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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范文1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經濟發展模式

西方經濟學理論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容廣泛。本文認為，中國可以充分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學術理論，把握經濟發展規律，緊密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來選擇經濟發展模式。

1.西方經濟學的概述

西方經濟學指產生并流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學范式，狹義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范式，廣義包括政治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是運用西方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建立起來的經濟學范式，屬于片面反映經濟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學。以一般均衡理論、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經濟人”假設為理論出發點、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競爭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博弈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微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GDP經濟規模最大化為宏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和還原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征、擅長數量分析、在"實證化"的名義下把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對立起來，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線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經濟學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借鑒意義

2.1微觀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所包含的要素見圖2-1。微觀經濟學研究了個體行為和各種市場特征。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時需要尊重個體行為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

2.2宏觀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宏觀經濟學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通過宏觀經濟學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并應用與實踐，具體見表2-1：

3.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路徑

3.1充分轉變政府職能

西方經濟學中公共選擇理論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轉變觀念，建設服務型政府，實現政企分開，政府充分轉變職能，解決與企業、個人的沖突和矛盾。政府充分發揮創新引導政策、財稅政策的作用，提升企業實際競爭力。加強政策宣傳，促進市場自由競爭程度提升。

3.2改變過分依賴外需的局面

改變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的局面，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中國國內需求與外部需求協調增長機制，進一步加大力度開發國內市場，不斷優化產品或服務的出口結構，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科技含量，拒絕低價競爭。

3.3注重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促進生產發展，加快供給側改革，鼓勵企業創新，開發新產品和服務，不斷提升工業企業科技創新實力，提高自主研發實力，加快產品和工藝創新，產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產品，進而增進經濟發展之后勁，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實現中經濟可持續發展。

結論

西方經濟學理論博大精深，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多的借鑒啟示，中國需要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有效地指導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中國有限資源實現高效配置，提升市場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創和諧、美好中國，共筑中國夢。

參考文獻：

[1]葉旭陽，李忠霞.基于西方經濟學思想的中國經濟發展環境分析[J].現代交際：學術版， 2016（20）

[2]丁萬鵬.政府干預和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演變及對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的啟示[J]. 山西農經， 2015（03）

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范文2

關鍵詞：經濟人假定；斯密之謎；局限性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3月6日

在經濟學中有許多重要的概念、模型和假設。但要說重要的或者說是影響最大的假設？筆者認為應該是“經濟人”假設。如同其他任何科學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礎之上一樣，經濟學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敖洕恕奔僭O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準確理解“經濟人”假設的含義是我們學好經濟學的重要前提。

一、“經濟人”假設的起源與含義

在回答什么是“經濟人”時，經濟學都是回避了對其進行直接定義，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對“經濟人”的定義存在爭議之處。

（一）“經濟人”假設的起源。一般認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次完整地表述了“經濟人”思想，《國富論》中有一段大家所熟知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痹谒姑芸磥?，人本身有一種“改良自身狀況的愿望”，“這種愿望，雖然是冷靜的、沉著的，但是我們從胎里出來一直到死，從沒有一刻放棄過這種愿望。我們一生到死，對于自身地位幾乎沒有一個人會有一刻覺得完全滿意，不求進步，不想改良。怎樣改良呢？一般人都覺得，增加財產是必要的手段?！庇纱耍藗儼阉姑芤暈椤敖洕恕奔僭O的倡導者。依據亞當?斯密對經濟人的描述和西尼爾提出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明確地提煉出了“經濟人”假設。正如在《經濟學方法論》一書中，馬克?布勞格指出的，真正作出“經濟人”假設并加以嚴格界定的是約翰?穆勒。

大部分學者接受了經濟人的總結始于斯密這個說法，盡管“經濟人”這一名詞并不真正為斯密所首倡。意大利著名的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德?帕累托把“經濟人”作為術語引入經濟學，而在此前，B?弗里赫里奧在《精明的管家》（1629）一書中的“管家”這一概念被當作是“經濟人”概念的先驅?！肮芗摇北欢x為：“會計算、有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春學的研究，國外以“經濟人”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們是馬丁?霍利斯和愛德華?內爾的《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5），萊本斯坦因的《超越經濟人》（Beyond Economic Man：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1976），米茲所編的《有思想的經濟人》（Thoughtful Economic Man，1991），以及梅爾斯的《近代經濟人的靈魂》（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1983）。如馬丁?霍利斯和愛德華?內爾所指出的那樣，“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都沒有直接刻畫理性經濟人的形象。經濟人是稍稍地和支離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潛伏于暗示著投入與產出、刺激和反應之間存在明顯關系的諸假定中……?！?/p>

（二）“經濟人”假設的含義。經濟人這一概念的大致內容：這一概念離不開自利最大化，也離不開工具性的理性。仇恒喜、駱克龍（2000年）認為經濟人假設的主要內容是：在利己心（或稱功利主義）驅使下的經濟主體會在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中選取一條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損失最小的方案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學者黃衛華（2003年）認為，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理性具有四個特征：工具理性、愿望目標、性態良好的偏好和最優化。當將經濟人概念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中時，經濟人概念經常被替換成經濟人假設或經濟人假定等名詞。因為從根本上來看，經濟人概念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學研究方法，一種對復雜事物的簡單化抽象。

楊春學（1998年）在博士學位論文中對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進行全面的總結，在將經濟人假設模式劃分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廣義模式的基礎上，把經濟人假設歸納為下面三個命題：

第一個命題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驅策人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這種動機和由此而產生的行為有其內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根據。

第二個命題是“理”。經濟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據市場情況、自身處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斷，并使自己的經濟行為適應于從經驗中學到的東西，從而使所追求的利益盡可能最大化。

第三個是經濟人假設（假說）的核心命題，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證，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識地、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這在經濟人假設中是有意義的問題，也被稱為“經濟人的靈魂”。這一經濟人假設的重要命題，在學者們的討論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其理由也許是，大部分討論經濟人假設的學者，都假定存在著一個既定前提，即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市場制度是最優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楊春學的研究是目前國內類似研究中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和探討經濟人假設的第一人，區分了一些相近的概念，為后來的學者進一步研究“經濟人”假設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二、“經濟人”假設與“斯密”之謎

（一）“斯密”之迷。亞當?斯密的兩部偉大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第一部從物質利益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經濟觀；第二部從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兩部著作是同樣偉大而又分裂的重要著作，它們都同樣揭示了人性中“利己”與“利他”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國富論》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那么《道德情操論》的出發點是“利他主義”，如何才能很好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他”間的矛盾呢？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兩個斯密”之謎。

（二）“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他”的一致性

1、從兩本巨著的創作過程和斯密的思想體系角度來看。從《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交替創作、修訂和整個寫作計劃來看，斯密的整個思想體系的本質是一致的。斯密1752～1764年間在格拉斯哥大學主持道德哲學講座，期間他曾充分利用在愛丁堡大學講授經濟學時所編寫的講義，以及參加格拉斯哥經濟學俱樂部等學術活動中所得到的啟發與資料；同時《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學講稿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1759年4月，他對道德哲學講稿第二部分進行加工整理，以《道德情操論》為書名首次出版了這部偉大的著作。這部杰出著作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哲學、法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相關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各個領域作了探討。1759～1774年間，《道德情操論》出了四種不同的版本（第一版1759年，第二版1761年，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在對這四個不同版本進行修訂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學講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所作的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的基礎上，創作了《國富論》?！秶徽摗烦醢嬗?776年與世人見面。1778年，斯密又修訂出版了《國富論》第二版。《國富論》出版之后，斯密并沒有停止對《道德情操論》的修訂工作，1781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國富論》第三、第四版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斯密又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從《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交替創作過程、修訂和再版過程，可以看出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聯系，不能任意把他們割裂開，以至對立起來。在《道德情操論》第六版中吸取了《國富論》的一些內容，這是很明顯的。

這兩部偉大的著作不僅是斯密進行交替創作、修訂再版的著作，而且是其整個寫作計劃和學術思想體系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兜赖虑椴僬摗分饕U述的是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主要闡述的是經濟發展問題，在現在的觀點來看，他們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前者屬于倫理學范疇，后者屬于經濟學范疇；但按當時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以及在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它們則同屬于“道德哲學”，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組成部分。當時蘇格蘭“道德哲學”這門學科，實際上包括了后來許多門社會科學的學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這門課程的內容就包括：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四大部分，而政治學這一部分，就包括了當時所稱的政治經濟學。不難看出，這部由四個互相聯系的部分所組成的龐大講稿，構成了斯密學術思想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不能認為這兩部著作之間存在什么基本矛盾。

2、從自利行為動機的角度看。從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來看，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一致的，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本性出發的?！兜赖虑椴僬摗泛汀秶徽摗愤@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范圍、細目制定和著重點上雖有差別，比如在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承認有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輕蔑地使用“自私”這個詞，把“貪婪”和“自私”相提并論，而贊揚“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

在斯密時期，“道德情操”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能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盡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主要是指資本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確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在《國富論》中斯密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在《道德情操論》的這些論述為基石的。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相同的，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的本性出發。

三、“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

首先，忽視了人需求的多樣性。由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我們可以知道，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在物質利益之外，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的需要，人做出的選擇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不斷學習過程以及構成人類生活組成部分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人的行為直接依賴于他所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要從人的現實存在和同周圍人的關系上去理解和解釋人。

其次，現實的人所追求的是“滿意解”，而非“最大解”。由于自身能力和歷史條件，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時間的有限性等的限制，人所能追求的是可以實現的“滿意狀態”，而不是“最大化”。

再次，隨著認識的進步和經濟學發展，“經濟人”假定在一些領域被部分或是全部的拋棄。在經濟分配、經濟體制、福利有效性、區域合作等領都不適合運用“經濟人”的假設，假設只是主要適用于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提出該思想的經濟學領域，適用于探索價格機制、資源配置與優化、經濟增長等問題。在“經濟人”假設提出時，可以說沒有人考慮經濟產品的公益性與私利性問題，但隨著認識的進步和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產品都存在公益性與私利性問題，只是程度差別，這樣，“經濟人”假設的運用就更受局限。現代經濟學研究發現，有形的產品，無形的服務，隨著它們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異，“經濟人”假設適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公益性”程度越高的產品，如教育、國防，其“經濟人”假設的適用度就越低，這是由于人們在消費和購買這些產品時，無法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做出決策。所以，在對不同產品的消費者選擇進行研究時，原來的“經濟人”假設就要做出修正，這時就必須還原為具體的人。從適用的時間上來看，在市場化和工業化水平較低的經濟發展初期，市場供不應求，價格水平較低，市場主體受價格約束大，市場主體的選擇有限，“經濟人”假設較為試用。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階段的變化，知識水平和需求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經濟行為越來越脫離了“經濟人”假設的條件，特別是目前隨著“綠色、低碳”等運動的興起，人們越來越關注個人、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經濟人”假設的適用范圍越來越窄。

主要參考文獻：

[1]M.Hollis and E.J.Nell，Rational Economic 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范文3

關鍵詞：社會保障 經濟學 社會公平 經濟效率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4-016-02

經濟學是研究各種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的科學，而社會保障是通過經濟手段來達特定社會目標和政治目標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種經濟活動。因此，社會保障既要按照自身規律來發展，也必然會受到各種經濟關系與經濟活動規律的制約，這種內在的關聯性決定了經濟學對社會保障具有特別重要的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與發展始終與經濟理論的發展結合在一起，社會保障理論雖然不是經濟學所能夠全部涵蓋的，但也部分地直接體現在經濟學體系之中。經濟學界各個流派的興衰不僅記錄了經濟理論的發展，也滲透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的軌跡。所以，經濟學所取得的成就為社會保障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一、西方社會保障思想的歷史沿革

經濟學或經濟學家對社會保障理論研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二戰前；第二個階段是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80年代至今為第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二戰前

這個時期經濟學家主要以社會公平角度為出發點，討論構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經濟學對社會保障問題的探討最早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一書中，論述了通過“看不見的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進而來實現社會整體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種思想愿望。第一個系統闡述社會保障思想的是德國的新歷史學派，針對當時德國所面臨的勞資問題，新歷史學派強調和證明了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客觀必然性。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論述了通過改革收入分配來增進社會福利，以及對貧窮者的救濟問題。

當代經濟學對社會保障理論的研究開始于福利經濟學。盡管18世紀的詹姆士?斯圖亞特被稱為“福利經濟學理論的帶路人”，但正是創立福利經濟學的是庇古。他運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以19世紀初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為基礎，依據邊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這一功利原則論述了社會保障政策的經濟意義。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起作用，那么同一英磅的收入對于窮人和富人來說效用是不相同的，窮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質的社會保障政策可以擴大一國的“經濟福利”，因為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窮人得到效用的增加要大于富人效用的損失，社會總效用會增加。盡管庇古主張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但他的社會保障理論仍建立在自由放任的主張之上，而政府作用也僅限于稅收和補貼。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社會保障理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它直接推動了社會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建立。凱恩斯主義以需求管理為基礎對社會保障理論進行了闡述，凱恩斯認為，一國的生產和就業狀況主要取決于有效需求，但是由于三大心理規律的作用，會經常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導致經濟危機與失業的發生。因此國家必須對自由經濟進行干預，運用財政政策，通過政府有目的和有意識的財政支出與收入來影響消費需求。他認為政府干預的方針是“國家必須改變租稅體系，限定利率及其它辦法，指導消費傾向，政策重心為財政政策，通過政府有意識的財政支出與收入來影響消費傾向。通過個人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對失業者、貧困者以救濟，從而刺激消費需求?！?/p>

（二）第二階段：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

在這個時期，經濟學家主要從經濟效率角度出發，主張削弱社會保障開支，強調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水嶺。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二戰后社會保障進入了繁榮時期。在這一時期，世界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急劇增加，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受益范圍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水平不斷提高，福利國家紛紛建立，此時社會保障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但是，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滯漲”問題的出現，導致社會保障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負擔。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經濟學在批判凱恩斯理論的過程中，興起了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經濟學派，包括供給學派、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進而經濟學關于社會保障理論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的見解。

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高效率來自市場競爭，如果對低收入者給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維持制度”，會挫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最終有損于自由競爭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對凱恩斯主義對低收入者發放差額補助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會遭到社會公眾的反對，為了既救濟貧困，又不損于競爭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張采用負所得稅。通過負所得稅，既幫助低收入者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傷人們的工作積極性。

供給學派從自由主義原則出發，指責社會保險削減了個人儲蓄，抑制了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失業保險鼓勵人們失業，使政府財政連年出現赤字，有加劇通貨膨脹的危險。他們主張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對社會保障計劃進行改革，采取“緊急援助、嚴格的福利和對兒童補貼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鼓勵就業，提高生產率，減少政府開支。同時還主張通過人壽保險來彌補社會保險的不足，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爾茨指出：“社會保險制度正處在危機之中，因為它計劃要對一代又一代人支付不斷增長的實際社會保險金。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就是削減社會保險金的增長計劃，從工資指數轉化為物價指數化，將從根本上消除長期的社會保險問題。此外通過商業人壽保險來彌補社會保險的不足。”

197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肯出版了《公平與效率》一書，表達了當時經濟學界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即收入與消費的平等是以資源分配的效率降低為代價。按照這個觀點，社會保障作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20世紀80年代，英國、美國推行的削減社會福利的計劃，以及維護并擴展私有化的進程，均受到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

（三）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

在這個時期，經濟學家開始注意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些經濟學家也由此展開了論戰。

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途徑：其一，社會保障通過影響消費者的預算約束來影響消費者的儲蓄行為，從而影響到經濟中的物質資本形成；其二，社會保障通過影響父母和子女在當期和未來的福利，改變消費者的生育行為和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從而影響經濟中的人口增長和人力資本積累。新古典學派和新增長理論分別從這兩種觀點出發闡述自己的觀點。

新古典學派認為，一國經濟的增長是由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共同決定的，勞動被假設為外生因素，因而物質資本是經濟實現長期增長的最終動力。儲蓄是物質資本形成的源泉，這樣儲蓄就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古典學派是以儲蓄為中間變量來研究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古典學派將爭論的焦點放在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不同的社會保障籌資模式上，討論到底那種籌資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儲蓄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然而，由于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障會對私人儲蓄產生擠出效應，基金制對儲蓄率的影響又不確定，因此使得從物質資本這一視角出發難以判斷兩種籌資模式到底孰優孰劣，因此這種觀點在發展中陷入了困境。

20世紀80年代新增長理論的興起，證明了物質資本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一國的經濟增長是由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因素共同決定的，新增長理論將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社會保障的分析框架，為經濟學研究社會保障問題開辟了嶄新的研究視角。新增長理論以人力資本為中間變量研究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現收現付制會通過促進人力資本投資而對經濟增長起正向的促進作用，這一結論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起了重要的影響。

二、西方社會保障思想的趨勢分析

（一）經濟學對社會保障思想的研究重心發生轉移

從經濟學對社會保障理論研究的演變過程中可以發現，經濟學最初是以公平為出發點來構筑社會保障理論體系的，也就是說社會保障首先是作為一種公平制度產生的，具有濃厚的公平色彩，并且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由法律加以保證和強制實施，其功能是為滿足社會公平目標而提供的一種安全穩定機制，從而彌補市場分配的缺陷。

二戰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中“滯脹”問題的出現，經濟學對社會保障理論的研究更關注經濟效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失靈和西方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危機，以經濟效率原則為出發點，提出了削減社會保障支出的政策建議。

從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對社會保障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來看，這些理論主要以經濟效率為目標，從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研究社會保障問題。可以說，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本意雖然不是為了對經濟產生影響，但卻又不可避免地與經濟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經濟學對社會保障思想研究的范圍不斷擴大

最初，社會保障理論主要鑲嵌在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當中，從社會公平角度出發，把社會保障作為一種進行收入再分配以及實現收入“均等化”的手段和工具。

凱恩斯主義社會保障理論的內容有所擴大，把社會保障作為經濟的“內在穩定器”，即依據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原理，針對不同時期的經濟運行態勢，采取不同的社會保障收支方式，達到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從而實現經濟穩定發展。

二戰后，經濟學對社會保障研究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從經濟增長著眼，討論完善社會保障籌資模式的重要意義。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社會保障理論的研究，在內容上逐漸擴充、在功能上有所增加，由原來單一的社會穩定、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經濟穩定、經濟效率等多項功能。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下卷）[M].商務印書館，1994

2.[英]凱思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1993

3.鄭功成.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M].商務出版社，2003

4.鄭秉文.經濟理論中的福利國家[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范文4

關鍵詞 產權 會計 交易費用 產權會計理論

1 產權理論

1.1 產權的定義

產權是為了界定人們利用稀缺資源之間的關系而存在的。在經濟學界，由于不同的經濟學家研究產權的角度不同、時期不同，賦予它的含義也不盡相同。產權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科斯認為，產權就是財產所有者的行為權利，即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權利。顯然，科斯是從外部性的角度來定義的。產權經濟學家德姆賽茨認為，產權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它是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來自于以下事實，即產權幫助人形成那些當他與他人打交道時能夠合理持有的預期，這種預期通過法律，習俗和社會道德表達出來。以菲呂博騰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在綜述現代產權理論時，對產權下了一個被大多數人認可的定義，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等。

以上產權的概念都是來自于西方學者，他們基本上是以私有產權為出發點，而我國學者大多是以公有產權或國有產權為出發點。在我國具有代表性的產權觀點有：產權就是所有制權利；產權是反映經濟主體對財產的權力關系的概念；產權包括兩層含義即所有權與債權；產權是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人們使用資源的權利，或者說人們使用資源時的適當規則；產權是以財產權為基礎所形成的權力集合體，這個權利集合體由一組權利構成，包括產權主體對財產享有的所有、占有、使用、處置、收益等權利。

盡管上述有關產權定義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學術界對產權的理解已達成以下共識：第一，產權不再簡單地被看作是人與外界稀缺物之間的關系；第二，產權不只是所有權，也是一組權利束；第三，產權作為一種人造的社會工具或制度安排，在協調和規范人們爭奪稀缺資源的過程中，必須得到社會的強制實施。這三點共識是對產權基本性質的界定，其他一切分歧主要是源于研究的視角不同。

1.2 產權的種類與功能

產權一般可以分為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兩大類。產權的功能是指產權對社會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的作用。產權一般具有資源配置功能、激勵功能、減少不確定性功能、外部性內部化功能、效率及效益功能的基本功能。

1.3 產權與交易費用

談到產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交易費用概念。尼漢斯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把交易費用看成是起因于產權的轉移，即由于產權的分散和交易才導致交易費用的存在。這就是說，在一個人的世界里雖存在生產費用，但因無產權，無需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費用。從這個角度看，交易費用產生于產權主體之間的交易摩擦。在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是沒有交易費用的，是科斯在1937年首先把交易費用因素引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他把交易費用主要概括為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和簽訂合約的成本，但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趨向于把交易費用作更寬泛的理解，認為交易費用就是一切制度運行的成本，是除生產費用以外的一切成本。如果這樣，交易費用就是一個很難定義的概念。筆者贊同馬修斯對交易費用所下的定義，他認為，交易費用是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約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項合約而支付的費用。

雖然交易費用起源于產權交易，但是，產權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響交易費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費用為零時，產權作任何安排都是無所謂的；但在交易費用為正時，產權對資源配置的效率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張五常極而言之，產權制度的不同安排引起交易費用的多少，是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2 產權與會計

2.1 任何時期的會計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產權關系上的

人類歷史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等五個社會形態，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所有制形態和政治體制不同，相對應的會計也不同。這種不同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看，由產權關系所致。在原始社會，財產屬于公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這一時期出現的會計是建立在樸素的公有產權關系基礎上，其主要職能是簡單地反映生產活動。從奴隸社會以后，隨著私有產權，即排他性產權的出現，會計明顯地表現出了雙重性，即一方面要達到生產管理和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另一方面還要維護產權主體的利益。會計作為一種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手段所發揮的作用，更是最大限度地被財產所有者利用。如果說會計的產生是一種必然，那么會計也就是為特定的產權服務的，并建立在必要的產權關系上。

2.2 任何一種類型的會計都要維護特定的產權制度

任何一種類型的會計都會受產權的影響，并表現為維護特定的產權制度。世界各國的會計模式同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存在著一定的聯系。由于法律體系是產權關系和產權制度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現，所以會計模式更直接的是與一個國家的產權結構相關。由此可見，會計與產權的關系是密切的。

3 產權會計理論

3.1 產權會計理論的起源與發展

產權會計理論在學科淵源上起源于產權經濟學與會計學的交叉與融合。會計學在發展過程中是不斷借鑒相鄰學科，尤其是經濟學的新思想與新概念。產權會計理論則正是會計界在借鑒產權經濟學的新思想與新方法的基礎上所取得的一個研究成果。在產權經濟學產生之前，中外會計界普遍奉行的是“技術主義至上”的研究思想，關注與研究的焦點主要是會計計量程序、計量方法等純技術的問題，來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結果卻是事與愿違。會計界有識之士很快意識到以產權制度的合理配置為基礎對會計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認為其完全適用于會計領域。因為會計是一個人造的信息系統，在信息的接受、加工與傳遞的過程中，充滿著行為選擇與價值判斷，而行為選擇是否適當對會計信息的質量同樣也應該產生著影響。按照產權經濟學觀點，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它遠遠大于某項計量程序，計量方法的改進所帶來的結果。于是從20世紀70～80年代產權經濟學形成之后，會計研究人員廣泛借鑒產權經濟學的思想、概念和分析方法來研究和解釋會計領域中所遇到的理論與實務問題，使得會計理論研究越來越經濟學化。

3.2 產權會計理論的主要特征與基本觀點

3.2.1 產權會計理論的主要特征

產權會計理論是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和視野來研究思考與解決會計領域中的一切問題．與傳統會計理論相比，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從研究對象來看，傳統會計理論主要研究會計假設、會計計價和會計計量方法等問題，而產權會計理論主要研究會計信息的產權制度與會計制度問題。從研究思想來看，傳統會計理論關注的是會計信息的計量問題，而產權會計理論關注的是會計信息生成時所依據的一系列制度和制度背后所體現的各種產權利益以及圍繞這種產權利益所進行的制度博弈。從研究范式來看，傳統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式：計量程序—計量質量—信息反映；而產權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式：會計信息產權制度安排—制度變遷—制度效果。

3.2.2 產權會計理論學派的基本觀點

目前產權會計理論學派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按照它們間的關聯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會計產權理論。該理論認為，會計從最根本上講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是為監督企業契約簽訂和執行而產生的，會計存在與發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產權結構、體現產權關系、維護產權意志。

（2）會計制度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會計制度是一份公共合約，是一份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

（3）會計制度的博弈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各方利益同等的制度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為了使得制度對自己最有利，有關各方圍繞著會計規則制定權而展開博弈活動。

（4）會計制度可復制或可轉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在會計制度中，正式契約性的制度具有可復制性，并且移植制度的成本比創立新制度的成本低。

（5）會計制度變遷理論。會計制度與制度環境具有一定適應性，制度環境的改變會導致會計制度出現僵滯，進而引起它走向變遷與創新，而會計制度的變遷與創新意味著新一輪的博弈活動的開始。

（6）企業剩余計量是靠會計系統來完成的會計對剩余的計量結果將直接影響著各主體的產權利益。

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范文5

當前，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非帕累托改進階段，就業、入學、就醫、土地糾紛和下崗等問題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福利?！翱柖唷？怂垢纳啤保▽τ诟母锏氖軗p者可進行事后補償）、“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市場競爭的一切結果都是帕累托最優的）等充斥著科學主義的觀點占據了話語霸權，GDP仍是政績最重要的衡量。長此以往，只能不斷加深社會裂痕。因此，需要在理論上重新反思發展的人本本質，在實踐上制定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這就要求重喚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精神。朱成全教授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自由發展觀視閾中的人類發展指數擴展研究》為基礎，撰寫的《以自由看發展——馬克思自由發展觀視閾中的人類發展指數擴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以馬克思的自由發展觀來擴展人類發展指數（HDI），特別是根據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建立“四個文明耦合”發展模型，來擴展人類發展指數（HDI），這為我國乃至各個省市或地區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的基礎，對我國的建設提出了參考性的意見。本書的創新點和對學術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視野新，有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作者認為，馬克思的自由發展觀不僅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內涵，而且從宏觀方法論層面指明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途徑，是我們研究HDI的指導思想，可以克服目前HDI研究中科學性有余、人文性不足的缺陷。同時，國外HDI的研究，可以為馬克思自由發展觀提供中觀層面的建模思路和微觀層面的實證技術，推動馬克思自由發展觀進一步具體化，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第二，人類發展指數擴展研究的哲學基礎——以自由看發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是馬克思理論體系的三大組成——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質和核心。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主要是指每一個現實的人擺脫和超越各種內在和外在的限制與束縛，從而在需要、能力、個性與關系等諸方面獲得普遍提高與協調發展。

第三，人類發展指數擴展研究的經濟學基礎——經濟學的學科性質。關于“經濟學是什么？”的回答可以說是多種多樣的，但都可以歸納到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這一文化思潮上，所以，應該從這一文化思潮的基礎——科學與人文統一的角度來理解經濟學。從科學層次來看，經濟學是科學，這是對經濟學低層次的理解；從精神層次來看，經濟學是人文，這是對經濟學高層次的理解。人文是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超越。

經濟學具有科學性，但也具有人文性。第一，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反思。解決資源稀缺的根本點在于人類自身。第二，經濟學的人學本質：人的欲望是經濟學的邏輯起點；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人是經濟活動的目的。第三，經濟學的道德特質。在人的發展問題上，西方經濟學把人的自由發展當作手段，其目的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馬克思經濟學則把人的全面發展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追求效益乃至市場經濟，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是目的。

4.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解讀維度及其當代意蘊。馬克思“新唯物論”思想所蘊涵的評判“萬物”的兩個維度有：客體與主體（或物與人）、科學與人文、功利與超功利、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身體與靈魂、利與義。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認為自己的理論不僅是為了解釋世界，更主要是為了“改變世界”?！敖忉屖澜纭笔强茖W的任務?！案淖兪澜纭?，即“改造世界”，也即“實踐”。實踐當然包括了科學，但實踐還需要人文規范。這是因為科技應用需要人文的規范，否則，科技會出現異化。由此可見：實踐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人的人文。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認為，自己的理論是科學，但不僅僅是科學，更主要是為了“人的解放”。

所以，作者認為，應該從科學與人文這兩個層次來理解馬克思思想。從科學層次來理解馬克思思想，認為馬克思思想是科學，這是必要的，但這是不夠的。還應該從人文層次來理解馬克思思想，認為馬克思思想是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學說。這后一種理解才是馬克思思想的靈魂。

第四，基于自由發展觀的人類發展指數的演進脈絡及擴展研究。以避免人類發展指數的不足為出發點，具體考察了人類發展指數的修正實踐，指出人類發展指數蘊涵著越來越多的人文因素，再根據馬克思和森的發展理論的淵源關系，指出從四個文明角度來擴展人類發展指數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建立我國四個文明發展指標體系是可以實現的。最后從四個文明所涉及的領域即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生態環境四個方面出發，建立了我國四個文明發展指標體系，從而擴展了人類發展的指數。

第五，基于人類發展指數的多指標評價體系計算方法的選擇。人類發展指數的理論意義在于對發展觀的反思與重構，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F實意義在于HDI成為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競爭的良性媒介，使各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視角從狹窄的經濟領域走出來，擴展到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衛生、教育和環境等領域。

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范文6

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假設，它不僅以系統的觀念為基礎，同時必須具備了開啟這個系統所必不可少的的本質屬性。經濟學為了走向“硬”科學，模仿物理學的構建進而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其邏輯起點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孟德維爾在《蜜蜂寓言》（1714），指出“社會中個人的之間彼此服務依賴于人們有各種不同的需求。需要越復雜，就越來越多的個人發現為別人的利益服務，就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樣他們就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社會?！毙葜冊凇度诵哉摗分赋觥袄盒牟攀钦x法則的真正根源”。法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早提出了功利主義最著名的“帶給最多的人最大的幸?！保╣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這一標語,邊沁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1789）闡述了功利主義原理以及自利選擇原理。亞當?斯密則進一步發展了利己主義的思想，明確指出利己是經濟的動力所在并把人性歸結為個人利己主義，為其建立的經濟倫理體系奠定了基礎；并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發揚了功利主義的精神，“一方面，他用經濟學的語言“國名財富最大化”解釋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边@一功利主義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他說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礎上達到功利主義目的的根本途徑，即通過公平競爭來獲得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經濟學奠定了功利主義的倫理框架”。

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經濟人具有自利性。斯密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闭J為若要達到利己的目的需要借助利他為手段。若利己而不利他，從長遠看也是行不通的。彼此間的利他和利己產生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將人們更加緊密的聯系起來了又有利于產生更廣闊的共同利益。第二、經濟人具有理性即個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第三、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經濟人與市場結合有效的增進了社會公共利益，這是經濟人假設中最有意義的命題,也就是如何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趨于一致。

二、“經濟人”假說爭論與其演變思路

經濟人假說大體經歷了三次大的爭論，其中最主要的爭論是20世界50年代以后圍繞著西蒙―萊本斯坦因和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經濟人之爭。歷經三次大的爭論并沒有對經濟人假設構成致命的威脅，反而令其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經濟學在模仿物理學的構建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公理化處理即經濟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白岳畲蠡痹诮洕鷮W中充當著公理的功能，但本身本并不是公理。經濟學所面臨著困境就是，一方面不希望其理論建立在不確定的條件上；另一方面又將對現實人的經濟行為的抽象（經濟人的自利最大化）充當公理，然后以此為基礎推導出經濟學大廈。如果經濟人假說是的確是公理，通過邏輯推理架構起來的經濟學那么就不會有爭論。面對反例的沖擊，若是為了維護經濟學大廈而去維護原有“經濟人”假設那么將是本末倒置，同時也違背辯證法的。形式邏輯之所以是靜態的，是由于有一個固定不變的、靜態的基礎。而辯證法之所以是動態的，在于它的基礎是動態變化的。以客觀存在為出發點，只有通過經濟學基礎的動態變化使基礎不斷穩固和提升，經濟學大廈才能經受更大的沖擊。不同時間段的經濟人行為的內在規律沒有必要是相同的，這就決定了從動態的角度來看經濟人假設或許比從靜態的角度看更加合理。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在《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1953）中明確提出理論中假設的現實性問題（即理論中的假設是否有必要與經驗事實相符），切入了“經濟人”假設爭論的實質性問題；弗里德曼認為理論之正確與否并不在于其假設之“現實”與否，而在于理論對所要解釋現象的預測之正確與否，而預測之正確與否又是與理論假設之“現實”與否互不相關的。如果理論的正確與否只能由理論的預測能力來說明，那么觀察和經驗就不能依賴于觀察者的理論或概念框架。否則就弗里德曼的論點將陷入一種理論和預測的循環論證的怪圈，即理論的正確與否由預測來證實，預測又依賴于別的理論，而這些別的理論的正確與否還得又由預測來證實,那么實證研究將使得理論不可證偽。不難發現弗里德曼的“假設不相關性”的觀點，從證偽主義的角度來看它是非科學的。不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必須從客觀存在出發合理的抽象核心假設，不能脫離客觀存在，理論的假設不能與事實向違背。從科學研究框架方法論（MSRP），不難發現“經濟人”假設（自利最大化）作為主流經濟學中形而上學的“硬核”，“硬核”不僅是不可反駁的而且有“保護帶”（保護帶是由有許多輔助假說構成，一旦反例出現通過修改輔助假說來保護硬核不可反駁）。事實上“硬核”更多的是一種的對不可反駁的信仰，因為“硬核”并不禁止任何可能反駁“硬核”事情發生。

一方面世上沒有不可代替的理論，另一方面即使被事實了的理論是可以挽救的。挽救是有代價的，代價過高將得不償失。理論研究在于提出一個理論邏輯，實證研究在于檢驗相互排斥或并存的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理論邏輯的真偽和條件性，隨著時間的變化條件性一旦改變可能今天被的理論明天將重新啟用。這也就意味著一次性徹底某一理論或者理論核心假設是不太可能的，采取動態的核心假設的思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了強理論的生命力。西蒙提出了非理性人的假設，以及目前對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的研究等，這些都與理性經濟人假設相互排斥和競爭。盡管非理性人假設被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家所認可，但依舊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基礎假設。對主流經濟學而言畢竟維護理性經濟人假設的代價遠比用非理性人假設或者其他假設替代的代價要小得多。弗里德曼堅持理性經濟人假設，羅伯特.盧克斯不僅認為“經濟人”是理性的同時還能做出理性預期。合理預期的理性經濟人，使得傳統的“經濟人”假設又恢復了生機。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演變思路就是通過不斷的調整和修改輔假設來保全核心假設（自利最大化）。而通過調整和修改輔假設可以使理論體系（或者“硬核”）免受反駁畢竟是有限度的，一旦“保護帶”的調整和修改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理論體系就將面臨被強證偽。

三、“經濟人”假設的反思

盡管“經濟人”假設堅持了自利最大化這個“硬核”，通過調整調整和修改和輔假設（例如增加人可以做出理性預期的假定）來避免被反駁，但仍有內在缺陷需要引起注意。

（一）基于功利主義建立起來的經濟人的內在缺陷

無論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都是人性的利己性和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其共同的本質就是注重效率。斯密認為“看不見的手”在分配環節也起作用，即使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可以完全競爭，但在分配環節是無法做到的，其根源在于功利主義的本質在于“總體原則或效率原則，根本不關心分配問題”。結合西斯蒙第和凱恩斯對自由放任政策的反思，我們不難發現分配決定收入，收入決定消費，進而決定生產，進而影響國民財富的增加；目前依靠勞動生存的人數在勞動總人數依然占大多數，同時大部分的消費也是他們決定的。在斯密看來，自由競爭可以使稀缺的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同時實現了國民財富的最大化。自由競爭可以用于消費、生產，然而無法用于分配，在分配中不同群體的利己性是具有對抗性的，是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協調的。換句話說，市場機制在解決分配問題方面還十分有限。

（二）“看不見的手”能否引導經濟人達到國民財富最大化

“囚徒困境”中個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過程中并沒有實現集體利益最大化，可知在沒有個體間協調時理時，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實現集體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條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不僅包括競爭同時還包括合作，在個體追求自利最大化的過程中將產生集體之中不同的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這個問題被諾斯稱為“一切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也是是經濟學的重要問題。如果通過協調個體之間的利益與個體與集體利益達到一致，那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將可能通過個人追求自利最大化實現。利己最終目的都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經濟人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通過最求自利最大化間接實現最終目標，還有賴于通過有意識的對功利主義者標準的遵守，以及對社會利益的關切為最終目標。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