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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歷史時期英國文化中的中國文化   (一)17世紀   17世紀，英國語言文學對中國文化形象的塑造表現出明顯的實用性，出現了同一時期不同文學作家對中國的認識的截然不同的表達。例如，培根、托馬斯布朗、約翰韋伯對中國語言是人類初始語言的論證;延達爾、柯林斯、蘭姆塞、博林布魯克對孔子的推崇;坦普爾、約翰遜等人對中國哲人治國的褒揚;同時也出現威廉尼克爾斯、威廉沃頓、非朗西斯洛基爾、喬治貝克萊對中國道德、哲學、學術、發(fā)明的攻擊。17世紀，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建筑式樣成為英國人上上下下追逐的時尚，文人對中國語言、宗教、政治制度的贊揚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在他們眼中是一個智慧與文明的國度。   18世紀以前英國人關于中國的知識很有限，絕大部分是想象，英國人把中國當做補償自己缺憾的理想國。《曼德維爾游記》里中國傳奇式的富庶與威嚴，17、18世紀英國文人對孔子的推崇，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的贊嘆，都表達了英國人內心的渴望。   (二)18世紀   18世紀，不少英國文學作家，如曼德維爾、坦普爾、伯頓、格爾斯密等都對中國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仰慕、傾心與迷戀，將所有美好的特征都投射到中國文化上，賦予中國以無限的魅力，將中國塑造成人間天堂，帶有濃重的烏托邦幻想色彩，同時，他們批評譴責本土文化，渴望以中國文化為榜樣，改進本土現狀。一些英國文學作家對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及宗教、制度等大力頌揚。例如，伏爾泰在政體、道德方面對中國的大力贊揚，萊布尼茲在社會和家庭制度上對中國的稱頌。但在這一時期作家們對中國的文化看法有褒有貶，已經不只是局限于神奇和向往了。   (三)19世紀   19世紀，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中國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后，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在英國文學作家的眼中，中國由強大繁榮變得保守愚昧。雖然這個時期有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蘭姆、蘭陀、卡萊爾對中國的浪漫想象與贊揚，但也有拜倫、雪萊、狄更斯、華茲華斯等作家在作品中對中國的蔑視描述。   19世紀以后，由于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爆發(fā)力使得英國國力突增，優(yōu)勢日彰，再加上對中國現實了解的增多，發(fā)現了中國文明的弊端，中國成了反襯英國國力強盛、種族優(yōu)越的材料。在德昆西、毛姆和羅默的文學作品中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英國人那種氣勢逼人、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這種情形一直延續(xù)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兩次世界大戰(zhàn)極大地打擊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對自己的文明失望之余，迪金森描繪了一幅理想的中國圖畫。羅素甚至將中國作為拯救西方文明的東方之光。英國人需要中國文化形象，就像他們需要一個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國人塑造的中國形象里面，體現的是英國精神生活的真實，體現著西方人的文化價值觀。   (四)20世紀   20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英國人來到中國，中英之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增多，英國語言文學作品中對中國文化的描述出現了豐富多彩的現象，有正面的希冀、有夸大和歪曲，也有借中國的文化描述來表達自身的困惑。   20世紀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詩人奧登、小說家衣舍伍德和詩人兼新批評理論家燕卜蓀。奧登和衣舍伍德在中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不久，兩人親赴中國戰(zhàn)場進行采訪，親眼見證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并寫下了《戰(zhàn)地行》。奧登用詩記載了中國人民的抗戰(zhàn)熱情和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他是站在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高度來描寫戰(zhàn)爭的，他在詩中所要表達的不僅是中國戰(zhàn)場這一特定地區(qū)、中日戰(zhàn)爭這一特定事件，而是對戰(zhàn)爭的本質與含義的思考，以及對整個人類文明文化的發(fā)展的反思。   20世紀英國語言文學中出現對中國美好文化形象的塑造，更多地強調超越權威回歸自我、強調超越社會回歸自然的個性及其價值，更多地強調鄉(xiāng)土文化。   英國語言文學中的中國文化不等同于中國文化的事實，英國文人所塑造的中國的文化形象是以英國人自身的文化背景、經歷、意識形態(tài)以及文化心理根據。英國文人對中國文化的塑造即是如此。有很長一段時間，英國人是根據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國文化來認識中國的，繁榮富庶、哲人治國、科舉取士，飄逸的絲綢、精美的瓷器、錯落有致的亭臺樓榭，一度成為中國的象征，引起了幾代英國人的羨慕;而怯懦、懶惰、愚昧、狡詐、殘暴的中國人形象也曾長期盤踞在英國人的意識深處。其實這些不同的中國文化形象和現實中的中國有著不可忽視的距離。   二、英國文學中的中國文化是中國人認識自我的一種鏡像   英國文化中關于中國文化的描述往往反映了自己的文化處境，英國文人其實是在尋找一個外在于自己的視角，以便更好地審視和了解自己;同時英國文人所塑造的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認識自我的一種鏡像。   雖然英國文學作家把中國的文化形象當做中國的實際情形對中國不會帶來實際危害，但是當中國人接受了英國文學作家所塑造的中國文化形象時，則會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19世紀，崇尚進步與富強的英國文人夸大了中國的停滯與貧困，停滯與貧困的文明主導了英國的中國文化觀，也影響了中國人對自己的看法。當中國人審視與反省自身時，在英國文學作家的幫助下發(fā)現了自己的停滯和在各方面的落后，有志的中華兒女感到屈辱、自卑，開始反思、批判自己民族的方方面面，進而奮發(fā)圖強，從技術、制度、精神各個層面上改造自身，接受西方進步的神話，同時也喚醒了中國的民族自尊心，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新復興運動，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在認同英國文學中的中國文化形象的同時，將英國文學中停滯的中國文化形象置換為中國的真實，為了擺脫停滯，中國甚至將革命極端化，為追求進步而徹底摧毀傳統(tǒng)，因崇尚科學而有意無意地輕視道德，結果西方文明發(fā)展過程中的生態(tài)貧困、道德貧困和信仰貧困給中國的發(fā)展帶來了更為艱難的文化重建。中國在借助英國的中國文化形象理解自身的同時，也誤解了自身，英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文化觀在給我們提供動力、方法與目標的同時也無意中帶來了負面的作用。#p#分頁標題#e#   迪金森在《約翰中國佬的來信》、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中用一個想象的中國來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將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   艾利亞斯卡內蒂在其小說《迷惘》中借助一個漢學家形象，以荒誕的手法，揭示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是一個物質吞沒精神、野蠻毀滅文明的瘋狂世界。毛姆小說《人性的枷鎖》和散文集《在中國屏風上》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化不乏真誠的喜好，對中國人民有著善意的同情，但其內心深處固有的西方中心論意識使得他以復雜的視角來刻畫中國文化，種族優(yōu)越感和文化優(yōu)越感明顯地表達在他的文學作品之中。   英國文學中的中國觀的變化是英國人用獨特的視角透視中國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中國透過這面鏡子可以發(fā)現許多過去我們熟視無睹的現象，進而促使我們反省中國自己的歷史。   東西方文化交流實質上是彼此之間的互相尊重與互相吸收，因而文化間的理解和應用應該是雙向的。英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輸入中國文化，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從各個方面輸入英國文化。中國曾有過無知的自大，并自尊為世界的核心。后來又是盲目的自卑，被西方人打到家門口時怨恨自己諸事不如人，直到一戰(zhàn)以后才在東西方的比較參照中發(fā)現了新的希望。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考察中國文化的建設性價值。   以往中國習慣于從中國文化自身來考慮問題，現在中國從世界格局來思考中國文化，透過近代的屈辱，尋找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貢獻和對其他民族的啟示。中國曾經影響了英國，同時也曾經影響了歐洲，在歐洲社會與思想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文化起到過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發(fā)展和演變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認識到這一點對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英國文學中的中國文化蘊涵了英國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   一個社會對外來文化的態(tài)度以及表達方式不僅取決于異域文化的特性，也取決于本社會的背景和所欲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對外來文化的態(tài)度和表達方式，與該社會的性質及其所面臨的問題相關。社會背景不同，所欲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同，對外來文化的態(tài)度和表達方式也就不同。   英國文學作家所塑造的中國文化，是由英國人的文化心理產生出來的，是英國人自身存在的影子。   英國文學作家關于中國的描述，與其說是說明中國文化的，不如說是說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某種文化心理的;與其說表現了英國人關于中國的文化知識，不如說是英國人關于中國的想象和這種想象所意味的他們自身文化潛意識中的某種結構。英國文學作家對中國文化的想象是自身精神本質真實的表現，意在述說英國文學作家自己的精神世界。英國文化中的中國文化的表達的變化也證明了世界歷史進程是一個多元發(fā)展、相互作用的系統(tǒng)工程，不僅西方塑造了中國的文化現代化運動，中國文化也參與塑造了西方文化發(fā)展。   英國語言文學對中國文化的表達大體上分為正面表達和負面表達兩種，正面表達多是用一個理想化的中國文化形象來質疑英國當時的社會秩序，提出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美好愿望。英國作家對中國文化形象的正面表達多具有烏托邦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本國現實的質疑和重新構建;而負面表達則多具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本社會的維護和整合。例如，19世紀以前及19世紀的多數英國作家對中國文官考試制度和哲人治國等方面的頌揚和借鑒。20世紀初對西方文明擔憂的英國知識分子對東方智慧的暢想。從而力圖否定其社會的群體價值觀，希望創(chuàng)造一個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文化形象，同時將此文化作為一種異己力量，已達到促動對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改革。19世紀和20世紀也同時出現了一些英國語言文學作家的負面表達，他們傾向于用丑化的中國形象來彰顯自我。這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中國文化，這些作家將自己社會的群體價值觀投射到中國文化形象身上，創(chuàng)造出符合英國群體認可的象征模式，從而達到歸化異國的目的。   對中國文化形象的塑造主要不是追求關于中國的全面而真實的知識。一些作家希望用想象來構筑一個異己空間，由于地理空間的遙遠，同時，人類需要一個想象的異己空間來表述自我，作為激發(fā)自我變革自我的促動因素。同樣是想象異域的文學作品，但所透露出來的對異域的信息卻迥然有別，這似乎給人一種感覺，即想象是有意向性的。然而想象本身并沒有意向性，意向性是想象主體因某種需要強加給想象活動的。例如，曼德維爾、希爾頓和迪福、羅默筆下的中國文化同樣帶有想象的成分，但曼德維爾、希爾頓對中國便顯示出誠摯的熱愛，而迪福、羅默則表現出狹隘的偏見。他們個人對中國并沒有什么怨恨，之所以會有如此的迥然有別，是時代的需要使然。   中國文化形象在英國的不同時期呈現出多樣化的表達，這些表達既有真實的記錄，也有想象和誤讀。誤讀在中英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我們不能期待英國人向中國本土人一樣對中國做出真切的、符合實際的理解和認識。對誤讀現象進行認真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出誤讀中國文化的原因，從而挖掘出英國民族背后深層的文化、心理蘊涵。誤讀在中英文化交流中起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英國文學作家從自身當時的社會背景出發(fā)，視本社會的發(fā)展需要來理解中國文化，同時由于英國的中國文化傳播者因其身份、知識修養(yǎng)不同，再加上他們接觸的中國對象不同，從而產生對中國文化的看法的不同，有褒揚亦有貶低。   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間的認識與交流實際上是一種相互對話，而對話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借鑒對方富有魅力的差異因素，建立起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人類文明正是在這種交流中不斷向前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