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國際之間合作的密切，中國的出口貿易也得到了逐步的發展。然而，出于對環境保護的理念，全球都積極倡導低碳經濟。低碳經濟一方面沖擊了我國的重碳出口產業，一方面又促進了低碳產業的發展。本文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現狀進行分析，根據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提出有效的建議。

關鍵詞：

低碳經濟；出口貿易；建議

我國是生產業大國，在國際商品貿易市場中占據重要比例。然而，能源的高消耗、生產制造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都在倡導低碳環保。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低碳的完成率較高，但對于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需要長期的發展才能從一個商品貿易大國完美轉變成貿易強國。

一、我國出口貿易的現狀

1.資源消耗大

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經歷了由興盛而急劇衰退的過程，外銷茶葉的急劇衰退與國際茶葉市場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其原因在于中國茶葉外銷在與同時期的印度和錫蘭紅茶、日本綠茶在英國紅茶市場和美國綠茶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迅速敗退。本文一方面從國際茶葉市場的變化來反觀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衰退情形，主要比較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與印度、日本茶葉出口量，分析中國茶葉出口在印度、日本茶葉的沖擊下急劇衰敗的情形;另一方面，從國際茶葉市場來反觀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衰退情形，比較在世界主要茶葉輸入國中，中國、印度和日本3個國家的占有率的消長情況。在印度茶葉和日本茶葉的激烈競爭中，中國對英國的紅茶輸出和對美國的綠茶輸出量的急劇減少，成為中國茶葉輸出衰退的直接原因和集中體現。   一、中印日三國茶葉輸出量的比較   中國茶葉外銷始于17世紀初葉，一直到17世紀末期，世界茶葉市場幾乎為中國所獨占，此時的輸出量，每年平均達百萬公擔以上，1886—1888年，其輸出量每年超過130萬公擔之數。1911年以后，華茶外銷漸呈頹勢，以前的輸出盛況不再。1917年以后，由于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使中國的茶葉出口突然下降，此后，中國茶葉出口進入衰退期，平均每年出口只有40—90萬擔。［1］下降程度實為驚人。   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從19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了莊園制的大規模茶葉生產經營，茶業迅速發展起來，但尚不能與中國相匹敵。到了70年代，印度茶和錫蘭茶與中國茶的競爭逐漸加劇，盡管英國茶葉進口量不斷增加，但華茶輸入英國的數量已經不再增長了，全部的增加數量為印度獨占。19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中國茶葉輸出遇到印度等國茶葉激烈沖擊的時期。英國為印度茶葉之最大主顧，1905年至1932年，輸入量為41566000磅至54888000磅之間。30年代印度茶葉生產，平均約計4億磅左右，其中99%以上為紅茶，綠茶僅居少數。印度茶的內銷每年不過6000萬磅左右，其余完全輸往國外。……印度茶輸出的80%以上運往英國，輸往加拿大及美國每年亦在千磅左右，［2］(PP．73－74)事實上，至少有400萬磅到700萬磅茶葉由英國再輸出至美國及加拿大，兩地之數大約相等。印度茶直接銷售俄國，年約三百萬磅至八百萬磅之間……［3］(P．121)日本茶葉輸出以綠茶為主(包括鍋焙綠茶和藍焙綠茶兩種)，還有其他茶(包括玉茶、番茶、紅茶、磚茶，及粉茶)。相較而言，日本茶葉輸出的數量及其年度增長遠不如印度，日本茶約60%輸往美國，加拿大、俄國則居第二位。作為西方世界第一大茶葉消費國的英國對于日本茶葉輸出則較少。根據《日本貿易精覽(ForeignTradeofJapan，AStatisticalSur-vey)》的記載:1868年日本茶葉出口量，包括綠茶和其他茶有101155擔，1870年為123143擔，1875年為212786擔，1880年為303275擔，1894年達375432擔，一直處于較快的增長中。［3］(P．125)1900—1904年平均為44985000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平均為40024000磅，1920—1924年平均為24373000磅，1924—1929年為24474000磅，1930—1933年平均數為28174000磅。［5］增長速度大為可觀。   就中國和印度及日本茶葉出口貿易的數量對比而言，1859年，中國茶葉輸出量為110906千磅，印度為1483千磅，日本僅有533千磅;1860年，中國茶葉輸出量為101708千磅，印度為2707千磅，日本為1600千磅;1865年，中國茶葉輸出量為161293千磅，印度為3138千磅，日本10627千磅。［5］(P．324)此時，中國茶葉出口貿易遠在印度、日本諸國之上。但是，70年代末以后，中國茶葉遭到印度、日本等國的激烈競爭，開始衰退，只是絕對輸出量較前期，沒有太大的降低。但是，到19世紀90年代末，由于印度、日本等國茶葉出口量的迅速增加，中國茶葉衰敗的情形日益凸現。1896年，印度、錫蘭輸出茶葉超過中國茶葉，是年世界共消費茶541906732磅，華茶占26321705磅，為42．1%，印度和錫蘭為260516439磅，占有48．7%。此后，世界茶葉消費量逐年增加，而中國茶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并沒有隨之增加，反因印度、錫蘭茶產銷的增加而落后。到1916年，世界銷茶量為882949磅，而是年華茶輸出仍僅有205520533磅，錫蘭茶葉輸出已超過華茶350多萬磅，印度的輸出量則已超過8700多萬磅。然此年華茶之輸出數尚為興盛時期之正常輸出數(150萬擔左右)，是年為1542633擔。進入衰落時期，則華茶在世界市場上所占的地位，更見式微了，1923年僅占世界茶葉銷售總量的13．51%，1924年為12．4%。后來，世界銷售總量已增至9億磅以上，而華茶的輸出量仍無增加，致使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更見下落。1929年世界銷售茶葉共4419000公擔，合994021578磅，其中華茶占572931公擔，即僅占11．7%;1930年，世界銷售量為4096000公擔(合901012352磅)，其中華茶占419574公擔，僅占9．2%;1931年，世界銷售量為4130000公擔(合910508060磅)，其中華茶占10.2%，425109公擔;1932年，世界銷售量為4250000公擔(合936963500磅)，其中華茶僅占8．5%，395053公擔，地位之低，一至于此。［6］(PP．33－34)   近代中國茶葉出口最大的競爭來自印度茶葉。中國茶葉出口貿易正是由于在英國茶葉市場上遭到印度茶的沉重的打擊，而迅速衰敗。作為西方世界最大的茶葉貿易和消費國的英國，中國茶葉出口數量急劇衰退的情況最為嚴重，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急劇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為直接的體現。1881年的福州海關貿易報告指出:在英國市場上，1867年華茶約占91%，而10年以后，便降到75%左右;事實上在這10年增加的38357000磅中，華茶就沒有增加。［4］(P．1192)可見中國茶葉輸出在英國的地位下降之快。1876年的廣州海關貿易報告詳細論述了印度茶葉生產和輸出逐年增加的情形:1838年，東印度公司收到十二小箱經過細心操作的茶葉，每箱重40磅。其中四箱售給經紀人，其余的留下拍賣，賣價很高。白毫茶每磅由24先令6便士到34先令，平均28先令;小種茶每磅由16先令到21先令，平均19先令。1839年的產品次年運到倫敦，共95箱。價格雖然降低，但比較起來還是很高的，每磅由4先令9便士至11先令1便士。1840年成立阿薩姆公司之后，印度茶樹種植發展很快，而消費量在過去15年中已發展到驚人程度，1861年，印度茶達1500000磅，三年之后(1864年)，關稅降低為每磅1先令，印度的供應達2500000磅，占全部供應量的2．5%。關稅在1866年已降至每磅6便士，1867年的消費加了一倍，達6000000磅，可是相對的比重增加得更多，達6%。1870年，增長到13500000磅，比例為10%。#p#分頁標題#e#   日本茶在美國銷量的增加，是華茶銷美停滯的原因。中國綠茶在美國與日本茶對抗的情況，與中國紅茶在英國與印度茶對抗的情況非常相似。但是按綠茶說，競爭達到了一個更高階段。1876年的福州海關貿易報告較詳細地論說了中國茶葉輸往美國遭到日本綠茶的巨大打擊的情況:1867—1868年度日茶的輸出量為中國綠茶輸出量的37%，兩年后降至24%;隨后的兩年，又增至50%左右。從此以后，日茶輸出年年增加，使華茶處于劣勢。1873—1874年度日茶輸出占到59%，1874—1875年度占到70%;1875—1876年兩國輸出數大約相同，1876—1877年度日茶的的輸出量已經超過中國綠茶1倍以上。在1876—1877年度，輸美日茶達1900萬磅以上，而中國綠茶只有950萬磅。［4］(P．1199)印度茶葉和日本茶葉的激烈競爭，導致近代中國茶葉出口急劇衰退。   二、中印日三國茶葉輸出國際市場占有情況的比較   下面再以英國對印度茶葉輸入和美國對日本茶葉輸入的具體情形，來反觀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印度紅茶、日本綠茶的巨大打擊而急劇下降的事實。從19世界70年代起，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在英國市場受到印度茶的激烈打擊，中國紅茶出口因此急劇衰退。“在過去的10年中，由于印度和日本茶葉的競爭，中國茶的地位已經大有改變。15年前中國壟斷著茶葉的生產，當時印度阿薩姆的茶葉種植正在萌芽時期，但是由于種植經驗的增長以及在制茶方面采用了機器，印度茶葉種植逐年擴大，而現在茶葉輸出增加之速度，已嚴重地威脅了中國紅茶在英國的前途。”［4］(P．1191)   印度茶葉在1861—1862年輸出還不到150萬磅，7年之中竟增加了700%，達1150萬磅，而在另一個7年的終了，又增加了160%。1875—1876年，估計共有3000萬磅。1874年，在英國銷售的印度茶葉與華茶的比例為10．25%，1876年便增至22%。而1876年英國茶葉銷量中所增加的375萬磅，幾乎全數是印度茶，華茶增加數不過50萬磅左右。這是華茶在英國的前途將更趨暗淡的一個征兆。起初，英國進口印度茶葉數量遠不及進口中國茶葉數量，但英國從印度輸入紅茶的數量逐年迅速擴大，印度紅茶以絕對的優勢迅速擊敗中國紅茶。英國輸入印度茶葉在1852年為232000磅，1853年為235000磅，1854年為252000磅，1855年有486000磅，1856年為633000磅，1857年920000磅，1858年703000磅。［4］(P．1193)增加的速度和數量都是驚人的。   自1859年到1887年英國所輸入之中國茶與印度茶的數量及價值可見圖1，在最大的紅茶市場上，中國茶葉為印度紅茶日漸擊敗的情形可明矣。圖11859－1887年英國輸入中國和印度茶葉比較［5］(PP．222－223)從1896年印度茶葉輸出超過中國茶葉以后，印度、錫蘭紅茶在最大的紅茶市場———英國的地位日益突顯，到20世紀20年代以后，印度、錫蘭占據英國茶葉市場的80%—90%的比重，而中國茶葉只占1%—2%的比重，地位可以說微不足道。華茶日衰，印茶日盛的情形在表1中，一目了然。與在英國市場上中國紅茶受到印度、錫蘭紅茶的打擊而急劇衰退一樣，在美國市場，中國綠茶則受到日本綠茶的激烈競爭而衰敗。1867—1868年，日茶輸出量為中國綠茶輸出量的37%，兩年后降至24%;但是隨后的兩年，又增至50%左右。從此以后，日茶輸出年年增加，使華茶處于劣勢。1873—1874年度日茶輸出占到59%，1874—1875年度占到70%;1875—1876年度日茶的輸出量已經超過中國綠茶一倍以上。單就美國而言，日茶占中日對美茶葉輸出的1/3(日茶1350萬磅，中國綠茶2700萬磅);在1876—1877年度，情況絕然相反，輸美日茶達1900萬磅以上，而中國綠茶只有950萬磅。［4］(P．1199)在表2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美國市場上，中國茶葉日衰，而日本、印度和錫蘭茶葉日盛的情形。   三、結論   近代印度、日本等國茶業經濟的迅速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茶業經濟的格局，使國際茶葉市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印度、日本等國迅速成為世界茶葉生產和輸出的重要國家，占有了世界茶葉市場的重大份額，并給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以沉重的打擊。印度、日本茶葉輸出量的日益擴大，并超過中國茶葉輸出量，實為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衰退的原因和集中體現。從國際茶葉市場來反觀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衰退，中國對英國的紅茶輸出和對美國的綠茶輸出為印度和日本所敗，中國在世界茶葉市場的原有份額為印度、日本所奪，成為茶葉輸出衰退的直接原因和集中體現。英國和美國是近代中國茶葉輸出的主要國別，也是世界主要的茶葉消費和輸入國，中國茶葉出口英國、美國的量和值的急劇下降，也是中國茶葉出口貿易急劇衰退的直接原因和集中體現。

摘要：近年來，突飛猛進的中國汽車工業不斷沖擊著世界市場，中國成為了世界汽車出口大國。但是在出口額高速增長的背后，中國汽車出口存在著制約其發展的結構等問題，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后，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將會更加嚴重。該文研究了中國汽車出口貿易的現狀，探討了中國汽車出口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對中國汽車產業出口戰略環境的問題及其對策。

關鍵詞：汽車產業；出口貿易；戰略

1我國汽車出口貿易現狀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2015年，整車出口排名前五的企業分別是奇瑞汽車、華晨集團、上汽集團、北汽集團和力帆汽車，占整車出口總量的53.4%。整車出口的方式一般以一般貿易為主，2015年整車出口總額中，一般貿易金額為97.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78.3%。

2中國汽車出口貿易面臨的問題

2.1出口結構不合理

一直以來，中國汽車產品出口以汽車零部件為主，互打的出口規模主要是由汽車零部件出口貢獻的，整車出口所占比重遠小于零部件，并且從2013年開始，整車海外銷量連續下滑，大大降低了汽車產業出口創新的能力。另外，整車和零部件出口市場分布不均勻，導致出口風險增大。零部件出口則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面臨著較高的進入貿易壁壘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以低價格為競爭策略，貿易摩擦比較大。

摘要:

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躍居世界第一，漸漸成為影響國際貿易的大國。面對中國連續的貿易順差沖擊，各國開始設置關稅壁壘以外的一些新型貿易壁壘，形成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致使國內企業在出口過程中頻頻遭遇貿易制裁。目前，青海省主要出口的產品在質量和技術方面還不成熟，肯定會受到國際貿易大環境的影響；借鑒歷年來省內外遭遇的貿易環境問題導致貿易受挫的經驗教訓，積極改進青海省出口貿易中存在的不足，推動青海省對外貿易又好又快的發展。

關鍵詞:

國際貿易環境；出口貿易；影響

一、青海發展出口貿易的現狀及必要性

(一)青海出口貿易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青海省出口貿易飛速發展，至2014年，據青海省海關數據，青海出口貿易額達到11.2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33.2%，其中一般貿易出口額為9.3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63.5%；加工貿易出口額為3608萬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6.5%；機電產品出口額為2.6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83.1%，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為1366萬美元，比上年下降了44%；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額為1.65億美元，同比下降了8.2%；硅鐵出口額為2.0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49.2%；地毯出口額為4391萬美元，同比下降了32.6%。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青海從沒有出口貿易到出口原材料類型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到初級工業制成品到現在出口的一些高興技術產品、民族特色產品。高耗能的原材料出口在逐年減少，而加工工業品、高新技術產品、機電產品，名族特色手工產品出口額迅速增長。出口種類原來越多，貿易方式的多樣化，出口的國家和地區也越來越多，從一開始的20多個國家(地區)發展為今天的120多個國家(地區)，其中主要的出口市場還是日本、中國香港、巴基斯坦、歐盟、美國、澳大利亞等地；據統計，2014年青海對日本的出口貿易額為1.3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4.1%，對印尼的的出口額為2048萬美元，同比增長了782.8%；對巴基斯坦出口額為9012萬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2.6%；對美國的出口額為8444萬美元，同比增長了68.9%；對澳大利亞的出口額為1484萬美元，同比增長59.2%。從數據資料中可看出，近年來，青海對日本的出口貿易在大幅下降，對中國香港、巴基斯坦、澳大利亞、印尼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出口貿易保持快速增長的速度，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摘要：

冶金產業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的出口貿易產業，對英語人才的需要缺口量較大，通過加大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教育培養的力度，分析其特殊性，提高冶金出口貿易英語人才的素質和質量。本文首先分析了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教育培養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問題，根據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教育培養的特殊性需求，從加大師資力量投入，優化課程配套設置和加快應用實踐轉化方面給出了優化英語教育培養方面的建設性意見，為提高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專業人才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

英語教育；冶金；出口貿易；素質培養

隨著冶金工業與信息化建設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冶金產業鏈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和進步，中國逐漸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冶金輸出產業國，隨著冶金進出口貿易的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對冶金出口貿易的產學研一體化的英語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斷在增大[1]，本文研究冶金出口貿易英語人才培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給出了相關的英語人才培養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在促進教育發展，改善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人才教學的質量方面給出具體的建議，并給出展望和探析，為促進我國的冶金和金屬出口貿易提供人才基礎。

1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教育培養的重要性和現狀分析

隨著經濟和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我國進入的國際貿易背景下的市場經濟時代，我國的冶金產業的出口貿易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積極重要的作用，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GDP升值方面發揮中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國的冶金出口面向的主要國家如印度、非洲和東歐很多國家，這些國家通常都是使用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在出口貿易中，對英語人才的素質要求和實踐能力的要求的較高，由于我國高等教育中對實踐能力培養的不足，特別是對英語實踐人才培養的滯后，導致在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人才的需求和缺口較大，專業人士的實踐素質不能跟上國際需求，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人才素質在整體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主要表現為應用水平低、專業基礎薄弱和英語詞匯的應用通冶金出口貿易的相關實踐問題還不能有效匹配[2]。在更好地促進冶金出口貿易的經濟建設發展上還有一定的差距，歸根到底是因為當前我國的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人才教育培養的體制方式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進行改進，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教育培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和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冶金出口貿易中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大量能走的出去的外貿人才，促進進出口貿易中的項目合作和生成。通過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人才的培養，從人才教育和培養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出發，促進專業人才的升級，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冶金出口貿易中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當前，我國的冶金產業正處于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期，對英語人才的要求門檻較高，對冶金學專業英語專業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要求當前對冶金出口貿易中的人才培養模式從數量模式向質量模式的轉變，從學歷培養向素質培養模式的轉變。二是當前我國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拔尖人才比較匱乏，自給率底，人才培養模式還建立在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隨著高校的擴招，對相關專業的英語人才培養的力度有所減弱，導致不能適應當前冶金出口貿易中人才培養和人才應用中的需求。在當下的產業結構下，從課程體系，能力培養，考評體系，分層教育思路等方面都不能有效滿足現實的英語人才的需求，需要從冶金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教學和評價體系的優化措施和思考方面下功夫，促進英語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自我調節、自我發展、自我更新的能力[3]。三是當前我國的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教育培養的師資力量隊伍和課程的培養設置方面還比較滯后，不能有效滿足當前冶金出口貿易對英語人才的能力素質的需求，當前英語教育中的單詞和詞匯的應用角度還比較單一，而且涉及的面比較狹窄，導致學習和教學的積極性不高，這也是制約冶金出口貿易中英語人才培養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金融發展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歷來為理論界所重視。在眾多對之進行研究的專家學者中，對金融發展影響出口貿易結構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以Carlin和Mayer(2003)的觀點為代表，兩位學者從金融發展對企業的技術進步入手，提出金融發展會影響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進而使出口企業商品科技含量產生變化。這一觀點得到了IhianandZingales(1998)和Beck(2003)等人的認同，他們指出，雖然各個行業對金融發展的依賴程度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更加依賴于技術進步取得競爭優勢的行業，其對金融發展的依賴顯然要更重一些。Beck在同一年的另一份研究中，提取全球65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通過實證分析，揭示了金融信貸與制造業的正相關關系，進一步佐證了金融發展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另一種觀點是從比較優勢的發揮上入手，通過證明一國出口比較優勢對金融發展的依賴來表明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Kletzer、Bandhan(1987)、Svaleryd、Vlachos(1987)等人，其中前者指出，比較優勢對金融要素的依賴是顯而易見的，而后者則在研究經合組織相關部門的情況后指出，金融發展水平高的國家與地區，其出口商品結構層次更高，比較優勢也更為明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經歷了高速發展的30年。從目前的出口商品結構上來看，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在整個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和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機電產品已連續多年成為出口商品的主體。從最初的農業初級品的出口，到現在以制成品為主體的出口商品結構，金融業的發展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在出口商品結構的進一步升級中，我國金融，特別是匯率機制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下面將通過對金融發展的規模、效率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考察我國金融發展對出口貿易商品結構的影響。   1我國金融發展現狀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金融業長期處于規模小、效率低且相對封閉的狀態，金融業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領域，作為經濟微觀體的企業，對金融發展的感受比較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不斷擴大，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奠定了新世紀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地位。時至今日，我國金融發展現狀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概括。   1.1金融規模擴大迅速   我國貨幣供應量自1996年以來一直保持著增長態勢，1996～2010年，廣義貨幣(M2)年均增長13.1%，狹義貨幣年均增長13.4%。中國新一屆政府上臺的2002年3月，全國廣義貨幣(M2)與狹義貨幣均比上年增長近17%，現金(M0)凈投放量增至1589億元，金融機構的新增貸款也創出新高，增長16.8%，達到1.92萬億元；到全球金融危機最高峰的2008年3月，這一組數據又進一步刷新，全年現金投入量3844億元，比上年增長15.8%，市場貨幣流通量(M0)為3.4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2.67%，狹義貨幣(M1)為16.6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1%，廣義貨幣(M2)為47.86萬元，比上年增長17.86%。2010年1月，我國金融規模進一步擴大，全年現金投放量為億元，市場貨幣流通量(M0)為40758.58萬億元，狹義貨幣(M1)為229588.98萬億元，廣義貨幣(M2)為649947.46萬億元，與1996年相比，金融規模已擴大多倍。   1.2金融結構不合理、效率不高   在我國金融機構的組成中，銀行業是絕對的主導，而銀行業之外的其他金融機構，并沒有隨著市場的發展而得到健全。雖然這些年來我國金融機構的總量一直處于增長，且以五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機構一直在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其多元化的方向，只是銀行業的一種自然伸展，對金融市場中中小金融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沒有起到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金融行業的資金結構沒有隨著資金總量的擴大而更趨合理，由于制度以及人才儲備方面的制約，金融制度的創新十分緩慢，金融產品與金融工具并沒有實現突破，金融資產結構比10年前沒有太大進步，不合理問題十分突出。在衡量金融效率的幾組指標中，衡量金融效率的貨幣政策效率、儲貸轉化率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我國金融行為都表現不佳。一是貨幣政策效率不高，缺少貨幣政策傳導的外部信用與法制環境，且中介市場化未能建立，阻礙了傾向政策的有效傳導。二是我國儲蓄規模雖然增長十分迅速，但儲貸轉化率卻長年處于50%的低水平，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與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相比都稍顯落后。三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國有企業占據了金融資源貸款的主體，卻只能獲得極低的效益，而更多具有更高效益的民營中小企業卻難以從金融機構取得貸款。   1.3匯率彈性不夠   央行數據顯示，自2005年7月新一輪匯率改革至2008年7月初，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已超過16%。在保持對美元的快速升值同時，對非美元的匯率卻沒有出現一致性，人民幣兌日元以及人民幣兌歐元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貶值。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匯率改革以來，央行更多只是關注美元區，忽略了歐元與日元，而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美元區與非美元區的比例為4.4:5.6，非美元區的歐洲、日本與東南亞等地區的進出口貿易超過我國對外貿易的一半。在中國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的背景下，美元與日元、歐元的匯率卻并沒有出現大的變動，從而使真正決定出口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基本走平，形成了當前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的差距。   2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現狀   我國出口貿易經過多年的發展，基本擺脫以初級農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轉而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出口結構。從當前出口貿易情況來看，其商品結構表現出以下兩個特點：   2.1出口產品結構逐年改變   1990年，全國出口總額621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35億美元，所占比重70%左右,機電產品出口111億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18%；2000年，全國出口總額2492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96億美元，所占比重下降為40%，機電產品出口1053億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42%；2010年，全國出口總額15779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891億美元，所占比重進一步下降到31%，機電產品出口9625億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61%，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達476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p#分頁標題#e#   2.2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低   我國出口商品在本世紀初雖然擺脫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以初級品為主的情況，但在出口商品工業制成品中，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仍然占據著相當大的比重，工業附加值十分有限。一方面，在我國出口商品中，雖然機電類產品已超過出口總額的一半，達58%，但與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大差距，如日本機電類商品出口占比重超過70%。另一方面，我國出口商品中，高新技術產品結構不理想，不僅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過低，而且在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中，只有不到一成的出口高新技術產品的知識產權屬于中國企業，九成是跨國企業在中國設廠進行生產或委托中國企業生產的。這種情況特別容易受制于人，實際上也正是因此，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2009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與機電產口出口都出現了超過2成的下降，顯示出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的不利后果。   3我國金融發展與出口貿易結構表現出來的主要問題   3.1匯率政策作用有限   我國匯率改革以來，一直緊盯美元匯率，雖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0%，但由于人民幣兌日元、歐元等其他貨幣并沒隨之而動，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推動作用十分有限，匯率缺乏彈性的效果十分明顯。   3.2貸款流向不佳   當前我國儲蓄轉貸中，獲得貸款最多的是經濟效益較低的壟斷行業、國有企業以及勞動密集型企業，而以高新技術企業為代表的經濟效益、邊際效益高等有利于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行業卻難以得到金融機構的貸款。出現這種情況，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營制度與結構有關，高新技術產業的高收益與高風險并存，缺少創業投資業務的傳統銀行業，顯然無法適應其需要，繼而貸款十分困難。   3.3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推動力不足   金融創新的緩慢，金融效率的低下，使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等貨幣政策傳導到出口行業的時間較慢，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太低，從而使一系列政策滯后，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推動力不足，無法第一時間作用在出口貿易領域。而隨著進出口貿易的階段性特點，使宏觀調控的效率十分低下，造成長期以來出口商品結構優化進度過慢。   4發展金融，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的對策   4.1提高金融效率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效率十分低下，與我國巨大的商品出口與金融市場不相符，要推動金融發展，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就必須從提高儲貸轉換率、貨幣政策效率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水平等三個方面提高金融效率。一是要增加貨幣市場主體，完善貨幣市場，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建立服務于經濟各部門的完善的多元化高效率貨幣市場。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資本市場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有力渠道，提升我國資本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產權交易等方面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金融市場對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的作用。二是要完善人民幣利率市場，發揮利率的市場杠桿作用，提高儲貸轉換率，為更多高新技術企業與機電類企業等附加值高的出口商品提供信貸，推動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三是要改變當前的金融信貸體系，避免信貸資金的流向簡單以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作區分，使其流向外部金融依賴度高的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企業，改善中小企業的信貸環境。   4.2加快金融創新步伐   金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金融機構自身發展的需要。從國際金融機構的的微觀發展來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業務與產品創新已成為金融機構利潤增長的主要來源，從一國經濟的宏觀發展來看，金融創新在改善其出口商品結構方面具有十分明顯的推動作用。我國金融機構要探索新型業務，如創業投資基金，可以為更多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以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為我國高新企業的發展注入活力。同時，金融機構還應該在金融工具、金融產品上進行創新，如代收付款項、代保管、進出口押匯等業務，大力拓展信息服務網絡，為出口企業提供服務支持。   5結語   改善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是提升我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必經途徑。金融產業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其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金融危機影響還未走遠，新一輪國際競爭即將來臨之際，要通過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效率，提升其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作用，不斷改善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為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服務。

內容摘要：

本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數據和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研究發現我國的進口貿易和城鎮化發展呈現負相關的關系，而出口的數據和城鎮發展呈現正相關的關系。通過研究找出了進出口貿易對于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影響機制，為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城鎮化的協調化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

進出口貿易;城鎮化發展;格蘭杰;主成分;影響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城鎮化的步伐也在不斷的加快，城鎮化的發展也會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就總體來看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和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雖然我國人均收入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但是收入之間的差異性較大，這種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所以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未來主要的一個發展方向就是城鎮化，所以有此可以看出我國政府對于城鎮化發展的重視，以及城鎮化的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的作用。本文對于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城鎮化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以期找出進出口貿易對于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影響，數據采用的是我國近幾十年來進出口貿易的數據以及該階段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數據，通過對進出口貿易對于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的影響找出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二、對外貿易與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研究現狀

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言和官方語言之一，往往是聯系貿易雙方、促進出口貿易和平友好進行的重要橋梁。因此，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的應用價值便愈發凸顯，成為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承擔溝通貿易主體、實現對等交流的基礎。如今，面對我國持續發展的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的應用必不可少。基于此，對“英語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應用”展開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有利于進一步促進英語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發揮重要價值。本文結合《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一書，從詞匯、句式等角度出發，分析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特征，并從英漢轉換的角度出發，思考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原則，最后結合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發展現狀，探討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英語的應用發展。由武義海編著、中國紡織出版社出版的《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一書，以糧油食品外貿實際流程為脈絡，系統論述該行業英語知識以及英語表達技法。該書共十三個章節。第一章節為基礎知識概述部分，主要對糧油食品外貿的基本要素進行介紹，包括進出口商號、交易場所等。第二章至第九章按照糧油食品外貿業務的流程，從“證、貨、船、款”4個基本環節出發，介紹對應的英語用法以及表達技巧，同時在第十章至十三章中給出了食品進出口貿易中常見食品規格、法檢種類等中英對照表，以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全面系統地介紹英語在糧油食品外貿實際業務環節中的規范用法。總體上看，本書內容圍繞糧油食品實際工作，囊括糧油食品外貿實際工作中的多方面知識，知識全面且體系較為完備，并且對英語知識及表達技法的講解詳略得當，兼具知識普及和案例講解，指導性與實用性突出，對于從事或者預備從事糧油食品外貿的人員來說具有重要的閱讀參考價值。

一、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特征

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所應用的英語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交際英語，而是基于行業發展的專門用途英語（ESP），是我國基于糧油食品外貿發展出的針對相關貿易活動交流的應用型英語。受到語言使用情境的影響，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特征與傳統存在較大區別，無論在詞匯形成、句式運用還是書面表達等方面，其應用規律都有著鮮明的行業特色，即與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各實務環節息息相關。因此，要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充分發揮英語的作用，首先應當對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特征有充分地了解。結合該書內容，總結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特征如下：首先，從整體上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有著突出的行業專業性特征。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作為貿易雙方實現信息溝通的橋梁，不僅有著商務英語特征，同時也有著貿易行業特征，因此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有著高度的專業性，這種專業性一方面是來自于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行業和市場中的硬性要求，或食品行業及食品國際市場中所制定的硬性要求；另一方面則是來自于長期外貿實踐中所積累下來的行業經驗。例如，在食品出口時必然會涉及到專業術語的運用，如關于食品種類定義的術語有aeratedfood（膨化食品）、aceticacidpreserves（酸漬保藏食品）等，關于食品加工的術語有dehydration（脫水）、curing（腌制）、filteringsterilization（過濾滅菌法）等。另外，在貿易過程中的商務會談環節中，合同等貿易文件的撰寫也凸顯了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的專業性。其次，從詞匯上看，英語縮略詞的應用較為普遍。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貿易雙方都以高效溝通為原則，各貿易實務環節都需要雙方在高效率溝通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基于此，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往往呈現出簡潔明了的特征，其中，在詞匯上的突出表現便是縮略詞的應用。縮略詞的應用可以改變原本冗長且復雜的長句，使貿易雙方的英語書面交流更加簡化，從而提升貿易溝通的效率。在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經常用到的縮略詞數量較為龐大，例如關于生產加工的縮略詞GMO（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轉基因）、PCO（PestControlOperation有害生物防治）等；關于產品認證的縮略詞CIQ（ChinaInspectionandQuarantine中國檢驗檢疫）、CMA（ChinaMetrologyAccreditation中國計量認證）等；關于食品關鍵信息的縮略詞如RDI（ReferenceDailyIntake參考日攝入量）等。最后，從句式上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所運用的英語句式普遍有著嚴謹、正式的特征。基于外貿實務需求，無論口頭會談還是書面表達，在外貿交流過程中貿易雙方都需要以明確、嚴謹的態度表達自己的觀點，尤其在涉及產品相關數據、訂單合同簽約等實務中，語言的表達更需注重準確性及完整性。因此，英語表達往往表現出長句較多的情況，通常會有多個修飾性短語或詞匯，力求句意表達更為完整和精準，避免出現理解混淆的情況。同時，在涉及到糧油食品內容信息時，英語語句表達多為被動語態和一般現在時態，強調行業現象或規律的客觀性，因此偏向于學術英語格式。部分涉及法律效力的合同類文本則更為嚴謹，句式表達有著行業準則以及法律效益的限制。

二、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原則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油食品貿易持續發展，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方面已處于世界前列，是世界上主要糧油食品出口國之一。因此，我國糧油食品企業需把握好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從漢譯英、英譯漢兩個層面出發，確保英語運用發揮應有價值。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原則如下。一方面是對“漢譯英”的把握。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各實務環節中，我國糧油企業作為出口方，需要使來自海外的貿易進口方了解產品相關信息或貿易需求，為了照顧對方，我國糧油食品企業需要對特定信息進行“由漢到英”的轉換，進而推進雙方溝通和交流。在“漢譯英”的過程中，相關人員可從以下兩點出發，推動英語的良好表達：一是能夠基于文化差異將中文信息用英語表達出來。對于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來說，我國的糧油食品產品的原料、加工方法等存在同西方國家不盡相同的情況，由于我國食品種類和食品制作加工方法多樣，部分特定漢語詞匯在英語中并未直譯，會出現漢英轉換不對稱的問題。基于此，我方的翻譯人員應當在尊重飲食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翻譯法對特定詞匯進行翻譯，力求表達出中文的原意，例如CrispyPastry（鍋盔）便運用了直譯法。二是充分根據糧油食品外貿實務英語詞匯特征以及句式特征進行漢譯英的轉換，前文提到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有著專業性、簡潔性和嚴謹性特征，因此翻譯人員在將中文用英語表達出來時應當充分遵循上述英語應用特征，力求實現更高效的貿易溝通。另一方面是對“英譯漢”的把握。在報盤還盤、簽約履約、貿易融資等實務環節中，我國糧油食品出口企業除了要將我方特定貿易信息翻譯成英語，翻譯人員還需將對方的英語表達翻譯成漢語，以此幫助我國企業貿易人員進行決策。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譯漢過程中，翻譯人員需著重把握以下原則：一是英語原文內容的準確度。因為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較為專業，部分行業專業術語以及行業縮略詞等翻譯難度較高，翻譯人員如果對這些英語行業詞匯認知不夠全面，則易出現翻譯失真情況。為此，翻譯人員在英譯漢的過程中必須要全面確保英語翻譯的真實性和準確度。二是要注重譯文的連貫性。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受到貿易交流需求的影響，其英語行文邏輯以及句式結構等都存在一定的商務性，整體的連貫程度有所不足。因此，翻譯人員應當適當進行句式轉換，以方便我國糧油食品企業決策人員理解，例如，在保障英語原文準確性的基礎上根據中國語言習慣加入各類介詞和定語，利用主動句式和被動句式的轉換實現行文自然流暢，方便我國貿易相關人員更好地理解對方所要表達的貿易信息。

三、增強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英語應用價值的路徑

在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英語應用將直接關系到貿易雙方的溝通效率，甚至后續貿易的質量。現階段我方個別糧油食品企業的英語應用效果并不突出，依舊存在溝通問題。基于此，我國糧油食品行業應當注重糧油食品外貿英語的應用，注重發揮英語的橋梁作用，為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提供助力。結合該書內容并根據目前糧油食品外貿英語發展現狀，就進一步增強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價值提出以下建議：其一，基于行業發展意識，積極發展糧油食品外貿英語學科。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行業在不斷發展，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發重要，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行業的學科建設并未跟上步伐，糧油食品外貿英語學科還有待發展。為了適應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行業發展需求，我國各院校需積極樹立行業發展導向意識，將自身作為糧油食品外貿行業發展的推動者，推動外貿實務英語人才培養。各地教育部門需積極推動高等院校英語教育改革，利用政策引導等方式鼓勵院校食品專業開設外貿實務英語學科，例如以沿海城市中的食品專業院校為對象先開展試點教育，逐步推進糧油食品外貿英語學科發展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從而推動糧油食品外貿英語人才培養。其二，推動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與相關院校的合作共贏。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可選擇與當地相關院校合作，以人才資源為合作基礎，通過校企合作模式促進雙方共贏。例如，通過“訂單式”合作，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與食品院校共同制定人才培養計劃并且簽訂用人合同，企業為院校的食品外貿實務英語人才培養提供各方面資源，如資金、實習環境等，而學生畢業后即可進入企業，成為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的英語應用人員。這種校企合作的方式不僅可以增強糧油食品外貿英語學科的人才培養質量，還能為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提供英語人才。其三，利用紅利政策以及行業規范引導我國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積極發展英語方向業務。我國政府部門以及糧油食品出口貿易行業也應當承擔起深化行業英語應用的職責，促進我國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的高質量發展。例如，行業協會可推出有利于企業發展英語方向業務的紅利性導向政策，例如開設糧油食品出口貿易英語業務培訓課，指導我國糧油食品出口貿易企業設置專門的英語應用部門以及英語相關業務，全面提升企業在油脂與食品出口貿易中的英語應用質量，為實現貿易雙方的良好溝通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