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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護和發展是文化遺產實踐的兩大工作主軸，而近年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催生新的生活方式，也為文化遺產的發展跨界和創新再生開拓了新的途徑和養分。文章基于STS關注“實踐轉向”和“參與轉向”等脈絡，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標桿的東莞為案例，在分析科學技術如何影響其文化遺產的創新實踐基礎上，探討依托于創新實現文化遺產當代價值再生的路徑和意義。

【關鍵詞】文化遺產；跨界；價值再生

一、前言

文化遺產和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的“金色名片”，也是歷史和共同記憶的承載。2016年“十三五”規劃就指出要“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振興傳統工藝”。同年，科技部文化部與國家文物局也聯合印發了針對文化遺產保護科技創新規劃的通知[1]。作為文化遺產重要組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下文簡稱“非遺”），讓其“活起來”、走進人民群眾生活是實現“非遺”可持續的必然任務和具體行動。在此背景下，借力于現代科學與技術、以文化創新發展與傳承為目標已然成為各地“非遺”實踐探索的主旋律。從學術研究、官方實踐行動到媒體傳播都紛紛倡導和召喚技術、創新與文化遺產的融合[2][3]。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tudies，簡稱STS）就尤其關切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影響互構，強調科學技術在社會應用的成功之外[4]，還出現了兩次“實踐轉向”與“參與轉向”的新浪潮[5]。STS關注科學技術在知識消費領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動態實踐[6]，也延伸至公共決策的協同治理和對于“地方性知識”（layknowledge）的交融與重視。因此，文章從機制創新、實踐創新的多個層次，探討STS視域下的城市文化遺產實踐，尤其在非物質文化領域的跨界創新，是如何讓科學技術在“非遺”領域嶄露頭角，又反過來讓“非遺”和傳統文化實現多方面的價值再生。

二、機制創新：文化遺產體系的科學化

文化遺產的發展會受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的影響。在東莞，遺產管理保護職能機構主要是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內公共服務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科、文物和博物館科，以及其下轄指導的文化館，后者屬于“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同時也是東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近年相關規劃管理頂層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趨向科學化和理性化，能為文化遺產的保護發展保駕護航。首先是文化遺產管理系統內部的政策支持和制度設計創新。東莞在2021年了《東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市、鎮（街）文化主管部門應當綜合運用圖片、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形式，建立規范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數據庫”[7]，主動對信息化、數字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做出制度層面的規定約束。其次是財政制度上的支持和傾斜。東莞自2004年開始就逐步設立了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專項資金（文物保護利用專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項），讓財政保障有了明文明令標準。專款專用之余，東莞更在2019年開始也創新性建立了“傳承人建檔體檢”，為人才可持續提供保障。第三是專業性工作體系的常態化，在“非遺”名錄和分級體系、延續國家層次的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教育基地等劃分基礎上，東莞也在不斷完善自身的“專家組”機制，讓全國各地的文化遺產專家成為東莞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人才資源庫。專家組不僅參與評審工作，也與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結合，與代表性傳承人共同參與后續的保護和推廣工作中。這也是STS領域所強調的專業知識融入決策過程，能透過把經驗和專業“轉譯”為彼此理解的知識主張，并透過互動機制對專業知識和經驗知識進行擴展[8]。第四是文化遺產的“參與轉向”，建立了公共性的社會動員與民眾參與的研發和傳播體系。東莞是首個創新性引進藝術院校與地方政府共建文化遺產研發機構的城市，通過形成研發“機制群”的專業化、科學化和專門化，順應目前文化遺產與傳統文化往創意產業、數字化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多媒體的傳播，降低了社會不同成員和主體參與、融入文化遺產實踐的難度。

三、實踐創新：文化遺產的技術介入與跨界

國家政策和規劃驅動著文化遺產的跨界應用與創新，文化遺產從來不單純是一個靜態名錄，它同時也是文化領域治理運作的一環。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全面開創了文化領域的現代治理[9]。它不僅演變成一場傳統文化的發掘和保護式運動，尤其當遺產保護、遺產旅游走向“遺產產業化”或城市發展議程，文化遺產也就成了一種消費資源和文化資本，也是一項能夠帶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跨領域“產業”。如何實現跨領域的效益產出？落入地方文化遺產的具體實踐，還包括不同新媒體技術介入的“實踐轉向”。通過新科技、媒介對文化遺產的建構和滲透，參與文化治理及其產業化，“科技與社會秩序共同努力生產”[10]，成就了文化遺產跨界創新更多的可能。

（一）科技召喚文化遺產。網絡平臺已在東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體系中充當要角。這不僅體現在數字化傳承：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數字化保存和展示已屬常規手段，東莞在2017年即創新性與百度平臺合作，打造首個“非遺墟市線上平臺”，使科普宣傳和商業推廣線上化、專題化和專門化。還體現在與“流量”和新媒體技術結合：官方利用短視頻平臺為文化遺產構建了一個生動的活態形象和宣傳口徑，扣響“線上”大門。疫情是對仰賴實體空間的文化場館和文化遺產是一個挑戰，促使著其開拓新的途徑。2020年是東莞非遺的“數字化傳播元年”，原有品牌活動“非遺墟市”和特色空間“非遺展示大廳”都因疫情管控而受限，傳統文化遺產也在生產銷路和宣傳上受阻。因此，東莞開創性增設了“非遺小姐姐”IP，以線上主播的身份為東莞各式“非遺”“代言”。同時，匹配市場化、商業化的互聯網平臺特色、在宣傳東莞文化遺產之余也激發觀眾的消費需求，東莞還把原有的“非遺墟市”搬到了線上。由此一來，不僅破解了“非遺”傳播的難題，也同樣為“傳統文化”的商品化找到了路徑。“非遺墟市”在2020年東莞文采會上正式上線微信小程序，這是一個囊括東莞知名“非遺”產品的電商平臺，包含非遺美食和手藝、演藝和研學、非遺文創、城際交流、書籍和音像、墟市介紹幾大板塊。“非遺小姐姐”同時在抖音上線，給“非遺墟市”直播帶貨，通過創意短視頻和直播為東莞“非遺”引流[11]。在線上文采會之外，還打造了線上“非遺購物節”，把傳統文化借助數字科技進行有效的消費帶動。新媒體技術介入文化遺產領域，加上專門的線上技術培訓，讓“非物質”遺產文化以制作成品和文創產品的形式跨界于線上流量平臺，使之“可見”“可買”；也讓擁有“地方性知識”的傳承人、傳統手藝人，以短視頻主播/主角的形式跨界于平臺，讓傳統技術和技藝跨界“出圈”。科學與技術都要仰賴特定的、具體的社會情境的建構，它為文化遺產構建文化IP、增加其認知度和傳播度創造了可能平臺，它不僅渴望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商品進入市場鏈，也喚醒著一般大眾對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產的好奇和認同。以STS視角觀之，東莞的線上實踐體現著一種特別的技術社會化和文化技術化趨勢，亦即技術、文化與社會整合的過程，新媒體和新技術手段被官方、手藝人和社會公眾所認可，反過來文化遺產、手藝人也經由新媒體、新技術被社會公眾所認可，從而達到一種調試、協調的狀態。

（二）文創與文化遺產的互構共贏。能讓傳統技術和“地方性知識”跨界出圈的當然不僅仰賴互聯網平臺，還有文化創意。在國家“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政策影響下，讓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產依靠“文化創意”再造“重新進入生活”，讓文化遺產擁有創新性設計和延伸，讓文化創意產品融入傳統文化遺產元素，“創意與創新”成了地方當地文化遺產發展的另類“軍備競賽”。對文化遺產而言，生產性保護的產業化和融合創意的商業化發展如何維持其“本真性”和作為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尤其是傳統手工藝類文化遺產能否創新且如何創新，也成為學術研究中備受爭議的話題[12][13]。根據實踐案例大致可以區分三種不同形式和目標的互構：傳統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內容創新；以文化遺產為元素的文創產品設計；以文化遺產和傳統文化為靈感的現代產品設計。第一種傳統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內容創新，確保其核心技藝和內容的傳統性，轉變其表現形式或內容使之符合、迎合當代的需要需求。比如東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莞香”，加入了“莞香制作、包裝”等文化體驗式展示消費，也開發出“莞香香包”等結合新技術與當代需求的新產品，在本質上“莞香”最為核心的古法采香、結香技藝并沒有轉變，還通過“東莞香典”的“造節”活動讓傳統儀式和技藝為大眾所知，達到傳播和參與的效果，還增加了經濟效益。第二種則是透過與不同的文化創意機構和主體合作，深入挖掘文化資源的價值內涵和文化元素，通過多元載體和表現形式，“開發出藝術性和實用性有機統一、適應現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創意產品”[14]。“非遺”創意產品大賽也是東莞“非遺”的特色活動，通過把“非遺”項目中的傳統元素進行轉譯，實現“非遺”產品化和創意化。“莞草編織”就是其中創新案例，流傳百年的“莞草”種植和編制技藝，一度落入“無草無人”的困境，但是經過創新團隊設計和包裝改變了原有樣態，也設想了新的使用方式和用途：從作為編織草籃草席或者作為捆綁工具的莞草，變成了時尚燈罩、茶幾甚至桌椅等創意家具。雖然這些文創產品不是“非遺”項目本身，但是對于文創產品而言，文化遺產的傳統元素能為產品增加內涵和附加值；對于文化遺產而言，成為文創產品的設計元素，通過面向消費市場的產品再創，讓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產的元素、歷史能通過設計流動，從而增加其當代應用的廣度。第三種本質意義上是把傳統文化的“經驗性知識”抽象化轉譯為可供再利用設計元素，在設計品牌實現高文化附加值之外，其實文化遺產的價值能以另一種形式再現，提高著傳統文化的知名度和宣傳力。還是以東莞的實踐作為例子，東莞為“非遺”打造了“非遺”創意時裝展，設計師通過了解不同“非遺”項目的文化和特征，與目前的時尚潮流趨勢做融合，再把抽象的知識解讀“轉譯”成富有內涵和創意的時裝作品。這種結合沒有把作品（產品）和文化遺產全然割裂，它雖然不屬于“非遺”卻能夠通過創意的合作，實現“非遺”的另一種價值再生和跨界。

四、創新意義：文化遺產當代價值再生與再現

文化遺產的未來必定是有科學技術參與的未來，也是創新傳承的未來。正如批判遺產研究所認為的：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科學技術和新媒介平臺某種程度上改寫了文化遺產的敘事，它讓人們從歷史史書的宏大敘事轉向關注文化遺產的當下處境，關注具體的、活生生的個體。創新不是對“本真性”的背叛，合理有度的創新理應是圍繞著文化遺產本真性而產生的種種社會話語和社會實踐，它為文化治理的遺產實踐行動創造了更貼合時代性的內容，也讓文化遺產不再僅僅與“歷史”“傳統”相關，而與發展性的未來關聯。創新在今日已經成為一種帶有道德評判意味的價值取向，文化遺產不是“文化遺留物”，而是保持核心價值“活的遺產”。創新思維在文化遺產制度設計和具體實踐中的體現，讓文化遺產在跨界中重新萌發生機和機遇，依靠自主創新實現活態傳承；也意味著能讓更多人在科技的運用下，對文化遺產有新的理解、想象和價值認定。文化遺產實踐不能僅僅保護幾個傳承人，或者單一的藝術個性宣揚，而是在不離本源的原則上讓不同的行動者參與創新互動，并在過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再現遺產在文化、社會、經濟甚至政治層面的價值。

作者:李舒恬 單位: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