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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碳排放措施范文1
全球性船舶碳排放核查、管理將如期而至，未來越來越嚴密的碳排放管理體系以及市場減排措施，將在成本和技術上給航運和造船企業帶來嚴峻挑戰。
航運業是一個短期內靠商業需求驅動且競爭激烈的行業。但是，只有那些將運營效率與顯著的企業社會責任相結合的企業，才能在這個愈加挑剔的市場中獲得實實在在的長遠商業利益。
航運業面臨成本壓力
業內人士指出，中國在船舶能效設計指數（EEDI）方面的達標情況并不樂觀，有近50%的船舶需要在改造措施的輔助下，才能滿足國際海事組織（IMO）提出的EEDI基準線。在當前碳交易尚未成型的情況下，達到EEDI是航運企業的主要致力方向。
盡管目前EEDI對航運企業運營成本的影響尚不具體，但按照歐盟限制燃料硫排放量的方案，此舉或將使全球航運業的運輸成本增加26億～110億歐元，幅度達20%～45%。目前，包括國際航運巨頭馬士基航運在內的許多航運企業，都是通過船舶大型化以及低速航行來減少邊際的碳排放量，滿足相應的國家碳排放標準。
DNV GL大中華區海事部戰略發展總監吳巨圣向記者解釋，在船舶大型化狀態下，船舶所載貨物增多，但消耗的燃料并沒有增加，因此單位貨物所消耗的燃料就減少，而二氧化碳排放量正比于燃料使用量，船舶運營的碳排放也就相應減少。此外，從廣義來講，燃料消耗的增加與速度的立方和功率輸出成正比關系，降低航速也能明顯降低碳排放，船舶在經濟航速下，航運企業也可實現低碳管理。一般而言，航速降低4%，碳排放能降低13%。
此外，對于航運企業而言，降低船舶碳排放的營運措施還包括減小船體的粗糙度、加強日常管理維護等，據粗略估算，每年因船體粗糙度增加的額外燃油消耗為30%左右。加強對船舶的管理，使推進裝置等船舶設備處于最佳工作狀態，也可有效降低碳排放。據悉，2008―2009年，中海集運對原使用傳統防污漆的10艘大型集裝箱船進行改造，在使用新型防污漆后，船舶的平均節油率達到5%，每年可節約燃油1.15萬噸。
而船舶碳排放的監測主要由航運企業及認證方來進行，不少先進的大型航運企業已在這方面邁出了步伐。
馬士基航運是該領域的先行者，早在2013年年初，馬士基航運便宣布于2012年提前實現此前設定的碳排放目標，即基于2007年的碳排放量數據，在2020年前將碳排放量減少25%。馬士基航運進一步提出，將致力于在2020年前減少40%的碳排放量。馬士基航運指出，該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理運作效率、航線網絡、航線優化、減速航行與技術創新的完美結合。通過關注能源效率，馬士基航運大大降低了運營成本，2012年節約16億美元的燃油成本，使整體業績成功扭虧為盈。
而未來歐盟二氧化碳排放監測、報告、核查（MRV）機制的運行也將對航運企業提出挑戰。航運業務是國際運輸行為，雖然歐盟MRV機制對歐盟成員國以外的船旗國主管機關并不具有強制性，但船舶若想在規則生效后掛靠歐盟港口，必須獲得由指定第三方審核后的符合證明，這就迫使歐盟外的國家某種程度也需遵守這一機制。對于航運企業來說，為了適應MRV機制的減排要求，勢必要加大對減排技術的投入，提高船舶能效，其營運成本在短期內也將大幅增加。
有消息稱，赫伯羅特正準備成為全球首家能滿足歐盟MRV機制要求并通過認證的航運企業。赫伯羅特與DNV GL合作開展一項驗證項目，以證實其整個船隊針對即將生效的MRV機制已做好準備，驗證范圍包括排放數據監控和報告的全過程，以及監控―報告軟件的校驗等。業內人士表示，這種驗證能幫助航運企業確保對MRV機制的認證挑戰做好準備，并從中發現可能存在的差距，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
此外，未來參與碳交易或碳稅的航運企業，首先要實現企業和船舶級別的碳排放滿足MRV機制，因而構建一個規范的數據管理體系尤為重要。然而，除中國遠洋和中海集運外的中國航運企業，如今甚至還摸不清自己碳排放的“家底”，在該項買賣中將處于不利境地。
造船業直面技術挑戰
近年來， IMO制定實施了一系列貫徹節能減排、安全環保、質量要求的國際造船新規范、新標準，如船舶共同結構規范（CSR）、EEDI、涂層新標準（PSPC）、目標型船舶建造標準（GBS）和壓載水管理公約（BMW）等。這些國際造船新規范、新標準對中國船舶（股票）工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EEDI作為IMO提出的衡量船舶能效水平的重要指標，簡單來講，是根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貨運能力的比值來表示船舶的能效，其中航速、船舶裝載量和為達到該航速需要的安裝功率是主要參數，采用新節能技術是優化EEDI的一種措施。
減少碳排放的技術措施主要包括改進船舶設計、提高發動機效率、供應岸電、利用替代燃料等。船檢專業人士表示，盡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援引相關免除條款，可以將EEDI的適用期限推遲，但中國并未推遲執行。目前來看，中國造船企業在改進船舶設計滿足EEDI要求方面應對較為出色，中國建造的新船均能達到EEDI基準線，并陸續有新船交付。
在上述專業人士看來，EEDI更多是船型設計和主機選型的問題，對造船企業影響并不是主要的，因為大多數造船企業沒有自主設計能力。對5年之后EEDI碳排放量再降10%、10年后降30%的要求，相關船舶設計院、主機生產廠家需采取更多措施努力達標，如優化船型、開發新能源船型、開發少壓載水船型、采用螺旋槳節能技術和采用節能涂層等。
對船舶減排技術要求提升，這將增加造船成本，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中國造船行業的低迷。同時中國造船業還面臨與日韓的技術競爭，在EEDI下，不同類型的船舶會有不同的設計標準。此前，有報道指出，某國際航運企業抱怨某中國造船企業建造的散貨船并未如預期節省燃油，致使其更新新型節能環保船的設想落空。而在中國造船企業接獲訂單較多的散貨船領域，也有船東表示，日本造船企業建造的環保型散貨船表現更為突出，每天最多能節省5噸燃料。
企業碳排放措施范文2
目前，我國低碳化實踐尚處于初級階段，一些企業為迎合政府發展低碳經濟的要求也曾引入一些低碳設備與技術，使得其低碳投資類指標暫時滿足了當時的硬件要求，然而低碳設備與技術的運用卻因企業自身能力所限或低碳意識淡薄而在實踐中擱淺，給企業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與閑置，有悖于發展低碳經濟的初衷。政府對企業低碳行為進行激勵的資金是有限的，要想將有限的低碳資金分配給真正能夠節能減排、低碳經營的企業，必須更加關注企業的減排潛力，因此作為政府激勵手段的低碳績效評價指標中，可持續性應該成為指標設計時遵循的核心原則。努力程度是關鍵政府對企業的低碳激勵標準應該以其實施低碳經濟活動的努力程度為評判標準，因為努力程度代表了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在設計低碳水平考核指標時，努力程度是需著重考核的內容，這也是低碳水平的動態績效評價與傳統績效評價（財務視角）的重大區別。
企業低碳水平的高低主要體現為這兩種碳行為抵銷后的結果，即碳排放=碳足跡－碳中和。本文以碳足跡與碳中和作為衡量企業碳排放行為的運算基礎，設計出以下三種低碳水平動態考核指標：低碳水平偏離指數低碳水平偏離指數反映的是企業與同行業相比節能減排的領先程度。產品（或服務）是否低碳達標取決于是否滿足客戶的低碳需求，而客戶對產品（或服務）低碳程度的判斷通常依賴或參照于行業標準，因此本文采用行業標準碳排放作為衡量標準，對企業低碳化目標以相對數的形式進行描述，計算公式為：低碳水平偏離指數=（當年實際碳排放－行業標準碳排放）/行業標準碳排放。低碳水平偏離指數>0，說明企業尚未達到同行業標準，屬于高碳經營，碳排放超標，需改善；低碳水平偏離指數<0，說明企業、產品或服務已達到同行業標準，屬于低碳經營，碳排放達標，相關產品或服務符合客戶價值需求，可以交付給客戶。此指標越小說明企業與行業標準碳排放越近。低碳水平偏離指數指標側重于橫向比較，以行業碳排放為標準計算企業碳排放水平與行業水平的差距，體現了企業碳排放的控制水平在行業內的領先程度。與現有文獻中提到的靜態績效指標如低碳投資、碳排放量相比，領先程度能夠體現企業節能減排成效的動態結果，將該指標作為政府或行業部門在對所屬企業進行低碳資金分配、低碳績效排名與獎懲時的依據，具有一定的正向激勵效應。低碳水平的可持續性低碳水平的可持續性反映的是企業的減排潛力。對企業低碳經營可持續性的判斷需要從發展潛力的角度出發，對企業的低碳水平進行歷史、動態的分析，計算公式為：低碳水平的可持續性=當年減排量/上年碳排放量=（當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數/上年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指標的最大特征是通過每年相比上年的減碳比例，考慮了產品（或服務）的可持續性，因此產品（或服務）是否低碳，需要以一個動態的標準來衡量，而不是以一成不變的行業標準為限，或僅僅滿足于已有的低碳水平。低碳可持續水平側重于縱向比較，動態地反映了企業低碳經營發展的未來趨勢。實施低碳投資的企業在投資初期的回報往往較低，資金一旦投入便會產生“鎖定效應”，只有經過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的持續經營才有可能收回，這意味著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必須以長期發展的眼光制定激勵政策，充分考慮企業低碳潛力，將有限的資金分配給那些有減排潛力的企業，才不至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
低碳能動性碳足跡與碳中和描述的都是企業的碳行為，但二者具有相反的特性。碳排放具有被動性的特征，原因在于企業是為了獲取利潤而發生的碳行為，其行為后果表現為一定數量的碳排放，對環境造成污染，而碳排放數量的控制需要通過各種減排管理措施方能實現，具有一定的難度。相對而言，碳中和則具有主動性的特征，原因在于此類行為的初衷大多出于企業具有較強的環保意識或營造良好的社會形象的考慮，其行為后果表現為對溫室氣體的吸收和對環境的改善，與碳排放數量相比難度較為可控。因此，本文設定以下公式來描述低碳能動性，即低碳能動性=碳中和/碳足跡。該指標將企業碳行為的正反兩種表現進行對比，是一種結構性指標。低碳能動性等于0,表明企業尚不具備低碳主動性的意識；大于0但小于1，表明企業有一定的低碳意識，雖然有一些碳中和行為但對社會環境的責任尚不能免除；等于1則表明企業低碳意識較強，已完全抵銷了企業自身產生的碳排放數量，生產經營實現了真正低碳化，相應的環境責任因此可得以免除；大于1則表明企業低碳意識非常強，不但自身實現了真正的低碳化經營，還對社會、對環境承擔起了額外的責任，真正實現了可持續經營的戰略目的。低碳能動性指標反映的是企業主動實施低碳的積極程度。從前述碳行為的表述可知，降低碳排放量是應對氣候危機的措施，但企業主動實施碳中和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比實施碳排放管制、碳超標罰款等負激勵措施，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對主動實施碳中和的企業予以優先撥款、稅費返還等正向激勵必然更為有效。因此，低碳能動性指標能夠為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考核企業低碳績效提供“獎勤罰懶”的政策依據。無論政府或是企業層面低碳績效的評價，低碳化水平的考核都是其評價體系建立與改善的立論起點。需要強調的是，合理有效的低碳水平評估需要政府或第三方準確地實施碳盤查、碳審計進行數據支撐，這樣才能使低碳激勵機制發揮作用。當前，我國碳盤查、碳審計業務仍處于試點階段，為加快低碳經濟發展的步伐，建議政府部門能夠盡快將第三方碳盤查、碳審計的業務制度化、流程化，以便為政府或企業自評低碳績效提供客觀依據。
作者：麥海燕 麥海娟
企業碳排放措施范文3
關鍵詞：碳排放；碳信息披露；低碳經濟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2-0109-02
碳信息披露是指企業對其溫室氣體排放情況、減排計劃和方案及其執行情況等溫室氣體管理信息，以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與機遇等相關信息適時向利益相關方進行披露的活動，也稱為溫室氣體管理信息披露。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一些地區的氣候也出現了嚴重的污染，引起了政府的重視。為保護全球環境，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主席代表我國對世界做出了承諾：到2017年我國啟動總量管制及配額交易的碳排放市場；到2020年碳排放強度下降45%（以2005年為基準）；到2030年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有望達到峰值和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提升到20%左右。碳排放信息披露是減少污染、實現碳減排的基本步驟之一。
一、我國碳信息披露現狀
目前，我國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人民群眾都越來越重視和關注碳信息的披露情況。
就政府方面而言，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碳信息披露增加。《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5年報告》中披露，2014年里我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各個領域所采取的積極措施對碳減排取得了顯著成效，并在報告中披露有關情況。例如，截至2015年底北京已關閉2100多家鋼鐵、石油加工、水泥等高能耗低產出等污染大的能源消費型企業；退耕還林、退田還湖已到達了4萬多畝，成為世界上退耕還林還湖最多的國家；各地政府大力發展生態旅游等第三產業服務業，實行可持續發展。報告中的數據顯示，2014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了6.2%，比2010年累計下降15.8%，完成了“十二五”碳強度下降目標的92.3%。
就企業方面而言，我國企業自主披露碳信息的意識還比較薄弱，碳信息披露質量在加強。《2015年度CDP氣候變化報告（中國版）》報告表明，中國企業的應對氣候變化信息披露還在初期階段，到2015年CDP問卷填報截止日期，國內僅9家公司完成CDP信息披露，略高于2010年的8家。國內企業的碳排放信息披露的進度很慢甚至幾乎沒有變化，但是有更多中國公司通過CDP供應鏈項目做出披露，而且所提供的信息質量也在逐漸改善。這說明，一些供應商企業正在響應其跨國公司客戶關于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氣候變化相關的數據需求，表明來自其他經濟體的企業影響力正在推動中國市場的低碳發展。
就法律方面而言，相關碳信息披露法規逐步出臺并逐步完善。目前，國家層面的相關法律主要有兩部。一部是《大氣污染防治法》。由于部分溫室氣體已經納入大氣污染防治的范疇，所以該法是我國第一部涉及到溫室氣體排放的法律。另一部是《清潔生產促進法》（2002）。這是我國最早的明確要求企業公開環境信息的法律，也是目前我國強制要求企業公開部分環境信息的唯一一部國家級立法。就部門規章而言，2007年，我國環保總局頒布了《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要求企業公布相應的環境信息情況。國家證監會也頒布了《關于重污染行I生產經營公司IPO申請申報文件的通知》，規定了重污染企業需通過環境保護總局核實通過方可申請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另外，一些省市政府積極頒發的法律法規也體現了我國對碳排放信息披露更進一步完善。例如，《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等均涉及碳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定。
二、我國碳排放信息存在的問題
1.碳信息披露法律不完善
我國目前相關碳信息披露立法比較分散，我國分散的立法模式使得不同企業具有不同的環境信息披露范圍，主要表現為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法律法規要求其披露的信息內容范圍不同，現行法規就碳信息披露的要求籠統寬泛且不統一，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大氣污染防治法》只規定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報有關信息，而沒有規定其向社會公眾披露相關信息；《清潔生產促進法》雖然有相關方面規定，但披露主體僅限于列入污染嚴重企業名單的企業，并且要求披露的內容過于簡單模糊。目前出臺的法規與政策中并沒有具體措施指引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等規范碳披露信息，具體只能認為是方向性的指導，并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去規范披露行為。
2.企業的碳信息披露意識不高
目前，我國企業對碳信息披露的認知還比較欠缺，主動披露的意愿不強。由于碳信息披露在我國歷時時間較短，國內多數企業還沒有明白“低碳”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企業甚至認為低碳和自身沒有多大關系，有些則僅僅知道低碳的概念，卻沒有形成系統的認知，對于如何建立低碳目標、采取低碳手段、實施低碳戰略等均不知所措。極少數企業在碳信息披露中涉及明確的節能減排目標及戰略部署。盡管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日常企業活動中考慮氣候變化的影響，但是極少數企業將其作為企業戰略管理的一部分，更沒有企業在對外報告中提及節能減排的具體信息。
3.碳信息披露不規范，形式多樣化
目前，我國缺乏獨立的披露碳信息的報告形式。碳信息披露零散地分布在年報、招股說明書、社會責任報告中，形式多樣。碳信息披露時的數據主要為定性信息，而非定量信息。比如，社會責任報告中大部分提到減少了碳排放量，而真正減少了多少，利益相關者卻無從考證，多數以模棱兩可的方式帶過。而在大多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對于有關碳排放信息方面的數據并不多，如果披露碳排放信息也僅僅是二氧化碳的減少量，其他溫室氣體的減少量也并未詳細披露出來。這樣則更加不利于我們以確切的數據對企業的碳信息披露情況進行分析。
4.碳信息披露不全面，避重就輕
由于我國目前并沒有獨立的碳披露信息報告形式，碳信息披露屬于自愿性披露，造成碳披露信息缺乏系統性且不全面，往往避重就輕。從目前企業對外披露的社會責任報告來看，企業披露較多的是企業對社會的貢獻以及承擔的社會責任，以便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但是對于一些有損公司形象的數據以及事件，大多數企業選擇直接避免披露或者避重就輕，只披露其中一小部分，以免造對企業造成負面影響。甚至企業將碳排放信息視為不宜公開的商業信息，將碳信息作為商業秘密進行數據保護，董事會反對股東更多披露要求的案例不少。
5.碳信息披露沒有有效的激勵及監管機制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發展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但是，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往往會忽略長遠的利益，只注重短期的利益。在企業本身并沒有多大的自覺性及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往往也就隨意性較大，披露質量也不高。同時，國家對于相關碳信息披露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對碳信息披露的補償或優惠措施不多，很難彌補企業相應付出的成本代價，企業出于利潤的考慮也會對碳信息披露積極性不高、動力不足。
三、 我國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發展方向
1.健全和完善我國碳排放信息披露法規及政策
在法律規范方面，應盡快建立統一的碳信息披露規范和標準，在我國綜合立法基礎上，以國際通行的披露標準及框架為依據，結合我國實情，制定碳信息披露實施細則、指南等，解決因為現有法規內容簡單和規定不一導致的可操作性差和碳信息披露范圍不一致、可比性差的現實問題。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在企業層面分解和落實碳排放指標，將其作為政府考核企業的重要依據之一，促使企業制定碳減排戰略規劃，并通過建立碳信息管理體系，對企業碳排放實施量化管理。
2.提高企業的碳信息披露意識
基于我國目前大部分企業碳信息披露意識差，我國政府應對相關碳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進行宣傳，強化企業的低碳及碳信息披露意識。企業作為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主體，應該自覺提升社會責任意識，積極承擔碳信息披露的社會責任，積極響應外部環境對碳排放的要求，實現企業低碳發展。通過產能轉型、新能源開發、技術創新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氣體排放，雖然短期內可能會導致企業成本的增加，但從長期來看，非但不會削弱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反而會因企業的綠色技術動力創新所帶來的效率提高和成本節約而增強其綜合實力。
3.構建有效的碳信息披露激勵與監管機制
政府應該出臺更多優惠措施，o主動積極實行節能減排的企業更多的優惠政策，建立和完善相關資金扶持和稅收優惠政策，并建立合理的碳信息披露獎懲機制，使得企業自身更有動力去履行減排的責任。實施適當的國家調控與干預，加強政府環保部門與監管部門對碳信息披露的監管。有效監管機制的建立不僅應考慮政府監管、第三方鑒證機構監管和公眾監管等外部監管機制，還需要企業內部自身設置良好的監管機制，如設置管理層監管與企業內部監督部門監管，形成內外良性互動的監管機制，確保監管的有效性。
4.培養碳信息披露方面的專業人才
人才是推動相應領域進步的關鍵。通過提高我國碳金融知識層次，培養更多碳金融方面的人才，從而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于企業自身而言，對碳盤查、碳交易信息的管理能力明顯不足，目前的普遍情況是上市公司沒有設立專業的部門和人才隊伍，缺乏組織保證和人才保證。企業必須先完善組織保障和專業人才儲備，才能保證碳信息披露質量。
結語
氣候變化是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既是中國廣泛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更是我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政府應該引導全社會廣泛參與，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積極推動國際氣候談判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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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碳排放措施范文4
（一）我國出口企業的低碳生產和綠色轉型是是大勢所趨
在當今能源緊缺和環境污染的雙重壓力下，作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我國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增長方式早已無以為繼，持續推進節能減排、發展綠色經濟已經刻不容緩、任重而道遠。
根據“全球碳計劃”的最新數據，2013年全球人類碳排放量達360億噸，“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國家分別為中國29%，美國15%，歐盟10%，印度7.1%，俄羅斯5.3%。單從這一年看，中國的碳排放總量超越了美歐總和。”另外，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均碳排放量（7.2噸）首次超過歐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5倍，非常引人關注。
面對節能減排的嚴峻形勢，我國付出了巨大努力進行低碳生產和綠色轉型，成績突出，任務艱巨。根據我國2014年9月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截至2013年，中國碳排放強度已下降28.56%，相當于減少了2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2014年，廣東省共有193家控排企業被強制參與碳交易。截至2014年6月29日，全國共有7個省市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巨大的碳排放量與出口貿易密切相關。東英吉利大學教授Corinne Le Quere說：“中國碳排放量的20%主要來源于服裝、家具生產，甚至還包括太陽能電池板生產，而這些產品都銷往歐洲和美國。”趙晉平（2011年）的計算結果表明，“2008年，出口隱含能源達到1.5億噸標準煤……隱含能源出口是造成能源消費擴大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國外貿出口企業的低碳生產是大勢所趨、迫在眉睫，任重而道遠。
（二）我國出口企業低碳生產實踐的推進政策分析：低碳認證管理
從國家層面來看，我國直到2013年2月才由國家發改委、國家認監委聯合《低碳產品認證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的第4條規定：“國家建立統一的低碳產品認證制度。實行統一的低碳產品目錄，統一的標準、認證技術規范和認證規則，統一的認證證書和認證標志。”國家低碳產品認證的產品目錄，將由國家有關部門制定、調整和。其中包括《低碳產品認證技術規范》和《低碳產品碳減排評價指標》。產品生產者或者銷售者可以委托認證機構進行低碳產品認證。
2014年6月27日，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和中國建材檢驗認證集團聯合舉辦首批低碳產品認證頒證會，鳳鋁集團、中聯集團等27家企業獲得了我國首批低碳產品認證證書，這標志著我國首次在產品層面開展的低碳行動已經開花結果。
在低碳產品認證之前，我國已經將“促進清潔生產”納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年度計劃中去，并于2002年6月通過了、2012年2月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以2012年9月份國家環境保護部公布的實施清潔生產并通過評估驗收的重點企業名單（第5批）為例，在8774家重點企業中，共有564家山東省重點企業通過清潔生產的評估驗收。
二、我國出口企業低碳生產實踐的認證分析
現在，隨著環保理念的不斷傳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進行綠色轉型，開始關注低碳產品認證，主要表現為碳標簽和碳足跡認證。
碳標簽，就是用標簽方式將產品從原料、制造、儲運、使用、廢棄到回收各個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產品外包裝上進行量化表示，通過告知消費者產品碳排放信息而引導消費者選購低碳產品，達到促使企業碳減排的目的。目前，碳標簽的標準設置和實際應用，仍然處于嘗試和推廣階段，英國、美國、加拿大、中國臺灣等地區都嘗試推出了多種碳標簽，但是至今為止，還沒有形成全球統一的碳標簽。
碳足跡包括產品碳足跡和公司碳足跡。產品碳足跡指產品或服務在生產和消費的整個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釋放總量。公司碳足跡是公司生產過程中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目前，在碳足跡盤查中，針對產品的盤查標準，除了日本和德國使用自己的標準外，其他國家都采用英國標準協會于2008年10月的PAS2050標準。
目前，我國外貿出口領域尚未受到來自國外的低碳產品需求壓力、碳足跡認證和碳標簽壓力。加上大多數出口企業本身低碳生產技術能力有限，并且把低碳生產視作是一種昂貴的生產成本，因此，大多數出口企業既缺乏低碳生產欲望、又缺乏低碳生產能力。只有為數極少的、有遠見的、先知先覺的、實力雄厚的出口企業認識到了低碳生產和低碳認證的時代潮流，并率先展開低碳生產和低碳認證。
以SGS頒發的碳標簽證書為例，2010年10月，大連獐子島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獲得SGS集團頒發的碳標識，成為中國食品行業首個碳標識認證食品：“1千克蝦夷扇貝總排放量為0.8克二氧化碳當量”。2010年10月，佛山市凱西歐燈飾設計有限公司正式獲得瑞士日內瓦SGS認證的碳標簽認證書，成中國大陸首家獲得碳標簽證書的照明企業。2014年2月，深圳微潤灌溉技術有限公司獲得SGS頒發的灌溉技術行業首個產品碳足跡標識。
我國的中國質量認證中心（CQC）也開始碳足跡證書業務。2011年11月，嘉寶莉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獲得CQC頒發的產品碳足跡證書。2012年6月以后，廣州藍月亮實業、廣東美涂士建材、重慶瑞普電纜、成都八益家具、健威集團、重慶雷士照明等企業相繼獲得CQC產品碳足跡證書。
三、我國出口企業低碳生產實踐的典型項目案例分析
我國外貿出口生產企業的綠色轉型和低碳生產實踐程度因地而異、因人而異，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珠江三角洲低碳生產項目。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生產企業以服裝、家用電器等輕工業生產為主，數量眾多，這類行業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例高達30%。它們的能源強度相對不高，但是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有很大的空間。隨著國外客戶對環保問題的日益重視，它們面臨較大的減少產品碳足跡的壓力，還有不斷提高的能源價格壓力，有主動測算并減少其碳足跡的意愿。因此，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荷蘭ECOFYS北京分公司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會共同發起了珠江三角洲低碳生產項目，為企業提供確定和報告溫室氣體減排和降低能源成本的工具，向參與該項目并且計算其碳足跡的制造商頒發標識（LCMP標識），獎勵其持續減少碳排放的努力。
以2013年為例，共有15 家工廠通過該項目成功完成第三方驗證評估，年均碳排放強度減少大約9%。根據胡其穎（2009）的研究論文《推動企業低碳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珠江三角洲地區低碳生產項目介紹》，如果能夠將低碳生產項目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約5.5萬家港資企業推廣，粗略估算，每年僅CO2排放就可以減少7400萬噸，相當于大部分北歐國家的國家總碳排放量。
在低碳轉型措施方面，各個出口生產企業都在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尋找最佳低碳生產措施。以浙江生輝照明有限公司為例，該公司是專業生產LED室內外光源和燈具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產品遠銷歐美等國家。它于2012年參加低碳制造計劃，于2013年取得了黃金級別的LCMP認證。它在節能減排方面的成功措施有：（1）引進高效CNC鉆攻中心及拋丸機分別替代傳統鉆攻及鑄鋁件研磨工藝，每年可節省用電17.7萬度，節電比例56%并減少超過130噸碳排放。（2）對組裝車間10條烘箱流水線進行改造，從10米縮短為6米，節省用電15.18萬度，節電比例24%并減少超過110噸碳排放。（3）車間使用LED日光燈替代金鹵頂燈，道路照明采用太陽能LED路燈替代高壓鈉燈并安裝定時自動開關裝置，新辦公大樓全面更換原有節能燈并采用自產LED照明燈，總節省用電超過24萬度，并減少超過180噸碳排放。
在低碳生產的收益方面，主要是提升能源效益、提升競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保留舊客戶并吸引新客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并間接產生顯著的社會效益。以香港利華成衣集團為例，該公司表示歐美市場越來越重視廠商對環保的承諾程度，通過參與低碳生產項目獲得標識認證，可以提高企業競爭力，同時節約能源，降低生產成本。該公司計劃在9個月內，在現有的5個廠房實施15項節能環保措施，預計每年能為公司節約216萬元。因此，當低碳生產的收益大于成本時，低碳生產行為就會自發出現。
四、我國出口企業低碳生產實踐的現狀調研分析――以山東省為例
根據《山東省2014～2015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實施方案》的預期工作目標，2014年，全省萬元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下降2.8%、3.2%，2015年完成“十二五”節能降碳目標任務；2014、2015年，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逐年下降1.8%、1.2%、2.4%、5.5%以上。實現山東省節能減排目標的保障措施主要有三種手段：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從山東省出口企業的綠色轉型和低碳實踐來看，出口企業都認識到綠色轉型、低碳生產、節能減排是大勢所趨，都在或多或少地進行著低碳生產、節能減排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績，但是把節能減排成績通過碳標簽或碳足跡認證來表示出來，很少有企業能辦到。從我國2014年6月推出CQC低碳產品認證以來，山東省共有7家企業獲得全國首批低碳產品認證，它們分別是山東鴻明鋁業、山東南山鋁業、山東開元電機、山東金晶科技、魯南中聯水泥、曲阜中聯水泥、棗莊中聯水泥。另外，許鵬舉和胡鑫磊在2010年對山東省出口企業的碳標簽認知度做了一項調查，最后發現有近30%的企業表示了解、近45%的企業表示一般了解、近25%的企業對碳標簽不了解；而在接受調查的企業中，只有45%的企業表示設有專門的部門或人員負責產品的環保、節能、低碳工作。
選取山東省東營市恒豐橡膠、盛泰集團、金宇集團、興源輪胎等輪胎出口企業和山東榮豐食用菌有限公司為調研對象，以抽樣調查的方式、圍繞東營市的輪胎出口企業和農產品加工出口企業進行調研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企業低碳生產實踐意愿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政府的環保要求和監管壓力、員工的安全訴求以及低碳市場的誘人前景。首先是政府的環保監管壓力。政府對企業排污設定了標準，檢測不合格即進行處罰，限期整改，并且采取在線監管措施，實時檢測企業的排污狀況；各級政府部門不定期對企業進行實地檢查，對環保先進單位及個人設有獎勵；環保局還設立了投訴熱線。其次是企業內部員工的強烈要求。
第二，企業初步建立了低碳生產實踐的組織管理體系。許多企業都設有專門機構和人員進行安全和環保管理，會對員工進行低碳意識教育，只是欠缺激勵措施。不斷增強的環保意識，加上政府當前的嚴格監管，促使企業高層開始積極購買或者自己研發環保設備，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企業低碳生產實踐的良好措施和成功經驗。要節能減排，就要降低能耗使用。榮豐食用菌公司的主要能耗就是電，低碳生產的重點就是通過技術改進來降低電的消耗。在舊的生產技術中，公司通過日光燈光照滿足食用菌的光照需求，然后通過空調降低日光燈散發的熱度、降低溫度從而達到食用菌的培育環境要求，能耗較大。目前，技術改進后，公司使用冷光燈（LED）來達到培育環境對光照的需求，消除了空調等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另外，為了達到食用菌培育環境對CO2需求量的控制，需要進行室內排風；原來的技術是主動排風：排風和進風同時使用；目前引進了新排風設備，變主動排風為被動排風，不需要排風時就不運行設備，有效降低了能耗。
第四，企業低碳生產實踐中的困難。東營市輪胎企業的生產設備以及生產技術主要從國外進口，受限于研發資金和研發人才的限制，企業自身低碳生產技術的研發和創新較難，購買環保設備的資金投入負擔太大。另外，東營市輪胎企業主要采用蒸汽或電，有些企業自己設有電廠，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生產成本，缺少使用新能源的動力。
企業碳排放措施范文5
綜合考慮政府碳稅及財政補貼等因素，構建低碳環境下制造商與零售商組成的兩級供應鏈模型，以供應鏈成員各自利潤最大化為原則，求解制造商與零售商的最優定價及市場需求量;在此基礎上，分別分析政府碳稅及補貼對供應鏈成員定價及市場需求的影響，給出產品定價與減排策略的關系;最后通過數值仿真對結論進行進一步分析。為企業產品定價及減排、政府碳稅及財政補貼的制定提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
最優定價;減排策略;碳稅;財政補貼
1研究背景與主要文獻綜述
隨著資源與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節能減排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熱點話題。低碳時代得到來，使得政府和企業紛紛就目前的現狀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如政府采用多種規制措施(補貼或稅收等)來激勵企業改變其生產經營模式降低碳排放;企業為保證自身利潤及應對當前政府措施和市場的變化，也相應地調整其運營模式，具體表現在通過使用新工藝、投入新技術、提高企業員工管理水平等方式向低碳轉型。因此企業在低碳改造過程中面對政府的環境政策，該如何進行產品定價、調整自己的低碳投入成本?政府補貼及稅收是如何影響企業的產品定價與低碳投入的?在政府低碳減排目標的約束下，低碳供應鏈企業產品定價與低碳投入關系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課題。從目前看，政府政策及監管是企業實施低碳供應鏈管理強有力的推動力量［1］。Wolfram等［2］研究了在激勵企業采取先進技術進行減排的環境政策工具中，稅收比自由許可、拍賣許可更能激勵企業采用現金減排技術。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已征收碳稅，如荷蘭、丹麥、瑞典、愛爾蘭等［3］。我國碳稅征收仍處于研究層面，但根據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的《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碳稅政策框架》報告，財政部財務科擬定了《開征碳稅研究》報告，同時發改委能源所也了《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為我國政府征收碳稅提供了理論依據。
Bettina［4］從減排量等7個方面論證了碳稅在降低碳排放中更有效且成本更低。Benjaafar等［5］將碳排放因素考慮到簡單的供應鏈系統中，建立了碳排放限額模型、碳稅模型、限額與交易模型以及碳抵消模型等，為供應鏈低碳運作提出了頗有意義的管理啟示。Hoen等［6］分析了碳稅、碳限額、碳交易等不同碳排放約束對制造商運輸方式決策的影響。黃鑫等［7］通過考慮財政補貼、稅收、罰金等參數來分析政府監管者如何通過財政工具引導企業積極遵守和服從節能減排政策。Song等［8］分析了征收碳稅、強制減排、以碳總量限制和交易下企業單周期最優訂貨量決策的問題。趙道致等［9］在考慮碳稅情況下對供應商主導的二級供應鏈減排博弈進行了研究，討論了減排策略下企業的最優產量與單位產品減排量。
針對低碳政策下供應鏈成員定價的研究，楊珺等［10］建立了基于系統動力學的單個供應商和銷售商的供應鏈模型，分析了強制排放和碳稅兩種排放政策對于供應商、銷售商及整個供應鏈的總成本和碳排放的影響。馬秋卓等［11］研究了以碳配額機制為基礎的碳交易體系下單個企業低碳產品最優定價及碳排放策略問題。毛超艷等［12］通過引入單位產品碳排放量決策變量，構建了制造商的簡化決策模型，給出了制造商的最優定價和最優碳排放量，分析了碳排放政策與消費者低碳需求對制造商最優定價和最優碳排放量的影響。謝鑫鵬等［13］研究了基于CDM的制造商與零售商的產品定價與減排決策。上述文獻雖然考慮碳排放政策下產品定價的影響，但是大都針對單個企業，且涉及到碳稅與政府財政補貼的情形較少。與此同時，隨著消費者低碳環保意識的增加，企業在面對政府減排壓力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到消費者的低碳偏好。大量消費者調查和研究報告表明，消費者愿意為購買低碳產品支付額外的費用［14］。如Liu等［15］在研究中指出，消費者環境意識逐漸增強，愿意購買綠色低碳產品并為之付出額外的費用。這會迫使供應鏈企業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模式來保證其利潤，但最終還是會通過合理的產品定價，將低碳改造所增加的成本轉嫁到消費終端，由消費者買單。
本文將消費者低碳偏好考慮到供應鏈中，在需求受到產品價格和單位產品碳排放雙重因素影響的情況下，研究政府征收碳稅及補貼下的，由低碳制造商與低碳零售商組成的兩級供應鏈模型，探討制造商與零售商的定價與減排策略、政府碳稅及補貼的影響關系，為企業定價、減排投入及政府制定碳稅和補貼提供參考。
2情景描述與假設
2.1情景描述碳稅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措施，作為重要的環境政策工具，能夠減緩國內生態環境壓力、遏制環境惡化、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完善環境稅制、調整資源配置，有利于促進節能減排技術的發展。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碳稅將被逐步提上日程。為應對即將實施的碳稅政策，企業開始通過使用新工藝、購買新設備、投入新技術等方式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向低碳轉型，這使得企業在產品生產、加工、包裝等等過程中的成本增加，這些都屬于低碳化投入成本的一部分。可以說，碳稅在降低環境污染的同時給企業，特別是碳排放量較大的制造企業帶來了很大的減排壓力，導致其生產成本增加。因此，企業和供應鏈上成員會將這部分額外增加的碳稅成本通過產品定價的形式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造成產品的價格超出消費者可接受范圍，導致產品滯銷、企業虧損等現象的產生。為此，政府為鼓勵消費者購買低碳產品，應通過財政補貼的形式，將部分稅收所得貼現給低碳消費者，以刺激消費，拉動市場需求。基于以上情景，本文以一個制造商與一個零售商組成的二級供應鏈模型為研究對象，其中上游制造商負責產品生產，下游零售商負責產品銷售，在此過程中將產生碳排放，政府會根據企業最終的碳排放對企業進行征稅，為降低碳排放，制造商與零售商都將投入資金進行低碳改造;同時，政府為鼓勵消費者購買低碳產品，會對產品進行補貼。以此構造考慮政府征收碳稅及補貼下的二級供應鏈模型，在此基礎上建立制造商領導下的分散化決策下的定價模型如圖1所示。政府對企業碳排放進行征稅，并根據產品的低碳程度對消費者購買產品時進行補貼，消費者為產品價格與低碳度雙驅動型，故市場需求將受產品的價格及碳減排程度兩方面的影響。制造商與零售商根據碳稅大小與市場需求來確定減排量即減排資金投入進行低碳產品生產，并對產品進行重新定價。
2.2基本假設為研究方便，本文簡化過程，僅考慮制造商領導下的分散型供應鏈，且做如下假設:
3模型建立與求解
3.1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最優定價在此我們建立制造商主導下的分散化決策下的兩級供應模型，供應鏈成員在知曉政府對其所征收的碳稅稅率之后，制造商須在生產周期開始之前制定最優的碳減排量即減排投入資金及產品批發價，零售商根據制造商的決策制定自身減排及定價策略，使各自在生產周期之后利潤最大。由于增加了碳稅成本與低碳減排成本，且受成本的一些條件約束，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大化利潤目標函數分別。
3.2結果分析下面根據制造商與零售商的最優定價，分別分析政府碳稅和低碳補貼即稅收返還補貼對碳減排量、供應鏈成員定價及需求量的影響，以期獲得一些管理啟示。結論1表明，政府碳稅的征收會變相導致單位產品的碳排放成本增加，最終表現為產品銷售價格提高。對于零售商而言，不論產品碳排量如何，隨著碳稅的增加，零售價將不斷提高;但對于制造商而言，當零售商碳排放量大于自身碳排放量時，由于零售商面臨的碳稅壓力較大，隨著碳稅力度的增大，零售價上升幅度會過大，將導致產品銷量嚴重減少，為避免因銷量減少過大帶來的利潤損失，作為市場主導者的制造商會降低批發價，使零售價隨之降低，提高銷售量，故而會出現批發價隨碳稅的增大而減小的情形。從環境角度來看，碳稅的征收會促使企業減排，從而降低大氣污染;但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碳稅的征收使得產品零售價格增大，消費者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市場需求減少，使市場經濟處于低靡狀態，稅率過小使得起不到激勵制造商生產低碳產品的驅動力。因此，政府應確定適當的碳稅，綜合考慮環境與經濟兩方面因素。結論2表明，政府對低碳產品進行補貼，以財政補貼的形式補貼給消費者，可以激勵更多的消費者購買低碳產品，增大市場需求，企業因此可以提高產品價格，可以說政府對消費者進行低碳財政補貼可以間接地幫助實施低碳生產的企業營利，降低企業低碳改造成本，也能夠使促使企業投入更多的精力進行低碳改造，減少產品碳排放，對經濟及環境來說都大有裨益。結論3:隨著零售商碳排放量的增大，即隨著零售商減排資金投入的減少，制造商批發價將變小，零售價可能變大也可能變小，而制造商碳排放量對批發價的影響與對零售價的影響趨勢相似，它們都要根據政府碳稅回收補貼及消費者低碳偏好的大小具體判斷。結論3表明，不論政府碳稅及補貼情況如何，零售商的碳排放量越大，即減排資金投入越少，批發價始終減小。這是由于零售商碳排放量越大，隨之而來的是所要繳納的碳排放稅越多，會迫使其提高零售價，導致市場需求量減少，為使零售商在制定產品價格時不至于過高，制造商會通過降低批發價間接分擔零售商的碳稅壓力，所以隨著零售商碳排放量的增加，批發價會減小。同時，由于消費者的低碳偏好以及政府碳稅的存在，隨著碳排放量的增加，當政府碳稅力度過小時，企業節約的低碳投入成本可能大于碳稅所增加的成本，所以產品價格會是下降的趨勢;而當政府碳稅力度較大時，其繳納的碳稅帶來的損失過高，所以提高產品價格在所難免。可見，政府碳稅及回收補貼對于供應鏈成員減排量的制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供應鏈成員在制定減排策略即低碳投入時，可以考慮相互合作的方式來進行綜合減排。
4數值仿真
通過數值仿真進一步來分析政府碳稅及財政補貼對供應鏈成員定價的影響，并通過分析供應鏈成員利潤為政府制定碳稅與財政補貼提供參考。對比圖3可知，不論碳減排量如何，零售價隨著碳稅稅率的增大都將增大，但與零售價情況有所不同，當碳稅稅率較高時，零售商每降低單位碳排放時，零售價所上升的幅度越小，達到1時則碳排放量變化對零售價影響很小，此時零售商減排積極性會相對減小。故政府在制定碳稅稅率時可以考慮制定差別化稅率，在不同企業間實行不同的稅率。由圖4和圖5可知，隨著碳稅稅率的增大，制造商與零售商利潤均減小，隨著政府補貼力度的增大而增大，這與結論1和結論2相符。且由圖可發現，隨著碳稅的增大，制造商利潤明顯迅速下降，最終與零售商利潤相差無幾，由此可見政府碳稅的征收對制造商影響更大。這與現實情況相符，相對于零售商而言，制造商碳排放較多，面對相同的碳稅政策時二氧化碳排放量較高的制造商所承受的懲罰力度更大、減排壓力更多，因此所帶來的利潤損失也就更大，可以說碳稅對于碳排放量大的企業所造成的影響必將是巨大的。因此，政府在制定碳稅時應科學合理制定，充分發揮其調節功能，并避免其對高能耗產業的沖擊，根據實際情況在不同階段對受影響比較嚴重的高能耗行業建立稅收減免與返還機制。
5結束語
低碳經濟環境下，政府環境政策及消費者市場需求變化必將對供應鏈企業的產品定價及減排產生深刻的影響。低碳時代的沖擊對企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積極探索市場需求規律，合理確定產品的價格，加強自身與上下游企業間的合作;政府也需根據不同企業調整稅率，使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本文以低碳經濟為背景，構建了碳排放稅與低碳產品補貼下供應鏈企業定價與減排模型，通過建立模型與求解得到所建定價模型的解析解，進而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優定價與消費者低碳偏好、政府碳稅及財政補貼，以及制造商與零售商碳減排量方面的影響關系，并進一步求得此時的產品市場需求量，為供應鏈成員生產及產品定價提供決策支持;最后通過數值仿真，分析一定碳排放量狀況下，碳稅稅率及財政補貼對產品批發價、零售價、市場需求量及利潤的影響，為供應鏈成員制定碳排放量及政府制定碳稅稅率及財政補貼提供參考。通過理論研究和數值分析，可得到以下啟示:(1)隨著政府碳稅的不斷提高，單位產品零售價必將增加，但批發價大小的變化情況取決于制造商與零售商的最終碳排放量，也即減排投入資金情況，隨著零售商碳排放量的增大，即隨著零售商減排資金投入的減少，制造商批發價將變小，因此企業間可以通過合作減排使供應鏈利潤更優。(2)碳稅對制造商與零售商作用效果不同，對此政府在制定碳稅稅率時應科學制定差別化稅率，制定合理的碳稅政策，避免對高耗能行業帶來嚴重的沖擊，這樣才不會挫傷企業進行低碳改造的積極性，切實起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3)隨著政府對消費者購買低碳產品時補貼力度的加大，產品批發價與零售價都將增大，利潤也隨之增大，這說明政府財政補貼有利于企業進行低碳改造，提高企業低碳投入的積極性，同時可減緩碳稅實施帶來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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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碳排放措施范文6
關鍵詞：碳排放權交易 問題 措施
中圖分類號：F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812（2015）18-0085-03
一、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現狀
經過多年的不斷嘗試，我國在制定碳排放權的管理制度以及運行機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但由于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存在自身不夠合理、配套機制不夠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在進一步的深化試點及推廣過程中，遇到了法律法規、企業、環保觀念、行政等諸多方面的阻力，暴露出很多問題。歸納起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氣體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的缺失。我國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國還主要采取自愿減排措施。許多企業擔心現在減排越多，日后實施總量管制時，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額可能會相應減少。在此顧慮下，企業難有實行節能減排的動力。同時，也存在新建企業和己建企業之間排污權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權名義上是公共資源，實質上為政府所管轄，成為管理部門的權力資源。因此，容易導致排放權交易受到管理部門操縱的影響。
（二）交易體系的法律體系不健全。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規范和約束碳排放權交易的有序發展，歐盟和美國的交易體系都是建立在嚴格的立法基礎上的。我國目前依然缺少碳排放權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規，甚至連碳排放權交易指南都沒有。2005年國家四部委通過了《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作為協調、規范我國碳排放活動的立法準則。但隨著基于配額的交易在氣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漸增多，該管理辦法已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關于排放權交易規則、交易方式、糾紛解決機制、交易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及排放權交易試點的法律授權等關鍵性問題也都亟待解決。
（三）政府監督管理的力度不夠。碳排放權交易是一種國家環保部門監督和管理下的自愿市場行為。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作為一個二級市場，它的基礎是一級市場的行政行為，在碳排放權交易的過程中，交易標的的審核以及分配等都需要相關行政部門的參與和指導。目前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及制度還不完善，在對環境監測標準和監測設施的技術開發上，還存在很多不足，監管及制度的缺失將阻礙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
（四）尚未建立規范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作為新型的環境經濟政策，碳排放權交易通過確立碳排放配額的經濟價值，能夠為生態建設提供融資渠道和持續動力。我國先后成立了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等環境權益交易機構。但它們都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碳排放權交易平臺，主要是因為政府在交易中依舊處于主導地位，導致交易價格不穩定、交易主體范圍狹窄、不透明等問題。從總體來看，我國目前還處于碳排放權交易的起步階段。面對與日俱增的國際減排壓力，我國已經意識到應當加強對碳排放交易的引導和規制，加強碳交易制度建設，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建立國家層面的全國碳交易市場應包括全國碳排放總量的制定、分配方案，以及建立全國性碳交易登記制度、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核查制度等內容。
（五）我國碳金融發展相對滯后。碳交易的快速發展對碳金融產生了巨大需求。碳金融是由《京都議定書》興起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活動，旨在利用金融工具來優化企業的碳資產配置、盤活碳資產;主要包括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技術和項目的直接投資和融資、銀行貸款等，國際金融機構對該領域的創新和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我國碳金融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只有興業銀行等少數金融機構開展此項業務;金融機構參與度較低導致企業在開展相關項目時經常遇到融資困難。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碳排放權衍生為金融資產的屬性將進一步加強，必將對金融格局與全球經濟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我國應當積極推動碳金融發展，探索碳金融模式、碳銀行運作方式和碳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制度創新，盡快制訂我國碳金融發展戰略。從中短期看，能夠發揮金融在風險評估、管理以及價格發現等方面的功能;從長期看，還能通過將貨幣與碳交易、碳資產、碳金融綁定來提升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
（六）落后的技術條件。技術進步對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有著重要影響。雖然我國在清潔生產技術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是對一些國際尖端的節能減排、清潔生產方面的技術與方法還沒有完全掌握。相對落后的技術直接導致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的價格略高于產品的真實價值，影響市場機制功能的充分發揮。技術問題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碳排放交易機制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七）缺乏碳排放權會計所需的專業人才。我國研究碳排放權會計的主要是專業學者，由于缺乏碳排放權會計的相關培訓，導致企業中懂得碳排放權會計的人才并不多，這成為我國企業實行碳排放權會計的嚴重障礙，對建立和健全適合企業自身特點的環境管理系統并自愿地進行碳排放權會計信息披露產生了制約。碳排放權會計本身是由各種學科交叉滲透而形成的，這就對會計人員及相關企業管理人員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因此，應加強對碳排放權會計人員的培訓教育，更新其傳統的知識結構，以便更好地適應碳排放權會計的要求。
二、完善我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的對策
結合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的實際情況，在借鑒國際碳排放權交易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完善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的建議。
（一）保證初始分配的公平性。在碳排放權的交易過程中，公平、公正地分配碳排放權，不僅直接涉及排放企業的經濟利益，還將影響到環境容量的配置效率。目前，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一般有無償分配和有償分配兩種。無償分配是指根據某個企業的歷史碳排放量或者相應的可以印證排放量的相關數據，或是根據目前的排放量推算歷史排放量，來確定分配給該企業的碳排放權份額。有償分配是指企業通過購買排放權來確定其排放份額，企業的碳排放權總量取決于其購買量，又分為定價出售和拍賣出售兩種方式。這兩種方法各有長處，也都存在著不足。無償分配由于帶有很強的行政性，其能以政府主導的方式快速推行碳排放交易制度，利于積累碳排放權交易的實踐經驗，為以后的分配排放權數額奠定了良好基礎。有償分配無疑更能保證企業間的公平，但容易造成市場壟斷，從而導致碳排放權價格被個別資金雄厚的企業所操縱。
因此，針對我國目前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展情況來看，在設計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模式時，應綜合兩種方式。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建立的初期采取免費分配的方式，隨著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發展完善逐漸建立有償分配為主的公平而高效的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市場。
（二）建立碳排放權交易的法律責任制度體系。碳排放權交易的健康有序進行離不開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國應依據國際市場的發展動態，吸收他國成熟經驗，采用國際既定規則，對《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進行去粗取精的修改，在原有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盡快出臺一部《碳排放權交易法》，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碳排放權交易的相關內容。諸如對溫室氣體排放許可、收費、分配、交易、管理等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明確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機制、參與主體資格、交易規則及程序等;強化市場的監督管理和超額排放的法律責任追究。同時還要明確碳排放權中介機構的法律地位。對碳排放中介機構應建立嚴格的資質審查制度，規范服務認證市場，并建立健全市場準入與退出制度。對于在審議核查中存在的違法違規行為，碳排放中介機構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為我國開展碳排放權交易，以及我國今后承擔量化的溫室氣體排放控制責任積累經驗和奠定基礎。
（三）發揮政府政策宏觀導向作用。碳排放權交易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扯到多個主體、多個部門，從而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信息溝通和工作協調平臺來落實提高政策的實施效率。因此，必須加強政府構建溫室氣體排放量監測平臺、企業信息平臺以及碳排放權交易平臺的力度，全面管理和協調參加碳排放權交易的企業。相關政府部門應著手開展碳排放權管理機構的建設，包括組織管理機構、許可證發放機構、排放權交易機構等，以建立嚴格的監測考核體系，改進技術條件，核定實際減排量。在監督管理方面，應加大監管力度，避免出現參與方弄虛作假、操縱市場的行為，保證市場公正度和透明度，確保市場的健康、規范和有序。
（四）建立碳排放權交易所及市場監管機制。當前國內由于碳排放權交易平臺過于分散而造成了不利于管理和平臺職能重疊、浪費資源等問題。所以，我國應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體系。首先，可以在交易制度設計、交易平臺建設、中介機構培育等方面吸納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建立自己的機構和交易平臺，并且逐步實現國際化。其次，拓寬項目領域和交易品種，發展資源型、技術型等多種類型的碳交易品種，作為經濟發達地區擁有先進技術和富余資金的企業，可以采取項目合作的方式向欠發達地區進行技術和設備的轉讓，或是進行投資來獲得減排額，實現碳排放權的交易;最后，在碳交易現貨市場具備一定規模之后，盡快推出碳交易的期貨市場，形成我國較為完善的多層次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體系。
此外，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監督管理機制是交易能否穩定有序進行的保障機制。碳排放權交易應當在環境主管部門統一指導和管理下進行，避免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操縱和壟斷現象。環境主管部門在碳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主要職責包括區域環境容量的科學確定，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權拍賣及交易市場的建立，以及對有關法律、法規和標準的執行和監督。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監管機制應當包括許可證發放、交易主體資格審查與交易申報登記等制度。一級市場的碳排放許可證按照公平原則進行初始分配;二級市場的主體資格審查和信息披露重在信息公開。環境主管部門要明確監管職責邊界，建立相關機構的配合協調機制、共享市場信息;通過制度來實現監管權力的制衡，避免權力過于集中造成的監管弊端。同時，還要充分發揮第三方獨立機構在監管體系中的作用，盡量消除碳交易市場監管的盲區。
（五）建立市場化的碳金融機制。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在逐漸由商品市場演變為金融市場。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需要利用金融市場來發展、調節低碳產業。因此，我國必須建立多樣化的碳金融市場，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期貨、期權、信托等金融產品以及金融產品交易平臺等。
（六）推廣高新技術的應用。盡管我國目前有關清潔生產技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一些國際尖端的節能減排、清潔生產的技術與工藝還未完全掌握，企業應該積極借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鼓勵生產能力落后的企業積極引進技術，提高生產技術，減少排放，增加經濟效益。在綠色創新技術的引領下，傳統的碳密集型企業將面臨產業結構轉型的挑戰，而實現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型公司將會脫穎而出，獲得新的發展空間，通過企業間的自由競爭使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得到調整。這樣才能進一步完善我國碳排放交易市場體系，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我國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七）培養相關會計人才。碳排放權會計的實施，要求企業會計人員具有全面扎實的專業知識。因此，企業必須不斷提高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充分了解碳排放權會計的基礎理論與方法，以及與之相關的學科知識，進而嚴格有效地執行有關碳排放權會計的環境政策、處理碳排放權會計實務，同時也可以使他們在熟練應用會計技能和經濟管理知識的基礎上，對環境等相關的知識有一定的了解。企業會計人員必須適應經濟發展規律，不斷地更新知識結構，學習和掌握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環境經濟學的知識，了解企業的生產經營業務與資源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此外，企業會計人員還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在實踐中發現和解決問題，修改或擴展碳排放權會計的目標，致力于完善我國碳排放權會計的理論與實踐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