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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現代化治理范文1
關鍵詞：鄉村振興；非農化發展；政策價值
非農化發展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給鄉村社會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讓農村按照農村的模樣存在與建設，讓農村在農村的軌道上發展與振興的思想，更像是一種帶有返歸與惋惜的“理想主義”虛幻表達。從辯證角度看，非農化發展才是更加真實的存在，其為鄉村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發展機會，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會風險。承認與辯證看待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的客觀事實，才是更加有助于鄉村振興戰略價值有效實現的理性選擇。
一、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結構特征及其多重呈現
從本質上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是鄉村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受到外力影響而進行的結構化賡演的必然結果，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非農化發展都意味著農村不再是一個自為自主的社會體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系統網絡中。作為社會系統網絡發展的組成部分，鄉村非農化發展表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具體呈現為鄉村社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等方面。一是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鄉村社會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自養系統，既是鄉村生活共同體的物理載體，也是鄉風文明的物質基礎；鄉村社會非農化主要表現在生活空間非農化與鄉村文化非農化。首先是生活空間非農化。一直以來，農村發展都與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相聯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慮還是政績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村莊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種發展鄉村社會的措施，意圖以城市建設的科學主義與理性發展取代鄉村社會的經驗主義與自然發展。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導致了鄉村生活物理空間的非農化重構，標準化取代個性化，統一性替代差異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隨之而來的還有類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網絡、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約便利的服務。其次是鄉村文化非農化。鄉村文化不會停止變遷，現在的鄉村文化絕對不再是傳統取向、小農社會、封閉穩定意義上純粹的地方性鄉土文明，而是呈現為被放置于工業文明、小農社會化、開放失衡狀態下混融的非農化發展狀態。鄉村文化原有的單一化、同質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異質性特點所替代。原有的傳統文化價值依然產生影響，繼替的文化非農化變遷正在發揮新的價值影響。鄉村文化非農化發展使鄉村文化以本體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兩種形態共同塑造著鄉村社會矛盾的價值觀念。這就是孟德拉斯所謂“文明的沖突”。顯然，鄉村文化非農化是鄉村文化振興必須面對和考量的基本事實。二是農業生產非農化發展。在現代資本主導與市場競爭條件下，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部門，從傳統小農狀態走向現代化主要通過各國的農業保護制度與非農化發展，這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客觀事實與必然趨勢。其中，農業非農化發展主要是指農業勞動力、農業土地與農業資本等農業生產要素的非農化。首先是農業勞動力非農化。現代社會流動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讓固鄉守土的傳統意義的農業勞動力即農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化就業，農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讓“誰來種地”成為世紀之問。總體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農民，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還有租地農戶、返鄉農民、種糧大戶、各類農業資本公司等。無論誰來種地，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非農化都已是客觀事實，即使傳統意義上純粹的農民家戶，也是非單純性從事農業生產的兼業農。顯然，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已經開始改變農業生產結構與生產關系。其次是農業土地非農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為了“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國執行了最為嚴格的耕地紅線制度以保證農業生產。不過，正常經營條件下，占用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經濟效益明顯高于農業用地是常識，也是共識。這樣既能創造就業容納轉移農村勞動力，又能創造財富與稅收，這種比較效益結構是土地非農化使用的根本動力。在此動力驅使下，城鎮化與鄉村社區建設“征地”、資本下鄉“租地”等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來越多的農業用地被非農化使用。最后是農業資本非農化。從歷史角度而言，農業生產剩余主要被體制性地轉化為城市與工業資本。目前國家資本通過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被有計劃地投入農業并沉淀為農業資本。不過，從事農業生產帶來的溫飽有余、富足不夠的事實與經濟理性的指引，讓農民不會跟隨國家戰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積累資金投向非農產業。在利潤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鄉資本從事農業生產要么是農業搭臺、政治唱戲，追求政策紅利，要么是將農業生產引向更能產生利潤的品類與行業。個體與資本的理性行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造成農業資本非農化發展的外部性結果。三是農民生活非農化發展。“農民”作為一個學術性概念主要有階級、制度與職業三重理解，農民現代化是農民適應“傳統—現代”發展模式的角色轉換、職業轉換、身份轉換。正是這三重轉換形塑著農民非農化的生存狀態。農民非農化生存是農民適應現代化發展，獲取生活資料的個體能動性與生存理性的本質表現，主要表現為就業、收入、生活的非農化。在就業與收入的非農化方面，農民就業形式已完全超脫傳統農業領域，呈現為兼業化，非正規就業、非正式就業等特征。在特定國情下，“農民工”稱謂正是農民就業非農化最好的現實注解，多種職業、多項技能幾乎是每個農民必備的生存條件。就業非農化直接帶來農民收入非農化，數據表明，單純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減少，非農化職業收入是農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與保障。收入增加帶來消費能力提高，直接將農民的傳統生活帶入非農化狀態，生活方式、生活內容超越傳統范圍，開始與市場主導的城市生活接軌。總之，農民群體偏重保守、重視倫理的傳統性格正在被非農化改變或取代。
二、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影響具有多層面的連鎖性特點。總體而言，這種影響可從積極效應與消極效應兩方面解析。首先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多重積極效應。非農化發展促進自足經濟向市場經濟積極轉變，成為有效解決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徑；專業、合作、網絡等生產方式正在改變著分散、單一的傳統家戶農業生產方式、組織方式與銷售方式；競爭、開放等市場觀念取代封閉、保守等農耕思想，正在成為塑造“現代農民”的觀念要素。其次是鄉村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消極效應。非農化發展造成鄉村社會基于倫理傳統的社會契約開始失效，既有的社會治理網絡與安全基礎遭到破壞。長期發展而言，這是鄉村現代化發展與進步的必然破舊階段，而短期卻必然造成鄉村社會資本的快速流失。孝養文化、互助網絡的約束力逐步減弱造成社會價值失準；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土地成為資本下鄉賺取政策紅利的獵品；農民被標簽化為落后主體擠出農業生產；農民本體性價值被社會性價值替代，攀比消費、低俗文化流行導致社會關系失衡。二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政策意指。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社會事實與雙重效應表明，辯證看待非農化發展對于促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大政策價值。其關鍵在于如何讓非農化發展更恰當地嵌入既有的鄉村社會結構，促進農村農業現代化，通過外在政策力量引導非農化發展的積極效應發揮并限制消極作用的成長。具體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至少給鄉村振興戰略帶來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黨建引領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為了重構國家與鄉村的制度性聯系，重新整合與凝聚各類鄉村社會主體力量，實現鄉村共同體的“共建共享共治”。通過共同體建設形塑鄉村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性機制，不僅能有效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新的規則、組織等資源要素，而且能增強鄉村社會應對社會資本流失與社會結構解組等負面效應的行動能力。“黨建引領”一方面是保證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實現黨的社會的有力發揮，即由黨的建設出發型塑政黨服務農村與農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的能力，使之成為推動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力量和鄉村非農化發展回應機制建設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動鄉村文化的多元融合與創新發展。鄉村文化振興至少需要重視“三個結合”，即增進鄉村文化建設與鄉村主體文化體驗與表達的有效結合，實現各類文化主體能夠動員與愿意參與的有效對接；促進鄉村文化組織建設與移風易俗的有效結合，緩解鄉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種種弊病，提高鄉村社會生活的文化質量；標準化的公共文化建設要與地方文化、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尊重并引領地方文化自主創新，實現政府提供的與鄉村需要的之間的有效對接。鄉村文化振興能有效引領、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動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村集體能力。市場經濟重塑下的鄉村經濟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規制的集體經濟，但是沒有新的集體化、組織化的鏈接機制，分散化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市場發展的競爭，這導致進入鄉村社會的非農化發展要素如技術、資金等，要么成為強勢資本剝奪弱勢農民的工具，成為無序競爭、不當競爭的來源；要么無法與農村社會的土地、勞動力等原材料有效結合，形成新的農業生產動能。因此，關鍵在于推動農業生產體系建設，實現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民生產的自主能力，進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力量。農業生產“再組織化”至少要考慮三個方面聯結機制的建設，即建設協作機制，挖掘傳統互助與現代合作社的內在優勢，實現分散小農的組織化；建設服務機制，形成服務農業全過程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組織化的服務實現一體化的農業生產；建設規制機制，規范新的資本力量在農業領域的市場行為，保護家戶小農的權利不受資本剝奪。這樣通過“再組織化”方式為非農化發展資源建立有序進入農業生產的規范渠道，使之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有效要素。
參考文獻：
[1][法]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2005年版.
鄉村現代化治理范文2
[關鍵詞]農村低保 鄉村治理 社會和諧 社會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650（2016）02-0006-01
1.農村低保與鄉村治理的互動關系
1.1什么是鄉村治理
鄉村治理是治理理論運用于鄉村研究中產生的一個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認為鄉村治理就是公共權力對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的管理，亦即使，鄉村政府和其他性質不同的村級組織向鄉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物品，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和自主發展。在鄉村治理活動中，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內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構成了鄉村治理機制。具體我國鄉村治理的情況主要表現為：首先是以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為主體的治理結構，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為核心內容，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村民自治委員會，與村黨支部共同管理鄉村社會。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群體，這種“面對面”的人情制約和“人言可畏”的壓力對農村社會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長久積累的村規民約也成為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還有保障鄉村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組織建設鄉村社會的教育、醫療等事業，以及引導農民建立生產和互助組織等綜合性的治理活動。
1.2農村低保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稱“農村低保”，是政府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標準的農村困難群眾，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供差額補助的制度。該制度作為一種扶貧路徑的新創新，在農村特困群眾定期定量生活救濟制度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重點保障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的困難農村居民。農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為主，實行屬地管理，中央財政對困難地區給予適當的財政補助。在實際踐行中，農村低保制度作為―種配置型資源，使村組干部可變通式地將這種自上而下的資源轉化為一種新治理手段納入鄉政府的治理范圍。農村低保在保障貧困農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困難群眾能夠維持基本生活，不致因為無法謀生而出現行為越軌，緩解了社會壓力。溫飽問題的解決也為邁向小康奠定了基礎，也為現代化的鄉村治理制度體系的確立建立了平臺。從法律意義上看，通過保障陷入困難的農民群眾的生活，就保障了農民的生存權等合法權益，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維護鄉村社會穩定，為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2.農村低保實施的問題分析
作為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主體，農村低保在具體實踐中遇到了很多問題。當前，我國農民仍占大多數，農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補差額f，示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與相對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處于擴大覆蓋范圍的階段。這些有待完善的問題阻礙了農村低保功能的正常發揮和農村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農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實施中行政性強、效率低下、缺乏監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鄉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行政體制，鄉鎮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層社會的具體情況，低保名額的確定主要由熟悉鄉村情況的村委干部來完成，而村級干部在具體執行中受鄉鎮政府約束少，農民整體科學文化素質偏低，信息不對稱，因而容易發生主體越位的現象。當前，我國縣級以下的民政部門只設立了少量的低保科，辦公手段滯后，缺乏專門部門和人員的管理和監督。由于農民的一些實際實物收入不易貨幣化，且農作物等受外界影響較大，且一些困難群眾外出務工的臨時收入也難以評定，村干部在衡量時具有很大的隨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農民也沒能被覆蓋在保障范圍之內。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統一立法和專門性的規范農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發的《關于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建議》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指導方案》，各地具體執行和出臺的政策又缺乏權威性和法律依據。這是執行程序混亂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議與農村低保發展前景
鄉村現代化治理范文3
一、依法履職，農經任務獲得了新發展
近幾年來，各級農經部分在黨委當局的指導下，適應農業和鄉村經濟開展的新要求，與時俱進，開辟立異，仔細履職，任務成果明顯，為鄉村變革和開展做出了積極奉獻。重點抓了以下四個方面的任務。
(一)依法增強鄉村地盤承包及流轉治理。近幾年來，各級當局及營業主管部分仔細貫徹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和《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施行方法》，并接踵出臺了一系列標準地盤流轉、妥帖處理地盤承包膠葛、不變完美地盤承包關系的標準性文件，完成了從依托行政敕令向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改變。經過起勁，地盤承擔保理程度分明進步，全省鄉村地盤承包合同簽署率達96.27%；鄉村地盤承包膠葛獲得妥帖調處，化矛盾于底層，據我廳查詢計算，本年上半年，全省發作地盤承包膠葛32029件，經過調停處置29570件，仲裁處置157件；鄉村地盤流轉獲得推進，全省地盤流轉總面積達806萬畝，個中耕地678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11.35%。金堂、雙流引見了很好的經歷，遂寧的蓬溪、射洪獲得了很好的理論結果。
(二)具體維護農人正當權益。近幾年來，從標準農人擔負治理，到鄉村稅費變革再到具體作廢農業稅，中心出臺了一系列優農惠農政策，全省農人人均擔負由2000年的124元下降到2002年的75元，再到2007年的49.9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獲得落實，已有五年沒有呈現因農人擔負過重激發的惡性事情。為順應鄉村情勢轉變，依照中心和省委、省當局的一致擺設，把農人擔負監管重點實時轉向涉農收費，并將地盤征用、惠農政策落實等歸入任務日程，拓寬了監管面。涉農收費價錢公示制、村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準則、農人權益義務監視卡準則，以及擔負監測、告發、反省監視、案件查處等日常監控制度逐漸完美，完成了監視治理任務標準化和準則化，農人正當權益獲得有用維護。三臺縣以前的農人擔負是比擬重的，經過構建減負長效機制，獲得很好結果，資料曾經發給人人。總之，各級農經部分以對黨和人民高度擔任的立場，積極參加和推進鄉村稅費變革等鄉村綜合變革，為鄉村經濟開展和鄉村社會不變，做出了應有的奉獻。
(三)鄉村集體資產和財政治理標準化建立穩步推進。近幾年來，制訂完美了財政、資產、審計等方面的規章，指點集體經濟組織樹立健全治理準則，使村社財政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鄉村集體財政和資產治理標準化建立正在穩步推進。上一年底計算，全省50767個村中，有村組管帳人員51209名，個中獲得《管帳證》的22265名，占43.8%。執行管帳集中辦公的鄉鎮1518個，占33.7%，觸及16579個村；執行管帳委派的鄉鎮231個，占5.1%，觸及2545個村；執行管帳托付署理的鄉鎮1632個，占36.2%，觸及19892個村。
(四)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指點任務逐漸增強。多年來，省委、省當局高度注重，有力地推進了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的開展。各級農經部分在家庭承包運營準則不不堅定的根底上，本著“民辦、民管、民受益”的準則，克制堅苦，遍及加大了任務指點力度。截止2007歲尾，全省共有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10593個，成員到達515.21萬名，帶動農戶530.75萬戶。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中，農人專業協作社4427個，個中曾經執行農產物出產質量規范的協作社2012個，樹立了農產物質量平安追溯準則的協作社237個，注冊了商標的專業協作社422個，經過無公害農產物、綠色食物、有機食物等各類農產物質量認證的專業協作社3697個。2007年，專業協作組織一致發賣農產物73.33億元，一致購置農業出產投入品31.41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累計到達11.92億元。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已成為我省開展農業和鄉村經濟的一支主要重生力氣，有力地推進了農業財產化運營和鄉村經濟的開展。在專合組織開展方面，樂山市起步早，開展較標準，成效明顯。
二、順應情勢，充沛看法農經任務面對的新要求
跟著鄉村變革和開展的縱深推進，鄉村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不時展現。一是開展現代農業對農經任務提出新要求。現代農業的特征是商品化，偏向是集約化，目的是財產化。要順應開展現代農業的需求，就要不時立異與之相順應的農業出產運營方式和組織方式。因而，促進鄉村地盤流轉、開展適度規劃運營，加速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進步農業出產組織化水平，是新期間農經任務的重點。二是農人權益維護日益緊迫。跟著城市化、工業化歷程的加速，占用農人集體地盤、鄉村生齒遷入城鎮、鄉村社會融入城市歷程不成逃避；根本農田維護、被征地農人的權益維護和社會保證等問題，成為各級指導關切、社會各界存眷、廣闊農人關懷的大事。三是減輕農人擔負機制需求進一步健全和完美。單個當地指導對減負任務的長時間性、復雜性和艱難性看法缺乏，思維有所渙散；在城鄉統籌開展進程中，當地求開展的要求過于急迫，一些根底性工程如新村規劃、舊村革新、興辦公益事業等都需求很多投入，農人擔負呈反彈趨向。四是農經部分本身建立需求增強。從全省的狀況看，有的當地農經機構被撤并、農經步隊被減弱、農經本能機能被弱化。截止2007歲尾,共有縣、鄉農經機構3369個，但不少是虛設。縣級農經人員1545人，鄉鎮8068人（個中約60%是兼職）,均勻每個鄉鎮1.82人；按崗亭性質分，事業人員7808人、占96%，公事員175人、占2.2%，其他85人、占1.8%。從各地反應和我們查詢的狀況看，除了少量鄉鎮當局設置農經崗亭，錄用一些公事員從事農經任務外，大都鄉鎮的農經干部在鄉鎮事業單元的公益性效勞本能機能崗亭競爭中保存了事業編制，兼職從事農經營業任務，這就形成農經任務依法行政、履職堅苦的場面。
農經任務在面對諸多問題的還，也面對新的課題。省委九屆四次全會提出加速開展義務，將農業現代化作為“三化”思緒之一。奇葆書記和巨峰省長對農業開展定位提出了明白要求，就是要在確保糧食平安的前提下，鼎力開展特征效益農業，推進農業財產化，構建現代農業系統。要開展現代化農業，沒有地盤流轉、集中，規劃化運營就是空論，各級農業部分，尤其是農經部分要在開展現代化進程中，解放思維，改變觀念，不時探究立異地盤流轉、集中的新形式，不時總結完美農人專業協作社開展的經歷，為農業現代化開展供應政策支撐。
三、克意進步，推進農經任務邁上新臺階
在新情勢下做好農經任務，推進農經任務邁上新臺階，必需解放思維，克意進步，科學掌握農經任務面對的新要求，準確處置好五個關系：一是處置好不變與變革立異的關系。不變是根底，是確保廣闊農人群眾好處的根本前提，是順暢完成各項農經任務義務的需要前提。農經任務一直與鄉村的不變和變革立異嚴密聯絡在一同，跟著工業化、城鎮化歷程的加速，我國社會構造發作了嚴重轉變，處理分歧好處群體之間的矛盾，構建鄉村調和社會，促進農業和鄉村開展，成為農經任務的主要內容。二是處置好維護農人權益與開展出產的關系。維護農人權益和開展出產實質上是一致的，必需統籌。只要出產開展了，才干為增收打下堅實的物質根底；只要收入添加了，才干從基本上調動農人的積極性，完成廣闊農人群眾的久遠好處和權益。三是處置好律例政策建立和貫徹落實的關系。鄉村變革的深化和鄉村經濟的開展要求我們必需要注重法制建立。近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人專業協作社法》、《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地盤承包法>施行方法》等司法和配套律例接踵出臺，鄉村運營治理的各項任務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格式正在逐漸構成。我們要把精神更多地投入到抓貫徹、抓落實上來。四是處置好治理和效勞的關系。中心提出扎扎實實推進效勞型當局建立，把公共效勞和社會治理放在愈加主要的地位。農經部分切近底層，切近農人，要依照中心的要求，起勁完成治理與效勞有機連系，在依法抓好治理的根底上展開效勞，在效勞中施行治理，經過效勞強化治理，在立異治理中提拔效勞。五是處置好本身建立與增強部分共同的關系。農經任務眉目多、義務重、責任大。我們必然要摒棄傳統觀念的局限，加強大局認識、立異認識，審時度勢，在抓本身建立的還，本著有利于維護農人群眾的權益、有利于強農惠農政策的落實、有利于農經任務開展的準則，積極自動地增強與有關部分的協調、溝通、共同，經過樹立諸如“聯席會議準則”、“結合發文”、“結合反省”等互動共同任務機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做好農經任務。
(一)以完美鄉村地盤承包關系為中心，立異地盤流起色制，開展地盤適度規劃運營。要實在完美地盤延包后續任務，加速推進承包運營權證的發放，樹立健全地盤承包運營權注銷準則，增強地盤承包檔案標準治理。在依法自愿有償的前提下，積極探究地盤承包運營權流轉新機制。指導農人以地盤承包運營權入股組建協作社，協作社自立運營或流轉給專業化出產企業、業主集中運營，完成地盤的規劃化、集約化、專業化出產，不時提拔地盤收益和經濟效益。金堂縣轉龍鎮的“大、小集中”形式值得借鑒，其做法首要是以地盤承包運營權入股，組建地盤股份協作社，執行“按股分紅、一致運營”的方法，施行地盤運營“大集中”，當前，該鎮已引入龍騰、金福、金輝公司等農業財產化企業在仙人橋等村流轉2200余畝地盤，成片開展蠶桑1000余畝，開展桑園雞1200余畝，帶動農戶新種桑3000多畝，估計戶均增收2000元以上；按照協商互利的準則，由鎮、村、組牽頭對局部農戶承包地盤按規劃運營趨向交換重組，變零散渙散為相對集中，施行地盤運營“小集中”，該鎮仁和村8組施行地盤交換重組，把本來295塊旱地釀成了目前的27塊，由本來的83塊稻田釀成了目前的27塊，新增耕地1.8畝，引進業主開展以蠶桑為主的種養殖業及林下綜合開拓200畝，帶動20畝以上規劃運營的農戶5戶。遂寧市已建地盤流轉協作社114個，入社農戶17545戶，成員總數61571人，集中運營地盤面積48691.3畝。探究地盤承包運營權股權化，指導農人以地盤承包運營權的悉數或局部折價入股，作為企業的投資，接納“保底收入、紅利分紅”的方式來一起開展農業和鄉村經濟。有前提的當地樹立流轉效勞中間，建立地盤流轉平臺，對地盤流轉的供求信息進行匯集和，承受農戶托付流轉地盤，指點出讓方和受讓方簽署合同，樹立地盤承包運營權流轉檔案，促進地盤的順暢流轉，完成作哈副省長提出的耕地流轉目的。還，還要研討加速鄉村地盤承包運營權流轉的詳細辦法，雙流縣連系鄉村產權準則變革試點任務，應用鄉村地盤承包運營權典當向鄉村信譽聯社借款獲得了打破，該縣宗富枇杷栽種專業協作社等四家協作社應用本社社員141畝鄉村地盤承包運營權，向鄉村信譽聯社典當借款融資100萬元，為農人出產運營開拓了新的融資渠道；成都會組建成立了市鄉村產權流轉擔保公司，對地盤承包運營權等鄉村產權的流轉展開擔保營業，確保地盤流轉和規劃運營正常有用進行。與此還，還要持續推進鄉村地盤承包膠葛仲裁試點，妥帖處置鄉村地盤承包膠葛，化解矛盾，實在維護鄉村社會不變。
(二)以貫徹施行《農人專業協作社法》為契機，促進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又好又快開展。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中國特征農業現代化路途的主要內容。我們要緊緊掌握時機，加速促進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的開展。一是仔細履職。各級農業部分要把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上升到現代農業準則建立的高度來看法，把開展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作為建立現代農業的大事，列入往后的重點任務內容，實在抓緊抓好。要嚴厲依照《農人專業協作社法》和川府發[2008]5號文件付與農業行政主管部分的職責，仔細擔任地做好農人專業協作社的各項任務，要實時向本地黨委、人大、當局報告請示有關任務，爭奪指導注重。要牽好頭，服好務，自動增強與開展變革、財務、工商、稅務、金融等有關部分的協調溝通，構成各方面支撐農人專業協作組織開展的合力。二是制訂攙扶政策。各級農業部分要自動與相關部分協分配合，制訂出有利于促進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加速開展的攙扶政策。我廳預備整合各類項目資金，盡可能會優質糧食財產工程、農業規范化、測土配方施肥、科技入戶、鄉村適用人才培訓、科技示范場等各類農業財務專項和根本建立項目，托付有前提的農人專業協作社施行，開拓有當地特征的名特優農產物，開展特征效益農業。積極展開農人專業協作社產物直接進入城市大型超市、在城市樹立連鎖店、直銷店等試點任務。積極接納支撐、補助等方法，普遍發動和組織有前提的農人專業協作社參與有關農產物買賣洽商會、博覽會等運動，協助農人專業協作社開辟產物市場。探究與有關金融機構結合授信等方法，協助處理農人專業協作社借款難的問題。探究經過農人專業協作社展開農業保險的有用方法，協助農人專業協作社防備化解市場風險和天然風險。三是標準開展。要以貫徹施行《農人專業協作社法》為契機，以示范項目建立為載體，重點依托省、市、縣三級任務平臺，展開培養“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運動。各市縣依據本地優勢財產或特征財產，連系分歧財產開展狀況，每個市縣每年要培養“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3—5個，省上從市、縣級示范社中每年擇優培養100個省級“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做大做強一批財產根底牢、運營規劃大、質量平安優、品牌效益高、出口才能強、效勞設備全、帶動農戶多、社會結果好的示范專業協作社。四是搞好立法調研。“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農人專業協作社法》施行方法”正緊鑼密鼓進行立法調研，下一年爭奪出臺。各市州要展開響應的調研任務，為“施行方法”的出臺獻計獻策。總之，全省上下齊心合力，到達作哈副省長提出的新建農人專業協作經濟組織的要求。本年，恰當時分再專門召開一次農人專業協作社建立經歷交流會，評選表揚一批開展相對標準的農人專業協作社示范社。
(三)以避免農人擔負反彈為重點，逐漸完美農人擔負監視治理長效機制。2007年，全國農人擔負呈現了稅費變革以來的初次反彈，作為農人擔負監管部分，對這個景象要惹起高度注重。起首要健全農人擔負監管的長效機制。在首要指導負總責，相關部分齊抓共管的任務運起色制根底上，重點完美涉農收費文件“審核制”、涉農價錢和收費“公示制”、鄉村公費訂閱報刊“限額制”、農人權益義務“監視卡制”、涉農案（事）件“責任追查制”等五項根本準則。要持續對農人擔負較重、問題較多的縣（市）展開綜合管理。要會同有關部分深化展開對重點范疇的專項管理，集中抓好農人建房多收亂罰、鄉村中小學亂收費、向農人專業協作社亂收費等三方面的專項整治。農人擔負反省準則，不時進步反省質量，重點督辦查處因修路強行向農人集資分攤、變換方式向農人亂收費和平調、調用農人各類補助賠償款等三類問題。還增強對“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查詢、指點和監管，在政策界線內指導農人經過“一事一議”改善本身的出產生涯前提。有前提的當地可以選擇試點，探究樹立以當局津貼資金為指導、籌補連系的村級公益事業建立投入機制。
(四)以完美鄉村財政治理標準化為抓手，積極推進鄉村底層黨風廉政建立。鼎力推進財政治理常常化、標準化、準則化，具體落實財政公開和民主辦財準則，做到真公開和常公開，是增強鄉村黨風廉政建立的主要內容之一。要加大施行財政公開的任務力度，進步公開質量，務必使農人群眾稱心。積極推進鄉村底層黨風廉政建立。要夯實根底任務，增強行業規范建立，推進各項集體資產和財政治理準則、任務流程、財政帳簿報表、資產臺帳、檔案治理的標準建立和普及。本年爭奪創立全國第二批鄉村集體財政治理標準化示范單元9個；還，我們正在積極籌措，每年展開100個省級鄉村集體財政治理標準化試點。各市（州）、縣也要制訂規劃，接納有力的辦法，完成作哈副省長提出的到2012年財政治理標準化的村到達80%以上的目的。
(五)完美機制，進步才能，確保各項任務落到實處。增強農經任務，不變農經步隊，是各級黨委、當局增強農業和鄉村任務的詳細辦法。《國務院關于深化變革增強底層農業技能推行系統建立的定見》（國發[2006]30號文件）中明白指出：“鄉村運營治理系統不再列入底層農業技能推行系統，鄉村地盤承擔保理、農人擔負監視治理、鄉村集體資產財政治理等行政本能機能列入當局職責，確保實行好本能機能。”這證實中心對農經任務極端注重、農經任務十分主要。各市、州要積極與有關部分溝通、協調，多報告請示狀況，多反映問題，實在理順農經任務體系體例，確保鄉村地盤承包、農人擔負監管、鄉村集體資產及財政治理等各項任務在鄉鎮有機構承當，有專人擔任，把黨的方針政策落到實處。關于農經總站參公治理的問題，廳黨組長短常注重的，正在積極做任務。
鄉村現代化治理范文4
【關鍵詞】鄉村治理 困境 對策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國家的治理體系和能力已經難以適應不斷變化了的現實和實踐，面臨著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發展、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社會結構分化和整合等給治理帶來的挑戰。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的難題和挑戰就更明顯，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顯得更為緊迫。
變遷中的鄉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鄉村治理的難題不僅在于區域大、差異明顯，而且在于體系更不健全、能力更為薄弱，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更重要的是鄉村社會基礎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三十多年，是中國鄉村社會變化最激烈的時期。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先來看改革前的中國鄉村，從比較中才能看出這種激烈的變化。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國家發動合作社運動乃至后面的運動，對鄉村社會進行了徹底的結構性改造和重構：土地實現集體所有制，傳統的士紳階層和地主階層基本上被消滅了；廣大農民被編入了以生產隊為單位的政經合一體制，傳統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緣為組織原則的結構大為弱化；政治動員、行政管理取代鄉規民約，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和運行機制；戶籍制度將城鄉分割為兩個不能自由交流、交換和流動的封閉性社會。在這種結構性環境中，個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選擇性非常之少，相比傳統時代，這個時期的鄉村社會處于強整合狀態，社會結構更為單一，政治身份替代經濟地位、傳統聲望和文化資本成為社會等級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會空間幾乎不存在。這對于鄉村社會秩序而言不僅不構成任何挑戰，反而是堅強的基石。如果說當時鄉村治理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沒有活力以及政治運動的破壞性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的鄉村情況就大為不同，既沒有回到革命之前的傳統時代，又缺少時代的強制性超穩定，鄉村社會結構和基礎處于急劇變遷之中。中國的經濟改革起步于農村，即農村實現。這一改革誘發農村社會的全面變遷。首先，實現后，生產單位從生產隊回歸到家庭，家庭不僅是消費、生育養育、教化的生活單位，而且也是生產單位，生產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發展，家庭有權安排自己的勞動力，由此引發家庭的多種經營模式。與此相關的是，村落內部的經濟聯系在削弱。雖然中央一直提倡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是實際上，農村“統”的體制機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莊幾乎不存在了，農村水利設施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政府沒有錢、集體經濟瓦解、村莊聯系紐帶削弱等而得不到維護和建設。相應地，農村體制演變為鄉政村治體制，特別是從80年代后期開始，鄉村實現了村民自治，政府與村莊的聯系遠不如以前密切，稅費和計劃生育成為政府干預鄉村社會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與村民沖突和緊張的節點。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農民負擔過重和嚴厲的計劃生育工作，引發農村干群關系極度緊張，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現干群沖突事件。這個時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鄉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莊公共事務缺乏供給主體；二是干群關系緊張；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構緩慢。
當然，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確立以后，對鄉村治理構成最大挑戰的還是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鄉村社會結構變遷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上：一是人口結構維度。自從實現改革后，農民不僅獲得了自主的農業生產經營權，而且獲得了勞動就業選擇權，由此，原來被束縛在農村土地上的剩余勞動力得以大量釋放，在隨后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進程中，農村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經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說80年代只是剩余勞動力外出，那么進入90年代，外出的不僅僅是剩余勞動力，連農村和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都在外出，因為農業勞動無法增加農民的收益，甚至成為負擔，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現在。由此，中國農村青壯年人口紛紛離開，出現農村人口迅速老齡化以及大量留守兒童問題，農村人口結構呈現“386199”（婦女、兒童、老人）三留守現象，大批村莊“空心化”、“老齡化”、“空殼化”，我們曾用“農村很散、農民很老、農業很弱”來描述新三農，這就是新的鄉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農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個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僅如此，一些農村地區，連基本的治安都難以維護；更大的挑戰就是農村養老問題，農村養老不但缺錢，更缺人力。人口結構變遷背景下鄉村還存在許多其他治理問題，比如村莊公共事務難以正常開展，民主自治無法正常運行，鄉村現代化更是困難重重，新技術、新觀念難以推行，更談不上社會創新。
第二個維度就是鄉村社會分化。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為社會分化提供了契機，鄉村社會分化與城市社會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顯。一方面社會分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相比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社會分化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顯神通的機會，從而使不同的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獲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轉型過程中存在著制度不合理、權力尋租和市場行為不當不法（如假冒偽劣）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社會分化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分化又反過來進一步影響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體到鄉村，不論是收入分化還是階層分化等，都是相當明顯的。農村收入差距擴大成為事實。與收入差距相關的就是鄉村社會階層的分化。在計劃經濟時代，鄉村社會雖然也有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但是這更多的是政治符號，當時主要只有兩個階層：干部與社員。而改革開放后，鄉村社會分化成至少有8個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鄉鎮干部階層、鄉鎮企業家階層、農村個體工商戶階層、農村雇工階層、農村知識分子階層、鄉鎮企業工人階層、農村私營企業家階層。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有不同的社會影響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為。在這樣的階層格局下，鄉村治理顯然比以前更復雜、更具挑戰性。最大的挑戰就是在鄉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體現不同階層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層階層對中下層階層的剝奪，又要避免中下層對上層的對抗，階層之間的社會團結成為鄉村治理的頭等課題。鄉村社會階層分化，改變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和目標，如果能實現階層的社會團結，那么鄉村的治理和發展將不再是難事。
第三個維度就是村莊類型多樣化。由于歷史傳統、地理位置、人口結構、社會經濟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莊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表現很不同，呈現出多樣性態勢，不再像之前那樣絕大多數農村都是一種產業形態、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會構成等。中國有60多萬個行政村、幾百萬個自然村，每個村莊都有其個性。有的人將當前的村莊劃分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區”、“超級村莊”等。由于劃分標準不同，可以有不同類型的村莊分類，比如根據人口進入和外出情況，也可以分為三類村莊：外來人口多的村莊、外出人口多的村莊、沒有外出和進來的村莊；還可以按地形劃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雖然有些類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類型村莊，但是這種自然因素也會影響村莊的社會經濟，從而影響村莊治理。比如中國目前最窮的連片特困農村大多位于高寒偏遠、沙漠戈壁等地理條件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村莊由于貧困或者不發達，它們面臨的治理問題顯然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村莊。村莊的多樣化和個性化，表明村莊治理應該是多樣性的、個性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固守于一種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滿足村民的需求和實現村莊的團結、發展。
邁向多元自主的鄉村治理
在過去三十多年，鄉村社會在變化，而鄉村治理也沒有停滯，問題在于鄉村治理的調整變化跟不上鄉村社會的整體變化，因此鄉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戰由此而生。鄉村治理的調整和變化基本上按照這樣的軌跡進行：從國家與鄉村的關系上，鄉村治理更多的向著自治方向演變，但是出現自治與行政化搖擺不停的問題。一方面由于鄉村經濟基礎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傳統的集體化治理機制已經不再有效，由此國家將村民自治機制和制度引進鄉村。但是另一方面鄉村依然承擔著農業生產、支持城市、工業發展的重任，于是國家對鄉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無力承擔鄉村公共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既希望于讓渡權力讓村莊自治，由村莊自身解決一些公共服務和公共事業發展問題，與此同時，又不能不向鄉村汲取更多的資源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服務，因此又得強化對鄉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動員。村民自治制度就是為了滿足這樣兩種有著明顯張力的需求而設計的。在自治層面，由于不同村莊的人口結構、經濟條件、歷史傳統不同，有不同的表現，盡管有少數村莊在自治過程中不僅能完成政府的任務、有效解決問題，而且還能增進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團結，但是大多數鄉村自治并不盡人意。
雖然不同村莊特別是不同類型的村莊面臨的治理問題有所不同，但是，它們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具體而言，當前鄉村治理存在著這樣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第一，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城鄉存在著明顯的公共服務差異。雖然這幾年國家不斷加大公共服務投入，但是，公共服務質量遠不能滿足農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務存在傳遞不足問題，不能很好地抵達村民那里，這里的約束因素是公共服務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務機制不健全。許多農村公共服務存在有事沒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農村由于缺乏高質量的村醫，因此農村醫療健康服務包括公共衛生健康服務無法得到很好的傳遞。在村莊，由于沒有公共服務的專門機構，因此村委會就擔當著政府公共服務的一些職責，但是村委會不但人手不夠，而且由于不具備政府功能，因此難以勝任公共服務的傳遞，反而損害了其擔當村莊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莊公共事務有事沒人做、有事沒人愿意做、有事沒錢做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莊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對自然村的公共事務可能感興趣，但是對行政村公共事務冷漠；三是村莊原子化、個體化日趨嚴重，認為公共事務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與自己無關。第四，村莊的社會團結出現問題。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個體化問題，人們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務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問題，影響到村莊的社會公正，從而導致許多不滿、糾紛乃至沖突等，直接影響到村莊團結。第五，傳統的村規民約和團結文化在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和科層化中遭受損害和破壞，村民變得更加自我和個體化。同時不同村莊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問題，比如超級村莊存在外來人與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貪污問題；城中村存在著治安、外來人口管理、環境衛生問題等；欠發達村莊存在貧困、空心化等問題。
總括起來說，當前鄉村治理存在機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錯位、村民參與不足和團結不高、共同體衰落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首要的還是要求政府發揮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體地說，政府應在公共資源投入與機制改革兩個方面發力：首先政府應該加大公共服務資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還不足以解決公共服務短缺問題。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全面承擔和提供，特別是在欠發達農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應該承擔更大的公共服務投入責任。在公共服務方面，不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務投入，還要增加對生產性公共服務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飲水、污水和垃圾處理、教育、醫療衛生、信息設施、技術服務等。其次，政府在資源投入和運作機制上進行創新改革，資源投入和運作應以培養治理能力、激發村民參與和合作、滿足需求為目標，不能僅僅為了投入而投入。在機制上，國家應該還村委會以自治本來面目，讓其真正從事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而在村莊層面建立公共服務運行機制時，一方面要強化公共服務的專業化，另一方面將公共服務更好地與村民需求對接。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務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現有的公共資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決公共服務人才待遇問題，或者不注重這個問題解決，更不注重加大農村公共服務人才的培養。目前農村公共服務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進的人才也想辦法逃離，嚴重地影響到農村公共服務的質量。國家在一些貧困地方實施特崗教師政策，吸引了不少剛畢業的大學生到貧困地區特別是農村學校任教，不僅解決了農村學校師資短缺問題，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師質量，明顯地改善了當地的教育條件。這個實踐經驗可以應用于鄉村其他公共服務人才引進和培養上。與此同時，國家還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資源，改變配置方式，誘發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上，比如實施以獎代補的財政配置機制，加大向村莊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力度。不管怎樣，國家資源配置機制改革應該以激發村民參與、合作為先決條件。只要每個村莊有更好的自治機制、自主參與機制和合作機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決村莊治理中出現的難題。
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還有賴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幫助。這里的關鍵還是國家要鼓勵外部的社會組織進入鄉村，幫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組織能力，更要激發他們參與村莊治理的動力。在這方面國家有兩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稅收優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冊政策支持參與農村治理的社會組織發展，另一個是財政工具，政府可以購買一部分社會組織的服務，讓社會組織參與到鄉村公共服務建設之中，由此借助于社會組織，增強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紀30年代，有一批知識分子就憑借著他們的知識技能，發動鄉村建設運動，試圖解決當時阻礙中國發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窮、散”痼疾。雖然這個運動由于歷史原因并沒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勵著當今一少部分知識分子嘗試著在鄉村開展建設，其中鄉村治理是他們所重點關注的。如果國家對這些行動給予政策和財政的支持，將會激發更多的社會組織參與到鄉村的發展之中，會大大地提升鄉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鄉村現代化治理范文5
二是我國9億農民的城市化過程，是一個要持續很多年的漫長過程，大部分農民還要依托于村莊生活。新農村建設的個核心就是，要讓依托村莊生活的農民也可以享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好處。
如何在農村人、財。物必然自動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讓他們享受到現代化的好處?或者說新農村建設應該如何開展，就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當前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
農民收入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農民增收有兩個基本途徑，一是務農，二是務工經商。現在務農已不可能有多大的增收空間。而在務工經商方面，最近十多年，進城務工經商農民的報酬基本沒有變化，在就業機會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況下，進城農民越多，勞動之問的就業競爭就越激烈，勞動力價格就越低。因此，從長遠來說，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將長期慢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
在農村人、財、物不斷流出的背景下，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同時因為農村公共品需求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得農村公共品離開了社區的力量，國家根本無法有效供給。例如國家可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卻無法使千家萬戶的小農與大中型水利設施對接；國家雖然投入巨資治理淮河，卻不可能去管農民將麥秸堆到排水溝的事情；國家可以為農民修農村通的公路，卻不可能將村莊環境整治好。
站在農民主體的立場，一方面農民的經濟收入在緩慢增長，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已大大下降，農民溫飽問題早已解決，閑暇時間很多，物質福利在不斷地增加。另 方面因為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農民的主體地位逐步喪失，人際聯系解體，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減少。
綜上所述，當前農民并不是苦于沒有解決溫飽，而是苦于正在喪失生活的意義；不是苦于現實的物質生活匱乏，而是苦于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不是苦于消費水平沒有提高，而是苦于人與人的信任正在下降；不是苦于生產勞動強度太高，而是苦于生活方式變化太快；不是苦于經濟收入沒有增加，而是苦于整體福利正在減少。總之，不是苦于純粹物質的方面，而是苦于精神和社會的方面。換而言之，當前的農民問題不純粹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不純粹是生產方式的問題，而更是生活方式的問題。
稅費改革與新農村建設的兩種不同邏輯
回頭來看2003年以來的農村稅費改革及新農村建設，可以獲知兩種完全不同的邏輯。
這幾年，國家十分英明地取消了農業稅，也取消了義務工和其他面向農民的收稅收費，還取消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收費，推進農村合作醫療，開展農村低保，給農民各種補貼等等。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在于兩點：一是徹底改變了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系，二是緩解了干群關系。可以說，稅費改革及其后來的新農村建設，從政治上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過，農村稅費改革的政治邏輯并非無可檢討之處。具體有二：
是雖然減少乃至取消了幾百億的農業稅及相關稅費，甚至每年拿出幾百億補貼稅改，但國家補貼并不足以彌補縣、鄉、村三級因為稅改減少的收入，所以就有了一種說法，即“稅費改革倒逼鄉村體制改革”。鄉村體制的確需要改革，但以稅費改革倒逼著進行，其重點就只在于減少鄉、村兩級的支出，而并非改革鄉村體制。為減少鄉、村支出的目的，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鄉村體制改革辦法，諸如撤鄉并鎮，合村并組、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取消村民組長等等，然而后果都是削弱了鄉村行政的能力，減少了鄉村治理的資源，其中取消村民組長的性質尤其嚴重。
第二，盡可能將向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不經過各基層政府而直接發給農戶，雖然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但這樣做既提高不了農民的收入，又解決不了農村所面臨的嚴重公共品困境，而國家也不可能直接為農民提供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種公共品，其結果往往是，國家給農民每畝補貼了40元，農民卻因為公共品供給的不足，每畝又損失了400元。從治理角度來看，目前弱化鄉村基層政權及國家直接補貼到戶的政策經濟上很失敗，但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對于中國這樣有著g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如果政治的邏輯長期偏離治理的邏輯，其后果將會非常嚴重，最終政治上所得好處還會失去。因此，從治理的角度看，當前中央的農村政策有待調整，各級政府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也有待重新考慮。
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
是要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使農村基層組織具有主導鄉村治理的能力。這其中關鍵是要有基層組織隊伍，要有治理資源和治理能力。在農村人、財、物外流的現代化背景下，指望農民內生形成秩序，實在是不切實際。
鄉村現代化治理范文6
關鍵詞：休閑農業；特色小鎮；規劃策略
0引言
特色小鎮建設是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江蘇作為“魚米之鄉”和沿海發達省份，休閑農業特色小鎮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已經引起關注。高卓、王健（2018）[1]分析了農業特色小鎮文化建設；王瑋、黃春曉（2018）[2]研究了江蘇農業特色小鎮的現狀和發展路徑；蔡宇超、唐依依（2018）[3]研究了江蘇農業特色小鎮的產業發展。本文擬從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建設的意義出發，分析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發展目前存在的問題，最后從規劃視角提出優化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的策略。
1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建設的意義
促進休閑農業特色小鎮的建設發展，對于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傳承優秀農耕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1.1促進鄉村振興，縮小城鄉差距
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中，城鄉差別是重點。鄉村振興和特色小鎮建設是解決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作為城鄉差距最小省份，通過特色小鎮建設，改善農村民生，優化城鄉布局，促進農業現代化，實現城鄉服務均等化，可以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
1.2促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產業升級
農業現代化是徹底走出傳統農業社會，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必由之路。農業現代化有多種發展路徑，休閑農業是一種重要路徑，有利于實現江蘇的農業現代化，也有利于江蘇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建立，促進農業產業體系的優化升級。
1.3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城鄉消費升級
農業休閑小鎮擴大了農業和旅游業發展空間。一方面，厭倦城市生活的人們向往鄉村田園風光，希望去鄉村、小鎮、田園去旅游和體驗生活，去升級消費層次；另一方面，地處鄉村和小鎮的人們希望通過休閑農業發展來實現現代化和收入提高，當地居民提高收入后也可以更好地消費和生活。
1.4有利于江蘇優秀文化的傳承創新
江蘇“魚米之鄉”特色鮮明，耕讀文化傳統深厚，歷史上就是最富庶之地，也是南北文化交匯區域，農業文明源遠流長，人文景觀遍地皆是，風格迥異的吳韻漢風概括了江蘇的文化特征，“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作為亞歐大陸橋東橋頭堡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優秀文化傳統需要進一步傳承創新，休閑農業小鎮可以有效地擔負起這個重大歷史責任。
2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建設面臨的問題
江蘇是中國唯一同時擁有大江大河大海大湖省份，省內基本都是平原，河網密布，農業休閑特色小鎮的發展條件較好，但是仍然面臨一系列的問題。
2.1工業化和城市化使鄉村環境面臨污染破壞風險
作為長三角、長江經濟帶和沿江城市群主要組成部分，江蘇省是工業最發達省份。拓展的城市、鄉鎮企業、工業園區等不斷侵蝕鄉村資源，在沿江和蘇南地區尤為明顯，太湖、淮河等環境治理壓力大，農村面源污染形勢嚴峻，水、土壤、空氣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影響了休閑農業發展。
2.2城鄉差距使鄉村公共服務設施不足
休閑農業小鎮需要現代公共服務設施配套與支撐，作為鄉村建設較好省份。城鄉差距和鄉村公共服務設施的不足，影響了鄉村地區的現代化，也影響了休閑農業的發展。
2.3文明建設不足，優良傳統文化傳承不夠
作為文明繁盛之地，有“天下才子出三江”之說，江蘇為三江之首，耕讀傳統深厚，南北交匯的地理區位和通江達海的開放胸懷，使江蘇文明發展一直走在全國前列。鄉村地區相對較為封閉，蘇北農村尤甚。鄉村封建思想影響和市場經濟沖擊，使優良傳統文化沒有得到較好傳承，封建迷信、賭博、拜金等現象屢見不鮮，影響了現代農業休閑特色小鎮發展。
2.4休閑農業特色沒有凸顯
魚米之鄉的農業資源豐富，具有發展休閑農業的先天優勢。由于地域分割和過于強調農業某一方面優勢，導致各地農業產業單一現象突出，蘇南、蘇北、沿海、沿江、沿湖、沿河及內陸各有優勢產業，但是沒有農事體驗、休閑觀光、養生度假、民歌民謠、節慶活動、手工藝品、特色農產、餐飲住宿、文化展示等綜合考慮，影響了農業休閑功能發揮。
2.5水鄉田園風光遭到侵蝕
由于鄉鎮企業發展和城市化推進，圍湖造田、填河造田等情形時有發生，使水鄉面貌發生很大變化，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注重生態保護，很多地方農作物種植品種較為單一，河湖圍網養殖較多，化肥農藥農膜使用過度，水鄉田園風光遭到了一定破壞。
2.6現代服務支撐體系不足
現代特色小鎮離不開現代服務體系支撐，很多特色小鎮都是在傳統小鎮基礎上建設，傳統小鎮處于城鄉之間，缺少像大城市那樣現代服務支撐體系，醫療衛生、休閑養老、購物娛樂、交通出行、教育培訓、政府服務、餐飲住宿等較為缺乏，影響了休閑農業小鎮建設。
3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規劃策略
由于江蘇休閑農業特色小鎮在規劃建設中面臨這樣和那樣的一些問題，建議在休閑農業特色小鎮的規劃發展中，選用如下一些規劃策略。
3.1立足魚米資源，打造水鄉特色
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的先行區和傳統稻作發達區，水域面積比例較大，淡水資源豐富，坐擁長江、淮河、大運河、太湖、洪澤湖等河流和湖泊，東臨大海，可以大做水文章，突出水鄉特色。像稻作、荷藕、芡實、螃蟹、魚蝦、海水養殖捕撈等資源豐富，陽澄湖大閘蟹、盱眙龍蝦、金湖荷藕、長江三鮮、太湖三白名聞天下，在規劃中，充分發揮水鄉觀光、農事體驗、特色美食、休閑宜居、健康養老、會議會展等休閑農業產業。
3.2發掘文化資源，傳承吳韻漢風
作為南北文化交匯之地，兼具南北方特點，沿江及蘇南是吳文化發源地，吳語軟儂，淮北又是楚漢風云之地，漢風濃郁，蘇中兩者兼具，形成中國特有的文化遺存和文明特色。文化資源豐富，歷史文化名城和勝跡眾多，歷史遺跡和血脈中的文明，都值得充分發掘。
3.3注重城鄉結合，發展生態優勢
特色小鎮是城也是鄉，是城鄉的橋梁，與城市相比生態優勢明顯，與農村相比，現代設施豐富。要注重城鄉結合，發揮生態優勢，打造生態宜居之地，成為市民綠色家園和城市化新的發展空間，成為鄉村振興重要抓手，使生態特色貫穿在休閑農業特色小鎮建設的始終。
3.4保護人文資源，實現古今融合
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最多的省份，人文薈萃，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徐州、揚州位列九州，南京是六朝古都，蘇州地區為吳文化的中心，在眾多人文資源和古城古鎮中，可以追憶歷史，在高鐵高樓旁又可以感受現代，在規劃休閑農業小鎮中，保護好古跡，又體現現代文明氣息，實現古今融合。
3.5結合功能分區，培育農旅混合城鎮
隨著淮河生態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全省各功能區逐漸明晰，相互有一定差異，發展路徑也不同。蘇南走在現代化前列，蘇中蘇北追趕越來越快。長江城市帶、沿海經濟帶、長江城市群、江淮生態功能區特征明顯，規劃建設農旅混合休閑農業特色小鎮。
3.6結合國家戰略，發展宜居鄉村
由于“一帶一路”戰略、長江經濟帶、淮河生態經濟帶、沿海發展戰略等各不相同，又同時疊加在江蘇，要充分依托國家發展戰略促進自身發展，在規劃建設時，在國家各種發展戰略疊加中找準自身定位，為國家發展戰略添磚加瓦，規劃宜居宜業現代休閑農業特色小鎮[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