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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武彬 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偵查學體系是將偵查學研究的對象具體化之后,對內容加以排列組合而形成的結構形式。對偵查學體系的研究和把握,表明對偵查學整體及其聯系的認識程度,這是進一步發展偵查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條件。換言之,偵查學體系形式上是一種知識組合,實質上是一種分析模式、邏輯結構和思維進路,以往注重的是其形式的一面,而對其實質的一面則沒有給以足夠重視,結果是偵查學體系陷入學者所謂的“螺螄殼里做道場”狀態[1]。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偵查學與法學等學科相比,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仍存在較大差距,未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我國的大部分偵查學教材、專著,還處在對黨和國家刑事政策的闡述、對法律條文和辦案程序的注釋以及對偵查實踐經驗歸納的低層次狀況,未能將偵查的實踐抽象為系統的理論范疇。不少學者仍對偵查學理論體系提出新的設想并加以論證。反思傳統的偵查學體系,目的在于發現問題,突出重圍,準備重構。①德國著名哲學家包爾生指出,所有歷史進化都是一種分化過程[2]。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偵查學體系也經歷了一個分化過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建國初,我們直接翻版了前蘇聯學者建構的偵查學體系[3],它將偵查學體系劃分為偵查技術、偵查措施和偵查方法三部分,該說一度成為學界通說,并影響至今。應當說,偵查學教科書所采用的理論體系,是偵查學體系現狀的最重要標志。

瀏覽一下我國迄今出版的偵查學教科書,就可以得出上述結論。如有的偵查學教材開宗明義指出:“依照偵查理論、偵查措施、偵查謀略、偵查程序和偵查方法的結構,構筑我國偵查學的學科結構”[4]。近年的研究雖然沒有突破這一框架,但在具體內容方面也有不少新的發展和變化。總的趨勢是:其一,物證技術從刑事偵查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新學科,并有新的發展。傳統的痕跡物證技術領域、文書物證技術領域以及新興的生物物證技術領域均有所突破[5]。其二,以探究偵查現象一般原理和基本機制的偵查學基礎理論研究被提到重要位置,在相關的偵查學教材與專著中篇幅明顯加大。其三,其他學科的基本原理被用于偵查學研究,帶動了偵查學分支學科的發展,如偵查思維學、偵查心理學、偵查邏輯學等相關學科的建立與發展[6]。這說明,我國偵查理論研究取得了輝煌成果,偵查學體系的分化仍在進行之中,但只不過尚未獲得實質性的突破。進一步說,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的偵查學體系是一種認識論范式的學科體系[7]。其主要圍繞偵查破案來對黨和國家刑事政策進行闡述、對法律條文和辦案程序進行注釋以及對偵查實踐經驗進行歸納總結,后來隨著偵查學界對偵查學基礎理論問題、犯罪規律、偵查程序等問題研究的重視和深入,這些新的范疇甚至是偵查史、刑事司法政策等問題也被納入既存的偵查學體系中。傳統的認識論范式的偵查學體系不可能給這些問題提供足夠的思維空間。于是,偵查學研究到底何去何從的感覺產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偵查學理論研究。反思與質疑之聲四起:司法實踐為什么會對目前的偵查學理論充耳不聞?難道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的同事的責任感和理解力就與我們會有這么大的區別?是實際工作對偵查學理論的要求太高還是我們的偵查學理論發展出現了問題?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偵查學理論本質上還處在我們上一代偵查學者們的認識框架中,傳統的偵查學理論體系已經無法型構作為交叉學科的偵查學的理論內容,從體系到內容突破既存的偵查學理論,已經刻不容緩。①由此,筆者主張從橫向維度與縱向維度來構建立體偵查學體系。

一、立體偵查學體系的橫向維度

在橫向維度上,偵查學可劃分為偵查哲學與偵查科學,偵查科學則可依照偵查的職能劃分為規范偵查學與方法技術偵查學。哲學、科學存在于人類社會,分別為了滿足人的智慧與知識訴求;然而它們形成之后,對于人們對每一個具體對象的思考便具有相應的方法論意義。也就是說人們面對一切具體對象,都可以分別用哲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學方法思考一個對象,是為了滿足人們對這個對象的整體認識以及這個對象在無限宇宙中的位置的把握;用科學的方法思考這個對象,是為了滿足人們對這個對象的具體構成要素及其結構特征的認識[8],進而幫助人們立竿見影地解決自身生存和發展中的實際問題。人們對于偵查這一世間現象或實踐活動,同樣可以而且必須分別用哲學的與科學的方法進行思考,從而分別形成偵查學的哲學理論、科學理論,我們分別稱之為偵查哲學、偵查科學。②

(一)偵查哲學的整體性具有克服偵查科學的形而上學性的功能

偵查科學是一種部分的理論,偵查哲學則是一種整體理論。③具體而言,偵查科學基本上是一種內部視角,即把偵查從大千世界中相當明顯地分割出來,把一分成九,掰開揉碎以了解其內部構造及其各個要素;就是說,它是從偵查之內來研究偵查,而難得一見偵查之外的世界。既有的偵查學理論研究都是基于科學理性從不同學科、不同理論層面針對偵查的有關問題來進行的,而試圖充分發揮偵查部分性功能,如偵查學目前又分化成法學領域的規范研究,方法技術領域的物證技術、法醫、法化、偵查心理、偵查思維學等諸多專業領域研究,這導致了偵查學研究的進一步專門化。這一難以遏止的進程,必然會產生將目光死盯在“專業”上之危險,結果是聯系、整體和基礎在視野中消失。也就是說,我們不怕偵查學分工太細,怕的是人們只講局部不講整體,把本來具有結構的偵查整體分解為構成它的要素。但不要忘記,“分”是為了更好地“合”。“分”雖然有助于幫助我們獲取知識,立竿見影地解決偵查實踐中的問題,但“合”才能使我們擁有具有強烈穿透力和處理問題能力的偵查智慧。人的理性總是以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事物為價值取向,總喜歡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主觀邏輯和客觀邏輯的統一。所以,當“分”有礙于這種理性訴求時,人們勢必又試圖把分開的東西“合”起來。偵查哲學是關于偵查的整體性理論,因應了“合”的理性訴求,它是一種外部視角,即把掰開揉碎的偵查各個方面加以還原,九九歸一,使之回到其所源于和存在的世界,以從整體上來把握偵查同整個世界的關系,并通過這一把握來進一步認清和感受偵查,同時也進一步認清和感受世界。①可見,要克服偵查學研究中“原子論傾向”的形而上學性,只能由偵查哲學來承擔。離開了偵查哲學的超驗視野,偵查學必然陷入狹隘經驗之中而不能自拔[9]。#p#分頁標題#e#

(二)偵查學理論的發展需要偵查哲學對偵查科學的反思與批判

哲學是一種反思的理論。反思,即對思考及其結論的再思考。黑格爾說:“反思以思想的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要獲得對象的真實性質,我們必須對其進行反思。唯有通過反思才能到達這種知識”;“感性的東西是個別的,是變滅的;而對于其中永久性的東西,我們必須通過反思才能認識”[10]。只有善于反思,才能不斷提出問題,解答問題,并對解答再次提問,如此反復以至無窮,從而推動人們對問題認識的深化。所以,有的哲學學者說,問題意識構成一切哲學發展與轉向的發動機[11]。偵查哲學是一種反思性的偵查理論,其以偵查科學知識一定的積累程度為前提,并通過思辨對實證性的偵查科學進行反思,不斷提出問題,使偵查學獲得深入持久發展的動力。康德說:“人類理性非常愛好建設,不只一次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地基的情況如何。”[12]也就是說,人類理性中包含批判性和建設性兩種屬性,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健全的理性,而其中建設性又是根本的、目的性的。人類的批判性集中表現在哲學上,而其建設性集中表現在科學上。偵查哲學與偵查科學的并立,根本上是人性的這種兩面性使然。偵查科學的建設性與偵查哲學的批判性,共同構成了人類的偵查理性。如果把這座塔比為偵查學,那么建成它的是偵查科學,拆掉它的是偵查哲學。偵查哲學之所以不只一次地把偵查科學這座塔拆掉,是因為人們希望檢討它的基礎性理念、信仰、感情,以使偵查學之塔不至于越建越歪、乃至坍塌下來。換言之,偵查科學一定是抱著對某種關于偵查的基礎性理念、信仰、感情,來建構一種旨在對偵查實踐進行指導與修正的技術體系;而偵查哲學則是通過懷疑、反思、批判、破壞偵查科學所賴以構成建構的這種基礎性理念、信仰、感情,為確立更符合人性要求的解釋模式與技術體系開辟道路。偵查哲學與偵查科學將哲學理性與科學理性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健全的理性,如果說偵查學理論研究追求的是偵查智慧,那么無疑,以偵查學理論為載體的偵查智慧只有在實現了偵查科學與偵查哲學的有機結合后才能獲得。這既是一種社會分工,也是一種理論分化,更是一種學術防疫機制和學術創新機制。因此,一個健全的偵查學理論體系,一個健全的偵查理性,不僅需要偵查科學,亦需要偵查哲學與之分立、對立與合成。

(三)偵查科學可依據偵查的職能劃分為規范

偵查學與方法技術偵查學偵查科學是近代以來,為了給刑事司法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指導而產生的,因此偵查科學是實踐科學,而不是理論科學。實踐科學不但不排斥哲學層面的考察,相反還以實踐哲學為理論基礎;不過,實踐科學的立足點和側重點卻在實踐層面上。①就作為實踐科學的偵查科學而言,其劃分是由偵查職能決定的。在這里,偵查學的職能是雙重的:一是決定偵查的目的;二是指出實現這一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偵查的目的可由以下兩個層面來觀之:一個層面的目的是在偵查方法的指導下,運用相關科學技術收集證據,準確地回溯已經發生的案件事實,及時查獲犯罪嫌疑人。該層面的偵查目的追求偵查權行使的效率與效益,歸根結底是個方法技術問題。另一層面是要限制偵查權的擴張,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該層面的目的追求偵查中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兼顧,歸根結底是個偵查法治問題,即法律規范問題[13]。由此,偵查科學要研究法律規范與方法技術兩個層面的問題,進而指出實現這兩個層面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前者可以稱之為規范偵查學,后者可以稱之為方法技術偵查學。綜上所述,就橫向維度而言,偵查學體系應自偵查哲學始,而于規范偵查學、方法技術偵查學終。完整的業經分化的偵查學體系應當包括偵查哲學、規范偵查學和方法技術偵查學三個子系統。規范偵查學要對包括立法與司法兩個既相銜接又相區別的階段進行研究,所以偵查學體系在規范偵查學的層面上應分化為立法偵查學和司法偵查學兩部分。如前所述,我們在方法技術偵查學上已經取得了矚目的成就。方法技術偵查學應繼續注重對物證技術、偵查方法以及各類偵查措施實施的技術規則的研究,并使其保持動態性、開放性,不斷汲取現代科學技術的營養來逐漸發展與完善。

二、立體偵查學體系的縱向維度及其整合

從縱向維度而言,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觀也為我們正確認識和預言偵查學體系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14]。早在20世紀80年代,錢學森從系統觀的角度揭示了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整體狀況,建立起一個開放、復雜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這個體系包括所有通過人類實踐認知的學問,目前暫分為11大部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軍事科學、行為科學、地理科學、建筑科學以及文藝理論等。“這是個活的體系,是在全人類不斷認識并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中發展變化的體系。”[15]這是從人們研究問題的著眼點的不同來對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所作的橫向劃分。在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縱向結構上,錢學森按照是直接改造客觀世界,還是比較間接地聯系改造客觀世界的原則,把每一個科學技術門類區分為: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三個層次(文藝理論的層次劃分略有不同),三個層次之間是相互關聯的。

基礎科學,是綜合提煉具體學科領域內各種現象的性質和較為普遍的原理、原則、規律等而形成的基本理論。它側重在認識世界過程中進行新探索,獲得新知識,形成更為深刻的理論。它是技術科學、工程技術的先導,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水平與實力的重要標志。技術科學是20世紀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才在科學與技術之間涌現出的一個中間層次。它側重揭示現象的機制、層次、關系等,并提煉工程技術中普遍適用的原則、規律和方法。主要是如何將基礎理論準確、便捷地應用于工程實施的學問。工程技術,側重將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知識應用于實踐活動,并在具體的工程實踐中,總結經驗,創造新技術、新方法,使科學技術迅速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學問。工程技術的發展,也必將豐富、完善技術科學、基礎科學,它是技術科學、基礎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錢學森指出:“人首先要認識客觀世界,才能進而改造客觀世界。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認識客觀世界的學問就是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等。”“改造客觀世界的學問是技術。”[15]由于人們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主體與客體、認識與實踐是辯證統一的,所以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各學科、各層次之間也存在著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內在關系。在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各門科學技術的三個層次之上,是各學科的哲學概括。這是通向整個體系的最高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橋梁。它們是:自然科學的自然辯證法;社會科學的歷史唯物論;數學科學的數學哲學;系統科學的系統論;思維科學的認識論;人體科學的人天觀;軍事科學的軍事哲學;行為科學的人學;地理科學的地理哲學;建筑科學的建筑哲學;文藝理論的美學。各門科學技術通過各自的橋梁,最易找到共同點、結合點,從而相互融通,相互促進。在這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外圍,還有大量一時還不能納入體系中的前科學的知識庫,如古往今來人們對世界的探索、認知,初步的哲學思考以及點滴的實踐經驗、不成文的實際感受、直覺、靈感、潛意識等等。對此,人們可以通過主動地在實踐中反復比較、鑒別、分析、綜合,逐漸將其中有價值的東西提升到理性認識,納入到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使之不斷豐富和發展。#p#分頁標題#e#

按照前述系統觀,在縱向維度上,作為實踐科學的、以解決問題為己任的偵查科學也應像其他一切學科一樣,從以下幾個層次來進行研究: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以及建立在上述三個層次之上的哲學概括。偵查科學的基礎科學研究,它應當是綜合提煉偵查學領域各種現象的性質和較為普遍的原理、原則、規律等形成的基本理論研究。偵查科學中的技術科學研究,它應當是側重揭示偵查現象的機制、層次關系等,并提煉出偵查工程技術中普遍適用的原則、規則和方法。偵查科學的工程技術研究,側重于將基礎偵查學與技術偵查學應用于偵查立法、司法實踐活動及偵查破案實踐活動中,并在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創造新技術、新方法,使偵查學迅速轉化為社會正義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學問。這樣,從橫向維度到縱向維度,偵查學體系便整合為立體偵查學體系(見圖1),此體系克服了傳統偵查學體系的諸多弊端,既有分化又有整合,同時具有系統性、動態性、開放性特征。在此體系下,偵查學的所有問題皆是分層次的,皆有所歸屬。立體偵查學體系分析模式清晰、思維進路開放、邏輯結構合理,這將在下文對傳統偵查學體系的反思當中得以體現。

三、對傳統偵查學體系的反思

傳統的偵查學體系雖然也認為偵查學是實踐學科或應用學科,但在分析模式、邏輯結構和思維進路上存在嚴重偏差。

(一)分析模式的混沌性

這種混沌性的要害就是缺乏分化與整合,未與現代立體思維形態相適應。一部科學史,就是一部學科體系不斷分化與重整的歷史。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16]這里的“需要”至少應包括兩方面:一是指社會實踐的需要;二是指思維水平的需要。就前者而言,社會實踐的需要一直是而且永遠是理論體系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歷史地看,社會實踐對理論體系發展的最大影響就是不斷推動著理論體系在更新的水平上重新分化與整合。“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科學技術空前發展和燦爛輝煌的時期。一大批交叉學科、邊緣學科蓬勃興起,現代科學技術愈分愈細、門類繁多。加之信息技術革命的發展,人們對世界認識的范圍日益廣闊,層次更為深入。與此同時,各學科相互滲透、相互結合的整體化趨勢也愈益增強。”[15]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也是這樣。科學體系的不斷分化和整合,說到底是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社會合作日益強化的要求。偵查學要不斷適應偵查實踐的要求,也必然需要不斷分化與重新整合。就后者而言,一定的思維水平也必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理論體系。思維科學的研究認為,早期人類群體思維的直觀、混沌性特征,表明原始思維是點的思維;古代個體思維的整體性特征,表明樸素的辯證思維是分化中的點的思維;15世紀下半葉以來個體思維重分析的特征,表明抽象思維是線性思維;19世紀以后,群體和個體思維既重分析又重綜合的特征,表明認識單一矛盾的常規辯證思維是面的思維;二戰以來,群體思維重系統研究的特征,表明常規的辯證思維已發展到立體思維這一現代形式[17]。要對事物作全面深刻的認識,僅僅依靠辯證思維的辯證分析和辯證綜合已經不能滿足需要,而必須運用立體思維的系統分析和系統綜合方法。

綜上,學科體系的不斷分化與整合,在實踐論上源于社會分工與合作的不斷發展,在認識論上基于思維的不斷分化與整合。所以,偵查學理論的分化程度與整合程度,既要與偵查實踐相適應,又要與現代立體思維水平相適應。運用立體思維對偵查進行研究,就是對于偵查現象進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多學科、多手段地考察、研究,力圖真實地反映偵查思維對象的整體以及和其周圍事物構成的立體畫面的思維形式。同樣,立體思維絕不忽視偵查的各個單一層次,但它著力于這些單一層次在運動中的相互聯系或先后相繼。這樣思維獲得的有關偵查的成果,必然是綜合的或整體性的。①在現代立體思維下,偵查學研究既要以科學之態度將偵查系統分解,把一分成九,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又需要以哲學的態度將分解研究加以整合,九九歸一,恢復其本來面目,并將其作為一個子系統放在本來與之聯系的事物中加以全面、整體、動態考查,以克服系統分析研究帶來的偏差。②前者是在偵查之中看偵查,是偵查研究中的系統分析與建構;后者是在偵查之外看偵查,是偵查研究中的系統綜合與反思批判,二者應同時存在于偵查學的研究中,并行不悖。這樣一來,偵查學體系應是立體的,分層次的,既有偵查科學的系統分析,又有偵查哲學的系統綜合;既有偵查科學的建構,又有偵查哲學的反思批判。在立體偵查學體系下,每一個子系統均具有不同的立足點與理論功能,其理論體系都有內在的邏輯體系與外在精致的表現形式。由此,立體偵查學體系克服了傳統偵查學體系的兩大弊端:一是將規范偵查學與方法技術偵查學明確區分;二是將立法偵查學和司法偵查學明確區分,原來混沌的偵查問題便可以被立體化、多元化對待。這樣一來,偵查研究涉及的所有問題在立體偵查學體系中皆有所歸屬,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分層次的,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在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時,均能找到理論的出發點與立足點,不會將偵查規范問題中的立法問題與司法問題雜糅在一起研究,或是將偵查方法技術與偵查規范問題雜糅在一起進行研究,這既避免了學術精力與資源的浪費,又避免了研究成果成為騎墻理論的尷尬局面。

傳統的偵查學體系所表現的混沌性,從思維方式角度看,就是點的思維、線的思維、面的思維支配著整個偵查學體系,而看不到立體思維的地位。比如點的思維問題。傳統偵查學體系給人的最大感受就是,不知道這一體系是立基于方法技術論還是立基于規范論,抑或立基于方法技術論和規范論之間。以傳統偵查學體系中的偵查概念為例,學者大都立足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82條相關規定將偵查界定為:偵查機關為收集證據、查明案情、查獲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性措施。首先,這種方法論的偵查定義把表現為法律運動過程與方法技術應用過程的偵查問題凝固為一個抽象的點來研究;這個點僅僅是一種刑事立法結果,而這個點之前的立法過程、制度建構和這個點之后的方法技術創新等都在思維之外。換句話說,偵查概念通說停留在一個點上,至多不過是做到了與生活中人們直觀形成的偵查觀相照應;而對偵查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方法技術應用與創新來說,它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有意義的信息。其次,現行偵查概念的界定把偵查看做是平面的,偵查概念必然缺乏層次性,從而成為一種抽象和靜止的東西,不可避免地一腳踏在規范領域,一腳踏在方法技術領域,并將本不是同一層次上的“本質特征”混合雜糅在一起,思維上總的特點是缺乏動態性和立體性。而偵查理論的展開,有賴于科學的偵查概念建立。“對于同一類事物,人們可以形成幾種不同的概念;這些不同概念的內涵,分別地反映同一類事物不同方面的特有屬性。”[18]我國著名學者張東蓀曾言:“我以為凡是概念,其功用都在對付我們自己。詳言之,即概念所代表的并不是對象的自身,乃只是我們對于對象的觀察,亦就是我們對付他的態度。所以,我主張每一個概念就是我們對于對象的反應態度之一組。”[19]針對客觀存在的偵查這一思維對象,我們宜分別以規范與方法技術層面“態度”來對待,形成不同的概念來揭示其在規范層面與方法技術層面不同的質。①在立體偵查學體系分化組合分析模式下,構建偵查的規范概念與方法技術概念,并分別在其上展開偵查規范理論研究與方法技術理論研究,正是這種區分的邏輯要求。但由于傳統偵查學體系不是立體的,所以沒有給偵查概念分化提供理論空間。此外,點的思維不僅使偵查立法與偵查方法及技術創新被排除在理論體系之外,還使得偵查理論與司法實踐的要求相去甚遠,往往是理論上洋洋萬言,實踐中不知所云,更嚴重的是使偵查學的理論思維受到了束縛。#p#分頁標題#e#

再如線性思維問題。線性思維表現為思維的割裂性。應當承認,傳統偵查學盡管強調其應用學科性質,但僅僅是一種平面單質的刑事司法科學體系,而沒有給偵查立法提供什么理論基礎和技術指導。事實上,偵查立法實踐的研究是一項十分繁復的理論工作,偵查哲學和方法技術偵查學都不可能對此進行專門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立法偵查學比司法偵查學更重要,因為沒有正義的立法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偵查領域需要研究的問題本身就是分層分類的,偵查學體系應當有所分工,否則,在方法技術論的偵查學中不得不分出精力和篇幅涉及偵查的立法問題、司法問題乃至于犯罪學的事實問題、刑事政策問題和偵查哲學問題等,結果是什么都想研究,什么都研究不好。傳統偵查學這種平面單質的體系,不可能為以上問題的研究提供多大的理論空間。如在狹小的平面單質體系縫隙中加入某種程度的偵查哲學研究,這種研究就不可能是充分展開的。許多偵查教科書的前面都有關于犯罪本質乃至偵查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的論述,而這種論述一方面十分單薄,另一方面對后面的偵查程序和方法技術操作幾乎派不上用場,于是成了一個沉甸甸的理論裝飾物。這種裝飾物對整個偵查學體系往往還產生某種負面導引。最典型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辯證統一說”。“辯證統一說”與所謂“主客觀一致”、“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諸如此類的“原則”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用哲學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或者倫理的抽象展開來代替偵查學本身的規范、方法邏輯與論證以及代替偵查運行的實際規則。這些原則完全偏離了規范與實踐的目的,使尋找新的方法技術改進者與制度創新者不知所云,司法機關更是無從下手適用;可以說這些原則出現的地方,基本都是理論上說不清或者自相矛盾的時候,用這類原則來代替偵查學中的定量研究是目前偵查學研究中形式繁榮、以數量代質量和偵查學理論與司法實踐脫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國偵查理論發展的重大障礙。如果這些東西可以代替科學、規范地論證,那么我們的偵查學者就應當退出這一講壇,而讓位于哲學家、政治家或者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對于這些問題的掌握要比我們高明得多。上述情況表明,偵查體系如果不在分化的基礎上整合,就必然使分析模式出現混沌性。

(二)邏輯結構的矛盾性

這種矛盾性的要害就是偵查理念、偵查原則以及偵查規范、規則之間的不相容。如上所述,由于對偵查學性質和職能的片面性認識,傳統偵查學體系產生兩大弊端:一是將規范偵查學與方法技術偵查學混為一談,二是將立法偵查學與司法偵查學混為一談。而這種分析模式的混沌性勢必引致邏輯結構的矛盾性。例如,有人從偵查屬性———偵查目的———偵查構造角度將傳統偵查學中業已存在的偵查理念作了梳理,將其歸結為“專政活動說———打擊敵人———敵我斗爭模式”、“認識活動說———查明真相———實事求是模式”與“執法活動說———公平正義———正當程序”三種[20]。而綜觀許多偵查學著述,或是仍然固守落后的專政打擊說,或是錯位將不同的偵查理念雜糅在一起,這就造成了觀察點的紛亂、誤置和隨意調換,造成研究結論的邏輯矛盾、雜亂無章甚至完全錯誤。再如對偵查原則的論述中,論者往往將本屬于不同層面的法律原則與技術原則混為一談,作為規范偵查學中的偵查原則,即偵查法律原則,其調整的側重點是尋求追訴犯罪過程中如何按照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來規范偵查機關的權力,正確處理偵查過程中控、辯、裁三種職能的關系,以實現追訴犯罪過程中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平衡問題,實乃偵查權的限制。作為方法技術偵查學中的偵查原則,即偵查方法技術原則,其著眼點在于如何更有效率地行使偵查權,實現偵查效益的最大化,以有效發現和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嫌疑人,查清案件事實,實乃偵查權的擴張。限縮的偵查法律原則無法單獨承載擴張偵查的技術規范與技術規則,擴張的偵查技術原則亦無法單獨承載限縮的偵查法律規范與技術規則。當然,偵查的實踐理性是合,即偵查實踐是法律問題與技術問題的統一體,體現偵查權擴張與限縮的緊張關系,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割裂。但作為學術研究,只有在立體思維下對偵查的法律與技術的層面分別有了深入認識后,才能更好地將其還原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即是一個合———分———合的否定之否定研究進路。傳統的偵查學體系,局限在初級的、混沌的合的階段,所以無法正確解決偵查學研究中存在的“雙重人格”矛盾問題[21]。其實存在雙重人格并不是問題,因為偵查本身就要實現兩個相互矛盾的價值目標:犯罪控制與保障人權。關鍵是如何在偵查中實現二者動態的平衡。可怕的是人格分裂了,這表現為研究者在規范與方法技術之間游走不定,不知道其是站在哪個角度、哪個立場。傳統偵查學中許多混亂使用的概念正是以上缺陷的例證。僅以偵查學著述中經常混淆使用的偵查行為與偵查措施為例,二者到底是何關系?其內涵和外延有何不同?有人認為偵查行為等同于通說意義上的偵查措施[22]。有人認為偵查行為在外延上小于偵查措施,有人認為偵查行為的外延大于偵查措施[23]。筆者認為,如果不將二者置于立體偵查學體系下來認識,任何區分都有自說自話之嫌。偵查行為與偵查措施在外延上雖有重疊,但二者的理論功能和著眼點是不同的:偵查行為是規范偵查學下的范疇,作為偵查權行使的具體表現內容,其鄰近屬是法律行為,是從人權保障的立場出發,立基于程序正當、人權保障來規范調整偵查權運行的,是偵查權的限縮;而偵查措施是方法技術偵查學下的范疇,其鄰近屬是偵查方法,是從犯罪控制的立場,立基于有效收集證據、查獲犯罪嫌疑人的方法與技術來界定的,是偵查權的擴張。由此觀之,二者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取代。傳統偵查學中立足于偵查措施概念來論述偵查規范問題,或立足于偵查行為概念來論述偵查方法技術問題在邏輯結構上是矛盾的。

(三)思維進路的封閉性

這種封閉性的本質就是缺乏系統的觀念和方法。這種封閉性同樣也是由于對偵查學性質和職能的片面性認識決定的。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的近代科學的發展,分化的趨勢一直居于主導地位。這種抽象的、局部的和分化的思維方法,使得各種經驗科學得以建立,而近代科學發展的日益數量化、體系日益公理化、方法由定義定性分析轉入定量分析,而大大精確了人類的認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該種思維方式的割裂性、孤立性和片面性,使得本是互相聯系的科學失去了應有的聯系。各門學科成了一些互不聯系、各成一體的封閉體系,都只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去認識事物,而不互相配合、互相補充,因而使得單一、定型化的線性思維、平面思維占據了統治地位。而立體思維的提出便成為人類思維發展的必然。立體思維也叫整體思維或空間思維,它是在時空思維中,對于認識對象從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多學科、多手段地考察研究,力圖真實地反映認識對象的整體以及和其周圍事物構成的立體畫面的思維方式。它從思維對象的本來面目出發,努力反映思維對象的外在全貌、內在多極和全部規定性,克服了抽象、局部、分化性思維的片面性,全面動態體現現代科學的整體化走向,真正反映和把握了思維對象,它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有效的思維方式。在刑事科學理論研究領域,也要順應思維科學發展的規律,實現思維方式的轉變,即由抽象、局部、分化性的面式、線式思維向立體思維轉變。#p#分頁標題#e#

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開始了影響深遠的第三次技術革命,自然科學正向深度和廣度兩個方向飛速發展。自然科學各學科廣泛滲透,相互影響,日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的、完整的科學體系。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等現代方法的出現,正標志著人類認識進入了從事物的整體聯系和發生、發展過程來系統考察物質世界的立體思維時代。要對事物作全面深刻的認識,僅僅依靠辯證分析和辯證綜合已經不能滿足需要,而必須運用系統分析和系統綜合的方法。系統分析和系統綜合對偵查學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將偵查學作為刑事法學學科群這一母系統的子系統之一,同時偵查學又由若干子系統組成。從偵查學體系的現狀看,其未順應刑事一體化的發展潮流,具有明顯的封閉性,缺乏系統性。

有學者深刻指出,“刑事法活動本來就是血肉相連的整體性活動,我們根本找不到相互割裂開來的刑法活動、刑事訴訟法活動、刑事執行法活動,它們只能在人們的思維中存在。”而由于線式思維和面式思維在我國長期占統治地位,把刑法、刑事訴訟法、刑事執行法等各個屬于刑事法的學科、側面加以人為的分割,形成了刑事法領域各分支學科“老死不相往來”的奇怪格局。而尤以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分割為甚。如此割裂與封閉也體現在偵查學研究中。長期以來,在規范層面,偵查學側重于偵查程序研究,而偵查中的刑事實體法問題研究卻付之闕如。在傳統偵查學理論研究中,根本看不到犯罪構成理論的地位。犯罪構成作為一種歷時性的定罪模式,是一種兼容實體與程序的模式,或者說是以實體面貌體現程序意義的模式[24]。傳統的犯罪構成模式“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體”的邏輯體系,就是在回答偵查實踐中具有普遍意義與內在邏輯的四個問題,即發生了什么,是誰所為,因何而為,危害何在。因而犯罪構成理論與偵查實踐是高度契合的,偵查實踐根本無法回避犯罪構成理論的指導:立案階段要判斷有無犯罪事實發生;決定實施強制措施時要對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行為的性質及危害性進行預斷;進行專門調查工作時要指導偵查人員收集證據;到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時要對涉嫌犯罪的危害行為的定性定量判斷等。

再如,從方法技術的角度而言,不同類型的犯罪因其構成要件特點而有其相對特殊的偵查方法,如目前學界關注較多的職務犯罪偵查。但筆者注意到既有的案件偵查研究基本上是以故意犯罪為藍本的,而過失犯罪偵查卻鮮有人系統論及,難道僅僅因為過失犯罪中事實相對清楚、犯罪嫌疑人相對明確而覺得研究意義不大?恰恰相反,過失犯罪有其固有的特質與規律,有些過失犯罪偵查絲毫不比故意犯罪偵查容易,如重大責任事故中涉嫌過失犯罪的偵查,①從現場勘查、技術檢驗與鑒定到現場分析都迫切需要系統的偵查理論指導。但由于傳統偵查學體系思維進路的封閉性,未以系統的觀念來指導案件偵查研究,以故意犯罪偵查研究來取代過失犯罪偵查研究,導致過失犯罪偵查理論的缺失。慶幸的是有的學者認識到了傳統偵查學中思維進路封閉性缺陷,王傳道先生曾強烈呼喚偵查學理論研究必須與時俱進。應組建偵查學理論研究隊伍,加強偵查學基礎理論研究[25]。有學者也在批判了將偵查學研究理解為教人破案的所謂“理論聯系實際”的進路后,不無擔憂地指出:“偵查學研究者千萬不要畫地為牢”,“切不可自信和滿足于偵查學科的完備和自治”,“而應該多路徑、多學科、綜合性地在偵查之外看偵查的開放性研究路徑。”[26]思維進路的封閉性,是造成好多學者提到的那種偵查學研究剛剛起步就固步自封的原因之一。近年來我國偵查學理論中的洋洋大觀、汗牛充棟的科研成果大多應用性居多,重復性居多,哲理性、基礎性的較少,因此,便存在著表面繁榮下的膚淺、不足的危險和危機,而這種危險和危機往往又被表面的繁榮所掩蓋,從而使人們往往難以察覺或不愿察覺,從而造成隨著時間的推移,眾多的偵查學理論成果或因社會生活變化而成為過眼煙云,銷聲匿跡,或因法律的修改而成為歷史的“古董”,甚至是廢紙一堆,能經得起歷史老人的敲擊而錚錚作響的具有價值的偵查學理論中的“舍利子”者,寥寥無幾。可見,傳統偵查學體系限制了偵查科學的理論思維空間。傳統偵查學體系對偵查學性質和職能理解的片面性,與其思維方式的非立體性或非系統性,共同決定了思維進路的封閉性。當今偵查學研究應當盡量以系統的思維方式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先進成果與科學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使偵查學研究的思維進路保持通暢。雖然偵查學已逐漸成為一門學科化、專門化的學問體系,偵查學研究者也因為社會分工之影響而成為專門的偵查學研究群體,但這絕不意味著對偵查學研究者開放的學術視野的人為分割。因此,偵查學研究者要擺脫“就偵查論偵查”、“就破案論破案”的研究模式,否則不可能深入到偵查的本質領域。

為什么傳統的偵查學體系有如此弊端,還能夠長期支配我國偵查學研究呢?為什么早就有人對傳統偵查學體系進行反思,可是傳統理論體系卻遲遲不能突破呢?這確實值得深思。一種“學”的建立應該是對其研究對象有了理論與方法的自覺之后才有可能[27]。而反觀長期以來支配偵查學研究的范式,筆者認為思維方式的陳舊和滯后僅是一種表面原因,偵查學長期未能獲得學科的獨立品格恐怕才是深層次的癥結。新中國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政治措施后,開始了自上而下地按蘇聯模式展開的法學政治化改造運動。偵查學研究者沒有努力去探索一種植根于本土的偵查學科,而只是簡單地照搬了蘇聯維辛斯基時代的偵查學研究成果。嚴謹科學的偵查學理論的“專業槽”尚未建成,所以根本談不上偵查學理論與方法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