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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環境分析范文1
關鍵詞:制度創新,保險投資,資本市場
保險制度創新是指順應現代保險金融化的發展潮流,改變傳統保險經營理念,突破保險經營僅局限保險承保范疇的制度安排,實現保險保障與保險投資并舉,構建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深度融合、保險業與金融市場協同發展的新的制度安排。高效的保險投資是保險制度創新的動因,也是保險制度創新的結果。
一、保險制度創新的背景和趨勢
目前,國際保險業保險制度創新,是在國際經濟、金融出現金融保險服務一體化趨勢背景下的一場保險制度的變革。金融和保險服務的一體化是指各自的產品及服務被相互采用,從而形成業務交叉與融合。近來年,“一站式”金融服務成為金融業的一種發展趨勢。對客戶來講,通過一個金融服務機構獲得所需的各種金融產品與服務,這的確是非常便捷。金融與保險一體化客觀上是因為市場競爭激烈、金融管制放松、客戶尋求成本更為低、更便捷的金融服務等多種原因。隨著國際金融和保險集團在不同市場的快速發展,以及各國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與保險業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推動了保險業在保險制度、產品開發和增值服務方面的完善與創新。
保險制度包括保險業運作的基本原則,如最大誠信原則、可保利益原則、損害賠償原則、近因原則等;險種設計、保險合同的制定、產品定價、展業、承保、理賠、投資、準備金的提取等方面的共同做法。20世紀后期,國際保險業在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進行了保險制度的重大變革,完成了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整合,保險金融化、證券化成為基本發展趨勢。目前,國際保險業在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高度融合的新的平臺上運作,實現了保險經營的一次“質”的飛躍。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保險業在運作中存在很多缺陷,有很多不符合國際慣例的作法。特別是在保險投資問題上,與現代國際保險業發展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國保險經營長期“一條腿”走路的制度安排,制約了我國保險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影響了我國保險業健康和持續發展。未來的國際競爭要求我們遵循同一個游戲規則。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只有及早地融入世界,熟悉國際游戲規則,才能在日益嚴酷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因此,進行保險制度創新,構建全新的保險經營平臺,實現保險業與資本市場的協調發展,是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競爭的必然選擇。
二、我國保險制度創新的環境分析
國外成熟的市場經濟經驗表明,保險制度創新是建立在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基礎上的。因此,進行保險制度的重大變革,需要逐步完善我國保險制度創新所需要的企業基礎和市場環境。首先,要建立現代化的保險企業制度。要解決好保險企業組織形式、保險公司經營模式及其經營狀況的基本評價指標、保險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競爭原則、稅收政策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其次,要完善保險經營的市場環境,尤其是保險投資環境,重點是完善保險投資所必須的政策法規環境和資本市場環境。完善的資本市場環境,是實現我國保險業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險創新的平臺。
目前,我國《保險法》對保險投資的規定十分嚴格。從表面上來看,這些規定似乎可以保證資金的安全性,但問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都處于轉型期、經濟增長率和經濟變量波動率相對都很高的國家中,這樣一種規定有可能將保險公司置于巨大的負。債風險之中。然而,如果只是簡單地改變或放松保險投資的監管規定,在目前中國資本市場很不成熟、投機性很強,保險公司投資人才匱乏的情況下,又有可能使保險公司面臨重大的資產風險。因此,需要積極穩妥地改革和完善政策法規環境。
要解決保險投資的兩難問題,滿足保險業的資金運用需求,必須將保險投資問題提到戰略高度來認識。具體講,就是應當大力發展和完善資本市場,同時推動保險投資的多元化。第一,政府要調整對資本市場的政策,從總體上看,要重點發展包括壽險基金在內的機構投資者;第二,逐步擴大壽險公司進入資本市場的業務范圍,放開投資業務和允許其直接經營證券業,對產險公司和壽險公司應區別對待,逐步放寬壽險公司的投資業務范圍。第三,逐步放寬投資政策,允許國內保險公司選擇海外較為成熟的資本市場進行投資。這不僅有利于加強內資保險公司的競爭能力。而且可以進一步擴大其投資組合,降低風險程度。
目前,我國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受到嚴格的分業經營限制,保險企業的經營模式單一,缺乏創新的基礎。鑒于此,對于全球金融業務一體化趨勢,我門要從容面對,認真研究,既不可視而不見,又不可盲目追隨,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一體化,為保險業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我國保險制度創新的基礎
實現保險業與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協調發展是我國現階段保險制度創新的基本目標。保險投資是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銜接的紐帶,是我國保險制度創新的基礎。國際保險業發展的趨勢表明,現代保險越來越離不開保險投資,保險投資是保險業的重要利潤來源,是保險業持續發展的基礎。
首先,保險公司是金融市場上一個正在不斷成長的重要參與者。它們承保各種不同的企業和家庭風險,從而推動其參與經濟與金融活動。在盈利性的驅動下,它們也已成為全球廣闊金融市場上日趨重要的投資者和金融媒介。它們給資本市場帶來了創新的保險方式,為金融風險提供保險保障,并在新金融工具的開發進程中搭起了銀行與保險產品間的橋梁。保險與再保險公司拓寬了金融工具的范疇,提高了市場參與者的多樣性,并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融資和規避風險創造了新的機會。與此同時,它們還促進了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及其價格發現功能的發揮。
保險業參與資本市場有著深厚的經濟背景。回顧上世紀的9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費率疲軟與低債券收益的環境刺激著創新,從而促使保險與資本市場之間出現了某種對接。保險公司在這一時期致力于將其龐大的投資組合與融資渠道進行多元化。例如,在信貸衍生市場上它們正成為日益重要的參與者,幫助銀行對其信貸風險暴露頭寸進行套期與多元配置。在融資方面,美國人壽保險公司已經發行了融資安排(fas)與擔保投資契約(gics),這一發行量很快上升到大約400 -500億美金的規模(j.p morgan,2001)。對市場參與者的調查表明,這些基金一般都投向與fa/gic有相近到期期限的高收益證券,以便得到正向的收益。在保險需求增加過程中,對新活動中風險的日益重視,對保險費率的穩定這些考慮導致許多保險公司開始重新評估他們的資本市場活動。
其次,金融市場為保險業擺脫困境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環境,為保險資金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有效運作提供了空間,為保險業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共發展,最終達到利益共享創造了條件。保險業介入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一方面表現為保險資金介入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保險資金介入貨幣市場,即保險資金存入銀行可以商談利率,允許保險公司與銀行合作,使保險資金進入消費信貸領域和房地產按揭業務,允許保險資金投向有長期穩定回報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允許保險資金涉足風險投資領域等;保險資金介入資本市場,即允許保險公司單獨或者與基金管理公司合作組建獨立的保險基金進入股市,或者支持保險資金從目前間接進入股市轉為直接進入股市。另一方面,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對保險市場有三大拉動作用。一是保險產品更趨向投資型;二是保險公司經營的業務范圍發生變化;三是保險公司的組織結構由互助型向股份制轉變。
四、我國保險制度創新的目標
隨著國際金融保險服務一體化的推進,保險業、銀行業、證券業的日益融合,成為當今金融業發展的趨勢。它為我國保險業擺脫困境提供了必要的宏觀環境,同時也為資本市場的完善提供了契機。資產收益率低、“利差損”問題使中國保險業將面臨償付能力不足的困境;市場結構不完善、功能存在缺陷使資本市場發展陷入泥潭。為擺脫這一困境,需營造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整合的基礎環境,制定符合國情的制度安排,使中國保險市場深度參與資本市場的運作,與資本市場共同發展,以達到利益共享,并在風險控制的基礎上最終擺脫各自的困境。
首先,中國保險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也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支持。保險業的競爭使得保險經營利潤空間日趨窄小,保險投資利潤成為維持保險生存發展的基礎。根據新修改的《保險法》,保險資金主要運用于資本市場中。現階段中國的資本市場還不規范,不完善,但是資本市場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得到規范和完善。中國保險業不能坐等資本市場規范和完善以后再發展,必須與資本市場同步發展;覦范和完善。保險業急需的資金運用人才只有在發展中才能不斷吸收引進和培養提高。
其次,保險業是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本市場中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之一。中國資本市場的完善、規范和發展需要一大批理性的機構投資者,需要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保險業就是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和主要的資金來源。同時,中國金融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并不影響保險業在資本市場上發揮作用。隨著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其在資本市場中的作用和地位會越來越大。
五、推動我國保險制度創新的措施
實現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高效的資金營運、高效的保險投資,因此,必須在完善資金運用管理體系上進行專業化資金營運管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險經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構建全新的保險經營平臺,探索并建立高效的保險投資運作管理體系,是當前重大的保險制度創新。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拓寬并不一定等于資金投資收益的提高。積極探索合適的保險投資的組織管理體系,允許符合條件的保險公司設立專業資產管理公司,是保險業進入資本市場,提高投資收益率,防范風險的內部條件。
由于保險公司設立的資產管理公司所管理的都是保險公司保費收入資金,而不像一般資產管理公司那樣吸收社會各界的自由資金,這種資產管理公司應該被認定為保險相關企業。保險公司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并不違反《保險法》的規定。可以認為,保險資產管理公司是現階段我國保險投資的組織管理體系的新的制度安排。
當然,在現有體制下,要充分釋放我國保險業所蘊涵的巨大創新能量,還應該注重處理好幾個關系:創新與wto規則的關系;創新與市場的關系;創新與運作條件的關系;創新與監管的關系。因為保險創新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創新擴大市場來獲取更多的新資源,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得到保險市場的認同,因此,研究和分析市場需求是保險創新的關鍵。
保險創新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具備相應的運行條件和制度條件;缺乏一定的客觀條件或者監管制度的保證,是難以充分發揮創新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的。特別是保險創新,一般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會帶來風險,加大了監管難度。而以逃避監管為目的的保險創新與原有監管體制有著更為直接的沖突。因此,盡快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監管體系,既是控制保險創新風險的需要,也是推動保險創新發展的需要。
主要參考文獻:
資本市場環境分析范文2
一、對監管者缺乏監管的證券監管博弈分析
證券監管博弈模型的博弈雙方是證券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從證券監管的實踐來看,證券監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證券業協會或者證券交易商協會,還可以是證券交易所或者別的什么機構。不過幾乎各國的證券監管都是由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證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國采取的也是這種模式: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派出機構代表政府進行強制性監管,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自律性組織進行自主監管。至于被監管者,籠統的說就是整個證券市場,即證券市場的參與者以及他們在證券市場上的活動和行為。不過絕大多數國家都把證券監管的直接對象定位于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具體包括發行各種證券的籌資者(政府、企業)、投資各種證券的投資者(政府、企業、個人)、為證券發行和證券投資提供各種服務的中介機構(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證券托管公司、證券投資咨詢公司、證券律師、會計師和評估師),以及為證券發行和證券投資提供各種融資、融券業務的機構和個人。
實施證券監管對于監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監管者的行政成本。為了實施監管,監管者需要設立監管部門來專門負責制定和實施有關條例和細則(如證券發行審核、證券稽查等),這一過程中自然需要耗費人力、物力以及監管人員進行知識更新所必需的時間和精力,并且監管越嚴格行政成本越高,為了分析方便,假設監管者只有兩種純策略選擇,分別為低成本(low cost)的普通監管(監管成本為cl)和高成本(high cost)的嚴格監管(監管成本為ch.chcl) 。
實施證券監管對于被監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監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監管者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關監管規定不得不承擔額外成本,如為按照規定保留記錄而雇傭專人的費用、提供辦公設施和材料的費用、聘請專門中介機構的費用等,只不過這種奉行成本以抵減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驅使下,被監管者有可能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進行違規操作。所以假設被監管者的純策略選擇是遵紀守法或違規操作。若遵紀守法則可穩定獲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證券監管的奉行成本);若違規操作且未被查處,則可獲得超額收益(違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 ( reward ),但若被查處則不但要沒收非法所得,而且還會被處以罰款,此時的罰沒總成本為p( punishment )。進一步假定,在被監管者出現違規行為的情況下,低成本的普通監管是查不出來的,而一旦監管部門采用高成本的嚴格監管,就一定能予以查處并處以罰款。
基于前述假設,考慮到證券市場上博弈雙方得益信息的可獲得性,建立證券市場上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并用矩陣形式示如表1。
利用劃線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監管者實施普通監管,被監管者進行違規操作。最終結果是:監管者雖然付出了一定的監管成本卻毫無作用;一部分被監管者違規操作獲得了超額收益但卻使其它的證券參與者遭受損失。顯然,這是一個低效率的組合,只會加重證券市場的不規范性,違背了實施證券監管的初衷。
二、對監管者實施監管的證券監管博弈
若我們對證券監管部門實施監管,那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呢?這里讓我們進一步假設,如果監管者通過嚴格監管查處了被監管者的違規行為,就會得到一定的鼓勵b(bonus),這種鼓勵既可以表現為物質獎勵(比如來自違規者的罰款,用以增加辦公經費),也可以表現為社會公眾對其褒揚帶來的精神鼓勵,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監管者為了節省成本(或偷懶)只進行了普通監管而導致被監管者的違規操作得以成功,則要對其施以一定的懲罰f(fine),這種懲罰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經濟上的。如此一來,上述博弈模型就發生了較大變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陣如表2。
仍然利用劃線法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當對監管者的監管力度較大、使得對其的鼓勵與懲罰的量化絕對值之和大于監管者實施普通監管和嚴格監管的成本差時(即f+b>c-c}),該博弈不存在純策略納什均衡,從而避免了(普通監管,違規操作)這種低效率策略組合的出現。這種情形下,博弈雙方都將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隨機選擇嚴格監管或是違規操作。讓我們定義: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遨纖二幾登三尋多籠罐熟:弓多雀諾態咬乏導鑄泉錄名室圣聆多石殺漣返絡題透漢蛋定召磚羅亨惡璧三兮概率為r,進行普通監管的概率為(1-r);被監管者選擇違規操作的概率為e,遵紀守法的概率為(1-e)。
給定e,監管者選擇普通監管r=0和嚴格監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小于(c‑-c,)/(f+b),監管者會選擇普通監管;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大于(c‑-c洲(f+b),則監管者選擇嚴格監管;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等于(c‑-c,)/(f+b),監管者就隨機地選擇普通監管或者是嚴格監管。
給定r被監管者選擇遵紀守法e=o和違規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監管者的最優選擇為違規;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監管者的最優選擇為遵紀守法;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監管者則可能違規也可能遵紀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是:r=r/ (r+p).e=(c,}c,)/(f+b)即,監管者以r/(r+p)的概率進行嚴格監管,被監管者以(c‑c,)/(f+b)的概率選擇違規也可以解釋為,市場上大量的被監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監管者選擇違規,(f+b-c‑+c,)/(f+b)比例的被監管者選擇遵紀守法;監管者隨機地對r/(r+p)比例的被監管者進行高成本的嚴格監管,而對剩余的被監管者則僅采取普通監管。
三、結論
資本市場環境分析范文3
關鍵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外部環境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08)11-0015-03
1999年,我國政府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借鑒國際經驗,先后出資設立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等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AMC),并通過劃轉方式對口接收了中國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到2006年年底,四家AMC已經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資產的處置任務,伴隨著建行、中行、工行、農行股改進程,AMC的不良資產來源逐步由政策性剝離向商業化收購過渡,在經營模式上也逐步開始向商業化轉型。這些變革,對AMC外部環境的改善提出新的要求。
一、我國AMC外部環境存在的問題
AMC的外部環境涉及到諸多方面,對經營處置影響比較顯著的主要包括法律環境、市場環境和政府環境。
(一)法律環境方面
配套的法律環境是AMC運作的基礎。1999年四家AMC成立后,在不良資產相關法律一片空白的情況下開始對不良資產剝離與處置的探索。2000年11月,國務院頒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對AMC的性質、職能和業務范圍進行了明確,初步確立了AMC的法律地位。在隨后的不良資產處置進程中,國家不斷出臺了諸多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為不良資產處置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總體看來,不良資產處置的法律環境依然相當薄弱,大大影響了處置效率,并制約了處置方式的創新,如資產轉讓、企業重組、資產證券化、結構交易等都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持甚至受到限制。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一部針對銀行不良貸款處置和資產管理公司的專門法律,現有的民商法對債權人的保護程度十分有限,AMC業務運作中的問題主要依靠行政文件解決,使其處于不利地位。
(二)市場環境方面
市場深度不夠,缺少市場競爭機制,缺乏多層次、開放的不良資產市場。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形成統一的不良資產批發與交易市場。一級市場由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壟斷,缺乏必要的競爭,而二級市場信息流通不暢,市場的交易主體數量有限,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種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良資產處置的速度和效益。目前,我國沒有把不良資產批發市場和處置市場分開,也沒有把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和公司控制權交易市場分開,更談不上不良資產的衍生產品――資產證券化、資產信托化市場的發展。
(三)政府環境方面
我國不良貸款主要集中于各級政府管理的國有、集體企業,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錯綜復雜。AMC代表中央政府,資產處置是與地方各級政府的利益博弈,因此,其面臨的地方保護主義和不當干預行為較為嚴重。 一些地方政府為支持當地經濟發展,在國有企業改制中默許假借兼并、分立、合并和破產等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同時,迫于政
府壓力,司法不公,偏袒地方國有企業,不能依法保障AMC的權益。
二、國外AMC的外部環境分析
(一)法律環境
美國在二十世紀80年代出現銀行危機以后,政府為了加快處理不良資產,在組建RTC(Resolution Trust Company)的同時,還頒布了一系列法律,特別是1989年的《金融機構改革、復興與加強法》,它提出了解決儲貸協會危機的一攬子方案,設立債務處理融資公司專門為RTC提供融資。另外《債務處理信托公司再融資、重組與改進法》改革了對RTC的監管體制,細化了監管規則,補充了融資規定,從法律上明確了RTC的目標、權利和責任,為其公正有序地處理銀行不良資產提供了嚴密的法律依據,更可取的是對新的規章制度靈活解釋,以適應新產品和新觀點。
波蘭在1993年推出國有銀行重組計劃,制定了《銀行企業法》、《重組法》等法律,這些法律與破產法、商業通則共同構成了規范重組的法律體系。《重組法》賦予銀行在調解過程中擁有“準司法權”,將主動權從法庭轉移到銀行,以解決債權人和債務人的矛盾,簡化有關法律程序,提高效率。法律提供了銀行和債務人重組債務的幾種方式:調整債務期限、降低利率、不計復利、債權轉股權、減免債務本息及提供新的貸款等。如果企業不能或不愿重組,銀行有權迫使債務企業提出破產申請或出售不良資產。由此可見,波蘭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化銀行在債務重組中的地位和權利,維護債權人的利益。《重組法》的實施使銀行資產賬面價值減少,卻沒有造成普遍免除債務、逃廢債務的習氣。
韓國政府針對1997年出現的亞洲金融危機,于當年11月制定了《有效處理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及成立韓國資產管理公司的法案》,把現有的成業公社擴編成資產管理公司,并設立了不良債權整理基金,負責處理不良債權。為了保證以證券化的方式處理大量的不良債權,1998年9月制定了《資產證券化法案》,1999年4月制定了《住房抵押債權證券化公司法》。
從法律環境來看,取得成功的國家都頒布了針對資產管理公司的特別法,對于資產管理公司獨特的法律地位予以承認,為資產管理公司各類業務的開展提供相應的法律依據。
(二)市場環境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的主要基礎就是不良資產處置方式的創新,這些處置方式涉及到企業上市、證券化、債券和股票承銷、債轉股、兼并收購、分立重組等。這些處置方式都需要完善的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私募市場、不良資產基金市場、客戶市場等若干市場的支持。同時,巨額的不良貸款在短時間內處置,供給大于需求,供需矛盾會非常突出。雖然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暴露出制度不完善、操作不規范、市場規模和容量小、流動性差等問題。特別是債券市場規模小且停滯不前,股票市場尚需進一步規范,基金業雖然近幾年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整體情況并不樂觀。有關法律法規不配套、政策制度不落實,難以吸引各方資金參與不良資產重組。由于不良債權不是實物資產,在我國屬于比較“偏”的投資品種,投資者對它普遍缺乏認識,甚至認為不良債權和ST股票是一回事,不良債權的買方市場狹小。因此,如果事先沒有對債權企業進行調查,也沒有信息獲得渠道或者渠道不通暢,那么很少會有投資者愿意承擔這種風險。近年不良債權拍賣中,幾乎看不到競價場面,即使能夠成交,成交價格往往也不理想。
而發達國家在清理壞賬過程中,通常依托資本市場進行壞賬包裝和銷售,從而降低清理成本。
意大利承擔重組的中介機構――伊利亞集團從銀行手中收購企業的股權,對企業進行重組并取得成功后,又把股權在資本市場出售給私人。
美國RTC成立以后,資產存量里面數額最大的一項是住房抵押貸款,高達340億美元,鑒于當時美國住房按揭證券市場規模很大,該公司就將證券化方式引入,在1992年運作第一個不良資產證券化項目,并在隨后的兩年內不斷推出,每月的平均交易額高達19億美元。從整體來看,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處置的資產占RTC全部處置資產的10%。通過資產證券化,該公司將大量的不良貸款推向了市場。
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于1999年推出第一個證券化項目,從1999年到2001年間,利用證券化處置的不良資產占總額的20%。同時韓國不良資產市場是全方位的,各家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都可以通過KAMCO介入或者自行參與不良資產市場。購買方既有國內企業,也有國外公司;市場客體既有單項資產,又有組合資產;既有現金交易,也有經營、收益分配權交易。韓國資本市場雖然沒有美國發達,但是韓國資產管理公司聘請了大量國際上有威望的中介機構,如牽頭經理人由瑞銀華寶和德意志銀行擔任,信用評級聘請的是惠譽國際和穆迪公司,外資的廣泛參與提高了透明度,市場化運作的外資占了整個不良資產處置中的75%。
因此,從國際經驗看,設立處置機構只是第一步,而發展不良資產的交易市場才是提高處置效率的關鍵。
(三)政府環境
首先,很多國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政策性收購少。運作比較成功的國家有美國、瑞典、韓國等,這些國家剝離或者收購資產一般是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政府以及銀行協商解決,政府不強制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而且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一般不收購金額小、存在權責瑕疵、沒有重組價值的資產。不收購重組價值不大的資產是從組織成本考慮,與其收購不如留在原銀行進行核銷。
其次,政府需要給予資產管理公司充分的獨立性。在運作成功的國家里,政府絕不獨攬大權,比如美國、西班牙、瑞典、韓國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能夠自主決定管理和處置的決策,具有較高的獨立性。政府的職責是制定規則和監督檢查規則執行情況,不介入金融資產管理機構的內部經營管理。政府的監管部門間協調充分,監管效率較高。運作不成功的金融資產管理機構往往實行多頭管理,導致“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現象共存,加大了處置風險。
再次,金融資產管理機構定期向監管部門上報并向社會披露重大的內部決策和財務信息,具有很高的透明度,資產管理、處置活動基本上奉行“三公”原則。
而在運行不成功的國家,如墨西哥、菲律賓等,監管部門對金融資產管理機構的資產管理和處置干預較多,金融資產管理機構缺乏獨立性,自主決策性差,為避免損失,不愿積極參與大規模資產處置。在加納等國,資產處置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而且要考慮社會和政治效益,企業重組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門決策,作為債權人和股東的金融資產管理機構經常沒有發言權。這樣一來,政策導向對市場產生不利影響,使得金融資產管理機構無法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發生經營風險和損失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三、改善我國AMC外部環境的建議
(一)建立健全不良資產處置的法律框架
國際經驗表明,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必須依托能全面、充分保護債權人利益的法律框架。國務院頒布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解決了資產管理公司遇到的部分法律問題,但與國外同類機構相比,我國AMC在法律、制度保障、功能設置上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不良資產處置法律框架的關鍵是按照德國等西方國家在企業管理方面所采用的“利益相關者治理”原則,在《公司法》、《破產法》等相關法律中賦予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法律地位以及主導對企業的重組、破產的權利。
(二)發展資本市場和不良資產交易市場
發展各類資本市場,特別是企業產權和債權轉讓市場,形成場內、場外多種交易形式,主要目的是提高各類產權的可流通性。構造債轉股股權流通機制對不良資產處置非常重要,公司控制權是不良資產處置的關鍵所在,惟有公司控制權的轉移才可能對現有的債轉股企業以及債務人企業管理層形成足夠的壓力,資產管理公司才能真正發揮投資銀行兼并重組的價值提升作用。否則,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將只能停留在依法清收并拍賣實物資產的價值止損階段,很難起到促進國有經濟重組、產業結構調整和社會資源整合的作用。
(三)推進和完善政府職能,減少行政化干預
在不良資產的收購中,政府需要多從市場因素考慮,在符合國家政策和國計民生的情況下,盡量采用商業化收購的方式,既能提高收購效率,又不會損害整體利益。同時,在資產處置過程中,政府應該避免過多的行政性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處理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資產的時候,更是要從全局出發,將資產推向市場,而不是僅僅以行政力量來進行資產處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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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環境分析范文4
【關鍵詞】“新36條” 民營經濟 投資領域 融資困難
一、“新36條”下河北民營經濟面臨的機會
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民營經濟創造了中國80%以上的新產品、65%以上的科技成果和技術專利,在全國56個高新技術開發區,民營經濟的企業數量達到80%以上。為了推動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非公經濟36條”頒布5年之后,國務院于2010年05月13日再次了“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新36條)。“新36條”出臺已兩年多的時間,河北省的民營經濟在“新36條”下獲得了新的發展機會,同時也面臨著挑戰和困難。河北省民營經濟如何借助“新36條”之風獲得更快、更好的發展,這是解決當前我省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新36條”為民營經濟提供的最大機遇就是使民間投資的領域和空間大大拓寬。“新36條”實施細則指出,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市政、鐵路、能源、水利、電信等多個領域,河北省民營經濟擁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
二、河北省民營經濟生存環境分析
(一)法律環境需進一步改善
自2010年5月13“新36條”出臺后,歷經兩年多的時間,截至2012年7月1日,國務院關于各領域引導民間投資的實施細全部出臺。然而細則并沒有給出具體性意見。比如例如在鐵路部出臺的細則中,諸如哪些干線線路民間資本可以參與、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運營價格如何核定等都沒有給出清晰的界定。而民營經濟的發展更多的寄希望于當地政府具體的細則上。自2011年開始,北京、廣東、浙江、江蘇、山西、湖北、重慶、四川等省市陸續出臺地方細則,明確鼓勵民資進入相關領域。而河北省與之相關的細則并沒有出臺。如何根據“新36條”結合出符合河北省省情的地方細則是發展當地民營經濟的關鍵。
(二)民營投資領域仍受多方限制
盡管“新36條”對民間資本涉足領域拓寬了,但是在能源、電信和鐵路等領域,國家依賴的仍是國有壟斷央企,民營經濟進入這些領域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障礙;一些國家投資的“鐵、公、基”項目基本上都是有國企來承擔;醫療、文化教育、城市公共服務等項目對民營企業的開放也非常有限;國家雖然鼓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河北省在這個領域對民營企業的扶持仍然欠缺。
(三)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困境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雖然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較為成熟,為企業融資提供了有力的場所。但是對于大多數民營企業來說通過上市融資的機會還是非常少的,同時通過發行債券融資也很難獲得批準。由于不能在資本市場獲得直接融資,那么銀行貸款就成為眾多中小民營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然而大多數民營企業存在規模小、信譽透明度低、財務不規范、缺乏專業人員等問題,加上商業銀行受經營體制和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使得民營企業很難獲得商業貸款,即便是獲得了商業貸款,企業也會承擔非常高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河北省市場上為中心型民營企業進行信用擔保機構少,中小企業尋求擔保就更加困難。即使能夠拿出好項目,民營企業也往往因自身存量資產不足而找不到合適的擔保機構得不到信貸的支持。由于資金短缺,即便是能源、電信和鐵路等領域民營企業開放,民營經濟也很難進入。
(四)民營企業產業結構有待優化
河北省民營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資源型、粗放型的企業,導致產品結構單一、產品附加值低、生產效率、風險抵抗能力差。其在產業結構方面良莠不齊,既存產業結構層次低、模式雷同、重復建設嚴重、創新能力弱的中小企業,也存在著附加值高的中小企業,如部分優秀的高科技企業。整體來看,河北省的民營經濟處于產業鏈的中下游。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導致其核心競爭力不足,很難和國有企業競爭。
三、發展河北省民營經濟的建議
如何借助“新36條”,使河北省的民營經濟得到更大的發展,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相關機構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一)完善民營企業的生存法律環境
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環境的支持。民營經濟作為我省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在法律層面上予以確認。這就要求,河北省結合“新36條”的內容和要求出臺適合本省省情和實際情況的政策和法規來引導、鼓勵和扶持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為民營經濟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切實保護民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和利益,消除民營經濟在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歧視,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平等、自由的發展空間。
(二)進一步放寬民營經濟的進入領域
“新36條”放寬了民營企業進入市場的領域。因此河北省應在“新36條”的內容指導下,放松對河北省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的限制,支持和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利潤率較高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和壟斷行業。在民營企業進入的過程中使其享受到和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
(三)改善民營經濟的融資環境
一是銀行及相關的金融機構要加大對民營經濟的融資支持,比如建立對民營信貸的專門機構和專項信貸資金;建立多種資產評估體系,比如通過建立健全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體系,通過版權、商標權、技術專利、品牌價值等作為質押物來幫助民間文化企業融資,加大民營企業對河北省文化產業的帶動作用。二是河北省政府為民營企業建立政府擔保體系。比如蘇州市政府投入了50億元發展了57家擔保公司,銀行對此非常信任,民間投資者融資難問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緩解。通過對支持力度的加大,降低民間資本的投資風險,提高其積極性。河北省政府出面投資建立專門針對民營企業的擔保公司或機構,為我省民營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降低民營企業融資的難度。
(四)加快民營企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及升級
鼓勵民營企業通過科技創新帶動企業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這樣不僅會加快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速度,還會促進我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因此政府要進一步完成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并通過資金、稅收優惠、補貼等形式加大對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使河北省民營經濟借助“新36條”之風獲得更快發展,這對優化河北省產業結構、提高技術創新水平、解決就業、提高人民消費水平將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林智軍.民間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效應的分析[J].民營科技,2011年08期.
資本市場環境分析范文5
[關鍵詞] 市場 高校科技 成果轉化
企業有三大基本活動:即生產運營、財務管理和市場運作。市場運作,不僅是一切經營者的必修課,而且也是必須要做好的一項實踐活動。高校科技企業是高校社會服務功能的具體實踐者,是產學研良性互動發展的紐帶和橋梁,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工作的重要渠道。正確認識、把握和不斷尋求高校科技企業市場,不僅僅是企業發展的需要,也是高校獲取社會辦學資源、高質量地培養高素質人才和完善高校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探討我校乃至高校科技企業市場的實踐具有積極的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一、對市場的正確認識和把握
1.認識市場
在經濟學中,市場泛指某種產品買方與賣方相互作用以確定價格與數量的一種安排,是買方與賣方交換關系的總和。市場包括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有形市場是指有固定交易場所的市場;無形市場是指沒有固定交易場所,通過多種交易形式達到交易目的的市場。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形市場正越來越讓位于無形市場,這是市場變化的一種趨勢。有趣的是:政治的變化是在敲鑼打鼓聲中進行,而經濟的變化則在不知不覺中發生。最近有學者提出更深奧的市場理論,認為市場的真正內涵是由產權,契約和制度構成的組織載體。認為產權確定交易對象,契約協定交易行為,而制度維護交易規則。這個理論從下而上構建了一個市場框架,即產權限定和安排構成市場第一層結構,契約締結和履行構成市場第二層結構,交易制度安排和維護構成市場第三層結構。
2.市場發展的三段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市場經歷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而買方市場又經歷了商品市場、資產市場和資本市場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與三種市場相對應的是商品經營、資產經營和資本經營。
(1)在商品市場和商品經營階級。商品市場中的商品生產與流通構成了商品經營。在商品市場經營中,政府和法人財產經營者根據市場供求情況,利用各種行政手段和經營方法,集中資金,組合生產力,構建低價位、大數量、單品種的經營平臺,營造營銷優勢,實現規模效益,獲取附加值。所以,商品經營使市場局限于商品低價位高數量的低層次競爭上。目前,商品市場與商品經營處于飽和期,進入衰退期。
(2)在資產市場和資產經營階段。資產市場與經營,即生產要素市場與經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人、財、物及技術、管理、商標等有形與無形生產要素的流動與優化組合構成了資產經營。具體表現在通過有償轉讓、租賃、承包、聯營、兼并等形式使生產要素在市場中展示企業強勁的競技力,增強企業創優增效的實力。例如技術通過市場流動,轉化為生產力;資金通過市場流動,實現時間與空間上的最佳融通與高效配置;人才通過市場流動,可以充分挖掘人力資源的智能和潛力等等。資產經營使市場體現了產品質量與品牌及品牌群的高層次競爭,我國正處于這個市場的熾熱化階段。
(3)資本市場與資本經營階段。資本市場與經營,即產權市場與經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證券、股票、期貨等產權要素在市場中的流動與優化組合構成資本經營。資本經營通過優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促進資產經營,規范企業規模與產業集中度的關系,增強企業市場化程度。具體表現在社會資產物質形態上的所有權流動與重組,通過參股、控股、合并、破產、重組等形式,讓產權要素在市場中優化組合,實現資本增值。在經濟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發展有近百年歷史,仍不斷地為資本主義發展開發商機。在我國,資本經營目前尚處于雛形階段,但已經顯示了巨大發展潛力。資本經營是在提高和完善商品經營、資產經營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一種高層次的經營模式,具有綜合性的市場功能,能夠從系統性、有效性、適應性多視角開發資本商機,成為企業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
在目前市場經濟不規范的條件下,資本要素和資產要素混合互動,錯位生存,資本中包含著資產、資產中包含著資本。馬克思曾指出:“資本運營是黃金通道,而資本的本質特征在于產權運動。產權循環運動“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
二、我校科技企業市場環境分析
1.對現狀的基本分析
山東理工大學校產總公司作為學校產業管理部門,是在學校與企業間架起的一道“防火墻”。學校賦予校產總公司的三項職責(負責學校經營性資產管理;對學校經營性資產承擔保值、增值責任;承擔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任務)定位已經明確。自2001年以來,校產總公司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對現有校辦產業經營性資產進行了資產評估和公司改制,成立了山東理工大奧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并通過了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控股了山東理工光電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趨于完善,產權關系更加明晰,管理更加科學規范,并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近年來,完成銷售收入3760萬元,實現利潤287萬元,取得了股東投資回報率131%的驕人業績,較好地完成了“對學校經營性資產承擔保值、增值責任”的任務,并得到了可持續發展。但是,公司大部分產品科技含量低、市場競爭力較差、產品生命力不強,職工隊伍還不能完全適應現代企業管理的需要,在經營上公司對學校市場客觀依賴性較大,社會市場開拓效果不理想,公司把目光停留在了商品經營的平臺上,處在一種市場低層次競爭環境之中,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現有校辦企業的生產和管理上,而對“負責學校經營性資產管理、承擔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任務”職能理解不到位,校產總公司產業化發展和職能的全面發揮離學校黨委的要求還有一些距離。放眼山東高校科技企業發展,這種現狀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時我們也意識到,高校科技企業不存在校內和校外市場之分。因為在經濟學中沒有“校內市場”這個概念,在現實中也成了思考問題的人為“障礙”。市場不分內外,只能分為現有市場和潛在市場。當然作為校辦企業的現有市場以校內為主,這是我們不能放棄并需要進一步開發的市場。潛在市場是我們尚未充分挖掘和滿足的需求,無論內外都要注意開拓和維護。由于校內市場的規模限制,要想發展壯大,必須大力開發校外的潛在市場。至于經常提到的從校內市場到校外市場的轉型,目的也是激勵我們盡快去拓展潛在市場。我們感到高興的是,去年以來,我們校外市場、尤其高科技產品贏得的校外市場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在“從校內市場到校外市場的轉型”中實現了突破。
2.我校科技企業市場優勢分析
企業謀求發展的市場途徑有二條,一是通過產品變現實現收益;二是通過股權變現實現收益。通過產品變現實現收益需要在商品市場經營中加強市場營銷環節,包括一系列營銷策略的制定和實施。通過股權變現實現收益需要我們到資產與資本經營中尋找市場機會。近年來,高等教育事業由精英向大眾教育的快速發展為高校科技企業提供了太多的機會與可能。例如山東理工大學,2001年在校生不足1.1萬人,到現在已經突破了3.2萬人,在山東高校保持領先發展的優勢。這在征地、擴招、職工建房、內涵發展等方面,使學校和職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這種保持領先優勢帶來的綜合效應,也深深激勵和鼓舞著校辦企業的每一個員工,我們也成功嘗到了跟隨學校發展帶來的甜頭。我們的建材分公司和印業分公司產品在學校有很高的市場份額,我們教學設備分公司數控機床產品和計算機分公司工程項目因為有后續的研發支持,也更加增強了社會競爭力,而且在學校也有一定的市場占有率。另外,我們有廣泛的校友資源,有著良好的社會美譽度,可以轉化為市場優勢。最大的優勢是來自學校的學科建設群和龐大的可經營性資產,以及良好的人際關系,這正是作為高校科技企業的潛在市場。這個市場的開發及其滲透足以支撐并覆蓋高校科技企業經營領域和規模以及可持續發展。我們說一個企業有優勢,不僅指企業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哪些方面比競爭對手做的更好,具有不可模仿的獨特能力。
三、努力在服務山東制造業強省行動計劃中尋求市場空間
1.行動計劃的提出
教育部(2005)2號文件明確指出:“高校發展科技產業,要以轉化高新技術成果并實現產業化為目的,重點孵化具有本校學科特色和優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企業。”2006年初,山東理工大學與山東省經貿委共同簽署了“服務山東制造業強省行動計劃”,強省計劃的重點是依托我校學科優勢加快發展山東電子信息、生物技術及制藥、新材料三大高新技術產業,改造提升輕工、紡織、機械、化工、冶金、建材六大傳統產業,突出抓好電子信息、汽車、船舶、石化、家電、食品、服裝紡織七大產業鏈。作為我校發展的優勢背景,“服務山東制造業強省行動計劃”對于我校社會服務功能的切實發揮,對于校產總公司切實承擔起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任務,都是一次大檢閱、大發展的機遇。為此,我們確定了在機遇面前堅決“跟進、服務、承載、實現”的工作思路。并明確了今后工作的重心,將是以學校作為公司虛擬的研發中心,以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平臺建設為重點,實施有效資源配置和可經營性資產的優化組合,在提高商品經營和資產經營基礎上,大力發展資本經營市場,努力實現高層次的經營和競爭態勢,體現高科技企業的高效益增長。
2.關于工作的基本思路
我校認證科技企業近期工作的目標與計劃,可以概括為“建好三個平臺、兩個橋梁、通過多種模式實現”。三個平臺是:積極參與服務山東制造業強省信息聯絡平臺建設、切實抓好成果轉化和高科技企業孵化平臺建設、全力搭建投融資和資本運作平臺;兩個橋梁分別是搭建校企橫向課題研發立項的橋梁、運作盤活學校閑置資產和設備的橋梁;多種模式指利用直接投資、控股參股、直接轉讓或孵化后轉讓、技術服務等多種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模式。為此,公司將展開以下幾項工作:一是成立科技開發部,組織專業人員,深入各職能部門、各院系、各實驗室、廣大科研人員內部,掌握信息、宣傳公司、擴大影響;二是積極主動與學校科技處、國有資產與實驗管理處聯系,建立校內外科技人員及科技成果信息庫、校內儀器設備信息庫,掌握相關基礎資料;三是發揮公司貼近社會和市場優勢,廣泛深入社會企業,發現市場需求,尋找和創造技術合作機會;四是在科技處具體指導下,積極參與服務山東制造業強省計劃及各項重要活動,積極參與校企技術合作洽談會;五是做好業務深化和跟進工作。加快大學科技園建設的步伐。一旦時機成熟,選擇合適的模式進行運作,實現規模擴張和資本增值;六是努力營造寬松、和諧、干事的工作與文化環境,為廣大科研人員服好務。
從2005年開始,校產總公司已著手對校內科研項目進行考察和論證工作,成功轉化了我院機械工程學院趙玉剛教授的“教學用數控機床”項目,成立了山東理工大奧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教學設備分公司,圍繞教學型數控機床的生產和銷售、數控技術培訓、廠礦企業數控技術改造三項業務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6年全年完成銷售額300萬元,利潤突破100萬元。該項目的成功運作不僅為校產總公司帶來了市場轉型和發展的契機,也為校產總公司實施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也必將為我校服務山東制造業強省計劃的推動實施產生帶動作用。
資本市場環境分析范文6
一、價值管理與業績計量指標的選擇標準
(一)價值管理與價值創造。20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世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和全球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使得企業競爭日益激烈。這種變化一方面對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提出挑戰,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現在財務管理對企業價值創造的關注。湯姆?科普蘭提出的價值管理,正是對這一關注的積極回應。
價值管理(VBM)是以戰略為導向的、基于價值的管理。價值管理從其產生伊始便與企業價值創造密不可分,其目標是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強調企業的一切戰略制定、戰略實施都要圍繞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個戰略目標而進行。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下,企業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對其整體戰略業績的實現加以計量,核心就是利用價值管理衡量企業價值創造和價值增值。因此,對于企業高層管理者而言,實施價值管理,有助于管理層了解企業的價值是怎么創造的,從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識別企業的價值活動、優化價值創造過程上來;通過整合作業流程、優化資源配置、加強內部管理,以最經濟有效的方式創造價值,獲得比競爭對手更強的競爭優勢,并將這種競爭優勢持續地保持下去,這種持續的競爭優勢便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戰略業績核心所在。因此,實施價值管理并不是最終目的,通過價值管理達到預期的價值創造才是終極目標。
(二)戰略業績計量指標的選擇標準。僅僅建立一個目標體系,即使是建立在價值基礎上,也不可能自動地使企業達到預期,既定目標的實現需要財務管理系統對企業價值創造計量的支持,從而在基于價值的戰略管理與能創造真正價值的企業活動之間搭起一座橋梁,實現戰略目標與經營活動的一致。戰略業績計量指標將成為這座橋梁的主要支柱,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并非所有的財務指標都適用于價值管理下的業績計量,戰略業績計量指標應有其自身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將無疑成為衡量企業價值創造的業績計量指標的選擇標準。
1、關注現金流,強調“現金流量至上”原則。價值管理觀點認為,公司價值的產生不是基于已經獲得的會計歷史數據和市場份額,而是基于與適度風險相匹配的企業已經獲得和未來可能獲得的自由現金流量。自由現金流量的變化代表著企業實際的、可控制支配財富的變化,也是投資者所關注的焦點,更是價值管理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戰略業績計量指標應充分反映企業的現金流量,這一點在以往的計量指標中并不受重視。
2、考慮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價值管理其實也是一個預測過程,涉及到估算預期流向股東的財富的現值。因此,價值管理下的企業價值不是歷史價值,而是一個現值的概念,是考慮了未來各種風險因素后的價值。戰略業績的計量指標也需要充分考慮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只有這樣的指標才能真正反映企業戰略業績。
3、計量指標的層次性。價值管理能否有效實施,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戰略業績計量指標能否真正反映組織內部各個作業層次的業績,因此一項好的計量指標不僅可以用于衡量企業整體的戰略業績,而且也可以用于下屬各層部門的業績觀測與考核。層次性使企業的價值管理目標滲透到企業各個環節的活動中去,使上至高級管理者、下至基層作業者都能感受到來自價值管理的壓力和動力。
二、戰略業績計量財務指標
(一)自由現金流量。自由現金流量作為價值管理的基礎和出發點,是被現代財務管理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同的。正如沃倫?巴菲特在伯克希爾?哈薩威公司1992年年報中所說的那樣,“任何股票、債券或企業今天的價值,都取決于該項資產在其剩余期限內預期所能產生的現金流入量和流出量,用恰當的貼現率計算的折現值大小”。今天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用自由現金流量來管理公司以創造企業價值,而不再是傳統的會計指標(如銷售利潤率、凈利潤),這種觀念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傳統指標的可調整性、滯后性等自身缺陷無法為價值管理提供相關、可靠的財務信息,更無法為戰略業績的評價提供重要線索。自由現金流量是企業籌資決策、投資決策和經營決策的結果,并不是任由財務人員操控的簡單數字運算結果。以自由現金流量為基礎折現后的企業價值剔除了主觀估計判斷因素,特別是對于貼現率的選擇上充分考慮了股權資本成本,為企業高層管理者能夠更準確地分析市場風險、成功地實施價值管理、可靠及時地評價戰略業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經濟增加值。經濟增加值(EVA)作為企業業績優勢的度量器,是價值管理的核心。EVA強調“公司經營利潤必須能夠補償投資者投資風險的必要回報,投資收益率高低并非公司經營狀況好壞和價值創造能力的評估標準,關鍵在于其是否超過公司包括債務和股權在內的所有資本成本”。企業的價值就在于其增值的能力,所以EVA為正,或雖然為負但負值正在減少,則說明企業創造了價值,價值增加;EVA為負,或雖然為正但正值卻在減少,則說明損害了企業價值,價值減少。價值管理正是通過對EVA在價值鎖定、價值控制兩個方面的分析來反映企業價值創造的戰略業績的,從而為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指明方向。
1、價值鎖定。根據波特的價值鏈分析可知,價值管理應首先將注意力集中在各部門之間的作業流程上,通過識別企業的價值活動,了解哪些作業是在增加價值,哪些作業是在消耗價值,哪些作業是價值創造的關鍵領域,即實行價值鎖定;提高增加價值的作業產出率,對同類作業的活動進行優化整合;削減損害價值的作業支出,對此類非增值作業進行改造調整,將資本支出控制在維持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需求水平上,從而便于集中企業資源擴大關鍵領域作業,創造EVA。企業的管理者通過EVA指標及價值驅動因素分析可以十分有效地發現各部門運營狀況和資本費用之間的因果聯系,各部門業績水平對企業整體戰略業績的貢獻程度,從而提高企業內部業務流程的效率,降低資本成本,最終實現企業價值的增值。這部分增值價值越高,說明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越強,企業越具有競爭優勢。
2、價值控制。EVA指標作為企業戰略業績計量工具的一大特點就在于其可依據各部門層級逐層分解。即不僅有企業整體的EVA指標,各責任中心或下屬分部也會根據本中心或分部的作業性質,得到分部EVA指標,并最終落實到基層單位和每個員工的身上,使價值的創造活動得到切實有效地控制,強化了價值管理的目標。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將EVA分解到各責任中心或分部時,必須謹慎理解EVA的含義,尋找適合部門經理的業績衡量指標。由于有時部門經理的決策和行動的結果被大量他們不可控、卻影響EVA的因素所左右著,為了能全面綜合、真實地衡量業績,在管理上必須尋找和EVA密切相關,且容易取得、更容易被部門經理直接控制的價值驅動因素。這些驅動因素作為EVA的組成部分,更適合責任中心或分部的業績評價和價值控制,從而發揮EVA的激勵作用,促進企業整體EVA的提高。
價值創造是一個循環反復、逐步積累的過程,任何一個企業價值的實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層管理者要站在企業戰略管理的角度,從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力出發,整合企業各部門功能,自上而下建立以EVA為核心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自下而上建立實現EVA目標的標準業務流程,將企業內部價值管理與外部環境分析相結合,根據環境變化有效利用企業資源,及時調整經營活動,形成企業持續的價值創造流程和獨特的管理模式,從而保持企業競爭優勢。
三、戰略業績計量非財務指標
通常情況下,財務指標是以單周期的歷史業績數據為基礎的,偏重于短期業績的評價,而非財務指標大多數偏重于長期業績的衡量,尤其在企業競爭優勢的建立和維持方面,非財務指標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價值管理下的戰略業績計量指標在全面實施EVA的基礎上,應引入非財務指標作為輔助計量工具,以彌補EVA重視短期利益的局限性。
我們不妨考慮將平衡計分卡和EVA結合使用。由卡普蘭?諾頓發明的平衡計分卡作為一種戰略業績評價系統,突出的特點是“將企業的遠景、使命和發展戰略與企業的戰略業績評價聯系起來,然后把企業的使命和戰略轉變為具體的目標和評價指標,以實現戰略和業績的有機結合”。它不僅包含財務指標,而且還通過顧客滿意度、學習和成長的業務指標來補充說明財務指標。這些非財務指標作為價值創造的驅動因素,能從長遠的角度密切關注企業提高競爭能力并獲得未來增長潛力的無形資產等方面的進展,充分彌補EVA在這方面的不足。
(一)投資者滿意度。企業的價值創造最終是通過資本市場得以實現的,投資者對股東價值回報的期望越高,說明投資者對企業戰略業績的滿意度越高,企業在資本市場上所反映的價值也就越大,EVA值也越大。因此,投資者滿意度可以作為衡量企業戰略業績水平的有效輔助工具加以關注。
(二)員工績效評價。實施EVA,能使企業內部員工和外部投資者一樣關心企業戰略的實施和價值的創造,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和對成功的渴求。高層管理者可以通過激勵機制、獎金薪酬等措施在員工的績效水平與價值創造之間建立非財務指標評價體系,如員工的工作態度、工作效率、對公司的忠誠度等,從而促進基層作業效率的提高,保證EVA驅動因素分析的有效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