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經指導研究生學員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李希賢撰寫紅學畢業論文。筆者在“文研班”一期學員的回憶錄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導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的記錄。黃澤新、李希賢的畢業論文流傳下來。本文介紹了何其芳指導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全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紅學論文寫作的思想理念和經驗做法。何其芳指導文學研究生紅學畢業論文寫作，在新中國紅學建設史上具有首創性。

【關鍵詞】何其芳；指導意見；紅學畢業論文寫作

近期，筆者查閱到一件有關何其芳紅學實踐的新文獻資料———指導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學員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畢業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記錄①。由此順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紅學教育實踐活動和指導另外幾位學員紅學和涉及紅學的畢業論文的資料。從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合辦的“文研班”，前后共辦兩屆，外加一期進修班。辦學期間，正好趕上文藝界、文化界開展“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紅樓夢》規定為“必讀書目”之一，聘請吳組緗、俞平伯、李希凡、馮其庸等專家講“《紅樓夢》研究”專題課①，并親自講他的“‘紅學’研究成果”和《論紅樓夢》的研究心得及寫作經驗②。他還帶領學員走出課堂，廣泛接觸文藝實際，向社會學習，“還組織看過美術展覽，參觀過魯迅故居以及據說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瀟湘館’的幾叢竹子，幽靜的居室，以及賈母看戲的戲樓，還真有幾分近似，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論題“順利確定”與論文“鎖進抽屜”

首屆“文研班”因延長一年學制，要到1963年暑期畢業。學員此時最重要的任務是撰寫畢業論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擔任論文導師。畢業論文選題方向可以依據所學內容自由選擇，一些同學選擇了《紅樓夢》研究方面的選題。學員黃澤新回憶:文研班學習的最后一年，學校規定每人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選題是關于《紅樓夢》的，由何其芳先生負責輔導。另外，賀興安、劉建軍同學寫的也是關于《紅樓夢》的論文，李希賢同學寫的是典型問題的論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導。從草擬提綱到論文定稿，何先生輔導我們四次。頭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輔導，最后一次寫的是書面意見。④為什么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同學的畢業論文皆由何其芳任導師?道理很簡單，是因為何其芳在《紅樓夢》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創見，有成果，“共名說”是其顯著標志，課堂上又以“講紅課”為人稱道。筆者收集了何其芳輔導四位學員畢業論文的資料，結果是多寡不一。在黃澤新的回憶文章中，意外發現何其芳輔導他畢業論文談話的全部記錄，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紅學文獻，因此要費些筆墨在下一節專門敘述。現在分別講述何其芳對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畢業論文的指導。指導賀興安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賀興安和李希賢劃為一個組，每次到何其芳家談畢業論文寫作，兩人總是相伴同行。李希賢回憶:何主任約定，賀興安和我間隔一周的周三下午兩點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談。我倆每次提前幾分鐘進入導師家。此時，白瓷壺沏的熱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廳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據我的記憶，興安坐在何主任的右側，我坐在導師的對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興安同學匯報后，他撰寫《紅樓夢》的論題順利地確定了。①李希賢只講了賀興安的紅學選題“順利確定”，沒有展開記述輔導了哪些論文寫作具體意見，令人遺憾。查賀興安回憶“文研班”學習生活的文章，他說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學習的榜樣。他在創作和研究兩大領域都貢獻卓著”。何其芳對賀興安還講過他寫作《論紅樓夢》花的時間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評理論文章最有文氣，最少教條，在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結合上，大陸學人難以與之匹敵。他的《論〈紅樓夢〉》是大陸那些年“紅學”熱浪中寫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講到寫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個月時間，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駁他、超越他，起碼在時間上得花八個月以上。②賀興安贊佩何其芳文章“學人難以與之匹敵”，因為其“最有文氣，最少教條”，“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這首選應該是《論紅樓夢》的韻味和亮色。賀興安沒有說此事的發生時間，但何其芳在用切身體驗鼓勵賀興安投入巨大精力寫好學術論文，使其超不過、駁不倒、站得穩、立得住的用心，卻十分明顯和殷切。指導劉建軍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劉建軍對論文導師何其芳也懷著一種崇敬心理。他對何其芳的總體印象是:“何其芳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在對我班同學的多次講話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但他循循善誘地要我們打好扎實的基本功，重視第一手資料，從實證出發，切忌空頭理論。他的詩人氣質很重，講話感情色彩鮮明，有時激動得說不出話。”提到何其芳對他畢業論文的寫作輔導，他滿懷欽敬地說:我向他匯報論文提綱時，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蘇聯一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他認為這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有些無限擴大。也不太認同我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但他始終沒有要求我改變觀點，他的看法只供我參考。第二次談論文時，他同意我關于《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的說法，認為我的論述成立。此事當時對我震動很大，一位理論權威，與一位年輕學子平等商討，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令人敬仰。①劉建軍的論文選題是“《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這里他簡要記述了何其芳的兩次輔導情況:第一次是修改論文提綱，何其芳對引進的域外“藝術結構理論”持存疑鑒別態度，因其大而無當“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將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傳授給學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紅學界已經有了“《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評論觀點，但何其芳歷來認為《紅樓夢》“寫的只是兩個封建家庭”②，因此對劉建軍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不太認同”。但是，這兩個“不太同意”，只供劉建軍“參考”，并不要求論者(學生)“改變觀點”。第二次是肯定論文的“論述成立”。論點、論據通過論證過程才形成論述，形成論文。也許在兩次輔導之間，劉建軍在沒有“改變觀點”的情況下，部分接受了導師的意見，使論述趨向合理與完善，使何其芳轉而“同意”他的“說法”。“論述成立”也就是論文總體上合乎寫作要求，達到了畢業水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建軍在何其芳輔導過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指導李希賢典型問題畢業論文的寫作李希賢1959年夏季在湖北漢口參加“考研”筆試時，面對試卷中的一道“典型”試題，有過交白卷的尷尬。錄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時刻牢記自己這個“軟肋”和“跟頭”，特別“注重文藝學中的典型問題”。他也因此在臨近畢業選擇論文題目時，確定以研究“典型問題”為方向———這也與何其芳倡導“典型共名說”的影響有關。他自以為掌握的資料可以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但是，他的撰著畢業論文之路也還是不順暢，甚至一波三折，屢遭坎坷。他回憶幾次到何宅談論選題時說: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我匯報所作的準備時，何主任靜心地聽著。我又試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導師沒有笑，沒有責備，心平氣和地說:“寫專著，當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現在，只要你寫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頓時心緒紊亂，“典型”在腦海中飛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開導我:可以選典型理論中的一兩個問題，也可以從典型創造類別中選題，還可以從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頭緒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談阿Q典型。論題定后，我環繞論題鉆研材料、準備提綱、撰寫初稿。當我倆(指與賀興安———引者注)上門聽取對初稿的意見時，何主任依然先對賀后對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談式地發表意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讀時只想瞌睡”。他透過鏡片，注視著我，見我滿臉緋紅，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對我行文中的弊病，導師來了個一針見血!……臨到論文能否定稿通過時，我的心緒宛如面對法庭。他翻完《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文稿后，對此文只說了一句話:“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這樣。”……我脫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論文能不能在《文學研究》上發表?”他回答:“要發表?那還不容易，我簽個字就行。”停了停，接著說:你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時，謄正寄給我。他是《文學研究》雜志的主編，由他簽署意見，在刊物上發表他門生的論文，顯然“容易”辦到。他不這樣做，還指明要鎖過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當時我就懂得，他這樣說，他要我這樣做，實則是對我的指引、對我的鞭策、激勵和期盼。我理應如是為之。①何其芳指導畢業論文《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的寫作，針對學員研究和寫作上的薄弱環節，可謂處處把關，歩步緊逼:選題不準確，他糾正后連續指出三個“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并用“我讀時只想瞌睡”的話形容其沉悶不靈動;定稿雖然體現了作者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寫作水平，但還是令人不滿足，何其芳建議暫不發表，“鎖進抽屜”。怎樣才能把這篇論文修改好，何其芳給出的辦法是，“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說要“冷處理”，放一放，悟一悟，獲得新的認知，一改再改，反復打磨，使其躍進升華。這是通達研究甘苦之語，懂得寫作三昧之言。這體現了何其芳指導論文寫作的另一種風格:所謂“嚴師出高徒”!李希賢對此十分理解和服膺。嚴師的教誨幾乎影響了他后半生的教學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業績。指導黃澤新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文獻內容較多，下面設專節來介紹。

二、“論文中主要觀點應當是自己發現的”

黃澤新的論題是《〈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何其芳先生“當時正值盛年，充滿熱情與活力”。他“親自為同學輔導論文”。“他的講話如同他的詩文，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閃爍著真知灼見，每次講話都給我們很多啟迪。”“我這里所記的，除了第一次有幾點共同性的指導意見外，其余全是對我的研究論文的指導意見。”①黃澤新與劉建軍為一組。何其芳第一次輔導談話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講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導意見”:我先說說寫研究論文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要寫提綱。寫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綱，寫長篇論文，尤其是論述復雜問題的長篇論文，一定要寫提綱。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結構完整而周密，說理性很強。我們恐怕很難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綱在寫作實踐中還要反復修改，盡量使論文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第二，把思想變成文章，不僅是文字表達的問題，還可以使思想更準確、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認真考慮。論文的文字要講究。不要用隨便拾來的語言，要用經過思考的語言。要培養對語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講究的語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講究的語言，要善于區分。寫得太輕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勞動來完成這篇論文。第三，寫成初稿后，要認真地仔細地反復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們也要學習這種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動手抄，才經得起考驗。自己不耐煩抄，還有發表的價值嗎?隨后，何其芳就《紅樓夢》的研究課題，談了幾點意見:研究《紅樓夢》，首先要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為什么《紅樓夢》在那個時代產生?包括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傳統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會背景是文藝作品的根。不論你研究什么問題，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賈府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坐吃山空”。我覺得這個看法，講得不夠太深。應當從時代背景的諸多因素中探討賈府衰敗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閱讀與《紅樓夢》有關的研究資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從材料中來。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是自己發現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復看，反復研究。這一次，先談到這里吧!下一次你們談談個人論文的提綱，我再說說具體意見。首次談話，是說給黃澤新與劉建軍兩個人的。就紅學畢業論文的總體要求，何其芳強調三點:“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這恰恰是最基礎、最要害的法則。依據指導老師的要求，黃澤新開始考慮“論文的提綱”。他最初的論文題目是《論〈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塑造》，后來改為《〈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的思路是:魯迅先生說過“自有《紅樓夢》出現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畢業論文的主旨就是具體闡述這個“打破”，這就有必要從中國小說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尋找答案。為此，他著重地研究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長篇小說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與《紅樓夢》作具體的比較，找出《紅樓夢》究竟繼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寫出一份兩千多字的提綱。第二次輔導談話的時間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聽取了黃澤新的立意構想后，翻看了兩遍提綱，然后說:思路可以，條理也比較清晰。不過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關于人物的階級性與典型性的問題，有人主張階級性是人物的本質，甚至認為一個階級只有一個典型。可是為什么某個階級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夠抽出來用在其他階級人們的身上?一種解釋是借用，另一種解釋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諱癩子，不能說這是從統治階級來的;排斥異端則可能是從統治階級來的。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忌諱，各有什么特點?考慮問題盡可能從實際出發。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學、辯證。劉姥姥流行的看法有兩方面:一是進大觀園，因無知而鬧了許多笑話;二是幫閑。過去，我們叫吳稚輝為劉姥姥，就是譏諷他是個幫閑。流行的這兩點對劉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劉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對于賈寶玉，流行的看法是愛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東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誤導，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這里還需要強調一下，評價形象的意義也好，評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好，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搞具體的東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斷。不要先有了論點，然后再在作品找有關的現象證明。現象是復雜的，不同的論點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作例證。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研究論文要寫得準確、鮮明、突出。要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藝術上的特點，找出它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我們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拿心理描寫來說，托爾斯泰寫人物心理很細致，著重過程，但故事進行太慢，比較沉悶。《紅樓夢》的心理描寫也很細，但和生活一樣，并不慢，這就是發展創造，充分顯示了我國古典小說心理描寫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這次輔導也是黃澤新、劉建軍小組兩人同時聽講。但是，這里只記錄下何其芳對黃澤新論文提綱修改充實“進一步思考”的意見。這些意見最為可貴的是強調研究方法的正確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的;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只有這樣，畢業論文才能有創見，有高度，有價值。接受第二次輔導以后，黃澤新動手草擬初稿。一個半月以后，他將稿子交給何其芳審讀。6月2日，導師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點到家去，談談對初稿的意見。第三次輔導談話于6月3日9點準時開始。何其芳拿出論文初稿放在茶幾上，開門見山地說:稿子我看了，大體上可以，不過，還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對問題分析得比較細致，但是理論概括不夠。文章談的是人物塑造問題，對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應該有所強調。另外，《紅樓夢》“打破傳統寫法”的意義和價值，也需要進行充分的理論闡述。2.文章著重講了《紅樓夢》對傳統藝術表現方法的突破與超越，繼承講得不夠。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金瓶梅》藝術特點的概括不夠完全恰當。當然，藝術分析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難的，越是困難越需要認真、細心，盡量使我們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實際。3.環境描寫，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則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過是人物的居住場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例如《西廂記》，故事發生在寺院里，崔鶯鶯、張生與紅娘的性格與環境有什么關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實事求是，不可牽強附會。第三次談話，核心問題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個問題:“理論概括不夠”“繼承講得不夠”“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同時，也輔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黃澤新用近兩周時間將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輔導何其芳變更了面談方式，而是采取書面筆談的辦法，把他的意見寫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頁上，于6月22日將稿子讓人送還給黃澤新。何其芳用紅鉛筆在稿子上寫的意見如下:6.文字還不夠準確、講究，有些名詞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動細節”“表現傳統”;3.講《紅樓夢》以前小說在寫人物上的區別和特色還是要講得更恰當一些、更符合事實一些，《三國》《水滸》也并非完全沒有細節描寫，《水滸》就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過一件事寫一兩個人物。繼承方面似講得不夠;1.有對塑造人物問題的概括性的理論性的論述，可是只有細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與理論的高度;4.心理描寫一節似舉例過多;5.環境描寫一節中寫風一例似與塑造人物無關;2.結束語未能把前面三節總結起來。①何其芳為何把所寫意見的序號標為“6、3、1、4、5、2”呢?黃澤新推測:何先生隨看隨記，沒標序號，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據內容編列了序號。除上面所寫的具體意見以外，何其芳還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標點符號，共修改了十四處。這六條修改意見，還是為了使前幾次的輔導內容得到貫徹，四腳落地。第四次書面輔導，表面看，意見零零碎碎，對論文修修補補;細品味，一則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費苦心，二則說明論文基本完成，小動微調就可以定稿。黃澤新“文研班”紅學畢業論文如期完成，順利通過。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這是新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的首篇紅學畢業論文。這也表明，何其芳的紅學實踐活動中，又有一項開創性的業績。更令人慶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輔導這篇論文的全部意見被黃澤新原汁原味地記載、保存并公布出來，其中包含著如何進行科學研究、如何評論《紅樓夢》、如何撰寫紅學論文等豐富思想和經驗。黃澤新當年親聆教誨，對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風化雨，幾十年后回憶及此仍感慨萬千，他寫道:“通過輔導論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熱心、耐心與細心，感受到了他對培養學生的無私奉獻精神。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又關懷備至、體貼入微;他從不輕易地說一句贊美你的話，然而卻處處感受到他對你的關心、呵護和激勵。我崇敬先生的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誨之恩。”①

1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創新能力培養體系的構建

1.1實施課程體系改革，為醫學生創新能力培養夯實基礎

1.1.1優化理論課程體系，注重創新思維和臨床思維能力培養

以系統掌握基本知識點為目的，以器官系統為主線，按人體基本形態與結構→系統正常生理功能→系統用藥及藥理作用機制→系統常見臨床疾病（按照病因、發病機制、組織結構改變、臨床癥狀與診斷標準、治療原則等順序）進行梳理，將基礎學科與臨床學科主要課程內容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優化與整合，實現從基礎到臨床的全面融通[1，3]。

1.1.2創新實踐教學體系，加強學生的實踐和創新能力

實驗課程內容體系按照經典驗證性實驗→綜合性實驗→設計性實驗層層遞進：包括3門機能實驗學（生理學、藥理學和病理生理學）、2門顯微形態學（組織學胚胎學與病理解剖學）和1門分子醫學技術（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4-5]。

1.1.3改革教學方法，強化教學過程中科研創新能力培養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工藝美術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研討會暨2006年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年會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蘇州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主辦，由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承辦。來自各高校及工藝美術研究單位的30余位學者和專家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21篇。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執行院長李超德主持會議，蘇州大學白倫副校長致開幕詞。蘇州大學藝術學院黨委書記廖軍扼要匯報了該院的發展情況。與會代表在霏霏細雨中，興致濃厚地考察了吳中區光福鎮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區舟山村的手工藝。從大會交流情況來看，學者們圍繞年會主題，進行了多角度、寬視野的深入探討，大家秉承關心民間、關注社會的精神和學術傳統，各抒己見，表現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統工藝美術的高度重視和人文自覺。會議涉及的幾個相對集中的問題評述如下：   一、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國內剛剛起步，迫切需要人們對此進行理性思考，探尋符合中國實情的客觀規律，深化認識和實踐，避免盲目、機械、片面和功利。與會學者主動站在學術前沿，結合現實，從各個角度討論了這一新課題。   張道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議》為題，闡發了獨特見解。他認為，非物質文化是相對物質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質文化來說，重要的問題不在內容，而在對“非物質”性的理解。在傳統觀念中，像文學、音樂、繪畫、舞蹈等可稱作精神的和非物質的，但工藝美術和傳統手工藝所表現的東西，卻是以“物質”為主的。這是由于所有的藝術表現必有一個“載體”，這載體就是物質。藝術依托物質世界而成立，物質的繁雜決定了藝術的多樣。那么，為何藝術在人們觀念中又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張先生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界限和標準，主要看藝術的傾向和人們的習慣，就像“日出日落”、“天圓地方”一樣是一種感覺，實際上太陽并非從東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藝術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統稱為“精神的藝術”。至于實用性的藝術（主要是工藝美術），它的物質特點顯露得比較明顯，人們也沒有將其視為純然的“物質文化”，一般只稱其為“工藝品”，是物質和精神的結合。由此再看“非物質文化”，其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藝的特點最為明顯，它是一種工藝加工手段，即所謂“心靈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顯示出“巧”來；另一方面，它又是長期磨練出來的形成歷史的傳統。過去的師徒制傳承，為了維護其傳統，有些家族式的“絕技”和“秘方”不得外傳，雖有其歷史局限性，卻也充分說明了“非物質遺產”的性質。   中國工藝美術總公司總工藝師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由來、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和意義，綜合報告了近年來了解到的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民間工藝的保護情況，指出這些國家和地區對傳統文化特別關注，保護工作起步較早。他特別強調中國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文化白皮書》中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民間工藝所持的新理念。書中指出：一種文化如果只是依賴先人的遺產自豪，是不對的，因為文化不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須是一個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內涵不只是固守在傳統文物和古代經典的范圍，就必須使文化成為一個具有發展性的形態，讓它充滿生機，有轉換或轉型的可能。要不斷有新的質素參與進來，也要不斷吸納、消融和轉化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匯成嶄新的形態。所以，文化的意義就在于創造可以繼續興起的新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引進，對于民族民間文化保護而言，既有積極作用，也有負面影響。特別是保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備受學者重視。清華大學的王連海發表見解說，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積極意義很明顯，首先引起了業外人士的關注，促進和提升了全民全社會對傳統工藝美術及傳統民間文化的再認識，發揮的宣傳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進了理論界思維的活躍，引發了專業人士對傳統工藝美術的新思考；其三，對開發保護具體品種確實起了作用，但同時存在的問題也較多，負面影響較突出的是在理論界引起了混亂，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進還導致了地方或地區間相互攀比、惡性造假的現象；五是對各地民間美術的破壞相當嚴重，有的品種被列入名錄后反而毀了，形成了摧毀性破壞。西安美術學院的趙農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郵票引發的侵權訴訟民事案，呼吁社會各界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背景中民間藝術的法律保護問題。他指出：社會在界定民間藝術品“原創”或“復制”問題上，在保護民間藝人權利的問題上都存在一定的認識誤區。這與民間藝術品多被確定為“非個人的、連續的、緩慢的創作活動過程的產物”[1]，作者是“創作該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社會群體”[2]有關。概念的不確定，導致了法律保護的模糊和民間藝人權益保護的被動。他進一步指出：對民間藝人權利的有形和無形的侵害剝奪，已非常嚴重。如一些領導和專職人員利用職務權力將民間藝術品變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藝術家在采風過程中的非法律行為；民間藝人自身文化素質的局限；地方政府對民間藝術的粗放式經營等。他認為，對人文學者的關懷，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對人類文化生態的關懷，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實實在在的生存方式。現階段，大量民間手藝人的生活僅處于溫飽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過手藝致富，而出臺相關的法律是根本問題。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徐思民講述了近幾年考察齊魯民間藝術的概況。他發現：在民間藝術的采訪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假調查和賣弄、糊弄的問題。他對傳統手工藝的傳承表示擔憂，認為靠近城市或地處城內和發達地區的一些民間藝術，通過市場經濟運作尚能發展起來，延續下去，但許多地方性的民間藝術則是傳不過來也承不下去。他以山東地區剪紙、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為例，說明民間藝術不是萎縮，而是消失了，這是因為藝人生活艱難，民間藝術作品生存艱難是一個不可抗拒的事實。   #p#分頁標題#e# 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中的問題。湖南商學院的李立芳，以湘繡申遺為例，強調在進行申報同類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必須首先廓清藝術的歷史文化淵源，比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態，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發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優勢。   二、有關傳統工藝美術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傳統工藝美術的可持續發展是工藝美術理論界長盛不衰的話題。但要探討現代社會的工藝美術，首先得加深對古代工藝美術的認識，使認知有一個深厚的基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尚剛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藝美術的特點，扼要而客觀地陳述其整體發展脈絡，體現了作者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觀察視角和工藝美術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的朱孝岳，則對中國傳統工藝美學思想作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中國工藝美學思想有四大特點“以界他國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禮樂相濟，禮、樂二者統一在產品的設計、制作和使用過程中，體現了中國人既不畏艱難又隨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線的舞蹈，中國工藝美術設計講究線的動態、味道，以線表現氣韻，將生活中的變化、情感的起伏化為線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與人力的巧妙結合。   目前，隨著社會的全面轉型，工藝美術將面臨怎樣的態勢？在新形勢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清華大學的李硯祖通過實際調研，對現代傳統工藝美術保護與發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問題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顧了傳統工藝美術的歷程，對建國以來的工藝美術發展作了分期，在歸納了傳統工藝美術所具有的產業、就業、市場和文化價值后，提出了工藝美術保護和發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經濟產業與文化事業的矛盾。工藝美術的經濟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經濟產業和文化產業間，在不同層面上形成了兩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將工藝美術既看作經濟產業，又看作文化產業，還可將其作為文化藝術事業來認識、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認識其本質和特征，從具體工作出發，加以不同處理。其二，技術更新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矛盾。工藝美術既是物質文化又是非物質文化。它從材料到產品均有顯見的物質內容和形態，而工藝技術、方式方法、過程，乃至設計創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質的。社會的變遷，使工藝美術業在技術層面上遭遇到機械工藝取代傳統手工技藝、一些傳統工藝失傳或消亡的問題，形成了技術更新帶來的對傳統工藝技術保護的矛盾。為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藝技藝保護，應有傳統的和手工的兩種限定。若不注重對手工性的保護，最終將導致傳統工藝美術的消亡。其三，文化變遷與傳統工藝美術傳承的矛盾。工藝美術的傳承是內在文化的傳承，要求其不變，而文化的總體趨勢則是變，這就帶來了矛盾。現代社會，工藝美術傳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時它亦有為當代生活服務的創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這是有限度的創新，是在傳承與保持基礎上的創新。最后，針對工藝美術技藝失傳、后繼無人和傳統技藝、工藝美術大師保護不力等現狀，他呼吁：要從國家層面上關注和解決工藝美術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問題，對傳統技藝和大師予以保護，要真正從組織上、制度上、人員安排及資金等方面落實到位，應在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協同下，制定更為細化的具體到保護品種、技藝的方案和規劃。蘇州大學的諸葛鎧結合紛繁的實際情況，在題為“適者生存：工藝美術的蛻變和再生”的發言中對李硯祖提出的問題作了回應。他指出：中國手工藝正面臨著蛻變和再生的考驗。但蛻變并不意味著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蛻變畢竟是脫胎換骨的改造。他認為，傳統手工藝的市場日漸縮小、對手工藝品價值認識的偏移、手工藝的創作觀念難以與時代同步是手工藝在近代潛在的蛻變因素；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脫離的產品、“推陳出新”中的誤區必然導致現代工藝美術的蛻變；而再生之路則可通過形式與思想內涵的分離和移植、形式與技藝的分離和移植、形式與實用性的分離與移植等途徑實現脫胎換骨。   此外，還有學者撰文，通過個案對傳統工藝美術發展進行探討。蘇州工藝美術學會的冷堅，以蘇州戲衣業為例，探究其發展及緣由。蘇州戲衣業因昆曲而興，它成型于明代，繁榮于清代，在全國同行中占首位，行業中心地位始終未移。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影視業的興盛，蘇州又成為全國影視服飾的主要生產基地。僅改制后的蘇州劇裝戲具廠，劇裝戲具的產銷量就占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來自南通藍印花布藝術館的吳元新，書面報告了近30年來對藍印花布藝術的調查、實踐經歷和對其現狀的認識。他說，藍印花布已伴隨江浙百姓走過了近500年歷史。20世紀70年代始，藍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銷而求得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南通工藝美術行業對藍印花布進行了挖掘、研究、收集，開發設計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來，藍印花布卻因缺少銷售渠道而陷于困境，為此，他呼吁積極搶救藍印花布藝術。   三、有關工藝美術教育和工藝美術理論研究方法的問題   藝術可以解救人類精神生活的危機，為此，工藝美術教育問題同樣受到了與會學者的關注。湖北美術學院的張昕從文化自覺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應如何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并重，強化對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在人文學科中開設人類文化遺產課程，建立文化遺產與知識體系的聯系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山東藝術學院的許大海重新審視了藝術設計教育的現狀，闡明了建立藝術設計比較教育體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較視野中藝術設計教育模式構建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內容，提出了建構符合中國特色的藝術設計教育創新模式的新觀點。蘇州職業大學的濮安國，作為中國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長，介紹了該所的發展計劃和目標：對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機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藝美術理論研究方法的出新，對于跳出舊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義。蘇州大學藝術學院的張朋川，引用最新材料，從湖南寧鄉銅器群發掘談起，以商代青銅虎卣為個案，對青銅藝術研究方法進行了思考。他認為，青銅器紋樣的組合應有一定的規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類型學方法卻將器型與花紋分開研究，我國的工藝美術史沿著考古思路來編青銅藝術，造成了青銅藝術研究中的一大問題。此外，中原是最早擁有青銅容器的，該地方恰恰不產銅。而湖南寧鄉卻出土了300多件銅器，其成分與中原的不同，并發現了古礦。這是否意味著到了商代晚期，作為一個方國會不會生產銅器呢？他獨到的分析、介紹和由點而及縱橫，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對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體研究水平無疑是很好的啟迪。#p#分頁標題#e#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王連海以南宋畫家李嵩《貨郎圖》中的玩具為研究對象，對其中的風箏、泥人和不倒翁、撲撲噔、撥浪鼓、風車、鳥籠等六類玩具之樣式、形態、材料、工藝、功能、用途、發展歷史進行了解析，圖文互證，體現了工藝美術史研究的一種深化。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尚剛，以“一幅巨作，幾點猜測—關于大都會博物館藏元代刻絲大威德曼荼羅”為題，對作品完成時間、開機時間、御容織于哪里、出自哪個作坊、性質作了詳細考定，將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個注充實成了一篇新論文。態度科學嚴謹，重視材料的搜索考辨，細密求證，精深而有新解，對工藝美術史的治學有積極影響。   在涉及到對民藝的田野調查方法時，張道一語重心長地指出，過去，我們研究時，多注意于藝術的外在形式，對于制作藝人及其技藝和藝術思想挖掘不夠。今后，一定要關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關心做的方法和技巧。護樹要護根，保標要保本。徐思民則提出，民間藝術很豐富，有些在文獻資料中很難查到，但藝人卻能自圓其說，有頭有尾。搞民藝調查，就是要把民間藝人的境界、味道記錄到位，而不是帶著現代人的審美觀念走馬觀花，那樣是無法把握民間藝術本質和真諦的。浙江工業大學藝術學院的袁宣萍，以撰寫《浙江絲綢文化史》的體會，提出在工藝美術調查中當注重行業神崇拜、與行業相關的神話與傳說、行業生產與生活習俗、古老的傳統工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祖先的智慧結晶。   四、特點、展望和發展方向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執行院長李超德在會議結束時說，這次年會是一次高端會議，既有老一輩理論家，也有國內中青年一代的專家，機會難得，受益匪淺。會議討論的內容十分廣泛，上至產業政策、宏觀理論，下到具體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觀思考，也有考據派的論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種學習。他指出，本次年會還是一次新的開端，大家集中起來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問題，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傳統留住。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張夫也在會議閉幕之際發言，他認為本屆年會開得非常成功。不僅來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說明他們十分關注會議主題，還出現了很多年輕的新面孔，證明大家對熱門話題非常關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學術部主任盧瑩的發言反映出她對工藝美術的未來充滿信心。她為專家學者都在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工藝美術的可持續發展而感動。她覺得特別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為工藝美術技藝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藝美術藝人很無助。現在有這么多人都來研究工藝美術的發展，工藝美術將擁有更好的前景。   綜觀本屆年會，學術前沿性得到了充分體現，達到了舉辦者的預期目標。年會主題促使與會學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統工藝美術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況的出現，新問題的提出，新視野的拓展，新方法的運用，使得實證研究和理論建構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將在以下幾方面深入：   1.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如何強調理性，堅持人本原則和人文立場已成為重大課題。怎樣尊重民眾的權益，實現理性保護和完整的人文關懷，避免因保護而犧牲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將文化保護變為文化踐踏或生態破壞將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點。與之相關的保護中的共性與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運作，張揚文化個性，體現文化遺產價值也將得到深入的探討。   2.新時期，傳統工藝美術原生態的衰落和蛻變形態的衍生兩種基本態勢仍將持續下去。如何在蛻變過程中保留傳統文化形態活的精神，怎樣以傳統形式承載新的內容，怎樣正確處理原生態與蛻變形態、手工技藝與機械生產、保護與開發、傳承與變異等一系列矛盾，使傳統工藝美術融入現代生活，怎樣在不同的理論層面上觀照傳統工藝美術，都將成為探索熱點。   3.理論研究方法上，加強尋因尋根意識，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與互補，使研究成果富有個性也是一個動向。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張夫也在年會上號召大家，傳統工藝美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態，對它的保護搶救研究非常重要，關系到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的存亡問題。此事迫在眉睫，現在不做什么時候做？我們不做誰來做？我們肩頭的責任重大。希望我們以此召喚為動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屆年會結出更加豐厚的學術成果。

摘要：高職生注重職業技能培養，教學具有重實際、重實用的特性，這一特性也使部分高職院校對學生的民族文化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不夠重視，出現了民族文化中斷、文化自覺性低、理想目標模糊、社會責任感弱化等現象。本文通過分析這類現象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實施途徑，以形成基于民族文化傳承視野理想信念教育設計理論與方法，優化職業教育結構。

關鍵詞：高職生；民族文化；理想信念

一、研究背景

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教化作用。從民族文化傳承的角度探究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實效性，有助于高職學生樹立個人職業理想目標，促進其全面發展。近年來，諸多學者把目光聚焦于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研究，從不同研究領域、視角及研究方法回顧理想信念教育的發展歷程、面臨的困境與選擇及實施途徑，但對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有待加強。首先，對高職生這個特殊群體的理想信念教育關注不足，通過整理1994年至2017年CNKI的資料發現，建國以來，對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期刊論文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領域，以大學生為研究主體，而對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較少。其次，對民族文化與理想信念教育融合的研究較少，篇名為“民族文化傳承下理想信念教育”的期刊論文屈指可數。可見，目前較少學者將民族文化與職業教育中理想信念教育相結合進行研究，高職生民族文化與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性研究仍具有較大發掘空間。

二、民族文化傳承視野下加強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高職生受多元文化的沖擊，理想呈現出矛盾性和多變性等特點，而中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對理想信念教育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例如，中國優秀民族文化中的博愛精神、愛國精神和創新精神等有助于提高當代高職生的綜合素質，為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提供豐富的精神資源和教育案例。高職生通過深入學習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既能受傳統民族文化的熏陶，又能構建正確的思想道德體系。利用民族文化中豐富的思想教育資源，對高職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有助于提高其政治素養，健全人格素養，完善文化素養。通過汲取民族文化成果，為自己的理想信念方向選擇和價值取向奠定文化基礎和審美基礎，最終轉變為行為自覺與價值追求，促進高職生全面發展，實現社會理想與個人理想的統一。因此，民族文化傳承視野下加強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尤為必要。

三、高職生理想信念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教師教學理念的更新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前提條件

首先，授課教師本人要關注現實生活，關愛學生，了解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需。當前大學生中出現的信仰危機、精神頹廢、道德滑坡、行為失控、沉迷網絡等現象十分嚴峻，他們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周圍的關心，缺少精神和信仰，缺少承受力和責任感等等。這一切都使我們意識到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明顯的失衡狀態。人文精神的缺乏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古代文學課程主要是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它在實用性、技能性等方面遠遠遜色于當今的熱門專業。但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教授曾指出:“我們認為，從培養人，塑造人的任務出發，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文化素質教育是所有專業的學生都必須接受的教育”[1]。人文科學對社會的作用不像科學技術那樣明顯直觀，但更為根本。為此，國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加強人文素質的教育，甚至指出“忽視或輕視文科教育，必然導致整個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導致整個社會的庸俗化”[2]。只有教師的認識水平與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古代文學的人文教育才能落到實處。“一個既有著很高專業素質同時又有著很好的人文素質的教師，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人文教育意義，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文精神資源。”[3]因此，我們在呼喚古代文學教學要面向現實生活的時候，要審視我們的教師是否具有人文情懷，我們的教育行為是否具有人文性。

我們在從事教育工作時，要把教學當作實現教師人生價值與意義的途徑與方式，而不僅僅是自己謀生的工具和職業；我們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在與學生的共處中，不能只是作為一個知識的傳授者，而是要使自己的人文精神得到豐富和發展，著重培養學生的個性、思想和人文精神；我們還要根據學生的興趣，使古代文學中的人文精神潛移默化地融入到學生的精神世界中去，而不能一味地機械講授、強硬灌輸。其次，一個有先進教學理念的教學團隊對古代文學的教學也至關重要。以維果茨基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曾指出：“知識的建構發生在與他人交往的環境中，是社會合作與社會互動的結果，就實際情況來看，教師最大的援助也是來自其他教師”[4]。教學團隊要關注現實生活，整合教學資源，形成教學合力，從而達到教學、研究、社會服務三者的互動。教學團隊還應該共同承擔教學使命，在團隊成員間培養互相協作的團隊作風，逐步建立有效的“同伴互助”、團隊合作機制，實現“1+1＞2”的整體超越。同時，教學團隊在理念上更應該堅持以學生作為主體，“把教的創造性留給老師，把學的主動權還給學生”，將學生納入到教學團隊中來，形成大教學團隊，不斷擴展師生互動的課堂教學陣地。如教學團隊可以指導學生成立話劇社、文學社、演講協會等多個相關社團，將古代文學作品搬上舞臺。教學團隊還可以邀請學術界知名人士常年開設“名家講壇”，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同時還可以開設學生講壇，由學生主辦、學生主講。總之，只有在這種大課堂的快樂互動中，古人之心與今人之心才能連通，古代的文化生命及其文化魅力才能為當今學子所傳承和延續。

二、加強教學內容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堅實基礎

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曾經再三強調:“研究古代文化文學，是為了現在活著的人，不想到這一點我們的研究就沒有意義”[5]。我們要把古代文學教學與古代文學的專業研究區分開來，因為畢竟學生中以研究古代文學為終極目的的人占少數，我們的古代文學教學應使大多數同學感受古代文學的獨特魅力，而不僅僅是枯燥的考據、考證和呆板的文學歷史陳述。所以古代文學的教學應該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喜怒哀樂和吟詠歌哭，挖掘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性。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點做起：

1.選取教材的開放式策略

開放式策略是指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引進與所學內容相關的學習資料，使教材由單一變為多元的一種教學策略。教材開放是古代文學教學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重要途徑。教材開放的目的是讓學生拓寬閱讀視野，以便能更自由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素材，從而更能激發他們的創造性思維。“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教材開放了，學生的思維也就更活躍了，開放性教材這汪“活水”為學生多角度地、深入地理解教材提供了依據。教材開放策略，能使學生借鑒課外讀物，擴大知識容量和學習視野，讓學生有條件、有機會從不同的區域中感知不同的人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理解，從而提高學生辨析、思考、選擇、綜合的能力。其辨析、選擇、綜合的過程就是其科研、創新的思維發展過程。在文學作品選方面，也可采取開放性的原則。如在選擇一種與文學史配套的作品選本的同時，還要向同學推薦其它有關選本，并介紹各自的特色，鼓勵同學們課下根據個人興趣，閱讀有關作家的專集、選集乃至全集。這樣既保證同學在各種考試中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又不囿于成見，不少學有余力、興趣濃厚的同學就能找到繼續深入、拓展學習范圍的途徑。教師還應注意閱讀國內外的學術刊物和新出版的有關書籍，關注學術會議的動態，獲取最新信息，及時把學術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學中來，講授有關材料的新發現、學術界的新觀點，使文學史知識處于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中。這種教學方法不但能豐富教材的內容，而且能使古老的文學史充滿現代活力。

隨著網絡的迅猛發展以及移動設備的普及、各種各樣的網絡新興媒體不斷崛起，科技工作者獲取學術前沿信息和科技知識的渠道也越來越豐富。網絡搜索及各大新媒體平臺對信息獲取的費用也非常誘人，從而吸引了大量的科技工作者。科技期刊廣告和訂閱量受到很大影響，出版行業迎來了巨大的機遇與挑戰，但這并不意味著科技期刊的生命力已經耗盡，而是需要科技期刊辦刊人員在堅持“內容”是科技期刊最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處理好期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

一、新時代科技期刊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目前我國大多數科技期刊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只重視社會效益，而沒有過多的重視經濟效益，從而導致了辦刊經費不足的問題。科技期刊的社會效益主要側重于科技期刊的社會影響力，包括科技期刊的文章質量、科技期刊的推廣力度、科技期刊閱讀影響力、科技期刊的號召影響力等。為提升科技期刊的社會效益紛紛采取選題策劃、約稿、不收取任何出版費用甚至提供稿酬的方式來爭取優質稿件，以內容為主提升社會效益。這種以社會效益為主的傳統經營方式隨著辦刊環境的變化以及辦刊經費的增加弊端日益顯現。大多數科技期刊的主辦單位經費支撐力度不夠，各辦刊單位的經費很難維持刊物的正常運轉，影響科技期刊質量的提升，迫使刊社和編輯部不得不另尋出路，為了爭取創收而四處奔忙，辦好科技期刊實在困難。科技期刊在我國的經營模式有3種：（1）很少一部分是獨立核算的，自負盈虧；（2）有一部分為行政經費補貼；（3）大多數為由主辦單位提供全部的辦刊經費，但經費有限。隨著社會的發展，辦刊經費也逐漸增加，主要表現為印刷成本、郵發成本增加，編輯工作人員的工資和福利支出增加，科技期刊為爭取高質量稿件的稿酬支出增加，為迎合互聯網和新媒體閱讀的網絡運營成本增加等，而主辦單位提供的經費卻固定不變，或者經費增長趕不上成本支出增加，不成正比。另外科技期刊傳統的主要經費來源的紙質訂購減少，導致收入大幅減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互聯網和新媒體閱讀的興起，越來越多的讀者通過某些平臺以及互聯網平臺獲取科技期刊上的文章進行免費閱讀，導致訂購量減少，而付費閱讀的習慣還沒有全面建立。總之，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國家政策的一系列變化，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員的社會經濟環境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傳統的工作模式以及工作經驗受到了打擊。科技期刊的辦刊費用越來越緊張，入不敷出的狀況就會導致有的科技期刊不得不面臨停刊的狀況，如《中國科學文摘》和《情報科學文摘》等就是迫于因為經費不足而暫停刊的。因此科技期刊在重視社會效益的同時要重視經濟效益，只有重視經濟效益，才能維持科技期刊的生命力，促進科技期刊的可持續發展，否則科技期刊的社會效益再好，也會由于經費缺乏而導致停刊。作為新時期科技期刊的編輯，必須要強化經營意識，在重視社會效益的同時，注重經濟效益，要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科技期刊編輯重視社會效益是由科技期刊的定位決定著，科技期刊肩負著促進科技創新、傳播學術、傳播科技、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的重要使命，科技期刊要努力把握好選題質量和文章質量，促進先進科技的創新和傳播。把握社會效益就是要控制好經濟效益的價值限度，不能為拓展經濟效益而犧牲科技期刊的社會效益，即不能因為拓展經濟效益而忽視科技期刊的獨立性，不能降低選題策劃創新性，不能降低科技期刊發文的質量標準。而科技期刊編輯重視經濟效益是為保證科技期刊可持續運轉的重要舉措。只有科技期刊擴大經費來源，科技期刊才能吸納高質量編輯人才和高質量作者群，為科技期刊的編輯和出版提供強大的經費保證。科技期刊編輯要懂得取舍，保持平衡，促進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科技期刊編輯除保質保量按時完成出版任務外，還需要有經濟創收的頭腦。因此，筆者所在期刊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經濟創收：打造品牌，形成辦刊特色；順應時代，新媒體時代開創多種閱讀方式；以期刊為根本，打造精品會議；規范發展協辦單位，合作共贏。

二、打造強勢品牌，形成辦刊特色

社會效益是經濟效益的前提，經濟效益是社會效益實現的保障。期刊必須在提高精神文化質量上狠下功夫，刊登精品文章。近年來我刊對行業的發展動態關注密切，準確地捕捉和獲取行業發展中的熱點問題，并對緊密環繞這些熱點問題進行后續報道及跟蹤，同時根據熱點提出有意義的預測和展望。由此《日用化學品科學》一直良性發展，并獲得中國百強包括和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的殊榮，有效彰顯了自身的價值[2]。在注重打造自身品牌的同時，編輯部堅持公正公平原則，牢記期刊的社會使命，認真對待所有來稿，盡可能吸引更多優秀稿源，嚴把稿件質量，執行稿件的三審制度，注重編輯和校對質量，做出精品內容，形成自己的辦刊特色。編輯部在期刊品牌和文章質量上雙管齊下，使刊物受到作者和讀者非常高的評價，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三、順應讀者閱讀方式的改變

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精品內容從來都是稀缺資源。隨著網絡普及，各種新興媒體出現，我刊編輯部堅持給讀者提供精品內容的同時，及時了解和適應讀者在信息時代的閱讀習慣和需求，整合多種平臺優勢，形成平面媒體、互聯網和移動閱讀終端的立體出版模式，滿足讀者多元閱讀需求。2015年本刊對多年來一成不變的封面和內文進行全方位改版，由黑白印刷變為全彩版印刷，封面和目次選擇精美圖片，充分調動讀者興趣，增強閱讀的藝術性和趣味性；2016年對官網進行了全面改版升級，集稿件處理系統、專業信息、已刊發文章免費瀏覽和下載、為廣告客戶免費進行廣告宣傳和鏈接服務等；開通期刊微信公眾號，讀者可定期接收本刊推送的最新論文，隨時隨地接收年度最新會議動態和行業熱點。通過以上立體出版模式的逐步成熟和完善，擴大了在本行業的讀者忠誠度，投稿文章逐年增多，版面費收入穩中有升；隨著網站和微信公眾號點擊率和注冊人數的增多，吸引了更多的廣告客戶和贊助商，帶動了平面廣告和互聯網廣告效益的增加。期刊在保證其“內容為王”是全媒體時代立足之本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各種新媒體，最大限度提升期刊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清明上河圖》日本展覽會盛況

近年來，日本舉辦的中國藝術品展覽會常常呈現蕭條景象，這次的展覽會卻大不相同。這是因為有很多絕品，絕品中的絕品就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參觀者在寒冷天排著長隊，有時候要等上幾個小時才能看上幾分鐘。不少人是看完以后又去排隊，就是為了多看一會兒。人們如此熱衷于這次的展覽會，但畫卷真跡的展覽時間卻很短。很多日本人表示不能理解中國方面為何不能多展覽一些日子，這涉及到公元900年以前的繪畫保存，不能忽略這次展覽會帶來畫卷老化的問題。在畫卷展覽期間，組織者還在1月7日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中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臺灣地區的學者參加。這次研討會同樣受到人們的熱情關注，參會聽眾達到500人。由于報名者蜂擁而至，只好提前截止報名日期，并采用抽簽方式決定參會聽眾，包括媒體工作者。日本、中國、美國的研究者會聚一堂，披露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是，去年中國和日本分別出版了《清明上河圖》研究論集，展示了自己的的成果，這次中日出版的《清明上河圖》研究論集作者、編者齊聚研討會，再加上美國方面的作者與會，使之成為一個非常適合探討宋代畫卷的華麗儀式。關于研討會的報告人，中國方面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編著《〈清明上河圖〉新論》（紫禁城出版，2011年）的編者余輝，日本方面是《清明上河圖與徽宗時代———光輝的殘照》的編者伊原弘③，加之《同舟共濟———〈清明上河圖〉與北宋社會的沖突妥協》（石頭出版，2011年）的作者曹星原（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總之，與2011年《清明上河圖》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關的人員均會聚東京。此外，下列學者們分別作了報告：高村雅彥（《閱讀清明上河圖》撰稿人之一）從建筑史角度解析畫卷、板倉圣哲立足于美術史角度，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陳韻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余輝、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冢本?充、日本美術史研究者的Matthew　McKelway（馬休•麥克凱維，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報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學者們從多樣而獨特的視角展開討論，整個會議極有意義。這一時期有不少相關書籍出版，展覽會說明書及報紙均有介紹。伊原弘編《清明上河圖與徽宗時代———光輝的殘照》值得注意。除了學者的論著之外，還有野島剛的《神秘的名畫•清明上河圖》（勉誠出版，2011年）。作者從新聞從業者的角度出發，梳理了圍繞畫卷的諸種問題。① 如上所述，目前，《清明上河圖》摹本日本所藏最多，作為此次展覽會會場的國立東京博物館也藏有一幅，但未曾展覽過。筆者本人也僅看過仙臺博物館、大倉集古館所藏的畫卷，希望將來有機會看到更多的畫卷。即便是單純研究日本國內所藏畫卷的文字，相信也會有很大收獲。

《清明上河圖》研究的開拓與事例

日本不僅藏有多種《清明上河圖》的摹本，還有很多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清明上河圖》研究史上，就有加藤繁、古原宏伸等優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2012年1－3月，大倉集古館展出了該館收藏的仇英畫作《清明上河圖》。日本“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者”加藤繁先生對畫中所描繪的招牌、文字進行研究，判明畫作描繪的是明代蘇州的場景。這幅畫卷以及被認定為重點文物的林原美術館所藏《清明上河圖》都是日本國內收藏的、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圖》。②加藤先生的論文指出如何利用和解讀繪畫資料的方向，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他根據中國棉花生產擴大過程以及日中兩國工藝的變化，考察畫中的招牌、文字得出畫卷描繪的是明代蘇州的結論。這種研究方法開辟了利用、解讀畫卷來研究歷史的方向。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無疑是出類拔萃的，但我們應該進一步放開眼界，利用其他的畫卷來研究宋代都市、社會及其變遷，開創新的研究方法。作為兩本畫卷研究論集的編纂者，我就畫卷研究的方法和趨勢問題談一點個人看法。

眾所周知，《清明上河圖》有很多摹本。甚至今天也有被摹本制造和流布，諸如餐廳墻壁上的臨摹。這些摹本林林總總、千差萬別，不斷擴散到世界各地。按照野島剛的說法，日本尚有不少《清明上河圖》摹本，這些畫卷如何輸入日本，也是今后的一個課題。④日本有這樣豐富的畫卷，又有加藤繁的開拓性研究成果，日本的研究者不應局限于考察畫卷的真偽，而是要從整體上解析作品，并考慮怎樣利用畫卷來研究歷史。筆者曾致力于畫卷的解析，也嘗試將畫像資料應用于歷史研究的方法，所以我對這次的展覽和有關研究抱有極大興趣。下面就來結合我自己編纂的兩本書《閱讀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圖與徽宗時代———光輝的殘照》，同時對歷史研究與畫像資料應用等問題進行探討。近年來，日本的圖像研究十分興盛。⑤ 特別是中世史學家黑田日出男的日本畫卷研究一直引領著學術界。黑田氏的著作很多，基本是利用日本畫卷和繪畫資料而完成的。伊原弘編《閱讀清明上河圖》中也收錄了黑田日出男關于《清明上河圖》的論文。⑥ 黑田日出男利用日本中世僧侶一遍上人傳教的畫卷，來解析日本中世社會。與《清明上河圖》相比，一遍上人的傳教畫卷結構很簡單。可是，透過這幅畫卷可以獲得有關當時社會形態的很多信息。在方法上，吸收社會史研究成果參與畫卷分析，也很有參考價值。繪畫解析后又延伸到肖像畫，在積累豐富成果的同時，也產生了對過去的繪畫鑒定的懷疑。日本重新研討肖像畫，取得了很多成就，例如黑田日出男的研究等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開始重新探討過去的繪畫鑒定。⑦接下來的問題，必然涉及目前保存下來的圖像資料的種類及其史料性。在西歐，圖像史料的利用和解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別是對壁毯織錦圖像的研究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在中世紀研究的領域中，似乎還是東洋學更加活躍。加藤繁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畫像資料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范本，這種開拓性的研究值得大力提倡。日本保存有大量《清明上河圖》的摹本，日本研究者應該可以沿襲、引領這方面的研究。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圖像解析的基本要素是要了解時代的象征性，這與畫卷的精細程度沒有關系。重要的是，研究者要有那種老老實實、一絲不茍的認真態度。

圖像研究的未來前景與方法

日本收藏有豐富多彩的畫卷，其數量、種類可能比中國還多。在平安時代，《病草紙》描繪了那些忍受疾病折磨（如失眠、肥胖癥等痛苦）的人們。根據這些11世紀的畫卷，可以了解當時患病情況和社會狀態。室町末期的戰國時代，出現了描繪京都的《洛中洛外圖》等屏風繪。在日本繪畫史領域中，這些繪畫受到高度重視，擁有眾多的研究成果。① 最近在荷蘭再次發現了描繪江戶時代城市的畫卷，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同時，運用這些圖畫資料解析當時的都市、風俗以及景觀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②對于圖像學的解析來說，最危險的情況就是感情移入。在日本史研究中有對視線的分析，《清明上河圖》研究中也有這方面的研究。比如可以從畫中看到人們從橋上眺望河面，其視線的目標是魚，或者是呈現出一種絕望的眼神等等。在國際研討會上，當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清明上河圖》作于徽宗時代的情形下，曹星原使用“心的目光”這樣的表達方式，提出畫卷應是神宗時代的作品，他的發言特別引人注目。下面，我想介紹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外的其他圖像史料。在宋代圖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白沙宋墓。③ 通過墓中壁畫，可以真切地獲悉宋代錢幣的搬運方法。此外，在唐代史研究中也利用繪畫來解析建筑物。中國建筑史專家田中淡就是通過墓室壁畫復原和考察唐代建筑，研究觀風行臺等建筑。圖像資料可以幫助人們考察那些僅憑文字資料而無法了解的東西。墓室壁畫通常是以地主階級生活為主體內容，有時也可以窺見普通民眾生活的樣態。《山西民俗》刊載的山西省河曲發掘的宋墓壁畫，描繪有流傳至今的農具和烹調法，這是探討圖像史料利用方法的最好材料。#p#分頁標題#e#

摘要:

發展生態文化產業是新型工業化城市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選擇，具有培育新型工業化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以綠色、創新引領生態經濟發展，實現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統一的作用。東營市位居黃河三角洲中心地帶，具有黃河口濕地生態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因此，大力發展生態文化產業是東營市由資源型城市向新型工業化城市轉型的重要選擇。東營市生態文化產業的發展應加強城市生態文化理論政策研究、科學制定生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挖掘開發歷史文化中的題材資源、建設文化產業園區、打造生態文化產業鏈，以發展生態文化產業為突破口，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城市的發展之路。

關鍵詞:

生態文化產業;生態文化;文化產業;新型工業化城市

進入21世紀以來，文化與經濟深度融合，文化產業迅速成為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支柱產業，并呈現出集群式、跨越式發展態勢。在中國，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文化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規劃2007—2015》就確定:將培育和發展文化產業作為山東省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要利用文化產業增強山東省的核心競爭力。［1］《山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在確定“十三五”發展的目標時提出，要使“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發展新型文化業態，形成文化產業品牌”［2］。因此，在新型工業化城市發展過程中，培育和發展文化產業是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一、生態文化產業的內涵

文化產業是近幾年比較熱門的話題，對生態文化在學術界也有一定的研究，但生態文化產業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在百度中甚至就沒有“生態文化產業”這一詞條，知網中相關主題的論文不足30篇。對于生態文化產業的內涵只能從“生態文化—文化產業—生態文化產業”的邏輯來理解。生態文化是研究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文化現象，是人類為了利用地球上多樣性的生態環境所取得的精神、物質和制度的總和。［3］關于文化產業的內涵，大眾化的認識是指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及相關產業的總稱，其涉及九個行業三個層次，包括新聞、出版、影視、藝術服務的核心層，網絡文化、文化休閑娛樂及其他文化服務的外圍層，文化產品、設備的生產及銷售等的相關層。［1］關于生態文化產業的內涵在學術界還沒有定論，鄧顯超［4］、張文娜［5］、江澤慧［6］等認為，生態文化產業是以生態資源為基礎，以文化創意為內涵，以科技創新為支撐，以森林(竹、花、茶等)文化產業、生態旅游文化產業等為表現形式，以提供多樣化的生態文化產品和服務為主的文化產業。綜合各位學者的觀點，本文將生態文化產業的內涵概括為:生態文化產業是在國家政策指導和市場引導下，以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為主題，以生態文化為創意來源，體現生態文化理念，以為社會公眾提供實物形態的生態文化創意產品和可參與、可選擇的生態文化服務為主的市場化、產業化經營活動，具有文化創意、綠色生態、產業經營、融合發展的特征。這一內涵的概括，一是確定了生態文化產業屬于文化產業的范疇;二是界定了生態文化產業的范圍，即它是眾多文化產業中以“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為主題的部分，體現出生態文化產業的發展主旨;三是闡述了生態文化產業的保護生態資源、提升生態意識、增加生態消費的功能;四是闡明了生態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相比獨有的特點，即與其他產業的融合性、可參與性、對自然生態的友好性及對人類道德情操的陶冶性等。目前，中國以自然資源保護和利用為題材的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化藝術產品逐漸增多，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很好地啟發了大眾的生態環境意識;以生態保護為主題的網絡、旅游、休閑娛樂、廣告會展等新興生態文化服務活動在各地普遍開展，相關的文化產品、生產設備的開發銷售也極大擴展了生態文化產業的內涵。對此可以從生態型和產業型兩個角度來理解。從生態角度來看，生態型文化產業雖然在形式上屬于文化產業，但在內容上具有明顯生態文化的價值取向。例如以自然生態文化為題材、傳遞生態關懷和生態責任意識的廣播影視作品《森林之歌》《山林的呼喚》，以傳播生態文化信息為題材的生態網絡和動漫產品《天堂飛鳥》，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主題的生態演藝產品《印象云南》以及城市建筑設計中的生態景觀設計等，都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生態的觀察、思考、摹仿及生態型藝術作品和工藝產品的再創造。從產業形態來看，生態文化產業內容上雖具有生態文化屬性，但它不同于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在其生產上仍屬于產業，具有直接的生態經濟效益，具有經營的屬性。文化產業主要是由市場主導，以企業為主體，按市場機制自負盈虧，靠取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來生存發展。［1］例如承載著人與自然和諧文化的生態旅游、生態休閑養生、茶文化產業等，都是通過自然生態景觀游覽、相關的生態文化藝術品營銷、生態動植物科普知識展覽、飲食、住宿等一系列生態文化產業來服務的，都是以共同實現產業經濟效益和生態文化效益來生存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