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培養慣例來看，大三大四高年級學生的課程通常以專業選修課為主。但在實踐中專業選修課的教學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客觀原因在于，高年級學生的時間有限，必須針對這一具體情況設計信息更加密集，轉化效率更高的課程。專業選修課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門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問題，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視和優化。

關鍵詞：專業選修課；沉浸式教學；課程融合；畢業論文

從國內大學培養方案的慣例來看，一二年級主要以公共課、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為主，注重基本專業知識的體系性建構；三四年級則開始向專業選修課傾斜，注重建立在學生興趣基礎上的差異化培養。以西南政法大學哲學專業為例，三年級安排了《文化哲學》《法哲學》等一系列部門哲學專業選修課，以及《文獻檢索與論文寫作》《就業指導》等工具性選修課。但實踐中卻存在不少問題，如選修課到課率低，學生積極性差。結果導致高年級的專業選修課和工具選修課在老師和學生眼中處境尷尬。學生為了掙學分勉強出勤，老師由于缺乏嚴肅的聆聽者而意興闌珊，兩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大四現象”。［1－2］為此，我們在三年級下期的《法哲學》專業選修課中以畢業論文設計為模擬對象，嘗試了沉浸式的選修課多課程融合的教學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關的做法值得借鑒與審視。

一、高年級選修課處境尷尬的主因

從理論上講，“專業主干必修課”＋“專業部門選修課”的專業課程設置是尊重專業學科規律，尊重學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選擇。專業必修課提供各個專業基本的知識體系，專業選修課則照顧到了學生的興趣方向。但在教學實踐當中專業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遠遠不如理論上那么美好。據調研報告顯示，八成左右的學生具有明確的選修意愿［3］，不過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難以獲得多數學生的認同［4］。排除選修課體系設置不科學，比如內容重復、先難后易；教師積極性不強，比如備課成本和產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級學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們認為造成專業選修課“失格”的客觀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高年級學生面臨升學、就業、職業資格認證考試、畢業論文設計等多方面的任務，專業選修課程雖然數量不多，但相對高年級學生對時間的分配和權重而言，仍然顯得過于繁重。在眾多任務當中，能夠分配給專業選修課的有效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學生全身心投入專業選修課程的學習，這是不現實的。第二，由于專業選修課本身屬性，難以同主干課一樣具有較高的信息有效率。簡單地講，相比于主干課程，專業選修課的開設范圍有限，并且各個專業選修課傳遞的信息范圍較窄，往往并不適應于本專業的每一個學生，或者說對不同學生的有效性差異較大。對于相當部分學生來講，專業選修課有效信息產出率低下，是一種不經濟的無奈之選。

二、課程有機融合的解決思路

專業選修課相對于專業主干課程具有補充性、靈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學和就業壓力，高年級本科生學習目的和動機明顯向實用方向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務于各類考試的課程上。所以高年級專業選修課通常被當成“休閑課”“水課”，教學效果自然不會理想。專業選修課的理論價值和它的實際境遇天差地別，這個問題的成因是多層面的，消解這個問題辦法也是一項系統工程。但毫無疑問，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專業選修課的突破創新。雖然高年級選修課課程數量較多，但單個課程的覆蓋面和信息量相對主干課程極其有限。如何在“專業主干課＋專業選修課”的框架下有效改變這一局面呢？我們認為課程的有機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專業選修課的課程融合能夠做到一方面減少學生的必要課時，一方面又能夠保留幾門被融合課程的核心內容，強化信息供給的效率，那么問題就能同時得到解決。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課程設計的層面上提高專業選修課的信息供給效率。就此問題，先對相關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國外著名學府的選修課設計大多具有課程功能多元化，課程內容專題化，注重學科交叉的特點。［5］專業選修課設計向更加符合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所需要的“問題導向”傾斜，表現為課程的“部門化”和“領域化”。這在國內也并非新鮮，原因在于專業選修課的部門化符合當下主動學習的理論。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本身不是外界知識信息刺激心靈從而產生理解。理解的機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統攝和涵蓋。當代學習和認知理論中的重要一派，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習得知識的關鍵在于新知識在原有知識結構基礎上的建構和生長。與這種學習觀相契合的方法則強調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動學習，而非知識傳輸的被動學習［6］。按照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觀點，教學所提供的無非是知識生長的平臺。相比以客觀知識體系為平臺，以對問題理解和闡釋為平臺，顯然同主體的聯系更為緊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理解和解釋的主觀性所在。所以，專題化、問題化的課程總體上更能喚起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然而，僅僅在課程內容上具有“問題意識”，還不足以保證每個人都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教學實踐也表明，部門化的選修課程也的確不能保證良好的教學效果，當然，這同學生、教師、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關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觀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問題的關鍵在于，適合主動學習的學習對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實的主動學習和有效的主動學習。為此，我們的課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教學實踐往前推進一步，以一種沉浸式的，或者說“角色扮演”的教學方法，通過師生之間共同實踐的方式，利用教師對相關問題的主動學習動機和知識建構經驗，為學生提供參考。簡單講，教師除了傳達必要的體系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傳達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經驗。相比于一般的經驗交流，沉浸式體驗教學所傳達的經驗是在相似背景、相似處境、相似語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結合國外選修課的成功經驗以及當代教育理論，啟發我們設計一種沉浸式的課程融合模式。具體講這種模式包含三個步驟，第一，設計部門化、領域化、問題化的教學內容；第二，由教師賦予學生一種特殊的身份或任務；第三；教師引導、伴隨學生完成身份或任務要求的相關體驗。按照這種思路，我們能用一門選修課的課時涵蓋多門選修課的重要信息，并通過“問題化”和“體驗式”的課程設計，有效地實現多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和教學目的。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器樂創作中的藝術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桑葵《美學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關鍵詞：學術期刊；文本建構；研究

學術期刊是學術交流最直接、最活躍的平臺之一。根據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旗下三大文獻檢索系統——《科學引文索引》《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的數據，截至2019年10月，英文期刊在這三個系統期刊總量中的占比分別是88.58%、89.25%和22.25%。可見，英文期刊舉足輕重，無論是關注學術動態，還是欲、增進我國學術研究的國際表達，研究英文期刊論文的文本建構有著明顯的現實意義和實用價值。

目前，關于英文期刊論文的摘要、引言和結論部分研究比較充分，但方法部分研究不足，而研究的創新往往就是從方法開始，因此期刊論文方法部分的文本特點和建構方式，對文獻閱讀者和撰寫者的意義不言而喻。文本作為對現實的反映，其特點會在學科與學科群的對照中更為凸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博學文庫”新近專著《學術期刊論文方法部分文本建構研究》，就旨在對照和揭示不同學科群、不同學科的英文期刊論文方法部分的文本特征，考察它們的生成機制，以形成對學術語篇研究和學術英語教學的實證支撐。

該書基于作者自建的大型英語學術期刊論文方法部分文本語料庫，采用了文本分析、統計學分析和專家訪談相結合的研究路徑。在詞匯層面上，它采用語料庫語言學與Coh-Metrix分析工具相結合的方法，描述了詞長、詞匯多樣性、詞匯密度、高頻實詞和主題詞特征。在句子層面上，該書借助同樣的分析手段，描述了句長、句法復雜度、主位結構、主位推進模式等變量的特點。在語篇層面上，它主要結合體裁分析和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考察了段落長度、可讀性、銜接、語步結構和話目分布規律；在分析語篇建構的心理因素時，作者采用專家訪談法對方法部分的重要性、該部分與論文其他板塊的關系以及如何確定語料樣本等問題進行探討。最后，該書還從主體、對象、方法、受眾、規約和反思等六個緯度探討了所涉五個學科群的學科性和學科間性特征。

通過這些研究，該書嘗試回答了一些問題，如在不同學科群和不同學科中，期刊論文方法部分在詞匯、句子和語篇三個層面上的異同；不同學科群、不同學科在方法部分的語言選擇上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及其影響方法部分文本建構的方式；學術語篇對科學研究的建構作用及其在文本中的體現方式。

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如前所述，關于期刊論文文本的現有研究大都關注論文的整體或其摘要、引言和結論板塊。該書首次深入、系統、大規模探討方法部分文本建構，將文史哲學科和數學、統計學等或注重思辨式內省，或注重形式推理演繹的學科納入，并在量化描述的基礎上進行質性分析。這樣的研究角度，在已有研究中也不多見。

總之，該書是一項實證研究。它基于作者自建的大型英語學術期刊論文方法部分語料庫，綜合運用語言計量學和第四代語料庫語言學技術，就38個變量對5個學科群、20個學科的期刊論文方法部分文本進行了多維度描寫與分析，歸納出不同學科期刊論文方法部分的詞匯、句子和語篇特征，并從學科性和學科間性視角闡釋期刊論文方法部分的文本建構機制，以期助力學界深入研究學術語篇，并為特殊目的英語閱讀與寫作教學提供借鑒。

一、醫學院校開展通識教育的重要意義

通識教育的目標首先是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合格的人類成員、一個合格公民，進而成為“完整的人”。通識課程中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倫理學等課程，能夠促進學生人格的陶冶、心性的培養、精神生活的提升，對于實現學生的完美人格起著重要作用。基于此，美國50%以上的醫學院校開設了心理學、醫學倫理學、醫學人文等課程，開闊了學生視野，對于學生健康成長與完美人格形成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醫學院校通識教育存在的問題

1.部分學校對通識教育的指導思想不科學。在不少人(包括學校領導與管理人員)看來，通識教育就是讓學生廣泛地通曉各種知識，開闊學生視野，擴大選修課的范疇和數量成為許多學校不謀而合的選擇。對此，牟宗三先生指出，“通識教育不是叫個人懂得許多，自然科學懂一點，人文科學也懂一點，美術音樂都懂一點，這樣的話頂多不過是百科全書，百科全書你自己可以到圖書館去翻……”通識教育絕非要使每一個人成為各種知識兼備的“通才”、“全才”，而是通過傳授基礎學科知識，運用得當的教育教學方式與方法，提升人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素養，使學生成為具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不僅學會如何做事(howtodo)，更要學會如何做人(howtobe)。指導思想的不科學，必然導致通識教育嚴重偏離正確方向，影響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2.通識教育課程設置存在突出問題。由于專業學科門類多、課業負擔重等原因，不少醫學院校只留給通識教育很小的發展空間，導致課程種類單一、學時數較少、學分較低，成為“僅僅是在主課以外‘擴大’一點學生的興趣和知識面，說到底只是在傳統的‘專業主義’不變的前提下給學生加點‘小甜點’”。在課程設置結構上，公共必修課學時、學分所占比重過大。特別是思想政治課占去較多的學時與學分，成為最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通識課程，大學英語所占學分比例之高、學生投入精力之多，且學生存在較強的功利學習目的(考研、考博、出國考試等)，使其性質發生“異化”。擔負著人類精神文化傳承、人文素質培養、健全人格形成等重要職能的其他課程所占學時、學分卻明顯偏少。選修課擔負著開展通識教育的重要使命，但是由于認知偏差、思想上重視不夠等原因，各學校對于課程開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且教學管理不到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

3.通識教育教學方法、評價與考核機制存在嚴重缺陷。許多醫學院校通識教育在方法上與專業教育并無二致，以傳授知識與技能為主要目的，以課堂講授為主要教學方法，教學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與人文素養。在教學評價與考核方面，“重知識、輕能力”與“重評價、輕過程”是大多數學校通識教育存在的通病。考核側重于考查學生對基本知識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考核內容以書本知識、理論記憶為主，對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創新能力與批判精神等內容涉及較少。考核方式主要有開卷考試、閉卷考試、論文寫作、撰寫調查報告等，均屬于結果性評價模式，忽視了對學習過程的考察;考試題型大都以客觀性試題為主，答案標準而單一，分析題、論述題等鍛煉發散性思維的題型較少，影響了對學生創造力、想象力的培養。

4.學生對通識教育缺乏認真、理性的思考和足夠的重視。在大多數醫學生心目中，“專業至上”的觀念根深蒂固，不少人學習通識教育必修課的主要動力是為了應付考試，學習通選課的動機是為了“掙學分”，即便出于個人興趣的原因選修某門課程，也并不真正重視，曠課、遲到等現象屢見不鮮。某校調查顯示，關于選課的動機，31.84%的學生因為“與所學專業相關”而選課;41.95%的學生為“學分”選課;7.49%的學生選課因“教師個人魅力”;19.1%的學生“與舍友一起選課”;38.95%的學生重視課程的“實用性”;19.85%的學生認為“熱門的課程都被選完了，只好選剩下的”。學生對通識教育存在糊涂認識由此可見一斑。

教育部高教司1998年4月2號文件《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曾明確說：“我們所進行的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重點指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對大學生加強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育，同時對文科學生加強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體大學生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修養和科學素質。”這從國家層面強調了文化素質教育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性，強調了人才培養的文化意義。以教學為主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升本時間短，學校缺少深厚的文化積淀及高度的文化自覺，要實現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使命就只有將文化功能與人才培養功能相結合，通過培養具有一定文化素質的應用型人才來實現大學的文化使命。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需要通過專業教育來完成，而文化修養則要通過通識教育來實現。因此，重視和加強通識教育，從大學文化傳承和創新的角度進行通識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發揮文化傳承功能的重要途徑。

一、明確通識教育理念是有效實施通識教育的前提

目前，我國大多數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實施通識教育時普遍存在如下一些問題：一是在價值層面上以工具理性指導人才培養，忽略了大學本身的人文情懷和價值追求。在人才培養模式的設計中與下游的高等職業教育相似，“以就業為導向”、“一切為了就業”成了人才培養唯一的指導思想，就業率成了高懸在高校領導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以至于大四成了就業年和“空巢”年，學生為了就業無心學習，到處找場子、通路子。在教學方面，通識教育則讓位于職業技能教育，通識教育僅僅是專業教育的補充，是游離于專業教育之外的附加部分。二是在課程設置方面，首先是公共必修課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側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重視，實質上沒有得到重視；其次是課程教學急功近利，學生學習心態浮躁；再次是通識課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學生只求學分、不講學習效果；四是專業理論課負擔過重，學生無法安心于通識學習。三是在師資隊伍方面，教師缺少一定的文化底蘊。由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近年來都面臨一個快速發展期，學校連年擴招，規模急劇擴大，對教師隊伍資源形成了巨大的壓力，高素質教師的補充遠遠不能跟上學生數量的增加。再加上這些學校引進人才首先考慮的是急需的專業人才，而不是從事通識教育的教師，學校高水平的人文專業教師緊缺，加劇了教師隊伍學科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所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象國內一流的本科高校那樣積聚起一批能開設高質量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師力量。四是在操作層面上，通識課程建設不到位，教學管理不嚴格，教學內容沒有主要方位，教學方式單調，使通識教育課程不能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需要。存在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還是學校對實施通識教育的本質和理念認識缺位，對通識教育在培養應用型本科人才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通識教育原意是教導人要接受全面的、完整的教育，加強學生的人文修養和人格的完善。通識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對不同的學科有所認識，從而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培養出一個完全完整的人。通識教育的成形在美國，它是美國大學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提高自身的適應性的產物。1945年7月，哈佛大學頒布了著名的“紅皮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報告強調，通過通識教育應該幫助人們“有效地思考、交流思想，做出適當的判斷并區別不同的價值觀念”。158國內著名學者李曼麗博士則認為：“就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都應接受的非專業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旨在培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的公民；就其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17根據以上論述，大學通識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是關注作為整體性的人的教育，是使每一個人都能接受適于自身需要與特點的教育，是求得每一個人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教育。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質和大學的使命，因此，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養是通識教育的主要內核。通識教育的理念和目標符合我國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也與國家對大學生素質教育的要求相一致，與大學文化傳承創新的功能相吻合。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基本情況與20世紀30-4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的狀況十分類似。在人才培養方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面臨著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各類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及學生就業競爭的巨大壓力，究竟是全面“育人”，還是功利性地“制器”，這是擺在新建本科院校面前需要正確抉擇的一個戰略性問題。其實，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前提是高素質，然后才是應用型。一個大學生走上社會以后，只有人格健康、文化修養好、科學素養強，再加上扎實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才能更好地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通識教育可以避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因專業結構單一、專業劃分過細、專業功利性過強的現狀，培養適應性和社會責任感強的人才。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真正理解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以先進的通識教育理念引領人才培養全過程，不僅要重視“制器”，更要重視“育人”；要在組織實施大學通識教育的過程中，建設具有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的通識課程體系，以專業教育為根、通識教育為本，將通識教育融入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整體改革之中。

二、課程建設和改革是發展通識教育的核心

應用型人才的素質規格必須有嚴格的課程體系來支撐。目前，大多數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識教育課程都由公共必修課和公共選修課（通選課）組成。由于歷史的原因，公共必修課程中占主要比例的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大學英語、計算機和公共體育（一般要占40個學分），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學英語是培養大學生的語言交流能力，這些課程是無法承擔通識教育任務和實現通識教育目標的。公共選修課程則是天女散花式地多而雜，數量有數百門之多，課程內容沒有深度，課程間沒有內在聯系，形不成有效支撐專業教育的課程方向，教學要求不嚴，導致很多學生混學分。很明顯，目前所實行的公共選修課方案實際上未能達到通識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的核心是通識課程體系的建立，建立核心課程體系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出路，也是美國和國內高水平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的成功經驗。我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曾相繼學習哈佛大學的經驗，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課程體系。但問題是，作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辦學理念和辦學定位有自身的特殊性，以教學為主、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使命決定了這類學校不能盲目照搬哈佛和國內一流高校的做法。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學生的學習能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學習習慣也不一定能完全適應哈佛大學的做法。相比之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驗更值得我們借鑒。麻省理工學院的自然科學通識課程不似哈佛芝加哥的自然科學課程多為所謂“非專業的科學課”，而是與專業緊密結合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較有特色的是，麻省理工學院對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社會科學要求較高，理工科學生必須選修至少8門其質量份量和嚴格性很高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而且規定至少3門必須集中在某一特定領域，如歷史、哲學、文學等。基于上述案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建立自己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時要重視以下幾點：一是核心課程要以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為主，堅持少而精的原則。人文類課程是人類文化精華的主要載體，人文精神是養育大學生健全人格最核心的心理營養。在以理工類專業為主的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理工類專業基礎課程中的科學素養已基本滿足學生發展需要，應更加關注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因此，通識教育要以人文社會學科課程為主線，精選包括傳統文化（如四書）、倫理學、文學、外國經典、中外歷史、哲學等課程，通過這種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倫理教育、生命教育等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這類課程特別要滲透中華文化傳統，使通識教育內容本土化。因為“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積累而成的精神財富，是一個民族發展動力接連不斷的源泉。文化傳統可以造成一個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強精神。有了它，一個民族在遇到難以應付的歷史環境的挑戰的時候，就有可能激發民族活力，解決面臨的復雜問題，使民族獲得新生”。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其特有的道德理想、人生態度、價值追求、思維方式在今天仍有不容忽視的教育價值。二是要改革現有公共必修課程體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通識教育。由于中國的國情和歷史原因，目前的公共必修課框架還不可能有大的變動，但其教學內容可以整合，如思想道德課程可以與傳統倫理教育相結合，融入中國傳統道德元素；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可以與介紹西方經典哲學思想結合起來進行教學；大學語文可以從文學和傳統文化的視角進行課程改革；大學英語課程，它應不僅是一門語言課，不僅是為了學生考級，我們要通過大學英語對學生進行國外先進文化和精神遺產的教育。即使是大學體育課程，也可以體現通識教育的內涵。傳統體育課程的目標過于關注人的生物學意義，側重身體需求和生理需要，而忽略了學生作為“人”的心靈渴望。現代大學體育完全可以滲透“精神、道德、人格”教育，使體育課同樣充滿人文情懷。三是要將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相互融通。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是相互支撐的課程教學體系，從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視角來看，通識教育能使學生獲得將來社會生活適應過程中除專業知識和能力外所需要的知識素質和能力，專業教育則滿足學生在就業崗位中的職業要求。通識教育要求學生在知識領域上的適度寬廣，強調的是橫向上的知識面和基本技能；專業教育則是對學生某些專業領域知識和能力的深度要求，主要強調縱向上的理解。作為學生，能以人文和更寬廣的科學視野思考和處理專業問題，或能從精深的專業角度來觀察、適應社會的變遷，都是一種非常有益的修養。學校的專業教師，要在專業教育中滲透通識教育的理念、精神，把歷代科學家和專家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改造客觀世界的人文情懷、頑強精神，以及自然規律中的美學原則等滲透到教學中。另一方面，不同專業學生的專業教育要與不同的通識課程相匹配，例如，培養建筑工程師，要學會造房子，就要學習專業課“結構力學”；房子要造得美觀，就要學習美學；造的房子質量要好，不會成為“樓歪歪”，則應該學習倫理學。因此，美學與倫理學應是建筑類和藝術類學生必修的通識課程。四是重視公共選修課程建設和管理。目前大部分實行學分制管理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有公共選修課課程模塊作為通識教育的重要補充。但這類課程多而雜，課程開設隨意性大，管理混亂；師資基本以青年教師為主，開課質量不高；學生對選修該類課程積極性不高，聽課不認真，考核不嚴格。因此，學校要對公共選修課進行整體規劃和建設，并在建設經費上給予扶持；要根據學科和專業特點對現有的公共選修課進行疏理，要按大類整合，如人史類、藝術類、科技類、經管類等，以便于學生根據個人需求及專業特點進行選擇；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所提供的優秀網絡課程資源，以“網絡課程+輔導教師”的形式充實到公共選修課體系中；要重視通識課程教師隊伍的建設，加強對通識課程的教學管理和課程評價，提高師生對通識教育的自覺意識。五是開設通識教育系列講座。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通識教育師資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充分利用校內外優質教學資源，開設專家講壇、系列講座，對不同專業或不同需要的學生進行相關的通識教育。每位專家教授在自己熟悉的專業或相近領域內精心準備若干講座，學校可建立精品講座專家庫或網站，學生根據不同專業需求選擇相應的講座接受教育，經教學管理部門考核后承認一定的學分。

三、嚴格要求和教學方法改革是通識教育成敗的關鍵

摘要：采用文獻計量學分析法，對我國以來關于鄉村振興的研究論文，從發文數量、發文作者、發文機構、載文期刊、學科分布和研究主題等方面進行詳盡的分析，揭示了我國鄉村振興研究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用詳實的數據展示了我國鄉村振興研究的發展狀況和總體概覽，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參考。

關鍵詞：鄉村振興；文獻計量學；鄉村發展；文獻分析

2017年黨的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農業農村的發展擺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位置進行決策部署，以達到2020—2035年顯著縮小城鄉差距、邁向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需要充分認識這一戰略的重大意義，而且需要準確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科學內涵、目標任務及實施路徑，這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效率[1]。研究鄉村振興問題，可以向上追溯到鄉村發展、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有關文獻[2]。自黨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出現了對鄉村振興的多方面的詮釋，關于鄉村振興的文獻日益豐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見仁見智，形成了一系列的豐碩成果。為了了解我國學者關于鄉村振興研究的全貌，追蹤相關領域研究的總體發展情況及動向，幫助相關學者把握研究的發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獻計量法對“鄉村振興”相關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如每年的發文數量、主要發文期刊、高頻關鍵詞、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機構及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現我國鄉村振興研究的整體現狀和發展脈絡、研究基礎、當前研究的熱點和發展趨勢，摸清該領域的活躍作者群、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機構及其影響力情況、最具影響力論文的研究內容和方向，以期為從事鄉村振興領域研究的學者提供信息支持和決策參考，也為探索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一定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基礎。

1文獻來源與選擇

本文通過中國知網（CNKI）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獲取研究數據。具體檢索方法是：選擇主題字段，以“鄉村振興”作為檢索詞，選擇來源期刊類型為SCI來源期刊、EI來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來源期刊，以保證論文質量的可靠性。共檢索到2827條檢索結果。排除會議信息、相關報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論文后，共得2795條檢索結果。檢索時間為2019年12月30日。

2統計與分析

2.1論文年代分布。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關文獻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發文數量迅速增長，分別達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論文屬于2020年優先出版。這一變化表明此戰略目標一經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熱潮，吹響了我國鄉村振興發展的新號令。

摘要：

通過分析學院近幾年的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過程，總結了培養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培養問題闡述了學院的改革思路與解決方案，并為今后的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提供指引方向。

關鍵詞：

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工程應用；培養模式

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迅猛發展，人才需求問題已經凸顯。為適應我國經濟形勢的變革，調整研究生教育結構，教育部于2009年3月下發了《關于做好全日制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的若干意見》，決定從2009年開始，對包括工程碩士在內的19種專業學位實行全日制培養。意在培養具有工程實踐能力、探索鉆研精神和創業能力應用型高層次專門人才，以滿足國家新型工業化對于人才的戰略需求。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從2010年開始招收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探索如何培養適應社會需求的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是學院在研究生培養層面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一、目前全日制工程碩士培養現狀

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從2010年開始招收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至今已經畢業4屆學生。根據學院近幾年跟蹤調查，通過畢業生就業狀況以及就業單位反饋等整體狀況分析，畢業生普遍就業于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江浙一帶等電子通信類企業和相關研究院所，普遍反映學院培養的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基礎知識掌握扎實，學習能力較強且綜合素質較好，但是工程實踐能力稍顯欠缺。在讀學生對于工程實踐認識尚顯不足，不能充分利用企業實習經歷培養鍛煉自己，成果產出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