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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雪婷 單位：吉林財經(jīng)大學法學院
我國刑事法典中并沒有關于刑罰目的的直接表述，通說認為，刑罰目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國家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所要達到的目標或效果”。［2］學界一直存在著對該問題的熱烈探討。放眼今后，“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fā)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diào)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xié)調(diào)，人民內(nèi)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xiàn)……社會秩序良好……社會保持安定團結……”［3］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定有序、社會秩序良好乃是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有關法治建設的基本要求，當然也是刑事法治建設的基本要求，刑罰的實施也應以此為根本目的。具體應體現(xiàn)為:
(一)刑罰的設置與實施應使國民感受到公平與正義人類社會對公平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那時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淳樸觀念是報應主義刑罰觀的雛形。但現(xiàn)代社會，做到“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并不現(xiàn)實，我們能夠做到的是通過設置相應的刑罰，使得刑罰給犯罪人帶來的痛苦與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給社會其他人帶來的痛苦程度大致相當。如果對犯罪行為不予懲罰或者懲罰的程度不能夠平復犯罪對社會民眾善良情感的傷害，那么，整個社會的正義感、公平感必然蕩然無存。因此，設置刑罰的目的理應包含對犯罪分子的懲罰，這是實施刑罰的第一層次目的。［4］如果將刑罰的懲罰性目的全部剔除，而僅剩教育、改造甚至治療的目的，那么人們一定會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罪犯實施犯罪后沒有受到任何身體上的痛苦，其所獲得唯一后果卻是免費受教育的權利時，刑罰存在的意義何在?［5］當然，給犯罪人造成身體上痛苦的刑罰方式為古代人治社會所特有，在倡導保障刑事犯罪人人權的今天，早已沒有“身體上的痛苦”這種刑罰方式的存在余地。同時，刑罰目的應該是多層次的，懲罰性目的應作為其中一方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懲罰的程度應與犯罪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犯罪人的責任相適應，否則，將是不必要的懲罰，這是公平與正義的基本體現(xiàn)。
(二)刑罰的實施應以預防犯罪、保衛(wèi)社會安全為目的犯罪行為由犯罪分子具體實施，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使犯罪分子得到應有的懲罰，以此作為犯罪分子破壞社會秩序的代價，安撫被害人及其家屬，滿足國民本能的追求正義的善良情感及對惡的報應性欲望。然而，如果一味的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使其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反而會加重其內(nèi)心反社會的對抗情緒和人身危險性。所以，刑罰的實施不僅要以懲罰為目的，更應從預防再犯的角度，對犯罪分子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和必要的勞動改造，并針對其心理狀態(tài)、人格特征和犯罪的具體原因，采取個別化的矯正措施，使他們從被迫接受改造轉(zhuǎn)向自覺進行改造，消除犯罪意識，不再威脅社會安全、破壞社會秩序，進而達到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但是，威脅社會安全的不僅僅是具體實施犯罪行為的犯罪分子，還包括意圖實施犯罪的人，具體包括犯罪后未得到有效改造的、多次實施違法行為的、多次受到刑罰處罰的危險分子和有某種犯罪傾向的不穩(wěn)定分子以及具有私人復仇傾向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對這類人員，就要通過對具體犯罪分子適用刑罰，進而威懾、儆戒他們，防止他們走上犯罪道路。［6］具體而言，就要通過制定、適用和執(zhí)行刑罰，使這類人直觀地看到犯罪分子由于實施犯罪行為而承受的痛苦以及國家、全社會堅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決心，從而產(chǎn)生心理上的自覺強制力，達到刑罰一般預防的目的。
二、正視刑罰功能的局限性、摒棄重刑主義思想
(一)刑罰功能的局限性
客觀情況是，低水平的犯罪率會促進構建和諧社會的步伐加快，“和諧社會”與“零犯罪率”并非是同義詞。正如迪爾凱姆所言，犯罪不僅見于大多數(shù)社會，而且見于所有類型的所有社會，只要將犯罪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nèi)……這個社會仍然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7］因而，我們必須承認犯罪的客觀存在性及其必然性。維護安定的社會秩序單單依靠刑罰是不夠的，刑罰有其自身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1)當出現(xiàn)大范圍的違法犯罪時，刑罰的預防效果難以發(fā)揮。俗話說“法不責眾”，社會成員在行為模式上存在從眾心理，當出現(xiàn)大范圍的違法犯罪時，人們也同樣存在這種心理，對刑罰的畏懼感就會大大減弱，因為他們知道，法律不可能懲罰每個或者絕大多數(shù)的社會成員，歷史上所發(fā)生的每次大規(guī)模社會動亂都是這種情況的真實體現(xiàn)。此外，對于沖動型的激情犯罪以及職業(yè)犯罪者來說，刑罰的威懾效果也是幾乎不存在的。(2)刑罰的威懾效果具有短期效應的特點。作為普通民眾來講，絕大多數(shù)人不實施犯罪并非是出于對刑罰的畏懼。制約個人行為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法律規(guī)范以外，還有道德、良知和內(nèi)心的善良本性等等。但對那些由于各種原因而實施犯罪的人，刑罰的威懾效果對他們來說并不明顯、甚至是一過性的。我國建國以來搞過幾次嚴打?qū)ｍ椂窢帲梢哉f嚴打期間，相應犯罪率明顯降低，但專項斗爭結束后，相應犯罪率又有回升。再如，美國曾經(jīng)暫停執(zhí)行死刑，在此之后于1977年7月又首次公開執(zhí)行死刑，一周之內(nèi)殺人犯罪率比前一周下降百分之十，短短兩周不到竟又超過了原來的水平。［8］因此，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單單靠刑罰的威懾作用是遠遠不夠的。
(二)重刑主義的現(xiàn)實弊端
歷史地看，我國有著重刑主義傳統(tǒng)。雖然歷朝歷代都有統(tǒng)治者施仁政、大赦天下、休養(yǎng)生息的時期，但僅限于“新國用輕典”。①“輕典”是相對而言的，刑法仍干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死刑中諸如車裂、腰斬、凌遲等酷刑仍扮演主要角色，對各種犯罪行為處罰相對輕于刑罰最嚴酷時期，但重刑仍占據(jù)主要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矛盾突出，這對我黨領導集體是一個嚴峻的考驗。20紀80年代初期，為了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建立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針對犯罪的高發(fā)態(tài)勢，黨中央下發(fā)了開展嚴厲打擊犯罪專項行動的決定，行動開展一段時期后，社會秩序明顯好轉(zhuǎn)，但同時刑訊逼供、任意拔高處罰標準、重結果而輕程序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與法治理念背道而馳，社會秩序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zhuǎn)，受到專項治理的犯罪并沒有就此保持低發(fā)態(tài)勢。專項治理期間，情節(jié)類似、危害程度相近的犯罪行為得到的處罰結果往往比平時嚴重得多，甚至不該以犯罪論處的行為也被定罪判刑，這種狀況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刑罰裁判無法使犯罪人信服，重刑的實施不僅耗費大量司法資源，無法徹底改造犯罪人，相反增加了犯罪人內(nèi)心的反社會情緒，再次為社會秩序注入了不安定因素。目前，重刑仍是我國現(xiàn)行刑法的特點之一，刑法分則中設置有55個死刑罪名，其中很多屬于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雖然目前我國已經(jīng)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取而代之以死刑的緩期執(zhí)行，再與之銜接的便是無期徒刑，因此，實際執(zhí)行的終身或長期自由刑案件數(shù)量增加，刑罰結構仍然偏重。事實證明，死刑等重刑的適用與犯罪率的降低并無直接聯(lián)系，過度設置重刑，反而會使刑罰的效能貶值。因此，“重刑”及“嚴打”不能勝任構建和諧社會、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時代重任。#p#分頁標題#e#
三、促進刑罰觀的國際化轉(zhuǎn)變
(一)刑罰是為保護國民自由而存在的，而非政治統(tǒng)治的工具如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經(jīng)歷過封建君主制一樣，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也經(jīng)歷了漫長的封建帝制的統(tǒng)治，其集權的程度甚至要超過歐洲的前資本主義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經(jīng)濟結構的單一和社會階級矛盾的尖銳使得國家權力空前擴張，刑罰的設置是為階級斗爭和推行社會政策服務的，其政治色彩仍然強烈。一段時期內(nèi)我國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國民服從管理的意識突出，因此當為滿足特殊需要而出現(xiàn)超法律規(guī)定的裁判時，人們往往習以為常，全然沒有個人權利意識。［9］此時，西方國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個人權利意識是人們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也早已分離。經(jīng)過了一段時期的階級斗爭，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得到了穩(wěn)固，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卻大大限制了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速度。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其目標是建立、健全市場經(jīng)濟體制，以此為經(jīng)濟基礎，我國高度一體化的社會結構也開始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元分立進程。法治社會的發(fā)展目標使得人們的法律意識增強，國民的個人權利意識萌發(fā)。國家是國民權利的保護者，而不再是任意侵犯國民個人生活和個人權利的統(tǒng)治者，刑法為國家權力行使的范圍劃定了疆界。刑罰當然不再是政治統(tǒng)治的工具，其存在的意義在于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保障國民自由，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和諧共存。
(二)樹立人權保障優(yōu)先、兼顧社會保護的刑罰機能觀誠然，國家通過發(fā)動刑罰權對犯罪進行懲處，進而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這是刑罰社會保護機能的體現(xiàn)。我國是有著重刑主義傳統(tǒng)的國家，在刑事司法領域重實體(結果)輕程序的狀況也已成為學界共識，為了追求案件結果的公正性，犯罪人在整個訴訟程序中的個人權利無法得到切實保障，而刑罰的設置與實施往往注重對犯罪人的刑罰效果，忽視對犯罪人個人價值和權利保護的關注。在當今國際社會倡導人權保護的大環(huán)境下，聯(lián)合國刑事司法準則也同樣確立了以人權保障為主導的價值理念，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也必然要以此為指導，貫徹人權保障優(yōu)先、兼顧社會保護的刑事司法制度準則。作為刑罰制度而言，從刑罰的設置到執(zhí)行同樣要遵行人權保障優(yōu)先理念的指引，杜絕一切嚴酷的、不必要的刑罰，做到刑責相稱。在刑罰執(zhí)行的過程中，應當破除“人民專政、處理敵我矛盾”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觀念，設立刑罰執(zhí)行的人性化輔助機制，在懲罰犯罪人的同時，還要注重對犯罪人的人本主義關懷，切實保障犯罪人的人權。
(三)正視刑法之謙抑性，確立刑罰寬和化之理念對刑法謙抑性的表述，普遍認為由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最早提出，他認為:“即使行為侵害或威脅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須直接動用刑法，可能的話，采取其他社會統(tǒng)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說，只有其他社會統(tǒng)治手段不充分時，或者其他社會統(tǒng)治手段(如私刑)過于強烈，有代之以刑罰的必要時，才可以動用刑法。此為刑法的補充性或謙抑性。”［10］陳興良教授認為:“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11］張明楷教授指出，刑法謙抑性是指刑法應依據(jù)一定的規(guī)則控制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即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guī)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guī)定較重的制裁方法。［12］由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來看，刑法謙抑性的內(nèi)涵應包括兩個方面:(1)刑法在適用范圍上應受到嚴格限制，應在調(diào)整社會關系的措施體系中處于補充地位。(2)在刑罰適用程度上，應與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相適應，超過此程度的便是不必要的刑罰。刑法謙抑思想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得到進一步的認可、承傳。與之相適應，當今國際社會，興起了非犯罪化、非刑罰化的立法潮流，加強對刑事立法權的制約，取而代之以其他社會政策和管理手段。
基于我國社會處于轉(zhuǎn)型時期、很多社會制度尚待進一步健全、成熟的特殊國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的做法并不可取。然而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所體現(xiàn)出的刑法謙抑的指導思想是我們所應當汲取的。具體而言，在刑罰制度改革過程中應當樹立刑罰寬和化之理念，在足以懲治犯罪的前提下使刑罰的設置逐步走向輕緩。正如張明楷教授指出:“輕刑化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的結論，并不意味著任何時代、任何條件下刑罰都越輕越好，不意味著可以超越時代實行輕刑化。因為刑罰是應當嚴厲還是應當輕緩取決于時代的平均價值觀念、取決于國情、取決于本國人民群眾的物質(zhì)、精神生活水平。”［13］“就我國目前來看，對謙抑主義的強調(diào)，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對這一理念的推廣來改變?nèi)藗儗χ匦痰囊蕾?hellip;…從而達到我國整體的刑罰適用放到一個理性層面的目的。”①因此，在刑罰制度改革過程中，刑罰理念應向刑罰寬和化的方向轉(zhuǎn)變。
四、確立以社會學為視角的社會學刑罰觀
(一)社會學刑罰觀確立之必要性
歷史地看，犯罪的產(chǎn)生具有必然性，正如意大利犯罪社會學家菲利所言:“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chǎn)生是由于其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zhì)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fā)展相適應的。”［14］馬克思認為，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tǒng)治關系的斗爭”。因此，只要有統(tǒng)治、有個體必須服從的管理，犯罪就會存在，除非人類社會高度文明，社會成員具有極高的自我約束能力，人們永遠不會侵犯他人的利益，相互之間和平相處，世界打破國家界限，利益高度一致，不存在私利的沖突。這樣的景象雖然美好，但似乎離我們還很遙遠。因此，要徹底根除犯罪是不切實際的。法國學者卡斯東•斯特法尼將犯罪原因劃分為內(nèi)因和外因，內(nèi)因即一個人生來俱有的特征以及后天所得的特征，如病理上的遺傳、性別、吸食等;外因即為犯罪提供各種機會的諸種因素，包括自然環(huán)境、人口環(huán)境、經(jīng)濟環(huán)境等。［15］既然犯罪行為是由社會內(nèi)在的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依靠單一的刑罰措施防治犯罪顯然是不夠的，對犯罪的防治除了要從法學的視角出發(fā)以外，還應從社會學等方面進行考量，形成多層次、立體化的犯罪防治理念，注重對犯罪人的再社會化，以期達到良好犯罪防治效果，這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nèi)在需要。#p#分頁標題#e#
(二)社會學刑罰觀釋義
龍勃羅梭提出的“天生犯罪人”理論認為，某部分人由于具有某些生理上的特征使得他們天生必然是實施犯罪的人。這種論斷雖然具有極大的偏激性，但其深層次蘊含著對犯罪人自身因素與犯罪的產(chǎn)生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的啟示性含義。而人的自身素質(zhì)的優(yōu)劣與“天生”并無實質(zhì)關系。古語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就說明人天生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并無不同，而由于后天接受的教育以及所處環(huán)境的不同導致個人的習慣以及體現(xiàn)出來的素質(zhì)有很大的差別。而教育以及環(huán)境對于一個人的影響實際上就是社會心理學上所講的人的社會化。著名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家E•弗洛姆(E•Fromm)把社會化(socialization)定義為，“社會化誘導社會的成員去做那些要使社會正常延續(xù)就必須做的事”，是“使社會和文化得以延續(xù)的手段”。前蘇聯(lián)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認為，社會化是一個兩方面的過程，一方面是個體通過加入社會環(huán)境、社會關系系統(tǒng)的途徑掌握社會經(jīng)驗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個體對社會關系系統(tǒng)的積極再現(xiàn)的過程。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社會化有兩個任務:第一，是使個體知道社會或群體對他有哪些期待，規(guī)定了哪些行為規(guī)范;第二，是使個體逐步具備實現(xiàn)這些期待的條件，自覺地以社會或群體的行為規(guī)范來指導和約束自己的行為。由此，我們可把社會化定義為:社會化是個體通過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適應并吸收社會的文化，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的過程。具體說來，社會化包括很多方面，如政治社會化、道德社會化、性別角色社會化等。［16］除此之外，還應包括法社會化，即個體通過主動或被動地對法規(guī)范和法律文化的學習和內(nèi)化，從普通社會成員成長為能夠自覺地用法律規(guī)范來指導和約束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人的過程。［17］有一部分人的法社會化過程失敗，成為犯罪分子。對于犯罪分子，需要通過刑罰來進行懲戒。刑罰通過使犯罪分子切身感受到痛苦并從內(nèi)心產(chǎn)生對刑罰的畏懼，進而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處以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除外)。然而，自由刑(尤其是長期自由刑)使犯罪分子與社會脫節(jié)，其據(jù)以學習、改造的信息往往只來源于監(jiān)管場所內(nèi)，他們除了被動地接受法律、文化、技能的再教育，并無法與社會大環(huán)境形成良性的互動。他們無法體會到社會的接納，社會往往也不愿再了解他們的價值，在他們內(nèi)心始終有著被貼上標簽的強烈自卑感，刑滿釋放后很難再融入到主流社會中，并為再犯埋下隱患。刑罰的目的除了懲罰犯罪人、預防再犯并警示其他社會成員不要以身試法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期望其最終能夠還原成一個正常的、對社會有用的社會成員，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實際上需要對犯罪人進行再社會化。然而如果單單依靠刑罰，無法對犯罪分子進行最大程度的再社會化，也就無法徹底改造犯罪人。因而，應將傳統(tǒng)的主流刑罰觀與社會化理念相結合，形成社會學刑罰觀，即認為刑罰不僅應具有懲罰犯罪人并在一定程度上預防犯罪的作用，還應在其制度體系中體現(xiàn)出對犯罪人再次社會化的功能，以此觀念指導我國刑罰制度的改革及對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三)恢復性司法理念———社會學刑罰觀的現(xiàn)實體現(xiàn)
刑事司法代價高昂、犯罪人改造效果不理想、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始終沒有主體地位的體現(xiàn)，這些都是傳統(tǒng)刑事司法模式和自由刑帶來的諸多弊端。20世紀70年代以來，恢復性司法在西方國家逐漸興起，并于90年代開始在西歐、美洲、亞洲及大洋洲的一些國家得到不同程度的發(fā)展和應用。［18］近幾年，我國刑法學界也對恢復性司法相關問題賦予了廣泛的關注和探討。關于恢復性司法含義的表述，國內(nèi)外存在諸多的爭議。英國犯罪學家托尼•馬歇爾認為，“恢復性司法是與某一特定的犯罪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各方會聚一起，共同解決如何處理犯罪后果及其對未來的影響問題的過程。”［19］這一表述在國際上被廣泛接受。同時，約翰•布雷斯韋特進一步揭示了恢復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他認為恢復性司法要恢復的對象是被害人、加害人和社區(qū)，其內(nèi)容包括財產(chǎn)損失、人身傷害、安全意識、尊嚴、權利意識、民主、和諧和社會支持。［20］由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恢復性司法旨在構建一種全新的刑事案件解決機制，跳出犯罪是對國家利益的侵害這一固有思維模式，將所有受犯罪侵害方均納入到案件解決程序中來，充分尊重各利益方尤其是受害人對犯罪人的態(tài)度，重視社區(qū)對犯罪人的矯正功能以及犯罪人自身價值的再體現(xiàn)，最終目的是使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得以重新恢復。這一理念也恰好迎合了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主題。然而，筆者認為，恢復性司法并不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犯罪，比如應處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犯罪行為等。但是，無論對哪類犯罪人，其再社會化過程必須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應充分肯定和適當吸收恢復性司法理念中的社會學刑罰觀，以指導我國刑罰結構的調(diào)整。①
五、結語
構建和諧社會是一項重大的歷史命題，利國利民。刑法作為保障社會安定的強有力手段，其角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刑法本身存在諸多與時代主題不相適應的現(xiàn)實問題，因此，進行全面的刑事司法改革勢在必行。而刑罰制度作為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刑法的實效性，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完善，而完善的前提需要觀念的更新和定位。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筆者對刑罰制度的價值觀等理念問題進行了探討，以期能夠諫言于刑罰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