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1

從宏觀角度看，公司管理能力的高低是影響北京零售業上市公司存貨周轉率變化的主要原因。徐永強從行為金融學中管理者非理性的研究視角出發，研究了管理者的風險偏好與企業存貨管理行為之間的關系，通過對2009年3月公布的道瓊斯88指數股樣本企業2004-2008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風險厭惡的管理者選擇了更低的存貨持有水平和更高的存貨周轉速度。行為金融學是結合了心理學和金融學的新興研究領域，該文的研究將管理者非理性的行為融入到對企業存貨管理行為的研究中，具有很強的開拓意義。本文綜合借鑒徐永強和步丹璐的研究，將高管薪酬黏性與企業的存貨管理效率聯系起來，并通過實證的方法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具有一定的進步。

2研究設計

2.1提出假設

根據最優契約理論，高管薪酬應當體現“賞罰分明”的特征：高管在企業績效上升的時候應當獲得薪酬上的獎勵，而在企業績效下降的時候同樣應當受到薪酬上的懲罰，這樣才能真正督促公司高管為了企業績效的提高而努力改進經營管理水平，使得高管個人利益與公司股東利益趨于一致。因此，高管薪酬越是表現出較強的黏性特征，越是偏離了最優契約理論的要義，不僅會助長公司高管對自身利益的過度維護，而且可能滋生高管人員的工作惰性，因為他們無需為投資失敗或經營低效而承擔相應的管理責任。因此，“重獎輕罰”高管薪酬黏性特征很可能會帶來企業存貨管理效率的下降。在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如下。H：高管薪酬黏性程度與企業營運效率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2樣本選取

本文以我國滬深A股國有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從中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發生變化或者出現重大資產重組的公司、已經或者正在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的公司、未準確披露高管薪酬或其他數據的公司。剔除這幾類公司之后，最終共得到464個樣本公司。本文所用到的樣本公司年報數據主要來自于CSMAR數據庫，主要利用樣本公司2011-2013共三年的相關數據對所建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數據的處理主要應用SPSS19.0統計軟件和Excel辦公軟件。

2.3模型設計及變量定義

模型以存貨周轉率（IT）為因變量，高管薪酬黏性（ECS）為自變量。借鑒王雅琴、徐永強、劉曉雪等研究，存貨周轉率與成長能力、盈利能力、總資產規模、償債能力具有密切關系，因此在模型中添加銷售增長率（SG）、銷售凈利率（ROS）、總資產規模（Size）和資本負債率（Lever）作為控制變量，另外補充控制代表公司基本特征的股權集中度（OC），并以行業（Industry）和年份（Year）為虛擬變量。

3實證結果與分析

3.1描述性統計

利用SPSS19.0軟件對各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分析，得到結果。高管薪酬黏性程度最小值為-2.49，最大值為14.33，平均數為1.04。高管薪酬黏性程度呈現負值的樣本數為336個，約占全樣本的24.14%，可見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少部分不存在黏性特征，這與前人的研究結論一致。其他變量情況如表中所示，不再敘述。

3.2回歸分析

根據所建模型，運用SPSS19.0軟件對全樣本進行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通過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存貨周轉率與高管薪酬黏性呈現5%水平上的顯著負相關關系，因此接受本文的假設。高管薪酬黏性本質上是對管理者的“重獎輕罰”，即公司業績上升時公司高管獲得薪酬上的較大獎勵，而公司業績下降時高管卻并不會受到薪酬上的懲罰或者只受到較小的薪酬懲罰。這樣的薪酬機制不僅會增加管理者的非理性和冒險精神，更加會助長國企高管的工作惰性，不利于企業存貨管理效率的提高。另外，實證結果還表明，存貨周轉率與銷售增長率和股權集中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資產規模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與銷售凈利率的關系不顯著，對提高國有企業存貨管理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4研究結論

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2

一、管理者收購（MBO）---優化上市公司產權結構的制度創新方式

進入2001年以來，粵美的、萬家樂、宇通客車、深圳方大等上市公司就股權轉讓一事先后的公告引起了業內的極大關注，這些公司的股權轉讓都涉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管理者收購（MBO）。據報道，還有不少上市公司正在著手MBO計劃?？梢?，管理者收購已經走上我國資本市場的前臺，作為一種優化上市公司產權結構的制度創新，MBO將對我國資本市場產生深遠影響。

1、MBO及其發展狀況

作為70～80年代流行于歐美國家的一種企業收購方式，管理者收購(ManagementBuy—outs，縮寫為MBO)主要是指企業管理人員通過外部融資機構的幫助來收購其所服務公司的股權，從而完成由單純的企業管理者到股東的轉變。管理者收購是資產剝離的一種形式，是主要通過借貸融資來完成的“杠桿收購”，即LBO(LeveragedBuy—outs)。國外管理者收購的實踐證明，MBO在降低成本、改善企業產權結構、激勵內部人積極性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因而獲得了廣泛的應用。美聯儲1989年的統計調查表明，MBO的融資額已經占了大型銀行所有商業貸款9.9%的份額。到了90年代末期，MBO在美國又有了新的發展,在美國800家大公司中，管理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其中111家公司管理層所持有股份已占總股份的30%（接近于控股）。

近期我國進行MBO的上市公司中，從粵美的看，MBO是“一個政府逐漸退出，管理逐漸突現的過程”；從深圳方大看，MBO是“小老板”（管理者）享受到“老板”權益的變革。由此可以看出，MBO在中國的發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其作為降低成本的有效工具變得較為次要，而明晰產權或者說給歷史問題一個交待變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從更大的范圍看，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股票期權制仍然面臨很多問題的時候，MBO在明晰產權的同時也不失為上市公司建立高管人員激勵機制的一種有效方式?？梢灶A見，MBO將在解決我國上市公司產權結構缺陷，促進公司完善治理以及建立有效激勵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

2、我國上市公司產權結構及公司治理中的缺陷與問題

截止2001年12月底，我國共有上市公司1154家，總股本為4820.4億元。而其中流通股本僅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30.58%，非流通股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69.42%，并一直處于絕對控股水平。并且，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也較為復雜，國家股、國有法人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流通股等多種股權形式并存。在這種股權結構的安排下，我國上市公司中的各種股東行為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國家股東存在著較嚴重的問題，所有者權能嚴重弱化。作為國有資產人的國家股股東（包括省政府、行業主管部門、國資局、財政局、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集團公司等）要監控其下級人，但由于國家股股東與其下級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激勵制度的無效性等原因，國家股東在公司治理中處于不利地位，無法體現其所有者的權利，形成了國家股股東權力缺位的問題。

第二，法人股東結構不均衡。一是關聯法人是法人股東的主體；二是投資公司是第二大法人股東，使得相當數量的法人股份具有非銀行金融的性質；三是諸如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力量微乎其微。目前，法人股東的國有成分仍占優勢地位，但相對于國家股東其問題較弱。

第三，流通股股東對參與公司治理的興趣不大。一是主觀上絕大部分的流通股股東只對短期利得（即買賣差價）感興趣；二是客觀上的限制，流通股股東（大多為散戶投資者）的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現行法規也限制了個人股東的持股比例，使得他們一般都擁有企業較小的股權份額和極度的分散性特征，由于監控的成本與效益不匹配的原因，在他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搭便車”現象，因此他們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極小。

第四，內部職工股東也不關心公司治理。一二級市場的巨大溢價差額使得職工股東對公司治理的興趣也不大。另外，我國的內部職工持股制度作為一項福利措施可能并沒有對職工起到想象的激勵效果，這表現在：一是數額較小；二是只要具有公司正式的員工資格就可以取得股份。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股本結構中絕大多數股份處于不流通狀態且多種股權形式并存及實力分布極不平衡的產權結構，導致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存在以下主要缺陷：首先，國有股權所有者的監督職能處于弱化狀態，政府為減少成本對企業采取一些相應的行政干預，形成了我國上市公司的政府干預下的股東治理模式，結果使我國公司治理過程存在仍留有行政干預的痕跡，政企尚未徹底分離，政府行為的引入公司導致內部監控失去平衡，國有產權虛置導致內部人控制。其次，無法建立有效的企業家激勵機制。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股東對管理者的監督與制約是通過有效率的公司價值評定、公司控制權轉移以及其他一些制度安排（如股票期權等）來加以實現的。規范的股份制度與股票市場可以通過一系列市場手段，如公司控制權之爭、故意接管、融資安排等來變動公司的股權結構,特別是轉移公司的控制權，以新的管理者組織制度達到以強制性約束公司管理者的治理失誤，迫使管理者努力工作的目的。但在我國目前的股票市場運行機制下，國家股、法人股占上市公司總股本比重較大且不能上市流通，因而占總股本比重較小的流通股在股票二級市場上的買賣不能或基本上不能發生公司控制權的轉移。

3、MBO—優化上市公司產權結構的有效途徑

通過MBO將上市公司過于集中的股權有償轉讓給公司管理者，引起公司股權結構的變化，使上市公司管理者通過產權制度的這一重新安排，獲得所管理公司由于經營業績提高使公司二級市場股價升值的好處和參與公司剩余分配的權利，有助于公司股東和經營者之間的利益平衡。MBO公司往往是具有巨大資產潛力或存在“潛在的管理效率空間”的企業，通過管理者對目標公司股權、控制權、資產結構以及業務重組來達到節約成本，并給投資者超過正常收益回報的目的。MBO和一般公司收購在內容和程序上都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1）MBO的主要投資者是目標公司的經理和管理人員，他們往往對本公司非常了解，并有很強的經營管理能力。通過MBO，他們的身份由單一的經營者角色變為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一的雙重身份；（2）MBO主要通過財務杠桿來完成的，收購資金的來源需要大規模的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

顯然，MBO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對于企業的有效整合、降低成本、提高經營管理效率以及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公司在完成MBO后，其治理結構因產權結構的變革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其資產結構中，管理者的個人資產比例大幅上升；在權利結構中，管理者擁有了絕對的優勢，其資產所有者和公司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鏈被內部化，通過管理者對公司的收購，實現管理者對決策控制權、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接管，從而降低公司委托成本；在公司實際運作中，由于管理者擁有對公司的絕對比例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他們會強化自我控制。因此，MBO實際上是對過度分權導致成本過大的一種矯正，同時強化了對公司管理者激勵機制；對于非公有制上市公司而言，專業管理者的介入將推動家族式企業向現代企業轉變，MBO可以有效促進非公有制上市公司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第二次創業和持續發展。

4、適當鼓勵一部分上市公司進行MBO的嘗試

現階段已有3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大膽地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管理者收購計劃（有的上市公司稱之為經營者持股計劃）。不少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披露新年度經營計劃時，不忘加上一句“要建立健全對高級管理人才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由此可見，上市公司對于實施管理者收購（MBO）表現出較為強烈的意愿。

因此，為達到使“上市公司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先行一步”，應適當鼓勵一部分上市公司實施管理者收購，用MBO完善公司產權結構，在促進公司完善治理的同時建立高管人員激勵約束機制。根據上市公司的情況，以下三類公司可成為先行者：第一類是民營上市公司,這類公司將有可能成為MBO方面的主流。由于民營企業涉及的股權轉讓無須報財政部審批,不會牽扯到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因此,實施MBO的程序比國有上市公司相對簡單。第二類是一些涉足新興產業的上市公司,這些行業多為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行業,對員工素質要求較高,同時,由于新興行業競爭激烈,管理者的才能和組織效率是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實行MBO的可能性更大。第三類是一些行業競爭激烈,對于技術創新及更新速度要求較高的傳統企業,如家電等行業。隨著國有股減持方案的不斷探索和推進,以及股權激勵法律法規的出臺,將有更多處于傳統行業的國有上市公司走上MBO的道路,促進國有企業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分散國有資本的經營風險,從而為上市公司建立起真正的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

二、MBO面臨的問題

MBO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我國的相關法律與政策的許多空白點，實施起來尚有一定的難度，其面臨的突出問題有：

一是政策風險，產權改革思想上還不夠解放。

二是高素質管理者階層不成熟，MBO是一個風險很高的業務，在實際操作中對收購主體即整個管理團隊有很高的要求，不但需要有很強的經營管理能力而且還要有很強的融資能力，而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管理才能和資金力量方面均顯薄弱。

三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體系上，缺乏MBO推行的制度保證。從國內現有的有關法律法規條文看，完全意義上的MBO，其合法性尚不能確定。具體到操作細節上如收購主體、融資等環節都有可能與現行的法律法規相抵觸之處，在具體操作中可引用的部分規定只是臨時性的、地方性的和政策性的辦法和條例，且各地區的規定不盡相同，不具備統一性和立法的權威性。特別是對于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MBO涉及到國有股權的轉讓和國有股減持問題其政策障礙就明顯多于民營企業，因此如果不能針對MBO制定相應的股權轉讓法規，必然會影響到它在國有上市公司中的應用。四是金融體制改革滯后，金融機構發育不良是的融資難度大以及缺乏專業水平很高的中介機構。

MBO是杠桿收購，因此融資能否完成是整個MBO能否進行和成功的關鍵，但國內目前的融資環境較難滿足這種需求，表現為：

第一，商業銀行對具有較大風險的管理層收購，往往需要有充足的資產做抵押，而根據目前規定，收購方不能以被收購公司的資產作抵押，雖然國內已發生的幾起MBO中都采用了銀行貸款或民間資本融資，但畢竟是一種變通的做法，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其他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既不允許也沒有這個能力介入這種融資業務。目前出臺的《信托法》使信托公司可以進行定向委托貸款，信托機構將有可能成為未來MBO融資的主要形式；

第二，融資品種少，收購方的風險和收益不能合理配比；

第三，MBO完成后的還款渠道單一，在國內的實踐中，由于企業產權轉讓市場還很不活躍，MBO融資的還款來源主要依靠企業經營活動中的現金流入，而國外企業的融資還款來源主要是企業轉賣或發行上市等產權轉讓收入、企業部分資產的變現、企業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

第四，由于我國MBO收購的股份均為非流通股，其價格的確定多以協議方式，因此公平地確認MBO中股權的轉讓價格，是防止出現國有資產與集體資產的流失、成功完成MBO的關鍵。具體的價格的確定則必須遵守嚴格的資產評估的規范化過程和國有資產的管理規定進行評估和量化。而目前我國中介機構的執業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

第五是在MBO完成后，如果監管沒有跟上，上市公司有可能出現新的以高管人員為基礎的“一股獨大”，存在轉移公司利益的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于職工發起的職工持股會或投資公司的法人代表一般為公司現有的高管人員，MBO完成后公司大股東與高管人員之間如何保持獨立、發揮相互制衡的作用就成為了新的問題。

三、及時制定相關政策和規定，加大對MBO的監管

應該說，盡管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對管理者收購進行了一些探索和實踐，管理者通過融資收購所管理公司的股權，完成了管理者向股東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對于企業理順產權關系、降低成本、建立高管人員激勵機制，都具有有積極意義。但作為一種制度創新，管理者收購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實施過程中還面臨許多問題。對它的實施過程和進一步發展還需在制度上進行規范，及時制定相關政策和規定，加強監管，防止創新過程中出現新問題。

1、盡快制定針對MBO的股權轉讓法規。

管理者收購是上市公司收購的一種形式，但由于獨特的收購主體使MBO具有不同于一般上市公司收購的特點。監管部門應在準備出臺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中對MBO做出專項規定，對其收購主體、融資、股權轉讓等環節做出具體規定，明確實施MBO的合法性。

2、關注收購價格的公允性。

從現有案例來看，大部分MBO的收購價格低于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值。如，粵美的MBO中第一次股權轉讓價格為2.95元，第二次股權轉讓價格為3元，均低于公司2000年每股凈資產4.07元，轉讓價格低于每股凈資產是考慮了管理者對公司的歷史貢獻等因素而作出的決定，也不違反現有規定。但因為我國長期存在著產權主體缺位問題，如何界定管理者對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貢獻就成為確定收購價格的關鍵，同時，在確定收購價格時，如何保證對管理者原有貢獻積累進行補償，同時又不損害其他股東的權益就成為監管收購價格的重點關注點。上市公司應需要聘請具有專業水準及資格的中介評估機構，按照一定的原則及方法進行評估，公平地確定MBO中股權轉讓價格的合理依據，并在此基礎上確定一個客觀的交易價格，這樣才能避免集體與國有資產的流失。

3、嚴格上市公司實施MBO相關信息披露的要求。

從已經發生了MBO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情況來看，有的沒有披露交易價格，有的在收購的原因（意義）方面的闡述過于簡單、籠統，沒有針對上市公司各自的具體情況說明此次收購活動的原因（意義），有的雖然披露了收購價格，但對收購價格的確定依據未能做進一步說明。另外，在收購資金的來源披露上，一般都是披露為由受讓方自籌或自行解決。我們知道，管理者收購所需的資金量是比較大的，一般來講，這個收購活動的完成是需要管理者通過融資方式來解決，這也是管理者收購屬于杠桿收購的一種的原因所在。為此，應要求上市公司加強這方面的信息披露，詳細披露收購原因、收購價格、收購價格的確定依據、收購資金的來源等問題。

4、監督MBO上市公司的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出現新的“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

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3

一、問題的提出

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Buy-Outs，MBO)是指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利用自有資金或外部融資來購買其所經營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以此完成由單純的公司管理者到股東法律地位的轉變并進而改變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控制權結構的商事行為。0世紀70年代末期，MBO開始在英國迅速發展。0世紀80年代，英國的公營部門私有化和美國的企業并購浪潮推動了MBO的成熟和完善.對英美的企業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演變而言，MBO意義重大，它是國民經濟增長的＿股重要推動力。在東歐，MBO及其派生形式在私有化改革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被認為是操作性強、效果明顯和最常見的改革方式。近來，日本在企業重組中廣泛運用了MBO方式，并成功地使它從一種單純的金融工具演變成為改進公司管理和激勵機制、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途徑。

在我國，MBO從理論上為解決長期困擾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模糊和產權主體缺位難題，提供了﹁條較為可行的思路。隨著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MBO在我國的實踐具有了良好的經濟背景和發展契機。999年，四通集團的產權改革方案開創了我國上市公司MBO的先河，00年上半年，“粵美的”、“深圳方大”和“宇通客車”陸續向管理層成功轉讓股份的公告，之后又有近30家上市公司大膽提出各種經營者持股計劃。截至00年，我國已有8家上市公司或其母公司成功實施了MBO，另有00多家上市公司正在積極準備實施MBO計劃。面對實踐層面這種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00年月日，國家頒布《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首次對上市公司管理層收購和員工持股等問題作出規定，以調控和規范MBO的有序發展。然而，由于上市公司MBO在我國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制度和法律存在較多不完善的地方，MBO實踐中出現國有股權轉讓價格偏低、收購資金來源和收購程序不透明等問題，導致一些暗箱操作、私相授受、變相侵吞國有資產等現象的發生。為防止MBO的不規范操作可能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003年4月初，財政部在給原國家經貿委企業司《關于國有企業改革有關問題的復函》中指出，“相關法規未完善之前，暫停受理和審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收購”。然而，政策層面的態度并不能阻擋實踐層面發展MBO的強烈需求，據不完全統計，僅003年向國資委和證監會提交首次或二次MBO方案的上市公司，還在0家以上，而外界難以確定收購方與管理層之間是否具有關聯的隱性MBO或曲線MBO，更不在少數。隨著國資政策逐步規范和不少地方政府“國退民進”的呼聲高漲，003年月以來，國資委先后頒布了《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其中最引人注目是《意見》為規范國有產權轉讓行為及MBO提出了若干原則性和操作性的規定，這無疑是對003年初被叫停的MBO進行了“解凍”，必將掀起我國上市公司MBO的新熱潮。

雖然人們認識到MBO可能會對我國國有企業產權結構調整、提高經營管理效率以及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產生重大意義，但從總體上看，我國MBO產生的實際績效及其是否切實發揮了有利作用，尚缺乏具體的實證考察和研究文獻。這是國家財政部和國資委等有關部門對MBO決策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從財務績效出發，對MBO的效率進行實證研究，以促進最新出臺的國資委《意見》、《暫行辦法》和證監會《關于規范上市公司實際控制權轉移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貫徹、落實和修訂。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西方學者對MBO的理論規范分析是從成本、激勵理論和控制權等多角度展開的，不同角度得出的理論觀點存在一定差異。而從對MBO的實證計量研究來看，得出的結論比較一致，即MBO可以增加企業的價值，捉高資源使用效率。在我國，經濟學界對MBO的效應存在一定的爭議，上市公司MBO是否真的能提高上市公司的整體業績，提高經營和管理效率，從而提高公司價值，還需要結合我國的實際進行認真分析。

西方學者對MBO績效分析的理論假設主要分為價值創造論和財富轉移論兩大類。價值創造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Jensen的成本說(Jensen，986，989)，Jensen認為MBO通常伴隨著高負債，通過高的杠桿率和定期償債將會約束管理層，減少管理層支配自由現金的權力和由此導致的成本，同時，支付債務、破產的壓力也會迫使管理層提高效率。價值創造論認為，MBO還可以通過使管理層成為所有者而降低管理者專屬性投資風險(Alchian&Woodward，987)、有利于解決投資者搭便車問題和培育企業家精神(MikeWright，00)，故MBO后的企業業績將會趨于上升，應該鼓勵MBO。財富轉移論的主要觀點是MBO后的企業績效上升，并不來源于價值創造，而是MBO通過高財務杠桿和高度控制權使財富從其他利益相關者，如股東、債權人、職工、政府等，向管理層轉移。例如Lowenstein(985)的稅收利益論認為，MBO的績效，包括利息支出和管理層的股權收益，都來源于避稅所得。財富轉移論的主張是應該抑制MBO。即使上述兩大學說對MBO的政策主張不同，但它們都假設MBO是能提高企業業績的，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MBO并不一定會導致企業業績上升。例如Smith&Abbie(990)認為MBO可能使得管理者采取風險回避態度，拒絕高風險但具有高凈現值的項目，甚至并不考慮公司所有投資項目的整體分配組合，而只是考慮那些低風險低凈現值的項目。Demsetz和Fama，Jensen認為管理者通過MBO能對公司的所有權市場、勞動力市場等實施有效控制，這將導致競爭效率下降，所以MBO這種所有權集中可能并不能提高企業業績。

從MBO的實證研究來看，西方企業在MBO后業績一般趨于上升，MBO的總體績效為正。這主要是通過對MBO企業的一些關鍵財務數據進行研究得出的，包括銷售收入(Bull，989，MuscarellaandVetsuypens，990，Shl8h，990)，收入(Kaplan，989b，Singh，990)，現金流量(Bull，989,Smith，990：Opler，99)和對上述因素的綜合考察(Zahra，995)等。Lichtenberg&Siegel(989)發現，MBO企業的生產率有提高趨勢，Kaplan(989)和Singh(990)發現，MBO企業的開支費用有下降趨勢，這些都表明MBO提高了企業效率。Lintenberg&Palia(997)對98—993年的MBO研究表明，收購后企業業績與管理者股權比重呈曲線變動關系，即企業的生產率在管理股份為.0—4.4%之間時最低，當超過4.4%時最高。大多實證研究者將MBO后企業業績上升的解釋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但Pankaj&Tancon(995)認為，管理者收購的業績主要取決于市場結構的完善程度和市場競爭程度。

在我國，MBO處于起步階段中，這期間學術界對上市公司是否適宜進行MBO進行了廣泛的爭論。從規范論證上看，可以分為肯定論和否定論兩類。持肯定論的學者認為，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和條件的成熟，上市公司應當通過管理層收購來解決長期困擾公司發展的產權問題、企業家激勵約束機制問題。我國MBO的推進，將有利于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產權明晰，促進企業業務創新和經營結構的重組，有利于長線投資理念的形成和發展。持否定論的學者認為，我國MBO與西方國家情況不同，我國MBO實際上是對國有資產的一種處置手段，目前只允許管理層收購，中小股東不能參與，存在暗箱操作問題，難以保證社會公平，必將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所以上市公司不適宜進行管理層收購。從MBO的實證研究看，大多是采取個別案例研究的方法，對“粵美的”、“深圳方大”和“宇通客車”的MBO實踐進行剖析，而采用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和論證較少，只有李康等人(003)對我國MBO上市公司的大比例分紅現象進行了考察，發現完成和正在實施MBO的公司具有強烈的分紅沖動，毛道維等人(003)考察了我國實施MBO的上市公司特征，發現MBO公司在收購前一般為績良公司，但其考察樣本只有8家。

這些研究對了解我國MBO績效有很大幫助，但是，由于這些研究都從控制權、治理結構和國有資產問題等某些理論角度來考察MBO，未進行整體的分析與評估，而且對我國MBO績效的實證分析顯然是不夠的，這使得出的結論缺乏有力的實質性依據。本文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重點研究MBO的財務績效。盡管人們通常認為我國的會計利潤容易受到操縱，但是陳曉(999)的實證研究還是表明了上市公司會計報表盈余數字具有很強的信息含量。我們的研究樣本為000—00年發生股權轉移的8起MBO案例，考察這些上市公司MBO前一年、MBO當年和MBO后一年的財務績效變化情況。在評價MBO績效時，選擇的財務指標有：()衡量整體業績的指標，包括每股凈利潤、凈資產收益率和主業利潤率，()衡量管理效率的指標，包括投資收益比率、應收賬款周轉率和流動比率，這主要是為了考察MBO公司的風險規避、資產管理和現金流方面的特征；(3)按照股權轉讓比例和資本負債率對MBO公司進行劃分，并考察各組的業績情況，這主要是為了檢驗我國MBO中控制權和負債的變化是否能產生降低成本的績效。

三、管理層收購前后的業績比較

.樣本及數據來源

根據《中國證券報》和巨潮咨詢的有關數據，本文選取000～00年間實施了MBO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樣本選取的標準是在臨時公告中，對實施MBO的事實進行正式公開披露的公司。最終得到8家上市公司，其中在滬市上市的有0家，在深市上市的有8家。將公告日期所在的年份確定為各家上市公司完成MBO的當年，以此確定和整理了各樣本公司MBO前一年、MBO當年和MBO后一年的財務數據。表列出了樣本公司在MBO前后3年的盈利能力數據。

8家上市公司MBO前后整體的業績比較

首先分析8家上市公司整體的業績在MBO前后3年的表現情況，這里主要考察的是MBO公司的每股凈利潤、凈資產收益率和主業利潤率。通過對8家公司年報數據的整理和計算，8家MBO上市公司的整體業績情況如表所示。

從表中可看出，在不同指標衡量下的MBO公司業績是不一樣的。每股凈利潤是先升后降：凈資產收益率逐年上升，且在MBO當年上升幅度較大：主業利潤率逐年下降。由于在樣本中，萬家樂以凈資產收益率為指標衡量的業績在MBO前后3年變化很大(MBO前后3年，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397.07%，-6.68%和33.57%)，如果將其從樣本中去掉，則剩余7家公司3年的每股凈利潤和主業利潤率變化趨勢與表中所示基本相同，但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就依次為7.%、8.0%和5.37%，在MBO當年略有上升，但MBO之后明顯下降。

考慮到股市整體的變化可能對MBO公司的業績產生影響，又用各家樣本公司MBO前后3年的財務指標數值分別減去對應的當年所有上市公司總體指標數值，將其差值進行平均，得到的平均值見表3。

表3的3個指標表現趨勢與表的表現相似。如果去掉凈資產收益率變化很大的萬家樂，則表3中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的數值在MBO前后3年就分別為0.76%、.%和-.05%，說明MBO公司業績與市場平均水平相比，在MBO當年有明顯提高，之后出現顯著下降。另外，從以上兩個表中可以看出，MBO當年凈資產收益率上升，而主業利潤率是下降的，這說明樣本公司在MBO當年和之后的收益增加，并非來自主業經營效率的提高。

3.MBO前后管理效率的比較

對樣本公司的管理效率進行分析，選擇的財務指標包括投資收益比率、應收賬款周轉率和流動比率，整理計算出的數據如表4所示。

首先是投資收益比率，如果管理層在MBO之后更偏向風險規避，就可能選擇風險較低從而收益率較低的投資項目。從表4可以看出，MBO前后3年的投資收益率似乎具有一定的跳躍性，MBO當年的投資收益率顯著下降，后一年的投資收益率又大幅度增加。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創新科技，其投資收益率在MBO前后3年中依次為7.8%、-8.4%和.49%。如果將其從樣本中去掉，則其余7家公司的投資收益率在MBO前后3年的變化趨勢仍然是先降后升。這種變化雖不能顯著說明管理層為規避風險而選擇收益率較低的投資項目，但從各個公司看，在MBO前＿年投資收益率為負的有4家，MBO當年上升到6家，而MBO后一年減少到家，這說明了在MBO當年，公司管理層選擇投資項目時，希望盡可能獲得正的投資收益，而投資收益率在MBO當年的顯著下降，可能是因為這段時期調整投資項目，新項目暫時尚未開始計算收益造成的.

其次是應收賬款周轉率，較高的應收賬款周轉率意味著管理層對公司的控制力度增加。由表4可知，MBO當年和后﹁年的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均高于MBO前一年，這可能是大多公司的管理層加強了對公司的管理，對一些賒銷政策予以取消。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勝利股份，其應收賬款周轉率逐年穩步上升，在MBO前后3年的數值分別是5.8、7.4和0.89。也有一些公司，MBO當年的應收賬款周轉率比MBO前一年有顯著提高，但是過高和太嚴格的賒銷政策不利于促進銷售額的增加，所以MBO后一年又將周轉率適度調整，例如寧波富邦，3年的應收賬款周轉率分別是3.95、47.和33.73。但總體而言，MBO之后，賒銷的控制力度比MBO之前加強，應收賬款的收回時間加快，這可能反映公司對現金流的需求增加了。

再次是流動比率，這可以反映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和現金流壓力。上市公司能否按期償還短期債務，要看公司有多少債務和多少可變現的流動資產。流動比率越高，償還短期債務的能力越強。從表4可知，MBO公司的流動比率逐年下降。根據一般的共識，流動比率維持在附近較為合理，但是MBO公司這一比值逐年遠離這一數值。洞庭水殖、武昌魚和鄂爾多斯3家公司的流動比率在MBO前一年最高，達到3.7、3.5和3.85，但在MBO當年分別下降到.8、.08和.8，從其年報考察，這主要是因為流動負債增加造成的。這可能造成MBO公司的現金流壓力增加。

4.不同股份轉讓比例的MBO業績比較

根據MBO公司的股份轉讓比例為標準，對其進行分組。整理計算出來的有關數據如表5所示。

在8家MBO公司中，阿城繼電器通過對公司輔助生產分廠進行股份制改造，實現員工持股計劃進行曲線MBO，由于在公告中沒有對這部分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進行公披露，故無法得到其股權轉讓的比例，所以表5中沒有包括阿城繼電器。將其余的公司以0%為間隔進行劃分，得到轉讓比例在0%以下的有3家，其中朝華集團最低，只有.44%，轉讓比例在30%以上的有4家，其中永鼎光纜最高，為49.86%。從各組的業績看，除了30%一組的每股凈利潤表現為下降，其余各組每股凈利潤有上升趨勢；各組主業利潤率幾乎沒有提高的跡象；而凈資產收益率的表現以0%一30%的一組最佳，由于這一組包括業績起伏較大的萬家樂，將其從該組去掉，則MBO前后3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分布為.69%、.79%和9.938%，與其他組相比，也是MBO后凈資產收益率業績表現最好的一組。轉讓股份比例在0%一0%的一組業績也較佳，而轉讓的股份比例在30%以上的4家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均有所下降，轉讓比例在0%以下的公司除了麗珠集團在MBO當年凈資產收益率有所上升，其余的家上市公司均表現為下降。

5.不同資產負債比率的MBO業績比較

再按照MBO當年資產負債率比MBO前一年上升的幅度為標準，對MBO公司進行分組比較，其目的是檢驗伴隨MBO的負債變化是否對成本和公司業績產生影響，整理計算出來的有關數據，如表6所示。

對這些公司進行分組考察發現，除了武昌魚、洞庭水殖和鄂爾多斯MBO當年的資產負債率分別比MBO前一年上升3.06倍、63%和67%外，其余的MBO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上升幅度并不太大；而資產負債率下降的公司負債率變化幅度也較小，幅度最大的永鼎光纜只下降了4%。這種格局使樣本公司整體的資產負債率呈現上升趨勢，8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資產負債率在MBO前后3年是逐年上升的，依次為43.83%、50.88%和55.8%。但從凈資產收益率衡量的業績看，資產負債率上升幅度較大的兩組業績是下降的，而資產負債率下降和略有上升的兩組凈資產收益率卻是上升的。在負債率下降的一組包括萬家樂，如果將其去掉，這一組MBO前后3年凈資產收益率仍從7.33上升到5.99。從這一點看，負債增加能對管理層產生激勵作用和減少成本，從而提高公司業績，這一觀點對我國的MBO情況并不成立。

四、結論

從以上的研究與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MBO上市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和凈資產收益率衡量的業績(除萬家樂外)均在MBO當年有所上升，而在MBO后一年下降。按主營業務利潤率衡量，樣本公司業績下降。由此表明價值創造論對我國MB0公司還不能成立。另外，研究表明，MBO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的表現略優于主業利潤率的表現，而根據有的學者研究，主業利潤率在反映公司業績上比凈資產收益率更為穩定，縱的程度少(陳小悅、徐曉東，00)。這說明，一方面，MBO公司當年的業績上升可能是財富轉移造成的，而非價值創造，另一方面，MBO公司可能通過會計方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盈余操縱。從MBO公司的每股凈利潤看，不僅3年均高于市場平均值，并且在MBO當年明顯上升，這可能是因為公司管理層在購買股權以后，為提高自己手中的股權價值而在每股凈利潤上做文章。建議對MBO板塊加強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規范和監察，以保護中小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第二，在對MBO的管理績效進行的分析中，發現MBO公司的現金流比較緊張。管理層在收購后會對投資進行調整，以求盡快獲得投資收益，結合已有研究指出的MBO公司大比例分紅現象，必須引起注意的是，MBO公司管理層可能在個人財富不多的情況下，以負債方式籌集購買股權的資金，從而在MBO之后的經營中對支配公司現金的需求增加，導致公司現金流量出現緊張局面，加重公司的經營風險，并影響到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需要加強對MBO公司管理層決策權的制衡機制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建設，防止管理層收購加劇“法人資本主義”的弊端。超級秘書網

第三，對MBO轉股比例和公司業績相關性的考察表明，轉股比例與MBO公司財務業績呈現曲線變動關系。轉讓的股份比例在0%以下和30%以上的MBO公司業績出現下降，轉讓比例在0%～30%的MBO公司業績較好。對股份轉讓比例過小的情況，效果不太好的原因，一是由于轉讓給個別管理層，如朝華集團，所以個別管理層很難以一人之力明顯提升整個公司的業績，二是即使轉讓給多個管理層，但是由于轉讓比例過小，每個購買股份的管理層只能獲得較小份額，所以管理層持股所產生的激勵作用不明顯。對股份轉讓比例大于30%的情況，效果也不太好的原因，一是在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不夠健全的時候，對持大股的管理層缺少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可能導致決策低效和資產轉移的風險，二是當大比例股份轉讓給大量的多個管理層時，“團隊偷懶”效應可能發生，即團隊中每個人都想搭別人的便車。所以，MBO中需要適當的轉股比例，本文的分組考察結果表明，轉股比例在0%—30%比較適當。

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4

1.融資結構不合理說到融資方式，要先說負債。負債根據償還的期限不同可以分為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一般來說，流動資金的不夠，需要通過短期借款，發行短期債券，和企業本身所積攢的商業信用等方式來籌集，而企業的流動資金僅僅應用于企業的短期投資。企業的長期投資，應該采取長期貸款等長期負債方式去解決，企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收購合并其他企業都屬于長期投資，需要用長期負債解決。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由于受到融資條件限制，造成資金來源單一，財務杠桿功能運用不夠，往往用短期融資來進行長期投資，以“短融長投”支撐起資本結構和資金結構。而且由于融資手段存在較多的違規和一定程度的違法是導致我國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的重要原因。企業的融資方式不合理導致了企業的資金周轉不靈，從而影響了企業和發展和運轉會導致利潤降低，負債增加甚至會影響企業的持續經營。

2.企業進行違規擔保企業的財務風險的評估不僅僅要看速動比率，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等財務指標，還要注意公司的擔保項目，因為如果被擔保的公司不能及時償還債務，公司就會被連累，公司需要對被擔保公司負責任。因此，在財務風險方面應該對公司的擔保方面進行調查。

二、降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的對策

(一)在公司治理方面，改善管理結構

改善民營上市公司的管理結構，要從建立新的董事制度入手。由于我國現有的董事制度屬于大股東說的算的制度，即使有獨立董事的存在，也會收到大股東的控制，主要是因為我國獨立董事獨立性不強；獨立董事的組織機構不健全；獨立董事的實際地位低下；獨立董事激勵機制與保護機制不健全。我們應對此加強改進。

(二)在財務管理方面，加強財務風險管理

1.構建財務風險管理組織機構我國的民營上市公司對財務風險不夠重視，應該在公司內部設置專門的財務風險管理的部門。財務風險管理部門可以分為最高管理層、中間管理層和具體操作層三個層面。在董事會下設最高層次的財務風險管理部門,其職責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負責財務風險管理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傳遞、報告和反饋等工作;二是負責捕捉和監視各種風險跡象,識別和發現各種風險,進行風險預警,履行財務風險管理預警職責;三是對風險動態進行跟蹤監督與控制,向董事會提出財務風險對策。企業各業務部門是財務風險的中間管理層和具體操作層,可以根據各部門業務特點和需要建立財務風險管理小組,對本部門所涉及的財務風險進行識別和監督,并向企業最高層次的風險管理部門進行報告。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財務風險分級化，具體化，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實現企業的財務風險管理。

2.強化企業人員財務風險意識我國的民營上市公司對財務風險的認知是不夠的，否則也不會出現融資結構不夠合理，違規進行擔保和盲目的投資的現象。為了降低公司的財務風險，應該讓管理層人員對財務風險重視起來，公司應該對管理層人員將加強培訓，增加他們的財務知識，使他們可以嚴密準確的對投資環境和投資項目進行分析評價，減少盲目投資，降低資金的流失，以便將資金投放于企業的核心產業，提高企業的利潤，減少盲目投資，降低財務風險。

(三)建立有效的財務風險預警系統

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5

企業組織變革的發生

企業組織變革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而進行的，以改善和提高組織效能為根本目的的管理活動。外部環境的變化是企業組織變革的最大誘因。運用系統環境互塑共生原理可分析企業組織變革的發生。按照這一原理，環境對系統有兩種輸入：資源和壓力；系統對環境有兩種輸出：功能和污染。

環境的輸入直接塑造企業組織，這種輸入的變化直接引發企業組織變革。對企業組織而言，環境對其資源輸入主要包括人力資源、資本和自然資源；環境對其壓力輸入主要來自要素市場和商品（服務）市場上的競爭。如果企業所處的環境中資源豐富，或者是資本充裕，或者是勞動力資源豐富，那么企業就應當選擇資源密集型的，或是資本密集型的，或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組織模式。當環境發生變化時，企業就需要相應地變革組織模式。同時，環境的壓力也影響著企業組織模式的選擇。如果在要素市場上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那么企業的組織結構必須比競爭者具有更高的要素利用效率。如果在產品（服務）市場上競爭激烈，那么企業必須具備能夠生產出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的組織結構。

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講，企業的輸出同樣對環境有塑造作用。當企業的輸出對環境產生影響時，環境的變化進而會對企業產生新的輸入，從而引發企業組織變革。企業的主要功能是向市場提品和服務，增加所有者權益以及向國家上繳稅收。如果企業為市場提供了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企業市場占有率提高，那么就能夠增強競爭優勢，減輕競爭壓力。如果企業是政府的稅收大戶，那么就能夠從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優惠。如果企業能夠持續給企業所有者帶來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那么就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資本。企業的功能輸出有利于改善經營環境，進而減輕組織外部壓力，促進企業組織的健康發展。相反，企業的污染輸出則會惡化自身的經營環境。對自然環境的污染，我們已有足夠的認識。此外，還有其他類型的污染。企業不尊重員工，甚至侵害員工的安全和利益，那么將沒有人到該企業工作，可以說企業污染了自身的人力資源環境。企業投資決策不合理，經營管理不善，不能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就會失信于廣大的投資者。企業將很難再獲得更多的資金，可以說企業惡化了自身的融資環境。惡化了的環境會對企業產生新的壓力，從而要求變革企業組織。

概括起來，環境對企業的資源輸入決定企業組織形式；環境對企業的壓力輸入制約著企業組織的選擇；企業的功能輸出有利于改善經營環境；企業的污染輸出會惡化企業的經營環境。

企業組織變革的模式選擇

對于企業組織變革的必要性，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認識：企業要么實施變革，要么就會滅亡。然而事實并非總是如此，有些企業進行了變革，反而加快了滅亡。這就涉及到組織變革模式的選擇問題。這里將比較兩種典型的組織變革模式：激進式變革和漸進式變革。激進式變革力求在短時間內，對企業組織進行大幅度的全面調整，以求徹底打破初態組織模式并迅速建立目的態組織模式。漸進式變革則是通過對組織進行小幅度的局部調整，力求通過一個漸進的過程，實現初態組織模式向目的態組織模式的轉變。

激進式變革能夠以較快的速度達到目的態，因為這種變革模式對組織進行的調整是大幅度的、全面的，可謂是超調量大，所以變革過程就會較快；與此同時，超調量大會導致組織的平穩性差，嚴重的時候會導致組織崩潰。這就是為什么許多企業的組織變革反而加速了企業滅亡的原因。與之相反，漸進式變革依靠持續的、小幅度變革來達到目的態，即超調量小，但波動次數多，變革持續的時間長，這樣有利于維持組織的穩定性。兩種模式各有利弊，也都有著豐富的實踐，企業應當根據組織的承受能力來選擇企業組織變革模式。激進式變革的一個典型實踐是“全員下崗、競爭上崗”。改革開放以來，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許多國內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叭珕T下崗、競爭上崗”的實踐既是其中之一。為了克服組織保守，一些企業在組織實踐中采取全員下崗，繼而再競爭上崗的變革方式。這種方式有些極端，但其中體現了深刻的系統思維。穩定性對于企業組織至關重要，但是當企業由于領導超前意識差、員工安于現狀而陷于超穩定結構時，企業組織將趨于僵化、保守，會影響企業組織的發展。此時，小擾動不足以打破初態的穩定性，也就很難達到目的態。“不過正不足以矯枉”，只有通過全員下崗，粉碎長期形成的關系網和利益格局，擺脫原有的吸引子，才能徹底打破初態的穩定性。進一步再通過競爭上崗，激發企業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對企業的關心，只要競爭是公平、公正、公開的，就有助于形成新的吸引子，把企業組織引向新的穩定態。此類變革如能成功，其成果具有徹底性。

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建立新的吸引子，如新的經營目標、新的市場定位、新的激勵約束機制等等。如果打破原有組織的穩定性之后，不能盡快建立新的吸引子，那么組織將限于混亂甚至毀滅。而且應當意識到變革只是手段，提高組織效能才是目的。如果為了變革而變革，那么會影響組織功能的正常發揮。

漸進式變革則是通過局部的修補和調整來實現。美國一家飛機制造公司原有產品僅包括四種類型的直升機。每一種直升機有專門的用途。從技術上來看，沒有任何兩架飛機是完全相同的，即產品間的差異化程度大，標準化程度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這種生產方式不利于實現規模經濟。為了贏得競爭優勢，該公司決定變革組織模式。其具體措施是對個部門進行調整組合。首先，由原來各種機型的設計人員共同設計一種基本機型，使之能夠與各種附件（如：槍、炸彈發射器、電子控制裝置等等）靈活組合，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然后將各分廠擁有批量生產經驗的員工集中起來從事基本機型的生產。原來從事各類機型特殊部件生產的員工，根據新的設計仍舊進行各種附件的專業化生產。這樣，通過內部調整，既有利于實現大批量生產，也能夠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這種方式的變革對組織產生的震動較小，而且可以經常性地、局部地進行調整，直至達到目的態。這種變革方式的不利之處在于容易產生路徑依賴，導致企業組織長期不能擺脫舊機制的束縛。

比較企業組織變革的兩種典型模式，企業在實踐中應當加以綜合利用。在企業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企業有必要采取激進式組織變革以適應環境的變化，但是激進式變革不宜過于頻繁，否則會影響企業組織的穩定性，甚至導致組織的毀滅；因而在兩次激進式變革之間，在更長的時間里，組織應當進行漸進式變革。

企業組織變革的評價

首先應當明確組織變革對于企業的意義。企業輸入各類資源，輸出產品和服務。各類資源的簡單加總，無論如何也得不到我們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但是各類資源按照現代企業的組織方式結合在一起，便具備了向社會提品和服務的功能?？梢哉f，這種功能是各種資源在企業中整體涌現出來的。而這種涌現性正是通過企業組織來實現的?，F代企業組織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對于企業功能的實現至關重要。但對企業組織貢獻的直接評價卻存在很大的困難。由于客觀評價的困難，因而在實踐中對于組織變革存在著模糊認識，要么是缺乏組織變革的積極性，要么是盲目地進行組織變革。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客觀的組織評價模型。這里將嘗試運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來建立企業組織變革的理論評價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函數的一般形式為：Q＝AL&KI－&，&（0，1）。其中：Q為企業的產量；L為勞動力投入量；K為資本投入量；這里假定技術木變，A為組織貢獻系數：A＝Q／L&KI－&。在一個企業內，生產函數表示投入一定的勞動力和資本，在企業現有組織模式下生產出一定的產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組織貢獻系數可以體現企業組織的功能。企業組織變革是一個動態過程，其目標是目的態組織模式的貢獻系數大于初始態組織模式的貢獻系數。以此為依據，可運用柯布——道格拉斯對組織變革的效果進行比較評價。

工商公司管理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金融支持，機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評及問題提出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重要動力機制。在我國，產業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是我國經濟發展體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核心支持機制。對于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金融學術界的重視。1970年以來出現的金融發展理論系統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金融發展在理論上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1][2]，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論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年來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金融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于產業結構問題的探討，就我國國內而言，談儒勇(1999)[7]運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對兩者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我國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叢林(2002)[8]、張金瑞(1990)[9]、莊衛民(2003)[10]等分別對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問題展開了探討，揭示了技術進步對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支持機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較為系統地探討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問題，為國內學者展開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導性作用。對于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探討，已經成為國內金融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剛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龔仰軍（2002）[12]等主要從宏觀視角探討了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并局限于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宏觀考察，沒有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劃分，來深入揭示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機理。顧海峰（2010）[13][14] 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進行了劃分，并構建了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整體性框架，該框架理論認為，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過程，應包括金融支持產業類型的優化選擇、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等過程。其中：產業類型的優化選擇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前提條件，產業結構合理化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中間環節與重要保障，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才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最終目標。而顧海峰（2010）[15]則討論了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演進的對策問題。

本研究認為，產業優化選擇的主要目標是從低附加值的一般性產業樣本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因此，從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過程來分析，產業優化選擇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特別是國家進入“十二五”時期工商管理論文，隨著國務院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彰顯出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與實現背景下，本研究針對“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與對策”問題展開深入探討。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在金融發展視角下，以分析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與思路為切入點，針對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在此基礎上，選取上海市作為區域樣本，分別從政策性金融層面與市場性金融層面系統性地提出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對策。本研究將為政府制定科學高效的產業發展政策與金融財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決策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與思路

（1）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

①比較優勢準則。區域比較優勢基準的理論來源于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爾—俄林資源稟賦學說。雖然在區域各個時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區域都具有某種資源的相對優勢，但某一區域不可能同時具有各個方面的相對優勢，這客觀上要求重點發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對優勢的工業部門。區域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必須突出產業的地域屬性，即強調與外部環境的適應性。

②產業關聯準則。根據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提出的產業關聯度原則，優先考慮那些對較多產業有帶動和促進作用的產業。在他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依據投入產出的基本原理，對產業間關聯度與工業化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研究中發現，任何一個產業部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過供需關系與其他部門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并形成產業鏈條，產業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效應。產業關聯度越大，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就越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越大。

（2）產業優化選擇的思路

產業選擇的思路就是基于產業發展潛力指標，來實現從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篩選功能。其中，發展潛力標準包括三個方面內容:

①技術進步潛力。20世紀50年代，索羅運用著名的索羅剩余計算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大于資本的增長和勞動力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索羅之后，羅默、赫爾普曼等又進一步建立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內生模型。在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世紀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論文，80年代以來已經達到60%-80%。一般主要從科技進步速度、科技勞動者比率、勞動生產率上升率等指標來衡量產業技術進步的程度。本研究選用技術進步速度作為衡量指標，其中：

科技進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導所得， Y/ Y 為產業產出的增長率，K/ K為資本投入增長率，L/ L為勞動投入的增長率，α、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

②市場增長潛力。本研究選用需求收入彈性，作為衡量產業市場發展潛力的指標。所謂需求收入彈性是指某種產品的需求增長率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之比，反映隨著國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對各產業最終需求的變化，收入彈性大于1的產業和產品，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國。只有需求收入彈性大的產業，在未來的發展中才能占有較高的市場份額，獲得較高的利潤。

③增長表現:本研究選用產值增長率作為衡量產業增長表現的指標。

本研究通過給科技進步速度、需求收入彈性、產值增長率等指標社定一定的評價權重系數，即可得到任何產業的加權平均值，該數值就反映了每個產業的發展潛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過選擇加權平均值比較高的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就是本研究設計的產業優化選擇的戰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

產業優化選擇機制包括具有明確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的政策性選擇機制和市場性選擇機制。無論在何種機制下，金融都會發揮重要作用，因為產業選擇的過程就是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的過程，需要金融的資金形成和導向機制來實現。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機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選擇機制和市場性選擇機制。其中，政策性選擇是指在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干預來實現產業選擇時，金融的支持作用體現在通過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適當干預使金融資源流向優質產業，促進產業類型結構的優化配置。市場性選擇是指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使金融資源流向邊際收益高的優質產業。兩種產業選擇機制并非是對立的，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產業選擇也要通過市場性選擇來實現，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

本研究認為，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金融資源的初次優化配置來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優化配置的過程。也就是說工商管理論文，通過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從一般性產業樣本的順利遴選目標。需要說明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據政府產業目錄的比重大小，完全取決于金融資源在產業優化選擇過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以及下面將給出的金融支持對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其直接關系到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效率問題。本研究認為，金融支持產業選擇功能的實現應通過政策性金融和市場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共同完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應逐步提升市場性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作用程度，充分發揮市場性金融對產業選擇的作用機制，使我國市場性金融更好地發揮產業選擇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須重視政策性金融的產業選擇作用，特

別是關注政策性金融對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無法獲得市場性金融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國際上各國產業政策的實踐證明，在任何發達國家產業政策實踐中，市場機制作用總存在“失靈”的階段或范圍，一旦出現市場機制作用“失靈”的階段或范圍，政策性金融就要發揮其功能和作用?；谏鲜龇治?，本研究所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如圖3-1所示。從圖上可以發現，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和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之間相互協調作用，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工商管理論文，保障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圖3-1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圖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政策設計

產業優化選擇的目標在于從處于低附加值狀態的一般性產業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必須強化金融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應體現政策化扶持原則，這種政策化原則不僅體現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體現在市場性金融方面中國。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選擇的思路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或政府間接干預金融市場等手段，來引導金融對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活動，從而實現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功能，優化上海產業選擇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遴選效率。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方面給出支持政策：

（1）政府應積極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比較全國各個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產業生態環境、金融生態環境等優勢，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潛力水平指標值很大，但因其處于發展初期而導致產值較低的發展水平，這時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

①通過本研究提出的產業發展潛力指標評價模型，政府從中選取產業發展潛力指標居前的若干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然后重新對選出的若干產業進行反復比較篩選，確定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②一方面，政府積極引導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貸領域參與對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信貸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應引導政府全資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積極開展對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擔保業務，通過擔保方式來支持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

（2）政府應采取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這是通過政府干預商業性金融活動來實現產業選擇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標，也屬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疇。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所表現出的低產值產業發展水平，難以滿足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性金融資本的信貸要求，如果信貸利率過低，則損害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利益，如果信貸利率過高，則戰略性新興產業難以接受高啟的融資成本。這時工商管理論文，政府應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通過補償市場利率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發放給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實際貸款利率之間的差異部分，來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

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首先，政府對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信貸支持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等商業銀行，實行財政補貼或貼息，引導商業銀行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活動；其次，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來引導商業性擔保機構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擔保。再者，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來引導信托機構、金融租賃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活動。

（3）政府應通過制定地方性產業政策，來積極引導資本市場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并購活動，并利用資本市場強大的資金支持功能，從而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資本市場的金融支持。

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政府制定地方性產業政策，明確對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給予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收優惠，并引導上?；蛲馐械纳鲜泄纠觅Y本市場的資金支持功能，通過增發或配股方式來并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營企業股權，一旦并購成功，意味著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

四．市場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政策設計

市場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選擇的思路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手段，來引導市場性金融對上海產業選擇的支持活動，從而實現上海市場性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功能，優化上海產業選擇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轉換效率。市場性金融支持活動必須基于市場化原則開展金融支持活動，這明顯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預原則的政策性金融。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方面給出支持政策：

（1）政府應積極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推進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良好協作機制的構建，并充分發揮上海地方性金融組織在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體的政策支持組成體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應積極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金融環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動的開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工商管理論文，政府要加強企業的誠信建設，發起建立企業誠信信息數據庫，確定企業的信用等級，公布企業的信用執行狀況，為金融信貸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于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市場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為金融信貸風險的發生，不僅僅取決于產業（項目）本身，還取決于信貸主體（企業）的誠信狀況。

②政府應積極推進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機制，良好的銀企協作機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貸風險的發生。商業銀行信貸是基于風險內部化的，如果沒有貸款抵押或質押標的，則商業銀行將承擔全部風險，根本無法實現風險的轉移與分散功能，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承擔載體往往處于發展初期而無法提供足夠的貸款抵押或質押標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業銀行與貸款企業之間存在較大的信息不對稱，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而放棄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提供貸款。于是，由政府推進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機制，對于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顯得尤為重要。

③政府應充分發揮上海地方性金融組織在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呈現低產值發展水平狀態，難以獲得一般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青睞，而這時作為市場性金融機構的上海城市商業銀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賃公司、上海財務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機構，在堅持市場化運作原則下，優先為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當然，這需要政府的引導與協調，因為政府畢竟擁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機構的控股權，所以這樣的政策性協調、市場化運作機制對于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論文，也是容易操作的，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還可為其他非地方性商業金融機構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活動啟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導作用中國。

（2）地方性產權交易市場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盡快建立與完善上海的產權交易市場，形成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引導機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可能因無法獲得銀行信貸支持而缺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這時，如果上海具有一個完善的產權交易市場，則載體企業可以在產權交易市場通過企業產權的轉移，使擁有資金實力的新股東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載體，從而有助于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建立與完善上海的產權交易市場，實際上為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了一種直接融資的可行路徑，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完善，有助于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資金引導機制的形成，也是對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間接融資的重要補充，拓展了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渠道。政府應盡快進行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籌建工作，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籌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產權市場的參與主體、產權市場的交易標的形式、產權市場的交易標的的評估與定價、產權市場的交易規則、產權市場的監管制度等交易監管政策，并提供科學有效的交易風險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軟件、固定的交易場所、專業化運作的工作人員等一系列軟硬件設施。

五．結論與展望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的過程應包括產業選擇、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三大過程，其中，產業優化選擇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比例結構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技術結構的優化配置。而在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整個過程中，產業優化選擇過程的主要目標是從低附加值的一般性產業樣本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產業優化選擇過程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重要前提，而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討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與對策問題。本研究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和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論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之間相互協調作用，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保障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順利實現。該研究成果將為政府制定科學高效的產業發展政策與金融財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決

策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對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戰略意義是顯而易知的，在國家關于培育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現實背景下，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金融學學術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別是進入“十二五”時期，國務院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彰顯出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為了更好地指導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與高效性，從事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無疑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將為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礎，為金融學術

界繼續深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鋪墊。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