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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論文范文1

【關鍵詞】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 新型農村社區 思想文化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3.173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新農村思想文化建設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鎮化建設工作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當前，農村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仍舊是相當大的。農村人口仍舊占據著全國人口的絕大部分，所以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工作顯得尤為重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新農村的樹立，直接關系到他們的思想意識以及價值取向。因此，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新型農村思想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具有重要意義。

二、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道德文化缺失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傳統的農村秩序已經解體，傳統道德對于人們的約束力越來越薄弱。同時，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于物質生活水平進一步側重，從而導致生活中功利化、物質化的觀念加重。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悄然盛行，這些對于農村思想道德造成了很大的沖擊。此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傳統的農村格局已經破裂，傳統的農村思想道德秩序受到沖擊，道德的約束力進一步變弱。

（二）文化設施缺失

文化設施是新型農村思想文化建設的基礎，只有健全的文化設施建設，才能促進新型農村思想文化全面發展。但是當前，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在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方面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從而導致了進行文化活動的空間不足，文藝設施缺失。在某些地方，農村社區的文化站甚至是安排在破舊的校舍和廠房中，其中的文化活動設施大多破舊或者損壞，無法使用，嚴重影響了新型農村社區文化活動。

（三）文化人才缺少

當前，在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方面，普遍存在人才數量不足的問題。這對于文化建設工作的進行，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此外，農村文化人員還普遍存在整體文化素質不高的現象。且多數文化人員屬于兼職，在日常生活中，無暇顧及文化活動的組織與開展。

（四）文化經費投入不足

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的發展，是要以經濟為基礎的。在農村文化建設方面，普遍的存在資金投入不足、經費缺少等現象，嚴重限制了新農村思想文化建設的發展。

（五）公共文化產品質量低

國家文化體系在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方面的投入不足，尤其是藝術表演團體深入農村演出的次數較少，各種文化下鄉的形式和內容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此外，在時間安排上，也不盡合理，不能在農民空閑時間較多的時候，合理的安排文化演出。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的建議

（一）弘揚傳統文化精髓

我國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傳統文化中保留了許多的文化精髓和精神財富。比如勤勞節儉、自強不息等文化精髓，對于當前的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過程當中，對于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應該大力弘揚，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前提下，全面推動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

（二）加強干部道德建設

在農村新社區思想文化建設過程當中，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引導作用。所以在新農村思想文化建設過程當中，一定要注重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設，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加強對黨員干部思想道德約束，規范其道德行為，讓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成為新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過程中的模范。

（三）推進鄉民制度建設

新農村社區思想道德建設過程中，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樹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風氣，強化社會主義道德觀念對村民的約束作用，建立科學合理的民俗民規，對村民的日常行為作進一步的引導。從而起到規范、引導、約束的作用。

（四）推進思想道德實踐

推進新農村社區思想文煥建設有序發展，需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將良好的思想道德觀念全面推行到生活實踐中去。例如，挖掘身邊的道德模范事例，并且進行大力宣傳，并開展學習先進模范的工作。讓新農村社區的思想道德建設由被動變主動，有個體變普遍，從而全面推動思想文煥事業的開展。

（五）加強正確輿論引導

輿論引導對于價值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正確的輿論引導對于新型農村社區的思想文化建設工作的進行，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這一過程當中，要正確對待輿論的引導作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進行引導宣傳，在豐富新農村思想文化內容的同時，正確引導村民的價值觀，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建設，做出貢獻。

綜上所述，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進一步加強新型農村社區思想文化建設，對于提高農村人口思想道德素質，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著重要作用。在此過程中，一定要采取科學合理方式，促進新農村思想文化的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薛明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新農村先進文化建設實現機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3：392-397.

鄉村振興論文范文2

關鍵詞：鄉村旅游；氣象景觀；講解員

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近年來，鄉村旅游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模式，通過到鄉村旅游了解真實的風土人情、禮儀風俗，從而帶動整個鄉村的行業發展和脫貧致富。其中，鄉村旅游講解員是建設鄉村旅游的一道亮麗風景線，是人們對鄉村的第一印象。鄉村旅游講解員在講解的過程中，涉及鄉村風土人情、自然景觀等多個方面，其中氣象景觀也是他們進行講解的重要內容。本文從鄉村旅游講解員和氣象景觀的基本概念出發，通過對于二者的理論闡述，結合實例分析得到當前鄉村旅游講解員對于氣象景觀內容講解的具體策略，以便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升鄉村旅游講解員的專項內容服務講解水平，進一步促進鄉村旅游服務業的發展。

旅游講解員及相關概念闡述

解說，翻譯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諾斯的希羅多德》一書中就記載了有關于埃及金字塔的導游的工作記錄。在公元2世紀的時候，羅馬人發現荷馬時期各地已經有解說者的身影[1]。16世紀60年代，西方貴族家庭的年輕人在外出旅游時總會有解說人員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說我們的遺產》一書中對解說下了定義：解說是一種教育活動，目的在經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義與關聯，并強調親身的經驗和運用說明性方法或媒體，而不僅僅是傳達一些事實性知識[2]。在中國最早倡議講解服務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創建者張騫。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議，在建設帝室博物館時，要“遴派視察員、招待員，用為糾監導觀之助”[3]。當前，我國學界對于講解員的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研究領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專業，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講解員相關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館及相關文創產業的講解員管理建設層面，研究案例較為單一，研究重復性較大。講解員作為面對面溝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際傳播層面的價值可見一斑。將對旅游講解員的研究與傳播學相關理論知識進行勾連，是學科交叉發展的重要體現，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鄉村旅游中的氣象景觀

前人在研究中曾對鄉村旅游給出了清晰界定：鄉村旅游是以鄉野農村的風光和活動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為目標市場，以滿足旅游者娛樂、求知和回歸自然等方面需求為目的的一種旅游方式[4]。在鄉村旅游不斷建設發展的過程中，除了對自然景觀、風土人情、禮儀習俗的關注以外，氣象景觀也是鄉村旅游建設的重要范疇。國內學界對于鄉村旅游的氣象景觀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內容停留在微觀層面，更多的是關注某地區的氣候適宜度問題，這與本文所探討的氣象景觀研究差別較大。相較于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氣象景觀資源指可作為獨立觀賞或利用的氣象旅游資源基本類型的單獨個體，一切能夠引起人們進行審美與游覽活動的大氣現象及其衍生資源，包括自然氣象景觀、人文氣象景觀。也就是說，能夠將本地區旅游資源與氣象特色相結合，開發出相應的新型旅游資源的，便是氣象景觀。對氣象景觀服務的強調，其實也是看到了氣象因素對于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影響。陰晴雨雪正在持續影響著鄉村的旅游生態，對當地旅游資源、景觀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重要影響。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氣象對鄉村旅游自然景觀的影響，其二是氣象對鄉村旅游人文景觀的影響。從鄉村旅游的自然景觀來看，山岳、湖泊、植被、動物等鄉村旅游的重要組成要素，都離不開氣象的影響。氣象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開，萬物復蘇，適合在鄉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時出現干旱（短期的異常干旱）可造成空氣過分干燥、土壤水分虧缺，危害植物資源生長，影響旅游資源的開發。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當地氣象條件合理開發適宜季節氣候變化的鄉村旅游資源，便成了當地有關部門進行旅游開發建設的重點。例如，因為獨特的緯度條件在三四月份會形成獨特油菜花田風景的江西婺源，根據自身的氣象條件，打造出了獨屬于婺源縣的自然景觀，也打響了當地鄉村旅游的招牌。從鄉村旅游的人文景觀來看，當地的氣象條件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景觀不同于自然景觀是清晰可見的，它更多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不同地區的氣象條件決定了當地原住民的生活習慣、狀態、風俗等方面。北方人民愛面食，南方人民愛精米，這既是因為南北方種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為南北方氣候條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習慣的差異。對于鄉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區，吊腳樓建筑別具一格，而正是因為這些地區潮濕多雨，當地人民才建造了這種建筑，這種建筑也成為鄉村旅游中一道亮麗獨特的風景線。在鄉村旅游中，氣象景觀展現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鄉村旅游講解員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現這些氣象景觀，又如何將其與當地旅游產業相結合，通過人際傳播的方式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將是本文接下來進行論述的主要內容。

講解內容原生態

鄉村旅游講解員是能夠真正站在鄉村角度，向旅游者講解鄉村歷史和文化的講解人才[5]。因此鄉村旅游講解員在講解內容時不同于尋常的旅游講解，其講解內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館講解員那般對古往今來的歷史進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觀講解員一樣注重對整體環境的闡述，更多的是針對鄉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進行介紹。而在對這些對象的概述中，其展現出了獨屬于鄉村旅游講解員的特質。筆者在走訪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兒城景區的講解員后發現，他們在進行講解內容培訓時，相較于博物館講解員對內容上專業性和嚴謹性的重視，更看重的是講解內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態。長期在女兒城擔任志愿講解員的L表示：“女兒城本身就是一個體現本地少數民族特色的景區，所以我們在向游客介紹的時候以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為主，其實也沒有特別高大上的講解內容。”在女兒城內有一家民俗博物館，展現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講解員在向游客進行介紹時，會盡量避免書面化和煩瑣的講解用詞，而是簡單直白地把恩施少數民族生活狀況介紹清楚即可。通過原生態的內容呈現，讓游客直觀感受到鄉村旅游資源的“原真性”，從而產生對當地的留戀情感，成為回頭客。鄉村性應該是界定鄉村旅游的最重要標志。如果對鄉村旅游概念中鄉村性這個特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就可能導致鄉村旅游概念的模糊，這既不利于構建鄉村旅游研究的理論體系，也可能會降低鄉村旅游的豐富性[6]。盡管都市旅游者參加鄉村旅游的動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對鄉野農村風光、生活和氛圍的追求卻是共通的，這就要求鄉村旅游的經營者應保持鄉村旅游活動中鄉土氣息的濃郁性和真實性[7]。鄉村旅游講解內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講解員只有重視原生態內容，在進行人際傳播時注重對于接近性內容的傳播，才能喚醒游客內心對“鄉村”這一概念的深層認知，從而達到情感上的共鳴，起到較好的講解傳播效果。在這樣的基礎上，聚焦于對本土氣象景觀的傳播，將會更加突出原生態的特征。鄉村旅游講解員在介紹當地氣象景觀時，往往是根據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結合氣象特征進行說明講解。講解過程中盡可能避免內容上的過度專業化，而是將專業術語轉換成口頭語言表達給受眾，從而達到講解內容上的無門檻，讓每一個人都能聽懂相關的鄉村旅游氣象景觀講解內容。

講解手段交互性

在講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業的不斷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館都推出了二維碼掃碼自動收聽講解的服務，在講解手段上呈現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觀鄉村旅游的講解員，其在講解手段上展現出了與其他旅游講解截然不同的觀感。對于鄉村旅游講解員而言，其所進行的講解內容傳播屬于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同時，可以看到，就鄉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無外乎是以下幾種需求：第一，對于田園風光的向往；第二，擴大知識視野；第三，各種類型的舊地重游；第四，復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鄉村旅游講解員在使用講解手段時，更在乎是否能夠達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講解的交互性。所謂交互性，其重點在于傳播的傳受過程中傳者與受者之間能夠進行充分的交流互動。其中，傳者指的是鄉村旅游講解員，受者自然是那些有著以上鄉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間對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決定了講解員在進行講解時多多注重與游客的互動交流。尤其是在講解有關氣象景觀方面的內容時，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態的內容，同時，氣象景觀內容上具有聚焦性和專業性，這就決定了講解員在講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講解時更要注意與游客的直接交流，隨時根據游客的反應和態度而及時調整傳遞手段。例如，在發現游客明顯對某一講解話題不感興趣時，及時轉換話題，直到發現游客的興趣點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應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調整講解手段，才能夠產生更好的交互作用，從而改善傳播效果。綜上所述，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社會大背景下，鄉村旅游傳播是重點研究方向，而講解員是在整個鄉村旅游傳播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靈魂角色。鄉村旅游的蓬勃發展，離不開每一位深耕于基層和一線的鄉村旅游講解員。他們用多樣化傳播手段開展對鄉村旅游文化的編碼解碼活動，讓更多游客感受到鄉村自然風光與風土人情中蘊含的獨特魅力。本文重點探討鄉村旅游講解員在鄉村氣象景觀講解層面的具體策略，通過實地考察與相關資料收集整理發現，氣象景觀作為鄉村旅游景觀中的重要維度，同樣是講解員在進行旅游傳播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講解員在這一維度的傳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發現，鄉村旅游講解員在進行相關內容傳播時，主要展現出講解內容原生態和講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類特征符合鄉村旅游傳播的特點，也貼合了鄉村旅游受眾的信息獲取需求。本文僅對其氣象景觀的講解策略展開了分析，在研究時也有不足之處，實地考察樣本少、資料收集不全面等問題也持續存在。未來鄉村旅游產業的持續發展，離不開每一位鄉村旅游講解員在工作崗位上的努力。因此，對于鄉村旅游講解員的研究，尤其是對其在具體傳播過程中的講解策略研究，是建設鄉村旅游傳播良性生態的重要一環。

參考文獻：

[1][5]劉立成,解輝.鄉村旅游講解員的歷史演變及特征研究[J].中國地市報人,2019(7):43-45.

[2]徐柯健.地質公園解說標識系統研究:以野三坡世界地質公園百里峽景區為例[C]//中國地質學會旅游地學與地質公園研究分會.旅游地學與地質公園建設:旅游地學論文集第十六集.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9:105-110.

[3]孫鑫.解說系統與解說員研究[J].學理論,2012(18):106-108.

[6]何景明,李立華.關于“鄉村旅游”概念的探討[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5):125-128.

鄉村振興論文范文3

關鍵詞：應用型人才；混合式教學；多維賦能；《中國建筑史》

1問題的提出

《中國建筑史》屬建筑學專業理論課程，為檢驗教學質量的重要內容之一。課程內容涵蓋建筑的技藝、文史、藝術諸多方面知識，擁有理論、實踐兩大教學體系。一是作為理論課，使學生系統學習建筑理論，了解和掌握中國建筑歷史發展的脈絡、特點和成就，培養其社會責任、創新意識和人文修養等綜合素質；二是作為實踐課，使學生學習建筑營建技藝，初步掌握本土建筑的類型及其建造方式，具備分析、評價、借鑒我國傳統建筑典型實例構造方式和創作思想的實際能力，進而提升其建筑設計和實際動手水平。當下，隨著建筑行業與學科專業的發展，各高校的辦學方針、培養目標、教學模式、質量評估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尤其需要開展注重能力培養的課程教學改革，培養學生正確地、創造性地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具體實際問題的能力[1]。顯然，傳統的中國建筑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效果大多難以達到課程所制定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與要求。鑒于此，“教育觀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由重知識走向重能力”[2]，課程賦能教學改革也勢在必行。

2“多維賦能”的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

2.1“多維賦能”教學模式

地方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就是要使學生“獲得發展自身、奉獻社會、造福人民的能力”[3]；堅持知行合一、學以致用。所謂教學“賦能”，意即培養能力。就建筑學人才培養來說，即要著力賦予學生活學活用建筑史論，具備高階思維、綜合應用、動手操作、創新創造、適應社會等能力，踐行“德育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3]的現代教育理念?！吨袊ㄖ贰方虒W“多維賦能”何以可能？改革實際探索表明：在教學目標賦能、教學內容賦能、教學方法賦能、教學實踐賦能、教學評價賦能等方面均可有所作為，并收到預期成效。

2.2“多維賦能”教學改革與實踐

2.2.1教學目標賦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指出：要“堅持能力為重。優化知識結構、豐富社會實踐、強化能力培養。”2018版《全國高等學校建筑學專業教育評估文件》也明確了建筑學專業建筑史本科教育必須達到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掌握中外建筑歷史發展的過程與基本史實，熟悉各個歷史時期建筑的發展狀態、特點和風格的成因，熟悉當代主要建筑理論及代表人物與作品；另一方面熟悉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既存建筑利用的重要性與基本原則，能夠進行建筑的調查、測繪以及初步的保護或改造設計。課程改革立足應用型人才的能力培養，多維賦能在目標定位上下功夫，使建筑學應用型本科人才能力培養達到預定的畢業要求。2.2.2教學內容賦能中國建筑史課程的教學內容分為必修和選修兩個部分。內容賦能通過專題化教學來承擔，以此加強學科專業關聯性、提升教學計劃靈活性、適應教學目標多樣性，擴大教學資源開放性[4]，達到多維賦能的效率要求。教學內容分如下5個階段：第一階段：砥礪前行——中國建筑史序言。從建筑史代表性作品，到建筑、建筑學發展過程及其演變規律，綜述厚重的中國建筑歷史，進而汲取前人經驗，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責任感；開啟活學活用建筑史論至建筑設計的能動意識。第二階段：中國傳統建筑的理念、特征、演變、成就以及知識的表達。分為上棟下宇——中國古代建筑特征、源廣流長——古代建筑發展概況、天人合一——建筑意匠3個專題。采用先線上預習，后線下講授和研討的教學方法。課后要求學生梳理、拓展所學知識，繪制知識點譜系圖表，學習知識的整體架構、相互聯系以及邏輯結構圖文表達。第三階段：中國傳統建筑與文化的實例與價值。分為匠人營國、鄉土中國、廟堂高遠、華夏瑰寶、咫尺山林5個專題。內涵認知與體驗、分析與解碼、轉譯與思辨，并聯系實際安排學生對古城紹興等地的系列古建筑開展調查，提高學生對傳統建筑與文化的價值認知度。第四階段：中國傳統建筑的本土營造技藝的解讀與體驗。古建“文法”——宋、清建筑做法專題，在史論講授、研討的基礎上安排學生搭建若干典型古建模型的實踐環節，學生撰寫小論文，并交流、分享實際動手操作成果與心得體會。第五階段：近代中國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的傳承、革新以及本土重構。對近代中國“西風東漸”建筑思潮開展課前線上導讀和課堂討論，探究中國傳統建筑理念及其營造技藝以及中西方理念融合的當代價值和創新應用。課后布置建筑小設計作業，將古建思想和技藝在當代建筑的創新應用作為成績的核心評價指標，最后完成分享、討論、評價學生設計作品，同步師生教學反思。在以上教學內容設計中，引入現場考察、制作、設計；文獻檢索、論文寫作、圖文表達等環節，把更多的賦能訓練融入到課程教學中，完成理論聯系實際并向提升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轉化。與此同時，教學還自然融入課程思政元素進行德育賦能，突出思想引領和價值功能，探索立德與樹人、育人與立才相統一的教育實踐路徑[5]。教學融入央視欄目國家寶藏中的“樣式雷”視頻，探討“工匠精神”；融入梁思成、林徽因發現唐代佛光寺的過程，探討“家國情懷”；尤其是在實踐訓練的過程中，讓學生走進古村、古街、古鎮，自覺成為傳統建筑與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創新者。2.2.3教學方法賦能課程主要采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模式，契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需求，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以培養學生應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為基本取向開展教學方法改革[6]。依托超星學習通平臺①，整合了線上+線下的教學資源，改變單一史論教學模式和傳統作業形式，融入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改造、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等實際案例講授，同時強化建筑實地調研、古建模型制作、地域建筑設計等實踐環節，理論聯系實際，有效賦予學生高階思維、綜合應用、動手操作、創新創造、適應社會的實踐應用能力。就教學方法賦能而言，改革實踐別注重運用以下幾個方法的實際運用，培養應用型創新創造人才：一是自主學習法，在教師引導下，通過學生線上線下自主查詢資料、選擇學習內容、整合信息資源、研討交流，提升專業高階思維能力；二是團隊合作法，學生自行選擇成員組建實踐團隊，以團隊合作形式進行相關建筑的考察調研、研討交流、設計制作、成果展示，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創新創造思維、項目集體攻關能力；三是任務驅動法，任務驅動除了增加課堂教學實踐環節以外，還課內課外聯動，借助第二課堂有效補充，鼓勵學生參加各類競賽、比賽，開展理論、實踐、創新一體化運作，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和綜合應用、實踐創新的能力（圖1）。2.2.4教學評價賦能應用型地方高校的教學評價賦能，需要轉變觀念、勇于創新。不以卷面考試成績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把教學實踐環節以及學生的實際能力納入評價范圍。改進結果評價、強化過程評價、健全綜合評價，積極探索對學生自身能力縱向進步與發展的增值評價[7]。改革教學評價中加強賦能，則十分有利于提升專業學習效果和能力培養水平。首先，個性化多元評價賦能。為助力應用型人才培養，開展地域特色的建筑設計實踐教學環節，從選題的創新性、理論知識轉化應用、繪圖質量、語言表達、視頻效果等方面，對學生建筑設計能力進行評價考核?；趯W生自我發展諸多個性差異，個性化多元評價賦能是在教學評價中一一對應，幫助學生發現興趣、挖掘潛力、發展特長、大膽創新。其次，全過程縱向評價賦能。教學的全過程是在課內課外、線上線下進行的，具有生成性和發展性，學生求知的日常性、訓練的自律性、成長的動態性，其本身蘊含著各種能力的生長，這就需要對其全過程縱向評價賦能，在線自主學習指導、課內外能力實訓、地域傳統元素批判、設計創新思維形成等方面均可有所作為。再次，開放式激勵評價賦能。激勵評價是一門藝術，特別需要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師生與領導之間開放式互動。激勵評價賦能展示的正能量，強調“以德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堅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8]；而開放式相互激勵評價，可創設出學生的能力感和自信感，進而形成“比學趕幫超”的良好學習氛圍。

3實際成效與問題反思

鄉村振興論文范文4

【關鍵詞】旅游文化產業 農家樂旅游產業 可持續發展

一 研究背景

文化產業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不僅反映國際競爭力，而且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旅游文化產業作為煙臺市文化產業中一支重要的生力軍，因其良好的宣傳作用和經濟效益的可觀性，長久以來受到了各級政府的廣泛重視。而農家樂旅游產業作為新興旅游產業，積極推動了農村多種副業的發展，有效地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和農民的致富問題，同時也促進了城市文明向農村延伸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因此如何更好地做好、做大、做強煙臺市農家樂旅游產業，對振興煙臺市文化產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 煙臺地區農家樂旅游產業的發展現狀

1．總體概況

目前煙臺地區的鄉村旅游開發均向著融觀光、考察、學習、參與、康體、休閑、度假、娛樂于一體的綜合型方向發展，尤其是作為蘋果、櫻桃等各類水果的主要產地，到了每年的5～6月份水果采摘的旺季，隨著各采摘基地也紛紛對外開放營業，果園菜園采摘配合美食購物、特色民俗風情體驗、傳統節慶活動體驗等立體式體驗之旅更成為山東乃至全國都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農家樂旅游產業品牌，形成了煙臺休閑、浪漫旅游獨樹一幟的特點。

2．面臨的問題

整體上看，煙臺地區農家樂旅游產業開發還正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在經營管理等各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項目建設趨同性較強，缺乏品牌建設戰略。由于農民的思維特征是實用理性，造成了在實際操作中創新性不強，盲目趨同性做法較多。另外，農家樂旅游產業缺乏品牌建設戰略，作為營業者僅僅將收入看成經營成功的唯一標準，忽略了品牌建設、人文精神內涵建設、可持續發展建設。舉例說明，煙臺福山盛產煙臺品質最好的櫻桃，到了采摘季節，福山地區各處銷售的都是名為“煙臺大櫻桃”的果盒，使外地顧客對福山當地的認同感不強，僅僅停留在對煙臺整個市的認識層面，而不會對福山情有獨鐘，自然宣傳效果會大打折扣。

第二，基礎設施不完善，各自為戰居多?？v觀煙臺農家樂旅游產業現狀，由于受到了市政基礎建設、周邊環境建設、交通等方面的制約，造成了大部分原始的農家樂均為未得到深入挖掘，而農家樂最為吸引游客的恰恰正是其原始性、自然性。另外，煙臺地區的農家樂多半是獨門獨戶經營，各自為戰，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農家樂體驗的原始性，但是由于經營規模的難以保證、經營理念的缺失勢必會造成經營很難大踏步向前。

第三，衛生等狀況不容樂觀，破壞環境現象時有發生。煙臺大部分農村地區，由于受長期以來的衛生習慣及衛生基礎條件欠缺等原因，農家樂旅游的衛生狀況不是很令人滿意，加之部分地區相關監管部門的管理缺失，更會造成多數游客的顧慮，形成農家樂不敢樂，游客望而卻步的現狀。另外，農家樂經營者在面對大量顧客時往往采用的是粗獷性經營，即不考慮污染、不考慮可持續經營、不考慮顧客感受。他們抱有的思想往往是來一波算一波，一切向“錢”看，而非向“前”看，破壞環境的行為將會越演越烈。

三 煙臺地區農家樂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1．加大扶持力度，著力形成合力推動“農家樂”快速發展的工作格局

當地政府應統一思想，審時度勢，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長遠角度，大力扶植當地農家樂旅游產業發展。具體方法可參考如下：一是認真調研分析，找到當地農家樂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瓶頸，通過產業引導、規劃編制、稅收、工商登記、土地使用、金融信貸、行業培訓政策的有利偏移，必要時減免有關管理費用，從而加大扶持力度，解決好農家樂經營者的后顧之憂。二是設立專項扶植資金，幫助農家樂經營者有效宣傳，通過合理的考核評選機制，當地政府應適時評出“農家樂”特色村和“農家樂”重點鄉鎮，以及優秀經營者，對這些地區和個人進行專項資金扶持。三是在當地暢通完善農家樂旅游產業溝通渠道，組織政府配套部門如公安、衛生、消防積極配合農家樂旅游產業發展。最終形成合力推動“農家樂”快速發展的工作格局

2．積極改善農村各項基礎建設，加強服務管理

首先，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統籌規劃當地農家樂發展建設，整合獨門獨戶經營者資源。根據區域發展的基本需要，統一規劃交通建設、市政建設、公共基礎服務等建設項目，加強品牌戰略指導。其次，應積極強化內部管理，加強對當地鄉村農家樂產業的統一監管，做到衛生達標、服務達標，讓旅游者吃的放心、玩的舒心，提升旅游地環境的整體質量，使當地農家樂旅游產業持續穩定發展。

3．明確定位，強化特色化的服務項目建設

根據煙有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應在發展農家樂旅游產業的同時，把握煙臺特有的“名片”作用，注重突出以下特色。一是突出民間文化、紅色文化，例如，深度挖掘民間藝術品精髓及煙臺戲、民風民俗的內涵，將這些資源合理有效地融入到農家樂旅游產業中來，讓游客在享受樂趣的同時，感受到人文關懷。二是突出休閑、浪漫體驗。通過基礎設施及服務的完善，以及到位的宣傳，吸引游客前來住農家屋、吃農飯、干農家活、享農家樂。

鄉村振興論文范文5

[論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資源。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民俗文化開發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從經濟學、人類學等方面，對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研究狀況作了總結，可資參考。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的便捷和人們生活消費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俗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客觀上在促進民俗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了市場化的境地。與此同時，對以豐富的民俗資源著稱的云南進行有關市場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內容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現將其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國內的研究狀況綜述

(一)文獻典籍中的記載

民俗文化市場化是經濟進步和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故國內早期專門研究民俗文化市場化的著作幾乎沒有，但關注商品市場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的觀念中國早已有之。從歷史典籍記載進程來看，《莊子·逍遙游》記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用“章甫”(帽子)這個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場上無法流通的事例，記載民俗與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專欄，以區域性民俗特點作為該傳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產概括為山東、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區，然后結合各地的民俗來闡述當時的商業活動規律，認為古代風土人情對區域貿易的影響很大。潘雄先生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經濟民俗學或民俗經濟學能正式成為一門應用科學的話，那么這一學科的先驅者應該是中國的司馬遷。此后的《風俗通義》、《荊楚歲時記》等文獻也對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開論述，但未見將民俗文化與市場相結合進行敘述的內容。

(二)經濟學角度的研究

目前，關于民俗文化市場化有系統研究的成果甚少，從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來看，專著類的成果有:何學威所著的《經濟民俗學》，圍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開，闡釋經濟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產業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經濟開發角度系統地研究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掛鉤。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實質為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作者提出以經濟騰飛帶動民族民俗文化發展，以傳統民俗文化的發揚光大促進經濟繁榮的觀點。該著對民俗文化在經濟的沖擊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沒有做深人地探討與分析。論文類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載于張紫晨選編《民俗調查與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該文作者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國民俗與貿易之間關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記載，見于《莊子》與《史記》，同時與馬林諾斯基的“庫拉”制度研究作對比分析，以實例論證的方式，闡釋了民俗在商業貿易中的巨大作用:作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商人來說，只有翔實具體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獲利與成功。該文只是著重論述民俗在商業化中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化給民俗事象帶來的影響沒有涉及。

(三)人類學角度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旅游經濟正式納人國民經濟計劃，作為旅游資源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資源隨著旅游文化的發展，漸漸走向產業化道路。目前，真正對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的研究，也著重從民俗旅游和產業化角度進行研究與分析。

從民俗旅游角度對文化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較多。王德剛的《民俗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基于實踐的民俗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探討》(載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民俗旅游發展經驗研究，總結出了民俗旅游開發的六種模式:品牌經營模式、社區一歷史(傳統)街區模式、鄉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主題公園模式、節慶活動模式。同喜琴的《論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與防治)(載于《貴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闡述了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過于關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導致民俗文化精神內核的喪失;偽民俗大量涌現，破壞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諧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對民俗旅游本真性影響研究》(載于《商場現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著力探討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內涵，并力圖尋求二者之間的內在張力，提出解決的建議，以獲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徐贛麗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傾向及其影響》(載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歡，黃遠水的《解讀民俗旅游本真性與商品化的內在張力》(載于《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載于《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對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了探討與研究。

從產業開發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學威的《民俗文化產業與振興民族經濟》，(載于《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當作一種隱藏在人民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符號，研究民俗文化產業在振興民族經濟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繼為，呂桂蘭的《試論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相互融合》(載于《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主要論述了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與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的問題。此外，張來芳的《民俗文化產業化的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年第5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論文都相應分析了民俗文化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可實踐性。

(二)國外的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對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研究的論著也較多，美國旅游人類學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對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認為，文化旅游的開展必然帶來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來進行包裝，就會帶來極大的消極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剝奪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剝奪了構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實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臺化和戲劇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對民俗文化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民俗事項商品化，提倡對文化的市場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是，也有學者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類學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認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使其真實性喪失的說法是不貼切和荒謬的。一種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隨時被接受為是真實的，哪怕僅僅只是市場化了的真實，同時這種商品還會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賦予的深厚內涵，成為更具吸引力和市場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經濟效益帶來的資金支撐，又反過來使文化產品的生產更加完善和進步，進而促進民俗文化的推廣和發展。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代旅游規模的日益擴大，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斷加深，由此而帶來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越發引起學者的關注。這些負面影響大多發生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涉及到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領域。隨著民俗旅游商品化傾向的日益嚴重，國外很多學者開始在“真實性”和“舞臺性”兩方面展開了研究，試圖尋找民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在這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就是馬康納(MaCannel)的“舞臺真實”理論，較系統的探討了關于旅游景觀系統的六種舞臺類型。國內對民俗文化市場化的境遇研究，較少有比較系統論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雖然有一定數量的文章談及民俗文化的市場化，但是對于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實例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在筆者涉獵的文獻中尚未發現從市場化境遇角度出發來研究云南民俗文化發展的專題性論著。

鄉村振興論文范文6

一 元代社會史研究

族群關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蕭啟慶（清華大學臺灣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網絡中的師生關系》以師生關系為主干，論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體的形成及其與漢族士人在文化上頻繁的互動關系。飯山知保（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結合大量石刻資料，探討了金末元初蒙古統治在華北確立過程中漢地精英層的變化以及他們和蒙古的關系，指出這一階段不同地區歷史變遷的不同面貌（《蒙元統治與漢地地方精英層的變動——以山西忻州定襄縣的事例為中心》）。洪麗珠（清華大學臺灣新竹）以《至順鎮江志》為主要資料，通過統計的方法分析了鎮江路及其所轄州縣的長官、佐貳官的族群組成，論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區進行統治的特點（蒙元鎮江路官員的族群分析芻議——地方基層統治文化的討論）。張沛之（天津師范大學）的《元代汪古馬氏的漢化問題》通過社會交往、詩文作品、禮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馬氏的漢化傾向。

社會階層與社會組織：刁培?。祥_大學）在《試論元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制——兼與宋代的比較研究》中從元朝鄉、都等鄉村行政管理體系、鄉村家族與宗族、鄉村中的游離分子等幾個方面討論了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過渡階層，指出這些社會群體對于社會控制的重要意義。許守泯（成功大學臺灣？）從士人網絡的角度對元代浦江鄭氏的經營發展做了詳細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鄭氏的發展及其士人網絡》）。吳小紅（江西師范大學）注意到江西撫州地方勢力在進入元代之后所發生的變化，指出當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員出自平民，這可以從元代官制、撫州的地方性來進行解釋（《元代布衣階層的興起——以撫州路為中心的探討》）。

社會經濟：孟繁清（河北師范大學）的《元代的契本》將文獻記載與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殘件相結合，論述了元代的商業稅收制度及其社會影響。趙華富（安徽大學）集中討論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譜》中的元代契尾，對它的標題、年代、文字做了說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發現〉三點說明》）。王秀麗（華南師范大學）的《元代文人筆下的江南賈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詩文集、筆記的資料對元代江南地區商人的活動及其日見增長的社會地位做了論述，頗有新意。

社會生活：吳海濤（安徽阜陽師范學院）注意到自然災害對社會生活造成的重要影響，指出元代黃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區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與皖北社會》）。周萍萍（南京曉莊學院）利用來華外國人的記載，討論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時期外國人眼中的中國飲料——酒》）。內蒙古師范大學的王風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元代野生動物保護法再探》）。

婚姻與婦女問題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王曉清（武漢電視臺）的《元代贅婿婚制述論》討論了元代比較常見的贅婿婚制，對出舍女婿、養老女婿等類別進行了研究。馬彩霞（河北師范大學）論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現象，從教義、物質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試論元代和尚娶妻現象普遍的原因》）。譚曉玲（首都博物館）的《元代列女人數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傳》中列女數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觀念、元代的社會變亂和婦女的從眾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貫的文化問題：陳高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論》中指出元代的書籍出版比較自由，沒有嚴格的管制。蒙古國時期的編修所、經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業的開端。該文對《元史藝文志》、《元史藝文志輯本》的優缺點做了評論。白翠琴、杜倩萍（中國社會科學院）從蒙古習俗與漢地傳統相結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討論了藏傳佛教、中亞和西亞文化對元朝居住文化的影響（《論蒙古統治者居住理念的演變及元朝建筑特點》）。楊硌堂（南開大學）提出對于元代文人繪畫中體現的“士氣”不應僅從“書法入畫”的技術范疇來理解，而要從畫家心理層面的精神追求來把握（《元代文人畫士氣精神論略》）。

儒學與士人的研究：王建軍（華南師范大學）的《教育與政治：元朝國子監創辦之爭》分析了至元前期設置國子監的經過，指出漢族官僚集團堅持設置國子監是為了堅守漢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國（江蘇教育學院）用豐富的史料對元延祐年間的進士做了考證，并對錢大昕《元進士考》的性質做了新的說明（《元延祐進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學的積極傳播者，周鑫（南開大學）以撫州儒士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原因（《出處進退必有道——宋元之際撫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隱士”引起了學界較多關注，本次會議有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許佳君（河海大學）《元朝前期北方的漢族隱士》、申萬里（武漢大學）《元代江南隱士考述》分別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隱士問題。申萬里從隱士特征、謀生手段、心態、社會活動、社會地位等方面對江南隱士做了深入研究。高榮盛（南京大學）則注意到元代士人積極入世的方面，他通過對元代“游士”北上自薦，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個復雜側面（《元代“游士”論》）。張斐怡（清華大學臺灣新竹）從《錄鬼薄》、《青樓集》入手，論述了元雜劇的創作群體和消費群體，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狀態和創作活動（《創作與消費——元代雜劇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會議論文研究了元代儒學的重要人物。劉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金遺民張本事跡考》考證了金末儒士張本的生平和寄予遺民思想的作品。張帆（北京大學）從劉因《退齋記》入手，考證了劉因對許衡的抨擊確為事實，指出兩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從人生經歷、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態之一斑》）。王梅堂（國家圖書館）通過對趙孟頫與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當時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趙孟頫與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會議的熱點之一。在佛教方面，陳育寧、湯曉芳（？）研究了蒙古統一戰爭前后西夏的藏傳佛教（《13世紀蒙古統一戰爭與藏傳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橫濱市立大學）的《西藏佛教與元代漢族社會》也對元代藏傳佛教進行了研究，重點分析了楊璉真加掘毀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對漢人的影響。馬明達（暨南大學）從詩文、佛道關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長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長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學）的《清涼著奇——五臺山與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臺山為中心，論述了五臺山在元代宗教活動和生活生活中的影響。

在伊斯蘭教方面，姚大力（復旦大學）對元代泉州清凈寺碑碑了比勘和復原（《元代泉州清凈寺碑的文本復原》）。楊曉春（南京大學）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謂元碑《重建禮拜寺記》實際上是明人所作，時間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謂元碑〈重建禮拜寺記〉為明人所作再考》）。馬娟（南開大學）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資料對當時的伊斯蘭教信仰、經典翻譯、文化認同做了分析（《試析元代漢人對伊斯蘭教的“解讀”——以清真寺碑刻資料為例》）。劉迎勝（南京大學）從元代回回人的稱謂、分類、語言文字、謀生手段等幾個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會適應能力（《有關元代回回人語言問題》）。

在道教方面，櫻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學）用石刻資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設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問題（《〈創建開平府祭告濟瀆記〉考釋》）。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聯合大學）研究了元代景教的傳播與消亡（《也里可溫在蒙元帝國的再次傳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術：劉秋果（河北邢臺郭守敬紀念館）通過對元代歷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對元代科學的貢獻（《淺談王徇對元代科技文化發展的貢獻》）。韓志遠（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元人鄒鉉的著作為主，論述了漢族養生保健科學的發展（《鄒鉉及〈壽親養老新書〉》）。陳廣恩（暨南大學）以涇渠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設和相關社會問題（《〈長安志圖〉與元代涇渠水利建設》）。尚剛（清華大學）的《蒙元織錦》分別研究了漢地蜀錦和自西域傳來的撒答剌欺的織造及匠作機構。楊玲（南開大學）運用大量實物資料研究了元代一種特殊的服裝“辮線襖”（《元代的辮線襖》）。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陳學霖（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對《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進行了分析，并與歷史文獻中的唐太宗、金世宗進行了對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評價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師范大學的陳志英分別研究了忽必烈中統至元初期的統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與中統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轉運司沿革及其職能衰落原因考》）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盧明輝和北京聯合大學朱耀廷分別從個案分析和宏觀視角研究了忽必烈時期的文化取向（《淺談元世祖忽必烈與帝師八思巴》、《征服與被征服——從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軍事政府與經濟文化征服的關系》）。內蒙古師范大學的李迪、河北邢臺郭守敬紀念館的胡考尚、謝劍榮研究了忽必烈時期的科學技術狀況（《論忽必烈的科技政策》、《從郭守敬的偉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楊德華、石堅軍（云南師范大學）以云南行省為例，分析了忽必烈對邊遠民族地區的政策（《忽必烈與云南行省》）。

郭萬平（南京大學）介紹了日本學術界關于忽必烈時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況（《日本的“蒙古襲來”研究》）。中島樂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學）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軍戰船遺物分析進攻日本的元軍構成及裝備情況（《元朝新附軍與海外經略》）。向正樹（日本大阪大學）的《忽必烈時代的朝貢與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地區廣泛的物質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學界關注的重要領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臺北）對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究竟是死后的廟號還是生前的尊號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舩田善之（日本東京大學）利用石刻資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譯和傳遞過程（《靈巖寺執照碑碑陽所刻公牘之價值》）。李治安（南開大學）的《元代的官吏貪贓》從蒙漢二元的官僚體制和蒙古舊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貪贓現象、懲貪政策和有關政策失敗的社會原因。屈文軍（暨南大學）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關系的特點及其對中國整體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論元代君臣關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廣播電視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頻繁出現的大赦和有關原因（《淺談元代的赦》）。黨寶海（北京大學）的《論元朝的站戶制度及其性質》通過對站戶制度各層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時期汗權的強大與主奴關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學）利用明朝和高麗文獻，研究了高麗與北元、明朝錯綜復雜的關系（《高麗在北元明朝之間》）。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張金銑（安徽大學）考證了泰定帝的生年與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獻軍（海南師范學院）的《元文宗圖帖睦爾出居南海考》考訂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時間、年齡、原因、侍從人員、歷史影響等。王曉欣（南開大學）考證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問題，并對海都政治影響力的來源提出了新的說明（《合失身份問題再考》）。內蒙古大學的瞿大風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會影響（《有元一帶山西地區的蒙古諸王》）。內蒙古師范大學賀詠梅對以木華黎家族為代表的札剌亦兒部的政治地位進行了探討，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徑對蒙古人的影響（《札剌亦兒部勛臣世胄的仕進情況及其與蒙元政治的關系》）。趙文坦（山東大學）的《大蒙古國時期的順天張氏》研究了張柔家族在當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事務中發揮的影響。張國旺（南開大學）利用新出墓志對真定史氏的姻親家族崔氏進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與史氏相關的兩個問題》）。

在行政區劃的研究方面，薛磊（南開大學）、杜立典（解放軍軍事交通學院）分別就東北地區和福建臺灣地區的政區建置進行了探討（《元代的開元路和水達達路》、《再論澎湖巡檢司與臺灣島的關系》）。趙琦（南京大學）對《元史》中的“朵憐赤”、“大千戶部”、“野馬川”等名詞進行了考證（《釋〈元史〉中的幾個與蒙古相關的名詞》）。內蒙古大學薄音湖對包頭市明隆慶四年美岱召泰和門漢文石刻中的人名、稱號、國名做了詳細的考釋（《關于美岱召泰和門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