投資者手中積累了大量資金,急于實現利益最大化。然而,當前國內可供個人投資的產品有限,投資風險過于集中。之前中國大媽搶購黃金,部分原因就是礙于中國投資渠道狹窄,急于將閑置資金實現利益最大化,對風險置若罔聞,導致盲目投資。如果從資產配置角度出發,放開個人境外投資,促使居民資產能在全球范圍內得以配置,那么中國微觀投資主體不僅能避免盲目投資,更能有效分散投資國內單一市場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另一方面,民間資本投資生存環境艱難,暗度陳倉成為微觀投資主體轉移資本的慣用手段。盡管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利于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但在實踐中,政策門檻高、手續繁雜、條款約束較多,致使很多民間資本被擋在政策受益主體,嚴重打擊了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對此,民間資本持有者不得不借助地下錢莊、虛假貿易和虛假融資的方式間接轉移資本,逃至境外尋求高投資回報領域。這不僅嚴重擾亂了金融投資的正常秩序,更是逃離監管視線,加大政策宏觀調控難度。

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文5

第一,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步伐加快,加大了扶持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

商務部部長說,實施“走出去”戰略,開展對外經濟合作,有利于為我國企業的發展拓展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有利于加強我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與互利共贏。今后一段時期,要按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提高對外經濟合作的質量與水平,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2006年商務部抓緊貫徹落實“走出去”戰略,繼續完善對外投資相關政策法規,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2006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關于鼓勵和規范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意見》,這是自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以來第一個全面系統規范和鼓勵對外投資的綱領性指導文件。另外還相繼出臺了包括金融、財政、外匯、稅收、保險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例如:為方便境內投資者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家對外投資產業政策的有效實施,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境外投資購匯額度限制,自2006年7月1日起實施。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出的《關于調整部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此次政策調整主要包括:一是取消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限制;二是境內投資者如果需要向境外支付與其境外投資有關的前期費用,經核準可以先行匯出。同時商務部還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務。陸續編制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進一步完善對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產業國別協調和指導。2006年9月9日,商務部了《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國別/地區系列報告》。該系列報告按國別撰寫,首批的是《投資埃及》、《投資泰國》、《投資波蘭》、《投資荷蘭》、《投資意大利》、《投資澳大利亞》、《投資巴西》和《投資瑞典》八個報告。報告針對每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特點,圍繞企業對外投資所關心和投資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重點介紹了8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產業結構、投資法律、政策及鼓勵措施、外國企業設立程序、生產成本、生活指南及投資服務等。毫無疑問該報告給想要投資于上述國家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商務部有關負責人就《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答記者問時指出,十一五”時期商務領域的主要發展目標包括六個方面其中第六方面就是“走出去”要實現較快發展。為此將采取三個新舉措,推動企業“走出去”。第一,加快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深度開拓國際市場。通過在境外投資建廠,形成若干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產業鏈較為完整、關聯程度高、帶動和輻射能力強的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鼓勵企業通過多種方式,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第二,推動企業在境外科技資源密集的國家和地區,設立研發中心和研發型投資企業,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資源,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第三,鼓勵服務業“走出去”,開展工程承包、勞務、電訊、交通、技術服務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可以看出國家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作了大量相當細致的工作,有力的推動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第二,我國企業的實力明顯增強,相當一部分企業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仍是國有企業,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近五成。其次是民營企業,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近三成。一批有條件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通過進行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的跨國經營,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增強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能力,已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在美國《財富》雜志評出最新的2006年度世界500強公司名單上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中國鐵道建筑總公司和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成為新上榜公司。中國石化集團名列第23位,比去年提升8位,取得中國公司在世界500強排行榜上的最好名次。上汽集團重新回到500強,名列第475位。內地入圍公司涉及石油、電力、銀行、電信、貿易、保險、冶金、汽車、工程建筑等行業,均為大型國有控股企業。

民營企業的實力也不容忽視,部分地區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具有了相當大的投資規模而且在投資市場上更趨多元化。出現了像新希望集團、萬向集團、創維等一批知名企業。上海市的民營企業2005年首次成為占據上海市對外投資項目半壁江山的主力軍。2005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申城民營企業,將IT、IC產品研發中心、化工、輕工、服裝、軟件研究設計機構等企業,從上海搬到了發達國家和地區。2005年上海在境外設立的研發型企業9個,投資額超過4000萬美元。

第三,綜合國力的增強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有利保障和堅強后盾。

國富才能民強,對于走出去的企業也一樣,身后站著一個正在日益強大的國家走出去的步伐會更為有力。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679億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085億元,年均遞增7.9%。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據中國人民銀行預計,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將超過10%。

第四,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建設取得新進展,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服務和幫助。

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范文6

一、重點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投資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二、有選擇地投資于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

資源開發業投資是用于上游部門的投資,故又稱為前向垂直性投資,其目的在于生產和輸入那些國內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資源,從而替代該資源的進口貿易。任何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資源約束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發生短缺,或由于數量、質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國內不能保證供給,而進口資源又在成本及穩定供應等方面受到限制時,在資源所在地直接投資辦企業就成為彌補資源缺口的必然選擇。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資源短缺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著眼于國內,這些資源的供求矛盾將難以解決;而大量進口又面臨外匯緊缺、國外供給渠道不穩定以及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等問題。因此,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開發我國急需的資源就成為現實的出路之—。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

在我國非貿易性境外投資中,目前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僅為19%,這一偏低的比例與國際投資發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與第一、二產業相比,服務業投資風險較小,投資回收期較短,而且資金有機構成較低,勞動力容量較大,發展服務業的境外投資適合我國現實情況。同時,只有加快對服務業的境外投資,才能配合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強我國境外投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特點,目前應大力對外開拓發展的行業有:一是金融保險業。它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融通資金,增加境外企業和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對我國境外企業的成長發展起到重大的支撐作用;二是建筑承包業。它是建立在人力資本輸出基礎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又能帶動國內設備和材料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三是交通運輸、醫療保健、餐飲服務業。在這些行業領域,我國不少企業已擁有一定的境外投資經驗。其中遠洋運輸已在不少地區取得了較為鞏固的市場地位,以我國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醫療保健服務業也受到不少地區居民的歡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餐飲服務業則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繼續向有關國家的這類市場發展,是有深厚基礎和較大潛力的。

在制定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戰略時,不僅應考慮各行業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程度,而且應該與投資區位戰略結合起來考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條件、技術層次與特點、外資政策與法規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我國境外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亦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業選擇應以制造業為主,向其提供適用技術,這對雙方均有利。與此同時,注重開發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彌補我國人均資源的不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國家)具有廣闊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場,我們可因地制宜地發展勞務輸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動。在發達國家,我國投資行業選擇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旨在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回流,而利潤目標退居其次。我們還應積極發展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投資,以便利用發達國家廣闊的市場和雄厚的資金。此外,在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進行投資,可以選擇的主要行業有資源開發和消費品行業等。尤其是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缺少開發資金和技術,而我國的資源開發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其共同開發當地自然資源。至于消費品行業,目前正是這些國家的“瓶頸”環節,產品嚴重短缺,這為我國企業在該行業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以上是就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行業的總體戰略而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境外投資行業戰略亦應適時加以調整與完善。我們應把境外投資行業選擇戰略與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起來,使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及時制定和頒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便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使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了確保境外投資行業戰略的有效落實,國家應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對鼓勵發展的境外投資項目在稅收、外匯、信貸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許其按國際慣例在境外以靈活的方式籌集資金,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環境。同時應建立健全各類行業協調和咨詢組織,對屬于同一行業內的境外投資進行統籌協調,避免投資分散和內部過度競爭,以便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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