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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在我國擴大內需以及變革經濟發展方式、以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對我國重要的商貿流通企業進行經營效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文章利用DEA-TOBIT兩階段模型,基于156家上市公司的統計數據,對其2010-2018年經營效率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測算,并運用Malmquist指數對企業經營效率的動態變化進行分析。研究表明:從靜態效率來看,我國商貿流通企業綜合效率值并未達到1,處于低效率,其在投入上具有較大的節能空間;基于動態效率而言,我國上市商貿流通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處于不斷下降趨勢,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技術水平的下降;從影響因素的研究來看,總資產周轉率、資產收益率、股權集中度和上市時間的提高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率,而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經營效率負向相關。因此政府應該加強宏觀調控,提高企業投入產出效率。企業自身應該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發展策略,提高自身管理能力。
關鍵詞:商貿流通企業;經營效率;DEA-TOBIT模型;Malmquist指數;上市公司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開始用參數法與非參數法來對企業經營效率展開研究。Ainger(1978)第一次使用了SFA方法進行效率的測度;楊雪,何玉成(2017)運用SFA方法測度了我國農業上市企業的經營效率;陳偉,劉強(2017)測算了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的經營績效;孫朝輝(2019)采用DEA方法對我國零售企業的經營效率進行了測度。然而這些學者僅僅關注企業靜態績效值,較少關注其動態變化。張體俊,王鐵驪(2018)引入Malmquist指數對企業經營效率進行了動態分析,為本文帶來了重要借鑒。目前已有的文獻研究尚有不足,大多數文獻是基于對企業經營的靜態效率的測算,缺乏對研究企業動態經營效率的研究(汪濤,2018;羅航等,2018)。對此,本文試圖研究我國商貿流通企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即企業的投入資源組合與產出之間的對比關系,它包括綜合效率(TE)、純技術效率(PTE)和規模效率(SE)。因此,本研究以我國156家商貿流通上市公司為對象,通過構建相關指標,以其2010-2018年的投入產出數據為基礎,并基于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及TOBIT模型對其動態效率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一)DEA模型
DEA模型主要分為CCR模型與BCC模型,其中CCR模型是基于規模報酬不變的前提下對公司經營績效進行評價的模型,而BCC模型是基于規模報酬可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公司經營效率測度的方法。由于我國商貿流通企業仍然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因此本研究選擇BCC模型進行評價。在式(1)中,θ為企業的經營效率值,對于DEA的效率值有以下三種判斷方式:當θ=1,且投入的松弛變量均為1時,即表示目標企業的綜合效率為DEA有效;當θ=1,且投入的松弛變量S+≠1或者S-≠1,即表示綜合效率為DEA弱有效;當0<θ<1,則意味著DEA非有效。而在本文采用的BCC模型中,綜合效率又可以分為企業的純技術效率增加以及規模效率遞增,并可以進一步判斷當DEA無效時,導致無效的原因究竟是技術原因還是規模原因。
(二)Malmquist生產率指數
基于已有其它行業的相關研究,本文引入了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模型,來考察在某段時間內企業生產效率的變化趨勢。
(三)TOBIT模型
采用DEA模型對商貿流通企業做效率測度之后,還需要研究影響企業經營效率的因素,而模型具體選擇為Tobit模型。
(四)指標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按照WIND數據庫對我國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標準,本研究選取了我國滬深兩地A股、中小板及創業板上市的商貿流通概念板塊的156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本文的研究的周期為2010-2018年。基于已有學者的相關研究,本文依次構建了投入與產出指標體系。在投入指標的界定方面,本文選取員工數、成本投入以及資產規模指標。產出指標則主要包括收入、利潤以及企業所得稅。所有的指標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以及各家公司公布的年報。各家公司經營效率指標體系及變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
三、我國商貿流通業上市公司經營效率實證分析
(一)經營效率分析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樣本數量較多,因此將具有商貿流通概念板塊的156家公司按證監會行業劃分標準分為交通運輸業、酒店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四類。基于DEAP軟件,計算得到我國2000-2018年商貿流通概念企業的經營效率,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靜態效率值可以發現,從整體上來看我國商貿流通企業在2010-2018年時間段的綜合效率值計算為0.88。其中,可以分解為0.95得分的純技術效率值和0.92得分值的規模效率值,可見,我國商貿流通企業整體上的經營效率并不處在最優狀態,其技術與規模效率也顯示為DEA無效。分部門來看,綜合效率最高的屬于餐飲業,但也只有0.98,最低的為酒店業,僅僅有0.81,這說明在維持產出不變的情況下,酒店業仍然有19%的投入節省空間。從純技術效率來看,只有交通運輸業的純技術效率達到了完全有效,而其它部門如酒店業、餐飲業以及批發零售業的平均純技術效率得分顯示它們并未達到完全有效水準,這些行業部門在技術上仍然需要進行較大的投入以增加企業的經營水準。而在規模效率上,四類行業平均值均未達到完全有效,可見我國商貿流通企業發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擴張現象,其規模效率有待提高。從表2的動態效率可以看出,我國商流通企業在2010-2018年平均全要素生產率為0.96,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下降的程度為4%,而技術效率變化和技術變化總體上也呈現出下降趨勢。分行業來看,雖然交通運輸業以及餐飲業的技術效率變化分別為1.04和1.00,但是其技術變化為0.96和0.94,并沒有出現明顯的技術變化,因此導致了最終的平均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下降趨勢。其中酒店業以及批發零售業的技術效率以及技術變化均小于1,由此便導致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可以發現,在商貿流通行業,僅依靠技術效率進步是難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因此還要兼顧技術變化。
(二)TOBIT回歸分析
本文以一階段DEA所得的效率值(EFF)作為被解釋變量,以效率的各個影響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從而研究影響企業經營水平提高的因素。在解釋變量的選擇上,本文參照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高明,何瑋,2018),將總資產周轉率(TAT)、資產負債率(DEBT)、資產收益率(ROE)、前十大股東股權集中度(CENTER)、上市時間(YEAR)以及發展規模(SCALE)作為影響因素,并采用T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其中總資產周轉率與企業經營效率呈現正向相關關系,并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企業資產周轉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企業迅速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及時進行決策改變,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由表3可知,資產負債率與商貿流通企業經營效率呈現顯著地負向相關關系,這說明企業資產負債率越高,其經營績效越低。由于商貿流通產業屬于重資產投入的企業,因此投資周期較長,投資額度大,經營風險具有較大的不可控性。企業負債規模的提高使得企業難以在短期內達到預期的經營利潤,且未來面臨較大的還款壓力,財務費用提高,因此降低了目標商貿流通企業的經營效率;資產收益率指標的擬合參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企業資產收益率的改善會提高其經營水準。作為反映商貿流通企業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資產收益率的提高意味著企業盈利能力較好,其間接反映了企業管理的高效率;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經營效率呈現正相關關系。這背后的經濟學原理是,當股權集中在少數主要股東手中時,管理層能夠基于市場的變化迅速做出調整,從而有利于企業經營效率的提高。而當股權較為分散時,公司決策周期較長,從而不利于企業經營效率的提高;上市公司年齡與企業經營效率呈現顯著地正向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嚴格的上市制度使得公司必須披露企業信息,其倒逼企業治理與管理水平的提升。此外企業上市時間越長,其積累的各類資源就越豐富,進而有利于企業經營效率的增長;發展規模與企業經營效率并沒有顯著地相關關系。這是因為當前我國各商貿流通企業大部分還處于快速發展期,因此其存在一定的快速規模性擴張現象,而這些規模擴張帶來的經濟效益短時間內未能凸顯。此外由于一些商貿流通企業過于樂觀的估計了市場形勢,因此盲目的擴張可能會對企業經營效率帶來負面的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我國商貿流通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引入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并基于DEA-TOBIT模型對我國商貿流通企業的經營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無論是靜態效率還是動態效率,商貿流通企業總體上均未達到1,是無效的;進一步分析發現,雖然交通運輸業以及餐飲業的技術效率變化大于1,但受限于技術變化,其總體上并未超過1,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主要源于技術效率下降和技術落后;T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總資產周轉率、資產收益率、股權集中度與上市時間能夠顯著地提高商貿流通企業經營效率,而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則與企業的經營效率負相關。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政府要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在投入方面,要加強對專業人才的引進,從而為企業人才引進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對此政府要進一步提供相關的優惠政策。此外,政府還要創造良好的區域協調發展環境,加強區域間的交流合作。同時,我國商貿流通企業可以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努力走向國際,加大自身與國外企業的溝通交流;其次,企業要科學籌劃公司管理,并根據市場情況的變化,對公司經營戰略進行適當的調整。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要依據市場規律,適度控制發展規模,不斷優化自身的管理結構,提升企業整體效率。同時,企業要著重提高資產周轉率,進一步優化股權結構,適當減少負債融資的規模,并加速企業的資金周轉。
作者:劉宇蕾 單位:南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