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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標準化戰略研究

標準化戰略起始于對其定義的理解。盡管世人對標準的認識已經比較普遍，但對標準的定義卻依然眾說紛紜。約翰•蓋拉德(1934)、桑德斯(1972)、松蒲四郎(1981)對標準的定義是比較經典的，也是被引用得比較多的，就連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在定義標準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這些學者的觀點，認為標準是“被公認機構批準的、非強制性的、為了通用或反復使用的目的，為產品或其加工或生產方法提供規則、指南或特性的文件。”我國政府等同采用了ISO的定義(GB/T2000.1－2002)。這些定義主要強調了制定標準的出發點、標準產生的基礎、標準的重復性特征、權威機構批準等內容(李春田，2005)。然而，其他一些學者基于對標準不同的認識和理解，而從其他各種角度提出了標準的定義。Tassey(2000)將標準定義為“對物品(產品)、過程(流程)或版式等加以限定以取得一系列的一致性規范”。HenkdeVries(1999)深入對比分析了各種不同的標準和標準化的定義，然后從學術上給出他自己對標準的定義。他非常獨特地從“匹配”(matching)這個角度審視標準，認為標準是針對可能出現的匹配問題而提供一套“有限解決方案”。相對而言，ISO給出的標準定義過于嚴格，更多只適合標準化組織所制定的正式標準(dejurestandards)，卻將在現實領域中大量存在的“事實標準”(defactostandards)排除在外;而deVries的定義更加學術化，更多地揭示了標準化問題的實質，即匹配問題，但由于高度抽象，這一定義在研究的操作性上反而顯得不足，關于“實體”的界定顯得過于寬泛(王平，2011)。盡管對標準和標準化的認識和定義尚存諸多爭議，但將標準化戰略作為國內外市場競爭越來越重要的手段已成為共識(ShapiroandVarian，1999)。標準化戰略分為區域、國家、行業、企業四個層次(中國標準化研究院，2007)。歐盟在建設歐共體一體化市場的過程中很早就意識到了標準協調和一致的重要性，因為成員國家之間標準的差異而導致建設的巨大障礙，也因此在推動區域和全球標準協調與統一方面做了很多實際工作(陳淑梅，2005)。Dreze(1961)比較了關稅壁壘和標準差異，發現這兩者都會引起共同市場的不完善，但后者引起的不完善持續時間要比前者長得多。Balassa(1961)提出標準的統一與協調是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基礎，只有兩者同步，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在這方面，拉美國家甚至會比歐洲的優勢更明顯。WTO(2005)以“貿易、標準和WTO”作為當年年度報告的主題，專門研究了標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近些年來，獲得制定國際標準的領導權已經成為眾多國家進行國際競爭的重要戰略，不僅制定出國家層面的標準化戰略，還制定出競爭的具體領域和具體策略。比如，歐盟、美國和日本這三個標準化國際影響最大的國家和地區，根據其國情，分別將其標準戰略確定為“控制型”、“控制、爭奪型”和“爭奪型”，韓國等一些新興經濟體則選擇了“追趕、跨越式”的標準戰略(劉雙桂等，2005)。和其他國家一樣，我國也專門作出了標準化戰略部署，不僅專門出臺了《標準化改革方案》，還在《中國制造2025》中特別要求“加強標準體系建設”，提高國家制造業創新能力。

二、企業標準化戰略研究

企業層面的標準化戰略，最早的論述來自于Tay-lor(1911)，“日標準作業量”成為其科學管理的基礎。MichaelE.Porter(2002)明確提出，通過制定嚴格的技術標準和流程規范來獲取競爭優勢。具體包括技術和管理兩個方面的研究。在技術方面，標準是促進技術創新還是限制技術創新有著長期的爭論。Marshall(1919)是標準促進技術進步觀點的重要代表，他認為，在既定條件下，標準技術是市場選擇的最優結果。松浦四郎(1981)、Cowan(1992)、Swann(2000)、DTI(2005)從約束技術的多樣性角度建立了多個模型來說明標準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Bauer(1980)、DIN(2000)、Blind(2009)等認為標準加快了創新技術的擴散與轉移。孫秋碧、任劭喆(2013)從標準化角度提供了一個技術創新的演進路徑。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堅持標準阻礙技術進步的觀點，其原因主要是擔心技術鎖定(lock－in)的問題，也就是擔心次優技術，或者其他非最優技術，最終成為標準。被用來證明這個觀點討論最多的案例是QWERTY鍵盤案例(David，1985;Cowan，1990;Dheber，1995)。其他的案例還包括佛羅倫薩教堂的時鐘、蒸汽機車被內燃機車取代、核能氫水反應堆等(Arthur，1989)。Hanseth等人(1996)則進一步從微觀角度明確提出廠商也有將標準鎖定于非最優技術的“激勵”。在管理方面，企業管理中標準的影響包括知識管理、生產管理和市場管理等內容。首先，所有標準化過程均涉及對技術知識的編碼，有助于緘默知識在標準制定參與者之間的傳遞(Blind，2004)。標準的實施本身也是一個信息傳播和技術普及的過程，有利于增加使用者之間相互交流、吸收知識的機會(deVries，1997;Krechmer，2000;DTI，2005)。充足的信息可以幫助企業減少研發活動的經濟風險，提高產品質量(Oakland，1994)，發展規模經濟(Perez，1994)，降低成本(Swann，1994;Adolphi、Kleinemyer，1995)。對于參與到標準化過程中的企業，這一點體現得尤為突出，因為它們能夠更多接觸其他企業的研究成果，乃至當前的技術前沿和最佳實踐(DIN，2000)。其次，模塊化生產組織是一個重要的產業發展途徑，模塊化生產也是現代產業組織的主導(青木昌彥，2003;李想、芮明杰，2008)，其前提是生產在空間上能夠實現分離，這不僅要求生產技術和產業價值鏈的細化和可分解性(Baldwin，Clark，1997)，還要求各分離空間與模塊之間的銜接與融合，而各生產模塊之間的銜接與融合紐帶就是標準(Castells，1996;Sturgeon，2003)。標準按照一定的規則，如柔性契約連接的“網絡型”治理模式，通過其界面結構將各自獨立的模塊組織鏈接起來，完成單個模塊和整個組織的價值創造(朱瑞博，2003;羅珉、何長見，2006)。再次，基于標準給廠商可能帶來的市場壟斷等效應，從技術的選擇、標準的制定，到標準的使用，廠商圍繞著標準的競爭異常激烈。首先是技術的選擇，越來越多的廠商提前進行布局，在技術研發、專利申請、標準制定之間形成一套完整的戰略路徑，企圖對整個產業進行有效控制(文嫮，2007;張平，2011)。接著是標準的制定，用戶基數、網絡外部性、架構特權等特有的性質得到充分考慮，以削弱價格、技術、品牌等方面的傳統競爭優勢(Ferguson、Morris，1993;Shapiro、Var-ian，2000;翁軼叢、陳宏民，2001)。最后是標準的實施，將專利等自主知識產權成功納入標準的廠商，會根據市場和技術情況，選擇技術標準的開放與否，以及開放的模式、收費的多少與方式，來阻止競爭廠商分割其用戶基數，以確保其長期的競爭優勢(Farrell、Shapiro，1990)。

三、中小企業標準化戰略研究

相對于大企業，小企業有其特殊的地方。企業規模、技術能力、員工結構、資金實力、融資能力、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等等，都存在著一些劣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1)。因此，在標準化方面，中小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就難以顯現出來。王季云(2008)認為，中小企業承受標準化風險能力差，特別是公權標準和事實標準的并行使標準化過程呈現出多樣化趨勢，中小企業面臨著更大的標準化風險。中小企業無法承受標準制定所需的資金和時間成本(KatzandShapiro，1986)。王沁彤(2008)分析中小企業不將標準化工作列入企業發展規劃的原因時，發現中小企業“先求生存，無心標準化”的情況比較普遍。朱蔚清(2010)對中小企業ISO9000認證情況進行研究的時候，發現很多企業重“取證”，輕“貫標”，覺得沒有從中獲取真正的收益，甚至出現企業與咨詢機構之間“合謀”造假，為了取證而認證。但是，事實上，標準對中小企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ISO(2006)為第37屆世界標準日設計的祝詞就是“標準為小企業創造大效益”。從標準化的動力上來看，大企業比小企業更弱，盡管更多參與標準制定的還是大企業(Katz、Shapiro，1986)。通過技術標準，而不是簡單的資金支持，來引導和支撐中小企業的成長與發展，是很多國家在進行政策設計的時候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盧文娟、申其輝，2011)。Pe-terGrindley(1995)根據企業的發展階段和技術能力，為企業設計了跟隨、領導、參與、放棄等不同的競爭策略，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并不只是簡單的跟隨或參與，還可以在技術能力允許的條件下，選擇標準領導的策略，以實現整個企業競爭能力的飛躍。畢克新等(2007)以技術標準具有的提供知識存量和反應功能需求兩種職能為基礎，建立了技術標準影響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模型。畢克新等(2008)進一步分析了技術標準對中小企業創新產品的數量和價格的雙重復合作用機理。李慶滿和楊皎平(2012)以遼寧錦州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為例，研究了集群視角下中小企業技術標準聯盟的構建與治理問題。趙志偉等(2012)以安徽蕪湖通力公司標準化實踐為案例，研究了企業參與國家和行業標準制定、爭取掌握行業話語權的方法與途徑。鄧洲(2014)以TD－SCDMA為例，闡述了技術領先者和技術趕超者的不同標準戰略。金桂榮和張麗(2014)提出針對不同能源消費和排放總量的中小企業實施不同的降耗標準，有利于整體上提升中小企業的節能減排效率。齊欣和王策(2015)通過對高新技術領域中小企業出口數據的實證檢驗分析了中小企業出口過程中技術標準可能產生的沖擊與推動兩個不同方向的作用，因此中小企業必須提高自身技術標準意識，主動投入技術標準進程，才能消化吸收技術標準的積極推動作用。

四、文獻述評

根據以上文獻回顧，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1.不管是國外還是國內，宏觀上，標準的戰略意義已被廣泛認同，并有具體的實施方案，我國也通過國家級文件對標準戰略作出具體安排。

2.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和管理兩個角度來發揮標準化戰略的具體作用。技術方面，標準對技術創新及其成果的擴散既有積極的作用，也可能存在消極的影響，企業需要采取相應措施獲取積極作用而規避消極影響。管理方面，標準通過知識管理、生產管理和市場管理等途徑來推動企業的管理水平提升。

3.由于企業規模、技術能力、員工結構、資金實力、融資能力、抵抗市場風險能力等方面的差異，中小企業在標準化戰略方面不一定非常積極，但已有不少案例證明標準對中小企業的商業模式、技術創新、市場拓展等有著積極的影響。

4.在企業標準化戰略管理研究的具體內容上，較多為宏觀抽象的戰略思考和運行機制的純理論推演，較少考慮到企業規模大小、實力強弱、發展階段的差異。

作者：凌艷平 單位：湖南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