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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現自由貿易范文1

關鍵詞：國際貿易學科；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貿易實務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發生后，數位英國頂尖經濟學家聯名致信女王，就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時間、幅度及嚴重性”做出誠懇道歉，稱這是許多“智慧人士的集體失察” [1]。這表明當今的經濟學研究是滯后于經濟現實的。作為經濟學分支的國際貿易學（包含“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政策”），它的學科體系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或許當前也有必要進行“集體反省”了。

按照我國國家標準G/T13735-92的解釋，學科即“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國際貿易學科作為與國際貿易有關的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一般認為它包括三大核心構件，分別是“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和“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以及如何開展國際分工與貿易”，國際貿易政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一國在特定時期針對某一具體產業應采取何種貿易政策和措施”，國際貿易實務則以合同為主線，著力于回答“如何開展一筆具體的進出口貿易業務”。

現有文獻中，王建邦通過分析當下中國國際貿易學科設計的種種不足，提出應拓展國際貿易學科的研究對象，確立“大外經貿”的概念[2]；還有學者估計到融合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實踐的難度，如陳巖寫道：“國際貿易理論多以宏觀經濟、區域經濟作為出發點；國際貿易實務多以微觀經濟、企業經營為出發點。……國際貿易理論往往是為實現國際經濟、國家經濟和區域經濟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詮釋理性、昭示方向，而國際貿易實務往往作為企業獲得利益最大化的贏利過程和步驟，充滿謀略、充滿爭奪、布滿規則。把二者融合為一個層面的命題的確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獻確立了研究國際貿易學科結構的理論價值，但其并未充分認識到下列現象，即在國際貿易學科結構中，主流國際貿易理論與現實國際貿易政策存在明顯的矛盾，并且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之間仍存在不少脫節現象。因此，我們亟須從方法論層面深刻剖析這些問題并不斷完善國際貿易學科，以構建一個理論與實踐互生互動、融為一體的國際貿易學科新體系。

二、對國際貿易學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

社會科學理論是政策制定的向導和指南。因此，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必須為現實的貿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論依據和邏輯支撐。眾所周知，國際貿易政策可分為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其中，自由貿易政策堅持“無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現為“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沒有政策’，但實際上，沒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護貿易政策則一般通過“獎出限入”或“獎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實現，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勵（獎出），進口稅、非關稅壁壘（限入），進口鼓勵（獎入）及出口稅、出口配額（限出）等。自由貿易政策、保護貿易政策分別由自由貿易理論、保護貿易理論為之提供理論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已證明，為促進全球資源最優配置和貿易參與國總體福利最大化，自由貿易是最佳選擇。但歷史和現實卻向我們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實：

其一，在各國的貿易政策演變史上，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交替占據上風，在當代這兩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趨勢。通過對歷史上不同國家的貿易政策的回顧和梳理不難發現，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貿易政策選擇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個時期，不同國家的貿易政策主張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認，完全的自由貿易、徹底的保護貿易都是極端情形，現實中一個理性的國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又不想因為自由貿易導致本國的相關產業經受國際上太激烈的競爭而被摧毀，于是當代諸多國家在具體貿易政策選擇方面往往存在明顯的“折中”傾向，如采取管理貿易政策、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等。

其二，現實世界中的保護貿易從來沒有停止過，國際市場上貿易摩擦和糾紛不斷。盡管這些現象與現實中對貿易福利的分配不無關聯，但主流貿易理論所證明的政策取向與現實貿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強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些層出不窮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傾銷、反補貼、環保標準、技術標準等，無一不是出自于倡導自由貿易理論的某些發達國家 [5]。這就使得主流貿易理論中所鼓吹的自由貿易，顯得難以邏輯自洽、自圓其說了。

其三，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論上的矛盾與混亂。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作為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觀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影響，是微觀經濟學在空間上的延伸，于是被稱為“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一方面，貿易理論分析須嚴格堅持微觀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另一方面，貿易政策分析往往又違背了這一方法論。舉例來說，微觀經濟學的效用理論表明，效用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無法比較，更無法簡單求和。但是，主流貿易理論在分析各種保護貿易政策措施（比如關稅、進口配額等）的經濟效應時，往往是先分析實施一項貿易政策對一國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政府稅收收入等的影響，然后對之求代數和，以得到實施該政策措施的凈經濟效應[6]，這種分析事實上基于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一個貨幣單位給消費者、生產者、政府帶來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據效用理論，上述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進一步地，就不能隨意對消費者、生產者和政府的福利狀況進行簡單求和，從而一國實施關稅、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后的整體福利變化將是難以確定的。這足以表明，“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矛盾與混亂。

上述三大事實說明，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之間存在著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之間的脫節

通常人們在學習任何一門理論的時候，擺在桌面上的說法是“用理論指導實踐”、“理論聯系實際”等。但從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經濟學的一部分）與國際貿易實務的關系來看，似乎很難找到二者之間直接的契合點。更直接地說，在不排除國際貿易理論對實踐“潛移默化”的指導外，國際貿易理論沒法、實際上也沒有對實踐起到直接的指導作用。而當理論不能有效指導實踐時，顯然不能去怪罪實踐，而只能從理論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存在諸多不同，比如出發點、研究視角、研究對象、側重點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這些均不能構成二者脫節的充分條件。造成二者脫節的根本原因需要從二者的方法論、特別是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論中去尋找。在閱讀相關文獻和思考國際貿易學科方法論的過程中，筆者認識到，導致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脫節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業主體地位在傳統貿易理論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論與實務脫節的基本原因。或許也正因如此，邁克爾·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競爭優勢理論”引入并強調了企業因素，近年來甚為流行；而新貿易理論與現代企業理論的融合 [7]，也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21世紀初出現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通過將分析變量細化到微觀企業層面，關注企業的異質性與出口和FDI決策的關系，關注企業在國際生產中對每種組織形式的選擇，從而開拓了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國際貿易理論內部大量苛刻的假設前提離現實太遠，甚至存在方法論上的矛盾。在以往貿易理論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設貨幣是中性的，且交易過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種阻礙貿易自由的障礙，這與現實是相左的。現實的貿易實務中，不僅大部分時候貨幣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業務流程來看，往往伴隨著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說，國際貿易實務所關注的一整套業務流程及其中所伴隨的成本，恰恰被國際貿易理論從根本上忽略了。在國際市場上，交易成本比在國內市場更為顯著，影響也更深遠[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進行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必須作出適應性的調整。同時，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帶來矛盾。經濟學說史中，微觀經濟學一般指新古典學派，盡管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但從國際貿易學說史看，其本身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當代貿易理論（如新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等）的發展和演進。因此，國際貿易理論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因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學派的內容外，還包含了大量古典學派和當代經濟學家的觀點。

其三，國際貿易理論對貿易利益的關注具有抽象性，與具體的貿易實務存在差別。一個貿易參與貿易的基本動因是為了獲取貿易利益。因此，無論國際貿易理論還是國際貿易實務都離不開對“貿易利益”的分析。國際貿易理論通過引入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國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間接利得，其方法論本身決定了無法通過國際貿易理論具體告知一個企業如何實現自身的貿易利益。國際貿易實務則以合同為主線，強調一個微觀的企業如何操作以謀取貿易利益。具體而言，一次成功的貿易，無非是交易前貿易雙方就各項交易條款展開磋商，然后簽訂進出口合同，最后履行進出口合同的過程。貿易實務強調相關法律法規、國際慣例和交易程序，最終是為了實現具體而非抽象的貿易利益。各個貿易參與方能否實現自身的貿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此來看，企業只能從實踐著手，在實踐中積累獲得自身貿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獲取國際貿易理論的直接指導。

三、進一步完善國際貿易學科的路徑選擇

1. 協調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的對策

為了協調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貿易理論與現實的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有如下幾種思路值得借鑒：

其一，嘗試從利益創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視角看待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自由貿易論若要成立，必要條件之一是國內和國際的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的。現實世界中非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條件在現實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貿易在現實世界難以實現，不僅如此，人們還普遍觀察到保護貿易政策存在的事實。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呢？光、張燕生、萬中心的回答給出了基本方向，他們認為自由貿易決定貿易利益創造，保護貿易決定貿易利益分配，利益創造與利益分配的統一和均衡決定了現實貿易狀況[10]。

其二，通過對國際貿易政策展開政治經濟分析，試圖從政治、經濟雙重運行的視角去考察實際貿易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以中國為分析樣本，盛斌進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對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給予解釋[11]。筆者認為，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試圖把政治因素納入經濟分析之中，以彌補主流貿易理論在解釋現實貿易政策時的不足。這看似一個簡單的學科交叉，但實際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貿易理論的“研究綱領”存在某種退化。事實上，國際貿易政策作為國際貿易制度的具體化，并沒能內生到主流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中。針對二者之間一定程度的脫節和矛盾，學者們主要批評的是主流貿易理論的假設前提過于苛刻。孫杰正確地指出：“新古典貿易理論抽象掉了制度因素這個重要的環節，一下子跨越到貿易政策理論來解決國際貿易問題，顯然缺乏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因而，在解釋真實世界現象中暴露出許多不足。” [12]

其三，試圖在自由貿易理論中納入就業因素與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楊正位認為，從就業和利益分配出發，可以將自由與保護的觀點統一起來，“自由貿易理論中本身含有保護的根基。出現這種保護的呼聲，并沒有否定貿易帶來的總的利益提高的情況，即競爭中處于優勢的資本家及工人獲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損者的損失，也即是說，這并沒有否定自由貿易本身[5]”

毫無疑問，學者們的研究無疑可大大深化對自由貿易理論和保護貿易政策二者之間關系的理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出協調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銜接點，并構造相應的理論體系，可能在未來若干年是一個有意義的學術任務。

2. 銜接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的對策

為了將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銜接起來，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論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現實而具體的實務分析“上天”，最終找到二者的對接點。

其一，為了使貿易理論（政策）分析“落地”，適時放松貿易理論的基本假設并使之更貼近現實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慮在其中引入“關注現實經濟生活”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變量來分析國際貿易問題。正如張亞斌所指出的，“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最新趨勢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與分析方法”[13]。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曾從歷史演進的角度提出了“歐洲長距離貿易的發展是由更為復雜的組織形式的內部連續發展所啟動”的命題[14]。這些中外學者的研究表明，國際貿易與新制度經濟學有著眾多的理論“接口”，甚至可對國際貿易展開系統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制度與貿易”在進入新世紀后成為學術前沿可謂對此的最好注解，筆者曾將這種學術思潮命名為“國際貿易的制度主義”，并認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貿易理論對制度因素的自覺吸納，是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自然趨勢，也是其回歸現實的必然選擇 [15]。此外，還可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制度的一種形式來加以分析，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理論”來分析一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從本質上看，國際貿易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在產權界定、保護和轉移的過程中，伴隨著種種交易成本，因此國際貿易活動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開，以克服過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進貿易的發展。通過引入制度經濟學的方法，高度重視制度要素和交易過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銜接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貿易實務。

其二，為了使貿易實務“上天”，在討論如何簽訂一筆具體的業務合同時，應不斷地追問“為什么”，這樣終究會找到其理論根源。國際貿易實務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開的，通常國際貿易的制度環境分為三個層次：國內法、國際貿易條約（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和國際貿易慣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約貿易商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對對方的行為形成明確而穩定的預期，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參與者能獲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動力參與交易。其中，契約（合同）是貫穿一筆進出口業務的主線，不論是出口業務還是進口業務，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準備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簽訂、合同履行等幾個環節。在這一過程中，與同等規模的國內貿易相比，由于國際貿易的難度更大、更復雜、風險也更大，一般而言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國際貿易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伴隨著產權的界定和轉移而發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說是與國際貿易實踐相伴而生的一種客觀存在。在進出口合同中，最為核心的條款是價格條款，而國際貿易報價一般借助于貿易術語才能得以完成，選用貿易術語的過程，就是明確雙方各自在交易中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的過程，即明確進出口雙方在貿易中的責、權、利的過程。貿易術語的出現和廣泛應用，大大簡化了產權界定和轉移的程序，從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運用制度基本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對國際貿易實務展開詳細的分析，從而將其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

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可沿著不斷追問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根源，即不斷尋找“國際貿易的原因”、“國際貿易的原因的原因”、“國際貿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進而找到銜接貿易理論與現實的一根“紅線”。基本線索為：

貿易發生貿易利益（分配）（廣義）貿易條件交易條款貿易合同商務談判

其中，前面的是結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國際貿易的原因為對貿易利益的追求，貿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貿易條件，貿易條件由包括價格在內的種種交易條款決定，交易條款在貿易合同中確定，貿易合同的簽訂靠商務談判來達成共識。沿著這個思路，或許可構建一個理論與實務融為一體的國際貿易學科新框架。

參考文獻：

[1]和靜鈞. 經濟學家向女王道歉[J]. 讀者，2009（20）：27.

[2]王建邦. 淺議國際貿易學科研究領域與方向的拓展[J]. 國際經貿探索，2006（6）：80-84.

[3]陳巖.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4]佟家棟，王艷. 國際貿易政策的發展、演變及其啟示[J].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5）：54-61.

[5]楊正位. 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Paul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4，186-209.

[7]羅能生，洪聯英. 新貿易理論與現代企業理論的融合與拓展[J]. 經濟學動態，2006（9）：62-65.

[8]樊瑛. 新新貿易理論及其進展[J]. 國際經貿探索，2007（12）：4-8.

[9]熊賢良. 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J]. 南開經濟研究，1993（3）：50-57.

[10]光，張燕生，萬中心. 中國貿易自由化進程的理論思考[J]. 經濟研究，1996（11）：30-38.

[11]盛斌. 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孫杰. 克魯格曼的理論“接口”和諾思的“貿易由制度啟動”命題——關于貿易理論的發展和制度創新比較優勢的思考[J]. 經濟研究，1997（12）：61-68.

[13]張亞斌. 論國際貿易中的制度資源[J]. 甘肅社會科學，2000（2）：18-20.

[14]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如何實現自由貿易范文2

9月7日、8兩日，在福州舉辦的第22屆中國國際化纖會議上，來自全球化纖行業的600多名人士齊聚一堂，就全球化纖產業發展大計深入討論。“聯動、創新、綠色、共享”的會議主題為化纖產業進一步發展指明方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全球化纖：聯動發展很重要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楊紀朝在開幕致辭中指出，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和地區化纖工業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產業增長與發展的聯動性突出、全球化纖工業有著共同的利益和發展訴求。

楊紀朝強調，注重產業鏈各個環節之間以及各個生產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符合整合化纖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我國化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廣泛的國際合作，我們倡導我國化纖行業與國際同行之間的相互學習，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全球化纖業的發展。

國際粘膠和合成纖維委員會、歐洲化纖聯盟理事長Frédéric VAN HOUTE指出，從全球看，滌綸的優勢地位更加明顯，但滌綸產業全球產能過剩問題值得關注。他指出，其他多個亞洲國家正在開發新增產能，化纖產能的過剩導致價格和利潤率下降，也使國際市場上化纖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頻發。在這種情況下，意味著投資決策應基于整體市場需求和整體考量后進行，而非只考慮自身情況。今后，歐洲化纖應加強與消費者和供應者之間的溝通，以進行應對。

日本化學纖維工業協會主席部員鍵山博哉表示，日本化學纖維行業未來的發展策略一是專注于高性能纖維和高功能纖維在新產業和應用程序方面的開發，二是促進全球化。日本化纖隨著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已經簽署了16個貿易協定，希望擴展全球市場份額。日本化纖企業在亞洲廣泛投資，建立工廠。比如，東盟和日本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加速了日本化學纖維、紡織企業在亞洲的“國際布局”。

鍵山博哉預測，全球紡織品需求預計將繼續增加，尤其是對高附加值產品的需求增加。他強調，日本在高性能纖維和高功能纖維方面仍保持優勢。目前面對全球商業環境的變化，要注意分析復雜和多樣化的消費者需求，增加環境和社會的責任和意識，并通過全球化尋找更多發展機會。

韓國化纖協會會長樸勝旖檣芰撕國紡織業未來發展的優勢：在前沿和基礎領域有協調的產業結構，與主要貿易伙伴拓展自由貿易區，加速企業重組，加大政府支持等。他指出，韓國接下來將增加研發投入，發展高附加值功能性紡織品和新材料；通過戰略性使用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將協同效應最大化；將從供給端驅動材料發展轉變為需求端驅動材料發展。

“而隨著產業發展升級，我國化纖工業‘走出去’的動力不僅限于原料和成本，研發設計能力逐漸成為尋求海外高端合作伙伴的重要動因。”楊紀朝說。

中國化纖：重點著力三方面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高勇在會上介紹了我國紡織化纖工業接下來的發展重點：“十三五”期間，我國紡織工業經濟發展指標將與GDP發展指標匹配，發展重點在于科技創新、結構調整、綠色發展等方面。

其中，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是我國紡織工業“十三五”發展的重點。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智能制造，在紡織行業落實《中國制造2025》。比如，在紡紗業，近期將陸續推廣自動化、數控化裝備，在“十三五”期間使紡紗車間做到夜間無人值守。在化纖、印染等行業推出智能化制造項目。

綠色發展也是“十三五”我國紡織工業發展重點。紡織業廢水排放量位于制造業多個行業中廢水排放量第三。今后，我國將陸續推出新技術、新裝備，落實綠色制造。化纖行業目前推出綠色纖維標志認證就是落實紡織工業綠色發展戰略。

其余發展重點還包括三品戰略、區域結構調整、提升企業綜合實力。比如區域結構調整方面，繼續把東部產能向西部轉移，把服裝、產業用紡織品產能向中部轉移。同時落實“一帶一路”走出去方針，實現產能的國際轉移，尤其是向東南亞國家轉移。下一步，將向中亞、非洲等地區轉移。

高勇強調，在紡織產業鏈中，化纖行業“十三五”的發展重點應著力于三個方面：一是繼續去產能。全球聚酯行業產能過剩情況突出，“十三五”期間聚酯行業面臨去產能任務。二是在常規品種上如何增加品種、提升性能。三是在高性能纖維方面，在已經形成的品種比較完整的基礎上，追趕世界先進水平。

中國化纖協會會長端小平在新聞會環節指出，當前我國化纖在常規領域的高性能和差別化纖維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但我們基本已經失去了學習的對象，類似進入“無人區”的感覺。因此，我國化纖產業需要扛起研發大旗，促進全球化化纖業的發展，進行研發投入，包括產品研發和基礎研究的投入，這就更需要全球產業進行溝通和交流。

行業需要顛覆與重塑

楊紀朝指出，創新是化纖工業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我國化纖行業在未來發展中需要更加緊密地與市場發展態勢相結合，主動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倡導創新驅動發展，鼓勵全面創新，改善優化市場供需平衡關系，提高有效供給，推動產業集聚，提升綜合競爭能力。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出，我們已經習慣了過去的快速增長，對目前回歸正常的增長速度不適應，化纖行業也存在這種現象。

他強調，過去給行業“貼標簽”的思維模式需要轉變，否則會給行業的發展帶來誤導。例如，化工被認為是“高耗能產業”，但目前行業內部具有強勁的生命力，比如新材料的發展都在該行業內發生，行業內部出現分化，一些高精的產品充滿了發展空間。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創新活躍期，要注重那些具有顛覆性創新的成果，注重創新實際，依據創新謀發展。當前謀發展需要更多的定力，大家應該少一點對速度的關注，多一點對質量的關注。”潘建成指出。

如何實現化纖領域的顛覆與重塑？已經連續5屆的中國纖維流行趨勢或許能夠在帶動產業鏈配套，向以產品開發、創新拉動需求為導向的價值鏈整體提升和根本轉變，增強產業鏈的整體競爭力，提高纖維品牌對紡織化纖產業發展的貢獻率。

而產業聯盟在推動化纖產業持續創新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同期舉行的化纖技術創新聯盟第二屆第二次理事會上，化纖聯盟理事長趙強表示：化纖聯盟是“技術創新聯盟”，重點在技術，聯盟還將在組織技術創新及上下游產業鏈合作上做出更多工作。

如何實現自由貿易范文3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讓游戲迷歡呼的是，方案中明確規定自貿區面向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開放，允許外資企業從事游戲游藝設備的生產和銷售，通過文化主管部門內容審查的游戲游藝設備可面向國內市場銷售。這意味著在中國實施了長達十三年的游戲機禁令終于解除。

游戲機禁令及其影響

由于文化差異、產業缺乏規范引導等方面的原因，游戲機早期進入中國時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被很多專家視為危害青少年的“洪水猛獸”而遭到排斥。在這種輿論環境下，2000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7部門的《關于開展電子游戲經營場所專項治理的意見》，開始了針對國內游戲機市場的治理工作，規定“自本意見之日起，面向國內的電子游戲設備及其零、附件生產、銷售即行停止。任何企業、個人不得再從事面向國內的電子游戲設備及其零、附件的生產、銷售活動。”這便是長達13年的“游戲機禁令”。

游戲機禁令使得中國游戲機市場的大門正式關閉。索尼、任天堂、微軟等廠商的游戲機產品無法在中國進行公開銷售。但消費者對游戲機的需求卻一直真實存在，于是催生了中國水貨游戲機市場，并間接鼓勵了盜版――因為禁令，境外游戲廠商不向國內發售正版游戲軟件，盜版幾乎100%占領市場。據美國投資公司Roth Capital報告稱中國大陸共流入3500-4000萬臺次世代游戲機（PLAYSTATION3、Wii、Xbox360），更滋生游戲主機數量數十倍的盜版游戲市場。而游戲機水貨市場難以保障消費者利益：首先是價格高，以xbox360 slim為例，美國行貨價位僅為199美元，淘寶網的水貨平均價卻達到了2800元以上；其次沒有正規售后服務；最后，例如拼裝機、翻新機、破解機等偽劣產品充斥市場，玩家很難鑒別。

同時，還是有很多游戲機廠商都在試圖以不同的方式規避禁令進入國內市場，但均以失敗告終。例如任天堂通過設立合資公司神游（iQue）品牌銷售旗下的游戲機N64、DSi和3DS，由于價格高、游戲少，銷量均不理想。

索尼的故事能夠生動說明游戲機禁令對游戲機企業的影響。在多方努力下，索尼PLAYSTATION2在2004年元旦正式進入中國，但為繞過游戲機禁令，索尼不得不將PLAYSTATION2的功能刪減；并采取了近乎苛刻的鎖區政策，行貨PLAYSTATION2僅能識別大陸發行的簡體中文版游戲，而無法讀取日本、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發行的游戲，這意味著中國玩家不能玩到海外發行的數千款PLAYSTATION2游戲，只能玩14款被允許在國內發售的游戲。上述原因使得PLAYSTATION2在華銷售非常慘淡，大陸行貨僅售出四千余臺，最后索尼電腦娛樂不得不于2008年宣布撤出中國市場。

自貿區為游戲機正式放行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印發后，無疑是為游戲機廠商打開了中國這一龐大的市場。而玩家最關心的，則是國內是否會發售功能沒被刪減的“滬行”。

對于這個問題，不得不提近期百視通與微軟的合作。百視通9月24日公告稱，公司與微軟擬共同投資7900萬美元，約合4.83億元人民幣，成立合資公司，其中百視通持股51%，微軟持股49%，雙方將拿出各自與業務相關的核心資源，旨在合作打造一流的“新一代家庭游戲娛樂產品”和具備世界領先水平的“家庭娛樂中心服務”，主營范圍是設計、開發、制作游戲、娛樂應用軟件及衍生產品；銷售、許可、市場營銷自產和第三方的游戲、娛樂應用軟件；游戲機相關技術咨詢和服務。分析人士指出，之所以采取合資模式，主要原因在于上海自貿區明確禁止外商投資經營因特網數據中心業務，微軟看重的是百視通成熟的數據中心業務和機頂盒業務牌照，需要百視通作為其在華“云服務”的內容提供主體。

消息人士稱，公告里的“新一代家庭游戲娛樂產品”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微軟將于今年11月22日正式的新一代游戲主機Xbox One，One意指為將所有功能都集為一體，能夠讓玩家體驗游戲的同時，還獲得多項網絡與娛樂媒體服務，包括社交、電影、電視和音樂。Xbox One借道上海自貿區入華無疑將對包括智能電視、多媒體播放器和機頂盒在內的一系列產品產生重大沖擊。因此合作消息一公布，雙方股價大幅上漲，微軟的股價從$32.45的位置持續上漲一個星期，截至記者發稿時間，達到$33.92的高點；而百視通的股價反應更為劇烈，從￥43.45一路上漲，截至記者發稿時間，百視通的股價已經達到￥52.76，漲幅達21%。

對于索尼PLAYSTATION系列產品是否將進入中國的問題，索尼中國公關部表示“關于游戲業務，目前沒有可對外公開的信息，無法接受采訪。”但業內人士預計，索尼、任天堂等具備“云運算”功能的游戲機廠商很可能仿照百視通與微軟合資的模式，尋找具有數據中心牌照和機頂盒牌照的國內相應廠商合作，借殼入華，畢竟誰都不想錯過中國市場這塊非比尋常的“肥肉”。

自貿區或引爆中國游戲機消費的巨大潛力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印發，其實對游戲機的制造并無多大影響，因為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游戲機都是中國生產的，據微軟公告顯示，富士康是其Xbox的主要代工企業，而索尼的主要代工企業是和碩與華碩。自貿區對中國游戲機產業最深遠的影響是在游戲機消費領域，自貿區將成為游戲機的一個“行貨”窗口，代替過去香港的“水貨”窗口，這或將開啟中國游戲機的巨大消費潛力。

2012年游戲機市場規模達到581億美元，其最大消費群體是青少年，而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青少年人口規模，據統計，2012年中國10-23歲人口超過3億，超過西歐、日本和北美的同年齡段人口總和。此外，對早期游戲機如紅白機、小霸王有著美好回憶的“70后”、“80后”約為2.2億人，足以支撐2000萬以上家用游戲機的銷量。Wedbush分析師Michael Pachter則表示，中國取消游戲機禁令將徹底激發該國對游戲機的消費潛力，“未來5年，中國中產階級將購買5000萬臺至1億臺游戲機，將超過日益飽和的手持設備銷量增速。”

中國有著游戲機消費的富饒土壤，但如何將消費的巨大潛力發掘出來仍值得深思。目前上海自貿區方案僅僅標志著對硬件即主機在華銷售解禁，最關鍵的游戲軟件仍然需要文化部的審批。業內人士指出，任天堂、索尼、微軟始終保持著略低于成本價的售賣價格向游戲玩家銷售游戲終端的策略，主要盈利來自游戲軟件，那么，如果上市游戲數量稀少、或偏愛免費游戲的中國消費者不買賬，Xbox One等新一代游戲機恐將重蹈當年索尼PLAYSTATION2在中國遭遇滑鐵盧的覆轍，游戲機仍難在中國獲得成功。

如何實現自由貿易范文4

蔣琴兒(1967-)，女，浙江杭州人，浙江林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國貿學科負責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實務、中小民營企業國際化

摘要：企業環保意識的逐漸加強，使得貿易與環境問題回歸市場解決成為可能，并可通過貿易雙方訂立“環境聯結合約”來實現。文章分析了環境聯接合約簽訂的基礎和作用，并對其條款進行了設計。作為協調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的制衡點和貿易雙方貿易利益與環境利益的最佳結合點，環境聯接合約的簽訂和履行在促進環境公平、實現環境成本內在化等方面有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關鍵詞：貿易與環境：環境聯接合約：環境成本內在化

中圖分類號：F7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02-0053-05

收稿日期：2007-10-17

一、引言

環境貿易問題日益成為焦點!如何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促進國際貿易，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其實，貿易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貿易與環境的負面影響是造成環境和國際貿易問題的主要原因。然而，國際貿易帶來的正面影響，如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清潔生產和環境技術貿易，增加貿易收入等方面也正在被人們的環境憂慮所掩蓋。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存在著對立：為了環境保護應控制某些國際貿易，而為了自由貿易應取消貿易障礙，包括環境障礙和環境壁壘。環境保護是大趨勢，整個國際社會都試圖在貿易中考慮環境保護，以協調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其普遍做法是在貿易規則中考慮相關環境因素，而在環境規則中對與環境有關的貿易進行規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國際貿易。但在現實中，國際規則的模糊性與規則之間的不協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上存在的沖突，以及南北國家之間環境標準的截然不同，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環境保護和貿易自由上矛盾更趨尖銳復雜。因此，需要國際社會從全局出發，綜合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以平衡各國經濟與環境的雙重利益。

截至目前，國內外眾多學者從多個角度提出了解決貿易與環境沖突的急需之策。例如，協調國際規則和環境標準，減少規則不協調和標準不一致所引起的糾紛，加強規則的可操作性和明確性等；從國際合作的角度，建立國際貿易環境成本核算化體系、建立可持續性的補償基金、建立以貿易與環境協定為準則的多邊合作機制、發揮WTO和ISO為主導的國際組織的作用、建立各國“環境標志制度”的統一標準化體系等；從一國政府的角度，提出政府應大力推進環保產業的發展，內化環境成本，用“命令一控制”的強制管理途徑和環境經濟手段(庇古手段、科斯手段)等來控制污染；從一國環境安全的角度，可提升環境標準，實施課征環境進口附加稅、綠色壁壘、環境貿易制裁、綠色標志、國際標準、綠色市場等；從企業的角度，應就嚴峻的“綠色挑戰”引起足夠重視，優化貿易產品的結構，實施綠色戰略開發綠色產品。

以上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應對策略已在世界一定范圍內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實施也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遺憾的是，第一，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的沖突在短時期內不會消失，而規則和標準的協調過程也將是漫長的。全球范圍內協調貿易與環境方面因國際社會內部協調的障礙而舉步維艱，高環境標準的國家和低環境標準的國家在環境標準談判上很難實現統一；第二，一國政府干預環境也不一定起到積極的作用，反而會加劇環境的破壞或導致“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表現為政府失靈；第三，各個國家鑒于環境安全考慮而出臺的政策措施成為他國國際貿易遭遇環境障礙和環境壁壘的主要原因，不利于自由貿易的發展；第四，很多對策只停留在意識的認可上，并沒有真正付諸于實踐當中。因此，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在解決環境與貿易問題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作為國際社會的另一主要主體――企業，應在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國際貿易將兩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企業連接在一起，而貿易涉及的各個環節對環境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而國際范圍內的環境標準、環境規則、貿易規則及各國政府頒布的環境法規都必須依賴企業去遵循，一國政府對本國環境實施保護的愿望和措施也必須依靠企業去實現。企業如何采用積極對策解決環境與貿易問題并加強其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尋找貿易各方在貿易利益與環境利益上的最佳結合點是關鍵。一般來說，進出口雙方的貿易利益可以通過雙方簽訂的貿易合約及其履行來實現，貿易雙方的環境利益如何實現?環境利益與貿易利益如何結合?呂忠梅提出了合同制度的生態化拓展的觀點。借鑒該觀點，環境利益的實現可以通過環境合約來實現。如果將環境合約與貿易合約結合在一起，那么能將貿易雙方的貿易利益與環境利益結合起來。兩個合約如何實現最佳的結合，作者提出了簽訂“環境聯接合約”的設想。所謂環境聯接合約，是指圍繞環境目標而進行的合同聯接(contract Linkage)，即執行一個合約以是否執行環境合約為條件。在國際貿易中，環境聯接合約有兩種形式，可任選其一：①貿易雙方簽訂單獨的環境合約和貿易合約，但貿易合約的生效及履行以執行環境合約為條件；②將環境合約的條款并入貿易合約中，成為貿易合約的隨附義務。本文從微觀層面出發，站在企業的角度，以貿易雙方交易磋商和簽訂合約環節為突破口，嘗試分析“環境聯接合約”在解決環境與貿易問題方面的可能性和作用。

二、環境聯接合約訂立基礎

(一)貿易自由和環境保護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

貿易自由引發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如危害廢物的越境轉移和危害環境的技術輸出、瀕危物種貿易與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資源消耗加速、環境污染加劇以及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掠奪性開采等，已逐漸危及到世界人類的安全。因此，協調貿易自由和環境保護應尋找一個制衡點。

(二)一些企業已具有足夠的環境保護意識，愿意擔當起環境保護的責任

環境保護必須貫穿于產品的設計、生產、營銷、物流、消費、報廢等各個過程，需要貿易雙方的共同努力。當然，貿易雙方環境保護意識發展并不是同步的。僅進口方環境保護意識的單方面加強，某種程度上并不一定有利于出口方，因為其有可能對出口同實施環境傾銷，從而使出口國成為污染產業的避風港。因此，我們更希望我國出口企業環境保護意識和行動的快一步加強，如積極研發清潔生產技術、節約資源技術和污染治理技術，從源頭上調控和管制貿易對環境問題國際化的負面影響。當前，我國有很多出口企業已積極主動向高環境標準靠攏。他們認為我國環境法規規定的環境標準是比較低的，因而愿意在遵守我國環境法規的基礎上，率先一步與國際高環境標準接軌。

(三)將貿易與環境問題回歸市場解決

國內外許多學者分析后得出，“市場失靈”是貿易與環境沖突的主要原因，因為環境資源一般不可分割，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是不可獨占資源，沒有完整的產權，

難以定價。而傳統國際貿易基本上將環境成本排除在國際市場之外，因此，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國際組織和政府來進行干預。其實，如果出口商方面積極研發和引進清潔生產技術、節約資源技術和污染處理技術，實施綠色戰略開發綠色產品，在產品生命周期中致力于實現保護環境的承諾，貿易引發的環境問題可以回歸市場得以解決。

(四)使貿易各方的利益得到嚴密的保護和平衡

環境聯接合約完善了合約配置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結構和機制，使雙方就合同項下的貿易利益和環境利益關系協調更加嚴密、細膩，使訂立合同、履行合同及合同履行完畢以后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嚴密的保護和平衡。貿易雙方采取以客觀因素為基礎的、更慎重的和適應性更強的政策和措施，把潛在的環境危害及可能發生的風險預防計入產品成本。

三、環境聯接合約與貿易合約的區別

環境聯接合約將發展貿易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與貿易合約相比，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區別：

(一)磋商側重點不同

貿易合約的磋商以貿易條款為重，而環境聯接合約的磋商內容要緊緊圍繞環境目標，以環境條款和貿易條款兩方面為重。貿易雙方需要就貿易與環境兩方面的要求協商一致，交易磋商的難度增加。

(二)合約約定適用的規則不同

貿易合約遵循的規則以貿易規則為主，而環境聯接合約將遵循的貿易規則和環境規則結合起來。如雙方慣常適用的環境規則差異很大，協調就比較復雜。

(三)對訂約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不同

相比貿易合約，環境聯接公約強制規定貿易合約的履行必須以執行約定的環境規則和環境要求為條件，造成貿易方強制性規范的增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當事人的契約自由。

(四)體現的社會利益不同

貿易品作為“物”，從功能定義的角度分為經濟性物與生態性物，其中經濟性物主要體現的是物的經濟價值，生態性物主要體現的是物的生態價值。貿易合約所考慮的利益僅僅是經濟性的，而環境聯接合約考慮的是在經濟利益考量的基礎上增加了生態利益的考慮。

(五)環境公平的實現

合約的內容是當事人協商一致的結果。環境聯接合約的簽訂促使國際貿易的雙方當事人在“貿易公平”的基礎上實現“環境公平”。當然，這里所說的“公平”并不是貿易雙方實際利益的公平，而僅是合約項下的公平。

(六)環境成本內在化

因環境聯接合約將貿易品的生態價值納入交易價格體系，從而實現環境成本內在化。環境成本包括開采、生產、運輸、使用、回收和處理某種產品的成本，以及消除環境污染和恢復生態所需的費用。環境成本內在化不但有利于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的公平競爭，還能夠消除潛在的環境污染所形成的貿易障礙。

四、環境聯接合約實務

(一)合約簽訂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貿易雙方考慮利益的側重點不同，如發達國家的當事人傾向于環境利益和貿易利益的雙重考慮，而發展中國家的當事人在兩重利益不能滿足的前提下，偏向于貿易利益。因此，貿易雙方在簽約過程中會遇到以下難題：

1、同際規則的協調問題。當前，多邊環境協議和多邊貿易規則之間不協調。在國際規則得到協調之前，貿易雙方應盡可能地遵守環境協議，提高環保水平，寧可暫時犧牲一定的貿易自由以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并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貿易雙方愿意就實現該目標率先作出努力，并帶動更多的企業、行業環境保護負責任的意識，以實現經濟、貿易與環境的共同發展。“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發達國家的當事人，應在技術、資金、人力、管理等方面予以發展中國家的當事人更多的幫助，共同擔負起環境保護的責任。

2、環境標準的確定。貿易雙方應當尋求產品、生產和加工方法、流通、消費與回收等環境標準方面的協調。環境標準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國在貿易與環境制度的選擇上是采取貿易優先或環保優先。環保優先會阻礙貿易，貿易優先導致環境標準降低，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在污染產業上具有競爭優勢。貿易雙方環境標準的協調可以實現雙重目的：一是避免雙方在環境標準之間的差異，有利于環境貿易的開展，促進貨物的流通和環境技術的轉讓和投資；二是實現高水平的環境保護。在一個活躍的商業環境中，較高的環境標準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貿易在環境標準均等化中會成為一個關鍵因素，生產者為了尋找更廣闊的市場，會為環境標準較高的國家生產產品，而產品的規格必須符合高環境標準國家的環境要求。

3、環境成本內在化的途徑。高環境標準意味著高環境成本，貨物或服務的成交價格就應提高。環境聯接合約的訂立初衷是希望環境與貿易的問題同歸市場解決。環境產生的外部負效應問題可以通過貿易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自愿交易而達到內部化，并可通過以下途徑實現：①自愿協商法。出口方在報價時，應逐步把貨物和服務價格中未曾支付的環境成本進行內部化，把潛在的環境危害及可能發生的風險預防計入產品成本。②排污收費和排污權費用。當出口國政府采取命令一控制的手段管制環境時，可能會對產生環境負效應的企業征收“庇古稅”(即排污收費)，或將環境容量作為一種稀缺的資源在市場上同其他商品一樣進行自由交易。政府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權利像權證一樣賣給出價最高的競買者，污染企業之間可以出售或轉讓排污權。出口方可將排污收費和排污權費用直接或間接轉嫁到進口商的頭上。

(二)環境聯接合約條款的設計

由于國際規則和標準是不斷變化的，在長期的貿易發展過程中必將走向協調。環境聯接合約中涉及的環境內容條款，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進行設計。建議貿易雙方當事人可就以下幾方面內容進行磋商并在環境聯接合約中加以約定：

1、訂約原則。貿易雙方本著誠信務實、長期合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經過友好協商達成本協定。通過簽訂本合約，賣方明確了解技術、質量、服務和環境方面的保證要求，以及相應的責任和義務，避免因產品質量、服務或環境造成買方損失。

2、環境遠見。以全球一流的公司為基準，為了達到或是超過他們的環境質量標準，賣方應采用最先進的統計學工具以及環境工具，進行環境參數管理；執行培訓課程以提升全部員工在環境認知和計劃方面的水平，以保證員工能夠從環境的角度來執行工作；除了遵守當地環境法規外，還努力采用最嚴格的生態學標準。總之，在環境管理中“環境是無限制的”。

3、環境政策。除了提供與常規環境保護需求的兼容性之外，貿易雙方應合理地對環境條件加以持續改善，著眼于減輕對環境的影響。增加環境改善方面投資和技術轉讓，減少或抑制污染產業的對外投資。在環境活動中采取更為開放的態度，成為以遵守環境道德義務為基礎的全球典范。

4、環境領域合作。如貿易雙方約定支持聯合國的一項國際倡議一全球合約，自愿遵守全球合約提

倡的在人權、勞工和環境領域的九項普遍原則。其中，環境領域的三項原則為：原則七，企業應支持采用預防性方法來應付環境挑戰；原則八，采取主動行動，促進在環境方面采取更負責任的做法；原則九，鼓勵開發和推廣不損害環境的技術。今天，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企業以及國際勞工團體和民間社會組織已積極參與全球合約。全球合約著重探討全球化和企業公民意識方面的具體問題，其有兩個相互補充的目標：使全球合約及其各項原則成為企業戰略和業務的組成部分；推動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促進伙伴合作關系，以支持聯合國的各項目標。

5、環境任務。為了消除或減少產品、生產和加工方法、消費、回收等對環境的影響，保護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避免植物、動物數量和種類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買方應鼓勵賣方加大對可循環或可重復使用材料的使用，以及盡可能地采用可恢復的能源，應努力不斷地降低處置、廢品、污染和能耗，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買方應在購買產品直到產品報廢過程中，能夠從環境的角度進行正確的管理；買賣雙方可將生態文化與企業管理融為一體，使產品從“產生到廢棄”的過程中的環境沖擊降為最低，并獲得“經濟合作組織管理和審核計劃”(EMAS)的鑒定。

6、環境標準。因各國、各行業或企業適用的環境標準不同。為了便于說明，我們以電子行業為例。假如買賣雙方是上下游電子產品生產企業，賣方生產電子配件，買方購買電子配件并生產出成品，并進入到第i國市場。

A企業B企業C公司中國電子配件生產企業巴西電子成品生產企業美國電子產品銷售

A、B兩企業同為制造企業，雙方的“環境任務”可約定相同的內容。A、B兩企業在環境聯接合同中就“環境任務”可約定以下內容：

(1)遵守本合約規定的環境規則和貿易規則。最終目標是滿足任何國家的最嚴格的環境規章和所有國際協議的要求。

(2)通過對工藝和設備的不斷優化和創新設計，每年整體能耗(kwh/k$*)至少減少____％；通過保持、工藝優化以及循環利用等方式，不斷降低對水源的消耗(M3/k$*)，每年至少減少____％；每年至少減少____％的辦公和制造用紙消耗(kg/員工)，使用至少____％的可循環紙張，或是采用合乎環境要求的林木生產的紙張。

(3)溫室氣體發散。CO2排放歸因于能耗方面的降低，減少了整體的發散量。到____年，與____年相比，至少降低____％，這個目標應比業界滿足的京都協議的平均目標要高一倍；增加能源的利用率(風、光電和熱太陽能)，到____年這些能源將至少占我們總能源的____％；通過重新造林或是其它方式，目標是到一年，達到環境整體平衡。

(4)污染。所有的場所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嚴格遵守“噪聲吵鄰”的低于____dB(A)限度，或是遵守當地法規(二者之中，我們遵守限制最嚴格的法規)；所有的廠房都滿足或超過任何團體的嚴格的環境標準，除去所有廠房可能的污染物和有害物質；

(5)化學。降低一種最相關的化學產品的用量，每年至少減少____％(噸/M$*)，通過工藝優化和循環(基線：____年)；減少垃圾掩埋的廢品總量；制造或包裝產生的廢品全部實現可再利用或再循環。

(6)產品和處理。設計產品遵照降低能耗、并適用于更多能量高效的應用領域；為全球環境控制做出貢獻，建立產品的壽命周期評估數據庫；在產品開發過程中進行環境影響研究；公布并更新有關產品的化學含量的信息。

(7)支持活動。支持本地的活動，贊助公司運營地的所有環境計劃；發起年度共同的環境日(CED)活動，并且鼓勵在公司運營的每一個地方都開展相同的活動；鼓勵員工引領／參與環境委員會、座談會、“看門狗”小組等等；開展“環境認知”培訓課程，并且為供應商和用戶提供此課程。

(8)鼓勵上下游供應商和中間商都經過EMAS認證或ISO14001鑒定，幫助他們進行培訓，支持和審核。

(9)認證與鑒定。要求全球所有場所都經過ISO1400l認證和EMAS鑒定；在新廠房開始運行后的18個月內，進行認證，包括地方庫存。

五、結論

如何實現自由貿易范文5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重要分支，是一種注重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進入21世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處在經濟增長期，尤其是中俄兩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與快速的經濟增長相伴隨的是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相關問題的出現，因此，如何實現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了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一、支撐俄羅斯經濟增長的因素

21世紀的前5年俄羅斯GDP平均每年以約6.2%的速度增長，充分證明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實力。支撐俄羅斯經濟增長的因素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俄羅斯自然資源豐富

俄羅斯的國土和自然資源高居世界首位。盡管中國也以資源豐富、地大物博著稱，但是中國的人口眾多，從人均資源的角度來看，是遠遠落后于俄羅斯的。俄羅斯所有自然資源的總價值約為300萬億美元；其中，俄已經探明的資源儲量價值約為30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

1.俄羅斯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據估計，俄羅斯石油的探明儲量高達202億噸，占世界探明儲量的12%；天然氣的探明儲量47.6萬億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儲量的32%。據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測算，石油保障程度為35年，天然氣保障程度為81年。

2.俄羅斯有豐富的水資源。俄羅斯淡水資源豐富，僅貝加爾湖就容納了占全球地表淡水總量1/5的淡水。同時，擁有500多條通航河流，總長度可達30萬公里，實際通航里程可達8萬公里。如果全部水資源被利用，俄羅斯每年可發電2萬億千瓦時。因此，俄羅斯電力資源充足，不僅可以滿足本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還向獨聯體國家出口。

（二）俄羅斯科技潛力雄厚

前蘇聯曾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科技大國，無論軍事、核能，還是航天技術，其在眾多科學領域均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而如今的俄羅斯依舊具有超強的科技實力，并且俄政府也投入大量財政資金用于科技建設。提倡將科技應用到現實生產中，使其創造價值，增強俄羅斯的國際核心競爭力，促進國民經濟增長。俄羅斯除了保證軍事與航天技術的科技投入外，將高新科技、節能技術和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也列入了國家科技發展計劃中，這將有利于協調俄羅斯經濟發展與資源過度開發之間的矛盾。

二、阻礙俄羅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一）俄羅斯經濟增長過分依賴自然資源出口

根據俄羅斯經貿部公布數據（見表1），不難看出2009年和2010年對外出口產品中燃料與能源產品分別占當年出口總額的69.7%和70.6%，金屬及其制品分別占11.2%和10.9%。俄羅斯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使俄羅斯連續幾年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6%，特別是近年國際原油價格上漲，更加速了俄羅斯經濟的增長。

（二）俄羅斯存在較長期進出口逆差

俄羅斯雖然能源大量出口，可是近幾年始終是進出口逆差。主要是因為輕工業、紡織業、農業等行業出口相對十分薄弱，導致俄羅斯貿易收支的惡化，其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削弱。大量的貿易逆差將使俄羅斯國內資源外流加劇，外債增加，俄羅斯對外債務1995年為126.7億美元，到2009年上漲為479.4億美元，成為了俄羅斯財政的負擔。因此，政府應該設法避免出現長期的貿易逆差。通過改善產業結構，促進出口行業多元化。

三、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啟示

（一）資源與環境問題

中國資源短缺，人均資源占有量與俄羅斯相差懸殊，比世界平均水平還要低。耕地面積排世界第四，人均耕地面積排在第126位以后。我國石油資源最終可采儲量為130億至150億噸，僅占世界總量的3%左右，但國內石油需求與日俱增，2010年石油需求超過3億噸，估計2020年達到4億噸。礦產資源種類不全，有的儲量不少，但品位低，開采難度大。大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資源短缺的同時，資源破壞和浪費又非常突出。

（二）加大與各國經濟合作，建立良好的貿易伙伴關系

中國在21世紀初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又與東盟10國簽署了自由貿易框架協議，此外與俄羅斯、古巴、印度、巴西組成了“金磚五國”。可見，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近10年積極地在國際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貿易伙伴關系。但是由于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歐洲市場，引起歐洲國家的高度不滿，以及對美國貿易順差急劇增長，引發美國國會的不滿，并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中國應該妥善處理與各國貿易伙伴的關系，保障長期貿易關系的建立，進一步完善經濟法制，改善投資環境，這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趙傳君，馬蔚云.中俄經濟轉型與經濟

發展比較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

出版社，2007.

如何實現自由貿易范文6

一、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

弗農（Vernon）在1960年推出產品生命周期模型，如下圖所示：

第一階段（OA），產品只在發明國生產和消費。第二階段（AB），該產品的生產在發明國得到了改進，為適應國內外迅速增長的需求，產量大幅上升，由于國外不能生產該產品，故發明國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壟斷地位。第三階段（BC）該產品已經標準化，模仿國已開始生產供國內消費的這一產品。第四階段（CD），模仿國開始出口該產品，在第三國市場上低價銷售；最后，在第五階段，模仿國在發明國市場上低價銷售，發明國的產量大幅下降或完全停止。

現以汽車行業為例，說明產品生命周期的循環過程。1910年，當福特T型車剛剛問世時，美國汽車產量已經達到18.7萬輛，那時英、德、法三國的汽車產量分別僅2.5萬輛、3.8萬輛、0.9萬輛。十年后，美國汽車產量超過了200萬輛，而英德法三國汽車產量加起來也不到20萬輛。因而，盡管美國并非汽車的最初發明國，但確是這個行業最初的國際市場壟斷者。這得益于它在這個行業中源源不斷的創新成果：從大批量生產開創汽車產業化，到引領鋼制轎式車身潮流，再到以高壓縮比發動機為核心的技術創新群，每一次的革新都使其重回發明國地位，享受超額利潤。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汽車產業進入成熟階段，其具體表現為：投資者涌入這一產業的步伐趨于停止，汽車產業擴張的規模日趨穩定，其對整個工業的貢獻己達到極限。產業內部企業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品種、質量、性能和價格上，主要產品的產量增長幅度變得平緩而穩定，增長率急劇上升的趨勢基本停止。此后，一些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部分標準化的技術開始向東道國擴散，使得發展中國家汽車企業有機會對這些技術進行消化、吸收、模仿、創新，進而在低端市場形成自主品牌，如中國的奇瑞，吉利等。2007年2月，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汽車商品累計出口總值281. 44億美元，與2005年相比增長42. 76 %；整車出口(含底盤)34. 24萬輛，同比增長98. 13 % ；出口創匯31.35億美元，同比增長96. 62 %。目前我國汽車出口數量和出口創匯都超過進口數量和用匯。

二、“模仿國”的地位對中國貿易的不利影響

如果將一國一定時期內生產和消費的許多產品，按其所處的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分類，則可清晰地看出一國對于不同的產業采取了何種貿易政策，以及模仿國和發明國的政策差別。而當這種差別升級為矛盾和沖突時，貿易摩擦隨之產生。中國和美國分別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也是產品生命周期中“模仿國”和“發明國”的典型，將這兩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放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上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在第一階段，當中國在高新技術的研發方面落后于美國時，我們的政策是鼓勵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以提高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利用后發優勢盡量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美國為了更持久的保持技術領先的優勢和在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利用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高技術出口管制政策，限制處于這一階段的產品進行自由貿易。

2.到了第二、第三階段，發明國的出口量才逐漸增加。為了趕在其他國家尚不能大量生產該產品時攫取壟斷利潤，發明國在這一階段相應的采取開放的貿易政策，并希望世界各國對其開放市場。如美國會鼓吹基于比較優勢的自由貿易政策。而此時，中國卻著眼于潛在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希望實施適度保護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于是，矛盾再次產生。

3.在第四階段，雖然兩國都可以出口該產品，但由于比較優勢差異較大，即使是進行產業內貿易，也多是基于垂直差異，所以無論在對方還是第三國市場上競爭都并不激烈。但是美國大力推行的區域貿易自由化政策，會由原先從更有效率的非成員國（中國）低價進口轉向從成員國（如墨西哥）高價進口，客觀上對中國造成了“貿易轉移”。不僅如此，其對于我國處于生命周期此階段的產品設限，常常是為了保護集團內與我國有相似比較優勢的拉美國家的利益。

4.到了第五階段，模仿國的生產成本低于發明國，在該國市場上取而代之本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國也希望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出口創匯。而發明國依然盡全力延長實際已走到盡頭的產品生命周期，利用 “保護夕陽產業理論”，主張對于那些處于衰落的工業部門應該給予暫時性的保護。

一輪產品生命周期循環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對處于生命周期某一特定階段的產業，不同國家的貿易政策各不相同，貿易摩擦由此產生。關鍵是當我們面對摩擦時，多是處于被動局面。對于發達國家第一階段的“技術封鎖”，目前尚無有效的國際法規則能切實地保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第二、第三階段，我國欲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時，也還面臨著被別國報復的威脅和自身“保護過度”的風險。對于第四階段的“貿易轉移”效應的不利影響，我國卻未能與周邊國家形成一個對等的集團力量予以制衡。而面對第五階段保護“夕陽產業”的非關稅壁壘時，更是多少顯得無可奈何：我國是世界上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之一，卻至今未形成自己的反傾銷體系。從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所反映的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和外部環境看來，情況不容樂觀。

三、應對產品生命周期變化的政策導向

一般說來，改變產品生命周期模型的形狀，扭轉不利局勢的關鍵在于生產曲線的前移，即讓國內生產提前到第二階段甚至是第一階段進行，而不是等到第三階段產品完全標準化了，再來被動地承接產業轉移。那么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實現這樣的轉變呢？除了在進口引起國內需求后，國內廠商爭取最快速的反應，盡量縮短模仿時滯外，外貿政策的制定也應旨在為國內企業提供一個充分發揮潛在比較優勢的環境。即在產業處于生命周期的第二、第三階段時，通過戰略性貿易政策給予適度保護，是從整體上扭轉不利局勢的關鍵。其主要政策導向有以下幾方面：

1、國際技術貿易――獲取新技術的捷徑

如果在新產品進入我國之前（生命周期第一階段）通過許可貿易獲得研發技術，爭取一段時間產生“學習效應”，在第二階段外商商品進入后就有足夠的抵抗力。若是“排他許可”，由于許可方不會進入我國市場參與競爭，其作用幾乎等同于“保護幼稚產業”。這時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內產業成本很快下降到低于發明國的水平，將可以趕在產品標準化前在第三國市場上與發明國分一杯羹，提前占領發明國市場，縮短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模仿國單純的保護是被動的，只能將國內生產提前到第二階段；而主動的引進和積級地吸納技術則可以將生產提前到第一階段。此處將消費曲線也做了前移，因為供給增加，價格降低將促進消費；而且可以說，更多時候是需求在引領著供給，即消費曲線的前移反過來還會帶動生產曲線的前移。最終，隨著生產曲線更大幅度的前移，貿易利益和產業結構也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

2、吸引跨國公司來華建立研發中心

由于跨國公司對母國實行技術控制和封鎖，國內企業在技術上直接學習不可行，但仍可通過各種途徑的間接學習提高創新能力，這些途徑可以是合作，當然也可以是競爭。一方面，目前在華與中方合作研發的跨國公司的使用對象多選擇中國的科研機構、大學，而這些院校、機構與許多國內企業有著緊密的合作關系，所以，這種聯合與合作是能被國內先進企業吸收的。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華建立研發機構還會對國內企業產生激勵效應。跨國公司在華R&D力度的加大和市場的擴張，給長期不重視技術進步的國內企業以巨大的壓力。當跨國公司采用科學有效的激勵制度來吸引并充分利用中國研發人才時，不僅促進了中國研發人才市場的發育，還促使中國企業、大學及研究機構面對強大的研發人才競爭，不斷完善激勵制度，提高激勵作用。

3、海外投資――為真正的先進技術獨辟蹊徑

近年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資本稀缺的國家近幾年來經濟的飛速發展的確功不可沒。但其“技術溢出”效果并不明顯。而我國企業通過對外國投資，利用當地高素質勞動力和發達的產業鏈，主動吸收技術，并向國內傳遞，由于東道國難以直接限制，將有可能獲得真正先進的技術。國內一些有實力的大公司進行海外投資通常有兩種形式：或是像海爾、長虹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研發中心使當地的科技資源為我所用；或是以聯想、TCL為典范，直接在海外兼并含有核心技術的外國企業，充分利用業已存在的客戶資源和品牌資源。

4、建立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

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企業暫時不具備足夠的科研實力，目前又沒有“風險投資基金”為其提供資金和承擔風險，因而很難在自主研發上獨當一面，以至于退出高技術產業。所以我國的國家創新體系，目前還不能完全由企業主導。那么政府又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首先，應當給予科研機構和企業充分的資金支持。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屬于國家財政政策范圍的問題，涉及到國家的財政補貼。根據WTO《補貼與反補貼協議》的規定:“允許一國為實現國內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目標而實施某些財政補貼的做法”。在WTO規則所允許的補貼措施中，就包括政府對研發活動的補貼。與此同時， 政府應做好科研機構和企業間的諧調，縮短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過程。吳敬漣說：“制度重于技術”。國家創新體系就是旨在用制度安排技術創新，并用制度支撐創新的持續進行。

5、推行內松外緊的競爭政策

隨著全球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成，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日漸加深，國際產業競爭空前加劇，另外，隨著全球經濟日漸一體化，全球市場也越來越呈現壟斷競爭狀態。而在這種背景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日益困難。于是開放市場、減少壁壘、進行公平有效的競爭，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就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入，盡快出臺競爭法、推行與國際接軌的競爭政策是當務之急。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軌國家，面對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競爭產業的弱勢狀況，應實行內松外緊的競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