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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就業范文1
1998年教育部在調整本科專業目錄時減少了近一半專業，卻增設了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作為一個新興邊緣學科誕生后，很多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憑借自身原有相關學科，比如，勞動經濟學、勞動關系學、社會保障學等的師資優勢，辦出一些特色，走在了前面。江西師范大學校2005年設立該專業，并于次年開始招生，至今已有多屆學生畢業。
二、就業總量分析
為了解畢業生實際就業去向，筆者對江西師范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2010屆、2011屆、2012屆和2013屆畢業生進行了調查。調查形式包括電話、短信、委托本班同學對未能聯絡上的同學補充聯系。其中2013屆和2012屆有效信息獲得率分別為100%和56%，而2011屆和2010屆畢業生獲得的有效信息不足50%。表1給出的是2013屆我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去向與就業崗位的情況。（表1）
總的來看，2013屆畢業生中就業單位為企業的占比為60%，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占比為40%，即便把其中的大學生村官部分刪掉（按協議他們極有可能將來需要面臨二次就業，大約占其中的17%），即真正屬于公務員及機關事業單位的部分為23%。雖然相比一些重點大學，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比率仍屬較高水平（后者2013屆畢業生該項比率僅為6%）。而去往企業的比率高達60%，中國人民大學為86.5%。
在崗位方面，去往企業就業的21人中有15人前往私營企業，其中10人從事經營類工作；3人前往國有企業，其中1人從事經營類工作；2人前往地方銀行，均為經營類工作。按此計算，從事經營類相關工作的比例占32%，高于預期。意味著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從事的是經營類崗位，在所有類別崗位中比率最高（在所有類別中占比最高的是行政類崗位，但如果除去大學生村官部分，則占比和經營類崗位占比相等），遠高于我們對從事經營類崗位的學生數量的預期，偏離了我們最初認為大部分畢業生應該去機關事業單位工作或企業人事、工資與福利部門工作的判斷。這種誤判體現在就業比例與和服務于相應就業類別的課程或學分比例之間的對比關系上。2013屆畢業生培養計劃共開設了25門課程（專業必修課程，不含公共必修課），其中經濟學類課程7門（不包括相關課程，如高等數學等），占28%，略低于經營類崗位就業同學的占比，考慮到大學生村官二次就業問題，則兩者差距可能會更大，經營類崗位就業比例將顯著高于經濟類課程的比例。
三、就業結構分析
學生培養計劃中經濟類課程的開設和學生就業選擇情況并不匹配，即經濟類課程安排落后于學生就業需求，不僅體現在總量上，在結構上也很明顯。
根據就業反映情況，經營類就業全部集中在企業，沒有人在政府相關部門從事經營類工作，但為這些部門就業而開設的經濟學課程卻占全部經濟學類課程的43%，主要有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概論和政府經濟學，它們沒有給學生就業帶來直接的促進作用。其他幾門經濟學類的課程情況稍好，除西方經濟學原理作為基礎性課程外，其他課程如貨幣銀行學、勞動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原理等都有服務對象，即可以在畢業生就業崗位中找到其影子，如有學生從銀行業務工作，有同學從事勞動保障工作以及企業人事管理工作。
在2013屆畢業生就業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升學比例非常低。在41個同學中僅有2個同學選擇升學或升學成功，比例為5%，遠低于中國人民大學的37.1%，南京農業大學的17%。從升學方向看（2012屆類似），這個專業主要有兩個去向，一是經濟學，可以選擇勞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等；一是社會保障。對升學選擇經濟學方向的同學而言，現有經濟學課程安排對他們并不利，主要表現為課程雜、方向不明確、缺少核心課程，導致學生在向經濟學專業升學過程中遇到障礙。如果升學方向是社會保障，其相應課程則開設較為齊全，一共開設了7門核心課程。但在這種“完美”的課程設置下，選擇社會保障作為升學方向的同學僅有1人（2012屆為2人），和選擇經濟學作為升學方向的人數相當，令人質疑其價值。
四、學科建設科學定位
根據以上對畢業生就業狀況分析可發現，經營類崗位和行政管理類崗位總的占全部就業的比重高達78%，而社會保障類以及人力資源管理類等其他崗位占全部就業的比重不到22%，這種反差顯示出當前學科建設定位不夠理想等問題。首先體現在辦學單位設置不合理。據了解，中國人民大學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設立了專門學院外，其他高校，比如，福建師范大學和湖南師范大學均則將其設置在公共管理學院，依托管理學平臺辦出了特色，對學生培養和就業有利。省內某高校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設置在經濟管理學院（前身為經貿學院），定位為培養學生向勞動與人事、社會保障與商業保險及相關領域擴展滲透的能力，為此開設了共計10門經濟類課程，也辦出了特色。江西師范大學則把它放置在了政法學院，目前狀況難以顯示該平臺為專業特色建設帶來幫助。當然，新辦學科問題在所難免，關鍵是要面對問題提出解決辦法。
基于目前收集到的畢業生就業信息可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首先是培養計劃中應該對核心課程進行模塊化管理，通過模塊引導學生明確對未來的定位。根據歷屆畢業生就業呈現出在某些崗位類別上的集中趨勢，可考慮設置若干模塊，比如，經濟類模塊、行政管理類模塊、社會保障類模塊等。這里僅關注經濟類模塊建設。
五、經濟類模塊建設
對就業信息的縱向比較，有助于產生更加清晰的認識。如果不苛求嚴謹，可以把歷屆學生培養計劃中，經濟學課程的變化與歷屆學生中經營類崗位就業和升學情況作個對比。這里僅以信息收集情況稍好的2012屆和2013屆畢業生為例。2013屆畢業生從事經營類有關工作占就業學生中的比例高于2012屆畢業生。相應，2013屆畢業生的培養計劃中經濟類課程的門數為7門，比2012屆畢業生多1門。同時，部分課程的學分也有所增加，如果算上一些外圍課程，則相差更多。經濟學課程的變化和學生在經營類崗位的就業存在正向相關性，建設好經濟類模塊有助于學生就業。
經濟類模塊建設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服務和致力于經營類崗位的同學， 一是服務于在其他崗位的同學。兩類同學就業目的不同，對經濟學課程體系的需求不同，因此可分別設立兩類經濟學模塊課程供選擇：經濟類模塊I和經濟類模塊II。
經濟類模塊I。主要面向將來準備在就業或升學時向經營類崗位或經濟類專業發展的同學。該模塊在原來經濟學課程中進行整合，主要對原來一些就業貢獻小且內容非常相似的課程，比如，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概論和政府經濟學進行精簡，同時增加一些核心課程和有利于拓寬學生就業面的課程，例如，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等。該模塊具體包括以下課程：西方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證券投資學，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勞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從課程數量上看，該模塊所包含的課程數量與原來的經濟學課程數量相比并無變化，但從就業的現實角度看，則顯然設置更加優化，且更貼近當前學生就業的實際情況，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學生在這些課程的基礎上再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修或旁聽其他課程，再如，消費者行為學等。
經濟類模塊II。該模塊旨在為往其他方向發展的同學提供經濟學基礎知識，傳遞經濟學思想，為其他課程的學習提供工具。具體開設的課程包括：西方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原理、公共財政學、勞動經濟學。從課程數量看，該模塊包含的課程比原來培養計劃中的經濟學課程減少3門，學分數量減少9分。這些課程主要是經濟學思想、經濟學相關知識的普及，它們或者有利于學生學習其他知識，或者有助于學生形成科學決策的思維。這個模塊課程盡管精簡了，但傳遞經濟學基本知識與經濟學思想的目的更突出，反而有助于學生未來發展。
六、結論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是新設置專業，各高校興辦該專業的時間差距不大，關鍵在如何結合高校自身資源辦出自身特色。作為文科院校，江西師范大學在資源上具備一定優勢。但要把這一優勢發揮出來，需要做好以下兩個方面工作。
勞動經濟學就業范文2
1日本女性經濟學的提出背景
安倍女性經濟學的提出，有其相應的理論基礎與亟需面對的現實問題。
理論基礎方面：日本關于女性就業的研究始于上世紀70年代后期，經過30多年的研究，已較為成熟。竹中惠美子是日本女性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對日本女性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提及了女性就業[2]。井上清在《日本婦女史》中，介紹了日本女性就業的起源及早期就業狀況。武石惠美子通過研究戰后女性就業狀況,分析了女性就業存在的問題[4]。宮島洋等闡述了日本女性就業與企業發展的關系，涉及了保育制度、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5]。八代尚弘則從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日本的女性勞動市場進行了分析[6]。山本理子進一步提出了促使女性就業的可行性措施[7]。1999年，高盛證券公司的松井凱西首先提出了“女性經濟學”這一概念，認為女性經濟是日本的隱形資產，日本應該把以讓更多的母親重返工作崗位作為重點任務。
現實背景方面:為了擺脫持續低迷的日本經濟現狀，安倍上臺后實行了大膽庚活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被稱為“安倍經濟學”。但在實施過程中遇到諸多問題，其中少子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不足，構成了安倍經濟學推行的嚴重阻礙。隨著低出生率和平均壽命的提高，日本的少子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2010年，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u比率已達22.8%181，成為世界上老齡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為緩解勞動力不足的壓力,安倍提出了“女性經濟學”，即鼓勵女性就業，讓隱退居家的H本女性重新工作，提升女性就業率，以促進經濟增長。
2日本女性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勞動力調查數據，本文研究了1990~2014年的男女各年齡段(毎5年)就業率，選取其中4個年度對男女就業率進行對比分析。不同干日本男性就業率曲線所呈現的倒U型，日本女性就業曲線呈現M型,且就業率遠低干男性。在長達24年的時間跨度里，女性就業率的增長極其緩慢，1990年就業最高峰值已達72.4%，而2004年的最高峰值僅為69.8%，甚至出現f負增長，且兩個年度的就業曲線在35~65歲之間基本是重合的，為避免圖中的數據重合，不再單獨標注1990年數值，其各年齡段的就業率可通過曲線圖明晰。日本女性就業率增長緩慢的原因，來源于就業環境和就業市場，這也構成了日本推行女性經濟的挑戰。
2.1日本的性別觀念和女性職業層級低
日本奉行儒家文化，在家庭中，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在經濟上，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在勞動布場中，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女性處于嚴重不公平的位置，不只薪資比男性低，女性管理者的比率也遠低于男性。這種根深蒂固的性別觀念,極大地束縛了女性參與就業。W本女性的就業率，遠低于男性,即便是在女性就業率較髙的2014年，女性最髙就業峰值也只達75.7%,而男性在30~59歲的就業率基本穩定在90%~93.2%。
2.2日本的稅收和保障制度
口本的稅收制度對雙職工家庭很不利,其財政尤其是稅收政策長期以來都有優待家庭主婦的規定。若妻子的收人低于一定額度，丈夫的個人所得稅可以享受配偶扣除或配偶特殊扣除。日本醫療保險制度規定專職主婦可享受免費的醫療保險，且住院時可多享受10%的醫療優惠，而職業女性就醫時則需自己繳納醫療保險費用。日本稅收和醫療保險等保障制度，客觀上起到r挫傷已婚女性就t積極性、鼓勵女性在家做全職主婦的負面作用。
2.3日托資源稀缺，公共育兒設施不足
日本沒有中國的“代記補償”傳統，即沒有像中國父母代子女照顧其下一代的傳統。日本H托中心嚴重短缺，導致300多萬的產后女性放棄就業想法。據圖1,日本女性就業有兩個髙峰期:一是在25~29歲年齡段,一是在45~49歲年齡段，而就業率低谷集中在30?34歲年齡段，且第二個峰值低于第一個。但1990年的首個就業高峰是在20~24歲，因為當時女性的就業和婚#年齡都較早。女性就業率的下降,和已婚女性結婚、生子、育兒，不能繼續參加工作有關。日本的公共育兒設施不充足，導致很多女性為了生育子女不得不辭職，等育兒期結束后再出來工作。
3曰本女性經濟學的政策與效應3.1日本女性經濟學政策
針對上述問題，2014年6月，安倍把女性經濟學作為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推出了一系列女性經濟學政策。主要內容為:第一，女性就業職位方面。提高女性在企業管理層中所占的比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公布女性高層管理者的比例，2020年之前，企業中女性管理者的比例，由2013年的7.5%提高到30%。2015年8月，H本頒布了旨在促進女性活躍f職場的《女性活躍促進法》，規定員工人數在301名以上的企業，設定和公布女性管理者的比例和女性員工錄用比例等數值H標義務。第二，改革現行的稅收和養老金、醫療保險等保障制度，進一步使職業女性的權益得到保障。第三，建造日托中心,解決后頤之憂。安倍計劃到2017年前，在全國范圍內新建40萬個日托中心，尤其是針對資源最為擁擠的橫濱市，提出了2年創新方案;新增課后托管項目，可照看10000名學齡兒童，以保障女性能夠全天侯投人工作。第四，H本政府會進一步制定措施，為休產假和育兒假的女性提供E多援助，允許其遠程工作，鼓勵女性產后回歸就業市場r3.2日本女性經濟學的政策效應。
3.2.1女性就業率穩步增長
II本總務省統計局公布的勞動力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1月?10月(11月、12月數據暫無),女性的就業率維持在47.2%到48.7%之間，最高值出現把)月和丨0月，同為48.7%。2014年11月~12月，則穩定在46.7%到48.2%之間，最高值出現在10月和11月，均為48.2%。2013年基本為46.1%到47.9%,最高值為11月的47.9%。安倍的女性經濟學政策推出后，日本女性月就業率同比逐漸增長，呈現逐年穩步上升的趨勢。
3.2.2男女就業收人差距縮小
日本內閣府公布的《2015年男女共同參畫白皮書》數據誠示，若將男性勞動者規定勞動時間內所得收入設為100作比較，則2014年,女性勞動者的規定勞動時間內所得收入為72.2,與2013年的71.3相比縮小0.9。其中，女性正式員工所得收入為74.8,與2013年的74.0相比縮小0.8,男女收入差距呈縮小趨勢。
3.2J女性職位層次提髙
安倍女性經濟學政策提出到2020年將企業管理職位中女性的所占比例提高至30%。2014年，管理職位中女性所占比例為11.3%,其中系長級為16.2%，課長級為9.2%,部長級為6.0%;而2013年，日本女性管理者的這三個比例分別只有15.4%,8.5%和5.1%。各管理職位層次中，女性比例都有小幅增長，呈上升趨勢。然而，越是髙層次的職位，女性所占比例就越少。如何提高女性在高層管理者中的所占比例，成為今后極需解決的課題。
4日本女性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啟示
同屬儒家文化圈的中國，雖然女性就業率高于日本，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的增長仍面臨許多共性問題。同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同樣面對勞動力不足的壓力問題。日本的經濟起飛較早，獨樹一幟地提出發展女性經濟，鼓勵居家女性就，保進經濟增長。研究日本的女性經濟學，分析其經驗和教訓，對發展我國的女性經濟學提供借鑒和啟示，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
4.1發展女性經濟學，緩解勞動力的不足
據民政部的統計數據，截至2014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21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15.5%。我國的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老年人口逐年以迅猛的逋度在増加，如表1所示，從2007年到2014年，僅7年的時間，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902萬人。預計2020年，老年人口占比會達22%，與目前日本的老年人口比重'相當。老齡人口的增加，給國家財政增加負擔的同時，也帶來了勞動力不足的巨大壓力。也就是說,當前日本所面臨的問題，我國5年后同樣會面臨。雖然我國女性就業率高于日本，但為緩解勞動力不足的壓力，中國也需發展女性經濟學，鼓勵隱退居家的女性就業，以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保護女性權益，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
日本的社會保障機制以家庭為單位，重視女性權益的保護，在制度設計中充分考慮到了性別因素。日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厚生年金(保險對象為企業65歲以下在職職工)、國民年金(保險對象為20~60歲的日本國民)和共濟年金(保險對象為各種共濟組合成員)等其他各種年金三部分組成，這些年金都體現了對女性權益保護的傾向。比如，日本國民年金的繳納，以家庭為單位計費，專職主婦的國民年金由其丈夫及丈夫所在單位繳納,且可享受一定的配偶扣除。2000年，日本政府還設立了針對女性生活方式變化等因素的年金討論會，專門對社會保障中的性別內容進行討論和研究，為保護女性基本權益提供服務。我國的社會保障是以個人為單位繳納費用，制度設計沒有考慮性別因素，且存在部分不合理性:首先，女性的權益保障覆蓋率低，低于我國男性。其次，女性的權益保障體系覆蓋面不足，有部分女性群體甚至沒被納入。我國女性承擔著照顧家庭和生育等勞動力再生產的職能，其貢獻理應被承認和保護，但女性卻是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群體，應借鑒日本的保障機制，從性別保護的視角，健全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現對女性的制度關懷，使女性勞動者有較為滿意的生活水平。
4.3進行制度改革，延長女性退休年齡
2004?2014年日本男女不同年齡段的就業率數據，日本女性在50?54歲年齡段的就業率為62%~734%,55~59歲的就業率為58%~66.3%，60~64歲的就業率為38.4%~47.6%,在65歲以上，也有14%~15%的就業率，同期日本男性的就業率更高。日本中老年人口保持著較高的就業參與度，有些企業甚至將退休年齡定為65歲。目前世界平均退休年齡為男性60歲，女性58歲,而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一直執行著1978年制定的《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男性退休年齡為60周歲，女性退休年齡為50周歲,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如表1所示，隨著低出生率和平均壽命的提高,我國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2015年我國老年人口預計達2.16億,約占總人口的16.7%。面對勞動力不足的現狀和國家財政壓力，我國延遲退休的政策呼聲日益髙漲,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分別提出研究和制定延遲退休政策，根據我國的國情，進行“漸進式延遲”，即每年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逐步過渡到合理的退休年齡。目前，具體政策尚未出臺,有些地方政府卻趁機鼓勵提前退休,有些國企員工也爭相提前退休,原因是退休后反而比退休前收入高，造成了勞動力的極大浪費和不足，不利于經濟發展。為了保證充分的勞動力供給，我國需借鑒日本經驗，發展女性經濟，促進女性就業,延長女性的退休年齡。因此，改革制度迫在眉睫，為延遲退休提供制度保障。
4.4促進性別平等.提高女性職位層次和收入
勞動經濟學就業范文3
安倍經濟學已實施兩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無效。已有研究大多從巨額財政赤字、金融體系痼疾、內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們歸結為安倍經濟學政策的無效性。不可否認，這些領域確實都存在問題,但這并不深人:第一，作為一個成熟的發達市場經濟體,曰本早已在財政、金融、投資和消費等各方面形成了獨特、固定且適合本國歷史傳統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現得比歐美更優秀，即使出現問題也不至于造成長達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問題在各主要經濟體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卻遲遲不能走出通縮和低迷的泥潭,這說明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制約著日本經濟的復蘇;第三，客觀地講，日本經濟并非其對外宣傳的那樣糟糕,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增長潛力的不斷喪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這一趨勢，那么，日本經濟的前景只能是平穩衰落，這才是日本政府經濟政策日益激進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諸多領域中的問題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釋為何曰本在超長期的經濟低迷中屢次實行刺激政策卻長期無效，更無法解釋日本經濟潛力因何喪失。從決定經濟增長潛力最為根本的三要素——資本、技術和人口來看，人口基礎恰恰構成了日本經濟的短板,而日本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的協同關系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很多學者只是把人口變動作為日本經濟的一個側面加以探討，且很少有系統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現。這種研究傾向或多或少地忽視了人口作為基礎性結構對經濟體長期增長的促進或制約作用。從人口危機的角度不僅能很好地解釋安倍經濟學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預判日本經濟的長期走勢，同時有助于人們在更寬廣的社會背景下思考經濟政策。
二、安倍經濟學刺激5嫌的內容及其無效性
(一)安倍經濟學刺漱政策的內容
自2012年9月以來，日本安倍內閣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試圖擺脫長期通縮、增長乏力的經濟形勢，并把最主要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極端。安倍經濟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超常規的刺激政策”，其目標是以超常的財政刺激政策和激進的貨幣剌激政策擺脫通貨緊縮的困擾，最終實現2%的通貨膨脹目標;第二個版本是“寬領域的結構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訂版日本再興戰略”出臺為標志,其目標是解決日本經濟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為今后的持久增長奠定基礎。
2013年1月，安倍內閣即宣布以“15個月預算”形式全面推行財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萬億日元作為2012年度的補充預算,進而在2013年度財政預算中確定了92.61萬億日元的支出總額，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業上的財政投人(同比增長16%),體現出安倍內閣通過擴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決心。此后,安倍不斷推高財政預算總額，?屢創歷史新高(見表1)。?
在貨幣政策方面，為制造通貨膨脹，安倍政府強勢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銀行，BOJ)配合發鈔，效法歐盟和美國在金融危機發生后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并撤換掉作風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進的黑田東彥任央行總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銀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購買了超過1萬億日元長期國債，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萬億~70萬億日元的規模不斷擴大基礎貨幣，日本的基礎貨幣量已增發了兩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輪貨幣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增加至80萬億日元。
(二)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的無效性
安倍經濟學的首要政策目標是提高通貨膨脹率,增加就業和投資，最終為重振日本經濟奠定基礎。但從通脹率、工資就業和經濟增長等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來看，日本經濟并無太大起色，而安倍經濟學最大的“功績”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瘋狂上漲，吹大了資產泡沫。
首先,安倍經濟學遠未實現其承諾的通脹目標。2013年4月，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承諾將設法在兩年內實現2%的通脹率目標，但截止到2015年5月，這一目標并未實現。不可否認，日本央行的貨幣寬松政策確實在初期推高了物價，作為實現通貨膨脹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調消費稅對物價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脹率遠沒有達到2%。安倍內閣不僅沒能實現設定的通脹率目標，而且歷史性地推髙了國債余額，國債在日本央行資產中的比例越來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則越來越小，安倍經濟學貨幣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經濟學在工資和就業上的成績有頗多水分。安倍經濟學最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資與就業水平，但仔細考察這一成績單就會發現，工資和就業的政策目標也沒有完全實現。安倍經濟學開局的2013年，日本經濟形勢出現較大增長，但職工月平均工資卻降至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這說明增長的好處基本上被企業獨占，而消費稅提高在助推物價上漲的同時卻降低了國民的實際工資收人。安倍經濟學的就業數據更是充滿水分，雖然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實施以來日本就業人數增加了90萬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業穩定性較差而且工資較低的非正式雇員，目前該群體已達雇傭勞動者總人數的38%。H由于正式就業者工資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這進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會總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經濟學的工資和就業政策目標并沒有達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預期。
最后,安倍經濟學未能給日本經濟帶來平穩而良性的增長，副作用日益明顯。借助于超大規模的財政支出計劃和極為激進的貨幣寬松政策，日本經濟在2013年確實有所好轉，曰元大幅貶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復，大型公共投資擴大了內部需求，經濟增長率達到2.1%。但這種刺激效應極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總體增長趨勢是“髙開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長，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長成績也是受上調消費稅之前民眾突擊消費的拉動作用,但上調消費稅對私人消費、住宅投資、設備投資、工礦業生產和進出口等各部門打擊沉重,p安倍經濟學的副作用日益顯現。因此安倍經濟學未能使日本進入良性發展軌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謂的“經濟復蘇”主要體現在金融指標上，本質上只是一種貨幣驅動下的虛假繁榮。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使日本國內企業資金充裕,但這些資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場，對于促進企業實體投資的效果極為有限;此外，海外投機資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這加劇了日本經濟的資產泡沫，日經225指數從2012年末的10395點狂漲至2015年5月1日的19531點，漲幅接近100%(日本經濟新聞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漲的副作用還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貧富差距，因為絕大多數日本民眾并不喜歡股票投資,?所以,股價高漲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業。即使現任日銀總裁黑田東彥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認了股市暴漲對促進實體產業投資的無效性[4_和“殺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效應。
三、人口因素對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的制約機制
一般認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總量與人口結構兩個方面,在人口數量中，對經濟增長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勞動力的數量及其占總人口比例;人口結構具體指人口年齡結構、人口性別結構和人口就業結構等,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是人口年齡結構，衡量人口年齡結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口老齡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數量之間有著密切聯系，所謂“人口老齡化”指的就是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其他年齡組人口數量及比例的不斷下降，但在理論上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減少勞動力數量。
從人口經濟學角度看，人口總量(尤其是勞動力數量)、人口年齡結構(主要指人口老齡化程度)將從供給環路和需求環路兩個方面影響經濟增長，日本的人口因素變動也正是通過這兩個環路制約了安倍經濟學的刺激政策，最終使其歸于無效。
(一)人口因素對供給環路的制約
在供給環路,人口因素將通過決定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素對國民經濟施加影響，具體從勞動供給、資本形成和技術創新三個方面產生作用。只有當一個經濟體的人口數量適度增長、人口結構較為年輕時，經濟增長才具備了可能性。歐美各國在進行工業革命之前，都是先爆發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儲備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首先，人口數量及其年齡結構對勞動力供給有決定性影響,15~64歲的人口是勞動力的供給主體，是就業大軍和后備勞動力大軍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處于生產年齡的人口。日本勞動力數量自1996年后開始進人負增長，進人21世紀，日本勞動力減少的速度明顯加快，根據日本官方預測,今后日本的就業人數還將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將比2012年減少323萬人，到2030年將減少821萬人。[<?根據2012年的一份調査，日本有28%的企業認為勞動力不足已經嚴重限制了企業的經營和發展，尤其是建筑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實施期間，諸多企業受困于勞動力不足的境況并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會醫療、福利設施、交通運輸和餐飲等服務業部門，很多企業被迫放棄業務擴張計劃，甚至停工,因為即使高工資也無法招到員工。m《經濟學人》前總編輯比爾艾默特甚至認為，日本應該用“勞動力經濟學”(Laboumomics)代替“安倍經濟學”。由此可見勞動力數量不足對安倍經濟學的反向制約作用。
其次，人口年齡結構年輕有利于實現高儲蓄一高投資一高增長的經濟循環。根據消費和儲蓄的生命周期理論，勞動年齡人口的消費往往小于收人,是社會主要的物質財富創造者和凈儲蓄群體，而老年人群體則是物質財富的凈消耗者。因此，人口結構年輕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因為只要通過金融體系的轉換和政策環境的配合,年輕型人口結構所創造的大量儲蓄就會被用于投資，從而實現快速的資本積累。眾所周知，日本已經進人重度人口老齡化時代，2012年，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已達到24.3%,成為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從1980—2010年，日本的總儲蓄率和總投資率分別下降了8個百分點和12個百分點,_這一時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齡化還加劇了社會養老負擔，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來越重，不斷擠壓著國民收人中用于資本投資的部分，這從根本上制約著安倍經濟學財政刺激政策的空間。
最后，人口因素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是間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隨著老齡化向縱深演進，整個社會的科技創新力也會隨之逐漸衰竭，因為老年人學習創新能力明顯不如年輕人，尤其是在知識更新換代越來越迅速的當今時代，人口老齡化向縱深發展意味著勞動力本身也將出現老化趨勢，這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極為不利，勞動力老化對日本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的削弱作用將日益顯現出來。
(二)人口因素對需求環路的制約
在需求環路,人口因素通過影響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總量與結構制約著安倍經濟學發揮作用。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從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內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經濟學的刺激政策歸于無效。
從消費需求來看,個人消費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設人均國民收人水平不變，日本人口規模的不斷萎縮本身就意味著社會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為此打出了“一億人口保衛戰”的旗號。雖然日本一直在倡導促進老年人消費,但老年人一般都會保持以前的習慣，很難改變，而且老年人的消費總額明顯不如有工資收人的年輕人，日本又向來是一個“重儲蓄、輕消費”的國家，出生于戰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從短期來看，消費稅上漲前大量集中的消費使個人消費市場趨于飽和,2015年3月份個人消費支出比上年同期減少10.6%，連續12個月同比減少;從整個安倍經濟學實施期間來看，日本個人消費需求基本圍繞在每月30萬日元上下波動，若剔除消費稅的影響則大多數時間低于30萬日元，增長空間極為有限。
支柱的企業資本支出更是復蘇乏力。日本國土狹窄，加上數十年的開發，各投資領域基本飽和。從根本上講，投資是現代經濟“迂回生產”的關鍵鏈條,投資的最終目的仍然需要相應的人口群體去消費。人口老齡化使得本已飽和的國內投資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資為例，新開工住房投資是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安倍經濟學在短期內刺激了住房建設,但好景不長,2014年后新開工住房建設戶數持續下跌(日本國土交通省“新設住宅著工利用関係別戶數，床面積”)。從長遠來看，隨著日本人口持續減少和少子老齡化趨勢進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間，這也預示了未來日本投資需求平穩下降的大趨勢。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數量減少及年齡結構老齡化在不同領域、以不同力度制約著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的實施。雖然各個經濟部門都有著自身的發展變化規律,但是毫無疑問，人口因素正在從根本上削弱著日本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影響在需求環路表現的不夠突出，但是對供給環路的影響則是決定性的，并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給領域,因此有學者稱日本經濟已經進人一種“新供給約束型經濟”。
四、人口因素制約日本經濟的歷史慣性
(一)人口慣性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與模型
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約，而這種制約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人口矛盾逐漸積累的必然產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內，日本人口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的相關程度較弱，隨機性較強;在長期內，兩者的相關性顯著，有很強的協同變動趨勢。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是相互影響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最顯著的不同就是:物質再生產的周期較短，而人口再生產周期遠比物質資料再生產周期長,一般都會超過20年。人口再生產的超長周期決定了人口變動具有極大的歷史慣性，這種慣性將長時期決定著一個經濟體的人口變動方向，也是這一期間任何經濟政策發揮作用的現實約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變動對安倍經濟學的制約作用還需放在一個長期內進行，這不僅有助于考察安倍經濟學各項政策運行的大背景,還可以預判日本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并評估安倍經濟學的前景。
五、人口危機與結構性改革：安倍經濟學的前景
經濟政策的前景取決于經濟體是否具備相應的增長潛力基礎并以適當的方式挖掘、發揮這種潛力，而人口基礎的樹塌，包括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減少和深度人口老齡化已經并將繼續從根本上瓦解著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并制約任何刺激政策的實施。如果說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參與率還有可能以適當政策緩解，但人口問題因其超長的再生產周期和極大的發展慣性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將嚴重制約安倍經濟學結構性改革的開展，極有可能使其歸于無效。
2013年6月，安倍經濟學的“結構性改革”內容終于出臺，在2014年的“修訂版再興戰略”中，日本政府進一步提出了針對長期結構性頑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點包括:下調企業所得稅，解除農業、雇傭和醫療等產業的規制，搞活地方經濟與中小企業,金融體系改革，打破電力行業壟斷割據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經濟學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經濟增長的潛力基礎，為重振日本經濟創造條件。但是，從人口基礎及其慣性變動的角度來看，安倍經濟學結構性改革的前途很不樂觀，尤其是涉及到農業規制、勞動力雇傭的改革內容。
以農業規制改革為例，日本農業的根本問題在于農業生產者的老齡化和后繼無人，日本的勞動力調查結果顯示，日本農業就業者中絕大多數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40歲以下的勞動者微乎其微，這種勞動者的年齡構成明顯需要政府加以保護，安倍經濟學卻要打破農業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糧食自給率已經降至40%，貿然打開農產品市場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因此，打破農業規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業勞動力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勞動力市場改革也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誠如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所說，日本經濟的深層次問題是人口問題，這些問題絕非剌激政策所能解決的，日本經濟迫切需要針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改革。
總體規模自1996年之后就處于下降通道，從表2可以看出，日本勞動力規模處于加速下降趨勢，這種慣性使得勞動力市場異常脆弱，而安倍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義”路線,是以損害勞動者階層利益為代價的,對曰本經濟的總體影響無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經濟學結構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總體勞動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經濟學”,但日本女性就業始終與“男主外、女主內”的歷史傳統和企業內部“重男輕女”的用人制度有著密切聯系。最重要的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繼續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責任與工作之間進行選擇，因為“在日本照顧不能獨立生活的老年人絕對被認為是和他們有關的女性親屬的責任女性經濟學”的前途并不樂觀。
總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約作用下，安倍經濟學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勞動力數量絕對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雙重壓力下，日本經濟增長前景將嚴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變動趨勢，未來安倍經濟學的結構性改革極有可能也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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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就業范文4
摘 要 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經濟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的變動趨勢在理論上存在對稱性。但文章研究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表現出了非對稱性，故文章就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在中國的非對稱性關系進行分析，并結合中國國情得出解決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非對稱性的對策。
關鍵詞 經濟增長 就業增長 非對稱性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經濟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的變動趨勢在理論上存在對稱性。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阿?奧肯在分析美國失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發現：在經濟增長高于3%時，經濟增長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失業率下降0.5個百分點。但我國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經濟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增長迅速，而就業增長率卻比較低。本文結合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一些相關關系，主要就二者之間呈非對稱性關系的原因及解決對策進行探討。
一、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相關性的理論分析
就業理論是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體系的核心。在新古典學派看來，失業分為摩擦性失業和自愿失業兩種，凱恩斯則認為，除此之外，還有第三種失業，即非自愿性失業。所謂非自愿性失業，是指由于社會對商品的需求不足，以致不足以使生產吸收愿意工作的人去工作而造成的失業，又稱為需求不足的失業。在他看來，社會有效需求不是導致當時失業的重要原因。凱恩斯認為，要實現充分就業，僅靠市場本身是無法完成的，需要通過國家對經濟進行必要的干預。即通過宏觀調控，刺激投資，增加消費，以實現充分就業。
為了擴大消費和投資，凱恩斯提出了很多措施，如通過租稅，有效地進行收入再分配；設置各種社會保險和救濟，增加消費；提高投資引誘，增加投資與就業，使社會工資總額有所增加等等。而且他進一步提出主要途徑是增加投資量。此外，凱恩斯還認為，社會分配不公，也是導致不能充分就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社會分配不公，致使社會財富集聚到少數人手里，由于他們的需求總量是相對固定的，不會因為財富的增加而進一步增加消費量。不利于增加社會有效需求，同時大多數人又沒有能力消費，致使社會有效需求更加不足。為此，他主張加強對富人直接稅的征收，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借以提高消費傾向。
1958年，當時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工作的新西蘭經濟學家菲利普斯通過整理英國1861年至1957年的近一個世紀的統計資料發現，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的關系。用曲線的形式反映這種關系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曲線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表明貨幣工資率越低，失業率越高，反之亦是。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工資是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也是產品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他們把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那種關系延伸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替代關系：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就低；反之亦然。而根據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當經濟處于繁榮期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比較旺盛，拉動物價上漲，容易引發通貨膨脹，這也表明在經濟增長較快時期的失業率一般是比較低的。
在此之后，也出現了眾多的經濟增長模型與理論。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塞?奧肯在分析把“失業率從7%降到4%會使全國經濟受益”的問題時，用實證的方法估計由于降低失業率而帶來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收益，產生了著名的“奧肯定律”。該定律指出，失業率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二者呈反方向變化的關系，高經濟增長率使失業率降低，低經濟增長率則會提高失業率。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失業減少3個百分點。這是他對美國經濟考察的結果，適應的條件是資本、技術的提高有相應的高知識資本的勞動力相配合的市場環境，對其它國家也有較高的借鑒價值。
二、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相關性的現狀分析
在中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經濟增長與就業變動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較強的非一致性。主要表現為：一方面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逐步下降，失業和下崗人員逐漸增多，中國2007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盡管進入20世紀90年代這種一致性程度有所上升，但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在速度上存在非對稱性。近2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比較高的水平，變化的幅度比較大，但就業的增長率卻波動不大，總體上呈現下降的趨勢，就業彈性系數的波動也比較小。在這20年中，就業彈性值出現的峰值正好是經濟增長的低谷年。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表現出的非對稱性存在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對稱性現狀與西方經濟學一直以來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理論發生了明顯的背離。
三、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非對稱性的原因分析
1.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貢獻有限
中國目前經濟增長主要靠政府每年規模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支撐，以及吸引外資的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1998年以來，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國內需求，直到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高達81%。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產業、基礎設施行業、農業基礎設施，如西氣東輸、南水北調、三峽工程等。這些大多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高，對就業的貢獻不很明顯。甚至出現投資在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反而不斷排擠出在崗勞動力。而這些被排擠出的勞動力又不能被其他的行業和渠道充分吸納和消化。
2.產業結構升級減少了勞動力使用
中國經濟發展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出現了排斥勞動力的過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企業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過渡。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表現為較少的活勞動推動更多的生產資料，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業結構變動長期滯后于產業結構變動是產生這種非對稱性現象的另一個要素。
3.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緩慢
英美等國家的資料顯示，60%到80%的人在中小企業就業。中國的中小企業多為民營企業，能夠創造有效就業機會，但是民營企業的發展面臨許多困難。民營中小企業無論在融資還是市場準入方面都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上中小企業許多為家族式企業，管理者水平不高，信用較差，法制觀念較弱，勞資糾紛多，管理呈現封閉性，對城鎮就業人口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4.就業結構不對稱，勞動力過剩與短缺同時并存
中國現在處于體制和結構的轉型和產業的升級時期，一方面一些新興行業，尤其是高新技術行業，如電子、生物醫藥、信息咨詢、保險金融等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仍在增長，但所需知識素質要求較高，相當一部分城鎮失業人口無法進入，出現求大于供；另一方面是低端產業，如建筑、服務、環衛、家政等行業，被大量的廉價的農村勞動力所填充，出現供過于求。這種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矛盾造成低素質勞動力過剩和高素質勞動力短缺同時并存的局面。
四、政策建議
1.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經濟高速增長條件下的失業并不是經濟增長產生的后果，而是由于產業結構非均衡增長過程所導致。從這個意義上說，增長型失業并不違背經濟增長帶動就業擴大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們必須走以深化改革促進經濟增長、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擴大的路子。改革越深入徹底，經濟持續增長越有保證，失業問題就越有可能減輕，這是實現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的根本途徑。
2.加快體制轉軌的步伐，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的興旺發達，是現代化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第三產業的發展，將意味著第一、第二產業能夠得到質量好、效益高的各項服務，從而使第一、第二產業的發展達到新的高水平。第三產業具有需求收入彈性高、投資少、見效快、吸收勞動力就業多等特點，在解決中國失業問題中地位至關重要。目前中國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其產值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左右，吸收勞動力也很有限，不到勞動力總數的25%，而西方發達國家大都在60%左右。由此可見，第三產業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瓶頸產業，今后我們應將第三產業作為一個戰略性產業來看待。一方面，國家要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入；另一方面，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政策，鼓勵企業、學校、社會團體及下崗職工興辦第三產業，同時在辦理登記手續、發放經營執照、提供生產經營場所等方面提供各種方便，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3.發展人力資本，調整勞動力結構，減少結構性失業
中國目前一方面失業嚴重，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大量崗位空缺，即失業與空位同時存在，表現為無技術的非熟練勞動力就業難，而有一定技術水平的或熟練的勞動力卻遠遠供不應求，致使一些企業關鍵崗位空缺。實行教育培訓，不斷提高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從而使其增強適應環境的能力，這樣才能讓他自身定位，找到合適的崗位。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通過教育和培訓獲得的特殊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僅它們自身能形成遞增的收益，而且能夠使其它要素也產生遞增的收益，從而保證長期的經濟增長。同時，通過教育向勞動者傳授知識和技術，能極大提高他們獲取和解讀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尋找就業崗位的交易成本，從而有利于縮短失業時間，降低失業率。因此，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解決經濟增長與失業擴大這一特殊現狀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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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就業范文5
【關鍵詞】最低工資標準；調節機制；動態化；意義
1.國內外最低工資標準研究現狀述評
1.1 在國外，從1938年美國聯邦有關最低工資的法規頒布實施以來，一直存在著勞動經濟學和勞動立法的爭論。爭論的中心議題是最低工資制度的就業效應。反對者認為具有負影響；而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學者證明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不一定就是就業破壞，最低工資的提高帶來的正面影響超過了其負面影響。
在各國政府都普遍立法，但在權威性的勞動經濟學著作和教材中卻普遍反對。他們認為對工資報酬實行最低限價雖然旨在減輕貧困和實現公平的勞動收入標準，但這種幫助窮人的干預是以價格管制并用法律手段來強制規定高于市場均衡價格的工資標準實現的，故其效果未必符合其立法的初衷。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克拉克（J·Clark）的邊際生產力理論。明塞爾（J·Mincer）是第一位使用簡單而易于操作的經濟學模型來系統解釋勞動力市場行為的經濟學家，他區分了工資增長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并將之應用于勞動力供給變動的研究，他還關注勞動流動現象。
不少國外的勞動經濟學家還從經驗和實證的角度，對最低工資制度進行了大量統計分析，以求失業效應。他們進而認為，實施最低工資之后，會使得未就業的青年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有時也包括一些婦女及有色人種的勞動者。
1.2 在我國，1993年最低工資實施，1994年《勞動法》更明確規定了實行最低工資制度，2004年我國政府又進一步修訂。全國各地也按照規定提出并提高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在國內有相當部分的學者實質上也是反對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代表性的官員、學者有：張五常認為最低工資結果使得下層工人找不到工作；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只上不下，降低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薛兆豐認為最低工資法不可取，“最低”的規定是多余的。盧光霖說“政府要改變職能，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人保部也表示（2008）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
支持者有：李守鎮認為企業經營者應該從長計議，集中精力調整產品結構、開發品種、調動職工積極性，不要總在職工的勞動報酬上打主意；郭軍：取消最低工資是一種倒退；馬光遠：最低工資標準恰是經濟復蘇之必需。劉植榮認為85%的人應該漲工資。
反對者和支持者理論上莫衷一是，他們運用了不同的理論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相悖的結論。因而國內學者更多地轉向了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實證研究。
在這些實證研究中，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全國范圍為研究對象，一類是以地區為研究對象。以全國范圍為研究對象有：李曉芳（2006）分析出我國最低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就業有正影響。羅小蘭（2007）分析最低工資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發現最低工資的增加對就業的影響存在一個閾值區間。張凌（ 2006）研究最低工資對青少年就業的影響。石娟（ 2009）研究最低工資對我國就業總水平的影響，也分析了東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區不同的區域就業效應；以地區為研究對象的有：韓兆洲等（2007）分析了深圳市的最低工資，發現在當前水平上，最低工資標準的適當提高不會對失業產生顯著影響。王梅（2008）基于深圳市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割提出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將加大勞動力的轉移，并沒有導致就業量下降。周培煌等（2009）指出最低工資每上升10個百分點，將導致廣東制造業就業下降6.64個百分點，具有較強的負就業效應。傅端香、石美遐（2009）對北京市就業效應進行研究。陳葉等對南京進行分析。韓兆洲等對“廣東省最低工資調查研究”。羅小蘭（2007）分析上海市最低工資水平提高與農民工就業之間存在正影響關系。韓琳，吳忠（2008）僅僅分析研究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對上海最低工資調整的影響。
綜述，在理論上，反對者所運用是西方經濟學的工資理論，脫離了中國國情。縱觀他們的建議，其基本思想就是在金融危機的特別時期，通過壓縮勞動者的薪酬待遇和福利，降低企業的成本，從而減少企業倒閉的風險。有的經濟學家在工資收入提高與擴大就業的相關分析中，根本不考慮宏觀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變化情況，就判定工資的上漲會減少就業崗位的需求；而支持者的觀點中往往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理論的論證分析。
在實證分析上，主要是從全國到區域，而且區域實證分析偏重短期效應，引用的數據局限于某一經濟周期，故得出不同的甚至相悖的結論。研究上海最低工資標準調節機制比較少，而且基本上是短期效應，缺乏不同經濟周期的長期動態研究。
2.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動態化長效機制的意義
2.1 理論意義：我們以上海作為研究對象，以工資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理論，以Dickens，Machin，Manning的理論模型為基礎，從規模效應和替代效應的角度出發，運用經濟長周期理論分析上海最低工資標準的內涵和特點以及最低工資變動的情況，政府對最低工資的政策傾斜。工資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相結合，是對工資分配理論的發展。
上海勞動力市場主要是以勞動力市場壟斷競爭為條件的，我們從理論上分析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對企業就業水平可能產生長期影響，具有理論意義。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以勞動力市場壟斷競爭為條件，我們分析最低工資標準的動態影響因素：CPI、GDP、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海市低保替代率、各個行業、工種的勞動質量和勞動強度不同，形成勞動力價值的差異性。
這些因素在經濟不同周期對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程度不同，貢獻率不同。
2.2 實踐意義：最低工資標準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而且是社會政治問題。為了創建和諧社會，使低層勞動者也能共享經濟發展成果，過上有尊嚴而體面的生活，我們提出建立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動態化長效調節機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1）提高上海最低工資標準。（2）改革與最低工資標準政策相關的現行低保設計等。（3）提高最低工資標準。（4）改革與最低工資標準政策相關的現行低保設計。（5）加強政府對最低工資標準、勞動力市場價格信息的公布和指導。（6）改進地方政績評價體系，將最低工資標準的執行績效納入到地方政府的評價體系。
3.研究方法：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
3.1 理論研究
我們以的工資理論為指導，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結合中國國情和上海的特色，基于經濟周期和工資理論相結合，研究建立上海最低工資標準動態化長效調節機制的理論意義。西方經濟學是建立在分析發達國家基礎上的最低工資制度，是以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買方獨家壟斷勞動力市場為假設條件的，而且對最低工資是短期影響。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這兩個假設條件都不適合。在我國和上海的勞動力供給市場，是以勞動力市場壟斷競爭作為假設條件的。我們從理論上分析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對企業成本和企業就業水平可能產生長期影響。
3.2 實證分析
做實證研究前，我們運用計量方法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和獨立性檢驗，目的確保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對18年來大量資料進行聚類分析，將六種影響因素引入回歸方程，做線性假設的顯著性檢驗，找出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最低工資標準顯著性因素及其影響效果。
在數理統計方法中我們主要采用Lognormal模型擬合（對數正態分布模型擬合）、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我們對不同模型進行擬合度分析評價，確定最佳的擬合模型，建立適合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動態化調節模型和上海最低工資標準動態化長效調節機制。
調查方法：我們首先采取整群抽樣方法，然后再進行分層抽樣調查運用面板數據建立計量模型，考察最低工資標準變動以及對上海就業的總體影響以及對不同行業的就業影響。
另外，我們考慮到并非所有因素都是線性的可能性，有必要先進行線性處理然后再進行線性分析，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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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基于全國和地區的實證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09，31，12：8-11.
[9]韓兆洲，等.勞動工資與社會保障——廣東最低工資調研與統計測算模型研究[J].經濟科學，2006.4
勞動經濟學就業范文6
關鍵詞：非福利主義；農民工；權利貧困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3-0069-02
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福利，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下，競爭均衡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社會福利是個人福利的加總或集合。但是，阿羅提出，在一些合理化條件的約束下，不存在一種通過所有個人的偏好順序得出社會偏好順序的機制設計。它給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帶來了沖擊，產生了與福利主義相對應的非福利主義。森對非福利主義的個人權利自由的福利分析對理解當前中國農民工的就業的權利和自由狀況有一定意義。
一、非福利主義
由于在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研究上的突出貢獻，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98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由于他把倫理因素重新納入經濟學以及對社會最貧窮成員面臨問題的關心，他被稱做“經濟學界的良心”。森認為，福利主義僅僅依靠個人福利和個人效用，大大背離了的個人行為和個人決策的現實情況；并提出了在個體的私生活領域具有不受他人影響，對社會選擇有約束力的的自由主義權利；在公共生活領域建立了二人社會個人權利的對策論框架。森用兩個例子說明了福利主義理論研究的局限性和非福利主義引入福利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
（一）個人生活權利自由
假設M和N兩個人，面對三種可能的狀態A、B和C，M和N在三種狀態下的福利水平分別如下。
M的福利 N的福利
狀態A 20 100
狀態B 60 90
狀態C 60 90
在狀態A下，N很富而M很窮。以狀態A作為初始狀態，進行社會再分配得到了狀態B。在狀態B下，M的財富增加一點點，N的財富則等量減少；但是，為什么在數值上M的福利增加得多，而N減小得少呢？因為，按照非福利主義的觀點，影響社會福利的因素除了個人福利之外，還包括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是否得到有效保證、社會是否公平公正地對待社會成員等因素。按照福利主義的觀點來判斷，狀態B比狀態A好；按照福利主義的觀點來看，N減少的財富轉移給了M，而M對待同樣的財富卻獲得了更大的效用，因此，社會總的福利增加了，無論是從福利主義還是非福利主義來看，這都是一個好的狀態改變。
在狀態C下，M和N的財富狀況與狀態A的相同，只是N對M可以進行嚴刑折磨，所以，與狀態x相比，A的福利水平增加了30，B的福利水平下降了10，B的痛苦小于A從折磨B中得到的快樂。狀態z與狀態y具有相同的福利狀況。按照福利主義的觀點，狀態z與狀態y無差異。但是森認為，這是正常人所不能夠接受的。說明社會福利水平并不是只受個人福利水平的影響，并不是只受到個人基于經濟因素的需要的滿足程度，社會福利水平的分析還應包括社會公認的倫理原則。
當然，狀態C是一種“不普遍”的現象；但是社會上的倫理原則相互沖突時，森的包含了價值觀和價值判斷在內的福利經濟學就具有了實際的意義。“對剝削、性別歧視、種族差異等的標準式抨擊，都不是純粹以效用為考慮基礎（甚至完全沒有考慮效用）。因此，采用一些普遍來說能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的倫理原則，例如誠實、自由主義、禁止剝削、禁止嚴刑折磨等”具有現實意義 [1]。為此，森提出了在個體的私人生活領域具有自由選擇而不受其他人影響，并具有對社會選擇有約束力的個人生活權利框架；即個體對私人事情上具有最終的決策權，具有對待生活的自由主義權利。
（二）社會生活中個人權利的對策論框架
如果對待二人共同擁有的公共品方面，森建立了社會生活中個人權利的對策論框架。例如，乘客1和2同在一列火車的同一車室。如果2不反對1抽煙的話，1就有權利抽煙；但是，如果1在車室抽煙，2有權阻止1。這樣，二人世界的個人權利的對策模式就是：如果1不吸煙，則什么事沒有。如果1吸煙，則2有兩種選擇，1有相應的兩種對策，即：1吸煙，2反對，則1不吸煙；1吸煙，2不反對，則1吸煙，二人相安無事。
二、農民工就業權利貧困的表現
農民工就業的權利貧困是指農民工就業權沒有可靠保證，在就業過程中獲取相應權利的機會和渠道不足，進而影響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的滿意度。
（一）自組織型就業導致就業渠道狹窄
當前，自發尋找和親友介紹來實現就業是農民工就業的主要方式。鄉土社會關系網絡是農業轉移人口流動的基石，是就業信息傳遞的渠道和流出決策的依據；人際關系連帶型的流出與流入，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的自組織就業形式，形成了外出務工人員在某幾個行業的集聚化就業的態勢 [2]，如建筑業、礦產業、紡織業、服務業；在流入地形成共同生活的地緣關系群體，如哈爾濱市的機電設備、辦公家具、電腦耗材、庫存積壓等物資回收行業的從業人員多是安徽人，他們大都互相認識，有形成壟斷的態勢。原有的鄉土關系網絡是農民工在流入地經濟、生活和感情上的依靠，是持續流動、改善生存境遇的重要情感依托。但是，由于接觸人員的同質性，他們獲取就業信息以及就業政策和就業服務的渠道有限，有些甚至是誤導。
（二）流動性就業導致社會保險不足
2012年，住戶中單獨離家外出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一半左右，他們進城就能找到的工作多是臟、累、危險的底層勞動崗位，而自身知識、信息和經濟能力有限，也制約了他們對合理的勞動條件的意識。2012年，外出受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數量占農民工總數的43.9%，為農民工就業權益的保障留下隱患。對臨時性的、以增加收入為主要目的“打工”的高認可度使他們無法意識到勞動關系的重要性以及附加的社會保險的內容；以青壯年為主、平均年齡為37.3歲的年齡優勢使農民工對醫療和養老的意識淡薄。2012年，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水平有所提高，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14.3%、24%、16.9%、8.4%和6.1%，分別比上年提高0.4、0.4、0.2、0.4和0.5個百分點，總體仍然較低[2]。
三、非福利主義對農民工就業權利貧困的啟示
（一）農民工就業的權利貧困是農民工就業質量不高的表現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業質量研究在我國逐漸興起，學者從不同的出發點和方法論入手，對就業質量應該包含的內容和指標進行了研究。概括起來，就業質量基本內容包含工作安全、工作環境、工作的滿意程度等要素；就業質量指標包括工作收入在內的就業層次（客觀性指標）和主體指標（如滿意程度等）。十報告中“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就業”使高質量就業的研究納入人們的視野。這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發展觀對就業工作的新要求。在宏觀方面，側重強調政府的責任，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在微觀方面，提高勞動者收入、雇主和勞動者共同作為都是實現高質量就業的關鍵點。據此，農民工就業的權利貧困正是農民工就業質量不高的表現。比如農民工在環衛領域就業中的同工不同酬現象，就業后不能夠享受到《勞動法》所賦予的勞動者的合法權利，都是就業農民工就業質量不高的表現。而依據非福利主義的研究，就要依靠農民工的就業收入和勞動貢獻，通過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質量逐步提升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的滿意度。
（二）農民工就業的權利貧困影響農民工的幸福感和滿意度
在市場機制下，農民工的經濟福利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2012年末，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為2 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長11.8%；尤其在臟累危險的建筑業，月薪最高1.4萬元的建筑工地技工引起都市白領的羨慕 [3]。與此同時，農民工存在嚴重的權利貧困勞動關系不規范，打工性就業是就業的主要方式，社會保險繳費率低，欠薪依然存在；這些就業權利的缺失時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生活質量不高，影響農民工就業的幸福感和滿意度。農民工的權利貧困也走入了人們的視野，需要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來解決，更需要我們從思想上重視這一個問題。
（三）農民工就業的權利貧困影響其子女的自由權利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說明，通過社會公認的公平的初始稟賦出發，經過市場的自由競爭，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但是，農民工就業的權利貧困及生活困窘直接使他們的子女成為留守兒童，健康、教育狀況都會因此而落后。即農民工子女在參與市場時的初始稟賦是與城市兒童有差距的，限制了他們未來發展的自由選擇權利。因此，需要通過社會選擇來改變農民工子女的初始稟賦，來增加進入市場時的競爭資源和競爭能力。比如提高義務教育的質量來增加個人素質，來增加農民工家庭的現實福利和未來福利。
參考文獻：
[1] 姚明霞.從福利主義到非福利主義――阿羅不可能性定理之后福利經濟學的重大轉折[J].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1）：13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