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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不是單純的“給予”和“接受”的過程，而是由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構和內在自我認同相互交織、共同作用形成的。家庭的影響、制度性歧視的建構、媒體的推波助瀾，從外部建構著留守兒童的污名身份。留守兒童將污名內化，形成對自我的偏見和歧視。

關鍵詞:

留守兒童;污名身份;公眾污名;自我認同

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告訴我們，對一個體或群體的“污名化”會產生諸多不良影響。留守兒童“污名化”現象值得我們警惕和反思。這種現象何以產生，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機制是什么?筆者擬運用污名化理論從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構與內在自我認同兩個方面來探討。

一、問題的提出

2016年2月4日國務院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指出，“留守兒童是指那些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留守兒童的產生是我國戶籍制度不完善、城市化進程不徹底等諸多問題的衍生產物。截至2016年我國共排查出902萬留守兒童。如此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引發著人們的關注。通過CNKI檢索發現，學界對留守兒童的研究涉及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教育學、人口學等領域。在眾多研究中，盡管研究者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關注點各異，但有一個基本一致的地方，即對留守兒童多持“問題化”的研究假設，大有將留守兒童等同于“問題兒童”的趨勢。誠然，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具有與父母分離，親情缺失、監護缺乏等特點，但這些特定是否必然會影響到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進而導致其成為“問題兒童”，還受到父母外出后的家庭教養方式、學校教育、生活環境、同伴影響、社會風氣以及個體特質等諸多方面的影響。留守兒童的留守性會導致他們的弱勢性，但不必然導致他們的問題性。因此，在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留守兒童必然會成為“問題兒童”時，留守兒童就被施以污名了。留守兒童的污名不同于其他污名，他們污名身份的獲取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特殊性，源于我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和不徹底的城市化進程。他們本身就是受害者，因此，有必要好好探究他們污名身份的形成機制，以期找到去除他們污名身份的有效路徑，讓他們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二、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機制

污名身份，實際上是一種受損身份，是由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Goffman)在《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一書中對污名進行闡釋時提出的概念。戈夫曼認為，擁有受損身份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帶有某種讓人丟臉的不光彩、不名譽的特征，這種特征就是污名。污名有多種多樣的分類，有疾病污名(如艾滋病)、地域污名(如河南人)、身份污名(如農民工)等。不管是哪種污名，它們都具有相同的社會學特征:即某個本來在正常社會交往中會被公眾接受的人，因為他擁有了某個特征，使得公眾將他識別出來，引起厭惡和排斥。形成污名身份的原因各異，但最終結果都導向這些被污名者在社會資源的擁有、社會地位的獲取、正常人際交往等方面處于劣勢。管健博士在《污名的概念發展與多維度模型建構》一文中提出了污名產生機制的模型，筆者在此擬借用這一模型來分析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過程。

(一)貼標簽

污名開始于施加污名者給被污名者貼上負面標簽。“問題兒童”是留守兒童最常見的負面標簽，在負面標簽的思維定勢下，留守兒童本身的個性特征易被誤讀，性格內向被認為是“陰郁”，性格外向被當作“調皮搗蛋”，聽話被曲解為“唯唯諾諾”，有自我主張被當作“野性難馴”。不光如此，留守兒童犯下得小過失或者意外的行為不當，也會被解釋成“問題化”的直接表現。偏見把負面標簽結實地貼在他們身上，難以擺脫。

(二)污名產生

當留守兒童被貼上負面標簽后，在主流文化和大眾心理便逐漸把他們同這種負面特征相連結，負面特征吞沒了他們自身，污名由此產生。

(三)社群區隔

某一個體或群體，即便社會地位低下，仍屬于“正常”一類，不會被排除在正常的社會交往之外。而污名化則不同，從留守兒童獲得污名身份起，人們便將他們歸類為不同于正常兒童的“問題兒童”，成為排斥在“我們”之外的“他們”，這便是社群區隔。社群區隔會減少其他群體與留守兒童之間的互動和親密關系的培養，導致公眾對留守兒童群體區別對待。當留守兒童感受到公眾的歧視和排斥后，他們會產生退縮和回避心理，主動減少與其他群體的交流以降低自己的心理傷害，但這又進一步加深了彼此的隔閡，造成社群區隔程度的加深。

(四)地位喪失

作為污名化的結果，留守兒童會喪失原有的社會地位，并建構起與其新身份相匹配的社會地位，這樣，留守兒童就會逐漸失去許多社會資源和生活機會，包括教育、升學、就業、住房、婚姻等。留守兒童雖然數量龐大，但其社會地位和權力領域極為有限，他們很難去攫取到足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來恢復或提升社會地位。

(五)公眾污名

當公眾一旦接受了附著在某個體或群體身上的污名，形成公眾污名后便再難消除。留守兒童的污名是社會環境、公眾輿論、新聞媒體等相互強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和充足的社會資源來左右公眾對他們的態度和消除公眾對他們的偏見和歧視，無力抗衡公眾污名的形成。

(六)自我污名

留守兒童均為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他們的自我意識尚未發育完全，很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難以對自我作出客觀、正確的評價。當他們感受到公眾對他們的歧視時，若認同公眾的歧視，等于知道了自己的社會地位，自尊會受到極大傷害。所以在更多時候，留守兒童會將歧視歸因于自己，認同公眾污名，降低自我評價，不斷地進行自我貶損，開始了自我污名化。通過留守兒童污名身份形成機制可以看出，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過程有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構和污名身份的內在自我認同兩個方面。這兩個維度相互作用、相互交織，共同締造了留守兒童的污名身份。

三、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構

留守兒童污名化是一個動態的社會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家庭的影響、制度性歧視的建構、媒體的推波助瀾，共同建構了留守兒童的污名身份。

(一)家庭的影響

留守兒童的父母均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他們本身就是污名化的受害者。農民工以邊緣化的姿態苦苦扎根于城市底層，承受著“城里人”的歧視，他們對于自己作為城市局外人(outsiders)的身份和受損的權益狀況，基本上采取的是不申訴、不表達的沉默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已經認同制度、文化、輿論加諸于他們的歧視性身份。當他們子女經歷同樣的污名時，他們不自覺地把自身應對污名的方式延展、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從而實現了污名認同的傳遞和再生。

(二)制度的建構

針對留守兒童的制度性歧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相關社會制度的缺失和政策執行的滯后。相關社會制度的缺失是指政府作為維護包括留守兒童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主要力量，在應建構、完善相關制度以切實維護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利益時，該作為而不作為，致使這些群體的權利長期處于被剝奪或被忽視的狀態。制度執行滯后是指雖然政府制定了保護留守兒童權益的相關政策、法規，但在現實層面許多政策、法規的執行不盡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文字層。那些應落實而未落實的政策、法規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歧視，從制度層面塑造了留守兒童的污名身份。

(三)媒體的作用

縱觀新聞媒體對留守兒童的報道，可以發現與學界針對留守兒童的研究多持“問題化”的研究進路不同，大部分新聞媒體的報道都是中性的。但有研究者統計分析了近年來針對留守兒童的新聞報道后表示，雖然很多報道看似是中性的，但新聞媒體為了吸引公眾眼球，在報道時對議題進行了選擇性設置，這是導致公眾對留守兒童抱持“問題化”態度的基礎。同時，新聞媒體對一些極端性留守兒童犯罪案件廣泛且深度的報道也弱化了其他正面和中性報道傳播的力度和廣度，如邵陽少年殺師案等。于是，在大眾印象中，留守兒童逐漸被固化為“問題兒童”。

四、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認同

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認同是指留守兒童將公眾的污名貶損內化，形成自我污名的現象。留守兒童遭受公眾污名后，為了維護心理和諧(well－being)，通過自我歸因，贊同公眾對他們的消極刻板印象，對自我進行貶損。負面的情緒反應隨之出現，主要是低自尊和自我低效能感。最后，導致留守兒童自我歧視，主要表現為消極的向上意愿，也不愿意向他人求助。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認同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一)導致留守兒童的消極認知

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認同會導致留守兒童的消極自我認知。社會公眾對留守兒童貼上“問題兒童”、“差生”等負面標簽，留守兒童遭遇到歧視后會逐漸意識到公眾對于他們的負面刻板印象，由于他們尚是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還未形成強大的自我意識，很容易認同公眾的看法并將種種負面評價內化并指向自我，于是，自我與他人刻板印我一致性就此形成。經過一系列復雜的的認知加工過程，自我污名便會成為留守兒童消極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由于這種負面自我認知的作用，留守兒童會認為自己像其他人說的一樣沒有任何價值。

(二)導致留守兒童的負面情感

對污名身份的自我認同往往與留守兒童的許多負性情感體驗密切相關，例如，羞恥感、負罪感、挫敗感等。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對個體影響最大的是低自尊和低自我效能感:低自尊會使留守兒童感到低自我價值感和羞恥感，看不到明天和希望;而低自我效能感會導致他們覺得自己做不到，也做不好任何事，對人生感到絕望。這很有可能是留守兒童在學習成績方面和非留守兒童有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當然，導致學習成績差距產生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留守兒童長期從智力成績中分離出自尊。他們否認學習對自我價值的重要性，認為學習沒有用處，從而合理化自己消極的學習態度和學習動機。再者，留守兒童認同自己的“差生”標簽，再加上低自我效能感的影響，他們認為自己反正學習能力很差，即便再怎么學習也不會取得好成績，考上好大學更是不可能，所以他們干脆在學習方面停止努力。當然，影響留守兒童學習成績的因素還有許多，特別是教師的教育方式，同學的評價，同伴的影響等，都會對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產生重大影響。

(三)導致留守兒童的自我歧視

留守兒童自我歧視行為的外在表現是在社會交往中多采取退縮、保密、回避等消極應對策略。他們消極的交往意愿和交往情緒，不恰當的應對策略及社會隔離行為拉大了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包括家庭成員、學校師生、街坊鄰居、同學同伴等)的空間距離和心理距離，導致他們難以得到有效的社會支持。得不到有效的社會支持又會引發留守兒童人際交往和家庭關系等方面的問題，讓他們難以同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際交往關系，和諧的家庭關系，甚至會影響留守兒童成年后的職業功能。就如同一個惡性循環般，損害著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由以上分析可知，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不是單純的“給予”和“接受”的過程，而是由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構和內在自我認同相互交織、共同作用形成的。了解留守兒童污名身份的形成機制，在此基礎上探尋去污名化的有效路徑，真正實現對他們的關懷和關愛，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是我們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作者：賈勁松 單位：湖南生物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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