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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供給側的視角，職業教育生源面臨嚴峻的挑戰，需求方難以提振吸納的“二流生源”，供給方的學術化模式壓抑潛在生源的萌生，加之作為“銜接橋”的招考機制遮蔽技能潛質的辨識，從而遏制了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而職業教育生存的現實、多元智能理論的呼喚以及勞作學校實踐的歷史經驗充分闡釋了生源早期培育的合理性。因此，需要基礎教育助力培養，開啟學生技能潛質；職業教育主動出擊，吸引潛在職教生源；招考機制配套改革，甄選優質職教生源，以解決職業教育的生源困境。

【關鍵詞】供給側；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生源；早期培育

供給側，相對于需求側，二者形成一對相互存在的關系體，如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教育對勞動力的產出性供給與產業結構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勞動力供給產業結構需求的程度又源于教育資源的布局狀況。當前，中國經濟正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結構亟須調整，人才的供給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供給嚴重不足，這主要源于教育結構分布的不均衡性。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中強調，應面向產業和區域發展需求，完善教育資源布局，加快人才培養結構調整。長期以來，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職業教育的競爭力一直處于劣勢，吸引力明顯不足，形成了中國職業準備教育之“兩只腳”（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不均衡發展態勢。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失效供給源于當前我國職業教育質量偏低，而職業教育質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其生源供給存在嚴重問題。因此，本研究將供給側的理論應用于職業教育生源的供給視域，進而探究職業教育生源的早期培育問題。

一、職業教育生源供給的失范與問題探源

將供需均衡的理論運用到教育領域可以解釋生源供需的矛盾問題。就職業教育生源的供需而言，需求方為職業院校，主要供給方為普通中小學，銜接橋為溝通二者的招考機制。長期以來，我國職業教育生源存在供需不均衡的問題，出現嚴重的結構性供需失范，基礎教育供給的生源類型和質量不能滿足職業教育的真正需求。

（一）需求方：職業教育難以提振吸納的“二流”生源

就生源的需求而言，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有著顯著的不同。根據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成長規律，職業教育的生源應該是技能見長者，他們應該具有動手操作的技能潛質和對技能崗位的憧憬向往。然而這并不等于說學術研究不感興趣者就是技能見長者，而一直以來職業教育從普通基礎教育獲取的生源恰恰是這類學生，他們被認為是普通教育的“學業失敗者”或者被稱為“二流”生源。而事實上，這些“二流”生源并不能完全勝任職業教育的學習生活。有調查顯示，在所抽取的樣本中有39．1％的職業院校學生對學習幾乎沒有興趣，他們“上課總是睡覺，作業抄襲、找人代做或干脆不做”［1］；高職學生學習能力整體一般，樣本得分均值只有3．14，在“有點符合”與“基本符合”之間，偏向于“有點符合”，知識獲得和應用能力較為薄弱，得分均值僅為3．04［2］；高職學生厭學情況尤其是消極學習情緒維度顯著高于本科生［3］。可見，職業院校的很多學生并不能適應職業教育的學習，他們是學業失敗者同時也并不是技能擅長者。值得反思的是，“學業失敗”“學習力差”恰恰是阻礙這些學生技能發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職業教育在生源素養的要求方面不僅僅追求技能見長，同樣需要他們擁有厚實的知識基礎和良好的學習習慣。

（二）銜接橋：招考機制的普教化遮蔽技能潛質的辨識

隨著近年生源基數的總體減少，高職教育面臨嚴峻的招生形勢，生源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在生源數量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學校對生源質量沒有太多的奢求，“二流”生源的現象愈演愈烈。盡管目前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聯手職業院校探索多元的招生機制，如單獨招生、對口單招、五年一貫制高職、中本貫通等，旨在吸引更多優質的生源，但仍難以辨識學生的技能潛質，致使職業院校招錄的多數學生還是“學業失敗者”。首先，目前職業教育招生的主流方式仍是普通高考和中考的選拔招生，這些考試形式的初衷是為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遴選優質的學業見長者。在教育資源短缺時期，這些“學業考試”的失敗者如果想繼續高一階段的學習，通常會采取“留級復讀”的形式，以便來年以更加優異的成績進入普通高校或高中。但是隨著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普及化的到來，高職、中職學校的規模蓬勃增長，以致部分地方的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招生規模甚至大于基礎教育畢業生的數量，使得與普通教育競爭處于劣勢的職業院校吸納的生源更是末流的“學業考試失敗者”。其次，作為傳統學術考試背景下延伸出來的注冊入學，更使得職業教育雪上加霜。例如，山東省高職教育的注冊入學是在學生沒有被高考統招批次錄取的情況下，為低分考生及落榜生提供的一種“兜底”機制，但同時也是高職院校補錄招生計劃的一種彌補性招生政策［4］。這種招生形式在執行的過程中過于簡單，僅僅通過考生申請、院校審核、考生確認三個線上階段，二三天內就可以確定錄取名單，并沒有對學生進行任何形式的技能潛質考查。最后，為緩解生源競爭的壓力，招收一些相對優質的學生，近年一些省份為高職院校搭建了提前單獨自主招生的平臺。但是在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江蘇省對學生的測試形式主要還是限于語數外三門文化課程的考查，且命題依據高中課程標準；除了對享受免文化課程測試的考生要求“必須進行技能考核或面試”外，對其他考生只是建議招生學校“可”組織技能考核或面試［5］，并沒有提出強迫性要求。因此，這種單獨自主招生機制還具有某種程度的“文化取向”，并沒有嚴肅把握“技能考查”的機會。

（三）供給方：基礎教育的學術化壓抑潛在生源的萌生

從生源供給的視角，職業教育的供給方主要為普通中小學。盡管高職院校的供給者包括中職學校，中高職院校的供給者也包含各種類型的社會人員，但是這兩類學生群體還是源于普通中小學。職業教育的供給傾向既受到傳統文化“學而優則仕”的影響，基礎教育在供給職業教育優質生源方面也應承擔一定的責任。長期以來，普通基礎教育一直在應試教育、壓抑個性等方面飽受詬病，較少學生技能潛質、供給職業教育成長等相關問題，關注激發職業教育生源供給的反思更不多見。事實上，應試教育在扼殺學生個性的過程中，也在壓抑學生未來的多元發展可能性，違背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人才發展規律，更多的是按單維教育模式培養“人才”，沒有考慮學生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更沒有顧及部分技能見長者的成長需要。再加上傳統文化的影響，基礎教育無論在課程實踐還是教學評價中似乎都在為學生未來能進入普通的高中或本科在努力，功利味濃厚，缺失對部分有技能潛質的學生的諄諄誘導。一方面，在基礎教育階段，雖然有綜合實踐活動、勞動技術、通用技術、科學課程等旨在開發技能潛質的國家課程，但在很多中小學這些課程的開設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在廣大的鄉村學校，由于師資短缺、設施薄弱，更不具備開設這些課程的條件。對這些課程的不重視，致使本該具有的技能啟蒙課堂經常被常規的知識型課程所占據。另一方面，中小學的教學評價更多地以“學術指揮棒”為導向，對認知能力、知識記憶等素養的考核占據主導地位，缺乏對動手操作潛能的考查和識別。盡管“知識技能、過程方法、態度價值觀”新的三維課程目標強化了對學生過程性、審美、興趣、動作技能等素養的考核要求，但是在實踐中并沒有太多的對“技能”的早期辨識性考查。學術化傾向嚴重的基礎教育實踐為普通高等教育輸送了“智力超群”的“優秀生”，卻埋沒了潛在“技能優越生”的美好未來，使他們在喪失自信中成為“學業考試的失敗者”，進而在進入職業院校后由于薄弱的知識基礎很難助推技能的增長。

二、職業教育生源早期培育的合理性審視

（一）職業教育生存的現實選擇

由于職業教育招考機制普教化的選拔傾向以及供給方在早期培養中對潛在生源的學術化壓抑，使得職業院校無法獲得潛在的技術技能型生源，致使在后期的培養中無法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源優勢，無法為勞動力市場供給優質的技術技能型勞動力。可見，在高技能人才需求強烈的新時代，職業教育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使得先天不足的職業教育很難在與普通教育的競爭中獲得相對優越的位置，進而陷入馬太效應。指出，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負著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責任，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因此必須把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6］。現代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必須在危機中求生存，在競爭中求發展，而破解這一系列問題的關鍵就是需要有優質的生源提供強勁而持久的生命力。發展職業教育不僅僅要在提升職業教育層次上找出路，而且還要充分利用好現有的基礎，在鞏固和提升中職和高等專科職業教育質量和內涵的基礎上發揮其特有的市場價值。國際上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發展的經驗表明，中等職業教育仍是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職業教育是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要確保職業教育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須從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源處或入口處尋求突破，實現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有效銜接。

（二）多元智能理論的意涵之蘊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Gardner）于20世紀80－90年代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為職業教育生源的早期培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加德納認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智能結構，不同的智能類型包括語言智能、數學邏輯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身體運動智能、人際關系智能、自我認識智能。他進一步指出，盡管每個人都擁有多種智能的組合，但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智能種類可能不同，如水手、雕刻家、畫家等具有高度發達的空間智能，手工藝大師則表現出高度發達的身體運動智能［7］。手工藝大師、畫家、雕刻家等角色正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典型代表，表明空間智能和身體運動智能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特定優勢智能。對于教育改革，加德納建議學校應對每個學生的認知特點給予充分的理解并使之得到最好的發展，要在開發多種智能的基礎上幫助學生發現適合其智能特點的職業和業余愛好，使其在未來的崗位上更具有競爭力［8］。因此，基礎教育就有充分的理由幫助每個人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并做好對他們未來職業生涯規劃的指導。對于有技能特長與潛質的兒童，基礎教育應該提供個性化的課程，培養對技術技能操作的興趣，引導他們對未來職業教育的憧憬和技術技能型崗位的向往。同時，加德納還反對學校教育以“語言和數學邏輯智能”作為選拔人才的鐵定標準，認為這種教育評價模式具有“西方主義”“測試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偏見，嚴重危害社會的進步。這些偏見性評價模式是精英化測試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被過濾掉的學生注定也不適合職業教育。因此，基礎教育的早期培育是關鍵，教育的選拔機制是重要平臺。當然，加德納也指出，他并不鼓勵過早地確定或決斷一個兒童的發展方向，而是通過對兒童智能特長的早期鑒定，幫助確定他可能將從哪一種經歷中受益［9］，以便更好地加以引導。

（三）勞作學校模式的國際經驗

20世紀初期，為培養德意志聯邦的“有用的國家公民”，德國教育學家凱興斯泰納（Kerschen－steiner）提出了勞作學校思想，并進行了具體實踐。勞作學校實質上是一種具有國家倫理品性的國民學校，它具有三重任務：第一是幫助每個受教育者選擇一種職業教育，并盡其所能做好這項職業；第二是養成個體面向職業的倫理化品格；第三也是最高任務就是在前兩種任務的基礎上實現現有國家集團的倫理化發展［10］。因此，勞作學校與普通的基礎學校具有明顯的不同，前者具有職業教育的性質，后者是一種普及教育。這種勞作學校思想在我國現處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的時代具有特殊的意義，教育的普及化不僅僅在于提高一國國民的綜合素養，還應該給予公民更多的倫理關照，幫助他們找到更加合適自身的職業興趣，進而提高其為國家貢獻的質量。凱興斯泰納這種勞作學校教育思想盡管是包容各種職業的廣義職業教育理念，但是對狹義的職業技術教育的前置或者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早期培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這主要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依據。一方面，勞作學校的實踐場域是普通基礎教育，它不是直接面向職業的就業教育，而是一種職業教育的預備教育。這種預備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介紹勞動過程、勞動工具、勞動器械等特定職業領域所需的素材，而在于培養公正的勞動方法、嚴謹的勞動習慣和真正的勞動熱情［11］。另一方面，凱興斯泰納無論在理論描繪或實踐操作中，涉及的很多職業或演習性操作都類屬于手工勞動，并在不同的年級安排了螺旋上升的階梯式課程。因此，技術技能型人才或者職業教育生源的早期培育無論在實踐形式還是在教育內容方面都有充分的歷史依據和國際經驗。

三、職業教育生源早期培育的有效路徑

為響應國家戰略性發展對高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長遠需求，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特別指出，應“將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礎教育”［12］，通過不同方式促進普職教育融通。因此，為破解基礎教育對職業教育生源供給的癥結，實現職業教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需要基于多元智能理論和勞作學校的思想，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發揮職業教育和普通基礎教育的各自優勢，尋求職業教育生源早期培育的有效路徑，從供給側結構性視角解決職業教育生源供需不均衡問題。

（一）基礎教育助力培養：開啟學生技能潛質

基礎教育作為職業教育生源的主要供給方，對職業教育生源的早期培育起著主導性的作用，因為學生主體即存在于普通的中小學，他們未來是進入職業教育還是普通教育，基礎教育的引導起著關鍵的作用。1．以綜合實踐活動為體，開展多元技能初訓。根據《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的規定，綜合實踐活動是從小學到高中設置的必修課程，內容涉及信息技術教育、研究性學習、社區服務與社會實踐以及勞動與技術教育，其中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幫助學生了解必要的通用技術和職業分工，形成初步的技術能力。這使得綜合實踐活動成為技術技能型人才早期培育的一個主要載體，具有“勞作學校”的教育意蘊。因此，廣大中小學應充分利用這樣一門國家課程，通過整合各種教育資源，開展多種形式的技能訓練活動，開啟學生對動手能力的潛在興趣和智慧。2．以普通學術課程為翼，滲透技能啟蒙教育。盡管與綜合實踐活動不同，語文、數學、外語、科學、社會等綜合課程的基本任務是通識教育，旨在實現人文、社科、科學等方面知識的普及，為個體成長為一個良善的公民做準備，但是與日常生活相結合、與社會實踐相聯系仍是這些課程標準所倡導的。因此，為實現對職業教育生源的早期培育，通過綜合課程進行技能啟蒙教育的滲透不失為一種良策。以小學語文技能啟蒙教育為例，主要有三種路徑。第一，立足教材，深度挖掘職業啟蒙素材。第二，踐行教學，模擬職業體驗。第三，拓展資源，激發職業感受。通過有意識的啟蒙教育，可以在兒童內心中埋下工匠的種子，激發有興趣者通過不斷努力達到理想的職業彼岸。

（二）職業教育主動出擊：吸引潛在職教生源

職業院校作為職業教育生源的需求方，要想在后續的發展中保持永久的活力，保證高質量的市場競爭力，就必須主動出擊，與普通中小學協同合作，助推基礎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吸引更多優質的潛在職教生源。1．走出去，在中小學植入職業課程資源。由于先天的不足，普通中小學根本無法滿足職業課程開設與實施的需要，更不能單方面完成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啟蒙任務。為此，職業院校必須充分利用自身的技術資源優勢，參與職業課程的設計與人才的培養。其中路徑之一就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將職業課程送到中小學的課堂中。這些職業課程由職業學校教師和初高中教師共同設計、實施與評價，這種特需型課程遵循寬基礎、實用性和個性化原則，課程內容做到適度拓寬初中文化基礎知識和傳授職業技術知識相結合，教學方式以項目教學為驅動，彰顯體驗式和探究式教學。直觀的職業體驗、形象的學習效果可以激發對技術技能型崗位感興趣的學生的潛質，增強他們對職業院校的向往，為優質生源的輸送奠定基礎。2．請進來，為中小學提供優越平臺資源。職業院校參與中小學技術技能型人才早期培育的另一路徑，則是充分利用職業院校校內的資源，將中小學生請進校園，讓他們親身感受職業校園文化，進而增加職業教育的吸引力。綜合起來，主要有校園文化宣傳、職業活動體驗、課程合作三種方式。首先，在校園文化宣傳方面，以每年舉行的職業教育活動周為契機，組織中小學生通過參觀校史館、聆聽優秀學生事跡、欣賞教學成果等形式，引導學生全面了解職業教育，破除對職業教育的偏見。其次，就職業活動體驗而言，既可以利用職業活動周為學生開放各種實訓室，讓學生參與簡易職業活動的模擬，激發他們對特定專業崗位的興趣；也可以與綜合實踐活動相結合，為中小學生提供系統的職業體驗機會。最后，課程的合作是職業學校參與普通中學技術技能型人才早期教育的重要路徑，當中學實訓設施不能滿足教學的時候，職業學校將為“特需課程”的實施提供必要的場地，實現對職業課程的有機銜接，進而增強職業學校對普通中學生的吸引力。

（三）招考機制配套改革：甄選優質職教生源

招考機制作為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銜接的重要橋梁，在評價、甄選學生能力潛質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合格乃至優質職業教育生源的供給有待科學的中考、高考機制的配套改革，突破傳統側重學術型評價的單一模式。1．規范技能高考，選拔優質高職教育生源。為進一步規范人才分類分型的選拔方式，國務院于2014年印發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指出，要積極推進高職院校分類考試，實行“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評價方式。但這種“技能高考”模式只是針對中職學校畢業生報考高職院校的，而對于普通高中畢業生想進入高職院校的，《意見》指出了另外兩種路徑，一是“職業適應性測試＋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二是普通高考［13］。其中，“職業適應性測試”不失為一種選拔優秀職業教育生源的好方式，但是在具體操作中在很多地方還流于形式，往往成為一種變相提前招攬生源的途徑，不能真正考查學生與職業教育的匹配度，遴選效果堪憂。因此，建議這種“職業適應性測試”技能高考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其一，加強對學生初步職業認知的考查。通過視頻播放、情境創設、文字說明等方式，讓學生形成對所填報專業的初步認知，進而通過答題的形式考查學生對特定專業常識、場景的反應程度、職業興趣和價值觀。其二，注重對技能潛質的考查。職業教育的參與者必須是對技術技能型行業真正感興趣的學生，為此，職業適應性測試應通過手工操作、情景模擬、圖示表征等形式考查學生在動作協調、空間感知、數理邏輯等方面的潛質。其三，適當考查學生的技能基礎。雖然普通高中生沒有經過專業的技能訓練，但他們在高中階段的信息技術、通用技術等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學習中也積累了一定的職業技能，尤其是那些對職業教育或技能崗位特別感興趣的學生，會在普通高中的學習中注意這方面的技能積累，因此這方面的考查可以作為遴選優質高職生源的重要指標。2．創新多元中考，遴選優質中職教育生源。與高職招考的多元評價方式不同，目前中職招考的多元探索還不夠系統和規范，進入中職的學生多是普通中學招生考試中排名靠后的學生。因此，需要探索多元評價機制，尤其是探尋中職招考的特色模式。首先，以綜合素質評價為重要參考，根據等級化的標準組合錄取。例如，根據綜合素質評價發現某學生動手能力出眾，具有一定的技能潛質，可以將此綜合素質評價按照平均分的分值與除“語數外”三科外的任一科等值互換，通過組合錄取，填補該學生偏科造成巨大差距，突出職業技能在考試中的價值，為中職遴選有潛能的優質生源。其次，通過職業課程植入的方式提前考查與評價。再次，實施“職業適應性測試”。通過科學的選拔機制，為學生提供理解自我、發現自我、發展自我的一個合理路徑。就具體的考核內容和操作方式而言，可參考前述的高職招考“職業適應性測試”。

作者:陳鵬 單位:江蘇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