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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未來。申言之，中國當代青少年健康成長，成為有理想、有擔當的一代人，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青少年階段是由兒童向成人過渡的重要階段，其在性格、心理或行為模式上極具可塑性。青少年因身心發育不夠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較弱、法律知識不足、抵制誘惑的能力差等原因，很容易被社會不良因素所誘導，特別是網絡上的暴力、色情等內容，突破道德底線，甚至無視法律制度，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為了正確引導青少年，使其健康成長，不僅要完善青少年犯罪的法律制度，為其劃定紅線，同時也要做好法律教育，培養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底線意識和權利意識，形成法治思維，樹立法治信仰。

關鍵詞:法律教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行為

一、青少年犯罪現狀：年齡界定與責任承擔

（一）我國青少年犯罪的總體情況及其特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2007-2017年期間，我國刑事犯罪總數從2007年的931745人增至2017年的1268985人，增長率高達約36%，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這十年間青少年刑事犯罪總數從2007年的316298人降至2017年的183471人，降幅約41%。從表1可知，我國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況：第一，我國青少年犯罪總數呈下降趨勢。說明我國在預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這離不開對青少年的法律教育，但2017年青少年犯罪數仍比較大，青少年犯罪問題依然嚴峻，仍需多措并舉，預防青少年犯罪，積極開展法律教育，培養法治意識，不觸碰底線、紅線。第二，在青少年犯罪中，大部分集中在18周歲至25周歲，未成年人犯罪占少部分，這也為未來更好地開展法律教育提供方向。2018年6月，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公布了《從司法大數據看我國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和未成年人犯罪特點及其預防》，該報告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如下特點：第一，罪名數量居于首位是盜竊罪。在2016-2017年中，盜竊罪、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排名前三。第二，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約占90%。在2016-2017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年齡為16周歲的占比超過1/3，而17周歲的占比則超過了50%。第三，初中生成為高發群體。在2016-2017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為主，占比高達68.08%。第四，農村地區犯罪發案率超八成。在2016-2017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農村地區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占比高達82.06%。可見，農村地區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形勢更加嚴峻。第五，流動、離異等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排名靠前。在2016-2017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流動、離異、留守、單親、再婚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排名前五。可見，家庭法律教育對未成年人的影響甚巨。第六，在2016-2017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排名前三的案件量發生在網吧、KTV、酒吧等娛樂場所。2019年5月公布的《廣東未成年人刑事審判_（2013-2018）白皮書》也指出，未成年犯罪的特點主要有：第一，以初中生及失學青少年為主。2013-2018年期間，廣東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罪犯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比高達94%。第二，以涉及侵財犯罪和暴力犯罪為主。2013-2018年期間，廣東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罪犯中，犯搶劫罪、盜竊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等四類犯罪的人數合計占比高達72.9%。第三，占比最高的是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2013-2018年期間，這一年齡段的未成年罪犯占全省未成年人罪犯的89.1%。從上述特征分析可知，在青少年犯罪的諸多影響因素中，教育水平的影響因子最高。如2013-2018年期間，廣東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罪犯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高達94%。現階段，在大多數學校、家長中，“唯分數論”教育理念仍舊占主導地位，進而影響學校課程設置忽視了素質課程，尤其是法律教育，即使設置了法律知識普及課程，也會出現缺乏配備相應地師資、課程教授流于形式等問題。這就會導致小學、初中階段的青少年普遍匱乏法律教育，法治意識較淡薄，未能形成規則意識與底線意識，容易被社會的不良因素所左右，甚至是違法犯罪。

（二）青少年犯罪的年齡界定

雖然在我國現行法律文件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出現“青少年”一詞，但未對“青少年”這一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在語詞層面上講，“青少年”是指青年和少年的統稱。而“青年”是指十五六歲到三十歲左右的人，“少年”則指十歲左右到十五六歲的人。申言之，青少年的年齡范圍在10-30歲。在犯罪學上，“青少年犯罪”卻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青少年處于兒童向成年人過渡的年齡階段，也是認知能力的不穩定期。所以，以人的生理與心理特征為劃分基礎將青少年單獨列出來，研究其犯罪心理狀態、原因、行為方式、犯罪影響因素等內容，對指導青少年行為，預防青少年犯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目前法學界普遍認為，“青少年犯罪”分為狹義的和廣義的。前者是指14-25周歲的人所實施的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后者則對年齡的下限有6周歲和10周歲兩種觀點。之所以將6周歲作為青少年的年齡下限，是根據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調查的結果來確定的。其調查結果顯示，在我國，刑事犯罪有劣跡的年齡在6周歲就開始了。而將10周歲為年齡下限，主要依據的是我國民事法律對民事行為能力的規定。申言之，對于青少年犯罪的年齡界定的是存在爭議的，其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年齡的上限為25周歲，但是否包含本數；第二，年齡下限以多少周歲為佳。“青少年犯罪”的年齡界定應當采用狹義說。其理由如下：第一，從國家統計局使用的“青少年”概念來看，分為“不滿18周歲的青少年”和“18周歲至25周歲的青少年”。可見，在實踐中，習慣認為“青少年”的年齡上限至25周歲，且包含本數。第二，在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分為三個階段：不滿14周歲的人，為完全無刑事責任年齡，是不負任何刑事責任的；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為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只對八種嚴重的故意犯罪負刑事責任；已滿16周歲的人，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應當負刑事責任。需注意的是，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可見，在我國，不滿14周歲的人是不負任何刑事責任的。如果將“青少年犯罪”的年齡下限調至14周歲以下的話，這將與其概念相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從“預防青少年犯罪”這一個角度來看，采用廣義說更為可取。其理由在于側重預防，應該選擇可能開始出現犯罪劣跡的年齡為佳，即“預防”應該盡量抓早、抓小。不僅如此，相比以往，因互聯網、通訊技術以及手機的普及，現今的兒童能夠更早的接觸各類信息，導致青少年犯罪出現低齡化趨勢，所以預防青少年犯罪，降低其年齡下限，這對于預防青少年犯罪更具積極意義。

（三）青少年犯罪的責任承擔

在我國，并沒有專門針對“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法律規范，但是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卻有諸多的法律規范，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規定》等。青少年犯罪涵蓋了未成年人犯罪（14-18周歲）、成年人犯罪（已滿18周歲-25周歲）兩個概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適用規則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以，對于青少年犯罪的責任承擔應該分兩類，即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已滿18周歲-25周歲）的責任承擔。在此，僅論述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問題。

1．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問題

在定罪方面，根據刑事責任年齡的不同，可以將未成年人犯罪劃分為以下兩類：第一類，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因其具備一定的辨別能力和控制行為能力，當其只有實施八種嚴重故意的犯罪，才會被定罪，具體包括強奸、搶劫、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故意殺人、販賣、投放危險物質、放火、爆炸罪。除此之外，觸犯其他罪名，均不承擔刑事責任，也就沒有定罪問題。需注意的是，對于上述八種犯罪，還有兩種特殊情況：（1）按照《刑法》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以強奸論。但是，該年齡階段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2）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搶劫罪。但是，該年齡階段的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隨身攜帶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數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第二類，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該年齡階段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其實施的行為違反《刑法》，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均會被依法定罪，并承擔相應地刑事責任。考慮到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發育尚未完全成熟，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特殊規定：（1）該年齡階段的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隨身攜帶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數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一般也不認為是犯罪。（2）該年齡階段的人盜竊自己家庭或者近親屬財物，或者盜竊其他親屬財物但其他親屬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處理。（3）該年齡階段的人盜竊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認為是犯罪。（4）該年齡階段的人實施盜竊行為未超過三次，盜竊數額雖已達到“數額較大”標準，但案發后能如實供述全部盜竊事實并積極退贓，且具有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或者被脅迫等輕微情節的，可以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2．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問題

目前，我國立法中有關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規定是區別于成年人犯罪量刑規定的。我國刑法規定，未成年的量刑不僅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而且不得適用死刑的量刑規定。不僅如此，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譬如，對執行刑罰的未成年人要與成年人分開關押管理，并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適用刑罰時應當考慮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犯罪的教育和矯正。司法實踐中，法官在對未成年人犯罪作出刑事處罰時，需要考慮諸多因素。根據《刑法》第61條、《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的規定，在對未成年人罪犯決定刑罰時，不僅要考慮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也要考慮犯罪時的年齡、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是否初次犯罪和一貫表現、個人成長經歷、犯罪后的悔罪表現等因素。

二、法律教育的必要性：法律教育形成規則意識和底線意識

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通過教育，尤其是法律教育，能夠讓青少年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識，通過不斷地灌輸法律至上、誠實信用、平等自愿、公序良俗等理念，形成相應的規則意識和底線意識，從而積極引導青少年，在面對各種社會不良因素時，守住道德底線，堅守法律，做一名合格、文明的公民。

（一）我國法律教育的發展及其現狀

1．我國法律教育的發展脈絡

1985年，《關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中首次提出了“法制教育”。從此，開始了第一個“五年普法”活動。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把法治教育納入精神文明創建內容”。自此，我國法律教育正式開始由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的轉變。2016年，頒布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為我國青少年的法律教育指明了方向。“五年普法”活動作為法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能夠很好地反映出我國法律教育的發展歷程，具體如下：開端期（1986-1995）：“一五”“二五”普法階段。該階段的法制教育側重于基本法律常識，如“十法一條例”。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強公民法制觀念，讓公民知法、守法，以促進社會穩定。值得一提的是，“二五”普法教育重點對象包括了青少年，特別是大、中學校的在校生。上升期（1996-2010）：“三五”“四五”“五五”普法階段。“三五普法”階段的側重點開始鼓勵公民從“學法”向“用法”轉變。“四五”普法階段法律教育強調的是樹立法律信仰，擁護法律權威。而“五五”普法階段則側重于進一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增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上升期，我國法律教育實現了轉型，將法律教育與公民素質、政府管理、文化建設等相結合。提升期（2011-2015）：“六五”普法階段。該階段開始重視法治精神的培養，注重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環境。2012年，十八大確立了“法制教育”的重點為“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在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官方首次正式提出了“法治教育”，標志著由“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轉變。成熟期（2016-2020）：“七五”普法階段。《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七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的公布，標志著我國正式步入“法治教育”。而此前的“五年普法”規劃名稱均采用的是“法制宣傳教育”一詞。總的來說，我國法律教育的發展過程，實質上是“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轉變的過程。事實上，兩者都包含了法律制度、法律知識的教育，但法治教育更側重于培養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意識，并將其內化為價值追求，樹立法治信仰。

2．我國青少年法律教育的現狀

2018年4月，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了《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發展報告（2018）》。該報告指出，近年來，我國青少年法律教育頗具成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初步養成了青少年的法治觀念，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民主觀念、自由意識有了較高的認識。譬如，青少年通過民主形式組織、參與班級各項事務。青少年認識到沒有絕對的自由，應該在法律框架內活動。第二，初步形成了青少年的規則意識。青少年普遍愿意遵守和運用法律，當遇到糾紛時，會考慮采用法律手段來維護合法權益。第三，青少年法治教育得到了強化。將法治教育納入了國民教育體系，中小學開設法治知識課程整體情況良好。不僅如此，法治課教師、法治教育副校長、法治輔導員的配備基本普及。但是，在青少年法律教育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青少年對法律基本常識的仍然掌握不夠充分；中小學法治教育存在缺乏教育實踐、法治教育師資配置不足、教育模式單一、經費保障不足；青少年法治素養存在地區間、城鄉間不平衡等問題。為了有效地應對上述問題，培養當代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底線意識，并將其內化為人生價值觀，樹立法治信仰，踐行法治理念，使青少年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遵守者、捍衛者。青少年法律教育要充分發揮學校的主導作用，與家庭、社會形成“三位一體”的法治教育格局。同時，加強制度機制、師資隊伍、教學資源、評價機制、經費等保障。

（二）法律教育形成規則意識

近些年，在預防青少年犯罪雖有成效，但是青少年校園暴力事件仍頻頻出現在大眾的視野里，如2015年你丹阿姐事件、2017年張超凡虐待致死事件、2018年北京中關村二小校園欺凌事件、2018年重慶一初中女生被同學圍毆致十級傷殘等。為何小小年紀對卻身邊的同學下如此重手呢？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少年對法律規則的了解或者漠視法律規則，缺乏規則意識。通過長期的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的法律教育，不斷地向青少年灌輸基本的法律知識，使其了解、認可、尊重法律，樹立法律信仰，維護法律權威，從而自覺遵守法律，形成規則意識。家庭的法律教育對青少年規則意識的形成起到基礎性作用。家庭乃是青少年心理、品格形成的第一場域。父母的行為、習慣對于在很大程度上青少年具有導向作用。家長如果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孩子出現錯誤的行為如暴力行為時，及時制止并教育其要遵守相應地規則及其法治理念，如平等原則、誠實信用、遵守社會公德、不得侵害他人等，這對青少年規則意識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當出現青少年違法犯罪案件時，家長應及時向青少年宣傳相應的法律常識，增強其明辨是非的能力，養成守法的習慣。青少年規則意識的形成當然離不開學校的法律教育。一方面，學校開設的法律知識課程，能夠讓青少年系統地學習我國的基本法律制度，如憲法、刑法、民法、稅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以指導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學校可以通過一些典型案例、邀請專家開辦講座、舉辦“法律進學校”活動等多種形式，提高法治意識的廣度和深度，讓其意識到突破法律規則需要承擔法律后果，引導其自覺遵守法律，培養青少年的規則意識。青少年規則意識的形成也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事實上，青少年一直處在社會這一個大環境中，社會上發生的諸多事情不管是積極的、消極的，都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到青少年的法治觀念。普法辦、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門立足于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征，通過“送法進學校”“送法進家庭”等活動、舉辦各種法治講座，宣傳法律知識，鼓勵青少年遵守法律，培養其規則意識，做到合格、守法的現代公民。

（三）法律教育形成底線意識

為了能夠更加具體形象地了解法律教育對青少年的影響，下面選取2019年5月公布的《廣東未成年人刑事審判（2013-2018）白皮書》中的兩個反面案例，說明如果缺乏相應地法律教育，青少年法律意識不足，規則意識和底線意識欠缺，極易走上違反犯罪的道路。案例一：馮某某強奸案。未成年人馮某某（未滿17周歲）與未成年被害人伍某某（未滿14周歲）均為在校學生，2013年兩人結識后很快發展為男女朋友關系，2014年開始兩人多次發生性關系。馮某某明知伍某某未滿十四周歲仍與其發生性關系，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本案中，法院綜合考慮馮某某和伍某某都是在校學生，兩人的情感因素在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家長對子女性教育不到位等因素，對馮某某宣告緩刑。案例二：葉某信用卡詐騙案。2013年初，未成年人葉某（未滿18周歲）通過自編批量登錄程序登錄“智聯招聘網”，竊取公民個人身份信息，將該信息通過手工或批量登錄程序以碰撞的方式登錄中信銀行等網上銀行，竊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至案發時止，葉某和同案人共盜刷銀行信用卡208張，盜贓共計人民幣42萬余元。葉某的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在本案中，法院考慮到葉某父母離異，平時并無對其監護、管教，且家庭經濟比較困難，初中畢業后邊讀書邊在網吧工作。最終，法院決定以信用卡詐騙罪判處葉某有期徒刑。何為底線意識？從法律來講，法律底線意識是指公民在做出行為時會考慮是否違反法律規定，如果違反法律的，就不會實施該行為。青少年作為從兒童向成年人發展的階段，身心發展不成熟、不平衡，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強，極易受社會不良因素的誘導，逾越法律紅線。為此，有必要通過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長期的法律教育，讓青少年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識，要自覺遵守法律；使其認識到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以觸碰，牢固樹立底線意識。

三、法律教育的意義：權利意識的形成對未來人生的影響

從“一五”普法至“七五”普法，我國普法宣傳教育工作已有三十多年，雖然青少年法律教育成果斐然，但是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一系列新聞報道，仍舊暴露出我國青少年法律教育的突出問題，即權利意識培養不足。較為典型的案例，如甘肅武山縣教師強奸猥褻兒童案、安徽潛山縣楊啟發強奸猥褻兒童案等。在這些案件中，很多受害人在被侵害后選擇了沉默，這一點足見我國青少年權利意識較弱，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不會或者不敢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現階段，通過法律教育喚起青少年的權利意識，構建其權利觀，讓其了解自己所擁有的權利，尊重他人的權利，同時懂得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如財產權利、人身權利、社會權利等。

（一）以權利意識為本位的法律教育

“以憲法教育為核心，以權利義務教育為本位”是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的要求之一，這標志著我國邁入了以權利意識為本位的法律教育的新時代。

1．權利意識不足的主要原因

雖然新時代青少年法律教育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仍舊存在權利意識培養不到位的問題，具體表現在：第一，在青少年法律教育中，權利觀存在偏差。首先，在我國以往的青少年法律教育中，教育青少年知法守法即可，至于合法爭取更大的權利則不予支持或者說是不予提及。這就會導致青少年對法定權利與現實權利之間存在認識偏差，導致權利的維護只停留在紙面上。其次，對權利的解釋過于單一、簡單。譬如在解讀隱私權時，就舉老師、父母擅自拆看青少年的信件、日記的例子。這些例子將復雜的概念簡單化，雖有利于學生快速理解概念，但是不利于青少年更深刻去理解并運用這些權利。這樣，當權利遭受侵害時，青少年就無法理解侵權人的行為對其意味著什么。譬如，如果青少年不知道其身體、家庭信息也屬于隱私權的范疇，那么青少年的隱私權就很容易被他人侵害。第二，青少年法律教育教材不完善，法律教育課程缺失。法律教育的內容在中小學階段，放在《道德與法治》中，高中階段則放在《思想政治》部分。可見，現階段的法律教育課程處于附屬地位，沒有獨立的課程，導致教材研發力度不夠。譬如，在法律教材中，對公民權利主要通過籠統的列舉方式加以表述，難以全面理解權利。第三，部分學校、老師仍存在法治觀念欠缺現象。尊師重道乃是我國的優良文化傳統。但是一些學校、老師，過度依賴這種教師特權，侵害學生權利的行為時有發生，如惡行體罰、搜查、沒收、毀壞學生財物等現象，將校規校紀凌駕于法律之上，學生出于對老師的尊重而不知不敢不愿維權。譬如，學校不定期搜查學生，是否藏有電子產品、佩戴首飾等，其目的是防止學生攀比，有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但是有的學校、老師，不尊重學生的所有權，將其搜查的電子產品、首飾，不予返還甚至毀壞，而學生、家長出于對學校、老師的尊重而未主張其權利。久而久之，青少年的權利意識不但沒有得到培養，反而漸漸淡薄了。

2．權利意識的培養

“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經過斗爭得來的。所有重要的法規首先必須從其否定者手中奪取。不管是國民的權利，還是個人的權利。大凡一切權利的前提就在于時刻都準備著去主張權利。”青少年的權利意識并不是一句口號，在權利意識不足的情形，我國法律教育應該去培養其權利意識，樹立起主人翁的地位，理解并捍衛自身的合法權益。那么在法律教育中，該如何去培養權利意識呢？第一，營造良好的校園法治環境。對于青少年而言，學校就是一個小社會，其行為模式和思維習慣很大程度上受到學校的影響。所以，學校有良好的法治環境，將直接影響到青少年的權利意識的培養或提高。一方面，學校應該積極創造民主法治的校園環境，培養其法治思維。譬如，在班級干部的選用任命上，可以采用民主的方式，向青少年說明其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投票表決權、參與權等權利，并鼓勵青少年行使其權利，從而培養其權利意識。另一方面，應該在校規當中明確學校、教師不得侵害青少年的合法權利，譬如毆打學生侵害其健康權、謾罵學生侵害其名譽權、公開學生的隱私信息侵害了其隱私權、將搜查到的物品據為己有侵害其所有權等，同時，公布青少年的維權（投訴）渠道，鼓勵其積極維護其權利，從而培養其權利意識。第二，將權利意識培養與歷史、語文等學科教學相結合。在歷史教學中，歷史教師可以適當的方式從權利的視角講解歷史事件，如我國近現代史，實際上是一部權利斗爭史。通過講解，培養青少年的權利意識，鼓勵其當自身合法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權利被侵害時，選擇沉默，不僅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反而會助長侵害人的違反犯罪行為，甚至擴大受害人范圍。在語文教學中，也可以培養青少年的權利意識，如在講解《威尼斯商人》過程中，可以啟發式的提問，當商人的生命健康權與誠實信用原則發生沖突時，你該如何抉擇呢？鼓勵青少年運用權利意識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第三，政府、社會、家庭多方發力共同參與。自1998年以來，共青團聯合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部門等眾多行政機關開展“青少年維權崗”評優活動，旨在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共同關注并參與青少年維權工作，營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激發青少年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培養其權利意識。2016年，教育部等七部門了《關于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實踐基地建設的意見》，加強建設青少年法律教育實踐基地，整合利用校內外資源，開展實踐教學、探究學習等方式，將法律教育與法治實踐結合起來，不但要知法、守法更要用法、護法，培養其權利意識，提高青少年的法律素養。

（二）良好的權利意識對未來人生的正確導向

權利意識，是指公民對權利的認知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感態度。具體而言，權利意識有兩層含義：第一個含義就是人們對于權利是什么、如何行使權利、怎樣維護權利等有關權利觀念；第二個含義是對于權利的喜歡、厭惡，或者不在乎等情感態度。良好的權利意識一經形成，將會內化為情感層面，成為一種思維方式，從而指導人們在遇到問題時會自覺運用法律方法維護自身權益，這對于青少年的未來成長頗具意義。良好的權利意識對青少年未來人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樹立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觀念，在履行義務的同時，也要主張其權利。將權利與義務割裂的錯誤想法，不利于青少年思辨養成，甚至會產生只知道行使權利，而不知道履行義務的思維，導致青少年的“索取思維”，嚴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而樹立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觀念，要求人們在履行自己義務的同時，也會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譬如，為了公共利益需要，配合政府征收個人合法財產是每一個公民應盡得義務，但同時公民也有獲得國家合理補償得權利。還有，隱私權、人身權受到法律的保護，他人不得非法侵害，這是一項義務。如若遭受侵害有權要求侵害人賠償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法律制裁，以彌補自身遭受的損害。第二，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正確指導青少年的行為。事實上，權利乃是法律價值背后的紐帶，法律價值包括自由、平等自愿、秩序、正義、誠實信用等。在法律教育的過程中，通過解讀權利背后的法律價值，使青少年深刻地理解到法律價值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譬如，雙方訂立合同，一方違約，另一方有權主張違約損害賠償。事實上，這就要求協議雙方誠實信用，遵守并履行合同約定。青少年通過學習這些基本法律知識，不僅有助于培養權利意識，還有助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第三，樹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思維。盧梭曾指出，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通過法律教育，將法律知識裝入青少年的頭腦之中，銘刻在青少年的內心里。也就是說，讓青少年了解什么是權利，擁有哪些權利以及維權途徑。但僅僅停留在內心層面還不夠，還應該將權利表達出來。如，知道他人觸摸身體隱私部位是損害其人身權利的，但是卻沒有主張權利以維護自身權益，而是選擇沉默。如果青少年對法律的情感更多是厭惡或者不在乎的話，那么將會損害法律權威，甚至對法律產生恐懼之感，而不敢不愿使用法律方式來處理問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權利意識的形成對青少年最重要的影響，就在于樹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思維。青少年不僅認識到我國法律是良法，而且深刻地認識到法律會得到實施而不會被落空，從而積極主動的行使其權利，維護其合法利益。

作者:張艾桐 單位:深圳大學師范學院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