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詩意化”問題

根據對詩意化的理解，筆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維、唯科學主義；脫離生活情趣，按事先預設好的路徑、“范式”、框架進行邏輯演繹；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刻板地貫徹某種理念，灌輸某種知識，或者掌握某種技能，而缺乏輕松、愉快的環境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刻意把認識對象與我自體分離開來進行觀察、測量、研究的活動都認為是“反詩意化”的。就幼兒教育而言，“反詩意化”的活動讓幼兒產生“累”“疲倦”“逆反”“厭惡”“淡漠”“被迫”等多種不良情緒；通常這些活動主要分布在國家的幼兒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兒園教育以及各種針對幼兒設計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兒園教育方面主要表現在，學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學活動、研究活動、幼兒保育等各個層面。

1．政府層面的“強大的外力”推進

近十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幼兒教育的發展，頒發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來10年幼兒教育發展的宏偉目標和幼兒教育標準化建設的諸多措施。例如，《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等。但是，從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僅僅停留在入園難、入學率等方面，還是外圍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來平衡幼兒教育的發展。政府總是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卻忽略了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政府是執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論、信仰、觀念進行實體化建構———貫徹落實。把所謂“頂層設計”向下落實到實踐；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據說、信仰、經驗等等綜合實體擴展至幼兒園微觀環境、幼兒個體、教師個體的自由教育情境時，原有的生態和結果必將遭到破壞。

2．家庭層面的功利需求

現在家長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極其重視幼兒教育，普遍把幼兒教育拔高，把幼兒教育理解為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比如唱歌、演講、跳舞、繪畫、下棋、講故事、認識漢字、認識英語單詞、認識數字并會計算、會彈鋼琴、讀古書經典、習武等等五花八門的內容。林林總總的內容也在各種培訓班、民辦幼兒園中大行其道，成了他們招生的資本和競爭優勢。幼兒所掌握的知識、技能成了家長相互攀比的資本和衡量幼兒園教育質量的潛在標準。此種功利邏輯本質上是忽視幼兒生命成長的存在，忽略幼兒生命和生活體驗的存在，是違背自由生長邏輯的。

3．幼兒園研究與教學的“泛技術性”崇拜

［摘要］休閑德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忽視的新領域。當前，在德育回歸生活世界的大趨勢下，生活德育理論為休閑德育提供了理論資源。在生活德育視野下，應該針對休閑德育問題系統設計建構課堂教學、生活體驗、環境熏陶“三位一體”的休閑德育模式。

［關鍵詞］生活德育;休閑德育;三位一體

大學生活與中小學生活相比，存在更多的課余自由時間，即閑暇時間。閑暇作為特殊的時空存在，成為重要的德育資源。然而，當前大學生的休閑生活狀況不容樂觀。2016年，本項目團隊對廣東省5所高校大學生閑暇現狀開展調研，發現大學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休閑貧困”問題。具體表現為休閑異化(不懂休閑、不能休閑、不愿休閑)、休閑層次低(淺休閑、假休閑、逆休閑)、休閑倫理失諧(休閑與自身、他人、自然失諧)等，這些現象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德育回歸生活世界”作為德育現代轉型的重要內容，使“生活德育”成為新的德育理論研究熱點，也為大學生德育創新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因此，從生活德育角度探討大學生休閑德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生活德育理論為休閑德育提供理論資源

(一)何謂生活德育

不論是中小學，還是大學，德育與生活世界的脫離，導致德育中存在“三化”(政治化、專門化、知識化)問題，這是造成學校德育困境的主要原因。針對這一問題，近年來，生活德育理論被提出并受到普遍認同，成為當前德育理論和實踐的一大熱點。不論是美國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還是我國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念，都是提倡德育回歸生活實踐，倡導教育生活化的理論支撐。我國德育專家魯潔教授較早呼吁德育回歸生活。杜時忠教授在《論德育的走向》一文中提出現代德育“走向生活”的趨勢。高德勝教授的著作《生活德育論》對生活德育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為大學生德育提供新的理論視角。他在《生活德育論》中指出，生活德育是一種新的德育范式，是對以往和現行的割裂、知性和技術化管理為特征的德育范式的轉換和超越，生活德育的基本進路是“通過過‘有道德的生活’來學習道德”。［1］74生活德育觀指導下的學校德育，應該是通過學校的整體生活進行的、對學校所有成員都起作用的、提升人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活動。［1］89

(二)何謂休閑德育

一、我國大學生誠信缺失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首先，在學習誠信方面：考試作弊，論文抄襲，應付考勤，考核作弊等等現象都已經屢見不鮮，雖然大多數大學生認為這些行為是不對的，但大家都這樣，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第二，在人際交往誠信方面：大多數的學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都不能做到以誠待人，在老師，家長，同學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用謊言和奉承的方法爭取對自己有利的信任，向同學借錢借物也不能按時歸還；在談戀愛的過程中，用欺騙的方式同時腳踩幾只船。第三，在經濟誠信方面，坐火車，看電影時逃票，故意拖欠學費，編造假話向家長騙取生活費，虛報家庭情況獲取國家助學金用于高消費，信用卡手機卡等欠費透支之后棄之不用，向熟人或同學的推銷假冒產品等。第四，在就業誠信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求職的過程中，偽造課程成績，資格證書，獲獎證書，在校期間的任職和表現，面試時為符合招聘單位錄用條件而編造虛假信息，與多家單位簽約，挑選更好的單位，然后再與不愿意去的單位毀約。

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原因：當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趨利性誘發的拜金主義，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對大學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從而導致了大學生誠信缺失現象的日益嚴重。第二，家庭原因：由于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家庭倫理的傳統觀念觀和父母“能力之上，望子成龍”的育人觀念導致家庭誠信教育的缺失；有些家長甚至縱容大學生的不誠信行為。而父母家長在日常生活中誠信缺失的一些具體行為和表現，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孩子。第三，學校原因：這也是最為直接的原因。當前，我國高校的誠信教育的效果和影響力同社會要求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教育內容過于單一，缺乏吸引力，教育方法也比較簡單，懲罰性等負面的教育居多，缺乏人文關懷，高校教育和考核模式的統一化也是誘發大學生誠信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高校關于誠信制度的建設也相對滯后，誠信檔案制度不完整，誠信公開制度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徹底，誠信激勵制度不健全等也對大學生的誠信教育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第四，大學生自身的原因：當代大學生誠信價值觀的錯位和信念弱化導致了他們心理機制的矛盾和失衡，利益需求與滿足壓力增強，從而做出錯誤的誠信缺失的行為；利益權衡過程中的投機心理，僥幸心理與從眾心理也助長了大學生的失信行為。

二、國外高校的誠信教育

在美國，誠信教育從本科生入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針對學生的各種不誠信行為，都制定了相應的條例來進行制約。并且具體到定義、表現形式、處罰規則、申辯程序等各個方面。而美國高校的“誠信榮譽制度”也是高校誠信教育的最大特點。通過簽訂“榮譽守則”使學生們從心底里真正認同學校的規定，遵守規定并且監督別人。此外，從教育形式和內容也是靈活多樣，種類繁多。良好的社會環境對美國大學生的誠信教育也功不可沒。日本對誠信教育非常重視，他們成功借鑒了中國儒家的誠信思想。日本高校的誠信教育十分重視誠實品格的教育,注重對大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培養。日本高校誠信教育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并將誠信內容滲透到其他學科的教學中。父母也能做到以身作則，為孩子的誠信行為起著良好的榜樣和示范作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則是要求學生要誠實，正直，誠信，學校開設道德教育課程,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輔導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同時“,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將儒家文化中的忠心,孝順,仁愛,誠信等品質,融入其多元化的社會,建立了東西方文化一體化的公民道德教育。”并且，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通過靈活多變的教育方法和途徑,培養學生良好的誠信意識和誠信習慣。高度重視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緊密聯系,重視各個方面的相互配合.這不僅有利于為大學誠信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也有利于促進學生更健康,全面的成長.在瑞士,則更加體現出了國家對于誠信教育的重視。高校對于誠信教育的研究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礎上的，在這里都是在基本法律保障的基礎上，讓誠信教育成為高校必須遵守的準則。1970年，世界上最早制定的民法典之一《瑞士民法典》在瑞士國會通過，該法典就將誠信原則定位為民法的基本原則。

三、中外高校誠信教育的對比研究

中外高校的誠信教育在制度，內容和途徑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首先，就中外誠信教育的制度而言，國外的誠信評價及監督機制非常健全，對于不誠信的行為都有量化的標準。從機構設置，政策制度，運行流程，職責分工等都十分規范，內容完善具體，要求系統規范，程序科學合理，運行也非常順暢。就美國來說，高校通過“榮譽制度”樹立和培養學生的誠信觀念，并且對于不同的欺騙行為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在瑞士，誠信教育是學校必須遵守的準則，這些都是有法律來作為依據和保障的。而我國的誠信教育制度目前上不是非常健全，在執行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一定的漏洞。其次，就教育內容而言，國外的內容更加多樣化，并且借鑒了外國的優秀文化。日本在誠信教育中充分借鑒了我國儒家思想中誠信和信義的觀點，“儒學在日本多年的傳播和發展中，它所推崇的一系列道德規范，已完全滲透為日本民族的心理，直接影響著日本人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新加坡的誠信教育則突出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性，“讓東方傳統價值觀中的重人，重人際關系，重個人內心的精神修養和西方價值觀的重民主，重科學，崇尚知識和理性相互搭配平衡”新加坡的品格教育也是其誠信教育的一大特點，整個社會都鼓勵開展形式多樣的各種活動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美國的通識教育地位也高于課程教育，是美國各高校的必修課。而我國大學生的誠信教育內容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性，旨在樹立大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主要表現在大學階段設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再次，就教育的途徑而言，西方的教育途徑不僅僅局限于課堂教育和學校教育，家庭，社會和學校合力，為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共同努力。

1大學生誠信缺失的主要表現

1.1經濟生活方面

學校對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學生給予一定的資助，獎助學金發放人員的界定有一定要求，有的學生沒有如實反映家庭狀況，也拿到了獎助學金，平時的生活并不是簡樸，卻也是追求名牌電子產品、服飾等；學校每年都有一些學生拖欠學費，將學費挪作他用，使得一學期的學習付之東流，得不到學分，影響正常的學習和畢業。

1.2就業方面

學生在書寫簡歷時，為了奪人眼球，有意夸大自己優點；在找到條件更好的單位就不辭而別，缺乏應有的誠信和合同意識，對于學校的名譽及今后畢業學生就業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2大學生誠信缺失主原因分析

造成大學生誠信缺失的原因很復雜，有社會、學校、家庭因素及自身原因。學生雖然生活在校園里，但通過各種渠道可獲得大量的信息，同樣會受到社會上不良現象的影響，市場經濟發展中由于運行機制不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規與倫理道德規范不完善，大量的經濟活動不規范，也會蔓延到學校，必然會影響到學生；政治生活中一些貪官，一些黨政干部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等給學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目前學校對于德育教育也是流于形式，簡單的教學方法，大大影響了德育的實際效果，一些學校和教師的不適當的行為，也影響著學生堅守誠信的決心；我國的學生從小就是在應試教育的環境下長大的，學校、家庭、自身注重的就是學習成績，綜合素質的水平相對發達國家相差較多，這也是造成目前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摘要：

實施素質教育是我國教育改革的目標，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時代要求。素質教育系統的三大支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家庭教育是三者中最基礎的教育，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必要補充。但現代家庭教育中依然存在眾多突出問題，本論文試圖通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解決現代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

關鍵詞：

生活教育；家庭教育；陶行知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搖籃，是其受教育的最早啟蒙地，孩子的成長、成才及未來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教育。然而，在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對傳統的社會規范、倫理道德，價值標準、行為方式的沖擊下，家長自身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的迷茫，家庭教育的不科學性導致現代家庭教育存在很多問題。本論文試圖通過生活教育理論解決現代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

1用真誠和愛彌補缺失的親子關系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家長進入城市，同時也產生了眾多的留守兒童缺失正常的家庭教育。即使在城市，由于工作、生活的種種壓力，很多家長也疏于與孩子之間的交流。家長和孩子之間共處的時間太少，就無法傾聽孩子的心聲，更無法真正了解孩子的需求。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沒有家庭教育的學校教育和沒有學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養人這一極其細致而復雜的任務。”陶行知，早在1924年就指出：“嬰兒出生后，父母僅僅取一個名字是不夠的。要想嬰兒成家立業，必定要用盡心血去教他，養他才行。”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里發出來的，才能打到心的深處。家庭教育更是如此，也更易如此，父母應該多些時間陪伴孩子，多傾聽孩子的心聲，用真誠和無私的愛為孩子的成長負責。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辯證法過程中撰寫的一篇論文，同時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這篇論文寫于1873—1886年，盡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但卻是恩格斯關于“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較為系統的闡釋，尤其是揭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中所蘊涵的人—自然—社會的多元倫理關系以及由此闡發的生態倫理觀，對于我們認識“我能夠認識什么?”“我應當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這些由康德提出的懸而未決的一組問題進而建構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勞動與人的手、足、腦、語言以及倫理關系的產生   恩格斯首先從批駁當時政治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觀點指出，“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但是勞動還遠不止如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勞動創造了人本身。”①這就表明，與當時政治經濟學家只看到勞動—財富這對經濟關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這對經濟關系中蘊涵的勞動—自然—人—財富多元的生態倫理關系及其辯證法。接下來他著重從自然和社會兩個層面系統地考察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會倫理關系何以產生。   1.勞動促進人的手、足及其他機能的演變   在幾十萬年以前，地質學家稱之為第三紀的某個時期，在熱帶的某個地方———大概是現在已經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陸，生活著一種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這些類人猿，也許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響，使手和腳從事不同的活動，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時就開始擺脫用手幫助的習慣，漸漸直立行走。恩格斯認為，“這就完成了從猿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②。因為直立行走有利于類人猿手和腳的分工，讓手“愈來愈多地從事于其他活動”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樹林中筑巢、拿著木棒抵御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塊向敵人投擲。盡管這些動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簡單的，但當“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時，從猿轉變到人的歷程便產生了一次重大飛躍，因為“沒有一只猿手曾經制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認為，猿手轉變為人手，完成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著。”⑤恩格斯進一步指出:“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⑥由于勞動，手必須與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這樣便引起肌肉、韌帶的發展，經過更長的時間亦引起了骨胳的發展并且被遺傳下來，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又以愈來愈新的方式運用于新的愈來愈復雜的動作，進而人的手才達到現在這樣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僅闡釋了勞動對手的肌肉、韌帶甚至骨骼的影響，而且還根據達爾文提出的“生長相關”律，即一個有機生物的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總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相聯系的，揭示了手的演變不是孤立的。因為手“僅僅是整個極其復雜的機體的一個肢體。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務的整個身體”⑦，而且兩者相互作用。這樣恩格斯就將人的手足的演變與人的機體其他部分的相應演變聯系起來。在方法論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運用相互聯系的辯證法揭示了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對于人的手足的演變以及人體其他部分機能演變的作用。   2.勞動促成語言產生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動物之間關系的演變   恩格斯指出，盡管我們的猿類祖先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而人作為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⑧，顯然不可能從猿類祖先直接發展而來。這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那樣，“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⑨。作為動物的類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隨著手的發展，人通過勞動而開始建構的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人對自然的統治，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都會擴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對象的探索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屬性。與此同時，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而開始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勞動交往與合作的活動中，“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①。這一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漸學會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語言產生了。因此，“語言是從勞動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②。恩格斯還從動物與動物、人與動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較中進一步說明語言產生的作用。他指出，動物之間，甚至在高度發展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節的語言就可以互相傳達信息。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因為不能說或不能聽懂人的語言而感覺到是一種缺陷。然而，如果經過人馴養的動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接觸中所養成的對于分音節的語言的聽覺是這樣敏銳，以致它們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圍內，能夠容易地學會懂得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如對人依戀、感謝等等表現感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它們以前所沒有的。這說明，語言不僅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交往和倫理關系，而且也能促進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互交流。   3.勞動與人腦的演變、感覺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發展#p#分頁標題#e#   恩格斯認為，正是在勞動和語言這兩個最主要因素的推動下，猿腦就逐漸地變成人腦。盡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后者遠遠超過前者。③隨著腦的進一步發展，人的感覺器官也逐步發展起來。正如語言的逐漸發展使得聽覺器官相應完善一樣，腦的發展則是和所有感覺器官的完善同時進行的。④腦及其相應的感覺器官的發展使人愈來愈具有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這反過來又對勞動和語言起作用，為二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這種進一步的發展，并沒有因人最終同猿分離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進了。而社會的出現使得這種發展一方面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也獲得了更確定的方向。   二、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與多元倫理關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來，人類社會區別于猿群的根本區別是勞動，而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⑤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發生變革，這一變革不僅使人的需要與活動方式多樣化，而且形成了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多元倫理關系。然而，隨著勞動本身向腦力勞動發展，尤其是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使人產生了認識的誤區，進而產生了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   1.勞動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的變革   恩格斯認為，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⑥。那么人類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據當時所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同時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它們同時又是武器。   首先，打獵和捕魚的前提是猿轉變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來愈多，食物愈來愈復雜，進而輸入身體內的材料也愈來愈復雜;二是從只食用植物轉變到同時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過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獵和捕魚，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類食物，從而為其超越動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礎。一方面，這些肉類食物包含著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類食物可以縮短消化過程以及身體內其他植物性過程的時間，因而便“贏得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種在形成中的人離植物界愈遠，他超出于動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習慣，大大地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來，最重要的是食用肉類食物對于腦的影響———腦因此獲得了比過去多得多的為本身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腦就能在人類一代一代繁衍的過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發展起來。講到這里，恩格斯不無調侃說:“請素食主義者先生們原諒，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類食物引起了兩種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即火的使用和動物的馴養。一是火的使用，由于為人提供了幾乎是已經半消化了的食物，這樣就使得消化食物的過程大大縮短;二是動物的馴養，使得人類的肉類食物更加豐富，因為它和打獵一起開辟了新的更為經常的食物來源。從養分來說，動物的馴養還供給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認為，“這兩種進步就直接成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從以上四個方面可以看出，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發生變革。前者表現為人類食物結構的變化與發展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進而促進了腦髓的發展;后者則表現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變革使其遠離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動物界，進而引發了人與植物、動物關系的變革:從單純的食用相關植物到有意識地種植相關植物，從與動物為伍到打獵和馴養動物。這不僅導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結構的變化、消化系統的變異，而且意味著人與自然關系由無意識地適應自然狀態，轉變為一種有意識地改造與被改造、控制與被控制的倫理關系。   恩格斯在文中這樣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對于自然的無意識適應:“猿群滿足于把它們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區內的食物吃光。它們為了獲取新的食物地區而進行遷徙和斗爭，但是除了無意識地用自己的糞便來施肥，它們沒有能力從這塊食物地區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給的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據的食物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④不僅如此，在食物結構的變異中，動物也是出于無意識的被動適應:“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⑤他把動物的這種行為，稱之為“濫用資源”。他認為，這種行為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也促進了類人猿轉變成人。“因為它逼迫著動物去適應和平常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⑥而那些無法改變食物結構的動物就滅絕了。恩格斯明確指出，動物這種無意識的改變和被動適應還不是真正的勞動，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因為“動物在消滅某一地方的植物時，并不明白它們是在干什么。人消滅植物，是為了在這塊騰出來的土地上播種五谷，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⑦。為此，人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不僅如此，植物和動物經過人工培養以后，改變了它們的模樣，甚至已認不出它們本來的面目。這種勞動不僅使人對自然有了更強的適應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動越來越多元化，勞動工具越來越多樣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進而形成了越來越多元化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   2.勞動促使人的需要與活動方式多樣化以及倫理關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勞動不僅使人學會了吃一切可以吃的東西，而且也使人學會了在任何氣候下生活。這樣，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來，“人是唯一能獨立自主地這樣做的動物”①。對于其他的動物而言，盡管它們也能習慣于各種氣候，但它們或者靠本能無意識地適應氣候變化，或者由于被人馴養而跟隨人生活。#p#分頁標題#e#   勞動使人從物種關系方面獲得提升。當人們從原來居住的較為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兩季的地帶，或者從較為干燥的地帶，遷移到較為濕潤的地帶，這樣，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濕，人就產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發了新的勞動領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與動物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在其物種關系方面愈來愈遠離動物。   勞動使得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個人的手和腦只有“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復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隨著人們需求增加，勞動不僅在時間上“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間上范圍不斷擴大，活動的領域日益多樣化。這樣，勞動除了最早產生的打獵和畜牧外，后來又有了農業，其后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隨著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出現了藝術和科學。這意味著勞動本身由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開始向腦力勞動發展。三是隨著部落發展成為民族和國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④。這不僅意味著勞動本身向腦力勞動發展，而且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發展。   3.腦力勞動的發展使人產生了認識的誤區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隨著腦力勞動的發展，尤其是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在所有這些首先表現為頭腦的產物并且似乎統治著人類社會的東西面前，由勞動的手所制造的較為簡易的產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別是在原始社會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計劃怎樣勞動的頭腦，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執行它所計劃好的勞動。隨著文明的迅速推進，人們產生了一種誤認:“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⑥人們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進完全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的發展和活動。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從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一直統治著人的頭腦。由于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影響，甚至連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也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著從相互聯系的辯證法方法論視域，指出了上述誤區的認識論根源:“自然界中沒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著的，并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正是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阻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最簡單的事物。”⑧他還通過分析動物與環境、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說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盡管動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樣，但是它們也通過它們的活動而改變外部自然界。同時，由動物改變的環境，又反過來作用于原先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起變化。而“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⑨。   三、基于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反思的生態倫理觀   恩格斯通過分析人的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反思其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源及深層的唯心主義方法論與認識論根源，提出了以歷史唯物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以及超越歷史上生產方式處理人—自然—社會關系的局限的生態倫理方略。   1.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   恩格斯通過將動物的計劃性與人的計劃性加以比較指出，這兩者的本質區別是勞動。盡管動物具有從事有計劃的、經過思考的行動的能力。在哺乳動物那里，這種計劃性則已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人們在獵狐時，可以觀察到，狐是怎樣正確地運用地形來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樣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勢來中斷它的蹤跡。但是，“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它們“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①與此同時，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勞動計劃性的內在悖論。盡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②。與動物相比，人由于勞動———有計劃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而遠遠超過了動物基于本能的有計劃的活動，然而，人的這種勞動的計劃性在時間上蘊涵近期(或者短期)與長期的悖論;在空間上蘊涵局部與整體的悖論;在認識維度上蘊涵特殊與普遍、單一與多元的悖論。恩格斯以具體的實例生動地說明了上述悖論: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盡管他們的確在短期內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標實現了，但是他們卻破壞了這些地區長遠的、整體的普遍性的生態平衡———這些地方由于他們的作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進而在今天成為荒蕪的不毛之地。   2.悖論的反思與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   恩格斯不僅進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論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過反思提出了以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生態倫理觀。他列舉了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毀了其所在區域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進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也把瘰疬癥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在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關系、人—林關系、人—畜關系、人—水關系、人—植物及其病蟲害關系等。③同時這些多元關系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的，一旦其中一種關系被破壞，就會產生類似“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不僅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發展，同時也危及作為自然產物的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由此，恩格斯從人與自然密切聯系的多元倫理關系中警示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在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據:其一，“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統治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其二，未能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而恩格斯生態倫理觀的深刻性就在于進一步反思了上述兩者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根源———古典時代崩潰以后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唯心主義觀念。②#p#分頁標題#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論呢?恩格斯認為，一是我們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19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因此，人們愈會重新感覺到，同時也認識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進而處理好人—自身—自然的倫理關系。二是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因為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要比處理好人—自身—自然的倫理關系復雜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舉的馬鈴薯以及隨它而來的瘰疬癥的傳播作為案例展開分析。他認為，盡管傳播栽種馬鈴薯帶來了瘰疬癥的傳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馬鈴薯這一事實所產生的影響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餓死了100萬吃馬鈴薯或以吃馬鈴薯為主的愛爾蘭人，并且有200萬人逃亡海外。和這種饑荒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接著他又列舉了近代地理學的偉大成果———哥倫布發現美洲———所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復活了在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并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17世紀和18世紀物理學和動力技術的革命———蒸汽機的發明———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倫理效應: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革命化”④，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倫理問題———在歐洲，“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絕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起初是資產階級獲得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后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階級斗爭”⑤。對于這一階級斗爭，恩格斯堅信，“只能以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而告終”⑥。但是，他也意識到，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必須“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在這一領域中，也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⑦。   3.超越歷史上生產方式處理人—自然—社會關系的局限的生態倫理方略   恩格斯回顧了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關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們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則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進而為應對這種原始經濟的不虞災禍提供了一定的活動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盡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其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形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產不局限于被壓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完全”①。在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資本家所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時要獲得利潤。這成為其行為的唯一動力。甚至連其所制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這里，恩格斯闡釋了歷史上處理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三種生產方式下的三種邏輯:(原始社會)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們發展程度的邏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利益成為生產推動因素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運作邏輯。事實表明，這三種處理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邏輯都無法超越上述生態倫理悖論，甚至還會加劇這些悖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多數情形下，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協調，變成二者的絕對對立。不僅如此，勞動者喪失了財產，而同時財富卻愈來愈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中。即便是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產和交換中的行為所產生的可以直接預期的社會影響”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僅僅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③。   四、恩格斯勞動視域中的生態倫理觀的幾點啟示   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盡管是一篇沒有完成的論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歷史唯物主義的奠基之作。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④。然而，盡管他們深諳“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⑤，但由于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批判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德國哲學，因而沒有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沒有深入研究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人們所遇到的其他條件。后來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領導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一直沒能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發，而恩格斯這篇論文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從人類發展史、自然史的視角，系統地考察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何以產生，進一步論證了“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⑥。這填補并完善了他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p#分頁標題#e#   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相互聯系的方法論，以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為研究主線，論證了勞動何以促進了人—自然—社會多元倫理關系的形成，以及對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多維度的影響。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勞動把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因而“創造了人本身”，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⑦同時他反駁了當時政治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觀點，闡述了勞動和自然界之間的辯證關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勞動計劃性的內在悖論:在時間上蘊涵近期與長期的悖論;在空間上蘊涵局部與整體的悖論;在認識維度上蘊涵特殊與普遍、單一與多元的悖論。因此，他警示道:“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實際上，馬克思在《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有相關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②只不過馬克思是以一種人本主義詩意般的哲學思辨語言進行闡釋，而恩格斯的告誡則是基于歷史唯物辯證法和實證分析基礎之上的哲學論證。這對我們認清人與自然的關系，協調促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理論與實踐的指導意義。   恩格斯通過反思人的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源及其深層的方法論與認識論根源，提出了以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恩格斯意識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離不開協調人—社會的倫理關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復雜。這種復雜性在當代表現得日益明顯，正如阿多諾指出的那樣:“我們在支配自然上的進步或許正日益促成那種據說這種進步會保護人類免遭的災難，或許正在編織社會粗鄙地長成第二自然”③，其結果卻越來越表現為主體的人自身的自我淪喪，同時人的生存條件越來越轉變成一種統治人的異己力量。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而且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恩格斯回顧了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方面的三種邏輯。事實表明，這三種邏輯“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④為了超越這三種邏輯的局限，他提出了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的生態倫理方略: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預見人們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為的比較遠的自然—社會影響，僅僅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⑤。恩格斯認為，只有通過這種變革，產生的新型的社會生產組織及其生產方式才能實現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⑥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將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和可能。他樂觀地預期，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人們自身及其活動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都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   盡管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當前全球化、市場經濟、高技術信息化的條件下，重溫其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生態倫理學，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推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

【摘要】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不斷普及，國家、社會對高等人才需求量逐步增多，要求高等院校在大學生培養過程中，不僅要重視專業技能、文化素養的教育，而且要將倫理道德教育放在核心位置。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高校大學生倫理道德嚴重缺失，價值觀、人生觀出現較大偏差。基于此，必須加強大學生倫理道德教育，積極探索和研究其可行途徑。

【關鍵詞】

大學生；倫理道德教育；途徑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發生巨大變化，大學生不再受到傳統教學模式的單純影響，其價值觀、人生觀正在發生巨大、深刻變化。同時，受到社會不同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大學生倫理道德及價值觀念的形成日趨層次化、多元化，對高校大學生倫理道德教育形成一定制約。高校大學生倫理道德缺失問題十分嚴重，嚴重影響到大學生健康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因此，高校加強大學生倫理道德教育迫在眉睫，顯得意義深遠而重大。

一、倫理道德的內涵及理論

所謂的倫理道德，即就是人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所需遵循和堅持的道德依據和標準規范。倫理道德能夠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涉及到人們思想、行為、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受到歷史文化、自然地理、風俗習慣、民族宗教、興趣愛好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加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體制存在較大差距，由此導致倫理道德的具體內涵和特征有所不同。古往今來，國內外領導人均十分重視倫理道德的形成，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思想家、哲學家馬克思曾經指出：要堅持愛國主義、塑造民族精神、加大改革和創新力度，為實現共產主義共同理想而不懈奮斗；同志所提出的“八榮八恥”，均對人們所堅持的原則和遵循的倫理道德進行了詳細闡述。這些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理念明確要求，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和和諧社會構建過程中，必須重視倫理道德、提高綜合素養。倫理道德的基本理論重點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的辯證關系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意識作為社會存在的前提和保障，社會存在作為社會意識的根源和表現。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特征較為突出，對社會存在的作用表現為反方向。同時，對社會意識、社會存在二者之間的潛在關系、形成要素、發展規律、基礎作用、社會地位等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和探析[1]；二是灌輸理論。社會意識能夠以某種固然形態表現在教育者身上，以灌輸的方式讓教育者理解和掌握。也就是說，倫理道德教育必須建立在科學、有效的灌輸之上；三是內化理論。教育工作者通過幫助受教育主體建立政治、思想、道德理念，在不斷學習和理解過程中，逐步達到提升自我、形成自我個體意識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整個學習和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要完全相信所謂的思想政治、倫理道德基本規范、具體要求，并且能夠自覺、自愿以其為思想、道德準繩，嚴以律己、恪盡職守，最終完整體現出倫理道德的本質。由此可以看出，倫理道德的三種基本理論，不僅對倫理道德存在依據進行了明確闡述，而且對倫理道德的內外部特征進行了系統完善，三者相輔相成、相互推進，共同形成倫理道德的理論體系。

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