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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調研范文1

構筑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出發點

我國在海洋、利益和發展方面目前面臨三大問題和挑戰：一是我國南海、東海、黃海的部分島嶼遭遇越南、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占有企圖和爭執；二是我國在南海、東海、黃海的海洋專屬經濟區遭遇東盟、日本等國家的開發爭奪和管轄權爭議；三是我國的海洋開發熱潮持續升溫，沿海省市海洋環境污染嚴重，濱海地區和島嶼生態系統得不到有效保護，對海洋歷史文明遺產的挖掘與保護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面對這些問題和挑戰，我國制定了以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發展海洋經濟和產業，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和安全為目標的國家海洋戰略。作為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國家戰略，國家海洋戰略需要構筑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實施平臺，通過實施平臺的協同、配合和支持，應對不同環境、不同階段的戰略問題，形成平臺交互支持，促進國家海洋戰略目標的實現。

從形態上看，我國海洋戰略目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主要是國家政治輿論、權益主張方面的紛爭、沖突；從性質上看，海洋方面的紛爭和沖突屬于文化沖突――或者是對歷史與現實環境的認知差異，或者是對各自權益主張的行為模式差異，或者是對海洋法律法規的解讀差異。雖然個別國家的局部行為具有一定的武力成分，而且不能完全排除其引發沖突擴大和發展為軍事沖突的可能，但從爭議各國和平發展的共同利益角度考量，盡可能避免矛盾沖突的擴大和軍事沖突的發生，采用對話、磋商、合作等文化方式，逐步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已經成為共識。多年以來，所有海洋國家都盡其所能，按照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的要求進行了全面的大陸架勘察，并在2009年5月31日前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延伸大陸架界線申請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所采取的解決爭端的手段，和政治平臺中的外交宣言、軍事威懾手段不同，和經濟平臺中的經濟制裁、貿易摩擦手段也不同。文化平臺所采取的手段基于柔性策略，以對話、交流、互動為主要形式，以共識、融通、認同為主要結果。比較而言，文化平臺可以充分緩釋、消解外交、軍事、經濟手段的矛盾張力，為國際問題的解決爭取更大的緩沖空間。這符合“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題，符合國際社會的價值原則，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接受。

從維護我國和平、穩定的國際發展環境戰略要求出發，對我國海洋戰略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我們在應對策略上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采用積極的、非軍事沖突的手段去解決沖突；二是不能主動將這些尚屬于文化沖突的問題上升為軍事沖突。這就是構筑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出發點。

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基因”分析

文化是人們基于生存環境、實際利益、機會選擇而建構的知識系統、行為模式、群體認同。

依據這一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基因”，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主要“構件”應該分為基礎、要素兩個層面。基礎層面的構件包括生存環境、實際利益、機會選擇3個部分，要素層面的構件包括知識系統、行為模式、群體認同3個部分。

生存環境構件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交流環境3個單元。海洋無阻隔的生態環境，海洋鄰國、鄰區互相依存的國際、國內社會環境，海洋國家、地區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環境，為國家海洋戰略的文化平臺營造了共處、依存、交融的文化生存環境。

實際利益構件包括生存利益、社會利益、價值利益3個單元。海洋國家、地區共同的環境和資源空間，海洋鄰國、地區面對國際、國內競爭的共同應對需求，亞太海洋、地區的穩定、發展和繁榮的價值追求，為國家海洋戰略的文化平臺奠定了互利、互惠、共贏的文化利益基石。

機會選擇構件包括時空機遇、文化代表、選擇偏好3個單元。海洋國家、地區面臨合作發展的關聯機遇，海洋國家、地區對21世紀和平利用海洋的共同抉擇，海洋利益攸關國家在戰略博弈過程中的智慧積累，為國家海洋戰略的文化平臺設定了明確、一致、理性的文化機會選擇方向。

知識系統構件包括經驗系統、發現系統、科學系統3個單元。國際海洋面臨的武裝沖突和軍事危機、生態環境危機以及非傳統危機現實表明，海洋國家、地區的利益攸關性越來越強，在面臨海洋問題和沖突時，各方應策動創意，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新路徑，建構全面、系統、可持續的海洋關系。

行為模式構件包括經驗模式、制度模式、象征模式3個單元。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武力手段、經濟制裁等剛性手段，只能加劇海洋國家、地區間的矛盾和沖突，損害有關各方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各方只有依據《聯合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原則作為基本準則，用更廣泛的人文互動，才能推動海洋關系根本改善。

群體認同構件包括思維模式、集體互信、文化自覺3個單元。海洋各國、地區只有轉變國家利益、地方利益至上的孤立主義思維模式，確立海洋利益攸關的新價值思維模式，在透明、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系，形成用和平方式解決海洋爭議和沖突的文化自覺，才能在21世紀共同發展藍色的未來。

透過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基因”分析，我們可以破譯更多的海洋問題“基因密碼”，并為制定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具體行動計劃提供更充分的依據。

構筑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行動建議

第一，提升中國海洋文化節和中國海洋文化論壇的承載力和影響力。

構筑國家海洋戰略的文化平臺，需要實施一系列切實的行動計劃，并結合到沿海省市、海洋城市的海洋戰略實施過程中。目前，”舟山群島?中國海洋文化節”“中國海洋文化論壇”具有承擔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行動計劃的基礎條件，但尚需在整合國內、國際海洋文化節事資源，提升節事的產業化運作能力和國際化傳播效果方面作積極的努力。

“舟山群島?中國海洋文化節”應與國內、國際海洋文化節事進行聯動，通過建立“黃海-東海-南海中國海洋文化聯系軸”、“日本海-中國海-爪哇海-安達曼海東南亞海洋文化聯系軸”、“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世界海洋文化交流圈”的節事交流機制，擴大舟山群島?中國海洋文化節節事的國際影響力，使其成為國際海洋、島嶼國家和沿海地區海洋文化交流的平臺，滿足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的承載需求。

“中國海洋文化論壇”需要系統拓展論壇議題，將論壇議題與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結合。要從目前“單一議題”、“主題+專題”的節事附屬論壇格局向“關鍵議題+多元表達”的國際論壇格局轉型，將論壇發展為國際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的、具有戰略承載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舟山論壇”。以論壇的系統傳播為切入點，推動以國民海洋教育為主旨的“蔚藍工程”。

第二，推進沿海省市、海洋城市發展海洋文化產業，為國家海洋戰略文化平臺提業支撐。

目前，沿海省市、海洋城市都在積極探討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文化的戰略路徑。但是，如何“以海定位”？如何通過海洋經濟、海洋文化的整合培育出“海洋經濟增長點”？如何制定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戰略？還存在許多困惑。一些沿海省市和海洋城市依據國家文化產業的統計口徑制定海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在戰略層面追求“全、大、空”，在業態層面陷于“泛、散、粗”，發展前景并不樂觀。

海洋文化調研范文2

（一）功能的分區

從目前潿洲島的旅游資源特點大概可以分為如下幾大類別：一是自然景觀，如火山巖自然風景（最為特色）、滴水丹屏、五彩灘等亞熱帶海灘風光；二是歷史人文景觀，如哥特式天主教堂、媽祖廟等宗教文化；三是客家生活體驗，如農家樂、漁家樂等民風民俗；四是海洋旅游度假體驗，如潛水看珊瑚、沙灘游樂、海鮮餐飲、海洋觀光等。從潿洲島現有的資源入手進行整合與分類，根據景點資源的特色來進行針對性的設計。

（二）突出地域文化的基因

潿洲島獨特的地域文化，便是本島的客家文化與外來西方宗教文化的融和，傳統漁獵文明與現代海洋旅游結合，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在這不足25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和諧共存。設計師們在設計具有潿洲島文化氣質的導視系統時，就必須融入潿洲島獨特的地域文化，塑造出個性化名片。這是讓人能夠用來區分不是在韓國濟州島、美國夏威夷，或是塞班島的一個重要舉措。綜合潿洲島的地域文化特征，在進行旅游景點導視系統設計時要突出三大文化基因，即客家文化基因、宗教文化基因、海洋文化基因，其中客家文化是主導，宗教文化是補充，海洋文化是基礎。因此，在進一步認清潿洲島旅游發展所擁有的獨特文化優勢、區位優勢、氣候優勢、資源優勢的前提下，方能形成不可替代、不可復制的產品優勢，這種發掘與整合使得使潿洲島更具獨特魅力。

（三）視覺元素的國際化特色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深化，潿洲島作為國際旅游島的發展定位已逐步清晰，而作為視覺符號呈現出來的景點導視系統設計，更是成為外國游客了解潿洲島最為直觀、便捷的方式。視覺導視的國際化定位設計，即在圖形符號、語言文字、色彩設計、構成方式等視覺要素的設計時要考慮國際化趨勢。在突出潿洲島獨特的地域文化優勢的基礎上，還能結合當下時尚要素和國際化潮流，能將設計的感覺和理性結合起來，能將中國東方古老文明用時尚化視覺元素表現出來。

二、傳統材料與現代技術結合在現代導視裝置中的體現

海洋文化調研范文3

世界旅游組織和聯合國統計委員會認為，旅游是指人們為了休閑、娛樂、度假，探親訪友，商務、專業訪問，健康醫療，宗教朝拜等目的離開他她們慣常環境，到某些地方并停留在那里，但連續不超過一年的活動。海洋旅游則是特指依托海洋資源開展的旅游活動。我國擁有總長度3.2萬公里的海岸線和473萬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積，具備良好的發展海洋旅游基礎。近年來，我國越來越重視對海洋資源的利用與開發，全面推動海洋經濟發展，海洋旅游作為海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取得了快速發展。2013年，國家旅游局把旅游主題確定為“中國海洋旅游年”，加強海洋旅游市場宣傳推廣，引導海洋旅游資源開發，打造海洋旅游拳頭產品，豐富我國旅游產品種類，提升旅游國際競爭力。

一、我國海洋旅游發展概況

我國海洋旅游起步較晚，1984年首批對外開放部分沿海城市，濱海旅游隨之啟動。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海洋旅游取得了一定成效，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成為大眾旅游的熱點之一。

我國海洋旅游開發的最初階段是發展濱海觀光旅游和療養度假為主的模式，對濱海自然風光依賴性；其后逐步發展出海洋親水活動、海洋文化體驗、海洋主題公園、海島旅游、郵輪游艇等多種海洋旅游形式。尤其是近年來，濱海旅游綜合體成為開發的主要模式。濱海旅游綜合體一般都融合了多種海洋旅游模式，并結合旅游地產的開發，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福建省海洋旅游發展現狀

福建位于我國東南沿海，與臺灣省隔海相望，擁有海域面積13.6萬平方公里，陸地海岸線長達3752公里，海岸線長度位居全國第二位。豐富的海洋資源是福建省發展海洋旅游的堅實基礎。

（一）福建海洋旅游主要資源特色

1、自然資源獨具優勢

福建緯度較低，適合開展海洋旅游的季節長達5-6個月。全省有300多公里長的海濱沙灘適合開發成旅游勝地，多數海濱浴場各項質量標準達到國際海濱浴場條件。沿海岸帶自然景觀獨特，山海相連的地質地貌比比皆是，生態環境優美，紅樹林濕地等資源豐富。沿海島嶼眾多，共有大小島嶼1546個，福州、廈門、漳州等地還富含地下溫泉資源。

2、海洋文化豐富多彩

福建的文化燦爛多元，悠久的歷史孕育了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閩越文化、朱子文化、海絲文化、茶文化等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其中媽祖文化、海絲文化等是福建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海內外都具有較高知名度。閩南愛拼敢贏的闖海精神，更是大海孕育出的地方文化精神。

3、區位優勢更加突出

福建連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兩個國內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背靠幅員遼闊的華中地區，與臺灣省隔海相望，鄰近港澳地區，具有良好的發展海洋旅游區位優勢。尤其是閩臺之間地緣近、血緣親、文緣同、商緣廣、法緣久，環繞臺灣海峽形成了全國獨有的同根同祖的閩臺旅游特色區域。

（二）福建海洋旅游發展現狀

1、海洋旅游產品較為豐富

福建濱海已形成一批旅游品牌，具有較強市場吸引力。廈門鼓浪嶼是福建海洋產品的主要代表，與湄洲島、東山島、海壇島共同撐起福建海島旅游的品牌。沿海各市中知名旅游景點眾多，福建土樓獲得世界文化遺產稱號、寧德（白水洋、太姥山、白云山）列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名錄，福州溫泉古都、莆田媽祖朝圣、泉州海上絲路、漳州濱海火山等都在海內外享有較高的知名度。沿海已開發的海濱浴場近50個，其中廈門港仔后、長樂下沙、平潭龍王頭、東山金鑾灣等開發較為成熟。全省110家A級旅游景區，其中81家分布在沿海地區。

2、旅游基礎設施日臻完善

福建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和空港布局不斷完善，溫福、福廈高速鐵路建成通車，多條高速公路建成投入使用，民航航線航班不斷增加，沿海交通已經相當便捷。到2012年，全省高速公路已達3500公里，高速鐵路649公里，福州、廈門、晉江等機場已開通境內外航線近200條，廈門建成郵輪中心，開通郵輪航線。福建沿海以福州、廈門旅游中心城市為核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旅游交通、旅游公共服務、旅游資訊、旅游安全、旅游標識等旅游公共服務體系。全省初步建成了通達便捷的海陸空立體旅游交通網絡。

3、旅游接待能力明顯提升

福建濱海有5座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已形成一定規模的旅游市場。沿海地區旅游企業規模不斷擴大，服務水平不斷提升，有581家旅行社，6家營業額進入全國百強，有旅游星級飯店311家，其中38家五星級飯店、96家四星級飯店，喜來登、溫德姆、華美達、香格里拉、皇冠假日、最佳西方等國際品牌紛紛入駐。并初步形成5家綜合性旅游集團，具有較強的旅游接待能力。

4、閩臺旅游交流優勢突出

閩臺旅游先行先試走在全國前列。廈門、福州、泉州先后成為大陸居民赴臺灣本島個人游試點城市，海峽號客滾輪開通平潭至臺中航線，福建居民赴金馬澎地區個人游政策順利實施并于2012年擴大到海西20個城市。閩臺人員交往進一步擴大，2012年經福建口岸赴金馬澎和臺灣本島旅游人數達到28.2萬人次，比增19.9%，創歷史新高，其中赴臺灣本島旅游的游客中有50.4%是經福建“小三通”口岸赴臺。臺灣入閩旅游臺胞185.1萬人次，增長17.9%，相當于臺灣來大陸旅游總數的35.2%。福建已成為兩岸旅游交流合作的主要通道和重要區域。

海洋文化調研范文4

一、構建基于海洋特色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體系

總結和提升綜合實踐活動課程設計和實施經驗，在原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實施方案的基礎上，制定具有海洋特色的課程實施方案。篩選出海洋特色的活動主題，并開發系列活動。通過專家調研和指導，結合學生的知識水平和學習能力層次，整合形成合理的能力層級結構。

二、構建基于海洋特色綜合實踐活動核心內容模型

在“海洋科技文化苑”基礎上，圍繞綜合實踐活動主題需求，配備與主題活動相關的演示設備、活動器材等。計劃建設海州灣度假區、秦山島、龍王河等主題館。計劃建設自主學習的互動平臺，包括標本、模型、貝殼工藝、瀝粉畫等制作室。改造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為相關實驗服務。裝備圖書和電子資料室，方便查閱資料。

三、構建基于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學生發展模式

課程基地把學習內容的重點和難點直觀呈現，創設新型學習環境，學生在活動、實踐、體驗、探究中親歷知識的生成過程，嘗試動手操作，激發學習興趣，發掘潛能特長，提高學習效能，真正實現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

四、構建基于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教師發展模式

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開發、實施、管理等為教師提供了從事研究的道路，這是一種思想解放與文化創新的研究，轉變了教師的教育、教學理念，改變了課堂教學策略，強化了教師的課程意識，培養了教師之間的協作精神。教師的特長和組織能力在活動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教師的知識結構得以拓寬，構建起了專業化發展的新模式。

五、構建基于海洋特色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特色高中辦學理論體系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確立了教育未來10年發展的新思路。其中“辦學特色”是提到的3個高頻率的詞語之一。個性化的學校發展應該是今后10年教育發展的方向。我校的辦學特色是“海洋文化”，提出“學海洋知識，品海洋文化，成海洋人才”的理念。學校開展的綜合實踐活動圍繞海洋主題展開，努力構建具有海洋特色的辦學理論體系。

江蘇省海頭高級中學之所以強力推進海洋文化實踐課程基地建設，是和學校優越的區位優勢、優質的教育資源、豐富的課改經驗、優秀的教師隊伍、豐碩的教育成果分不開的。

1.擁有豐富的海洋主題活動開發經驗。

海頭高級中學位于海州灣腹地，擁有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為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提供了豐富的課程資源。學校因地制宜，把綜合實踐活動主題開發與海洋特色相結合，使綜合實踐活動“行”之有物。由于學生主要來自沿海，易于從熟悉的海洋環境和社會實際中選取關注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學校先后開展了一系列海洋特色的主題活動。如圍繞“徐福文化”，師生互動，設計“徐福東渡原因探析”“徐福東渡起航點調查研究”“考證徐福東渡航線”“徐福故里旅游資源的開發”等研究主題。學校還組織骨干教師對原有的海洋系列校本案例進行修訂，使之更有利于指導綜合實踐活動。通過不斷的主題活動的開發，不僅切實把握了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特點，也進一步提升了實施海洋特色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主題開發的能力。

2.擁有規范的綜合實踐活動體系。

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已步入常態化的軌道，海頭高級中學堅持“四規范”，即課程開發規范，課程實施規范，課程管理規范，課程評價規范。

課程開發規范，體現“四性”：課程開發以生為本，在討論中選擇主題，體現情趣性；在依托海洋特色的基礎上設計主題，體現可行性；在“研究”的氛圍中生成主題，考慮其價值性；在時代的“大浪潮”中提煉主題，體現拓展性。

課程實施規范，做到“四確保”。制定方案，確保活動有計劃開展；明確目標，確保活動有目標開展；充分準備，確保活動有效開展；組織嚴密，確保活動有秩序開展。

課程管理規范，做到“四按”。按規定設置課時，按設計進行活動，按日程表推進活動，按成效進行獎勵。

課程評價規范，落實“兩個層面”。學生層面采取了“五個實施”：實施全程性評價、實施多主體評價、實施多元化評價、實施作品式評價、實施特色制評價。學校層面推出了“五條措施”：每學期定期刊出學生的優秀作品、課程網頁建設、加強活動檔案袋建設、特色班評比、教師特色工作評比。

3.擁有相當規模的校內外海洋實踐活動場所。

校內平臺以“一苑四節多基”為主體。“一苑”即“海洋科技文化苑”，自建立以來，一直受到了各級領導大力支持，僅2011年就榮獲三項命名，即省環保廳命名的“海洋環境教育基地”、市政府命名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市文明辦命名的“鄉村少年宮”。苑內現有2個展室、3個展廳，展品豐富，既有海洋生物標本，也有鹽業和漁業的生產工具；還設有專家工作室、主題活動展室、名師工作室等。“四節”即學校傳統的節日：“海之韻”藝術節、“海之星”科技節、“海之馨”讀書節、“海之帆”體育節；“多基”即“自主學習互動平臺”，主要包括貝殼工藝制作室、瀝粉畫制作工藝室等。

通過知名校友和其他多種社會力量，學校還逐漸建立起多個校外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基地。主要分四類：第一類，海產品養殖與加工類，如海頭鎮海珍品養殖場等；第二類，海洋旅游與管理類，如海州灣旅游度假區管理處等；第三類，歷史與文化類，如海頭鎮漁民文化習俗館等；第四類，海洋技術類，如海頭鎮富安紫菜機械有限公司等。

4.擁有一支知名的專家教授引領團隊。

學校先后邀請張忍順、徐軍、閻斌倫、陶衛東等多位知名專家來學校講學，指導學校的海洋特色綜合實踐活動。專家的講座和指導拓寬了教師們的學術視野，指明了正確前進的方向，同時為學校創建海洋特色綜合實踐課程基地提供了良好的理論支撐和優質的人力資源。

5.擁有專業的綜合實踐指導教師隊伍。

學校充分利用本校教師的興趣和特長、學生家長資源、校友資源、企事業人員、有關專家和學者，逐步打造一支“專職+兼職+特長”的綜合實踐活動教師隊伍。專職教師由具有一定的組織協調、規劃管理和科研能力的教師擔任，負責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規劃、科研和校本培訓工作。兼職教師由班主任擔任，負責活動指導、活動小組行為的監督、安全管理以及成果的評價。特長教師由任課教師、學生家長、校友、企事業人員、專家和學者擔任，負責研究方法的指導、過程的管理和評價等。

6.擁有完備的綜合實踐活動方案材料。

學校制定了《綜合實踐活動實施方案》《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工作指南》《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登記手冊》。相繼開設《海洋生物》《海洋物理》《海洋化學》《海洋地理》等二十門課程。編寫的課程案例《大海，我的故鄉》、《海頭中學校園植物》分獲江蘇省“中學優秀校本課程案例評比”一等獎和三等獎。

7.擁有濃郁的海洋教育氛圍。

海洋文化調研范文5

關鍵詞：海洋人類學；漁業社區；海洋社會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對于海洋的探索和開發亙古久遠。作為與大陸文明相對應的一種文明類型，海洋文明是人類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通過各種實踐活動，與海洋緊密互動而形成的。因為海洋環境存在差異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對于海洋的開發、利用和適應也不盡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樣性的海洋文化。作為一門尊重和倡導文化多樣性的學科，人類學對于海洋族群與海洋社會文化的關注和研究由來已久，并最終發展出海洋人類學（Maritime Anthropolo-gy）這一獨立分支學科。可以說，作為一門兼跨人類學與海洋學的重要分支學科，海洋人類學在推動人們對于海洋的認識、開發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尤其是對于當下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擬從追述人類學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紹海洋人類學的概念發展，界定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并對這一重要分支學科的學科意義略加闡釋，從而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人類學學科提供借鑒。

一、海洋人類學的由來及概念界定

所謂海洋人類學（Maritime Ant}1ropology），就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視角和方法對海洋類型社會的人群行為及文化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學科，它主要探討包括漁業社區的人口、家庭、風俗、、生計方式、組織規范、技術工具、藝術以及海洋適應、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與海洋生態保護、漁業資源管理、全球化對于地域漁業社區發展、海洋資源共享、海洋利用協作的影響等一系列重要問題。這一分支學科的產生與人類學發展息息相關。西方人類學界很早就關注到海洋和漁業社會，在人類學這門學科誕生之初，英國劍橋大學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組織開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調查，對海岸帶土著人的體質、心理、語言、、藝術和工藝等方面進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劍橋托雷斯海峽人類學探險報告》。此外，由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寫的人類學經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達曼島人》《薩摩亞人的成年》，也是專門針對海島土著部族的人類學研究。應當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類學經典以海島土著作為研究對象，與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統治格局是密切相關的，更多的是一種無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點是“土著”而非“海洋”。人類學真正意義上以漁村、漁業為主題開展的一項重要調查研究，是由被譽為英國社會人類學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間，弗斯與其妻子在萊弗爾梅（Leverhulme）獎學金的資助之下，前往馬來半島東海岸調查和研究當地的海洋漁業，并寫成了《馬來漁民的小農經濟》（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一書。該書于1946年出版，書中包含了大量關于當地漁業經濟的細節描述，如漁獲量、商品價格和市場組織、漁民收入、資本投入及借貸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對影響當地漁業經濟的社會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等進行了深度分析。該書的重要意義在于突破了以往人類學主要集中針對農耕社會和采集狩獵社會進行調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認識海洋及漁業社會文化。可以說，弗斯的《馬來漁民的小農經濟》是第一本從人類學視角專門針對一個漁業社會及其經濟關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類學關于海洋漁業社區的研究日漸增多。伴隨著大量相關論著得以出版，海洋人類學的概念也日趨明晰。從現有資料可見，20世紀50年代早期，西方學術界已開始正式提出“海洋人類學”這一名稱，其最初定義主要是用來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帶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質文化。而隨著人類學日漸介入海洋社會研究，其研究內容也漸趨豐富，海洋人類學的概念也從最初集中關注海洋民俗文化，發展為有關海洋社會文化類型的整體性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海洋人類學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研究成果逐漸為學術界所熟悉和認可，其研究也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了一個，而海洋人類學作為人類學與海洋學共有的一個分支學科也就應運而生，其標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國人類學家史密斯（M，Estellie Smith）所編著的《海上人家：一項海洋人類學研究》一書。

在海洋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漁業社區與海洋社會是兩個爭議較多的核心概念。從西方已有的海洋人類學研究成果來看，其所考察的對象基本集中在以漁業經濟為主要生計的漁業社區和群體。究其原因，可能是這類漁業社區和群體呈現出比較明顯的文化特殊性，如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際關系、技術工具以及思想觀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關什么樣的社區才屬于漁業社區，漁業社區應該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漁業社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脫離漁業而存在等一系列問題，卻一直都頗有爭論。概而言之，這些爭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主要是從社區的文化或文化建構（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來考慮，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從女性在生產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關系的復雜性和親屬關系在漁業生產中的重要性來定義漁業社區；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則認為，既然是漁業社區，那么漁業在人們心目中和認識觀上必須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對加拿大和挪威的漁業考察之后則發現，漁業是一個“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納了很多特別的技術、組織形式、制度、知識和身份認同等內容。另一派則是從地理位置等方面來定義漁業社區，如Bonnie H.Mc-Cay認為可以依據地理學上所說的距離海岸線的遠近來定義漁業社區；Patricia M.Clay和JohnJ.Poggie Jr.等人則強調漁業社區應該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時又在同一片海域作業的存在各種聯系的人群共同體，這一定義特別強調人們的生產生活在地域上的聯系。雖然以上定義強調的內容各有側重，但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漁民有別于其他群體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其突出的流動性，漁民在陸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個漁業聚落，但是在海上作業時，卻通常是隨波逐流，分散行動的；另外，隨著現代漁業的發展，船主與船員之間關系也發生了較大改變，船主已不再經常雇傭自己的親屬當船員，所以說從文化建構以及地理位置等單一層面來判斷和定義漁業社區顯然是存在不足的。

與西方學術界不同，目前國內從事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多強調使用“海洋社會”作為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范圍，但是對于何為“海洋社會”，不同學者之間同樣也存在較多分歧，大體上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海洋社會，指在直接或間接的各種海洋活動中，人與海洋之間、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各種關系的組合，包括海洋社會群體、海洋區域社會、海洋國家等不同層次的社會組織及其結構系統。”第二種觀點認為，“海洋社會是人類緣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體，這一群體以其獨特的涉海行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個具有特殊結構的地域共同體。”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海洋社會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帶、島礁形成的區域性人群共同體。海洋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中包括人海關系和人海互動、涉海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的人際關系和人際互動。以這種關系和互動為基礎形成的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思想文化結構在內的有機整體，就是海洋社會。”正是因為意識到一門學科在誕生之初總是會遇到概念界定等問題，著名海洋史學者楊國楨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強海洋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概念磨合，他認為概念磨合是任何學科創立之初都會存在的問題，概念磨合是一個交叉、滲透和融合的研究過程，它不僅不會貶低多樣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還會刺激更高層次的多樣性研究。

其實，對于“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變。自20世紀以來，整個世界進入到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海洋社會也同樣經歷了一個急劇變遷的過程。隨著海洋漁業資源的急劇減少，如今沿海地區采用傳統的出海捕魚方式來經營生計的漁民越來越少，相當多數的漁民轉而從事海產養殖；與此同時，一些相關產業也因為沿海地區所具有的便利交通優勢，紛紛將企業和工廠轉移到沿海漁村，由此吸納了大量漁村勞動力，導致從事傳統捕撈業者越來越少，漁村人員外流嚴重，出現巨大變化；此外，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移民流動等因素也使得傳統漁業社區與外界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在逐漸影響和改變著人們對于傳統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的理解。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所從事的職業發生了變化，漁村呈現較大變遷，生長于海洋社會的人群，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終都滲透著海洋的因子和色彩。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海洋社會的這些變遷也恰好正是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之一。由此觀之，我們對于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的研究不必過度拘泥于概念的嚴格區分，只要我們立足于從多維視角來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內涵，不同學科和學者對于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相關概念的理解就必然會愈加透徹和清晰。

二、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與方法

目前關于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由于切入學科性質的不同，其研究對象也有所區別，例如海洋史學主要研究歷史上的海洋活動，尤其是海洋貿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學主要關注各種與海洋有關的習俗、神話、傳說、故事和民間信仰等，海洋考古學則側重對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與分布以及歷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發掘之類問題的探究。近期興起的海洋社會學則注重考查社會條件變量與海洋開發利用之間的互動關系。而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從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是針對以漁業經濟為主要生計的社區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類學家James R.McGoodwin、John J.Poggie Jr.、Richard B.Pollnac和Rob van 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論著，幾乎都是從海洋民族志視角考察漁業社區問題。以研究海洋漁業著稱的人類學家艾奇遜（James M.Acheson）曾經將海洋人類學的主要研究范疇歸納為三個方面，即現代漁業（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和史前海洋適應（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但這一歸納顯然還是比較狹窄的，并未能涵蓋海洋人類學的豐富研究內涵。從海洋人類學兼具理論發展和實踐應用的獨特學科特點出發，同時結合對西方已有的海洋人類學研究成果分析，我們認為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至少應該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漁業社區的整體性研究。漁業社區是海洋和漁業文化保存和傳承的重要載體，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看到作為整體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漁業經濟，而且還可以窺探具有多樣性文化特征的漁民生活。具體來說，漁業社區研究應該包括社區的社會結構、組織制度、文化規范、生產方式、技術工具、經濟模式、行為方式、家庭結構、親屬關系、心理性格、、音樂藝術以及船員的水上生活和漁業社區的變遷等諸多方面。二是有關海洋生態保護、漁業資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內容的應用性研究。眾所周知，隨著人類開發海洋的強度日漸加大，海洋漁業資源面臨枯竭，海洋生態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帶的過度開發、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與漁業社區文化之間矛盾頻生，這些都是海洋人類學必須直面的問題，因為海洋人類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推動人類與海洋之間的和諧共存。這一點，從西方海洋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學者們的關注焦點已開始從海洋文化轉移到海洋生態保護、海洋公共財產資源管理、海洋使用權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強應用對策性的問題探究上。三是海洋社會文化其他問題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島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適應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等。當然，海洋人類學在對上述問題開展研究的同時，也不排除對于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借鑒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學。

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會疑慮上述海洋人類學研究范疇中的學科重疊問題。這里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海洋人類學與人類學其他分支學科的重疊。在海洋人類學的學科發展過程中，海洋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等分支學科之間經常會出現研究對象重疊、研究區域相近等問題。對此，我們認為不同分支學科之間存在研究重疊屬于正常現象，尤其是對于人類學這樣一門“學科之中的學科”來說更是如此。其實，人類學的不同分支學科之間的差異只是關注點和研究內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視角皆是社會文化視域內的深度觀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洋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應用人類學互有交叉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對于海洋社會的研究，既可以是針對漁民的經濟行為和生計模式，也可以是關于海洋生態的保護和漁業資源的管理，同時還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處需要強調的是，與人類學對于農耕及采集狩獵等社會的研究不同，海洋人類學注重“以海洋為本位”來思考和研究海洋社會的社會結構、行為模式和文化規范等。其二，海洋人類學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交叉重疊。如同樣對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態開展研究的海洋社會學，以及對海洋社會和人群的民俗、信仰開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學等。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海洋人類學與上述海洋社會學、海洋民俗學在一些研究范疇上確實存在交叉重疊，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二者之間在視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從研究視角上來看，海洋人類學注重從海洋主體性來思考和研究海洋社會文化。眾所周知，在傳統學術研究中，相當長時期內存在著西方與東方、現代與原始、先進與落后，以及中心與邊緣、華夏與蠻夷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視角和思維。以人類學對于華南社會和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研究為例，學者們基本都是站在一種“從中心看周邊”的視角來開展研究，將這些非中原漢人社會的族群和文化視為邊緣，從而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獨立性和他們對于文化進行再建構的能力。又如在關于環中國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歷史學者、考古學者和民族學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漢文史籍為依托、王朝史學為主體的傳統史學框架中，從中原看四方、陸地看海洋、華夏看島夷”，從而使歷代海洋族群的社會歷史和價值不能得到真實的再現。因此，如欲將海洋人類學研究與傳統的人類學和其他學科對于海洋的研究區別開來，就必須要轉換視角，強調一種海洋主體性即以“海洋的思維”作為開展研究的主導思想，突出海洋社會這一文化類型的獨特性。其次，從研究方法上來說，田野調查方法，尤其是參與觀察法是人類學研究的基石和學科優勢所在。自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科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來，長時間（通常為一年）地參與到被調查對象的社會生活中，與被調查對象建立和保持良好關系，通過田野筆記等各種方式來記錄和獲取資料就一直被奉為人類學家開展調查研究的圭臬。人類學的這種長時間的參與觀察式的田野調查方法具有兩個優勢：一是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調查可以讓研究者觀察到被調查社區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產和生活圖景；二是參與式的觀察可以讓研究者同時擁有一種主位和客位的雙重研究視角，進而獲得更多真實、有效的第一手資料。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體到海洋人類學的調查研究中，兩者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發表之前，很多學者批評人類學家對于傳統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研究缺乏定量的數據支撐，因而不具有科學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馬來漁民的小農經濟》一經發表，就對很多關于人類學研究方法和科學性的質疑及批評給予了有力的回擊。在這本書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還使用了很多統計性的數據，包括漁民的漁獲量、出海時間以及漁市中的資本、利息、利潤、工資等，從而很好地向讀者展示了他在實際調查中對于定性和定量兩種方法的有效運用，此外，弗斯在全書的附錄部分還增添了許多其在調查過程中所搜集到的有關船只、技術、資本、魚產量等的統計數據和圖表。像弗斯這樣精細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類學的深度參與觀察才能完成。所以說，在海洋社會研究方面，無論是從研究視角亦或是從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類學都有著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優勢。

海洋文明是與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類文明形態之一，它是人類與海洋長久互動和實踐的結果，也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一種存在和表現形式。弗斯在《人文類型》一書中，曾深入探討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于一個民族生活的重要影響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為自然環境的產物，是如何在不同社會中解決各種問題的。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將海洋文明定義為一種海洋人文類型。那些生活于島嶼、海岸帶、沿海村落等海洋社會的人群，“走洋如適市”，海洋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間。但是，相對于陸地而言，大海是一個危險的異域環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經常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必須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如天氣、風向、潮汐、設備、技術等，才能夠在海上作業，否則任何氣候狀況變化或操作失誤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險。也正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海洋這樣一個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類型，在物質、制度、精神等層面上都產生了與其他兩個文明類型有所不同的內容。對于海洋族群來說，海洋作為一個“自然家園”已經滲透到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成為了他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類學的研究意義

作為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海洋人類學的誕生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時間，但是其研究卻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眾多學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門的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人類學對于海洋及海洋社會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海洋人類學的誕生緣于對現實的關懷。據統計，目前全世界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線以內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帶、海域、島嶼組合而成的海洋社會系統是人類社會區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上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帶。在中國，海洋同樣已成為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空間，甚至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這一點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一帶的經濟發展和海洋進出口貿易的不斷增加可以看出。進入2l世紀，世界各國對于海洋的開發、利用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包括遠洋運輸業的發展、海洋漁業資源的捕撈、海底能源的勘探與開采以及海洋和島嶼旅游業的開發等，海洋已成為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然而，與此同時，由于缺乏對海洋及海洋社會的深度認識，一段時期內，人們陷入了一種盲目和過度開發利用海洋的境地，進而使海洋生態變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為長期以來世界各國對于領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個明確界定和共識，所以在海洋開發、利用過程中，相鄰各國之間經常會出現諸如爭奪海域捕撈權、漁民越境跨國捕魚、海洋污染和海洋資源管理混亂等問題。正是鑒于上述問題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國在牙買加召開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從現實來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頒布對于海洋發展和海洋保護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實質效應，相反，由于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明確劃分，使得一些沿海國家對于海洋的開發呈現出紛雜多樣的局面。其實，海洋問題的出現，反映的并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有關海洋利益的爭奪，從更深層次來看，它透視出的是人類如何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問題。作為一門研究人與文化多樣性的學科，人類學開展對于海洋及海洋社會的研究不僅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從西方學者開展的海洋人類學研究來看，其研究內容涵蓋漁民之間的協作、漁業資源的管理、海岸帶的管護、海洋生態的保護、沿海灘涂的開發、海島旅游業的發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漁業社區的變遷和港口文化的建設等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為人們重新認識海洋和處理人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視角，同時也為國家開發海洋、保護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依據。例如在美國，漁業保護管理局（MSA）在定義“漁業社區”的概念以及制定漁業政策的時候就充分參考了人類學家的研究和意見，美國的國家海洋局顧問委員會中也總是固定會有幾名人類學家參與其中。又如在挪威，國家在發展海洋旅游業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鉆井平臺之前，通常都會先雇請一個包括人類學家在內的研究團隊對相關海域的海洋生態、漁業資源、社區文化和開發之后可能會造成的相關影響進行調研和評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國、冰島、荷蘭、日本等海洋國家，政府部門對于海洋人類學家的研究同樣也十分重視，并適時將他們的相關研究成果吸納到了本國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對于海洋的傳統認識中，人們一直抱有一種以陸地為本位的視角，將海洋看做是陸地的附屬、邊緣和終結，海洋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積極意義，也僅在于海洋是溝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瀕海的各民族成為鄰居。然而，海洋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遠非如此。海洋人類學的研究就是要試圖改變人們對于海洋的這種傳統認識觀，從而以一種嶄新的視角來看待海洋和處理與海洋之間的關系，以及重新認識海洋社會及其文化的獨特性。要達到這一目標，其關鍵點就是要樹立海洋主體性思維，充分認識到海洋社會是與陸地社會相對應的一種獨特的人文類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環境的不同，那些長期以來靠海為生的海洋族群在認識和處理與海洋之間關系時也就會表現出與其他社會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這種差異性正是海洋人類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同時正確認識到這種差異性也是有效處理當前海洋危機和人海矛盾的關鍵。擺脫來自陸地視野下的傳統海洋認識和海洋研究，回歸到以海洋為本位的學術視野下來認識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類學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貢獻。除此之外，海洋人類學在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和興趣。在傳統的人類學研究著作中，主觀描述常常占據了重要的位置，數據統計和分析則顯得不足，而這種所謂缺乏科學性的調查、研究的寫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紀80年代以《寫文化》為代表的對于人類學寫作模式展開批評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著作中，定性與定量常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大量有關漁業經濟、船只、設備、資本、收入、價格等數據的定量統計和分析被廣泛使用，甚至經濟學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鮮見。更為重要的是，海洋人類學家通過長時間的參與觀察，不僅可以從漁業社區獲得上述真實有效的定量統計數據，而且也可對海洋族群的日常行為、儀式過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細致“深描”，從而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資料。因此，從學術層面來說，海洋人類學的研究和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四、結語

毋庸置疑，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對于海洋的依賴越來越明顯，海洋開發和利用也愈加立體、多樣和全面，然而，就在人類大力開發海洋的同時，海洋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漁業資源急劇減少，人海之間的矛盾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此外，海洋爭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海洋發展已成為一個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緣于對海洋與人類發展的現實關懷，海洋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得以正式誕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較好發展和應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層面，海洋人類學有著一種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對于海洋社會文化的整體性理解。其研究強調一種海洋主體性的視角，突出海洋社會自身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特殊性，尤其認為海洋社會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類型，有其不同于陸地社會的運作邏輯和文化規范。而獲得這些對于海洋及海洋社會的環境和文化獨特性的了解和認識，不僅是人類良性開發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處理與海洋之間關系的基礎。所以說，海洋人類學作為人類學與海洋學的一個重要交叉研究領域，它在推動和改變人們對于海洋的認識、開發和利用等方面影響深遠。

海洋文化調研范文6

2010年，在中國青島首屆大型公益評選活動中榮獲“青島最優秀青年企業家”稱號；2011年，榮獲“青島旅游行業領軍人物”、“2010投資山東十大風云人物”、“青島十大經濟風云人物”等榮譽稱號。

青島是座依山傍水，以海洋文化為特色的海濱旅游城市。2010年，青島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加快發展旅游產業若干政策的意見》，確立了建設國際海濱旅游度假中心、打造中國最佳旅游目的地、把旅游產業培育成為青島市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擴大居民消費先導產業的發展目標，并提出“十二五”時期確立“大旅游產業”發展的戰略定位。隨著城市知名度的不斷攀升，各級政府創造了適宜旅游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加大了對旅游企業的扶持力度，青島不僅吸引了眾多游客前來旅游度假，更吸引了眾多企業前來投資，使得青島的旅游產業步入了一個良性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那么，青島旅游業該如何抓住機遇，培育旅游品牌企業，凈化旅游市場環境，加快旅游產業發展呢？

2012年山東省“兩會”召開之際，本刊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了山東省人大代表、青島市旅游景點協會副會長、青島極地海洋世界總經理隋旭光。

思考―加速青島旅游業發展

采訪中，隋旭光向記者介紹道，就目前情況來看，青島旅游業處于一個飛速發展階段，伴隨著一批旅游大項目的陸續開工建設、完工，青島旅游產品體系結構和交通狀況正在不斷完善，旅游發展空間也進一步拓展，逐步緩解了青島市旅游業“夏熱冬冷”、“南熱北冷”、“晝熱夜冷”的現狀。

作為青島市旅游景點協會副會長，隋旭光對青島旅游行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他認為，隨著青島旅游業的高速發展，面對戰略機遇，首先要保持理性發展，堅持穩中求進的發展策略，在同一城市內，應減少同類型旅游景區的重復開發。特別是在旅游新項目開發之初，應堅持以政府導向為基礎，嚴格加強新項目的審批審核力度，保證投資項目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其次，政府機關應加大對旅游企業的扶持力度，幫助企業建立完善的交通、停車場及周邊配套服務設施，并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為旅游企業創建更為良好的發展空間和環境；第三，旅游企業自身必須要有主人翁意識，通過不斷完善自身機制、加快硬件設備翻新跟進、提升服務質量等多方面因素來促進企業的完善升級。只有政府、企業雙方攜手，才能保證旅游產業抓住機遇，深入發展。

近年來，我國旅游開發和管理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存在一些新的問題。針對“近期部分旅游景點曝出‘宰客’黑幕，使得游客對景點的信任度大打折扣”這一現象，隋旭光也談到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認為，“宰客”現象基本發生在景區周邊的一些不規范的小商小販，或是一些不正規、規模較小的旅游景區和某些不正規的旅行社身上，由于他們自身發展的不規范，導致“宰客”現象時有發生，使得游客對景區、景點的信任度降低。正規旅游景區、景點應積極配合政府相關部門，嚴厲打擊這些違法行為，并加強對旅游景點周邊的監控與管理，盡最大努力消除這種不良之風，讓游客玩得舒心、放心，使中國旅游業真正走向一個良性發展的道路。

行動―青島極地海洋世界

青島擁有眾多著名品牌，被冠以“品牌之都”稱號。在這個品牌林立的城市里，隋旭光用短短五年的時間成功塑造了一個嶄新的旅游品牌―青島極地海洋世界。

1989年，隋旭光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大連市計委接待處工作，這份工作一做就是10年。199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到了海昌集團，從行政工作轉而涉足旅游業。使他完成了從旅游“門外漢”到“專業行家”的華麗轉型，不僅是他人生的蛻變，更成就了如今的事業。

青島極地海洋世界景區于2006年7月22日正式開業，它首次將南北兩極的幾十種，百余只珍稀動物遷往青島，把海洋文化、海洋科普和海洋生態升華并融合，通過“海洋動物表演場”和“歡樂劇場”兩個展館，以不同的風格展示給游客豐富的海洋生物和震撼激情、詼諧幽默的動物表演。經過五年多的發展歷程，景點已經從單純的旅游勝地轉變成集吃、住、游、娛、購為一體的旅游綜合景區。在發展景區硬件設施的同時，極地海洋世界也在不斷豐富企業文化，提出了“愛在極地”的服務理念，力圖通過“用愛回報愛，構建和諧”的理念，營造“對游客真誠的愛、對企業真摯的愛、對同事親情的愛、對動物平等的愛”這樣一個充滿愛的和諧氛圍。如今的青島極地海洋世界已經成為青島的一大標志性景區，來青島旅游的游客大都會來到這里參觀。

對于景區的發展和規劃，隋旭光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景區景點都是以極地的概念來延伸發展的，所以下一步在動物的展示方式上、在科技含量上、在表演形式上、在互動內容上、在科普知識的提升和傳播上，我們都要一個館比一個館有個性化的創新和投入，未來景區要在以上基礎上不斷豐富，并且創新地走文化演繹發展道路，把每年的文化主題年與多姿多彩的極地海洋動物結合起來。通過海洋文化、海洋科普和海洋生態繼續升華與融合，將動漫等現代時尚元素與豐富多彩的主題策劃活動融入景區，讓游客來到景區感受一場真正的旅游嘉年華盛宴。在品牌文化做大做強的同時，希望能夠對青島的發展，對旅游大環境的發展，起到更好的、積極的作用。”

心動不如行動，行動必有心得。多年的工作實踐帶給了隋旭光很多體會，那就是：不管從事何種職業、何種專業，最重要的是要有愛心和決心；無論你是普通員工，還是企業管理者，只有熱愛本職工作、并有決心把事情做好，才能樂于接受挑戰，不斷地學習、接觸和積累，使自己從“不懂”到“駕馭”，完成從“門外漢”到“專業行家”的蛻變。

履職―積極建言獻策

2008年，隋旭光當選為山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隋旭光說，這是選民對他的肯定和鼓勵，這份肯定也讓他對自己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幾年來，他盡職盡責地開展了大量調研工作，并提出了許多合理化建議。

今年山東省“兩會”期間，隋旭光根據一些企業的實際情況帶來了兩方面的建議。一個是關于“修正勞動合同法，有效保障勞動者權益，合理保護企業主的利益”的建議。他說，近幾年，勞動合同法更加注重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對促進建立長期的就業關系和民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但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也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及時關注用人單位的某些利益。比如在勞動者嚴重違反和嚴重失職的界定上，法律應該有更加明確的規定，便于產生糾紛后的法律舉證，這樣在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兼顧到了企業的利益，更好地體現法律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