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安全治理邏輯轉換

1.治理目標:維護政權穩定———維護整體安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牢牢抓住“改革、發展和穩定”這三個核心任務不放，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快速穩定發展。但在目前新的國內和國際形勢下，隨著恐怖主義、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風險等世界性安全問題凸顯，使得我們不得不將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提上議事日程:安全。這一任務的增加，就給國家安全目標的轉變提出了新要求:由維護政權穩定轉向維護社會整體安全。在維護政權穩定目標指引下，國家政權穩定是國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務，這也就意味著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可能犧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國家安全觀提出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11個方面的國家安全治理內容，如果說以維護政權穩定對應“政治安全”，那么這么多年來，我們在其他幾個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廢現象。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提出使我們認識到，不管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現有僅僅重視政治安全和政權穩定的做法存在明顯不足。比如當因環境污染出現云南宜良興隆村、江蘇省鹽城阜寧縣洋橋村、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廣豐村、廣東省翁源縣上壩村和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廣門橋村等癌癥病人和癌癥種類多現的“癌癥村”時，如果因此導致民眾上訪或者群體性事件，那么在維穩目標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對上訪和群體事件進行治理，而很少會關注環境安全治理;由于維穩目標并沒有將社會安全作為重點，導致社會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當出現類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車站恐怖暴力事件時，我們缺乏預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從而導致社會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員和社會財富損失的出現。很顯然，針對當前嚴峻的安全形勢，現有的安全治理目標已經無法滿足需要，國家安全實踐給安全治理目標的轉換提出了新的要求。無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脅之下的政府和民眾可以正常地進行社會生活和經濟生產活動，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整個社會全方位安全作為基本保障。因此隨著國家安全治理邏輯的轉換，國家安全治理目標由維護政權穩定向維護社會整體安全轉變勢在必行。國家安全治理目標轉變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安全治理范圍的延展，將安全治理目標對象由“影響穩定因素”擴展到領土范圍內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風險的人員、機構和物體。另一個是受益群體的擴展，將安全治理的受益群體由原來的政權機構擴展為全體社會成員和領土附著物。因此這一目標轉換進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國社會治理方面的巨大進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會暴亂———維護社會安全。

“防止社會暴亂”強調維持平穩政治秩序，會將正當維權與人數聚集的大規模群體性活動都視為對社會與政治穩定的挑戰;這種剛性維穩或者壓力維穩取向，通過“壓力體制”將維穩任務在政府間層層下壓，導致政府對民眾權利損害之后的二次損害的出現。同時，這不但使得政府政績考核功能異化，也因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資源和公共財政浪費。最為嚴重的是，這一安全治理取向導致政府對民眾正常利益訴求的無視甚至打壓，容易激發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激化政府和民眾之間矛盾，醞釀更大政治風險，從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無法自拔。因此，這種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經濟、不安全且不可持續，其向維護社會安全取向的轉變勢在必行。“維護社會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首先，這一治理取向對民眾正常維權行為進行重新定性，面對社會組織活動，關注其動機和行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戰政權穩定，就不必視其為威脅。其次，將安全保護的對象由政府機構和政黨機構擴展到全社會范圍，從而反過來對政府侵害民眾的行為開始加以重視，國家安全治理向“社會本位”回歸。再次，這一轉變也使得原來政府與民眾兩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為共同面臨的安全問題而淡化，社會全面風險的產生將所有社會成員凝聚成一個整體。可以看出，各類社會群體與國家政權的關系處于不斷調整之中，社會成員和社會機構的重要性慢慢凸顯出來，而且國家安全治理取向從“防止社會暴亂”向保護“社會整體安全”轉變與整個人類社會現代化大趨勢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體: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強勢群體。

國家安全治理邏輯轉型的另外一個過程是安全治理群體由“弱勢群體”向“強勢群體”轉變，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層面:群體間轉變:“穩定破壞者”向“安全破壞者”轉變。維穩邏輯之下，國家安全第一目標是政權穩定，所以任何影響政權穩定的社會行動群體都可能會成為重點防范的治理對象，這其中以“上訪者”最受關注，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中對上訪進行一票否決，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和上訪者之間“上訪”與“截訪”博弈不斷上演，不但導致了“職業上訪者”和“謀利型上訪者”的產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類的“黑監獄”也層出不窮。政府和群眾之間的關系嚴重對立，上訪者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以“恨”和“怕”為主調，從而有了在上訪中死亡的錢云會和維護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錢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鋼職工徐武、中石化職工陳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東和十堰市民彭寶泉等。顯然，把安全治理的對象群體選擇為上訪者等弱勢群體，政府越是維穩，越是不穩，其效果往往是南轅北轍。但是在維安邏輯之下，任何團體和個人安全都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對象，整個社會的安全與政府政治穩定安全變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還是喀什地區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門廣場的金水橋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員與群眾的，甚至警察和軍人都成為危害對象。各種風險事件抹平了人們之間地位差異、職業區分和性別區別，同時也使整個社會將矛頭統一指向了風險和危害的制造者。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對象群體不得不由穩定破壞者群體向安全破壞者群體的轉變。群體內轉化。就風險制造與轉嫁而言，弱者和強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變換。那些從財富占有、社會地位和社會名望等標準來判定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人群，在風險與安全領域可能會轉變為風險強勢群體。比如個體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馬加爵和楊佳等，如果從財富占有角度而言，馬加爵與被他殺害的學生相比，屬于財富占有上的窮人和弱者，但是從暴力風險制造者角度來定義，馬加爵的角色立刻轉變為風險強勢者;楊佳與被他殺害的警察相對比而言，在權力占有上處于弱勢地位，但當他拿起手里的屠刀進行風險制造時，就立刻變成風險強勢者。可見，強與弱并非一成不變的范疇，隨著風險形勢的變化，強弱之間的角色變換可能隨時隨地發生，這就要求我們想方設法順應群體間轉化的趨勢，抑制這種群體內轉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一、國家安全治理邏輯轉換

1.治理目標:維護政權穩定———維護整體安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牢牢抓住“改革、發展和穩定”這三個核心任務不放，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快速穩定發展。但在目前新的國內和國際形勢下，隨著恐怖主義、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風險等世界性安全問題凸顯，使得我們不得不將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提上議事日程:安全。這一任務的增加，就給國家安全目標的轉變提出了新要求:由維護政權穩定轉向維護社會整體安全。在維護政權穩定目標指引下，國家政權穩定是國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務，這也就意味著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可能犧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國家安全觀提出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11個方面的國家安全治理內容，如果說以維護政權穩定對應“政治安全”，那么這么多年來，我們在其他幾個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廢現象。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提出使我們認識到，不管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現有僅僅重視政治安全和政權穩定的做法存在明顯不足。比如當因環境污染出現云南宜良興隆村、江蘇省鹽城阜寧縣洋橋村、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廣豐村、廣東省翁源縣上壩村和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廣門橋村等癌癥病人和癌癥種類多現的“癌癥村”時，如果因此導致民眾上訪或者群體性事件，那么在維穩目標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對上訪和群體事件進行治理，而很少會關注環境安全治理;由于維穩目標并沒有將社會安全作為重點，導致社會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當出現類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車站恐怖暴力事件時，我們缺乏預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從而導致社會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員和社會財富損失的出現。很顯然，針對當前嚴峻的安全形勢，現有的安全治理目標已經無法滿足需要，國家安全實踐給安全治理目標的轉換提出了新的要求。無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脅之下的政府和民眾可以正常地進行社會生活和經濟生產活動，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整個社會全方位安全作為基本保障。因此隨著國家安全治理邏輯的轉換，國家安全治理目標由維護政權穩定向維護社會整體安全轉變勢在必行。國家安全治理目標轉變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安全治理范圍的延展，將安全治理目標對象由“影響穩定因素”擴展到領土范圍內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風險的人員、機構和物體。另一個是受益群體的擴展，將安全治理的受益群體由原來的政權機構擴展為全體社會成員和領土附著物。因此這一目標轉換進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國社會治理方面的巨大進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會暴亂———維護社會安全。

“防止社會暴亂”強調維持平穩政治秩序，會將正當維權與人數聚集的大規模群體性活動都視為對社會與政治穩定的挑戰;這種剛性維穩或者壓力維穩取向，通過“壓力體制”將維穩任務在政府間層層下壓，導致政府對民眾權利損害之后的二次損害的出現。同時，這不但使得政府政績考核功能異化，也因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資源和公共財政浪費。最為嚴重的是，這一安全治理取向導致政府對民眾正常利益訴求的無視甚至打壓，容易激發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激化政府和民眾之間矛盾，醞釀更大政治風險，從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無法自拔。因此，這種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經濟、不安全且不可持續，其向維護社會安全取向的轉變勢在必行。“維護社會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首先，這一治理取向對民眾正常維權行為進行重新定性，面對社會組織活動，關注其動機和行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戰政權穩定，就不必視其為威脅。其次，將安全保護的對象由政府機構和政黨機構擴展到全社會范圍，從而反過來對政府侵害民眾的行為開始加以重視，國家安全治理向“社會本位”回歸。再次，這一轉變也使得原來政府與民眾兩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為共同面臨的安全問題而淡化，社會全面風險的產生將所有社會成員凝聚成一個整體。可以看出，各類社會群體與國家政權的關系處于不斷調整之中，社會成員和社會機構的重要性慢慢凸顯出來，而且國家安全治理取向從“防止社會暴亂”向保護“社會整體安全”轉變與整個人類社會現代化大趨勢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體: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強勢群體。

國家安全治理邏輯轉型的另外一個過程是安全治理群體由“弱勢群體”向“強勢群體”轉變，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層面:群體間轉變:“穩定破壞者”向“安全破壞者”轉變。維穩邏輯之下，國家安全第一目標是政權穩定，所以任何影響政權穩定的社會行動群體都可能會成為重點防范的治理對象，這其中以“上訪者”最受關注，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中對上訪進行一票否決，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和上訪者之間“上訪”與“截訪”博弈不斷上演，不但導致了“職業上訪者”和“謀利型上訪者”的產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類的“黑監獄”也層出不窮。政府和群眾之間的關系嚴重對立，上訪者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以“恨”和“怕”為主調，從而有了在上訪中死亡的錢云會和維護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錢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鋼職工徐武、中石化職工陳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東和十堰市民彭寶泉等。顯然，把安全治理的對象群體選擇為上訪者等弱勢群體，政府越是維穩，越是不穩，其效果往往是南轅北轍。但是在維安邏輯之下，任何團體和個人安全都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對象，整個社會的安全與政府政治穩定安全變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還是喀什地區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門廣場的金水橋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員與群眾的，甚至警察和軍人都成為危害對象。各種風險事件抹平了人們之間地位差異、職業區分和性別區別，同時也使整個社會將矛頭統一指向了風險和危害的制造者。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對象群體不得不由穩定破壞者群體向安全破壞者群體的轉變。群體內轉化。就風險制造與轉嫁而言，弱者和強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變換。那些從財富占有、社會地位和社會名望等標準來判定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人群，在風險與安全領域可能會轉變為風險強勢群體。比如個體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馬加爵和楊佳等，如果從財富占有角度而言，馬加爵與被他殺害的學生相比，屬于財富占有上的窮人和弱者，但是從暴力風險制造者角度來定義，馬加爵的角色立刻轉變為風險強勢者;楊佳與被他殺害的警察相對比而言，在權力占有上處于弱勢地位，但當他拿起手里的屠刀進行風險制造時，就立刻變成風險強勢者。可見，強與弱并非一成不變的范疇，隨著風險形勢的變化，強弱之間的角色變換可能隨時隨地發生，這就要求我們想方設法順應群體間轉化的趨勢，抑制這種群體內轉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農業科技期刊是傳播農業科研成果、促進農業科技交流的載體，是農業各學科科技信息的交換中心，其承載著傳播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重任，在提高農業科技人員素質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農業科技期刊因來源可靠、數據準確、論證充分、結論明確、查詢方便等特點，是農業從業者獲取目標知識信息的主要來源。農業科技期刊編輯作為期刊學術質量、編校質量的把關人，其綜合職業素質及工作能力直接影響期刊的學術質量、辦刊水平。稿件初審工作是科技期刊編輯對作者的投稿質量做出初步判斷的環節，是稿件“三審制”的第一道把關環節，初審效率直接影響著科技期刊編輯工作效率，初審質量直接影響期刊的學術水平。

一、稿件初審主要任務

科技期刊編輯進行稿件初審主要有四個任務：第一，基礎評價，即稿件是否為科技論文，是否符合本刊辦刊宗旨，稿件內容是否在本刊刊登范圍內，稿件中是否存在政治性問題、涉密問題等。第二，對論文的學術質量進行評價，即對論文的真實性、創新性、科學性進行評價。第三，對論文的寫作質量進行評價，包括文字質量、撰寫格式和規范化程度、寫作水平等[2]。第四，編輯要在以上審讀結果的基礎上，及時寫出初審報告，并對稿件提出取舍意見和修改建議。如果編輯收到投稿后能快速、準確給作者提供反饋意見，不僅有利于穩定本刊的作者群，而且對復審工作的順利進行意義重大。

二、稿件初審工作內容

（一）判斷稿件是否符合本刊辦刊宗旨與刊登范圍

編輯收到投稿后，要在仔細審讀稿件的基礎上，從文章題名、摘要、標題、圖表等方面判斷稿件是否為科技論文，是否符合本刊的辦刊宗旨，是否在本刊的刊載范圍內。農業科技期刊雖然基本不涉及政治思想方面的內容，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其政治思想問題往往隱藏在圖表或字里行間，編輯人員要強化自身政治敏銳性，提高自身政治理論素養，初審時應謹慎對待與處理稿件中的政治問題、疆界問題等[3]。如遇病蟲害方面論文，要核查是否為檢疫性病害或蟲害，通過查找參考文獻、與作者交流、咨詢專家等方法判斷是否有涉密內容。對不符合本刊辦刊宗旨、不在本刊刊載范圍內或有其他不能上刊原因的問題稿件做退稿處理，寫好退稿信。退稿信應對文章給予公正的評價，詳細說明退稿原因，同時，可給作者介紹一下本刊的辦刊宗旨與論文主要刊登范圍，真誠歡迎作者如有符合本刊辦刊宗旨的文章能繼續投稿。對于研究方向與期刊刊登范圍相近但又存在疑義的稿件，及時提交編輯部主任或專職副主編處理，也可通過請教專家或其他方式確定稿件的處理意見。

（二）判斷稿件是否存在學術不端行為

學術期刊編輯在審稿中評價稿件質量主要根據兩個方面，一個是稿件的內容質量，一個是稿件的形式質量。學術期刊編輯最基本的審稿工作就是對稿件內容質量把關，這是不容質疑的，但稿件內容質量雖然重要，如果其形式質量有嚴重問題，那就會給讀者的閱讀理解帶來阻礙，文中的知識信息就難以得到順利傳播，由此看來，稿件的形式質量也是編輯在審稿中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學術期刊論文形式質量存在的問題

1．結構松散混亂

許多稿件經常會出現的問題主要有：一是主題不明確，思維邏輯性差。常常是圍繞一個中心進行分析時，卻中途岔出別的話題。這樣的文章，在下筆之前沒有進行整體規劃，想到哪寫到哪，對客觀事物固有的邏輯不尊重，忽視事物的內在聯系和客觀規律，如果思路沒有條理，表現在文字上就是天馬行空，言之無序。二是主要內容與次要內容層次不清晰。表現為各個層次之間內容雜糅交錯，各部分內容重復或矛盾。三是缺少過渡，忽視照應，不會在內容轉換時合理使用過渡性語句。結構的松散混亂表明作者論述思路不清晰，沒有圍繞主題來結構全文。

2．行文格式不統一

行文格式不統一是期刊論文中最常見的問題。一是沒有明確的各級標題或各級標題混亂，采用的標題等級不是常規的數字形式，還有不會用小標題和隨意使用小標題的現象。有的文章全文不使用小標題，段落中也沒有中心句，有的作者卻又濫用小標題，小標題下的內容長短隨心所欲。另外，小標題與正文內容不吻合、小標題層次不清楚的現象也比比皆是。二是注釋的標志不一致，很多稿件中采用的注釋格式標志各不相同，這樣的稿件表明作者沒有按照投稿刊物的基本要求及風格處理文章，也沒有考慮真正讓讀者方便閱讀。

3表述形式不規范

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科技期刊編輯必備的政治素養

科技期刊編輯的政治素養是其堅守立場、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核心素養的核心，素養中的知識、技術、能力必須以態度、價值為根基。在當代中國，政治素養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11-12]。中國的科技期刊是傳播社會主義科技成果、信息、思想的主要載體，科技期刊編輯必須與時俱進地學習黨和國家的科技政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辦刊宗旨和正確的輿論導向，使其符合國家意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時刻走在思想前沿，牢握辦刊方向，避免出現政治性失誤；必須熟悉諸如《著作權法》《保守國家秘密法》《出版管理條例》等各項法律、法規，要以國家法律、法規為準繩做好期刊出版工作，要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要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良好職業道德和實事求是的作風，以科學的態度處理和解決實際問題，應對新時期多元文化下的科技期刊編輯工作。

2工匠精神是科技期刊編輯的核心職業要求

科技期刊精品力作來自編輯獨具慧眼的選擇和創造性的加工，猶如工匠對作品的精雕細琢。在當前科技期刊出版載體日新月異的新興媒體時代，精品內容的出版更加離不開編輯辛勤的創造性勞作，編輯的工匠精神是新時期的必需品和寶貴財富，是保證和提升科技期刊出版質量的關鍵，是加強編輯核心競爭力、促進科技期刊發展的呼喚。在保障與提高科技論文水平的過程中，工匠精神主要體現在編輯對論文科學性的審查中和對論文結構完整性、語言文字標準化與規范化的編輯加工和校對中。科技期刊編輯的工匠精神首先體現在論文的把關過程。編輯既肩負著科研成果的傳播與交流重任，又肩負著維護科研誠信的使命，是阻止學術不端行為的最終防線。編輯在審稿時應重點審視論文內容有無理論、方法、觀點等創新，也應重視規范語言文字使用的能力與編輯技巧，編輯必須諳熟編輯出版專業知識與技能，應成為編輯出版行業的專家。在進行稿件加工時，科技期刊編輯應使加工后的論文標題鮮明，文題相符，章節間關系符合邏輯且緊密銜接，語言表達通順、精練，術語、計量單位標準、規范，圖片、表格清晰、精美，公式推導正確、嚴密，結果準確、可靠等。總之，科技期刊編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對提高期刊學術水平和編校質量至關重要。

3編輯的信息素養與國際化視野是提升科技期刊競爭力的推手

信息素養是人們獲取、評價和使用信息資源的能力，科技期刊編輯的信息素養包括對信息的感知、獲取、處理、利用、交流與再生的能力。科技期刊編輯只有具備良好的信息素養，才能從容應對信息大爆炸時代中的海量信息，建設性前瞻所涉專業領域的熱點。良好的信息素養可以助力科技期刊編輯選題策劃，通過學科內權威期刊、國內外知名數據庫、微博、微信、QQ等多種方式，可隨時了解期刊所涉學科的發展態勢，理清發展脈絡，并依此預判發展趨勢。在梳理、分析、比較、甄別信息的基礎上，可基于所屬專業領域的海量信息，比對目前相關專業的研究熱點和預期創新點，形成創新信息庫，并從中發現隱藏的有用信息，策劃優秀選題，還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征集、檢索選題，拓展選題空間，深度挖掘選題方向、作者資源等。由于有數據分析支撐，科技期刊編輯可以有效延伸選題的廣度和深度，使選題更加新穎。可見，科技期刊編輯只有具備信息素養，才能掌握學術前沿信息，使科技期刊真正成為科學性與時效性并重的學術出版物。科技期刊編輯在組稿、審稿與編輯加工過程中會經常與作者交流，因此，須及時了解作者的觀點，明確論文的寫作方向和風格，幫助作者優化論文結構和語言，以提高論文質量，還要與作者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在科技期刊出版過程中，編輯要與排版、印刷、發行等各個環節中的同事交流協作，以實現期刊的順利出版。編輯還需積極與國內外專家、學者交流，充當學術經紀人，努力活躍于學術領域，不斷擴充作者資源和學者人脈。此外，編輯應充分調動專家學者的積極性，變編輯辦刊為專家辦刊，變編輯等稿加工為專家組約稿件，借助專家的影響來撰、審、組、編稿件，這樣可以把更多高水平人才吸引到辦刊中來，使科技期刊在更高層次上更快發展。鑒于此，編輯只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培養強大的社會活動能力，才能打通各種渠道，搜集多方情報、信息，不斷建立并維持與各方的和諧關系，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工作起來才能得心應手。科技期刊國際化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內容國際化，科技期刊刊登的科技論文須能反映該領域的最新成果，只有這樣才能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因而科技期刊編輯的國際化視野就顯得極為重要，編輯通過各種信息化手段可快速、便捷地接觸到相關領域的研究動態，尋找到相關領域的行業翹楚，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稿源，還可與國際知名數據庫加強溝通，力爭被其收錄，以進一步擴大讀者群和作者群，從而擴大科技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因此，科技期刊的良性發展需要編輯具備寬廣的國際視野，只有不斷拓展編輯的眼界，才能不斷推進期刊的國際化發展進程，不斷提高期刊的國際地位。

4思維創新意識是科技期刊編輯的生命力

摘要：提高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有助于培養能滿足中國外貿轉型升級需求的外貿人才。因此，分析國貿本科畢業論文常見的質量問題，探討造成這些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提高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四條建議。

關鍵詞：本科畢業論文；國際貿易；質量問題；原因分析；對策

在國內商務成本上升和國際需求不旺的雙重制約下，中國外貿正遭遇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挑戰，亟待轉型升級。外貿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對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國際貿易人才的培養質量迫在眉睫。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是國貿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之一，它對于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和獨立思考品質，以及增強其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有關國際貿易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質量下滑乃至淪為“雞肋”的論調甚囂塵上，一些失望之極的教師甚至建議取消畢業論文。本文認為，取消本科畢業論文會導致本科生失去培養自身能力的寶貴機會，恐為不妥；我們應該著眼于改進本科畢業論文工作，以使其達到提升學生素質的預期目標。本文擬闡述國貿本科畢業論文常見的質量問題并分析造成這些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提高論文質量的解決方案。

一、常見的質量問題

1.選題不當。選題是論文寫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劉國華和張偉東，2014；田洪和陳紹友，2014）。選題直接決定了論文的價值和寫作效率。選題的本質是提出有價值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而，不少學生因為忽視論文選題的重要性或者是因為缺乏“問題意識”（張煜，2011）而出現盲目確定題目的現象。論文選題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選題陳舊。全球經貿環境日新月異，國內政策導向也時有調整，這為國際貿易研究提供了許多鮮活的話題。但是，一些學生對經貿實踐的最新變化知之甚少，以至于他們選題時高度依賴教科書，選擇了一些老生常談的話題，譬如綠色貿易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反傾銷等。我們認為，除非有新的切入點、新的研究方法或者他人未能提供的富有啟示意義的經驗證據，這類陳舊的課題都不應作為選題對象。這是因為陳舊的話題不僅無法引起教師甚至學生本人的興趣，而且容易使得寫作陷入低水平重復、缺乏研究價值的困境之中。第二，選題過大。有些學生的選題過于寬泛，涵蓋面過廣。他們誤認為選題越大，寫作難度就越低，而且論文越有價值，殊不知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例如，有學生以“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研究”為題。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宏觀政策、進入模式和風險控制等多項課題，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在一篇本科畢業論文中把這個宏大的議題講清楚的。第三，選題過難。部分學生在選題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自身的理論功底和對研究方法掌握程度，一味地去選擇吸引眼球但很難寫的問題去研究。譬如，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出現了較長時間的單向升值，在這種情況下各界都非常關注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于是，一些學生在畢業論文中就專門研究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這個話題雖然有重大意義，但它顯然超出了本科生的寫作能力。第四，選題偏離專業領域。少數同學出于個人興趣的考慮去研究與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無直接關系的問題，從而脫離了專業培養目標。2.論證不充分。論證是用論據證明論點的方法和過程。論證的展開就是顯示作者的思路有無邏輯性的過程。學生們在論證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如下：第一，一些關鍵論點缺乏來自文獻或數據或案例的有力支撐，表現為：論據與論點無關或相關性不強、堆砌資料、數據陳舊、論據本身不可靠。第二，違反形式邏輯，表現為分類錯誤、層次不清、結構紊亂等問題。3.不符合基本的學術規范。本科畢業論文雖不要求公開發表，但它作為學術成果必須滿足學術規范的要求。本科生畢業論文在學術規范方面的常見問題包括：第一，論文寫作東拼西湊，大段復制粘貼他人論文（王麗娟，2010），導致重復率過高甚至涉嫌抄襲。第二，引用不規范，突出體現為照搬他人觀點而不做必要的說明。

二、導致質量問題的原因分析

1.學生角度。學生是本科畢業論文寫作的當然主體（田洪和陳紹友，2014）。學生寫作態度不端正、科研素養及寫作能力欠缺是導致本科畢業論文質量欠佳的直接原因。首先，思想上不夠重視。在現行體制下，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高低對學生就業、攻讀研究生均無影響（逄玉媚，2009），甚至也不影響學生畢業。鑒于此，很多學生不愿意在本科論文的寫作上投入足夠的精力，敷衍和拖沓現象屢見不鮮。其次，學生普遍缺乏“問題意識”。他們習慣了“填鴨式”教學，傾向于接受知識的灌輸而缺乏探索意識。在選題過程中，有些學生確定的選題毫無新意，有些學生只是被動地等待教師提供的議題，還有些學生在幾乎不經思考的情況下向教師報送若干選題讓教師做“選擇題”。最后，科研基本素質不過關。我國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已經實現了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柯穎，2008），這導致不少原本不符合相應升學資格的學生被高校錄取，客觀上降低了生源質量。不少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存在欠缺，并且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和計量經濟學知識，這導致他們在論文寫作時往往是有心無力。2.教師角度。由于本科生都是第一次寫畢業論文，他們對論文寫作流程、技巧及注意事項知之甚少，所以他們離不開教師的悉心指導，故而教師構成本科畢業論文的“應然主體”（田洪和陳紹友，2014）。但是，指導教師的主體地位常常未能有效發揮，這主要是因為以下三個原因。其一，師資匱乏（喬軍和孟慶玲，2011）。在高校擴招的大背景下，全國各高校紛紛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本科專業，目前設有該專業的高校已有600所左右。擴招導致教師所指導的學生人數增加了，某些學校的教師每年人均指導學生數多達20—30人。并且，教師還承擔著其他繁重的教學任務以及艱巨的科研任務，這使得他們難以抽出精力對本科生進行深入、有很強針對性的指導。其二，少數指導教師責任心不強（邵維加和黃建榮，2010）。有些教師沒有充分認識到本科畢業論文對學生培養能力的重要意義（王保國，2013），不能在選題到論文答辯的各個環節中對學生提供必要的指導。其三，極少數教師存在能力不足問題。有些教師學歷和職稱偏低且長期不從事科研工作，因此他們不僅缺乏選題的方向感，而且沒有必要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儲備。在這種情況下，要學生寫出高質量論文也就如天方夜譚。3.教學管理角度。完善的教學管理制度是本科畢業論文教學的重要保障（王保國，2013），然而大多數學校對本科畢業論文的教學管理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一是對本科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亟待完善。優秀本科論文的作者得不到充分的物質和精神激勵，而論文寫得不好的學生也不會受到諸如延期畢業之類的懲罰。二是針對教師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健全。教師所指導學生的論文寫作質量、在指導過程中能否盡職盡責，這些因素都影響不到學校對教師的評價，更不會影響到教師的物質報酬。三是部分院校過于強調過程控制。它們引入了本科畢業論文管理平臺系統，對論文寫作的每個環節都機械地設置時間節點。這種做法是基于錯誤的假設前提，即假定論文構思和寫作可以像產品生產過程一樣精確地控制時間和流程；并且這種做法忽視了教師和學生靈活安排時間的實際需要。因此，它不僅損害了教師和學生的自主性，而且導致論文寫作方式的僵化。

摘要：“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時代我國高校應把“育德”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當前高校“育人”過程存在“重專業能力培養，輕思想道德培育”的現象，導致研究生學術失范行為日益凸顯，損害了學術聲譽。本文以“三全育人”理念為核心，建議通過“全方位、全過程、全員”的育人思路創新研究生學術道德教育模式。

關鍵詞：三全育人；學術道德教育；道德培育

十八大以來，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提出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教育方針。2018年12月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深刻闡述了做好思政教育的重大意義，明確提出了推動高校育人模式改革創新的重大要求。2019年3月18日，在全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人無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時代我國各高校要把“德”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將育德與育才貫穿于高校全部工作的始終。然而，當前高校育人過程往往片面注重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知識的傳授，缺乏對學生價值塑造方面的關注，導致我國研究生學術不端行為頻發、學術誠信問題凸顯、學術道德急劇滑坡。僅2019年繼當紅演員翟天臨學術造假后，湖南大學研究生劉夢潔論文被指抄襲，湖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董嵐的學位論文被實名舉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研究生章勝玉的碩士學位論文涉嫌全文抄襲，復旦大學醫學院女博士李敏的期刊論文被質疑造假……以上現象充分反映了我國高校在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死角”，即學術道德的培育和塑造。

1研究生學術道德教育缺失的表現

所謂學術，當代人學家張榮寰將其定義為“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的論述”，即在各自學科專業研究范式下對某些現象進行系統化的解釋和論證，從而歸納其特征、總結出規律、最終指導我們的實踐。而學術道德則是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所必須要遵守的準則和規范。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對研究生的培養往往只關注于專業能力和知識的培養，對其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培育始終不夠重視，以致形成研究生學術道德教育缺失的局面，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1學術研究“市場化”

近些年，各高校對研究生的評優，如獎學金、優秀畢業生等采取量化考核的方式，其中研究生發表的論文數量成為學生評優，乃至保送推免或考博升學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相較于論文的質量，論文的數量顯得更為重要，“批量生產論文”自然也就成為研究生評優決勝的法寶。然而，畢竟受個人精力、學識所限，短時間內單憑自身力量很難做到“大量產出”。正所謂“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場”，在此情況下“淘寶論文”“”和“”則應用而生。于是，部分焦心于論文寫作的學生便通過金錢交易的方式將自己從學術研究中“解脫”出來，而“”和“”也采取“抄襲”這個最低限度的精力損耗為成本達成論文刊發的目的從而獲利。因此，論文抄襲現象屢禁不止，雙方看似“交易互利”，實則卻嚴重侵蝕了學術生態，玷污了神圣的學術殿堂，極大損害了學術聲譽。

摘要:在近代中國教育轉型過程中，教育界有識之士認識到普及邏輯學知識對培養現代國民的重要意義。1920年代初期，夏丏尊通過借鑒日本論理學研究的成果，努力探索一條將邏輯知識寓于中學現代語文教學的獨特路徑，在實現邏輯知識更大范圍普及的同時，也進一步完善了語文知識體系。1930年代，夏丏尊在中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過程中，于形式邏輯之外，又補充了辯證邏輯的內容，并針對邏輯學和語文的關系，提出了邏輯知識應用以情境為要的總體要求。

關鍵詞:語文知識;邏輯學;思維科學;形式邏輯;辯證邏輯;情境

在現代語文知識建構中，除語音、漢字、詞匯、語法、修辭、文學及文章等與語言文字直接相關的本體知識外，作為思維科學的邏輯知識既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語文教育理論的重要維度。現代語文學對現代邏輯學的吸納與接受，不僅促進了自身知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而且也使語文教育踏上了科學化的軌道。在這個過程中，梁啟超、陳望道、孫俍工等眾多語文學家，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中貢獻最為卓著的當屬夏丏尊。

一、語文教學對邏輯知識的初步吸納

在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有識之士已經逐漸認識到，除了在器物制度的層面學習西方以外，開啟民智、啟蒙思想才是富國強民的根本手段。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指出，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礎在于造就“新民”。與之相似，嚴復也提出，“吾國之最患者”在于愚、貧、弱，“尤以瘉愚為最急”［1］。而啟蒙民眾思想所依靠的現代知識基礎，就是“名、數、質、力”四種科學。居于首位的“名學”，即日本所謂的論理學和西方所謂的邏輯學。在新式人才的培養和造就中，“改易思理”，以西方現代邏輯知識變革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推動思想革新，成為療愈國民愚疾的一劑處方。隨著西方邏輯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思維科學的價值和功能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并正式進入學校課程。1902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定了“名學大意”和“演繹法”兩門課程及其學習時數［2］。1904年，《奏定大學堂章程》用“辨學”來指稱論理學，并將其列為隨意科目;《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則將“辨學”列為必須修習的科目。此外，辨學課程作為教育科的內容被列入師范學堂章程。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公布《師范學校規程》，論理學被確定為“教育首先宜教授”的內容［2］。這一時期，邏輯學知識作為課程主要在大學堂、高等學堂和師范學堂內設置，由于普通中等教育并沒有安排相關課程，因此，邏輯學知識主要還是一種專業教育。為了進一步普及邏輯學，教育界有識之士提議在普通中學教授論理學，這就為現代語文知識體系對現代邏輯學的吸納提供了契機。1918年，夏宇眾在《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中，倡導在中學四年級增加對“論理學”大綱的教授。因為中學高年級學生“宜兼習論辯說理文字，而自中文字非慎思明辨者不辦，欲思之慎辨之明必有待于Logic”［3］。立足于培養中學生正確而良好的思維習慣，夏宇眾闡述了中等國文教授論理學課程的緊迫性。他認為論理學的缺失，造成了中學語文教學的種種弊端:首先，中學常出令人“瞿然駭也”的命題，這是導致中學生寫作水平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即便是被視為佳作的習作，也不過是翻來覆去地“捃摭”傳統名篇中的個別語詞或觀念，發出“空泛的、籠統的、荒謬的”議論;再次，教師諸如“老氣橫秋”“骎骎入古”“筆情奔放”“操縱自如”等無的放矢的評語，將學生的思考力導向了“虛妄”。夏宇眾提出在中學國文課程中增授論理學，并不僅僅為了解決學生寫作的問題，而是希望學生能夠“構思審究，觀察推理，略識趨真避妄之途徑”，進而能在社會生活中明察是非、慎思明辨、祛除虛妄，避免被現實中的惡潮流所惑。夏宇眾在文末還附錄了《中學校論理學大綱講義》的目次。蔡元培對夏宇眾的觀點及做法曾給予肯定和贊許，認為夏宇眾對“教者、學者之通病”進行了“極精確之抉摘”，特別是在中等學校增授論理學大綱一項，“尤足矯專己守殘之習慣”［4］。何仲英在《中等學生的國文學習法》中將學習國文的筆記與論理學相結合，尤其指出批評式的筆記文章寫作，“先要看一兩部有名的論理學書”［5］。自此，語文教育界在思想觀念上已經充分認識到邏輯學知識在教育學上的重要價值，即利用邏輯學革除語文教學中的種種弊端，完善語文學科自身的知識體系，從一個新的維度建構現代語文知識體系。但作為語文學本體性知識以外的另一門獨立的學科知識，邏輯學知識與語文課程并無必然聯系，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中學階段應該學習哪些具體的邏輯學知識，以及邏輯學應當如何與語文教學的實際相結合，當時學界尚缺乏具體可行的方案。

二、形式邏輯寓于語文教學的嘗試

1908年春，夏丏尊在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擔任日籍教員中桐確太郎的通譯助教”［6］。中桐確太郎曾在早稻田大學講授論理學，其講義收錄于1906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學三十九年度政治經濟科第一學年講義錄》中，該講義系統地論述了形式邏輯的由來及意義，命題、推理的方法等內容［7］。中桐確太郎任教于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期間，曾教授教育、倫理、心理、論理等科目，夏丏尊因此較早地接觸到了邏輯學知識。1919年，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改革國文教學，對諸多現代語文教學理論中的重要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8］，這使他有機會對中等教育中語文與邏輯學相結合的問題做出實踐上的探索和理論上的總結。夏丏尊與陳望道、沈仲九、劉大白等共同擬定的《國文教授法大綱》，將使用白話“明白、普遍”地表現思想感情作為語文教學的形式目的之一［9］，對學生如何掌握正確認識和思考客觀世界的方法，養成符合邏輯規則的表達習慣，提出了必然的要求。1920年秋，他又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國文科期間，進一步探討了以邏輯學指導寫作教學的具體策略。這一時期，陳望道、孫俍工、梁啟超等都曾做過相關探討，同他們的論述相比較，夏丏尊在借鑒邏輯學建構和完善現代語文知識體系，同時把邏輯知識寓于語文教學方面，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