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音樂文化論文:區域音樂文化理念思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王曉平 曹時娟 單位：海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作為文化內容與形式表現之一的音樂及其事象即是區域音樂文化。把區域作為一個相對固定的單位，考察和探索區域音樂的形成、發展、作用與意義，因此，區域音樂研究不同于傳統單一的、具體的研究，而是一項宏觀的綜合性研究。雖然區域是地理學核心概念，但是對于區域劃定，根據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況，我們不一定按著一種模式為標準，而應提倡不同視角、不同文化含量進行研究。如有的[1]（P11）[2]（P73）可以按照行政區化，依據地區、省份進行，例如，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由于受到行政區域的影響，必須以省、市、縣為單位展開。有的可以按照文化區劃原則，按照具有“音樂地理學”色彩的音樂文化區、音樂風格區劃進行。還可以按照自然地理區劃等等。音樂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活動是文化發展的基本條件，文化現象、音樂事象是形式與內容、表面與載體的辯證關系。區域音樂事象是在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共同塑造下形成的人文現象，它既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個文化互融過程。以下以陜南地區為例展開論述。
區域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絕非一朝一夕形成或“爆發式”生成，歷經了不同文化碰撞交融而趨于統一，由趨于統一而又不斷吸收、生發新的文化因子的動態變化過程。因此，區域音樂事象是一個地區文化現象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它以空間為單位，綜合的呈現區域文化和音樂藝術的內涵與特質，是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有機結合。眾所周知，很多地區有著不同的文化體系和文化傳統，經過長期的繼承、發展、吸收、豐富和傳播，這一傳統或體系變得日益穩定，形成了除自然因素之外，區別各地區的另一重要文化標志。影響區域音樂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自然環境、歷史背景、人口變遷、社會生產力較為重要，我們稱之為“外部特征”。首先，自然環境，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交通狀況等要素，這些要素對區域音樂文化現象起著地域分異機制的作用。中國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不同地理環境特征，諸如地形地勢復雜多樣，水系眾多密集，氣候多變、差異大等因素，使得傳統文化，尤其是民間音樂具有很強的地域和社會依賴性。例如，陜西南部地區地處北亞熱帶濕潤氣候，位于秦巴山地之間，雨量充沛，水網密集分布，農業以稻作景觀相契合。自然條件不同，生產方式便不同，而生產方式的差異又直接影響地域農業景觀的不同。地形、氣候等因素不僅直接影響著當地物質文化景觀，尤其對民居的影響最為深刻，體現在音樂上便會出現不同的體裁與形式，通山歌、薅草鑼鼓以及船工號子等便依自然環境而存在。
由于區域民間音樂文化在接受異質文化時，主要的制約因素是交通條件的優越與否。因此，交通條件也是影響文化傳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交通條件便利、優越，其區域文化就呈開放態勢，反之，交通閉塞則導致文化的封閉和凝固。例如，陜南地區的民間音樂文化在不斷接受本地區域文化影響的同時，也受到鄰近地區文化現象的浸染。相對于北方來說，由于有高大的秦嶺阻擋，文化交融也遠遠比不上來自同一水系的漢江、嘉陵江下游地區巴蜀文化和荊楚文化交流和浸潤方便。其次，歷史背景，包括族群文化淵源、政區管理、風俗習慣等因素，對區域文化現象起著整合機制的作用。文化是隨著人類的產生和存在，自然而然文化具有歷史性特征。有什么樣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特征和族群記憶。一群人、一個族群、一個民族通過歷史建構、傳承發展和文化認同，族群記憶成為了一個民族或族群的歷史源頭，所呈現出來的品種樣式則是一個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標識。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國有些地區或民族至今依然保留著古歌、古樂器及其古老習俗。另外，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有時候還受到外來人為影響。中央集權制國家為了加強統治，分設幾級行政管理體系，對于不同文化區域以及對于區域文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例如，陜南在元代以前一直不屬于關中所在的高層政區，不僅如此，興安地區與漢中地區分處于不同的高層政區中。陜南原本與四川盆地共屬同一方言系統，“西南官話的契入使當地文化景觀大為改觀，使陜南人的認同明顯不屬于北部的關中，而是南邊的川、楚。”但是，元代以后，由于政區的作用，長安作為全省的中心城市，對地方無疑具有相當的輻射力。陜南方言逐漸受到關中方言的影響，使得中原官話不斷擴展，呈地緣式推進，墨漬式擴散，逐步侵占西南官話的分布區域。所以，高層政區對文化有明顯的整合作用。從民族文化的構成而言，民間音樂作為諸類文化事象的一個層面，歷來都依托于傳統禮儀和民間習俗。離開特定的文化現場，音樂的功能也就不復存在。民間音樂的產生、發展實際上就是民眾生活的反應和體現，它與民間風俗、民間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第三，社會生產力，包括生產力水平、經濟方式等，他們對區域音樂文化發展起著制約機制。如果說生產方式的影響與農業文化景觀不同會深深地影響到區域文化的形式與內容，那么生產力的高低及其經濟方式就會決定著區域文化發展的速度及其內在活力。
雖然都是以農業為主，但是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對于自然和社會的認識有限，一些自然現象令人難以解釋，便會出現崇巫現象。陜南多山、濕潤的亞熱帶氣候下形成的茂密植被與稻作農業區，使得當地人們具有靈活多變的性格特征和信仰巫術、重鬼神的民風傳統。高山、河谷、平原、盆地的差異，使得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風俗也會產生較大差異，以至于導致不同風俗區的形成。在漢、丹谷地與低山丘陵地區，充裕的熱量與水分條件，適宜發展稻作農業，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狀況與川楚相差無幾，故當地風土物產近于南方。而在秦巴山區的高山老林地帶，風俗保留了許多原始特點，如今依然還普遍存在民間祭祀風俗等。第四，人口流動、族群遷徙是區域音樂文化的突變機制。縱觀族群或民族歷史，鮮有繁衍生息而局限于一地的，而大多數都有著本族的遷徙史。隨著人口遷移流動，不同文化交融是形成區域文化特征的內在因素，也是促進區域文化發展的基本動力。當具有某種特定文化人群在遷移時，文化隨人口流動而發生空間變化。他們將原有文化帶到新的地區，這些文化特質不僅為移民傳承下來，而且還會為當地人所接受，或是與當地文化發生融合，產生新的文化，形成新的分布區，這種現象在文化地理學中被稱為遷移傳播。文化地理學認為，遷移傳播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遷移傳播也只有在大規模的移民運動中才能實現。移民是文化區影響因素中最主要的和最靈活的，大量移民的介入，常常迅速而有效地形成某種文化區或改變某種文化區的原有特點。#p#分頁標題#e#
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地區文化自身造血功能較強，其文化變化也就較為豐富。由此看來，針對陜南文化區形成的影響則最大的莫過于清代初期陜南的移民浪潮，史稱“湖廣填四川”。陜南商洛地區，既有關中地區的特點，也兼有荊楚文化的特點，顯示出較強的過渡性。漢水、嘉陵江流域在接納了大量的川、楚移民后，其區內文化變化很大。由于陜南當時人口稀少，所以清初的移民遷徙基本上屬于占據式移入。在移民大量分布地區，無論是語言、風俗、民間信仰、藝術樣式都深深地打上了原居地的烙印，如陜南花鼓的普遍流行，喪禮中的打喪鼓、唱孝歌濃厚風俗等等。近幾十年，西方民族音樂學方法論興趣正在逐步轉向對“過程”,即對“作為過程的音樂”的研究。民族音樂學的歷史研究主要關心口頭音樂傳統的歷史，更多地從社會與文化角度去研究音樂歷史。目前，國內民族音樂學也已注意到了學科的這一發展動向。“如果說梅利亞姆（AlanMerriam）關于“聲音——行為——概念”的音樂三分模式體現音樂的文化整體觀理念，那么，賴斯（TimothyRice）關于“歷史建構——社會維持——個人創造與體驗”的新模式則可以被看作是文化整體觀在歷史學意義上的擴展，或可以作為音樂動態演化過程的學理性闡釋。梅利亞姆的音樂文化整體觀以及賴斯的音樂文化歷史觀，正是我們研究區域音樂文化動態過程所值得汲取的學科理念和學術營養。民族音樂學家也正是從這樣的文化整體觀的理念出發，采用了“音樂事象”這一概念的使用，精煉而又豐富，甚為貼切。依筆者理解，即是和音樂有關的方方面面，如果涉及到某一文化區域，則可包括音樂類型、音樂主體、音樂事件等諸要素，從另一角度就是樂人、樂社、樂種、樂事等內容。其中音樂類型包括音樂品種、音樂體裁，音樂旋法，具有“形態感”；音樂主體包括操縱音樂的個體、群體，具有“主體感”，以及音樂事件包括使用音樂的時間和地點，具有“現場感”等。如果以一個空間概念——區域作為文化分析單位，區域音樂文化事象則有相應概括。
區域音樂類型（形態感）音樂作為藝術門類之一，必有其自身內在發展規律，品種、體裁、類型、音階調式、織體等有其特有的表現形式和內容。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的事物發展規律，音樂藝術不僅是一個人類文化相互交織的綜合呈現，也是一個歷經長久積淀的漫長發展過程。跨越地域，音樂文化有許多共同相通的、有章可循的普適性原理，這就是音樂藝術的同一性。然而，由于區域文化受到諸多外部條件和內部自身因素的影響，在其文化特質上會表現出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致使各地音樂藝術又有許多文化差異性。區域音樂在一定的空間內體現自身的價值，所以區域音樂研究必然集中在區域音樂事象之上。這就如同人自身一樣，既有人類的共性，又有自身的個性。如何既能體現音樂藝術的自身規律，又要表現出區域音樂文化作為區域文化有機組成部分就顯得十分重要。陜南戲曲劇種有桄桄戲、端公戲、二黃戲，他們之間的差異，并不體現在劇本、服裝、行當不同，而主要表現為唱詞、唱腔不同；唱詞不同，也不是因為內容不一樣，而是因為念詞方音不同造成了念白差異。方言的差異是影響戲劇唱詞、唱腔發生變異的主導因素。因此，唱腔不同，其主要原因是各種戲曲都或多或少地摻有當地民歌等其他藝術成分，根據當地民眾對民歌的審美趣味不同，以至于影響到這個戲曲劇種的流傳范圍。既然音樂是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有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后才能有機地統一。區域音樂主體（主體感）音樂是人精神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社會，由于社會生產力、民族文化審美習性等因素影響，中國傳統音樂發展主要依賴人們的口頭傳承，“口傳心授”是其主要方式。相比較西方的藝術音樂的“書面傳承”來講，根植在兩種不同文化生活之中的傳承方式顯然不是一種文化體系和文化傳統。縱覽中國傳統音樂的歷史與現實，區域民間音樂的生成與發展所呈現出的復雜性，一是自然環境作用的結果，二是人類文化交流活動的結晶。
只有這樣，中國民間音樂以其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積淀和復雜多樣的自然環境形貌，區域音樂文化才呈現得如此豐富和鮮活。“一種音樂曲目或聲腔，如果由彼地域傳入此地域，由于彼地域人文環境條件諸如語言、民情風俗、經濟狀況等，與此地域不同，為其生存和流傳，此曲目或聲腔也要作一定程度的形態和內容調整，這樣才能適應此地域人文環境。其結果也會導致曲目或聲腔產生擴散性變異”。所以，雖然，區域音樂文化的創造與傳承一時一刻離不開人的作用。“民間音樂生態形貌相關地域范圍內的居民，作為這一地域內掌握經濟文化活動的主人，又是這些影響和制約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民間音樂生態最終成為何種形貌的中間環節”。陜南漢調二黃由“西皮”和“二黃”的有機結合，離不開早期科班藝人們的貢獻；陜南花鼓與湖北、湖南花鼓之間的淵源關系，離不開人口的流動和再創造；陜南漁鼓的音樂風格基本與四川漁鼓相同，離不開民眾的傳承和發展；陜南孝歌則無論是藝人口頭傳說還是文獻記載均認為是由湖北、四川移民帶至陜南等等，不僅說明了文化的傳播與擴散與人口的流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更說明了陜南區域文化的交融與形成過程中，人占據核心地位。毫無疑問，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傳播者。區域音樂事件（現場感）由于民間音樂的本質特征，從萌發至今在民間就擁有廣闊的天地。從體力勞作到婚、喪、喜、慶諸種禮俗；從田野山鄉廟會到城鎮演藝舞臺；從農民到市民等社會各個階層都與民眾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連。
所以，民間音樂活動是民眾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民俗活動中的音樂事象和音樂事件中的民俗事象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民間文化生活。民間音樂是民俗活動的頌歌。它在民俗活動中成長、發展和擴散。民俗活動既是它的載體，又是它的內容。民間音樂事件中的文化傳統是陜南區域文化的內在要素，傳統文化形式與內容是陜南區域文化的外在表征。一個音樂事件的發生，必定有特定的活動時間和地點，要么以家庭或個人活動為中心，要么就是以集體活動為中心，它不僅是當地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的源頭活水，也是當地人民群眾風俗習慣、審美意識的活態再現。我國歷代文獻典籍中，存有大量具有區域音樂研究性質的史料，雖然只是零星記載，但卻為我們梳理區域音樂理論與方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基礎。《詩經國風》按照十五個地區采集詩歌，生動地表現出各個地區的風土人情和區域文化特征，是我國早期從音樂學角度對區域文化進行地域分類的肇始。再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記[6]（P182）[6]（P219）區域音樂事件（現場感）#p#分頁標題#e#
區域音樂研究的學科基礎
述了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季札在魯國觀樂，結合魯國所演奏的“十五國風”而發表的評論。其中所言國風歌樂的時代精神，即可以作為通過音樂事象來觀察當時各地區域文化性格和特征的一種深層次探討。當然，作為一門兼濟古今的學科，區域音樂研究不會僅限于對音樂類型及其體裁的探討，而是將音樂事象置于特定區域——自然的或人文的環境之中，結合地理的、歷史的、民俗的等進行文化學意義上的立體式研究。當然也不會停滯在對舊說的注釋與闡述上，它將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文化觀剖析中國傳統音樂的組合形式和流變方式，進而探索其現實意義上的深層結構。如果立足于這一文化視角，我們將從中國傳統形式“大一統”和觀念“大一統”背景下，看到一組生機勃勃的區域音樂文化景觀。近二十余年中，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傳統音樂區域劃分進行了諸多嘗試。有的以一個國家進行鳥瞰式的宏觀研究；有的以一個民族為單位作民族志考察與梳理；有的從一種音樂類型或品種作形態學分析；有的依據空間單位進行區域整體研究等。區域音樂研究在某種意義上類同于音樂地理學，都關注音樂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影響和作用。但是，區域音樂研究又與音樂地理學有著明顯的區別。雖然二者都是以廣義的文化領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和探討附加在自然景觀之上的人類音樂活動形態，文化區域的音樂特征，環境與文化的關系，文化傳播規律以及人類的音樂行為系統等等。但是，二者畢竟學科基礎和體系有所不同，音樂地理學基于文化地理學，在文化地理學基礎上的人地關系來衍生出音地關系。“它是一門以“音（樂）—地（理）關系”為理論基礎，探索各種音樂現象（主要是傳統音樂各門類）的空間分布、變化、擴散以及人類音樂活動的地域性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學科。在學科性質上，音樂地理學屬于音樂學和地理學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門學科。在音樂學領域，它是民族音樂學下屬的一門子學科；在地理學領域，它是人文地理學之下的文化地理學的一門子學科。”
區域音樂研究是民族音樂學下屬的一門子學科，基于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更多的強調與文化學的諸多聯系。把音樂事象與其生成的地理環境相聯系，以具體而又相對的空間及文化區為單位，通過梳理與之相關的人文社會環境的關系，著力體現文化區域中各種文化現象之間，尤其是音樂現象之間的互動關系，比較不同區域的音樂傳統，從而分析出音樂的區域特色和區域差異以及區域音樂因素的特質。二者雖有諸多的相似，但關注重心、側重點和落腳點不一樣。區域音樂研究是一個綜合性研究，它是固定區域內文化特質組成部分與該文化區域的自然環境、歷史發展、社會變遷以及人類活動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的某一音樂類型、某一音樂品種的形成是其諸多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區域音樂研究側重于音樂與區域文化互動關系之研究，以區域音樂事象為研究對象，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探討音樂事象在人類文化的演進過程中，與環境與社會所發生各種之間的聯系與影響。所以以區域為單位，以音樂事象為中心，以文化內涵為內容，以精神特質為根本，就會牽涉到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現實的深刻影響。而中國有著數千年封建社會傳統文化積淀、生產方式、朝代更迭、人口變遷、行政管理等因素又會對區域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響。所以，對于一個地區音樂事象來說，民族音樂學的方法論觀念，如價值觀、主體觀、時空觀、網絡觀、質量觀等都成為了指導具體音樂研究實踐的基礎。不論“文化”的概念有多么復雜，“音樂”的概念有多么特殊，僅就我們每個人的經驗性認識而言，音樂不能涵蓋文化，音樂只能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文化的一部分內容。
因此，民族音樂學緊緊地抓住了音樂與文化兩個核心概念，彰顯了通過音樂事象理解文化和在文化中體現音樂的價值與意義。故此，其學科視野又不僅僅局限在與其他音樂分支學科的血脈聯系之中，而且還與諸多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分支學科發生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如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民俗學、語言學等等，以站立在文化層面的基礎之上，在音樂眾多的學科分支領域獨樹一幟。民族音樂學的學科性質強調從音樂事象中體現文化內涵，或從文化的角度理解音樂事象。這種綜合的跨學科性質為進行區域音樂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不妨把文化或是音樂作為環境的一個“人造部門”，在地理與文化、文化與音樂相紐結的背景下，展開一種立體的（三維的）文化學研究。在這里，時間已成為匆匆過客，為一幕幕歷史的話劇提供變幻的可能；空間卻上升到了主導的地位，成為文化存在的依據。顯然，以空間為主線的研究具有非傳統的特征，但它不是反傳統的，而是對傳統的一種發掘和再認識。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如果按照目前的分類可以劃分為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民間音樂四種類型。雖然，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從音樂歷史發展角度來看，它們對地域或區域的依賴性不像民間音樂那樣明顯，但是民間音樂是其母源文化這一事實不可否認，其實也都多多少少具有區域特色。反之，其它類型也給予了民間音樂不斷發展的營養來源，它們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區域音樂文化不一定就是地域音樂文化，地域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地域音樂強調地理環境對于音樂文化的作用與影響，而區域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則更多地關注文化互動與生成的作用。區域音樂文化相對于地域文化來講，概念更為寬泛。就目前來講，由于民間音樂依附于地域而存在，相對于其他音樂類型，對地域的依賴性更強烈，所以中國傳統音樂中，民間音樂的區域性特色就顯得尤為重要。文化是人創造的。因此，區域音樂研究的主體始終是以人的音樂創造和使用為中心展開。民族音樂學中的區域[8]（P44）概念是人們在自身生存的文化區域范圍內進行的音樂實踐活動，針對所呈現出來文化特性進而總結和歸納。以此用來研究在這一相對空間單位中人們的音樂實踐、藝術審美、音樂風格等精神內核，探索人與環境、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互動關系。區域音樂研究通過描述區域的音樂藝術實踐活動事實，解釋區域音樂文化產生與發展的時空關系，進而揭示人們所創造的音樂文化實質以及他們音樂價值觀。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區域音樂研究即是一種對不同區域文化語境中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文化紛繁復雜，衍變錯綜無常。“區域性音樂研究對象是復雜、多層次、多元化和動態的，同時又具有系統性和整體性。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在某個個案問題上對不同的音樂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細致、微觀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體的、系統的和動態的科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相結合，歸納和綜合各種音樂現象和音樂成品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區域音樂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不能僅僅停留在一種描述性的初級水平階段，而應該將其發展成為具有可操作的、有預測功能的理論體系，這樣才能使區域音樂研究成為即有自己較完整一致的理論，又具有更為廣泛的實際應用價值的現代人文學科。”區域音樂文化整合首先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之上的拓展。區域音樂研究是從空間角度著手，時空過程把握，跨學科運用予以梳理和整理。梳理區域內或區域間音樂事象中的實質、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歸納提煉區域文化特質，這種研究，經過“音樂是這樣”到“音樂為什么是這樣”再到“音樂原來是這樣”的探索歷程。因此，對于今天文化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與總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p#分頁標題#e#
從區域音樂研究走向區域音樂學
由于民族音樂學描述和研究的對象在留存和分布上總是表現為一定的空間區域范圍，而這些音樂事象又無時無刻不受賴以生存的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與制約，所以，把中國傳統音樂的歷史變遷置于空間維度下進行考察是切實可行的方法。區域音樂研究既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也可進一步地拓展和深化，形成一門新興的學科——“區域音樂學”。我們能否在方法論意義上搭建這樣一個具有整合意義的平臺呢？如果民族音樂學是“將某一民族現存的傳統音樂及其發展類型，置入該民族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中去，通過對該民族成員（個體或群體）如何根據自身文化傳統，去構建、使用、傳播和發展這些音樂類型的考察和研究，闡述其有關音樂類型的基本形態特征、生存變異規律和民族文化特質。”注重音樂的傳統性和類型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和探索。那么，區域音樂學則是一門以空間單位為依據，專門研究和探討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自然區、文化區、行政區、經濟區）現存音樂的傳統性及其類型化的學科，其特征是將傳統音樂置入該區域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中去，通過對該區域成員（個體或群體）是如何根據自身文化傳統去吸收、融合、構建、使用、傳播和發展這些音樂的考察和研究，闡述其有關音樂的基本特征、生存規律和區域文化特質。筆者以為可從三個方面進行認識。首先，由于民族音樂學與文化人類學、文化地理學、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的親緣關系，從區域音樂研究走向區域音樂學就成為一種可能性。如果說民族音樂學強調對于傳統音樂發展規律的總結和歸納，是一種宏觀研究、線索式的研究。那么區域音樂學則主要探索區域內音樂文化的一致性和區域間音樂的差異性，屬于微觀性質研究和點狀研究。
民族音樂學則為區域音樂學提供了方法論來源，同時，區域音樂學又是對民族音樂學的一種補充和拓展。區域音樂學既要強調“國家權力”的基礎之上的中國傳統音樂整理與挖掘，又要從“地方性知識”理解入手，強調歷史話語與人類學話語的對話，構建三維的音樂研究思維，樹立音樂與文化的有機結合。在進行區域音樂研究的始終，緊密把握音樂事象，從音樂主體、音樂類型、音樂事件分別切入，同時展開，立體呈現。區域音樂學把特定文化區域視為一個整體，全方位地把握它的總體發展，這既是民族音樂學學科方法論在特定區域內的研究嘗試，又可以在田野調查實踐中推動整體音樂研究的深入發展。其次，在進行區域音樂學的研究過程中，尤其是民間音樂的研究，樹立一種以歷史人類學、文化地理學與民族音樂學為其核心的觀念，進行地域或族群性質的音樂研究，這樣就既有歷時性的梳理分析，又有共時性的空間意識。即注意后人如何想象、創造他們的音樂，又要探索音樂，尤其是民間音樂的發展規律。這樣，我們就在歷史認識、空間觀念和音樂研究三個方面有了相對一致的切入點與方法論平臺。社會學、人類學素有重視“民族志”調查的傳統，隨著解釋人類學的興盛，地方性知識越來越受到關注，而中國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學家們又充分認識到中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文明社會”不同于一般人類學所調查的未開化的原始部族，因此，他們很注重歷時性研究與共時性分析的緊密結合。理解特定區域音樂文化的發展變遷，有貢獻的做法不僅去歸納“特點”，而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會、經濟、文化和人的活動的“機制”上面。目前，相關的人文學科成果也為區域音學的建立提供了理論營養。第三，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區域”甚至有時不一定指的是具體“空間”的或“地方”的含義，它又針對的是忽略具體的音樂歷史情景和發展脈絡宏大敘事框架。
盡管它在材料上雖注意地方文獻、口述材料和田野實踐，卻同樣重視傳統的官方文獻、文人著述以及傳統社會的主流音樂文化；它在研究對象上雖重視地區民眾生活和基層社會下的音樂事象，卻同樣重視重大事件、國家政策與制度和精英人物之中的音樂文化傳統。“從不同地區移民、拓殖、身份與族群關系等方面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社會的國家認同，又從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國家制度和國家觀念出發理解具體地域中‘地方性知識’與‘區域文化’被創造與傳播的機制。”與以往的音樂史、音樂形態研究不同，它更注意地方、區域和國家的音樂事象是如何建構的，特別注意它們在建構過程的互動以及音樂在區域文化中的價值與作用。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作為文化重要內容的地域文化或區域文化，既有它的昨天，又有它的今天和明天，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運動過程。區域音樂作為區域文化的一個層面、一個分支或一種存在形態，應包括自然環境影響下形成的民俗傳統、社會結構形態、政治經濟體系、宗教信仰等因素。縱觀中國音樂歷史，大一統是其發展的主流。然而文化的復雜多樣，區域音樂有機組合則構成了中國音樂的主體，就像“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一樣。現階段各種試圖從新的角度解釋中國傳統音樂的努力，都不應該過分追求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表面上的系統化，而是應該盡量通過區域性或個案性音樂事象研究表達出對傳統音樂，尤其是民間音樂整體的理解和認識。要形成這樣的目標，從開始就要打破畫地為牢、獨立系統的學科分類，采取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使傳統音樂，尤其是民間音樂同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語言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同的學科結合起來，通過實證和具體的研究，努力把田野實踐和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情感、理性和心智上盡量回到歷史和現實現場去，努力從中國音樂發展實際和中國人意識出發理解傳統社會，從不同地區移民身份、族群關系與文化淵源等方面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認同和地域認同。因此，“區域”這個概念不僅是在吸收地理學方法的意義上，在汲取民族志方法的意義上使用，也可以在音樂研究中發揮其更加寬泛的作用和價值。[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