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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1

關鍵詞：民族文化 儒家文化 道家文化 佛教文化

一、民族文化的定義

民族文化，指的是在民族發展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思想、風俗、傳統、代表人物，及由這個民族進行的一切活動。民族文化可以體現在思想文化中，而思想文化對動畫藝術有著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對于中國動畫的發展尤為重要。

二、中國動畫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種入世哲學，它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把藝術家的審美與社會功利結合起來，提倡“文以載道”，這既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傳統美學觀的指導思想。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促成了中國動畫形成具有中國特點的獨特美學風格。儒家思想不僅滲透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之中，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國動畫藝術的創作之中。

儒家文化以春秋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和人的自身修養，提倡“文以載道”，這些對于中國動畫的創作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儒家文化中的“中庸”

“中庸”是儒家的一種主張，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中的態度。調和與折中、均衡，無論在人類社會，還是在自然界，都是事物發展的一種狀態。孔子“溫而厲，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準則的典范。體現在動畫藝術創作中，就是講究動畫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講究“文以載道”，一切以“和”為美，這一點正是動畫創作中非常重要的，它代表著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又代表著中國風格。

2.儒家文化中的“忠恕”

儒家之道是人們必須遵循，并且須臾不可分離的社會準則與規范，其最高境界是“至誠”。“誠”指真實無妄。從道德意義而言，人的本性誠實就會與人、物、天三者之性相互通融、互相影響。“忠恕”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對我國動畫的發展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如《中華傳統美德故事》等優秀動畫作品，都是教人從善，通過人的“誠”感動天地而打動觀眾。

3.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義”

孔子以“仁義”作為理解分析美與藝術的根本。儒家美學的主導思想是：肯定個體需求的必要性、合理性；強調把這種需求的滿足導向倫理規范。美學的合理性在于能導向倫理，個體需求必須與社會的倫理規范達到統一，這樣，和諧發展才有真正的意義。中國動畫藝術家們不斷地將這一儒家精髓運用到動畫創作中，使作品中蘊含發人深省的內涵，它最終表現為動畫作品中生動的教化作用，讓各階層的觀眾從中獲得教益。

三、中國動畫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道家文化的最本質特點是“無為”，也是老子的主要思想；“無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無為而無不為”，美的奧妙就在其中。“無為”要求人與道合一，與天地自然合一，與宇宙萬物的發展規律合一。這種“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對中國動畫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水墨動畫片的代表作《山水情》中，通過對人與山水間的依戀關系的刻畫渲染師生之情，“天人合一”的高遠境界通過水墨淋漓的畫面和優雅的音樂體現出來。

1.道家文化“虛無”的宇宙觀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家文化中的虛無空靈、含蓄之美，是中國傳統美學的重要特點。它的形成來源于道家的“虛無”宇宙觀。老子的這種“虛無”宇宙觀對中國動畫崇尚空靈美影響極大。空靈美的特點一在空，二在靈，因空而靈，這恰恰是中國動畫藝術創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少中見多，小中見大，虛中見實，意味深遠，親和人性。

2.道家文化的基本思想：無為

無為而治的“無為”，不是一無所為，而是以有為而為之。但所為之為，都應是出自事物之自然，無為之為發自自然，順乎自然，是自然而為，而不是人為而為。“無為”并不是什么都沒有，這種無為實指一種趣味，我們可以用“恬淡”來解釋。恬淡既是“道”的重要特征，也是后世的文人藝術家崇尚淡泊的思想境界。中國動畫恰恰可以體現出這種代表中國民族文化的特征，例如中國早期的水墨動畫，正因為具有獨樹一幟的中國風格而被認可。

3.道家文化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

道家文化把人與自然的關系解釋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這對當今社會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維護生態平衡有獨特的價值。“道法自然”的思想觀點是從純粹哲學意義上來講，但對于美學也有重大的意義，它對后世提出了一種審美理想，即美是天人合一、自然天成、未經雕琢的。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不失為中國動畫發展的指路燈。

四、中國動畫中的佛教文化

黑格爾說，“最接近藝術而比藝術高一級的領域是宗教。”自古以來，宗教與藝術的發展都是相互滲透的。佛教自傳入中國后，對中國民族文化及中國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繪畫、陶瓷、建筑、文學無不受到佛教文化的浸潤。一向被視為動畫創作頸瓶的意境、神韻的表達，可以用禪宗精神影響下的詩風畫意來解決。佛教文化的“空靈、余韻”和動畫的虛擬性、假想性的特征不謀而合，中國動畫從中汲取精華，如《大鬧天宮》就是代表作。它取材于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在神話故事基礎上結合了動畫自身的特點，又保持了原著的浪漫主義風格；既來源于生活，又對生活進行了精煉和美化。中國動畫崇尚以形寫神，講究氣韻生動。《大鬧天宮》著重韻律和意境，無論是從影片畫面還是內容設計上，都追求意境和美的神韻，這是對中國佛教文化做過深入研究才有的深刻體會。

結語

綜上可見，中國民族文化應在中國動畫的創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極具代表性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它們自成特點，將長期影響著中國動畫的創作方向和風格，這樣，中國動畫才能獨具自己的特點，在世界動畫藝術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蘇國榮.戲曲美學[M].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2]李澤厚，劉綱紀.中華美學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第1卷.

[3]李澤厚.美學三書[M].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4]陳望衡.龍騰鳳靄[M].浙江大學出版社，1994.

[5]封敏.中國電影藝術史綱[M].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

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2

跆拳道在訓練、比賽的開始和結束時，都有嚴格的禮儀要求。練習者在開始進場的時候，首先要對老師鞠躬以示尊敬，還要對國旗行禮，以示對自己國家的熱愛；接著，在跆拳道練習或者正式的比賽即將開始之前，雙方對手要相互行禮，用來表示自己友好的態度和對對方的尊敬，如果在比賽時，有違反比賽規范的行為發生，裁判對犯規者實施處罰時，被罰的一方要對裁判行鞠躬禮，表示自己服從裁判的判定；比賽結束之后，雙方對手要再次互相行禮，表示謙讓，接著對裁判敬禮，說明自己對裁判的尊重和感謝。

練習者在練習跆拳道的過程中，要以禮貫穿練習的始終。不僅僅要遵循基本的跆拳道禮儀，還要遵守社會道德的規范和要求，跆拳道除了教授練習者武技，更要求他們具備高尚的道德素質，堅毅的個性和紳士的比賽風度。跆拳道不僅要求習武者在練習跆拳道和比賽時遵守禮儀要求，在生活中也要一直將跆拳道的禮儀風度保持下去。

跆拳道練習者要首先做到對祖國對民族的熱愛，對自己的長輩要尊敬，對晚輩要謙讓，在生活中養成嚴于律己、寬于待人的優秀修養。練習者在這種濃厚的禮儀氛圍中會不自覺的受到禮儀的熏陶，將跆拳道的禮儀形式真正的轉化為自己的行為修養。跆拳道禮儀還著重講究團結一致，即練習者是一個大的集體，這個集體是堅不可摧的，每個練習者對他人都要主動幫助，主動與對手配合，對手之間不是充滿戾氣，而是形成一種互助的競爭氛圍，增強練習者的集體意識。

2 中國傳統文化在跆拳道中的體現和應用

跆拳道雖然起源于朝鮮，但中國與朝鮮在地域上是相連的，因而，彼此的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跆拳道中的禮儀有很多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比如，儒家重視禮儀，道家追求虛靜，這些在跆拳道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此證明，跆拳道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跆拳道傳入中國后，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其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證明。

2.1 儒家思想與跆拳道中的重禮

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強調以禮待人，禮在儒家文化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管是國家間的外交，還是個人在生活中的日常行為，儒家都要求個人時時以禮約束自己的行為規范和思想。而跆拳道中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崇尚禮儀，跆拳道要求習武者除了要認真的學習武技，更要將禮作為時刻約束自己的核心思想，不管是比賽或者練習，不管是在習武還是在生活中，都要以禮對待任何人，嚴格要求自己的行為。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在跆拳道的禮儀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優秀的跆拳道運動員，具有的不僅僅是高超的武技和極強的身體素質，更要具備優秀的個人素養，即時刻以禮作為自己對事對人的標準。

2.2 道家思想與跆拳道中的忍耐精神

道家雖與儒家崇尚的思想內容不一樣，但道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道家思想強調虛懷若谷、謙虛寬容，它提倡以柔克剛，反對人與人之間為利益爭名奪利、互相殘殺，這些就是道家追求的虛靜的人生境界。跆拳道教學中就對道家這一思想進行了大量的應用，跆拳道在武技的訓練過程中，要求練習者完成旋轉、跳躍等技術性極強的武術動作，做這些動作，就要求練習者的心態保持平和，尤其是在真正比賽的時候，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與對手競技時，更需要保持平常的心態，而道家所提倡的虛靜便可以幫助練習者調整比賽的心情和心態，讓他們拋卻一切的雜念，進入無我的境界，使自己的水平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禮儀是跆拳道中的基本思想，除了禮之外，中國傳統文化與跆拳道還都要求義，義被作為中國道德的行為準則，而跆拳道練習同樣要求練習者要明辨是非，不能因為一己之欲就損害對手的利益。中國傳統文化與跆拳道禮儀精神都要求練習者對自己嚴格要求，去私欲，多為他人著想不貪求，對別人可以做到無私。綜上所述，跆拳道不僅融合了朝鮮的特色，也滲透進入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使得跆拳道不僅僅是一種傳播高超武技的途徑，也是一種對優秀文化進行傳揚的有效方式。

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3

【關鍵詞】木雕藝術；傳統文化；思想

所謂的木雕也就是以木質構件為基本的載體，將許多客觀事物的藝術特點雕刻在其中，使其藝術內涵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達，從而起到一個借物言志的效果，使得中國傳統木雕藝術的美感得到一定的體現。而我們在第木雕藝術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不能僅僅只對其藝術性特點進行分析，還要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指導下，來對木雕藝術作品的價值和特性進行分析，從而使得中國傳統木雕工藝得到長遠的發展，而且將木雕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體制相結合，還有利于我國儒家文化的傳播。下面我們就對木雕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相關內容進行介紹。

一、中國傳統文化―“孝”的思想

在對我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對其儒家思想進行相關的分析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儒家思想自古以來，都是以倫理道德為基礎，并且以仁義、禮儀以及誠信等方面為基本法則，來對學生進行指導。而人們在儒家思想研究的過程中。“孝”的思想作為其基本思想，在其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實行仁德的根本，還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是中華名族傳統美德中重要的一部分。

自漢代以來，社會統治經濟都一直提倡以孝治國的方針，這不僅有利于社會的發展，還給人們提供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環境，從而使得孝悌觀念的當時社會中得到廣泛的傳播，并且為各個社會階層的人所接受。而在木雕工藝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以“孝”為題材，就愛那個相關的文化和實踐通過木雕藝術作品的形式來表現出來，這樣不但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還給人們奠定了一個良好的文化心理。

“孝道”還體現在“續香火”上，古人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最大的不孝是使家族斷了香火。因此，多子多福、兒孫滿堂，一直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傳統家庭道德觀。因此在傳統及木雕圖案中，龍、鳳這一類神奇的動物形象，常常是人們所喜聞樂見的裝飾題材。如徽州鄉村人在結婚時，按照當地傳統習俗，喜歡選用精工細琢制造的“花床”、衣櫥等作陪嫁，來點綴他們的洞房花燭夜。作為家具的點綴，圖案以“龍鳳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孫”，用“鴛鴦”象征“夫妻恩愛”，用“和合二仙”的故事（和合二仙主持著人世間的婚姻），來寓意著夫妻恩愛、白頭偕老，寄托人們對終身大事的美好愿望。

二、體現“忠”、“義”思想

以忠、義為題材，也是木雕藝術的主要內容。在以君主為主宰的社會里，君主是臣子的衣食父母，為臣必須全心全意地維護君主的利益，“盡忠”成為人臣必須完成的人生使命，忠君自然而然地成為臣子們至高無上的人格追求。忠、孝、節、義也常被聯系起來表述同一種倫理原則，“孝者必貴于忠”、“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報國盡忠、奉獻盡孝兩者是一致的。徽州木雕中表現“忠”、“義”這一倫理范疇的作品非常之多，常見的有《岳母刺字》、《蘇武牧羊》、《趙子龍救孤》、《桃園三結義》等。

在男人為主體的封建社會中，婦女一直處在從屬和受支配的地位。程朱理學教化社會的核心觀念是“天理”的確立和“人欲”的否定。婦女作為宗法社會的成員之一（雖然處于從屬地位），也理所當然地為維護封建禮教盡犬馬之勞。“婦德”是“家之隆替，國之廢興”的大事，“三從四德”是每一位婦女必須遵守的道德準則，婦女婚前的童貞和婚后的節操被渲染成比生命更重要――“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格守“婦德”、“相夫教子”成為婦女整個生命歷程的全部，自身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完全寄托在丈夫和兒子的身上。在理學淵源之地的徽州，對節烈的提倡更是不遺余力。據橄人趙吉士評論：“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徽州婦女耳濡目染，銘刻于心，失去丈夫者“動以身殉，……數數見焉，或稱未亡人而代養，而撫孤婆居數十終”（徐卓《休寧碎語》）。建于清光緒三十一年的歇縣“孝貞節烈坊”，便集中表彰了“徽州府屬孝貞節烈六萬五千零七十人口”。貞節牌坊為不幸的婦女帶來了“無尚光榮”，更讓千千萬萬的婦女甘愿受禮教的束縛。因此，恪守“婦德”、“相夫教子”等內容也必然成為徽州木雕中表現的重要題材，如《乳姑不怠》、《閨訓女兒經》、《送郎趕考》、《母子圖》等。

三、體現 “學”、 “仕”的思想

自從儒學創始人孔子開始宣揚儒家文化以來，儒家便極為重視讀書以及從政做官這兩個方面。一直以來，學而優則仕就是儒家文化之中所存在的最佳人生理想。而古人日常生活中的讀書和及第等場面和寓意也就成為了木雕藝術之中所存在的一個常用選題。例如《十八學士》、《三進士》、《五子登科》等著名的木雕作品，便充分的體現出了封建文人生活過程中的理想人生發展愿景。

此外，讀書從來都不是一件極為輕松的事情，尤其是生存在科舉制度之下的儒生，皓首窮經，終身都投入到古籍、名典之中，但是真正能夠獲得金榜題名的書生確實少之又少。所以，木雕之中也時常會反映出古人在苦讀詩書的場面，例如《買臣負薪》，便是從《漢書？朱買臣傳》之中脫胎而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直至年歲50，才拜為會稽太守。而《車撒囊螢》這一出自《晉書 車胤傳》的名典，也同樣是反映出了這一現象。徽州人之所以將業儒當作是高于服賈的存在，其主要原因便是由于“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即便是富坍王侯，也無法徹底的光宗耀祖，只有業儒之人仕，才能夠達到榮宗顯祖的效果。但是從本質上來說，無論是要子弟業儒還是要雅好詩書，其都是過于看重官本位以及儒家重本輕末的思想觀念。所以，這些方面的因素直接使得入仕、業儒等方面的主題成為了當前徽州木雕極為熱衷的一個重要話題，而這其中較為著名的木雕作品有：《狀元及第》、《皓首窮經》、《蟾宮折桂》、《五子登科》等等。

四、體現“中和”的思想

中和在我國古代的哲學文化之中，是一個有形而上的高度，例如在儒家著名的《中庸》之中便詳細的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也就是說，“中”是各個矛盾方雙方都應當進行一定是程度發展的，這其中不存在著過度或者不及等方面的缺陷，只有中才能夠使得矛盾直接處在一個完全平穩的狀態之下；“和”則主要是形容與對立因素之間的交融，也就是多樣性的一個統一。但是從本質上來看，和中這兩者之間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藝術上所存在的中和之美，便主要是形容在感情、內容、形式、風格等各個方面的適度，促使結構能夠在這一過程中達到和諧。

我國的木雕藝術是一門極為傳統的古代傳承藝術，其木雕工藝自身不但有著極為深厚的歷史文化、藝術底蘊，還呈現出了賞心悅目的山水詩畫靈氣。木雕藝術可以說是我國文化藝術之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自身從古以來就遵循著完全相同的價值體系掛念，而我們在對木雕藝術進行品味的過程中，就應當以木雕作品來最大限度的發揮出我國的藝術文化精髓。中國傳統藝術文化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不斷的發生著變化，并且融入了大量現代化的審美和價值體系，但是這遠遠不夠，除了要對木雕工藝的裝飾題材各方面進行深層次的挖掘、借鑒、整理以外，還要像其他主流藝術一樣，大量的吸收外族的文化精髓、藝術造詣，來融入到我國的傳統木雕藝術中，促使木雕藝術能夠持續的改變、提升、創新。在其自身所擁有的木雕藝術文化基礎之上，來使得木雕的飾紋能夠更加現代化，并且對以往傳統的裝飾題材進行充實、豐富，不僅體現出現代化的藝術造詣，還能夠充分的宣揚、傳承我國民族的思想意識和文化。

五、結語

由此可見，在對木雕工藝藝術進行研究分析的過程中，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在其中，不僅有利于人們對中國木雕工藝的發展歷程有著一定的了解，還使得中國木雕藝術內涵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帶木雕藝術當中，還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從而使得木雕藝術的裝飾提成更加的豐富，進而為我國傳統木雕工藝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王抗生.民間木雕[M].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

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4

關鍵詞：古代教育；詩教理論；影響

一、詩教的概念論述

要論述詩教理論及其影響，首先要明確“詩教”這一定義。“詩教”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文化活動，以詩為教；二是指文化原則，即詩教理論，作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原則。

作為文化活動的詩教有著悠久的歷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可上溯到堯舜時代。據《尚書?舜典》記載，帝舜曾命人以詩樂舞教育貴族弟子：“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西周時，“《詩》三百”用于對貴族子弟的教育，也用來對樂工職業訓練。于是：“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作為文化原則的詩教是儒家文化思想的成熟理論，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條件下得以確立。孔子將《詩》作為一種文化典籍來傳播并論述了《詩》的教育功能：“興、觀、群、怨”的審美功能、“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倫理教化功能、“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智育功能。孟子提出“知人論事”“以意逆志”“知言養氣”的方法論。他認為講詩不能拘泥于文字而誤解詩句，不能因詩句而妨礙對作者本意的理解，應該用自己的體會去推測作者的用意，這樣才能得到詩的本質。荀子最早提出“《詩》言志”“詩教應以諷誦”為主的觀點。孟子、荀子等諸儒是對孔子相關理論與實踐的一脈相承。他們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在群雄逐鹿、崇尚功利的戰國時代，以師徒傳授的方式，使不絕如縷的詩教傳統在歷經秦代的文化浩劫后，仍能再度復興，并從此遺澤百世。

處于兩種不同范疇的詩教觀，在發展過程中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文學意義上的“詩教”觀念脫胎于教育范疇的“詩教”思想，是經學教育在漢代的發展及經學教育的章句訓詁，成就了“詩教”這一文學創作的綱領。另一方面，儒家詩教觀的發展對詩教的文學特色與規律認識的逐步深化，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詩教理論”。傳統語文教育中的詩教理論應該是包含這兩個范疇的。

二、詩教理論的影響

1.德育居首位

歷代對詩教理論作用的認識褒貶不一，但都是一脈相承了

“溫柔敦厚”這一主旨精神。主張培養學生的“君子儒”品格，重視做人的道德修養。強調了社會道德和家庭倫理――“孝悌忠信”的教育，把個人道德的修養和提高社會道德水準看成治國安邦的基本思想。可見德育在傳統教育中處于突出的位置。

2.重視審美教育，詩樂交融

孔子在美育教育中從“興于詩”著手，讓學生在讀詩的過程中提高藝術鑒賞力。同時又著重從詩句中領會道德和政教的原則。可見孔子的審美教育是和德育聯系在一起的。只有仁德修養的提高，道德才越來越高尚，成為君子，以至于圣賢。這種理想的模式，有賴于美育的培養。

3.政教合一

儒家最初并未將詩作為一種文學形式來考察，而是將詩作為歌詠王道政治的載體，作為一種歷史文獻來對待。孟子明確指出《詩經》是對西周王道政治的記錄，西周王道熄滅，《詩經》就再也寫不出來了，于是《詩》亡然后《春秋》作。儒家把詩、樂、禮與王道政治融合在一起，詩是政治的反應和記錄，禮樂征伐是王道的王權的標志。所以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太伯）對于文藝而言這算是一種消極的影響，道德的政治化是為封建王權服務的。

三、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1.將德育寓于美育之中

當代學校受功利主義教育觀的影響，德育量化的情況普遍，課堂上講授的德育理論空曠并且離生活遙遠，形式化的口號比比皆是。20世紀初先生曾指出：“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漸沮也。蓋以美為普遍性，絕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其中。”審美具有無利害性，因此，美育才能夠取代空洞的道德說教而引領人超越現實功利目的，從而達到高尚的道德境界。

2.重和諧，推動素質教育發展

詩教是為了提高青少年的審美能力，是要把美的種子播撒到他們的心田里。這是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素質。托爾斯泰說：“藝術的功用在傳染情感，而所傳染的情感能和諧人與人的關系。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知和情，知是用理性的邏輯方式把握世界，情是用審美的藝術的方式把握世界，使學生功利化，成為缺少情感，缺少創造，缺少想象力的人。”進行詩教，就是要彌補人性發展在這一方面的嚴重缺損。

參考文獻：

[1]蔡先金.孔子詩學研究.齊魯書社，2006.

[2]孔穎達.尚書正義?舜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5

一、西方法律思想下法律與道德的基本理念

西方法學家們對法律與道德關系進行思辨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認知理解，從而西方法學家們也被劃分成了不同的法學派別。其中觀點爭議最為對立激烈的當屬自然法學派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

（一）自然法學派

自然法學派對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回答經歷了從抽象到具體的漸變過程。自然法學派始終強調自然萬物按自然規律發展的理性法則，即自然法，是以倫理道德為基礎的，其實質也就是道德法則，是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則。自然法是實在法制定的根本依據和標準，實在法必須始終追求并符合自然法的基本價值。因此，人們所創制的實在法，即法律，并非是統治階級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必要的統治形式，法律只是實現自然法所倡導遵循的崇高道德法則的一種手段工具。因此，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并不是孤立沒有聯系的，道德所倡導的正義就是法律所要實現的，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古希臘蘇格拉底認為，“一個人只有始終如一地遵守法律、服從法律,才能使道德標準能夠實現,才能體現出正義性。”[1]柏拉圖認為“立法者制定法律時,應當以整體道德為目的”。亞里士多德給予法治的含義是大家服從的法律應該是良法即符合道德原則的法,“法律的實際意義卻應該是促成全體人民都進于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2]古羅馬的西塞羅認為，“‘共和政府’是依照‘正義’和自然法則組織起來的，在這樣的國家中,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都以服從法律為美德”。[3]二戰后，自然法學再度興起，理論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雖然古典自然法學派和新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內涵有所差異，但都強調法律始終以一定的道德原則為其理想目標，“綿延幾千年的自然法無不包含了人類最美好的道德關懷”。[4]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

分析法學派對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觀點同樣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從完全排斥自然法到逐漸耦合。早期的分析實證法學派一貫堅持觀點是法律與道德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即使對于道德要求的標準來說是惡的規定，只要一旦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那就得必須為全體所遵守。早期分析實證法學派不回答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這一問題，也不對法的價值問題進行探討，即使法律與道德存在某些偶然的聯系，但是內容方面沒有必然概念之間的聯系。新分析法學派逐漸松動了這種與自然法學派觀點“勢不兩立”的態度,在一定條件下承認法律與道德之間的耦合關系。認為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則之間存在著共通性因素。“責任和義務的道德規則和法律規則具有某種顯著的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足以表明道德與法律使用共同詞匯并非偶然”，承認并總結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內容。“這些以有關人類、他們的自然環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實為基礎的、普遍認可的行為原則,可被認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內容”。[5]

二、中國法律文化下法律與道德的基本理念

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市民社會中人與人交往的一般道理是“以德服人”，國家統治方面遵循的基本價值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輔”“為政以德”等。在先秦百家時期，君主須“以德治國”方能平天下這一由儒家文化所積極倡導的治國理念，已經從理論設想階段發展到君主治國的實踐之中，其他各家，如道家老子所提倡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墨家墨子所提倡的“兼愛、非攻”等思想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對君主治理國家的道德要求。到了西漢時期，確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統治思想，“德”的思想逐漸成為正統思想,成為法律制定、執行的指導思想。當然，在德治思想為主導的封建社會時期，法制思想，即刑治并不是完全被忽視。統治者往往將刑罰作為輔佐德治天下的一種統治工具，維護道德所提倡的社會秩序，與道德相輔相成。因此，形成了以德為主的德、禮、刑三位一體的治國基本思想。[6]

而法家所主張的以嚴刑峻法來統治國家的思想，雖然在當時的社會時期中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秦朝曇花一現的迅速滅亡昭示著僅憑一套嚴酷苛刻的法律制度規則是不能從根本上治理好國家的，在適用刑罰的同時，必須以一定的道德規范作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追求。而且當時法家主張的“以法治國”只是將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并沒有將統治者本身規范到這種嚴刑峻法之中，統治者凌駕于法之上，使得法存在的價值受到質疑。

三、中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與道德關系對比

通過以上對西方法律思想和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闡述，我們可以從這二者對法律和道德的評價中得出如下結論：

（一）西方法律思想與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有交匯之處

西方自然法從人性為出發點，主張保護人的尊嚴和自由，強調從最高的“善”的要求出發反映人的本性，主張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的統一。自然法是實在法的制定依據和基礎，是一種天然的理性價值觀，也是主導一切存在物的最高自然法則，是一種和諧有序的自然狀態。強調法律是實現道德所期望達到的和諧秩序的工具。而我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儒家主張的“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思想，認為仁義禮智是人類共有之理性,是人所固有的，主張刑罰須輔助道德適用，這都同西方自然法學派的理性觀有很多相似之處。

（二）對道德關注的側重不同

西方法律思想中主要是針對法律是否具有道德的屬性而展開論戰，自然法強調法律是實現道德的一種手段和工具，而分析實證法學派強調法律與道德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中主要強調的人自身的道德性，尤其是對統治者自身道德修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對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同

由于西方社會從古希臘時期就形成了相對自由寬松的言論環境，各個學派學者可以充分地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對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進行了充分的探究和闡述，由此形成了以法律為核心,盛行法治主義的至今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而古代中國總體上以道德為核心,盛行德治主義，法制思想只是在春秋戰國一段時期被統治者適用，作為儒家思想的一個小分支，法家思想并未完全充分發展起來，法律只是被作為在道德調整某些社會秩序不能時才被適用，法律只是道德的輔助工具。

四、中國現代化法治程序正義的理性選擇

鑒于中國幾千年以道德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準則的傳統文化思想的主導，一個成熟法制社會的構建對于我國現今的法治發展狀況來說，并非一日之功。中國傳統訴訟文化中人們一般追求的是“合情”的實證正義，因此，在中國社會中，使得人們對道德公正和法律程序正義公正的追求不盡相同。[7]當今的世界是一個信息開放或者說是一個信息爆炸的世界，網絡的普及與迅猛發展，使網絡輿論成為一種監督司法機關辦案的重要力量，有時，法官基于案件社會效果的考慮，可能會對案件的審判造成一定的影響，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會認可的評價體系；反過來說，如果不考慮社會道德的公正標準，一味強調司法程序的嚴格適用，強調法官的中立，無論是程序適用還是法官獨立，法律對公眾而言就意味著一種僵硬和無情。民眾希望程序可以根據社會道德的訴求及時審結，而程序正義卻要求嚴格依照程序進行審理。這些方面對公正認識的差別不可避免地導致雙方的沖突。

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些沖突，必須對輿論監督程序正義進行必要的制度設計。依據程序正義理論，設置的正義程序就規限了權力主體應遵守的程序性義務，因此程序正義不只是正義的一種衡量尺度，也有利于防止公共權力的濫用，是一種利用正當程序規則對權力加以制約的有效機制。從輿論監督的范疇看，通過強化程序正義規則和完善相關制度安排，可從程序層面對輿論監督的主體形成約束和規范，防止輿論監督權的泛化和濫用，保證這一話語權在法制和道德的軌道上合理運行，由此達到更好的監督效力、效能；遵從正當程序，有利于為輿論監督創造更為寬松的社會環境。依據法定程序合理合法開展輿論監督，對于更好地發揮監督效能，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以及和諧社會建設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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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6

[關鍵詞] 傳統文化 民企文化 融合

企業文化對企業的健康成長具有重要的意義，調查表明，我國民企的生命周期平均不到6年，許多快速發展的民企曇花一現，原因之一就是沒有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企業文化。

一、企業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對自然和社會的所有意識形態的總和，包括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規范、行為準則等，它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反映，同時又對人類的社會活動產生重大的影響。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業特色并為本企業的股東、管理者、員工等共同認同的價值觀、信念、行為準則。企業文化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文化的一個子系統，是企業成長中一只“無形的手”，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其功能主要表現在：（一）、增強企業凝聚力的功能。企業文化是企業組成要素中所有者（股東）、管理者、員工等共同接受的價值理念，因而，它能夠把企業內各利益主體的需要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各方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奮斗，產生共同的歸屬感和集體感，減少相互間因矛盾而形成的內耗現象；（二）、提高企業績效的功能。優秀的企業文化強調社會、企業、員工之間均衡的利益分配，員工履行職責時有明確的需求導向，同時，強調尊重、相信每一個人，凡事都以共同的價值取向為出發點。因而，從物質上和精神上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性；（三）、增強企業協調力的功能。優秀企業文化使企業在物質利益分配、價值觀培養、管理決策、戰略決策等方面的認識都趨于一致，在共同目標的引導下，各利益主體間信息的溝通和交流也相對平等和透明，因而相互間的信任感大大增強，矛盾、誤解、隔閡等容易消除，企業的各項活動更加協調；（四）、約束企業內各方行為的功能。企業文化中對價值觀、行為規范、行為準則的認同感，潛移默化地對所有者（股東）、管理者、員工等各方行為產生一種無形的約束力；（五）、塑造企業形象的功能。優秀的企業文化要求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充分體現企業的社會價值，在管理上向大眾展示企業成功的管理風格、良好的經營狀況、崇高的企業家精神，從而為企業塑造良好的社會形象，為企業積累巨大的無形資產。

二、我國當代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現狀

企業文化是與企業與生俱來的，人們對這一文化現象的認識和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導企業文化理論的是美國的管理學者，上世紀70年代起，美國經濟長期陷于停滯狀態，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其產品大量沖擊美國曾居于優勢的市場領域，這一嚴峻的挑戰引起美國各界的深刻反思。經過比較研究，美國學者發現成功的企業管理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的企業管理方法中有不少是為美國企業界所忽視的,其根本差異表現在，美國企業注重管理的硬件方面，強調理性的科學管理。日本企業則不但重視“硬”管理，更注重“軟”管理，即注重企業中的文化因素。比較的結果使美國學者認識到，文化是企業管理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對于企業的成功與否具有深刻的影響。隨即，美國關于企業文化的研究迅速在世界范圍興起一股企業文化熱潮。

我國的企業文化研究和建設遠遠落后于西方成熟企業，尤其是許多民營企業，基本談不上企業文化建設，主要存在的問題有：

1.缺乏對企業文化的認識。我國民營企業的成長歷史僅20余年，基本還處于一種粗放經營的狀態，他們認為在企業創業初期，主要精力應放在產品開發、市場開拓、資金運作上，企業文化建設是進入成熟期后才需考慮的問題，是大企業的專利，民營企業沒能力也沒必要進行文化建設。還有的認為搞企業文化建設就要花錢，把企業文化看作一種錦上添花的東西，沒有認識到其作為一種新型管理理論的價值和作用。

2.企業文化建設簡單化，片面化。許多民營企業片面地理解為整幾份材料，提幾條口號，搞一兩次文體活動，邀請培訓機構老師作一場講座，給員工一次外出旅游活動，出幾期黑板報等就是企業文化建設。其實，這是對企業文化的簡單化和片面化理解，上述的一些活動，僅僅是企業文化的表層部分或稱之為“文化活動”，如果企業缺乏統一的思想指導，沒有形成契合時代要求的企業核心價值觀，并在經營過程中滲入到每個員工和所有者（股東）的內心，最終形成具有企業特色的產品觀、服務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等共同的理念，所謂的文化建設只能是流于形式。

3.把廣告宣傳當成企業文化。許多民營企業認為把自己的產品和服務及企業形象套上一、兩句時髦的廣告用語，在電視上播放，就是企業文化。

4.家族色彩濃厚，企業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營企業大多是家族企業，特點是往往將其成員分為“自己人”和“外來人”，濃厚的以血緣和裙帶關系為主的管理模式易淡化雇主與員工的關系，形成各自利益共同體，弱化了員工的責任感和歸屬感，不利于增強企業凝聚力和向心力，團隊優勢無從發揮。

5.盲目效仿西方企業文化。由于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及企業文化的研究和管理領先于我國，許多民企認為只要引進國外先進的企業文化就可解決問題，甚至有人專門拿西文的企業文化與國內傳統企業文化相比較，從中指出傳統文化的缺點和弊端，進而對其進行否定和拋棄。事實上，企業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任何先進的企業文化如果不能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它就會水土不服，結果只能以失敗告終。

三、傳統文化與民企文化如何融合

1.中西方企業文化的差異

文化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其生存環境、發展環境、地理環境、歷史成因、民族構成等因素的不同，必然產生不同的文化現象。而企業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個子系統，相應地，不同國家和地區或民族，其企業文化也就不同。

西方企業文化是在近代工業文明的大背景下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根本出發點就是把企業和個人看成一個純粹的“經濟人”，“經濟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因此，西方企業文化的第一個特點是強調企業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可能會損害社會其他主體的利益，因而強調規則，所有“經濟人”應在統一規則下實現自身的目標，注重制度、規則或契約是西方企業文化的第二個特點；西方企業文化的第三個特點是強調競爭，競爭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資源的有效配置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保證，競爭導致優勝劣汰，是沒有人情的，而所謂的人情是其他范疇的事情。因此，西方企業文化的最大特點即是利益文化、制度（規則或契約）文化、競爭文化。

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一種“和”的文化，有時被認為是一種“中庸”文化，如“天人合一”、“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等。體現在思想的差異上，西方文化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天經地義的，而中國文化則強調要“重義輕利”。西方文化強調以“制度為本”，一切要服從制度，以制度約束人，而中國文化則強調“以人為本”，以情動人、以情感人，講究人情。西方文化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中國文化則認為要“仁愛”治人，以“和”對待競爭對手。體現在行為方式上，西方文化在經濟往來中直面利益，不同主體間主要以利益為紐帶而結合，而中國文化除講利益關系外，很大程度上滲入情感的結合，講究人際圈；西方文化處理利益矛盾時往往對事不對人，更多依靠合約或訴訟解決爭議，中國文化則更多“看人處事”，認為“退一步海闊天空”，不到萬不得已是羞于在法庭上見的。西方文化勇于面對競爭，競爭中的成敗，被認為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現象，而中國人，尤其是有一定成就的人士，一旦在競爭中失敗，則認為是很丟臉面的事情。

既然中西方文化有如此大的差異，作為成長在中國土壤的民營企業，可否完全照搬當前盛行的西方企業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橘在淮南為橘，到了淮北則為枳，口味壞得不可入口。有證據表明，現在全球合資企業是最難經營的企業，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價值觀的差異和文化沖突，如中法合資的廣州標志汽車公司因中外雙方的文化差異，合資不過幾年就宣告解散。美國許多著名的咨詢公司在中國國內吃不開，弄壞了好幾個案例，并不是人家的東西“不好”，而是不適合中國企業的緣故。

2.傳統文化與民企文化的融合

我國傳統文化強調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儒家反復告誡人們要擺正“義”與“利”的關系，要使個人的行為與仁義、道德、道義相符。孔子說：“君子明得大義，小人只懂財利”《論語?禮仁》，老子強調“無為而治”，等。這些思想表面上看，與當代西方主流企業文化是相沖突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矛盾的。實則不然，企業構成要素中除了資本、技術等物質的東西外，決定一個企業興衰的根本是人，資本的運作靠人，技術的掌握和使用在人，生產要素的配置取決于人。我國傳統思想中“和”的理念，“以人為本”的精神，不僅契合了世間萬物發展的要求，也是所有社會活動必須遵從的最終法則，通過“和”，達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超越任何西方文化的人類最高思想境界。德治、仁愛、禮讓等思想，并沒有否定個人利益、社會競爭和社會法則，而是對以“功利”為導向，以“契約”管理為手段，以“競爭”促發展文化的一種修正和補充。

近年來，隨著世界能源、環境危機不斷加劇，“9.11事件”的爆發等，說明西方原有的唯我發展觀、唯物質觀、唯制度觀已存在許多與社會趨勢不相適應的地方，中國傳統思想越來越受重視。目前日本不少企業把《論語》作為日本工商企業的“圣經”，把其中的思想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根本方針。被尊為“日本工業之父” 的澀澤榮在其所著的《實踐論語》一書中坦言：“我的經營中雖飽含著辛苦和慘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據《論語》之旨，故使經營獲得了成功”。松下公司在其商業干部學校中，把儒家經典作為商業道德課的教材。韓國學者安炳周認為，儒家思想對韓國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他說：“儒家思想對防止現代化發展中產生的私欲、利己主義等不良傾向和社會思想的墮落，可以起到調節作用。因為在價值觀方面，儒家文化倡導為別人作犧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贊揚的良風美德，這些傳統思想正是西方所沒有的” 。美國學者彼得?伯格認為“儒家文化展現出了經濟的動力”。1988年1月，世界諾貝爾獎得主法國巴黎會議結束時發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對東方文化非常器重，認為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

那么，中國傳統思想如何與當代民企業文化結合呢？這在國內有許多成功的案例，下面以我國廈門經濟特區一家民營建筑企業――廈門市建安集團有限公司的成長歷程為例，論證傳統文化思想與當代民企文化的成功融合。

廈門建安集團的前身是一家成立于1974年的小型鄉鎮建筑企業，到1994年時，這家僅有臨時四級資質的小企業因無法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陷入內無資金和技術，外無市場的困境，企業多次被主管部門停業整頓，員工半年發不上一分錢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上級領導希望公司現任董事長孫吉龍接手擔當活企增效的重任。經過孫吉龍的努力，企業當年扭虧。1998年按上級政府要求實行民營改制，2000年公司組建為廈門建安集團，成為廈門市第一家晉升國家一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的民營企業，2005年成為廈門市第一家獲省級著名商標的建筑企業。如今，公司已成為以建筑工程施工為主，建材生產、房地產開發、園林綠化、實業投資并舉的現代化企業，年產值突破15億元，晉升福建民營建筑20強、廈門企業100強、廈門市重點民營企業和當地納稅大戶行列，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居福建省行業領先水平。

為什么建安集團能在10余年的時間從一家瀕臨破產的小企業發展成為廈門市建筑行業的領軍企業呢？董事長孫吉龍說：“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秉承中華傳統思想的優秀企業文化”。

四、建安集團企業文化整合

建安集團的企業文化建設從一開始就深深地植根于我國傳統文化，其基本思想是以“創建安品牌，做百年企業”為目標，倡導企業與社會、企業與員工、企業責任和社會責任三者的統一，構建以“和諧”為本的企業文化。

1．樹立正確的利潤觀，強調企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和諧。

孔子要求“君子義以為上”，要求個人的作為必須符合社會道德規范。其實企業利益的實現也是不能違背社會道義的，恰恰是通過對社會的貢獻才能體現企業的價值，違背社會道義的企業終將被公眾、市場所拋棄，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是統一的。那么，創辦和經營企業的最終目標是什么？利潤最大化目標在企業長期經營過程中是否始終處于首要地位？當利潤目標與社會目標沖突時，企業如何處理？美國著名的蘭德公司通過對世界500家大公司的調查，發現百年不衰的企業具有的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樹立了超越利潤的社會目標，不以利潤為惟一追求目標。建安集團很早就樹立了企業利潤必須服從社會目標的思想，強調企業必須有“利”，但“利”必須取之有“道”，企業若僅顧己利，而損社會之大利，則必不長久。為了表達對社會大利的責任，公司1996年就提出了“創建安品牌，做百年企業”的遠大目標。當時在辦理企業變更注冊登記時，公司向當地工商局提出申請注冊經營期限為100年，當時經辦人從未遇到這樣的先例，感到十分驚詫，經過請示后準許經營期限為50年。這件事說明了管理者要把企業當作一項長遠事業來經營的精神。

為實現百年企業的目標，建安集團把“質量第一，安全第一”、“先奉獻，后索取”、“做事講信用，做人講良心”等準則貫穿于經營的每一個環節。體現在企業行為上：建安集團強調決不為短期利益做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十幾年始終保持竣工工程一次交驗合格率100%，優良工程合同履約率達100%；建筑行業是高危行業，建安集團非常注重安全制度和安全文化建設，十幾年安全生產達標率始終保持100%；在與客戶的經濟往來中，堅守不騙、不瞞、互利共贏的原則，連續12年被評為廈門市“守合同重信用”企業。講質量、重安全、守信譽，成為企業贏得客戶的最大源泉。

2．以人為本，強調企業與員工的和諧

企業的發展要靠企業中每一個人的努力，因此將企業的發展與個人的成功和諧的統一起來，充分開發人力資源，是考察企業文化、企業價值觀是否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科學性和先進性的重要方面。長期以來，建安集團始終把員工作為企業的第一財富，形成了完善的員工分配、激勵、培訓、提升機制。甚至對農民工的管理，公司也是無微不至。建筑行業是農民工最集中的行業，又是最艱苦的行業，公司董事長孫吉龍常說：“欠建筑工人的血汗錢，天理難容”。十幾年來，公司從未拖欠過農民工一分錢的工資，這在業界是非常少見的。遇建設方工程款撥付不及時，公司都無條件先行墊付農民工工資，如，1998年春節臨近時，公司承建的某房地產項目因業主資金困難無法按時撥付工程款，而公司本身資金又很緊張，面對焦急等待領錢回家過年的一大批農民工，公司董事長孫吉龍果斷決定，向銀行貸款50萬元用來發放工資。“以人為本”的文化凝聚了員工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的赤誠之心。近年來，許多企業面臨的“用工荒”問題，而建安集團卻從未遇到過。

3.樹立盡孝報恩理念，強調企業責任與社會責任的和諧。

“君子施恩不圖報，知恩不報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當涌泉相報”，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

建安集團把感恩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核心內涵之一，董事長孫吉龍常說“沒有父母，哪有我們，沒有師長，我們就不懂‘禮義’和‘道理’，沒有祖國，我們就沒有和平安定的環境，沒有人民，我們的衣食住行從哪來？所以，我們要懂得報恩，報父母之恩、師長之恩、祖國之恩、人民之恩”。企業發展了，個人富裕了，但孫吉龍從不忘卻“儉”、“樸”之風，上班走路，出門坐班車，永遠只抽三、四元的牡丹煙。但其個人和公司對社會慈善公益事業卻從不吝嗇，每年公司用于這方面的支出費用都在企業利潤的10%以上，累計捐款已達一千多萬元，還在全國各地資助貧困學生近500人。為了把公司對社會公益事業不定期、不定項的日常捐助行為，提升為一項專門事業，2007年公司還專門設立了福建省建設系統和廈門市第一家由企業發起的、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專業慈善機構――廈門建安慈善基金會。在公司感恩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員工自覺地形成了“我為公司服務，公司為社會服務，我們都在為社會服務”的理念和自豪感。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不用通知，不用發動，5月13日公司總部大門口就自覺地排起了為災區同胞獻愛心的捐款長龍，跟著前來捐款的還有許多員工家中年邁的老人和尚未成年的小孩，5月23日公司組建援建災區小分隊時，因報名人數太多而只好采取抽簽的方式。文化把一顆顆感恩的心凝在了一起。

廈門建安集團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企業文化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這就是企業文化的魅力。一個企業只有突出自身特色，建設一種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企業文化，才能具備強大的凝聚力和發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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