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學語文研究性閱讀教學意義

摘要：

所謂研究性閱讀，是以信息論理論為指導，閱讀目的為前提,圍繞閱讀目的準確、快速、有效把握文章的相關信息，從而形成不斷提高篩選、認知、處理語言信息的能力。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教師應當重點培養學生的這種能力，以便快速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

關鍵詞：

中學語文；研究性閱讀；實踐探究

在多年的語文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研究性閱讀教學有助于提高學生的閱讀鑒賞能力以及閱讀遷移能力，而這兩種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學生擺脫對教師的依賴，達到自主學習的效果。以下筆者將對研究性閱讀的教學意義和教學策略進行簡要介紹，望對各位同仁有所幫助。

一、開展研究性閱讀教學的重要意義

一、文學語言基本特性研究   就這一方面來說,仍然是一種原地踏步的狀態,是對1989年以前認識的重復,198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學概論教材中,具體來講:文學的語言除必須以全民語言為基礎,賦予它以普遍使人理解的特質(普遍性)之外,還須賦予它“使人感受”、“使人共鳴”的力量。這種有“使人感受”、“使人共鳴”的力量表現方法之一,即是語言之形象性、具體性與感應性。[2]文學作品語言的第一個特點是形象化。……文學作品語言的第二個特點是凝煉含蓄。   ……文學作品語言的第三個特點是新鮮多樣。……文學作品語言的第四個特點是富有音樂性,即音調和諧,節奏鮮明,讀得流暢,聽得明白,具有聽覺上的美感。[3]文學語言是藝術的語言,它的首要特征是形象性。……其次,是精確性。……第三,文學語言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第四,是音樂性。[4]文學語言的心理特征:一、情境性;二、貼切性;三、暗示性;四、口語性;五、音樂性;六、獨創性。[5]“節奏感”和“音樂性”成了形容80年代文學作品語言特色的常用語。……文學語言區別于其他科學的語言,它的語言特性首先表現為形象性,其次表現為情意性。就語言的模糊性來說,80年代的文學與過去的文學并無不同。所不同的是它的語言的模糊程度加大了。[6]隨著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理論的引入和運用,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段時間對文學語言特征的認識開始深化,表現為較重視語言的內在性和陌生化,特別是陌生化概念使學界對文學語言特性的認識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獲得了較大飛躍。而在這之后,理論界的研究則陷入停滯狀態,研究的同語反復現象較為嚴重,主要集中在形象性、陌生性、音樂性、豐富性、獨創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確性、變異性、口語性、內指性、本色化等十幾個范疇。　這種對文學語言特性研究的突出問題是仍限于一種靜態化研究,反復標舉語言作為文學形式要素的音樂性、陌生化、模糊性等,停留在傳統思維形式與內容的二分法上,很少注意語言形式本身的內容性。事實上,中國語言特別是文學語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很難機械分割的,能指本身便是所指的一部分,不僅是達到所指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對所指有一種延伸作用,就以聲調的變化為例,不同聲調的變化是與人的情緒密不可分的,仄聲適合表達激昂的情緒,而平聲則是利于表達平緩的情緒。“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7]。   “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具聲響。”[8]可見聲調本身就具有表達情感、表達內容的潛能,所以古代文人多注意平仄的和諧搭配。這在古代的詩句中表現尤為明顯,以賀鑄的《青玉案》為例:“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它的平仄情況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其中“許”、“草”、“絮”、“雨”都是仄聲,看上去似乎不符合古典詩詞的平仄規范,但聲調與意象的情感色彩卻形成了一種張力,全詞的感情基調無疑是低沉的,“煙草”、“風絮”、“雨”本是極蕭瑟的意象,然而聲調上卻有高亢之感,這就使“閑愁”更耐人尋味,似乎給人一種“愁”而不“怨”、“愁”而不“懈”的感覺。另外每個句子的平仄對仗也較為工整,有一種流暢的音樂性,而沒有使用拗句和奇特的意象,這更加深了人們對該詞情感基調的把握,這種絕對不是像李清照在《聲聲慢》中表現的晚年絕望之愁。   語言形式具有內容性的另一個表現是它具有文化承載性。這與中國文字的表意性是相關的,人們熟知的《紅樓夢》中黛玉臨死時“寶玉你好……”這句話,除了能體現出作者的創作技巧和黛玉的性格之外,也展示出了一直以來教育“淑女”的傳統文化特色。另外就單個詞語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家”這個詞,《說文》的解釋是“家,居也”,在甲骨文中的“宀”是房子的意思,因此當在文本中看到“家”的時候,便會自然產生一種對居室的想象,而這是英文中“home”無法達到的。再以中國古代的對聯為例,如:   身無半文,心憂天下;書破萬卷,神交古人。———左宗棠   白首壯心馴大海,青春浩氣走千山。———林伯渠   通常情況下上聯是以仄聲收尾,下聯則馬上收以平聲,這多少是與怨而不怒、含而不露的儒家中庸傳統相聯系的,作者高昂的情感最終要歸于平和,因為古代的對聯多為題贈或重大場合、節日的產物,所以這種處理方式是最合乎處世之道的。就是說,語言形式的文化承載性是基于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基礎上的。   除此之外,語句的長短配合,詞語的倒裝,關聯詞語運用與否,標點符號的使用,都不是純形式化的,語言形式絕對不是孤立的表意工具,而是與內容水乳交融的整體,在這一交融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種更高層次的審美意蘊,這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指出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   對于上述文學語言形式的最基礎方面,學界仍然沒有形成一種系統的研究格局,更多的是對西方理論、文化研究等的青睞,甚至國內有限的幾位形式研究者也沒有對語言形式加以足夠的重視,更多的是鐘情于體裁、新興媒體、試驗文體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趙憲章教授在《〈靈山〉文體分析》和《形式美學之文本調查———以〈美食家〉為例》中分別以《靈山》和《美食家》為對象,從細致的文本調查入手分析文學作品的意義構成,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語言形式研究方法,但趙先生也只是把語言分析當成一種工具,而沒有試圖形成語言形式的相關理論(此處與趙先生商榷)。對此,筆者認為形式研究的根基應該是語言形式研究,這樣才能將形式與內容很好地聯系起來,進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學語言的本性,因此建立一套語言形式的系統理論是十分必要而可行的。#p#分頁標題#e#   二、文學語言的組織結構研究   筆者認為文學語言之所以具有陌生化、形象性、音樂性等特點,關鍵問題是如何組織語言。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呈現出一邊倒的狀態,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首先,對以小說為代表的敘事性文學語言結構的研究超過對詩歌、散文語言結構研究;其次,在語言組織技巧方面,倒向宏觀的詞語、段落的物理結構研究,對修辭問題的關注不夠。   就第一方面來說,西方敘事學的研究在近10年的時間中大行其道,其實這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文學體裁發展的不均衡性,詩歌、散文甚至戲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開始衰退,直接導致對這些文體的語言問題的研究熱情也隨之消減。第二個原因則是學界對本土理論的不自信,其實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敘事文學傳統,從先秦諸子散文—魏晉志怪小說—唐傳奇—宋話本—明清小說,這在無形中也孕育了較為成熟的敘事理論,例如:《典論•論文》、《文心雕龍》、《藝概》以及明清的小說評點中都有相關理論主張,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文心雕龍》和明清小說評點,系統地討論了樂府詩、賦等20余種文體的特點和寫作技巧,涌現出葉晝、金圣嘆、張竹坡、脂硯齋等一系列小說評點家,并總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敘事規律。   受西方現代派一系列作品的影響,新時期文學的敘述模式發生了改變,中國傳統的敘事被無情解構,人稱、時間、地點等原有的敘事要素變得不再重要,整個作品成了能指盡情狂歡的試驗田。就敘事作品來說,敘事學的興起為文學語言的研究提供了獨特的工具。敘事學雖然表面看來是研究敘事結構形式的學科,但任何敘事作品的結構形式說到底仍然是語言的結構形式,按喬納森•卡勒的說法,西方的敘事學主要有兩種傳統:一是由法國學者創立的符號敘事學,二是由英美學者創立的修辭敘事學[9]。在這里無論是符號還是修辭其實都是語言問題,這也就是羅蘭•巴特指出的“人類文化所有的領域都是一種語言”[10]。學界自1989年至今與敘事和語言有關的論文有189篇,經過篩選,其中專門討論敘事中語言問題的文章有46篇(其中學位論文2篇)。這些文章主要集中討論三類問題:第一類是關于西方敘事學中語言問題,如肖錦龍《語言的陷阱———試論西方的符號敘事學理論及思想范式》(2005年)、《文學敘事和語言交流———試論西方的修辭敘事學理論和思想范式》(2005年)等3篇,占總數的6.5%;第二類是論述小說敘事理論中語言問題,如封宗信《小說中的元語言手段:敘述與評述》(2007年)、徐德明《現代小說敘事的語言邏輯與人物關系》(2007年)、趙卓《中國小說敘述視角的語言審美功能》(2006年)等26篇,占總數的56.5%;第三類是文本個案研究,如任一鳴《后殖民小說敘述語言:塞穆爾•塞爾文的〈摩西登高〉》(2000年)、劉明《論汪曾祺的敘事方式及其語言風格的民間性》(2001年)等11篇,占總數的24%②。由此可見,語言無論在顯性層面還是在隱性層面都是敘事學關注的對象和天然土壤,進而可以認為,敘事人稱、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事時間的復雜變換實質上就是作品語言的結構和重組過程。   然而必須看到,敘事學的細致文本分析和結構主義方法將文本加以機械化分割,用類似于科學分析的方法消解了文學機體的活力,在這一過程中語言變成了單純的能指,成了僅供擺布的符號,所以,可以認為敘事學對文學語言組織和結構方式的研究是一種抽象化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事實上語言和文學敘事是兩種性質狀態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西方符號敘事學家們卻將二者混為一談,張冠李戴,將其理論建立在一個與文學敘事的實際狀況完全脫節的模板之上,一開始就錯位,因而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11]。筆者認為如果在語言的組織研究中能兼顧西方分析式的研究思維和中國感悟式的研究模式,會更適合對中國文學的語言組織研究。   目前,在語言組織問題的研究中,另一個問題是對文學語言的修辭研究遠遠不夠。文學語言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有超越日常語言的張力,能指呈現給人的是一種遠遠超過所指的巨大空間,這一效果的獲得取決于對語言的錘煉和潤色,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蘊含豐富的文學意義場。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如果說語言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符號形式為人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那么文學語言則為人們營造了一種詩意的存在空間。而文學語言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學修辭的運用。文學修辭就其本質來說可以理解為一種語言的組織技巧,而當下的敘事學對語言結構的研究偏重于對詞語位置、詞語結構的物理學層面的研究,并且學界對之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對修辭研究的重視。另一個現象,近20年來學界對廣義的隱喻較為重視,關于隱喻的文章不下上千篇,按照霍克斯的說法,隱喻是一種特殊的語言過程,即一個對象的諸方面被“傳送”到或者轉換到另一個對象[12],隱喻的雙方應該是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同時這種“相似性又被看作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統一體”[13]。可以理解為凡是用A來表示B,且B的外延大于A的都可以稱為隱喻,這樣隱喻的所指范圍大大超過了比喻與象征這些傳統的修辭范疇,事實上研究界關于文學語言傳統修辭范疇的研究確實鳳毛麟角。隱喻這一范疇自20世紀80年代引入學界以來,確實對文學語言的微觀研究以及篇章結構的宏觀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這一范疇的適用性也較廣,不但適合于當代文學研究,而且可以將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些特定范疇如風骨、雄渾甚至比、興等悉數囊括在內。但問題是這種籠統的歸納方式卻取消了很多固有范疇之間的差異性,不妨以中國古典詩詞為例: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孟郊《登科后》   這兩組詩中提到了“春風”和“花”,目之為隱喻都可以說得通,但兩者無論是整體結構還是修辭方式都存在差異,前者“春風”更接近于“比”,后者“春風”更接近于“興”,這樣兩句的修辭結構就是“比+比”和“興+比”,這說明兩句雖然都可以稱為隱喻,但具體詞語的安排以及修辭結構都迥然不同,這種現象在以《詩經》為代表的古代詩歌中大量存在。#p#分頁標題#e#   其實這又涉及西方概念如何與中國文學實踐相融合的問題。筆者認為對于理解層面的認知可以泛化,而對于研究層面的認知則不應一味泛化,這樣,只有看到文學修辭共性同時也才體會到差異之美。   三、文學語言的泛化和大眾化研究   大眾文化背景下出現了對廣告、網絡文學、短信文學等語言問題的研究,這是伴隨文學作品語言規范化而產生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文學語言是漢語規范化的模板和工具,其結果是文學語言的高雅化和單一化,這在無形中是對文學作品文學性的消解。而新媒介時代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給文學語言的本色化和大眾化帶來了契機,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語言呈現為多元性和豐富性,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理論界對這些現象進行了關注。如上面統計,從2000年開始從理論層面研究網絡文學語言、短信語言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研究網絡文學語言的18篇,研究短信文學語言的1篇,研究廣告語言的1篇。從這些新興媒介的文學語言研究來看仍是集中于對語言特點的考察,如劉亞平《網絡文學語言的“狂歡化”特色》(2007年)、力小鯤和陳善茂《論網絡文學語言的雜糅性》(2005年)、王耀輝《短信文學語言幽默因素解構》(2003年)等。   從大量的網絡文學語言研究來看,的級別普遍不高,文章明顯缺乏理論深度,并且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下述幾則材料幾乎每篇文章都可見到:   (1)“我見過很多菜鳥,從沒見過因為太菜而送命的菜鳥。”“嗯,這件事該列入新手指南中。”(JuhanWang《水藍藍131犯站殺人事件》)   (2)他們說:“網蟲又回來了!”……我……其實仍然是一個平凡的網人,避免不了喜歡上那個和自己聊得津津有味的網友。別人,也許早就將這定義為愛情、網戀。(應帆《網上病人》)   (3)漓江煙雨:我幫你找個MM聊,我知道這里面哪些是MM哪些是GG。   無聊:什么是MM?老兄請講。   漓江煙雨:MM就是妹妹啊,GG就是哥哥。   (漓江煙雨《我的愛慢慢飄過你的網》)   除此之外,甚至存在觀點雷同現象,可見學界對網絡文學語言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其中原因,從外在層面來看:一方面,人們尚無法確定究竟什么樣的網絡文字才可以稱為“文學”,并且“從網絡文學的現狀來看,還看不到有什么作品具有思想和藝術上的經典意味”[14]407。另一方面,大多數具有一定實力的研究者對網絡文學不愿涉足,這是導致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從網絡文學語言內部來看:首先,網絡文學語言消解了傳統文學語言的崇高性,錯字、白字、數字(如521)、拼音(如MM)、符號(如*_*)等都摻雜在文學語言之中,真正實現了語言的狂歡,一些生造詞大量出現,如“?”。另外,由于利益的驅動,有些作品中的語言充滿挑逗性和色情味,這與傳統語言樣態存在巨大差異,勢必在認同和研究上都會帶來難度。其次,網絡語言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時,必須保持文學語言特有的審美性和蘊含性,不排除有些實力派作家追求語言大眾化的努力,但更多的網絡文學缺少必要的文學基礎訓練,對傳統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這必然使他們筆下的語言成了一種快餐性符號,能指所指涉的范圍變得狹窄化。   再次,與網絡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和通俗化相關聯,這種傾向的極端形態是語言的私密化和小圈子化,兩者并不矛盾,大眾化的價值取向是語言運用的多樣和平等,這樣就容易使很多作品的語言變成自說自話式的自足體,還有一些作品的內容和語言局限于某一行業甚至某一種游戲中,沒有相關知識的人很難讀懂,這種文學語言的實踐方式也會給研究帶來困難。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文學語言認同的泛化,文學已經不限于傳統的語言文字的維度,圖像也已經成了文學語言的有機部分,圖像研究介入語言研究領域是對傳統的語言中心主義的反撥,使原來文學語言的線性結構變成了一種立體性結構,正如歐陽友權所指出的“在網絡時代背景下,文學的存在方式,文學的功能方式,文學的創作、傳播、欣賞方式,文學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學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著諸多變異”[14]45,那么如何處理語言與圖像的關系則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使文學語言研究不至于滑向文化研究中的視覺文化研究領域,并暗中向文化研究投降。因此,拿捏好研究的邊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正如上述,近20年來文學語言研究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當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縱觀這些不足,還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是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普遍采用西方理論加上中國例證的方式進行研究。巴赫金、巴爾特、詹姆遜、克羅齊等西方理論家關于語言問題的言論是經常被征引的對象,而且往往是斷章取義式的運用。缺少與中國固有理論的整合,其實討論中國文學語言問題運用本土理論往往更有效,比如,“比興”、“意象”、“意境”、“風骨”、“雄渾”、“優美”等范疇都可以用作對語言問題的研究,另外,像《文心雕龍》、《藝概》這樣的理論著作都有關于語言問題的理論。從這方面來看,學界仍存在一種理論的不自信心理。目前,國內學者中王一川、趙毅衡等對這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從本土語言現象和理論著手來構建語言研究的理論體系,他們對“語像”的研究無疑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貢獻。   二是機械跨學科性,往往應用哲學的觀點解釋中國語言現象,停留在概念層次的研究。西方自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以后,開始了對語言問題的討論,甚至將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并將其上升到本體論高度,后來的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都是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所以可以認為西方現代哲學是一種語言哲學。但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漢語的特點決定了抽象思維的不可能性,就是說,用西方哲學層面的語言觀來研究中國語言問題是存在南轅北轍的危險的。#p#分頁標題#e#   三是缺乏整體觀。這體現為三方面:首先,沒有在語言的內容化方面達成共識,仍然停留在形式方面的單一考察;其次,對中西語言理論缺乏系統的整合,停留在自說自話的層次上;再次,文學語言研究缺少中國整體文化的認同性,沒有從文化史和文學史的角度進行當下語言現象研究,對古代文學語言考察的嚴重缺失就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語言研究應該是形式以及其他領域研究的基礎,因此不能舍本逐末,必須加以重新重視,并從總體上看待文學語言問題。

2011年6月20日，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第八屆年會暨“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建構”國際學術會議在四川大學召開。會議由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聯合主辦，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承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馬克思主義文學與文化理論研究中心協辦。來自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香港嶺南大學、臺灣大學、臺灣南華大學、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研究所、雜志社近250名學者參加了這次學術盛會。大會在主題“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統領下，就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中國當代文論建構、中西文論比較研究、現代傳媒、網絡文學與當代文藝理論建構等論題進行深入討論與對話，對當前我國文藝理論建設將起到推動作用。   一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的討論   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依然是當前文藝學研究的重點，參會學者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文藝流派的關注熱度不減。高建平就消費社會和電子媒介沖擊下的藝術如何尋找新的意義進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藝術思想盡管因社會背景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卻有著自身的連續性和共同性，應該堅持一種介入的藝術觀，使美學回歸到批判的立場。金雅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民族文化建設問題的精神和論斷在當代依然具有啟示意義，應該以世界視野發展民族文化，以辯證揚棄的胸懷建設民族文化，高度重視以藝術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獨特屬性及其價值。馮憲光指出中國學界的流行觀點是只有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因而“西馬非馬”的問題一直沒有充分討論。他梳理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代表人物、主要觀點，指出西馬理論家從資本掌控著現實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現實出發來研究不斷演變的文化與文學，堅持對資本主義文化的全面異化進行不懈批判，他們的思考和探索始終未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線。趙毅衡從符號學出發，提出一般敘述學的幾個可能的出發性課題，如虛構性/事實性敘述區分，記錄性/演示性/意動性的基本分類，敘述的復合媒介之間的互動方式等，并提出合一敘述者的基本形態，及其各種可能的變形。張永清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形態的建構做出了深入分析。譚好哲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邊界、問題與方法，對當代學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陸建德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文論與文學修養的問題。支宇以實證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知識的合法性與象征資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過比較的方法探討了表現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共識與分歧，澄清了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   二對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討論   西方文論對中國當代文論建構影響深刻。朱立元概述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實踐美學與后實踐美學的爭論及其發展現狀，分析了實踐美學的主要局限，說明了在當代語境中實踐存在論美學提出的現實背景及實踐論美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朱先生認為中國當代美學走向實踐美學只是拓展實踐美學、建設和推進當代美學的諸多嘗試和努力的一種。美國學者張英進回顧了近年來有關空間、地點的社會理論并思考了全球化對國家、地區與地方等概念的影響，提出面對全球———本土流動的變化多端的風景，重新定位當代文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規模與不同領域內所采用的多種立場與策略。姚文放重新闡釋了文化政治的概念，從后階級政治/階級政治、微觀政治/宏觀政治、審美政治/實踐政治三個維度對其進行探討，在每一個維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內涵都可以在與社會政治概念的相互參照中得到揭示。許明指出在消費至上、GDP主義愈演愈烈的現狀下，我們的國民精神正遭受著物欲的消磨和資本的腐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千年文化需要現代化的路徑重新開啟，西方現代性的東移也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正面臨著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因此，這個時代的仁人志士需要建設一種新的理性立場。這種新的理性精神是一種文化價值，是當代中國應該有的而不是已經有了的一種人文理想。陶東風論述了現代性反思之神學維度和后學維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是和諧共處，而是有著張力，進而全面介紹了余虹的為人為學，對余虹進行了悼念與追思。張榮翼從幾個方面對文學知識的合法性進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學知識的普適性和歷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區、民族乃至歷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則表明文學知識產生于一定歷史階段，并且在歷史的特定階段才有意義。其次，文學知識具有超越個人的學科性，同時它需要研究者的個人感受而不是純粹實驗性質的。再次，文學知識的對象是文學，可是在對文學的關注和言說中，貫穿著對于話語權力的爭奪。通過以上幾方面的分析，論者最后在文學知識的效用合法性與體制合法性的關系上進行了總結，前者是文學知識的目標，但往往后者才是文學知識建構的基礎。靳大成以劉師培和章太炎為例論述兩人既繼承了中國學術傳統又受到西方現代學術的洗禮，追述了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歷史狀態。彭修銀論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結構張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哲學基礎的支撐張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的實踐性張力、包容吸納張力。高楠概括了中西馬克思主義的差異，說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實踐論基點。劉方喜從馬克思經濟哲學的角度研究當代“符號經濟”及其中的文藝、文化，以“符號經濟”為理論焦點，揭示“符號經濟”無度擴張帶來的政治后果與生態后果。閻嘉認為在今天文學思想和理論極為混亂的語境之中，急需強調文學與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和體制性的問題。   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及中國當代文論的母體，在全球化的今天理應繼續關注和進行深入探討。李天道認為中國古代美學的意境說注重言說的心靈性、游移性、模糊性和點悟性，傾向于意境營構的詩意性和開放性，以意境構筑的姿態強調意境構筑的張力和彈性，追求意在言外。吳興明指出在上古時期“興”主要是一種以《詩》進言的活動，其后的種種變遷系由此活動演化而來，因此，把“興”作為一個言語行為的類型來分析是一種新的研究方向。單正平認為現在的文藝學需要拋棄三個東西:體系意識，真理信仰，權威幻覺。他認為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應在五個大的領域進行:其一，中國新文學開始于梁啟超提倡的新民說與小說界革命。其二，新小說來自西方，翻譯西方小說實際是中國新小說的開端，因此，中外文化或中西文明的翻譯交流成為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其三，與翻譯密切相關，白話文也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重大理論問題，文言與白話之爭未能受到文學理論家的重視。其四，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現代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把建構中國歷史作為自己的重大使命，現代早期小說家是以史家自命的。其五，文學批評的方法問題。#p#分頁標題#e#   三對中西文論比較及跨學科研究的討論   與會學者就中外文論的交流與共生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與討論，曹順慶教授的論文《中外文論比較新視野》指出了中西文學、詩學比較的學科理論合法性的問題，指出當前學界忽視了中西文論比較的另一重要維度，即:異。曹教授在發言中指出，美國比較文學學者韋斯坦因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學文化不具備可比性。而在當前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無論是注重實證的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還是注重類同性的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二者都是從同出發，法國學派影響研究強調同源性，美國學派平行研究注重類同性。同樣，國內學者錢鐘書也非常注重“同”，用錢先生的話來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顯然，中西文論之間是有共通性的，不同文明之間具有可比性，但僅僅強調同是不夠的。曹教授指出，關于當代西方文論與我國文論之間有無可通約性的問題，學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底通約還是不通約?錢鐘書先生認為是可以通約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張隆溪寫了一本書《道與邏各斯》就是建立在可通約性的基礎上的。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不可通約，余虹寫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說的就是中西方文論不可通約。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于連對錢鐘書先生首次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錢先生只講同不講異，忽略了異是一個重大失誤。于連對錢先生的批評有無道理，這是需要我們反思的。我們應當將差異性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納入可比性內涵當中，惟此，才能為中西比較文學與文論在學科理論的高度建立合法性。我們提出變異學這樣一個概念，為中西比較詩學建立學科理論的合法性。   曹順慶教授談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外文論研究如何深化，這是一個建設性的問題。其一是研究領域的更新。原來的中西詩學主要是古代的和古代的比，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做得較少。其二是中外文論影響關系的梳理及當代有關學者的理論的重要突破。其三是中國與世界學術前沿的問題。曹教授講了以下三點，一從影響研究看中國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的建構，指出以往學界很少將目光關注到中外文論有影響關系。如兩個大哲學家笛卡爾、萊布尼茨曾指出中國思想對西方的影響，促使了西方多種學術的方方面面的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傳統思想本來就是西方現代思想的搖籃之一，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跟中國文化是一樣的，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東西。曹教授提出，跟中國文化有影響關系的西方哲學家思想及思潮，將成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中國古代文論受西方文論的影響，這個方面案例很多。中國古代文論有論、有批、有評，但是批評兩個字放到一起是從西方學來的，我們整個從名稱到體系都是從西方來的，所以中國文學批評這門學科是建立在西方影響的基礎上的。包括從王國維到劉若愚用西方文論來批評中國文論，我們當代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來定義我們的文學，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將西方文論作為一個普適性的東西來應用，但是，這個西方也是一個有影響關系的西方。綜上所述，當代西方文論光怪陸離，但其中不乏中國文論與中國文化的因素，探討這樣一個關系，加強對話意識，進一步清理他們之間的淵源關系加以比較，一定會有非常好的收獲。中西方的文論要求交流與對話，其中一條就是西方文論中國化。二從平行研究看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對話的意義，曹教授認為不要局限于為比較而比較，為對話而對話，而是通過對話解決世界學術前沿的問題。另外，中國文論還有影響變異，隨著影視傳媒的發展，圖像化存在逐漸取代語言文化藝術，西方學者曾說隨著圖像化時代的到來，文學即將死亡，這是希利斯•米勒說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嗎?中國古代文論并不過分地依賴語言文字，道可道，非常道的最有效方法是立象盡意，也就是通過圖像來解決語言問題。這將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直接立象，另一個通過語言描繪出來的形象，立象盡意的圖像化方法走上了一條詩性化的道路。莊子講哲學是形象化地講，中國文論走向圖像化的道路。二十四詩品更如此，通過這種比較或許可以發現圖像化時代文學起死回生的新路徑。諸如此類，皆可以打開我們進行中外文論比較研究的視野，為當代文論的建構與發展提供一種新思路。   香港學者丁爾蘇的發言《中西符號理論之溝通》指出了符號學理論在中西皆源遠流長，但在20世紀之前雙方的互動不多，20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為中西符號理論之間的對話及互動提供了可能，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的理論就可以借來研究中國文字，而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修辭學理論則可以運用于在西方正在走紅的認知科學。這種跨文化的雙向闡釋與互動正在給中西文論帶來新的機遇與啟示，對中西當代文論建設起到推動作用。鄧軍海認為我國學界許多關于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或中國美學的探討是建立在中西對立的理論預設上的，而中西對立的理論框架只是近代歷史的特定產物，現在正是對這一思維方式進行反思和質疑的時候。黃念然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人文關懷的融通與差異，指出厘清其同與異對于建構當代中國文論有重要意義。   朱志榮指出了鄧以蟄所受的西方影響及其將西方影響運用于中國傳統美學的研究，如鄧借鑒克羅齊的直覺表現來解釋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的氣韻和性靈等，并在克羅齊歷史“復活”論思想的影響下提出“境遇”論思想，激活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其目的在于最終回歸中國學術傳統，達到中西詩學相互觀照。   四對現代傳媒、網絡文學與當代文藝理論建構的討論   隨著技術對文學領域的滲透及傳媒網絡的發展，網絡小說近年來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臺灣學者侯作珍在大會上作了《宅男白日夢，都市恐怖病:論九把刀網絡小說中的戀尸癖人格》的報告，指出繼痞子蔡之后九把刀創作的恐怖小說再領創作風潮，九把刀小說中出現的暴力病態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破壞性人格。歐陽友權指出網絡文學用新的技術邏輯解構傳統的價值理念，網絡的草根情懷介入“新民間文學”的大眾狂歡，以開放的話語權解放了文學生產力，但其所導致的平庸崇拜可能顛覆傳統文學的價值、崇高與經典性，這種狀況讓人喜憂參半。文學如何在網絡時代重塑自己新的意義模式，是當代學者亟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網絡文學對價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們認識和調適網絡文學的一個重要維度。單小曦從文藝學的角度對數字文學的生產類型、文本觀照、意義生產、審美向度等問題進行了初步論述，拓展了文藝學研究的疆域。陳定家指出，20世紀以來的文學發展史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文學與媒介之間存在著一種極為復雜的多重互動關系，對于作家來說，媒介絕不只是文學創作的工具和手段;對于作品及傳播來說，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貯存的載體與流布的通道;對于讀者來說，媒介也不僅僅是認識理解文學的門徑與渠道。在一定意義上說，媒介作為文學跨時空傳播的物質載體，它們既是文學生存發展的重要歷史條件，也是文學實現社會價值的主要依托，而且還是藝術理念與審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與文學長期相互依存的互動過程中，已日漸深入地由形式因素轉化為文學的內容與本質因素。此外，江偉嬌從社會意義的角度對網絡文學進行了探討，李金來則從生態學的視角對網絡文學進行批判，進而使我們充分地認識網絡文學的產生、發展與現狀及其未來走向。李明潔提出網絡寫作的發展促使文學的言語行為變異，導致了社會性言語行為廣泛而深刻的變異，“網話文”異軍突起，網絡文學引起的文學轉型已經呈現出新的“語言轉向”的征兆。#p#分頁標題#e#   本次會議立足現實，放眼全球，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既關注世界學術前沿又具極強的本土性和現實性。與會學者就以上重要論題展開充分的交流與對話，從不同角度發表各自的深刻見解，顯示了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的活力與熱情。會議所取得的豐碩學術成果將對我國當代文藝理論的建構起到重大推動作用。

第一篇：中職語文教學創新能力實踐

摘要：

時代呼喚創新教育，社會需要創新型人才，語文學科應發揮學科優勢，以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為核心，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有四條途徑不容忽視，即在聯想與想象中創新，在質疑解難中創新，在求異思維中創新，在逆向思維中創新。

關鍵詞：

語文；創新能力；創新思維；培養

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創新不僅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更是當今先進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時代呼喚創新，日新月異的社會急需創新型的人才，如何培養高素質并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已經成為各國競爭的制高點。2016年國家正式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更是把“實踐創新”能力確定為中國學生應具備的六大素養之一。長期以來，受傳統教學模式束縛，許多學生思維模式固化、單一，思維模式缺少創造性。在課堂教學中進行創新教育，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新型人才，使中國學生的核心素養能夠均衡發展和顯著提高，正是語文教學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也是時代賦予教育者的使命。在中職語文課堂，如何發揮語文學科優勢，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是本文重點闡述的內容。

一在聯想與想象中創新

網絡空間為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場域，但開放、多元、虛擬的網絡特性使得網絡資源良莠不齊，各種暴力、不正、虛假等網絡不良文化日益侵蝕著網絡虛擬空間，一些識別能力較低的網民極易迷失在這片“信息漩渦”中，導致政治價值取向偏差與道德價值觀缺失。總書記在報告中指出，“必須加強網絡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因此，在網絡信息時代亟需加強對網絡虛擬空間衍生出的文化亂象的治理，使網絡空間真正成為億萬網民的精神家園。

一、網絡空間文化亂象審視

網絡空間糟粕與精華并存、低俗與高雅共生、另類與傳統同在。網絡信息技術給人們帶來獲取信息的便捷、交流的互動與娛樂的歡快，同時也催生了形態各異的網絡文化亂象。

（一）網絡文學作品淺泛化、庸俗化與娛樂性，難以蕩滌人心與教化大眾

傳統糟粕文化蔓延在網絡空間被無限放大，多種題材爭奇斗艷，怪誕的文字表述與低俗化表達不斷吸引觀眾的眼球，爭奪文字點擊率。淺泛化甚至低俗的網絡文學缺少文化底蘊，文學性與藝術性相對不足，功利性的創作、快餐式的文學閱讀難以蕩滌人心與教化大眾。在浩如煙海的網絡文學作品激蕩中，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網民極易迷失方向。抄襲、篡改與剽竊文化產品時有發生，假冒文化作品侵權現象突出，網絡空間復制與粘貼的頻繁使用等行為侵犯了作者的知識產權，消解了主體的創造性，使文化創造性思維變得僵化。網絡水軍的攻擊也導致許多空洞無用的信息出現，濫竽充數的網絡垃圾使廣大網民碎片化的時間被擠壓侵占。網絡語言過分追求前衛性和創新性，有時顯現低俗化、平面化、碎片化趨向，而信息傳播的碎片化容易導致“斷章取義”，忽略事件的連貫性與整體性，甚至有時為了吸引眼球，將其中某一點無限放大，歪曲事實、散布反動信息與言論危害了國家安全。恣意的話語狂歡與追求刺激感官的目標，滿足了部分網民獵奇的心理需求；通過泄露名人信息、曝光個人隱私等方式進行娛樂，滿足了一些網民的仇富心態。用戲謔性、惡搞性的話語來對抗主流文化抑或進行調侃宣泄，“娛樂至上”“另類的惡搞”模糊了主題的嚴肅性與娛樂性之間的界限。在片面、極端的言論與惡搞文化中還存在一些歪曲歷史、篡改歷史的網絡視頻與小說，在戲謔中抵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調侃歷史與英雄人物，致使網民思想意識腐化、價值觀扭曲，喪失了對文化應有的價值判斷能力。一些散布與傳播色情淫穢信息的網站，言語露骨的色情表演、偷拍直播的媚俗文化與網絡影音等還有生存空間。

（二）網絡空間各種文化思潮相互激蕩，價值取向的多元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悖

西方價值觀的鼓吹與宣揚，資本主義的文化滲透與傳播，庸俗、媚俗、低俗文化的入侵降低了公民的文化共識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力，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凝聚力。西方不良社會思潮的入侵沖擊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嘲諷、解構、娛樂等使部分網民的國家認同感與民族凝聚力變得脆弱，影響了輿論引導力、宣傳話語權，弱化了網絡空間主流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某些技術強國利用網絡平臺進行價值觀念的輸出，傾銷西方的價值觀與“西化”的精神文化產品。在網絡上，“英語信息量占90%，英語的使用頻率是84%，導致英語國家的宣傳論調、價值觀念等更容易在網絡社會思潮中產生更大影響力”。（莊瑜，葉青.95后外語類大學生網絡文化生活圖景及教學引導策略研究［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7〈02〉：69-73.）可以說，當前，在沒有硝煙的網絡戰爭中，“西方社會的網絡強勢話語削弱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導力，稀釋意識形態話語的輻射力，離散意識形態話語的整合力”。（齊俊斌.高校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構建的難題及應對策略［J］.社會科學家，2017〈08〉：64-67.）網絡空間各種文化思潮相互激蕩，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形成沖擊，也對網民的信仰產生影響，價值取向的多元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悖消解了主流價值觀的引領力，激化了宗教與民族矛盾。一些網民的不滿情緒可能被煽動，發泄對社會或他人的不滿，一些唱衰中國、惡意抹黑、歪曲事實等危害國家形象的政治語言，制造了廣大網民思想的混亂，影響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引發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危機。面對復雜多變的網絡文化發展形式與多元思想的多樣交鋒，真理時常被網絡上滾滾的信息洪流淹沒，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與先進文化在網絡空間中危機四伏。

隨著當前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新媒體也得到蓬勃發展，其信息的海量性以及交互性受到廣大用戶的歡迎，新媒體在各個行業中已經受到廣泛的使用，給行業的發展帶來更大的便利。也成為高中學生進行學習的重要工具，對于高中學生的語文學習有著重要的作用，其新媒體豐富的信息資源為高中學生的語文學習提供豐富的素材，為學生提供一種新的寫作平臺。但是，新媒體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高中學生將新媒體作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有時也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體帶來的便利，可以充分地提高學生的語文寫作水平。

一、新媒體的研究分析

新媒體的使用越來越普及，促進了各行業的發展，新媒體的實踐應用應該與學科進行結合，對于新媒體在語文作文寫作中的應用，也是目前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傳統的語文課堂寫作是以教師為主導進行的，作文的寫作只是教師進行講解，課堂教學也會顯得比較枯燥，學生沒有任何的積極性，也不能激發學生的寫作興趣和創造激情，很難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對于將新媒體運用到語文作文教學中，一些語文教師也進行了研究，例如，利用網絡微博和博客進行教學，也相應的起到一定的作用，將新媒體運用到語文作文教學中可以有效地解決作文教學的難題。

二、新媒體的相關內容分析

新媒體最早是在20世紀中期被提出的，新媒體是以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與互聯網相結合的基礎上，發揮其傳播功能的重要媒介，新媒體不但具備傳統媒介的功能之外，還具備一定的交互性和融合性等特點，是具有個性化交流的一種媒體。其特征體現在：一是：新媒體具有一定的互動性，傳統的媒體傳播是一種單向的傳播，新媒體逐漸打破了這種局限性，受眾群體不再是被動的接受信息，而是可以實現雙方之間的互動交流；二是新媒體信息的豐富性，在當前的網絡發展時期，時間和空間上的開放性促進了新媒體信息的儲存，人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信息，也使信息呈現出多樣性；三是新媒體所具有的資源共享性，新媒體具有豐富的資源，人們可以通過瀏覽網站，觀看視頻等方式，可以獲取新的信息內容，同時還可以進行留言、交流，充分享受網絡資源。

三、新媒體對高中作文教學影響分析

新媒體對高中作文教學有著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一是新媒體對高中語文作文教學有著積極的影響，首先可以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激發學生的創作興趣，傳統的作文教學中，教師通常給學生一個題目，讓學生寫作，有的作文題目對于學生來講，是陌生的題目，學生沒有思路，但是新媒體的教學中，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博客等一些公共平臺，為學生提供發表機會，使學生可以發揮思維，激發寫作的主體意識。例如，學生可以在微博上寫出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描述一件生活中的事情，也會有很多的人閱讀、評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學生的寫作激情。同時，新媒體上有很多豐富的素材，學生可以借鑒一些比較好的素材進行整理，在以后的寫作中可以充分利用這些素材，不斷擴充自己的閱讀視野，有利于學生更好地寫作。二是新媒體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由于網絡上的信息過于復雜，學生沒有分辨能力，會接觸到很多的網絡用語，在進行寫作的過程中，會出現用語的不規范以及錯別字過多的現象。

第一篇：高職旅游英語聽說課程項目教學法應用

摘要：

項目教學法是指在教學活動中，師生共同完成一個學習項目，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探究學習能力。本文將項目教學法引入旅游英語聽說課程中，通過實踐教學，論證其在旅游英語聽說課程中的可行性以及重要性，以期提高教學效果。

關鍵詞：

項目教學法 旅游英語視聽說課程 教學效果

前言

隨著國際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旅游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旅游市場對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外導游不但要掌握旅游專業知識和技能同時還要具備較高的英語交際能力和運用能力。《旅游英語聽說》是高職旅游英語專業的一門綜合實用性的課程，在旅游英語教學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要滿足旅游業的市場需求使學生具備從事旅游工作管理中所需的英語聽、說等基本職業能力，就必須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改革傳統的教學方法。

摘要：“大學語文”課程在提升學生人文素質、傳承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面臨被邊緣化，受新媒體沖擊等問題，授課內容、授課方式、考核體系等都存在某些缺陷。我們應該重視“大學語文”課程教學，在授課內容方面拓寬加深，避免重復；在授課方式上要注重互動式教學，利用新媒體的優勢；在考核體系上要更加客觀多層次，這樣才能有效完成“大學語文”課程的教育目標，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文化品格。

關鍵詞：“大學語文”；授課內容；授課方式；考核體系

“大學語文”是一門重要的公共課程，在提升學生人文素質、傳承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急功近利的教育環境中，“大學語文”教學面臨著很大的問題。

一、存在問題

1.“大學語文”邊緣化

目前，“大學語文”無論是必修課還是選修課，都無法擺脫其邊緣地位，與“高等數學”和“大學英語”等課程相比，“大學語文”相對簡單，不容易掛科，也就導致學生對它的重視程度不夠。從學校方面來說，以學時有限、強化實踐技能等有利借口，減少“大學語文”的課時數，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學語文”教學的發展。“大學語文”授課教師也處于邊緣化地位。現在“大學英語”“高等數學”等教師可以在評定職稱時走綠色通道：即教授一定年限、一定課程數量，就可以免評審進入綠色通道，進行職稱晉升，而教授“大學語文”的老師從事的雖然是和“大學英語”等老師相同勞動付出，卻不能夠走綠色通道評職稱，原因就在于它只是學校的公共課，而非教育部法定的公共課，就此被卡在了職稱評定的大門之外，繁重的教學任務不但使得他們缺乏科研時間，而“大學語文”的通識教育特點也很難使他們在實踐中達到教學相長，與專業課老師相比，這一劣勢是顯而易見的，在綠色通道和科研兩方面的劣勢使很多老師處于焦慮與不滿的情緒中，教學情緒也受到了影響，這也影響了“大學語文”課堂教學的效果，加速了這門課程的進一步邊緣化。

2.受新媒體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