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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范文1

關鍵詞：《活著》；儒家文化思想；余華

余華是中國現代先鋒小說的代表，他用一部《活著》為讀者揭示了底層農民生活的困難，表達出了人類面對苦難的生存策略與生存理念。《活著》創造了小說的奇跡，其發行量在當代小說中一直都名列前茅，受到了各個階層讀者的喜愛，是當代文學的經典文本。余華用一個接一個親人死亡的事件親手撕開偽活著的面具，讓茍延殘喘的生命渺小而又強壯的延續，用死亡來讓活著的人更痛苦，最后是剩下活著。

一、《活著》對儒道的傳承

《活著》用粗獷的手法描寫了中國農村社會普通農民家庭的生存史，主人公福貴飽經磨難，生命里難得的溫情一次次被死亡撕得粉碎，他終于在苦難的生活后獲得“解脫”，具有了哲人似的思索。《活著》這一本書將血淋淋的死亡刻畫地匪夷所思卻又栩栩如生。而福貴卻要帶著親人死亡帶給他的傷痛活著，而這一活著，殊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氣與毅力。儒家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傳統一直由時代延續，儒家文化正是因為它富有深刻的內涵與意義才被后人一代又一代的相傳。正如活著一樣，它所帶給人類的深刻意義是讓人類的生命生生不息。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認為，人具有與生俱來的知覺，情感，行為等心理要素，它們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積累下來的沉淀物。而活著便是人類這個種族、這個大集體所傳承下來的無意識，仿佛人生來就是有求生的本能，活著就是為了活著，這次才是生存的本質。

二、《活著》中的儒家文化

但是作者在這文學作品中用衰敗和死亡來提點我們如果要想不僅僅為活著而活著就要有正確的生存意識，指導我們做出正確的生存行為。孔子堅信“天之未喪斯文”，而斯文就是我們所指的文化。對文化的終極關心就是對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價值、信仰等的關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如果失去了文化，沒有了信仰，又能如何長久生存下去？唯有茍延殘喘的生命在茍延殘喘的延續。我想，作者是想通過最后這一悲慘的結局來告訴我們如何更好的活著，他筆下每一個人物死亡和主人公的失敗都無不體現著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一直秉持著中庸之道，事實上，智者并不僅僅有孔子，亞里士多德也遵循著中庸之美。中庸的思想就是適度，凡事都有個度，當付出與回報達到一個平衡的時候，安樂幸福才會長久。而揮霍過渡最終只是為了生存而痛苦掙扎。在《活著》這一作品中，福貴本是大少爺，但是因為自己年輕吃喝賭敗光家產，就是因為他這樣的生活，沒有遵循儒家的中庸之道才招來禍患，氣死了父親，失去了母親，雖然最后也知悔改，但是最終還是抵不過厄運的捉弄。再來看看福貴的小兒子有慶，因多次獻血而被活生生吸死，又何嘗不是因為不懂得如何平衡自己和他人的利害而白白死去，這也同樣告訴我們中庸的思想，適度的思想。同時，有慶的行為還體現出儒家思想中的“仁”，第二層含義即仁者愛人，是所謂的一種品德，但是孔子當時推崇的“仁”是對執政者而言，但是當執政者沒有“仁”時，長久的安樂又怎么能實現呢？如果當時的社會存在“仁”，又為何會讓有慶多次的獻血呢？有慶這樣獻血又是否遵循儒學思想上的“智”呢？我們再從大的方面來說，當福貴是個地主的少爺，沒有擔當起為家庭奮斗的一個責任，沒有儒家所謂的“禮、仁、中庸”，階級的統治就是不正的。最后作為一個人，更是沒有孔子所謂的“自得”，即積極進取之心。我們中國人因過分享受當前，安分守己而忽略將來，不能做到未雨綢繆，而儒家的生存意識絕不能僅僅只停留在上層表面，能重要的是深入貫徹到每個人心。這樣才能讓個人、民族、國家更好的活著。相對于老子的道家而言，孔子的儒家更為積極入世，強調人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而不是無為而治。所以也正是因為福貴一開始的錯誤行為，沒有帶來積極的結果，所以導致了悲劇的結果。

三、Y語

《活著》告訴我們，儒家文化中的生存意識可以讓人活著并且活得更加舒服，而我所理解的儒家的生存意識絕不僅僅是活著，“禮治、仁愛、中庸”是儒家文化給我們活得更好的工具。作者通過親人離去、家破人亡來反襯這些儒家人化的作用最后通過白發人送黑發人，只剩福貴和狗這一凄慘的畫面來強調突出了生命的張力，生存僅僅是為了活著而活著，而活著已經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了。但是我認為這樣的結局也恰恰更能讓活著的人們去深思：如何才能讓活著的力量更加強大，讓活著能加絢麗多彩？也讓還在為了生存而掙扎的人心里得到一絲安慰，畢竟活著已經很不容易了。

參考文獻：

[1]黃海.解讀《活著》：極度生存狀態下生命個體的真實本相和生存意義[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5）.

[2]羅興國.“死亡”敘寫中的三種關系――《生死百年》與《活著》比較[J].綏化學院學報.2013（05）.

儒家文化范文2

關于“武”字最早的闡釋是《左傳》，其記載有：“楚莊王曰：夫文，止戈為武。”說出武不是用于戰爭，而是為了停止戰爭，為了自衛，所以也出現了“惠人”、“恕道”、“以德服人”、“不念舊惡”之類的成語，這些無不受到儒家文化“仁和禮”的影響，由此也形成了獨立特有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華是一個“說禮”大國，故有“禮儀之邦”之稱。武術中華是文化王冠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武術禮儀體現出一位習武者武術上的造詣。儒家傳統文化中對禮的教化，可以分別從孔子、孟子、荀子這些儒家文化經典的代表人說起。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限制。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基本的道德規范，禮為“辭讓之心”所發，成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著《禮論》，論證了“禮”的起源和社會作用。他認為禮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二、儒家文化對武術技術風格的影響

武術是先產生技擊，后派生出了套路和功法。技擊源于原始人類和大自然做斗爭時積累的經驗。原始人類之間的戰爭孕育了中華武術。伴隨著社會進程的演進，到了奴隸杜會，武術是作為直接解除對手戰斗力而采取的致殘甚至殺死對手的手段而存在的，這時武術的技術風格主要講究“一狠、二毒、三功夫”。而“狠毒”二字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表現出原始武術技術以搏殺為目的的剛健雄勇之美。當時的人們處于野蠻和蒙昧的階段，原始的武術體現出了肉弱強食的生存之道，缺乏人文的教化的背景。

（一）武術的“內外合一”

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作為一體，視整個宇宙為系統的有機統一。這些都受到儒家文化“仁、禮”的教化，習武者對自身品德、修養、心態、意志的修煉，稱為內修，為內壯，骨骼肌肉的強健為外壯，習武者需要的是內外兼修，才是一個合格的武者。當然這里所說的“內”是心、神、意等內在的心志活動和氣息的運行，“外”是手、眼、身、步等外在的形體活動，中華傳統武術將內與外、形與神相互聯系統一起來，形成了“內外合一”的武術風格，最終形成了中華特色的武術文化。

（二）武術的“形神兼備”

形神兼備，原指書法和雕塑繪畫作品不但有美妙的形態且有神韻。武術也具有藝術品般的美感。習武之人講究的是精、氣、神，同時對手、眼、身、步等形體動作要求規范，強調意象思維和主觀“體悟”，以及對動作演練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節奏及風格的追求。這種特有的對藝術美感及特點的不斷強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對武術“形神兼備”的技術風格的最終確認。在中華傳統武術中，我們也常常借用自然界的各種景象或動物的不同姿態比喻武術動作，比如“五禽戲”以模仿虎、鹿、猿、熊、鶴（鳥）五種動物的形態和神態，還有鷹爪、猴拳、蛇手這些形神兼備，以舒展筋骨、暢通經脈為目的的健身方法，都體現出了“形神兼備”的特點。

三、儒家文化對武德的影響

儒家文化對武術的影響是很大的。以仁慈、忠厚、善良、愛心等為內容的傳統武術武德，淵源于儒家“德”的思想。武德就是武術的道德。現代職業也常說注重職業道德，可見做事首要講道德。武德是武術的核心內容。對于傳統武術而言，高深的武術技藝和品德修養對促進習武者人格力量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儒家文化思想滲透于中國傳統武術教育中，將和諧觀念也納入其中，告誡習武之人要和諧共處，門派之間少些爭斗，互利共生，這樣也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多了一個精神寄托。

（一）仁者愛人

在傳統武德內容中，仁是最重要的。“仁”又是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中國傳統武術一直也是以“仁”為本，重義輕利。武林中流傳“八不打”：不打太陽、不打對心鎖口、不打中心兩閉、不打兩肋太極、不打兩腎對心、不打兩耳弱風、不打海底撩陰、不打尾閭風府。這些都是人體要害。江湖規矩的八不打無不體現了“仁”字，仁者愛人。古代武林人士也是多將自己的宗旨靠攏于儒家倫理思想，效仿古代仁者作風與為“仁”之道，各門各派都有自己的規矩，所以武林素有少林、武當名門正派的說法，不亂以武力欺負人拔刀相助之類的成語也常聽說，所以電視劇中常常見到武林盟主也都由有德行的人擔任。

（二）愛國尊師

儒家文化提倡“忠孝”二字，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臣民愛君王、愛國家為“忠”，子女愛父母為“孝”。而忠孝觀念反映到中國傳統武術中，便體現為“忠君愛國，尊師重道”的體育道德觀。體現“忠孝”二字古往今來例子不少，如古代荊軻、少林十三棍僧，近代武林高手霍元甲、大刀王五等無不以奔赴國難，救國救民為己任。他們身上都表現了習武者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和義務感。傳統武術的傳承往往是只傳內不傳外，逐漸形成了血緣關系的武術傳承路徑。徒弟對待師傅就像對待父親一樣，尊師則更有句名言：“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三）克己自強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做人須謹慎從事，不斷完善自己，并且嚴格要求自己，這些思想在中華武術文化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習武者更要不斷地培養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質，完善自己的人格。古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句放在武術界則是，為人處事，也應像天一樣，自我力求進步，剛毅堅卓，發憤圖強，永不停息。自強不息已經滲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中，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

四、結語

儒家文化范文3

關鍵詞：儒家文化 中國武術 內核

中華武術植根于“禮儀之邦”，經過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是中華民族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代表，作為一種社會存在方式，武術是民族文化的載體之一。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仁義”為內核的倫理思想，特別講求“武德”，即：講求道德品質的修養，講求德藝統一，體現了中華民族善良、誠信、熱愛和平等美德。它是東方傳統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在整體理論中講求一種“調和”，追求一種動態的“和諧”，講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內外合一”，注重和諧、自然、統一內外兼修。中國武術旨“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于至善。”它是一種通過“練身”以達“修身”的參悟過程；它絕不僅僅是一門純粹的技藝，而更是一門融入了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等于其中的東方武技藝術。

1.儒家文武之學的傳播，促進了武術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對國人的影響之大乃眾所周知。儒家文化不僅是兩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主流，即使在今天，也潛移默化地保存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之中。引人注意的是儒學始祖孔子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孔子是將原來屬于“王官之學”的武學傳播到民間的有功之臣，更為有趣的是孔子出身于一個以武勇為家學的沒落貴族之家。孔子本為一位能文能武，擅長武技的人物。他說過“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重要的在于他是一個積極推行文武兼備之學的教育家。他主張“用文事者必有武備”，因此，“在仁愛的倫理道德法則中，追求文武雙全，提倡仁勇兼備，是武術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內涵。”關于“文武雙全”，儒家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同時掌握“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禮”、“樂”、“書”、“數”為文，“射”、“御”為武。這種追求文武雙全的思想，對武術超越純武的范疇，積極與中國文化相融合，起到了驅動的作用。儒家所提倡的“文武雙全”、“仁勇兼備”的思想，積極地促進了武術的發展，一直以來對武術界都有著顯著的導向作用。

2.武術中的動態技擊是儒家文化“武備”的縮影

孔子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把“武備”與“教民習戰”定為維持封建秩序的必要手段。他告誡他的弟子們，必須有“藏武仲之知，公倬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其中關系“武”字的正好占一半。他把培養勇敢精神和掌握武勇技藝作為學生的學科之一，這樣孔門弟子中如冉求、子路、公良孺等或兼資文武，或以武勇著稱者，不少，其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見當日“武”情之一斑。當時的春秋、戰國，戰爭連綿、征伐不已，諸候各國無兵無“武備”就不能生存，民間普遍習武，并已出現“劍士”等一類“武術專門家”；當日諸子百家的論述，“武”均踞高頂。如：管仲以法律條文規定：“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甚至一貫要超脫世俗、返歸自然的莊周，面對現實中愛好劍術近于發瘋、日常“劍士夾門而客三千人，日夜相擊與前，死傷者歲百余人，尤好之不厭”。趙惠文王也發表過一通劍術精論：“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孔子正是總諸子之大成，集而作為維持“仁、義、禮”這一統治秩序之所需。顯然，他所說的“武”，主要是兵事中的技擊技巧，屬形體動態型的“外功”，因為這種“武備”對統治者有利，以后的各朝各代就把孔圣人的“武備”列入“講武之禮”、“軍禮”的范疇，對中國技擊技巧的形成與發展起了決定作用。

3.儒家君子與武術的文化共通

吸取了中國文化中關于人學底蘊與思想的武術，其人文價值是將培養充盈、碩健、完美的君子人格放在首位，武術更多關注的是人性的修為，人格的和諧美善，俠義精神、正義理想的養得。儒家倫理道德的主線條為“仁愛”，強調“仁”為 “愛人之本”，“忠恕之道”，認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以“仁愛”為基本倫理思想和道德標準，一直以來，被作為武術倫理思想的核心，使武術這一戰斗的力量，傷人的手段被納入了道德倫理的法規之中，使武術不光成為技擊、健身之道，更成為了精神修養、人格凈化的途徑。儒家倫理的這種人格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武術。武德崇禮就是習武人倫理道德的基礎，從而形成了習武人生活的基本準則。

在傳統武術的結構圖景中，集中體現了傳統人格理想的君子，及其君子一身所涵養的內容構成了習武人對之不懈的追求，不懈地通過體膚砥礪去逼近、去實現這種人生價值。特別是君子之武的“仁、義、勇、信”等精神，則形成了武術中流光溢彩的無限風光。武以君子自強、厚德的品質為價值理想；以君子獨立的人格品性為自己做人的目標；君子也始終是武人超越自我、實現自我的夢想。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 這樣的君子之爭。使得武術在其發展中漸漸地淡化了血腥的競爭意識。武術更多地體現了“君子無所爭”，“君子爭而不爭”(《論語•衛靈公》)的人文精神色彩。中國武術在文化的層面上乃是一種君子的文化。中國武術與儒家君子的終極人生關懷都在于一種教化，一種化育。

4.儒家文化在習武中的滲透

首先，習武的前提條件是有武德，要有“仁”心。中國武術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行話“未曾學藝先學禮，未曾習武先習德。”武術中把“德行”做為學藝的前提放在練功的首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其次，習武的過程就是“正己修身”的過程。孔子說：“茍正其身矣，與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中國武術理論認為人的身、心和道德是不可分的。要想取得良好的練習效果，練習者必須不斷地培養自己健康的心理品質，完善自己的人格，如襟懷豁達、與人為善、以禮待人、心平氣和、從容沉著等等。心理修煉和武德培養也是中國武術極其重要的內容。再次，習武的方法是“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即要想成大器，做大事，必須經過長期艱苦的磨煉。習武者在練功時講究“練內”與“練外”，即：“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內外結合，相輔相成，才可修煉出深厚的功夫。為達此目的，習武者不僅在飲食起居上要有所節制，而且在練功的刻苦、恒久上尤為講究。武術界流行的行話是“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一年四季應練功不輟，也只有不畏嚴寒酷暑，長期鍛煉，武功武技才能有所進步。武術界有“一日練一日功，一日不練十日空”的行話，此語強調的是練武者不可一暴十寒，要使功有所成必須要持之以恒地鍛煉，這樣經過日復一日的鍛煉，武技才得以深化和升華。

總之，中華武術所倡導的武德恰恰吻合于儒家文化中以“仁”為本、重義輕利的思想。中國武術與儒家君子在文化層面上的共通之處，使我們看到，中國武術在文化的層面上乃是一種君子的文化。中國武術與儒家君子的終極人生關懷都在于一種教化，一種化育。儒家思想在武術中的滲透，使得習武、練武的各個方面無不體現武術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渾然一體。換言之，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系統，完整、無缺、無漏地遺傳給武林中人，從而使中華武術與儒家文化、水融，相得益彰。

參考文獻：

[1].曠文楠：《中國武術文化概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2].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中國武術史》，人民體育出版社，1996。

[3].倪南權：《淺議武術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四川體育科學》，1999.1。

儒家文化范文4

關鍵詞：儒家文化；貿易立國；韓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3-0189-02

一、韓國的儒家文化

文化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當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經濟突然崛起時，以韓國為代表的東亞現代化模式開始引起西方的廣泛關注。

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創立了儒家學說，而韓國則是一個典型的以儒教文化為根基的國家，儒家文化傳統在韓國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并充分發掘和利用其文化資源，發展了生機勃勃的文化產業。韓國學者金日坤認為，日本、韓國經濟現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歷史穩定性的儒家文化，使當今的日本和韓國保持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傳統與秩序。

歸結起來，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支撐韓國現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幾點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勞動者的勤奮、誠實；(2)儒教的節欲思想，促成人民勤儉節約的傳統，對于保持居民高儲蓄率、保證建設的大量投資極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學問，它使韓國極端重視教育和對教育進行資本投入；(4)儒教講究君臣父子的社會倫理，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這對政府權威的樹立及社會秩序、企業秩序的形成大有益處；(5)儒教講究的和諧與共同體精神，有利于社會互助和實現較為平等的社會分配等等，這些支撐韓國現代化的東方文化因素，無疑與西方文化有著極大區別。

二、韓國的“貿易立國”政策與儒家文化的關系

貿易立國是1961年樸正熙上臺后韓國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提出的。其主要內容是：通過發展加工出口工業，實現國民經濟的自立。貿易立國的實質是實施“出口導向型”外貿發展戰略，經濟發展的側重點從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

貿易立國被提出后，韓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以空前的速度大幅度增長。1963―1972年，韓國的出口額增長了18倍以上，工業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占8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6．9%。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韓國進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相對于進口的增長速度，出口貿易得到了更為快速的發展。1964年11月30日，韓國的出口額首次突破1億美元，韓國政府把這一天定為“出口日”，后來改為“貿易日”。1971年突破10億美元大關，1977年超過100億美元，1980年達到175億美元，1995年突破1 000億美元大關。31年出口額增長了1 000倍，這在世界上是花費時間最短的。從1964年以后，年均出口增長25．1%也創下了世界紀錄。出口對象國也從1964年的41個國家增加到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出口商品品種也從142個增加到7 723個。難怪韓國經濟界說，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出口立國”，20世紀70―90年代是“出口興國”，從現在至2000年實現出口2 000億美元目標是“出口富國”階段。

韓國的貿易立國方針之所以得到順利推行，一方面，歸功于其把握機遇，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適時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作保障，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底蘊給其貿易立國政策的實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精神支持。

從上文的分析看，儒家文化對韓國貿易發展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勞動者的勤奮、誠實，這使得韓國很自然地就抓住美、日等發達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業。20世紀6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正處在戰后發展的“黃金時代”，國際貿易迅速發展，美、日等發達國家調整產品結構，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韓國及時抓住這個有利的時機，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韓國在頭兩個五年計劃期間(1962―1971年)首先發展輕紡工業，依靠外國資金、技術和設備，雇傭本國廉價的勞動力。1967年以后，紡織品一直成為韓國出口的重要商品，從根本上改變了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初以初級產品為主的出口商品結構。

2．儒教講究社會倫理，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這對政府權威的樹立及社會秩序、企業秩序的形成大有益處，這一因素又促使韓國抓住美、日等發達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重化工業的機會，推行重化工業，實現產業升級，從而提高出口產品檔次和競爭能力。1973年，韓國重化工業產品出口額只有8．3億美元，而到1981年增加到99．6億美元，九年間增長12倍多。尊卑有序傳統的另一重要影響體現在韓國官民結合的對外貿易管理體制的建立。韓國建立了由政府機關領導、民間經貿機構協調、私人企業直接參加的對外貿易管理體制，這也是韓國貿易立國方針得到順利推行的重要保證。

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學問，它使韓國國家能極端重視教育和對教育進行資本投入，從而使韓國得以儲備現代化管理的大量人才，進而有能力抓住美、日等發達國家轉讓技術和改造傳統工業的機會，發展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實現出口產品結構的進一步升級。韓國利用發達國家轉移的高技術改造傳統工業，在繼續發展鋼鐵、造船等以熟練勞動力和大規模設備為基礎的勞動、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的同時，加強了生產半導體、計算機、辦公自動化設備、工業機器人等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截至1995年底，韓國的電子產品出口額已高達400多億美元。

4．儒教講究的和諧與共同體精神，有利于社會互助和實現較為平等的社會分配，這一因素直接體現為綜合貿易商社的組建和出口工業區及自由出口貿易區的建立。韓國政府吸收日本的經驗推廣綜合商社制，扶植自己的大型貿易企業。1975年，三星物產被指定為第一家綜合貿易商社，接著又指定大宇實業、雙龍、國際商事、韓一合纖、高麗貿易、曉星物產、樂喜金星商事、鮮京、三和、錦湖實業、現代綜合商事、栗山實業等為綜合貿易商社。綜合貿易商社以其龐大的組織系統和雄厚的財力，實現了開發、進口、加工出口、情報收集以及金融、保險、運輸、倉儲等垂直一體化的外貿運營體系。1962年，韓國建立了蔚山工業區，此后又建立了漢城出口工業區、仁川出口工業區、龜尾電子工業區等，積極吸引外國私人直接投資。1964年，韓國公布了《出口工業區建設法》。1969年10月成立了出口自由區，設立促進委員會。1970年1月1日，政府頒布了《出口自由區設置法》。自從這一法律頒布以來，韓國又設立了馬山出口自由區和里里出口自由區。出口自由區在韓國的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對韓國的經濟發展和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韓國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審視韓國的貿易，我們可以發現：儒家文化傳統對韓國“貿易立國”、“外向型經濟”等政策影響深遠，但韓國的儒家文化雖然源于中國，卻又不同于中國，它更能體現現代韓國的“國民性”及“獨特文化”。在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層面上，韓國對儒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推崇、與經濟社會發展并行不悖的狀況更讓我們驚異，他們是怎樣找到一條和諧共存的道路?

筆者認為，首先，得益于其國民對文化傳統的尊重和繼承，這與我國的“文化革命”、“全盤西化”等思潮截然相反。其次，這同韓國對文化傳統的創新與改造是分不開的，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靈魂，只有不斷地創新，文化的活力才能不斷彰顯。最后，韓國貿易的發展同其對科技的及時把握和市場的運作是息息相關的。

為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廣大的文化市場，抓住時代脈搏，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擴大文化貿易，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發展。

首先，定位文化立國，增強文化內驅力，促進貿易的良性發展。今天中國文化市場弱勢地位的最基礎、最核心的問題是，當今中國文化內核的缺失造成文化驅動的乏力。沒有文化核心的驅動，我們必然在市場的中茫然迷失。文化立國的理念將無疑成為中華民族振興之路的強大動力，這也是貿易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證。

其次，堅持自主創新，正視市場競爭，磨煉成就品牌。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一個產業發展的驅動力，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也離不開創新和發展，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更是要堅持自主的創新能力，成就自己的文化品牌，注重知識產權的保護，從而在貿易往來中立于不敗之地。

再次，發揚儒家修己重教的精神，重視教育對貿易的促進作用。貿易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積累，對科技的把握和運用需要人才，對市場的嫻熟運作更需要人才，人才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當代國家競爭的一個重點。

最后，發揚儒家“和諧”、“有序”的精神，創建和諧社會，促進我們貿易的持續發展。儒家思想教導人們追求高尚的道德與倫理品格，對他人的忠誠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儒教倫理認為，雖然不誠實的行為會給行騙者帶來短期的利益，但從長期來看，不誠實的人還是得不償失。因此，在儒教社會中，毀約、違背合同及合同糾紛較少，此方面的經營成本較低，這也是韓國貿易得以持續進行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 朱星煥．儒家文化對韓國經濟的影響[J]．當代韓國，2001年春季號．

[2] 馮雙鵬．試論國際貿易中的文化影響力[J]．理論界，2005(10)．

儒家文化范文5

日新變化思維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維方式，它把整個宇宙、人類社會看成是處于不斷變化、不斷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種存在狀態。例如，《易傳》把變化視為事物發展之新的狀態，或變易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與發展，均是變化的結果。《易傳》記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于天地的變化才得以生成萬物，變化即生成，生成是變化的結果。此外，“變化者……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4］。表明了變化的根本要義是反復與創新。《易傳》創下了“先化后變”的思維，《中庸》則提出了“先變后化”的思維。《中庸》記載：“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說明了事物從小到大，從微至著，從內及外，逐漸由不明顯到顯著的變化過程。縱觀儒學從先秦萌芽到兩漢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歷程，它是一個后儒在前儒的基礎上不斷繼承與創新、發展的過程，體現了日新變化思維的烙印。例如，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并加以豐富和完善，將“仁”的觀念發展為“仁政”學說。又如，荀子的思想體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學到了宋明時期，把佛教的心性說和道家的天地萬物生長說批判地吸收進來，形成了新儒學，即理學。這些都是儒家日新變化思維方式在學說或者文化發展上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批判地吸收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時展需要高度凝煉而成的價值體系，體現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維特點。同時，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倡導”只是一個階段性成果。由于時代是不斷推進的、實踐是不斷變化的，時代與實踐的發展變化需要變革，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尚未定型，還需要不斷演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演進基于時代、源于實踐、生于變革，從中便可窺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變化的思維方式。

二、儒家文化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儒家文化必然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思想滋養。

（一）國家價值目標

就國家價值目標而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分別是對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精神層面、社會層面的發展目標所作的價值要求。儒家雖未就這四個層面作出過如此明確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張與現代價值主張并不乏相通之處。例如，孟子強調國家制度要保證人民基本的生產資料，指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張實行“仁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6］實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決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時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國家才能和諧穩定。這種樸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就是“富強”、“民主”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富強”、“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當今時代的升華。中國自古是一個文明古國，今天所倡導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體現在其所極力倡導的由“禮”至“德”的社會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華文化的特色。《禮記•中庸》記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體現了尚中貴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貴“和”的基本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和諧”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和諧，不僅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包括在國家交往中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因此，這是對中華民族“尚中貴和”精神的高度延伸與升華。

（二）社會價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許多相通之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從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觀中借鑒很多內容。“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7］這里所體現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與儒家所強調的“義”是相通的。儒家強調以義制利、重義輕利、見義勇為的“正義”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8］即是說，在生命與正義發生矛盾時要“舍生取義”。儒家倡導積極入世、適應社會，在社會規范中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狀態；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重禮制，強調以“禮”至“德”。同時，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對“禮制”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提出“隆禮重法”思想。這些思想資源，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資源。這一層面的價值觀雖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體的思想內涵在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卻不乏中國傳統思想的影子和中國文化的特色，實現了外來價值概念與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創造性的融合。

（三）個人價值準則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倫理道德規范體系，因此，它關于個人行為規范和價值準則的思想資源自然十分豐富。“愛國”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發了人們對國家命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愛國英雄豪杰。同時，儒家“尚公”的集體主義意識也為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倫理道德支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愛國”的內涵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已發生變化，實現了與社會主義的緊密融合。“敬業”一詞最早出自《禮記•學記篇》中的“敬業樂群”，這是儒家提出的一種道德觀念，意指安于職守，聯合益友，共同奮斗，這與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盡職意識有相通之處。儒家十分重視“誠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導在為人處世、交友、辦事、從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6］強調了“信”的極端重要性。孟子說：“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9］指出了實現“誠信”的關鍵在于“明善”。時展了，社會背景變化了，對公民個人的價值要求自然也要實事求是地隨之發生變化。因此，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是我們黨從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中抽離出其合理成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高度凝煉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傳播方法支撐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除了其自身不斷發展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為統治階級所需要以外，也離不開其獨特的教育、傳播方法的支撐。儒家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進步，其傳播方式已相當完善。今天，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充分運用現代社會的教育手段、教育技術及傳播方法的同時，要充分借鑒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傳播方法，為培育、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有益的傳播方法支撐，做到把傳統與現代傳播方法有機地結合、靈活地運用。

（一）注重價值觀的生活化、具體化

例如，孔子講“仁”，只告訴人們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復禮”等等，告訴人們在做人做事時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為儒家的終極價值追求，“仁”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內涵，但卻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踐行。儒家文化的這種教育方式，對于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具有一定的啟迪。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主要在于理論層面的宣傳和弘揚，抽象的理念尚未滲透到人們具體的生活中。因此，傳播主體應該把重點傾向于將十二條價值理念恰當地融入民眾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及工作當中，告訴人們在做人做事時如何為之才能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標準，這樣才能達到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終目的———踐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層次影響

傳統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豐富，體系十分完善，是一個包括啟蒙教育、家庭教育、應試教育到社會傳播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系統。封建社會在小孩的啟蒙階段就把儒家文化通過兒歌、故事等方式灌輸給孩子，在家庭中通過家訓的形式規范家庭成員。另外，封建社會將儒家經典定為社會選拔人才的指定考試科目，學子想要應試成功就要學習、掌握儒家經典。這樣，一方面鞏固了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學子們把儒家文化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傳播給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眾化。營造社會文化氛圍也是儒家極為重視的一種文化影響方式，它將其所倡導的內容通過小說、戲曲、說書等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展現出來，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使儒家文化無處不在。傳統儒家文化的這種全方位的教育、多層次的影響模式也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能借鑒之處。正如所說：“要從娃娃抓起、從學校抓起，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要潤物細無聲，運用各類文化形式，生動具體的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高質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訴人們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2］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把啟蒙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充分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傳播手段及活動載體的優勢，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無處不在。

（三）樹立榜樣，發揮示范作用

儒家文化范文6

《論語》、《爾雅》等儒家經典著作中,護生以往學習經歷中接觸得很少。絕大多數護生僅在中學時期學習過幾篇古文，且護生中理科生居多，文理分科后她們再次接觸儒家文化的機會少之又少。進入大學后，由于醫學護理課程種類多，課時量大，而專科生在校學習時間有限，因此護生中利用課余時間主動接觸儒家文化的更少。

2儒家文化的傳承方式較為單一

調查發現護生對閱讀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興趣和積極性，僅對大眾傳媒所傳達的儒家思想比較關注。對儒家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應從娃娃抓起，潛移默化，從孩童兒時耳濡目染接觸的環境、事物中，點點滴滴，不斷積累，從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

3討論

儒家經典思想是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精華[3]，對高職護理專業學生思想教育有著深遠的借鑒意義。就調查研究現狀而言，目前高職護理學生對儒家文化認知程度較低，與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及學習背景是相關的。首先，21世紀以后，經濟迅速發展，國內外交流日漸頻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傳統文化漸漸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歷史的舞臺。在青少年義務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縮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漸擴大。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淡化。其次，調查的高職護理學生中82.7%均為理科生，其對儒家文化的興趣與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導致對人文課•程的不重視也是顯而易見的。對于高職護生的職業道德教育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充分發揮儒家文化在護生職業道德教育中的引導作用。

3.1加強“仁愛”教育

“醫乃仁術”是千百年來我國醫學界所崇尚的行醫信念[4]，也是醫者通過行醫施藥實現仁者愛人、濟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個內容就是“愛人”的思想。高職護理學生人文素質的核心即是‘仁愛’，護士如果缺乏愛心，就不會全心全意地滿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醫務工作者。當今社會中因為重疾病、輕情感；重科技、輕溝通；重效益、輕人文而導致醫患關系緊張，這些都足以說明，愛心教育在醫學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職護理專業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強“仁愛”教育，把“仁者愛人”的思想植根于學生的心靈深處。

3.2深化“禮儀”教育

禮儀是中華兒女世代相傳的美德，是一種敬人、律己的行為規范。孔子提出“不學禮，無以立”的觀點，禮儀教育的重點是意識和品格的培養，具體體現在儒家的“內仁外禮”和“仁者愛人”的觀點上。“禮”在醫德規范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醫學教育中，應努力構造醫院情境，使學生身臨其境，實際感受醫療環境的嚴謹氛圍，自覺運用適宜的言語行為來為患者服務。護患溝通時我們應認真傾聽，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讓患者有被接納、被理解、被關懷的感覺，從而自覺接受醫護幫助，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護士禮儀的學習不僅要使高職護生具有獨立完善的人格、全面發展的優良個性，又須具有氣質優雅、儀表得體的外在表現。

3.3強化“誠信”教育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每個公民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來源。作為醫護工作者，擔負著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誠信就顯得格外重要。高職護生應借鑒優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積極攝取營養，切實提高誠信意識，爭取為每位患者提供純凈的醫療空間。

3.4活躍“文明”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