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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融危機的理解范文1
關鍵詞：非晶合金；激光熔凝；晶化；剪切帶；塑性
1引言
通過激光表層重熔處理，改變塊體非晶合金近表層微觀結構，來提高塊體非晶合金的塑性變形能力。研究表明，非晶合金在上述激光表層處理后，其圖1.1所示重熔層地微觀結構可能發生以下變化：
圖1.1 激光重熔處理后非晶試樣微觀結構空間分布示意圖
在壓縮變形過程中，心部非晶體系由于表層晶體阻礙剪切帶增長，從而得以使非晶剪切帶各向擴散，從而提高塑性。
2.試樣制備和實驗方法
制備Cu46Zr46Al8塊體非晶合金的鑄錠是在鈦吸附氬氣氣氛保護下，采用純度為99.9%的Zr、純度為99.99%的Ti、 Cu、Ni及Al高純金屬，然后利用真空電弧爐進行混合熔煉。再通過銅模吸鑄法制備出直徑為4mm的Cu46Zr46Al8非晶合金柱狀試樣，為后續激光熔凝處理使用。
采用YAG激光器脈沖式的高能激光束在Cu46Zr46Al8非晶塊體表面進行熔凝處理。激光處理方法為沿非晶合金棒軸線方向逐道掃描。將處理好的非晶合金試樣通過XRD分析其物質組成含量，分析激光處理對非晶合金表面成分的改變。再通過SEM電子掃描顯微鏡分析其微觀形貌。
3 實驗結果分析
3.1 XRD分析
在其他工藝參數額定的狀態下，在不同激光功率和激光掃描速率的條件下制備Cu46Zr46Al8非晶合金熔凝層，并分析功率和速率的影響程度。最終在功率1.0kw、掃描速率10mm/s、頻率15Hz、搭接率30%、離焦量5.5mm的參數設定條件下，激光處理Cu46Zr46Al8非晶合金能得到最佳熔凝層。如圖3.1，為鑄態非晶合金和激光處理后非晶合金XRD圖譜，明顯看出激光處理后有較多ZrCu、Zr2Cu晶體相生成。
圖3.1 Cu46Zr46Al8鑄態非晶合金及激光處理后試樣XRD圖譜
3.2.微觀組織分析
通過激光處理，可有效的控制Zr2Cu相的位置和形態。復合材料的機械性能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微觀結構，如元素體積分數和第二相的分布及形態。如圖3.2，激光參數為功率1kw、頻率20Hz、速度10mm/s、脈寬10ms的條件下，熔凝層附近的金相形貌。以明顯看出，從熔凝層外部向內部產生了明顯的多層梯度復合材料的特性。
圖3.2 激光處理后 Cu46Zr46Al8熔凝層金相圖
3.3 力學性能
同一非晶合金在不同加工處理后組織結構改變，導致其力學性能有所變化。圖3.3為Cu46Zr46Al8鑄態非合金和激光處理功率1.0kw、掃描速率10mm/s、頻率15Hz、搭接率30%、離焦量5.5mm的參數條件下樣品壓縮應力應變曲線，鑄態Cu46Zr46Al8非晶合金在壓縮實驗中明顯表現為脆性斷裂，而激光處理后的Cu46Zr46Al8非晶合金由于晶體的引入，表現出良好的塑性。
圖3.3 Cu46Zr46Al8鑄態非晶合金及激光處理后壓縮實驗應力應變曲線圖
4 結論
（1）在其他工藝參數額定的狀態下，在不同激光功率和激光掃描速率的條件下制備Cu46Zr46Al8非晶合金熔凝層，并分析功率和速率的影響程度。最終在功率1.0kw、掃描速率10mm/s、頻率15Hz、搭接率30%、離焦量5.5mm的參數設定條件下，激光處理Cu46Zr46Al8非晶合金能得到最佳熔凝層。
（2）通過電子顯微鏡（SEM）對熔凝層分析可知，Cu46Zr46Al8非晶合金在適當激光熔凝處理后，會生成ZrCu、Zr2Cu相，且熔凝層中以ZrCu相為主，伴隨生成有少量Zr2Cu相。隨著激光功率增大，ZrCu相含量顯著增長，Zr2Cu相則適量增多。且由于形核質點位缺乏而無法形成支狀晶。
（3）在其他工藝參數額定的情況下，當功率為率為1kw，頻率15Hz，速率10mm/s，脈寬20ms時，由此激光參數下，可有效生出適量晶體，阻礙剪切帶沿單一方向擴展，而是均勻塑性形變，即可以得到近10%的塑性提升。
參考文獻
[1]Luborsky F E.非晶態金屬合金[M].柯成，唐與諶，羅陽，譯.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1989
[2]旺衛華，金屬玻璃研究簡史[J].物理.2011（11）：701-709
[3]酈振聲，楊明安.現代表面工程技術[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對金融危機的理解范文2
【摘要】就業問題是關系到國安、民生的大問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解決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全局性的重大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關鍵詞】金融危機;失業;就業
1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影響
1.1金融危機造成大量勞動力失業,加大就業壓力。
伴隨著失業上升和收入下降,發達國家的進口收入需求效應顯現出來,對中國出口企業的訂單減少、推遲或取消。據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08年11月份,我國出口額較上年同期下降2.2%,出現了自2001年6月份以來首次同比負增長。服裝、紡織、電子原件、塑料制品等加工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倒閉,造成大量勞動力失業,加大了就業壓力。
1.2金融危機使我國服務行業勞動力需求減少,加大就業壓力。
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對服務業貿易帶來一定的影響。例如外貿服務部門、國際金融和國際等部門,在經濟增長放慢帶來的收入減少情況下,國際旅行和旅游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國外游客數量減少和跨國公司節約旅行開支,都對服務業貿易和本地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對勞動力需求減少,從而加大就業壓力。
1.3金融危機影響外資投入,減弱了投資拉動就業效應。
中國是全球吸收FDI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跨國企業或投資者由于受到資本市場籌資和融資的約束,無法籌措資金對新興市場進行投資。而且,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和利潤率較大幅度下降,也減少了投資者盈利預期,從而減弱對中國的投資意愿。外商投資拉動就業的效應明顯減弱。出口滑落使出口企業和制造業的開工不足,誘發投資進一步下降,減弱了投資拉動就業效應。
2金融危機形勢下解決就業問題的探討
2.1深入理解貫徹國家政策解決就業問題:
我國相繼出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措施。這些有利的政策因素包括:通過擴大投資實現保增長和保就業;通過對企業減輕負擔和加大扶持等措施穩定就業崗位;通過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和促進創業;通過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農民工返鄉創業和投身新農村建設,以及采取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農民工就業門路,多渠道為農民工提供幫助和扶持;采取積極的措施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問題,提出鼓勵和引導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就業,鼓勵畢業生到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就業,鼓勵骨干企業和科研項目吸納和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鼓勵和支持畢業生自主創業等措施,幫助大學畢業生就業。
對金融危機的理解范文3
摘要:就業問題是關系到國安、民生的大問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解決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全局性的重大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關鍵詞:金融危機;失業;就業
1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影響
1.1金融危機造成大量勞動力失業,加大就業壓力。
伴隨著失業上升和收入下降,發達國家的進口收入需求效應顯現出來,對中國出口企業的訂單減少、推遲或取消。據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08年11月份,我國出口額較上年同期下降2.2%,出現了自2001年6月份以來首次同比負增長。服裝、紡織、電子原件、塑料制品等加工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倒閉,造成大量勞動力失業,加大了就業壓力。
1.2金融危機使我國服務行業勞動力需求減少,加大就業壓力。
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對服務業貿易帶來一定的影響。例如外貿服務部門、國際金融和國際等部門,在經濟增長放慢帶來的收入減少情況下,國際旅行和旅游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國外游客數量減少和跨國公司節約旅行開支,都對服務業貿易和本地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對勞動力需求減少,從而加大就業壓力。
1.3金融危機影響外資投入,減弱了投資拉動就業效應。
中國是全球吸收FDI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跨國企業或投資者由于受到資本市場籌資和融資的約束,無法籌措資金對新興市場進行投資。而且,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和利潤率較大幅度下降,也減少了投資者盈利預期,從而減弱對中國的投資意愿。外商投資拉動就業的效應明顯減弱。出口滑落使出口企業和制造業的開工不足,誘發投資進一步下降,減弱了投資拉動就業效應。
2金融危機形勢下解決就業問題的探討
2.1深入理解貫徹國家政策解決就業問題:
我國相繼出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措施。這些有利的政策因素包括:通過擴大投資實現保增長和保就業;通過對企業減輕負擔和加大扶持等措施穩定就業崗位;通過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和促進創業;通過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農民工返鄉創業和投身新農村建設,以及采取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農民工就業門路,多渠道為農民工提供幫助和扶持;采取積極的措施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問題,提出鼓勵和引導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就業,鼓勵畢業生到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就業,鼓勵骨干企業和科研項目吸納和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鼓勵和支持畢業生自主創業等措施,幫助大學畢業生就業。
對金融危機的理解范文4
金融危機的到來雖然為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一定機遇，但同時使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嚴峻挑戰，本文主要闡述金融危機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的挑戰，并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
金融危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對策略
金融危機給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帶來嚴重影響，我國也不例外。金融危機不僅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還給我國文化發展帶來一定影響。高校教育是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學生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面臨新挑戰
1.金融危機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的挑戰
1.1給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帶來的挑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國家的社會意識范圍，是在一定階段內為了實現某一種特定目標或者經濟利益而對大學生進行有意識和有規劃的思想政治影響，屬于一種文化實踐活動。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文化領域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受到嚴重影響。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為了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立場和政治觀念教育。此外，包括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為了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1］。思想政治教育應該與實際形勢相結合，確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主題和新內容。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應該反映時代需求和特征，因此，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跟上時代步伐。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戰。
1.2給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帶來的挑戰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學校這個小環境中進行的，但更是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進行的，具有非常大的社會制約性。應該考慮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因素。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增長效率變得越來越緩慢，導致很多企業破產，下崗人員越來越多，對整個社會發展及每一個人的生活都造成一定的影響。經濟收入持續低下，就業崗位越來越少，給大學生的思想和生活也造成影響。
1.3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帶來的挑戰在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教育工作者的素質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發展。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占據主體地位的是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能順利展開［2］。但是金融危機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能順利實施并取得良好的效果與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發展敏銳性有直接聯系，教師是否具有金融危機意識和知識等都會對教育效果造成影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很多自身都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所以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應對。
2.針對挑戰的應對措施
2.1加強學生對金融危機的本質教育受到我國教育機制的限制，現階段知識越分越細，高校教育中只有經濟專業的學生了解金融危機的產生和影響，其他學生對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和結果不無所知，并不了解。因此一些學生擔心找不到工作，從而引發恐慌，甚至出現一定的心理問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應該多涉及一些關于金融危機的知識教學，讓學生了解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讓學生理性對待金融危機的影響，畢業之前做好相關準備。應該讓學生明白金融危機指大部分金融指標發生惡化，正常投資活動不能繼續下去，可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如股市崩潰、銀行倒閉及貨幣危機等，所以人們常稱之為系統性危機［3］。只有讓學生理解金融危機的本質，才能從容面對。
2.2加強對學生的就業指導教育金融危機的爆發影響學生就業，因此很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都會感到恐慌，大學生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應該加強對學生的就業指導教育。受到工業經濟的影響，我國大學生的就業觀非常統一，很多學生都希望畢業之后找到高回報和高滿意的工作，對于一些普通企業或者薪資水平不理想的工作，很多學生不愿意就業。因此，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提醒畢業生改變這種高回報高滿意的就業觀念，將目光投入到有潛力的中小型企業中。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中小型企業也在不斷發展，為我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國家對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也給予了更高重視。因此，學生可以將就業目標定位為中小型企業，為學生提供良好鍛煉平臺。
2.3進行和諧社會教育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強調構建和諧相處的社會，只有創建和諧的社會，才能促進我國社會不斷發展。金融危機下，大學生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一些大學生甚至產生失望和悲觀心理，這種心理問題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發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加強和諧社會教育，讓學生明白中國政府正采用多種形式和方法恢復經濟創傷，促進大學生良好就業，最終使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工作者應該創造一個以生為本的教育環境，讓學生在和諧寬松的環境中進行學習和生活。
3.結語
金融危機使我國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新挑戰，為了成功應對這些挑戰，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加強金融危機本質教育，加強學生對金融危機的認識，從而更好地應對，此外，應加強對學生的就業指導教育，提高就業率，同時加強和諧社會教育，增強學生的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積極應對金融危機下的各種挑戰。
參考文獻：
［1］田穗.從國際金融危機入手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農業教育，2014，14（4）：28-31.
［2］呂小藝.以金融危機契機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J］.中國外資，2014，14（6）：207-208.
對金融危機的理解范文5
關 鍵 詞：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金融危機；金融脆弱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6－0121－08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由此也揭開了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與此同時，為擺脫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窘境，主張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發達國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內容。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發，且主要出現在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由此人們不禁要問：金融自由化是否就意味著風險？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必然會發生金融危機嗎？而政府又應如何推進金融自由化？
針對上述問題，許多經濟學家對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擴展、反對與完善M-S的理論、有關金融脆弱性的現論研究、金融危機理論與模型、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論。本文依照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發展脈絡，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發展及其相關理論進行梳理，系統介紹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進展。
一、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
麥金農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格利和肖①是最早對發展中國家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的一批學者，他們開創性地指出，發展中國家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障礙，并得出結論：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發展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1]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對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開創性研究，為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
1973年麥金農和肖在《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部著作中，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現狀進行剖析，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麥金農的互補性假說揭示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自由化的內在原因，以及如何在不造成較大的社會與經濟代價的前提下實現金融自由化。在兩個經濟學假設②前提下，儲蓄傾向會強烈地影響實際貨幣余額的需求；而在任何確定的收入水平下，實際貨幣余額與投資之間存在互補性。麥金農認為，投資與實際利率水平也呈正相關。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實行利率管制，實際利率被壓得很低，因此會出現因實際貨幣積累減少而阻礙投資進行的情況，從而使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肖的債務中介觀不認為實際貨幣余額與投資之間有互補關系，而認為這種互補關系是經濟單位局限于“自我融資”的結果，即只要金融中介發揮作用，經濟單位就不會僅限于自我融資。他強調銀行體系自由準入和競爭的重要性，并將此作為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前提。肖同時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合乎邏輯的發展道路就是解除對利率的人為抑制，深入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3-4]
根據M-S模型，在利率受到壓抑的情況下，儲蓄水平下降，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不能獲得，有效率的項目可能無法獲得資金，從而使得經濟總體水平無法提高，同時還滋生了銀行業的腐敗與低效率。解決這些相關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取消利率管制，③讓市場機制來決定利率水平，同時減少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過度干預。麥金農和肖都傾向于實行金融自由化，并提出了系統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基本模式，主張應當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這是麥金農和肖金融深化理論的一大突出貢獻。
但是，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只注意到貨幣在集聚金融資源中的作用，忽視了金融體系通過信息生產有效配置資源及管理風險等功能。在其理論中，經濟依然被割裂為實質部門和金融部門，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發展只能影響資本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大大削弱了其理論的自身價值。
二、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擴展
以1973年麥金農和肖的經典著作出版為標志，“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此后，許多經濟學家在麥金農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進行了諸多重要拓展。理論界將這些研究成果稱之為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擴展。④
1. 卡普和馬西森的投資規模理論
Kapur（1976）和Mathieson（1979）的論述一改封閉經濟狀態的前提，主要集中在開放經濟狀態下，并且突出了金融機構在影響儲蓄規模上的作用。此外，他們對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經濟增長及經濟穩定這三者的關系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適當的經濟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來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經濟穩定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刻的闡述。[5]
2. 加爾比斯的投資效率模型
Galbis（1977）認為，即使總的實際存款對利息沒有彈性，高利率仍會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因為高利率能使資本存量在質量上得以改善。我們可以將其理論精髓概括為：金融自由化是通過改善投資質量來提高經濟績效的。[5]
3. 內生增長理論
內生增長理論⑤是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其基本觀點是：經濟增長是經濟體系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非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繼羅默、盧卡斯之后，理論界掀起了有關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討論的，發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學術價值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重新強調了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了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都是內生的）效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這為進一步研究金融自由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Marco Pagano（1993），他運用“AK”模型對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發展對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進行了富有價值的研究，認為實施金融自由化（最初步驟是解除利率管制）可提高儲蓄水平和投資效率，增加流向產業部門的可貸資金量，從而提高銀行效率，改進資源配置效應，促進經濟增長。[5]內生金融增長模型所探討的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發展，對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情況下的動態變遷路徑沒有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這是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
上述理論為金融深化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為金融深化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實踐帶來了巨大災難――金融危機。理論主張與實踐檢驗的巨大沖撞激發了人們對M-S理論的質疑，結果導致M-S理論的反對派――新結構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制度主義等流派的相繼誕生。隨后，麥金農不得不對其理論重新進行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金融控制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又產生一個新的流派――金融約束論與M-S理論相抗衡。
三、反對與完善M-S的理論
1. 新結構主義理論
為了能夠多角度認識金融自由化實踐的失敗，以及對金融部門提供有益經驗，新結構主義者Van Wijnbergen（1983）、Taylor（1983）和Buffie（1984）等對金融自由化的邏輯首先提出了質疑，開始分析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獨特制度結構。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現代意義的正規金融市場（正規信貸市場）和落后的場外金融市場（非正規信貸市場）并存。由于正規金融市場要繳納法定準備金，所以會發生資金“漏損”。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保護好已經效率很高的非正規信貸市場，而不要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6-8]
2. 金融約束理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由此Stigilitz（1981，1996）提出金融約束論，發起了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猛烈攻擊。他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場，因此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那里，有限的政府干預能大大提高單個經濟體的效率，因此政府干預不但能使金融市場運行得更好，還會改善經濟績效。他特別主張通過政府干預使利率低于市場均衡利率水平，并認為適當的金融壓制反而能夠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引起利率迅速上升的金融自由化不僅會導致銀行貸款投資的惡化，還會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由此推論出，因金融自由化而導致的利率上升是導致金融不穩定的罪魁禍首。[9-10]金融約束論提出后不久，1997年東南亞國家便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因此，該理論立即得到了相當部分人士的贊同，但也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特別是極力鼓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經濟學家的批評。
3. 新凱恩斯主義理論
對于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科學性，凱恩斯主義也提出了批評。該理論反對實行以高的實際利率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理論，主要從有效需求的觀點來反駁M-S理論。該理論認為：高的實際利率因增加了企業籌資成本或超過企業實際利潤率而必然抑制投資，投資的縮減將通過乘數效應降低經濟增長率；實際利率提高后，實際儲蓄可能增加，從而導致居民的實際消費下降，減少社會消費需求；金融自由化往往伴隨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放松和自由化，外資流入追求高收益，通常會導致匯率高估，抑制出口，使出口需求下降；實際利率提高可能使銀行減少項目融資或促使銀行從事高風險項目融資，這樣容易引發銀行虧損，增加金融業的不穩定性。[11]
4. 新制度主義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麥金農和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論，堅持的仍是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活動中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設；而作為金融市場中降低交易費用的經濟組織形式――金融機構，在金融深化過程中的作用被嚴重地忽略了。也就是說，M-S理論忽視了制度的作用和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新制度學派區分了需求引致型金融和供給主導型金融。他們認為，金融供給及金融機構能夠自主地促進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特別是對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更是如此。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導致資金來源短缺、投資不足等問題，還取決于銀行行為和市場結構。新制度學派認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況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現，從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12]
5. 金融控制論
鑒于拉丁美洲國家激進式金融自由化的失敗，麥金農對其金融自由化理論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金融控制論”的觀點。其核心思想是強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應適當控制節奏，要循序漸進。然而，并非所有的新古典主義學者都同意這一觀點。雷特和桑德勒簡（1990）提出，采取漸進式自由化改革會導致自由化自身的扭曲，并且增加這個過程中政治支持能力的難度。更為普遍的觀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意愿將會衰減，因此，在改革的政治熱情尚未退卻時立即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效果會更好一些。[12]
新結構主義等流派的誕生及金融控制論、金融約束論的提出，對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危機爆發，從外因角度有了一定的解釋力，但又有各自的局限性。這些理論假設比較貼近現實，提出的政策主張比較符合各國的實際，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理論研究和金融發展實踐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但這些理論對金融體系發展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金融發展不當所導致的危害認識不夠，既沒有很好地研究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的根源，也沒有研究金融發展轉化為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的機理。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深入，金融危機不斷爆發并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傳統的從外部宏觀經濟角度來解釋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越來越缺乏說服力，這迫使人們從內因的角度即從金融制度自身來解釋新形勢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應運而生。
四、有關金融脆弱性的現代研究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20多年來對該問題的研究雖日益深入，但尚處于一個比較初期的階段，對金融脆弱性的含義、分類存在著不同的看法。Minsky（1982）最先對金融脆弱性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解釋，⑥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說”。他認為金融內在脆弱性是金融業的本性，是由金融業高負債經營的行業特點所決定的。[13]這在早期得到了理論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狹義的金融脆弱性，以區別廣義上的金融脆弱性。⑦
Stiglitz and Weiss（1981）、Bernanke and Gertler（1990）、Mankiw（1986）認為，有關經濟出現嚴重信貸緊縮以及作為其結果出現的經濟緊縮現象，都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14]1991年Mishkin提出“不均衡信息論”，認為借貸者之間的信息不均衡將導致債務契約、名義道德公害和反向選擇等問題。Hellman、Murdock and Stiglitz（1994）在探討了金融自由化進程中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內在原因后指出，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所引起的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導致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為扭曲，從而帶來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15]Davis（1996）提出“監測預警論”，認為金融脆弱性可能導致信貸市場或資產市場架構和流量發生無法預測的變化，使金融公司面臨倒閉的危險；這種危險反過來又不斷地威脅著支付機制及金融體系提供資本的能力。他建議引進更多的金融監測和業績評估系統，以避免由于個人投資決策失誤而引起金融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16]Kaminsky和Reinhart（1996）認為，在多數情況下，金融自由化伴隨著對資本管制的解除。由于從國際市場上借入外幣資金并將其貸給本國借款者，本國銀行就承擔了外匯風險。[17]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對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出現了新的。Kregel（1997）引用了“安全邊界說”（Margins of Safety）來解釋金融的內在脆弱性。他指出，即使銀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這種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對于金融脆弱性也是無能為力的，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理性運作的自然結果。[18]Krugman（1998）認為道德風險和過度投資交織在一起，導致了銀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的隱形擔保和裙帶資本主義，也是導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19]Mckinnon and Pill（1998）的研究強調了過度借債的作用，特別是當非銀行部門出現盲目樂觀時，會出現信貸膨脹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從而導致銀行系統的不穩定。[20]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則認為，投資者意識到銀行與公司債務的基本面出現了問題才會引發金融危機。[21]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1998）的研究發現，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銀行特許權價值，進而加大金融脆弱性。[22]Stanley（1998）指出，資本流動可能會不斷地引發金融危機。Krugman（1999）提出“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他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著市場操縱，從而形成金融過度。金融體系在金融不穩定中發生崩潰，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資行為失誤，而是由于金融體系本身的脆弱性。導致金融體系可能發生崩潰的直接原因，是低邊際進口傾向和相對出口而言的大規模的外債。[16]Koskela and Stenback（2000）構造了銀行信貸市場結構與風險關系的模型，認為通過貸款市場的競爭來降低貸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資規模的擴大而不增加企業的破產風險，而且有利于銀行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也使社會凈福利得到增加。[23]
形形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對人們認識金融危機的內因提供了較好的認識渠道。但是，現代金融脆弱性理論的研究是以實體經濟波動規律為基礎的，雖然對解釋傳統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可貴的價值，但是隨著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金融運行模式的改變，金融脆弱性理論難以解釋新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它們既無法解釋虛擬經濟中經濟主體的異常行為，也難以說明影響金融脆弱性的各種短期因素的作用。隨著原有理論解釋力的不足，現代金融脆弱性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
由于近代金融危機頻發，原有理論已無法解釋危機引發的復雜性，由此理論界提出了第三代、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它們均是以“脆弱論”為核心，來研究危機爆發的原因。
五、金融危機理論與模型
20世紀70年代以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一直比較平穩，沒有發生過較大的貨幣危機，所以危機理論一般圍繞著“經濟危機”開展，關于貨幣危機的理論則是零星而不成體系的。
1. 第一代、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⑧
克魯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關于貨幣危機的第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流派，并由Fload和Garber在1986年建立了線性模型加以完善。⑨該理論較好地解釋了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貨幣危機。該理論認為，政府過度擴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會導致經濟基礎惡化，它是引發對固定匯率的投機攻擊，并最終引爆危機的基本原因。[24]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投機性資金流動對宏觀經濟的沖擊越來越大，往往在經濟基本面還比較健康時，也會引發貨幣危機，于是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應運而生。該理論認為，投機者之所以對貨幣發起攻擊，并不是由于經濟基礎的惡化，而是由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所導致的。固定匯率制是否能夠維持，是政府和投機者各自權衡成本收益比較分析的結果。[24]
2. 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
針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新特性，理論界提出了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該理論開始跳出匯率機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觀經濟分析范疇，著眼于金融中介、資產價格變化方面，強調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還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研究框架，其主流觀點有以下五種。
（1）道德風險論。在金融危機中，“道德風險”⑩表現為政府對存款者所作的擔保（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使金融機構進行風險很高的投資行為，造成了巨額的呆壞賬，引起公眾的信心危機和金融機構的償付能力危機，最終導致金融危機。麥金農和克魯格曼是這種觀點的重要代表。道德風險論的結論是：政府隱性擔保導致的道德風險是引發危機的真正原因，貨幣價值的波動只不過是危機的一種表現而已。[25]
（2）基本因素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理論界對傳統的基本因素論進行了修正，增加了其解釋力。Dominick Salvatore和Corsetti、Pesenti、Roubini等學者就是這一學說的重要代表。其基本論點是：第一，一國的基本面因素是決定危機是否會爆發的最關鍵的因素，是導致危機蔓延和惡化的根本原因；第二，基本因素的惡化包括外部不平衡和內部不平衡，可以由多重宏觀和金融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進行量化，據此可預警危機的爆發；第三，基本面因素不能準確地預測出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但能表明危機的趨勢；第四，在許多條件下，投機攻擊、政治危機或政治問題是金融危機的催化劑。[25]
（3）金融恐慌論。Dybvig-Diamond（1983）等經濟學家指出，“金融恐慌”{11}會導致并惡化危機。美國經濟學家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在1998年對金融恐慌論進行了修正。新一代金融恐慌論認為，恐慌源于一國的基本面惡化，由一系列突發性金融和經濟事件引發，并由于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危機的處理不當而不斷膨脹，導致大規模的資金外流，最終導致并惡化危機。同時，金融恐慌論還提出了政策建議：要對金融體系進行改革，以防患于未然；國際金融市場必須由一個公平有效的組織充當最后貸款人，及時防止金融恐慌的爆發和擴大；政策制定者必須全面而又謹慎地制定和采取措施，并在危機初現端倪時采取微調的手段，防止因短期行為對市場情緒產生不利的影響。[25]
（4）危機傳染模型。危機傳染模型強調金融危機的傳染性，這類模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銀行同業市場中流動性危機的傳染。Chen（1999）的模型說明，由于需求存款合同所導致的收益外部性和信息的溢出效應，即使帕累托最優均衡或基于協調失敗的銀行擠兌均衡不會發生，流動性危機也會在銀行之間進行傳染；Freixas、Parigi and Rochet（2000）的模型說明，就銀行系統的傳染風險而言，“分散借貸”結構比“信貸鏈借貸”結構有更強的穩定性；Dasgupta（2000）認為，債權人銀行將來的收益是債務人銀行經營績效的函數，這種溢出效應使得銀行之間的傳染成為可能。二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傳染。Kodres和Pritsker（1998）認為，信息不對稱和跨市場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機傳染的根本原因；IMF（1998）認為，大型全球性機構在許多不同市場和國家進行經營，產生了在似乎不相關市場之間出現溢出效應的潛在可能性，而該效應是金融危機傳染的原因；Masson（1999）則在簡單兩國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礎上，討論金融危機的傳染機理，證明了“季風效應”{12}和“波及效應”的存在；Hausken and Plümpler（2002）認為，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與流行病在人群中的傳染有相似的機制。[26]
（5）“外資誘導型”貨幣危機模型。World 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資導致的貨幣危機模型，認為大規模外資的流入、波動和逆轉是導致貨幣危機的重要原因，強調外資通過銀行業信用過度擴張這一傳導機制，使本國的宏觀經濟和金融業脆弱性增強。[27]Chang and Velasco（1999a，1999b）提出，當一國經濟有外國資本輸入時，短期外債是國外投資者之間協調失敗的根源，使經濟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均衡。[28-29]
3. 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雛形）{13}
2000年初，克魯格曼和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機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他們認為，如果本國的企業部門外債的水平很高，外幣的風險頭寸越大，資產負債表效應越大，經濟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機模型可能是一個更一般的金融危機模型。這一模型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指出了對國內資產價格的信心效應，就可以導致由自我實現的悲觀主義引發的投資崩潰和金融危機。[30]
第一代、第二代危機理論由于各自所存在的缺陷，雖然對當時所發生的金融危機有著一定的解釋力，但對于經濟全球化下所發生的金融危機則無法解釋。從總體上看, 第三代模型雖還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分析范式，尚不能對金融危機有全面的經濟解釋，但在發展傾向上存在一些共性：把金融危機置于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周期框架中來理解，這對于理解現代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復雜性有著一定的解釋力。不過, 這些新的理論大多把政府的政策目標外生于理論模型, 從而同樣不能解釋清楚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雖然還只是一個雛形，但其可能會是一個更一般的金融危機模型，這對分析及應用來講將會更加方便。
從金融危機理論的發展來看，理論本身的解釋從簡單一般――復雜――更加一般化，正是適應于經濟發展所引致的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愈益復雜性。因此從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理解金融危機現象，多方位分析，正是今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的方向所在。從危機理論的發展還可以看出，新的危機爆發會引致新的危機模型的產生，而每一個模型也都只限于事后對危機作出解釋，卻無法預測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理論還有待于進一步發展。
六、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又一發展――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論
20世紀80年代南美國家金融自由化的失敗，引發了在決策圈和學術圈內激烈的辯論，以確定這一失敗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政策設計本身，還是由于改革的排序有誤。而90年代前后東歐轉型經濟體的改革浪潮，使這一辯論再度為人矚目。
Funke（1993）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總結。[31]關于經濟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多數學者把財政與貨幣的穩定放在第一位，同時有學者還把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除Lal（1987）把資本賬戶自由化放在第二位外，大多數學者均把資本賬戶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對于轉型經濟國家來說，大多數學者把體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時認為財政與貨幣穩定也應首先啟動，而資本賬戶自由化應最后啟動。經濟學家對轉型經濟國家的建議不同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對于存在金融壓抑的一般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內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個中心任務；而對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而言，改革還要包括放開價格、私有化以及要素市場的培育和發展等內容。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在進行國內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還是對轉型經濟國家都如此。
20世紀90年代中期，更重要的爭論是發生在John Williamson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之間的、關于經濟改革的大震蕩方案和漸進改革方案的爭論，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對漸進改革持肯定的態度（Ries and Sweeney，1997）。[32]Williamson（1997）特別指出，過早開放資本賬戶還會引起資本的大量外流，而大規模的資本外流會把本國利率抬得過高，以致大部分企業無法獲得融資，從而無法生存。他強調，把資本賬戶開放安排在改革后期進行是正確的。[33]
但Guitian（1997）對此不予贊同。他認為，排序歸根結底取決于初始條件和一國的經濟結構，如果外部條件穩定而國內政策健全，則可以不按先后次序，而是同時實行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如果一味等待條件成熟，可能會導致永久的資本管制，因此資本賬戶開放應沒有先決條件。[34]Wihlborg和Dezseri（1997）認為，對于完全可兌換的限制因素，主要來自于市場失靈和政策失靈。他們反對那種認為應在結構改革和貿易改革已經完成、金融部門已實行自由化并能有效地配置信貸、財政政策變得靈活、經濟體已達到有公信力的穩定之后才開放資本賬戶的觀點，并認為最優的政策應當是逐漸地放松管制。[35]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論又有了新發展，綜合改革日益受到重視。Johnston等人（1997）的研究，對資本賬戶自由化與金融危機的關聯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應當融入到結構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中；證券資本流動的自由化，要同國內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協調。在金融體系較弱的國家應在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之前或同時，解決結構性的弱點。這種綜合性的改革戰略，也要求確立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政策的配合。[36]Nsouli and Rached（1998）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國存在對內和對外的大規模失衡，應優先采取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信貸和匯率政策。在處理結構性問題時，必須考慮到各項結構性改革與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促進性，以及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及其執行時所需的先導時間。[37]在Toye（1999）提出的排序規則中，也體現了協調改革的思想。[38]
亞洲金融危機后，學術界也逐漸達成一些共識。正如Edwards（2002）指出的：在大部分情況下，應首先處理財政上的重大失衡；在改革剛開始的初期，便須達到最低程度的宏觀經濟穩定；在貿易自由化已執行之后，進行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在一個有效的現代銀行監管框架建立以后，才進行金融改革；在改革中應盡早放松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等。[39]
最新趨勢把金融體系的改革作為了自由化排序的中心問題。Johnston（1998）提出了評估排序戰略的方法，即對各種不同排序直接按其對金融改革廣義目標的貢獻來評估。[40]此外，Ishii and Habermeier（2002）的最新報告也主張，資本賬戶的排序應基于對資本管制、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的脆弱性來評估，并以此來設計資本賬戶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以及其它政策之間的排序。[41]
對具體排序的研究是排序理論中的一項新進展。Nsouli、Rached and Funke（2002）認為，排序牽涉到在部門間推行改革的次序，以及在某一部門內進行改革的次序。[42]Ishii and Habermeier（2002）指出，排序一般應遵循的原則為：強調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性、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優先進行旨在支持宏觀穩定的金融改革；必須對資本賬戶自由化和其它金融政策加以協調；要考慮到金融和非金融機構的初始條件，以及管理與國際資本流動有關的風險能力；評估現有資本管制的有效性，識別并執行同改革有關但要有較長先導時間的應變措施；努力保證改革的持續性和自由化過程中的透明度。[41]
最新發展的自由化排序理論脫開了僵化的排序要求，更強調在金融自由化中政策次序與實際情況的協調，所以理論上并無一個通用的次序提供給各國的自由化開放（張志超，2003）。[43]
七、結束語
如上所述，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始終處于社會實踐需要的推動中。從以上對金融自由化及其相關理論的概括中可以看出，這些理論從內因和外因、宏觀和微觀多角度對金融自由化進行了研究。但對于實踐來說，理解金融自由化的關鍵就是：為什么頻發的金融危機主要出現在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這是一個復雜而廣闊的問題，要理解它，就要動態地、多方位地進行研究。總之，從整個金融自由化發展的進程中多角度地來理解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單純地用任何單一的方法來研究這一復雜的課題，應當是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發展方向。
中國金融自由化所采用的漸進方式，雖也取得了許多令世人矚目的成果，但其所導致的眾多疑難問題的堆積，隨著入世過渡期的結束而到了亟待解決的地步。而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自由化推進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全面對照西方經濟理論的不可行。因此，今后中國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推進，需要我們在汲取國際上金融自由化及其相關理論可用之處的基礎上，吸取各國金融發展的實踐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深化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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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早在1955年9月格利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5月肖在美國《金融雜志》上發表的《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過程》兩篇文章中，就已經從全新的角度對經濟和金融關系、各種中介機構在信用創造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觀點。
② 麥金農的模型采用了兩個經濟學假設：（1）所有經濟單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資，儲蓄者和投資者沒有實質性區別；（2）投資支出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進行一項投資之前必須進行較大規模的儲蓄和積累。
③ 金融自由化理論框架中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利率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關系。
④ 卡普和馬西森的投資規模理論和加爾比斯的投資效率模型屬“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模型”。以帕加諾為代表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被學術界稱之為“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二代拓展模型”。在第一代拓展模型中，影響最大的是Kapur-Mathieson模型。這個模型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
⑤保羅?羅默（Romer）1986年的論文《遞增收益與長期增長》和羅伯特?盧卡斯（Lucas）1988年的論文《論經濟發展機制》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內生增長理論的形成。
⑥ 1982年Hyman．P．Minsky在《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假說》一書中，對金融脆弱性問題作出了解釋。Minsky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可以解釋這種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特征：一個是代際遺忘解釋；另一個是競爭壓力解釋。
⑦廣義上的金融脆弱性，指一種趨于高風險的金融狀態，泛指一切融資領域中的風險積聚，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
⑧奧波斯特菲爾德（Obstfeld）是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我們又把該模型稱之為奧波斯特菲爾德模型。
⑨該模型后來被合稱為“克魯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簡稱克魯格曼模型。
⑩所謂道德風險，是指因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不相匹配而可能導致他人的資產或權益受到損失。
{11}所謂“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是指由于某種外在的因素，短期資金的債權人突然大規模地從尚具有清償能力的債務人那里撤回資金，這是一種集體行為。
{12} “季風效應”，即指一國對一次經濟沖擊所作出的政策調整可能迫使與之有緊密聯系的國家采取相似的政策。這樣，危機就很有可能在兩國間傳輸。
{13}第四代危機模型尚有待完善，因此稱其為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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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融危機的理解范文6
一、金融危機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各國央行為了救市和刺激經濟，提供了大量的貨幣供給，然而這同時卻形成了新的經濟泡沫。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紛紛進行財政救濟，但也導致了新的金融危機。
（一）金融危機加劇企業可持續經營問題。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產品需求的減少和融資難度的加大，使企業的經營面臨困難，導致被審計單位持續經營的不確定性增大。
1、在美國投資的中國公司損失慘重。目前，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勢必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機的負面沖擊。2007年，國家統計局、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于9月17日聯合的《200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稱，中國對外的直接投資流量已連續數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該年，我國對外的直接投資凈額為265.1億元，同比增長了25.3%。在這樣巨大的對外直接投資下，中資公司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巨大沖擊。
2、中國出口業在危機中也深受其害。一方面美國作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出口國，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貿易。據統計，我國2008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長了21.9%，回落了5.7個百分點。其中，對美國出口增長了8.9%，回落了8.9個百分點;對香港出口增長了7.8%，回落了16.5個百分點，貿易順差同比下降了11.8%。隨著次貸危機的惡化和美國經濟的持續下滑，我國出口也必會遭遇瓶頸。
（二）金融危機導致企業舞弊動機明顯增強。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造成不少企業生產經營停滯，財務狀況惡化，這就加劇了舞弊動機的產生。舞弊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財務信息作出虛假報告;二是員工侵占公司財產。從公司外部來看，企業經營面臨困難，金融危機造成了企業的資金鏈斷裂，使得企業的現金流入困難、到期債務償還不了、借貸不能展期、主要客戶流失，訂單大幅縮水甚至接不到訂單、存貨滯帶，凈資產出現負值等，為了獲得融資，給企業注入新的活力，各種投機取巧、欺詐舞弊便層出不窮;從公司內部來看，金融危機使得各企業的經營效益嚴重下降，而企業盈利能力的下滑直接影響到員工的收益水平，為了保證切身利益不受損害，各種舞弊的手段也相繼呈現出來。
（三）金融危機使金融衍生工具招致頗多爭議。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金融衍生工具招致頗多爭議，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濫。金融衍生工具的會計計量、信息披露沒有真實反映財務信息以及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審計監管不到位都是關鍵原因。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金融衍生工具不斷創新，其會計準則不斷修訂的同時，金融衍生工具審計也迫切需要進行針對性的改進，才能充分發揮審計監管的作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二、內部審計理論概述
（一）內部審計的定義。IIA內部審計標準委員會的《國際內部審計專業實務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將內部審計定義為：一種獨立、客觀的確認與咨詢活動，旨在增加組織的價值和改善組織的運營。它通過采取系統化、規范化的方法，評價和改善組織的風險管理、控制和治理過程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內部審計是和政府審計、注冊會計師審計并列的三種審計類型之一。
（二）內部審計的職能。內部審計為適應由傳統的財務審計向管理審計發展的需要，其職能正由傳統的監督和評價轉向確認與咨詢。兩大職能緊密聯系，目標一致且相互衍生，統一于組織戰略目標的實現。IIA將內部審計歸納為確認活動與咨詢服務二位一體，通過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確認獲得廣泛的職業經驗，形成豐富而可靠的信息源，并以此為基礎提出改進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政策建議。（1）確認職能：內部審計師對程序、系統或其他常規事項進行客觀評價，提出獨立的意見和結論，主要包括舞弊調查、風險與控制自我評價、財務、績效、經營和合規性業務審計等;（2）咨詢職能：為審計客戶提供服務的咨詢或相關活動，其業務性質和范圍根據客戶的協議確定。
三、從金融危機反思內部審計存在的問題
金融危機帶來了不可磨滅的損失，對內部審計工作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同時，金融危機又是一個很好的試金石，使我們可以站在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審視現行內部審計工作的缺陷與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