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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京輝 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有感于農村經濟的衰敗，實施了一系列復興農村的計劃，一些部門開始做農村經濟的調研工作。雖然這些政府部門不是農業經濟學的專門研究機構，但從事了大量的農村經濟調查研究，為此學科的傳播及發展奠定了基礎。正是由于國民政府對高等院校農業經濟的科研與教育采取了支持鼓勵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這一學科的發展乃至繁榮。如1943年，鑒于金陵大學農學院在農業教育方面的貢獻，教育部特頒令予以褒獎［2］(P293)。就傳播群體而言，主要是:①教會及外國學者。民國初年，西方教會組織派遣一批人員來中國從事農業改良和推廣工作，同時也傳播了西方農業經濟學知識。卜凱既是這一時期受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遣來到中國。他在金陵大學任教的二十余年間致力于中國農業經濟的教學和研究，被認為是民國時期農業經濟學的權威，“國民黨政府將他的主要著作《中國農場經濟》指定為農業大學的教科書。全國解放以前各大學的農業經濟教授，幾乎都是卜凱的學生”［3］(P78)。此外，卜凱還利用與美國各高校的友好聯系，邀請很多有聲望的外國學者來系任教或講學，1930—1937年，先后有十九位外國學者到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工作［4］。②留學生群體。民國時期，在農業經濟學傳播與建立進程中留學生無疑充當著重要角色，這一時期有影響的農業經濟學者大多都有留學經歷。例如，中國農業經濟學科先驅許璇于清末留學日本;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唐啟宇于1920年代初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外，金陵大學作為中國較早開展農業經濟教學和研究的機構之一，在選派留學生方面貢獻突出，如徐澄、喬啟明、楊蔚、劉瀾濤、應廉耕、崔毓俊、沈憲耀和王立我等先后被派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這些留學生在金陵大學時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農村調查實踐經驗，而留學經歷又進一步加強了其理論基礎，提高了科研能力，很多人都成為農業經濟學領域的權威。

這一時期農業經濟學的傳播載體主要是期刊及譯、論著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經濟研究高潮中，各機關、團體創辦的有關刊物多達百余種，根據刊物發行機構性質的不同可將其分為高校類、政府類和民間團體類。①農科學校及其他高校農學院發行的刊物。隨著各高校農學院的成立，農業經濟學也成為各高校學科建設的重要部分，很多高校農學院發行了自己的刊物。這些刊物主要是介紹此學科知識，刊載當時農業經濟調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學術研究、教學為主要目的。②政府類刊物。國民政府一些新設的農村調查研究機構和其他許多農林部門在進行農村經濟調查同時，也紛紛發行了各自的刊物。這類刊物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國民政府中央機關發行的刊物。這類刊物影響大，發行時間也較長。如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發行的《農業推廣》及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辦發行的《農情報告》等。第二類是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實驗區發行的刊物。這類刊物種類繁雜，發行者主要為各省的農工廳、農礦廳、農村合作組織、實驗區及其他農業推廣改進部門，就其影響和發行時間而言，雖遠不能和第一類相比，但也自有很強的地方性。如浙江省農林改良總場發行《新農村》及福建省農業改進處發行了《福建省農業統計資料》等。③民間學術團體發行的農業經濟研究刊物。這類刊物種類繁多，其影響范圍、發行時間長短依各團體情況而參差不齊。較有影響的有中華農學會發行的《中華農學會叢刊》、農村教育改進社發行的《新農村》及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辦的《中國農村》等。

雖然這些刊物情況各異，但綜而觀之有以下特點:①內容上，無論是哪類刊物，農村經濟調查都是其中刊載的重要部分。大多刊物不僅設有調查專欄，而且還不定期發行調查專刊，這也反應了當時各農村經濟研究組織的主要工作內容。②時間上長短不一。此時農業經濟刊物的繁榮主要是受社會潮流所鼓動，但因民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定及經費無法保證等問題，許多刊物往往維持不了一年便被迫停刊。③風格上，這些刊物的發行者身份極為復雜，包括了當時持各種政治和社會主張的組織及個人，而且各組織性質也有很大差異，因此這些刊物各有其宗旨及特色。④由于農村經濟衰敗的時代背景，無論這些刊物有何特色、持何種政治和社會主張，均以關注農村、救濟農村為目的。從這一時期出版的農業經濟學論著來看，學者們經歷了一個從譯介西方農業經濟學著作到開始撰寫中國本土農業經濟學教材的歷程。在農業經濟學傳入中國之初，所用教材基本是由外國論著翻譯過來的。從各國譯著的比例來看，大多是美國、日本、蘇聯的農業經濟學論著，由于日本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蘇、美影響，因此中國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美、蘇兩國影響，并最終形成以卜凱為代表的中國美國農業經濟學及以陳翰笙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并立并存的格局。從兩個學派論著的比例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的論著并不多，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學派建立其學說的途徑有所差異，卜凱代表的美國農業經濟學是在高校建立其學說，學科建設意識較強;而以陳翰笙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則是通過對卜凱等其他各流派的批判中確立學說，其理論主要體現在批判性文章中，尚缺乏系統的學科建設意識。故這些農業經濟學論著中多為充當高校教科書的卜凱一派學說的論著。隨著西方農業經濟學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人們很快發現完全套用西方農業經濟學對改變中國破敗的農村經濟并無實際意義，中國必須要建設適合本國農村情形的農業社會科學。為此，部分學者開始根據中國農村實地調查資料編寫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經濟學教材，并逐漸在農業經濟學的傳播中居于主體地位。

從現有已知材料來源來看，無論這些論著從屬哪個學說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注重從中國農村經濟實際問題出發，以農村經濟調查為基礎編著。從這些論著的編寫方式與特點看，作者多是鑒于農業經濟學書籍的缺乏而致力于撰著，其目的是為了傳播和普及農業經濟學基本知識。從編纂方式來看，大多是從講義而來，編著的用途多是為了當作教科書，而內容也相對較簡單。如薛暮橋的《農村經濟常識》一書是他在廣西師范專科學校時編寫的教學大綱基礎上整理而成，《農村經濟底基本知識》一書則是有感于廖謙珂《農業經濟學》譯本理論的深奧和篇幅的龐大，而抽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輯成的一本適合中國文化教育水平的通俗讀物。王一蛟亦云，其書編寫目的“全為便于講授及學生參考用……俾初學農業經濟學而及一般青年學子，對農業經濟學，得一概念而已”［5］(《自序》)。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第一批本土化農業經濟學論著問世，從這批文本中可以看到民國時期農業經濟研究學者們在此學科本土化建設中所作的種種可貴努力。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種種差異與爭論，但在研究對象、范圍以及與相關學科關系等方面有了相對較為統一的認識。農業經濟學概念表述。農業經濟學在中國興起之初，學者們并未形成相對統一的概念，其意義依各經濟學家學理差異所定而不同。正如董時進所言:“近來農業經濟學(或農村經濟學)在中國漸成時髦，惟名詞被人濫用，意義愈加松弛。”［6］(P4)以至于“一方各行其是……無一致確定之見解”［6］(P1—2)。林倫彥則認為，農業經濟不過是經濟學的特殊部門，即它是研究社會的生產、交換及分配的原理原則如何適用于農業部門的一種學問［7］(P1)。唐啟宇認為，農業經濟“乃研究農人利法各點相互之關系，與農業對于他業之關系，而求農業之繁榮者也”［8］(P308)。#p#分頁標題#e#

董時進則將農業經濟學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就廣義言之，農業經濟學是以農業及其與他業間經濟關系為研究資料，以經濟為研究目的的一門科學，政府機關、學校科系或學術團體多采用此種定義;就狹義言之，農業經濟學系以經濟學的態度，從國家或社會的立場，研究農業及其與他業間經濟關系之科學，普通農業書籍多沿用此意［6］(P4)。綜上可見，論者往往根據個人實踐和經驗定義農業經濟學，因此不免帶有一定的片面性或主觀性。“或偏于普通經濟學理論之應用于農業，或偏重于私人企業之農場經營。”［5］(P4)這種差異出現主要源于對農業經濟學的性質認識上有所不同，出發點有所不同，研究側重點亦有所不同。“若視農業經濟為理論的，則溯其種種關系所范圍之法則，如土地、農工、器具諸要素之選擇及配合;若視農業經濟為實行的，則各種法則之施諸實用者也。”［8］(P1)若視農業經濟為私經濟，則研究側重如何應用經濟學原理于農業經營，以求其最大的利益;若視農業經濟為公經濟，則側重國家與農業的關系，研究國家如何實行農業政策，如何扶助農人增加其繁榮。盡管這一時期學者對農業經濟學含義的解釋有如上差異，但需認識到:一來這是學科建設初期都要必然經歷的過程，也是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表現;二是這些差異并不存在質的對立，應用經濟學原理于農業方面以求農業的繁榮，這是共識，只是在定義時對其具體研究對象、范圍的大小、側重點等等有所不同而已，而這些差異又都可以歸結為廣義與狹義上的范疇里。應用經濟學原理于農業，以求農業經濟之繁榮，是這一時期學者的共識。農業經濟學研究的范圍。農業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是隨著學科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而且它和地域自然環境的限制密切相關，所以，各國和地區所講農業經濟學的內容有很大不同。中國農業經濟學科產生初期的研究，大都側重于農場管理或農業政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學科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范圍也不斷擴充。“惟幾十年來，農學界中咸以為農業經濟問題決不可能僅就農場為研究對象，因農業生產逐漸企業化，其復雜性定較其他工商業為甚。社會組織，農業物價，金融調劑，市場需要種種問題均與一國農業盛衰，經濟發展有密切之關系，故此門學科之范圍以日見擴充。”［5］(P4—5)唐啟宇指出:“治農業經濟學者即須明了生產分配之情形，歷史之沿革，習慣之養成，風土人情之狀況，故研究之范圍殊廣。”［8］(P6)

不過，發展至1920年代后，農業經濟學基本體系逐步確立，各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所開課程將其研究范圍概括為以下數項:普通農業經濟學、土地經濟學、農場社會學、農場管理學、農產貿易學、農業統計學、農產物價、農村合作、農業金融、農業政策。農業經濟學與農學及經濟學的關系。農業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學原理應用于農業”的科學，故此學科同農學及經濟學有著密切關系。董時進說:“農業經濟學為經濟學之一部，而側重于使用者……同時農業經濟學亦得視為一種之實用農學。”［6］(P5—6)首先，農業生產關系是經濟學中重要的研究對象，而且隨著農業經濟發展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顯。董時進解釋說:“經濟學之主干，不外生產分配交易等項，而農業至今仍為世界最大的生產事業，農業上之佃租、工資、信用、貿易、運輸等事情，均為經濟界極重要之分配或交易問題。”［6］(P5)其次，農業經濟學亦是農學體系中的重要部分。董時進認為，農學有技術及經濟兩方面，隨著農業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逐漸由單純的生產變為營利的職業，農業經濟學應之而產生［6］(P7)。童玉民則將農學分為總合農學、通論農學及各論農學三類，而通論農學即農業經濟學［9］(P2)。雖然農業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同農學及經濟學有著密切關系，但農業經濟學作為一獨立學科又有著不同于農學及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王一蛟認為，三學科間的差異可作如下分述:其一，農業經濟與農業科學不同。從研究目的來看，“農業經濟研究之目的，在謀一國農業之發達，而使農業經營者，獲得最大利潤及最高之享受，故其研究偏重于經濟。但一般農業科學多偏重于生產，其主要目的，則求農產品之品質及產量之增進，對于經濟利益殊少顧及。”［5］(《導言》)因各研究的目的不同，二者工作方式也有差異:一般農業科學者的工作范圍大多只限于本身或農業生產期中之某一階段，但農業經濟學則不同，“其工作方式，必須統籌大局，提綱挈領”［5］(《導言》)。其二，農業經濟與經濟學不同。王一蛟認為，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在于所研究的領域及范圍的廣狹義有所不同。他說:“經濟學為研究人類經常生活有關經濟活動之科學，故其范圍乃研究人與社會間所發生之種種關系。惟農業經濟學之研究，系以農業為對象，而農業之生產基于土地，故農業經濟學研究者，為人與地之關系。”［5］(《導言》)而董時進則將農業經濟學與農學、經濟學并立，認為農業經濟學即經濟原理應用于農學中的部分，其體系下又因與國家和個人的不同關系而包括了農場管理、農業政策等諸多方面［6］(P6—7)。

農業經濟學內各分支學科關系。在民國時期，除農業經濟學之外，又有農村經濟學、農業經營學、農場管理學、鄉村社會學、農政學等名稱，與農業經濟學存有極為密切的關系。隨著該學科建設的不斷深入，許多學者也開始注意并試圖將它們區別開來。壽勉成即指出，農業經濟學以產業為研究對象，其所重視之處在于農業科學經濟;農村經濟學則以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其所重視之處不僅在農業經濟，而尤在農業發展對于人生的關系［10］(P1—2)。又如，對于農業經濟學與農業經營學，董時進從研究范圍和目的兩方面進行論述:在研究范圍上，他將農業經濟分為私人、社會國家兩個方面，講求私人方面的為農業經營學，講求社會國家方面的為狹義的農業經濟學，亦可單稱為農業經濟學。在研究目的方面，他指出:“農業經濟學之主要任務在研究發展及改良農業之經濟的要素，求出適宜的經濟法則，其態度側重于學理之探討，其目的傾向于基本的事實及原理。農業經營學及農政學之主要任務在講求發展及改良農業之有效的方法，前者講個人農業之發展改良，后者講國家農業之發展改良。”［6］(P10—11)此外，還有農村社會學、田場管理學、土地經濟學等諸名稱，對于這些概念的差異，亦有學者作了細致區分。由此可見，該時期農業經濟學的相關名稱多而雜亂，各學科“關系非常密切，殊難劃一截然之界”［6］(P10)。其原因有四:其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農業經濟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經開始細化出許多分支學科，并形成了自身較完善的體系，而當中國人狂熱引進西方農業經濟學時，這個體系要想在中國建立起來則必然要經歷一個重新整合的過程。其二，農業經濟學在西方各國的名稱及其研究范圍與狀況本來就有所差異，而且在世界范圍內，此學科仍處在傳播與整合過程中。童玉民指出:“美國所稱(農業經濟學)(農村經濟學)與夫法國所稱(農村經濟學)究其內容，或則偏于國家實行農業之政策，或則多由社會方面立論，綜核其范圍已包括農政學及狹義之農業經濟學，即將公經濟與私經濟相混。惟近來美國已將(農產交易學)(農場管理學)(農場簿記)等科獨立，亦不可不知……德國所稱AgrarFolitik譯稱‘農政學’，譯稱‘農業經營學’。”［9］(P5)#p#分頁標題#e#

因此，當各國農業經濟學論著紛紛傳入中國時，必然會出現這些名稱的并立與差異，而中國要建立自己的農業經濟學必然要經歷一個對這些相關學科概念間的引介、辨析與吸納、整合。其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業經濟學初建，學術界一時難以形成相對統一的認識，因此在農業經濟學的傳播中，人們往往各取其好，更甚者依據個人經驗、語言習慣等因素而形成并無實際內容差異的新名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名稱上的混亂。其四，農業經濟學是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日益破敗的時代背景下傳入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人們對這一學科的熱衷便帶有很強的實用性與功利性，更為關注的是所研究的問題是否可以挽救農村經濟，而對這一學科學術上的研究卻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在名稱使用上的紛雜。但另一方面也應認識到，這些學科大多都在農業經濟學研究的范疇里，它們或則可以是其代名詞，或則只是其研究的一分支而已。如農業經濟學與農村經濟學在中國并無實際差異，“農村經濟即已講求農業經營上之利益為主旨，并且是就事實而實行，故在經濟學上的關系，是屬于應用經濟學的一種”［11］(P1)。可見此時期農村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上與農業經濟學并無實質區別。據前面對農業經濟研究范圍的論述可知，農產管理學、土地經濟學、農政學等均為農業經濟學科的一個分支而已。總之，隨著中國農業經濟學的不斷發展，該學科的研究范圍有一個分化與整合的過程，一方面，會形成許多分支獨立學科;另一方面，也會和其他相仿學科研究內容逐漸兼容，而這正是農業經濟體系形成并逐漸完善的必然經歷的過程。因此，這些學科與農業經濟學間既有差異，又密切聯系。但是，民國時期人們對這些概念的細致研究區別正說明了此學科研究向深入發展，是中國農業經濟學研究體系逐步建立的具體表現。

近代是中國社會轉型極其重要的歷史時期，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起步時期。然而在這個進程中，中國農村經濟由于外國資本的進入、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大批農戶的破產而開始衰敗，社會各界不約而同將目光投向農村，他們持不同理論，從各自立場，以不同方法去研究農村經濟破敗的根源，尋求救濟良方。在此背景下，民國時期農業經濟學的傳播便具有如下特點:傳播發展迅速、規模大。20世紀初，農業經濟學作為農業理財學出現在中國的學堂教育，但發展比較緩慢。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農村經濟狀況日益惡劣，農業經濟學才在中國迅速傳播，并異軍突起，成為世人矚目的新興學科。正如萬國鼎所論:“農業經濟學雖是一種新興的學科，近二十余年來的進步很快。”［12］(《譯者序》)在眾多機構參與到農業經濟研究的同時，關于農村經濟的各類刊物及農業經濟學論、譯著也如雨后春筍涌現，成為中國農業經濟學傳播的重要“載體途徑”。研究的基礎性。民國時期農業經濟學發展極為迅速，但未形成相對統一完整的學科體系，仍處在傳播、建設階段。有學者評云:“我國對于這方面的研究還極幼稚，以我國為中心的農業經濟學正待創造。”［12］(《譯者序》)為此必須建設適合中國農村情形的農業社會科學。因此，須“以科學的方法，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現象，作具體的觀察和了解。有了明確的認識，然后才可以分析出來各種現象的因果關系，然后才可以說對于中國農業社會科學之建樹，找到切實的根據”［13］(P2)。

研究的實用性及方法、對象的多樣性。農業經濟學是在中國農村經濟日益破敗的時代背景下興起的，因此這一學科的創建帶有很強的實用性與功利性，更關注所研究的問題是否可以挽救農村經濟，而對這一學科學術上的研究卻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從當時農業經濟學書籍的內容來看，學術界并不急于建立完整的學科體系，而是本著哪個有用便拿來研究的原則，尋求農村經濟衰敗的根源與救濟的方法。故而民國農業經濟學研究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社會各界紛紛參與到農村經濟的研究與討論中，所持的理論不同，方法各異，研究對象也五花八門。民國時期，農業經濟學的傳播與建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中國農業經濟學的出現并非農業經濟繁榮的產物，而是作為挽救農村經濟的手段被引入和傳播的。雖然學科體系龐雜，但對農業經濟學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形成了一定認識，在大量農村經濟調查的基礎上有意識編寫中國本土化農業經濟學論著，證明近代農業經濟學作為一獨立學科在該時期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