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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學的影響下產生發展，它以新安理學為哲理基礎。徽州廉政文化歷史悠久，具有突出的道德屬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形成于兩宋，鼎盛于明清。因受理學的影響，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嚴苛性、系統性、宗法性。另外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具體體現在它強調經世致用、注重廉政文化的平民化日常化、注重廉政建設形式的多樣化。

關鍵詞:徽州廉政文化;新安理學;實用性

新安理學是在古徽州地區產生，以弘揚儒學理念、傳承程朱理學為宗旨的一個理學派別。因古徽州原名新安，故名“新安理學”。它始于南宋，傳于元朝，盛于明朝，衰于清末。［1］新安理學是徽州文化的底色，是徽州文化的靈魂。同樣新安理學也成為徽州廉政文化的指導思想，在其影響下徽州廉政文化主張修身是齊家之本，齊家又是治國之本，必須加強官吏自我約束和管理。徽州廉政文化在理學的長期浸染下，形成了獨具特色、形式多樣的廉政風尚。徽州廉政文化中潔身自律以養廉、舉賢與能以防腐、重典肅貪以揚廉、愛民仁政以固本的思想，對徽州大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清正廉潔風尚的教育下，徽州涌現了一大批清官廉吏，他們以自身的廉潔修養和廉政實踐，為徽州廉政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一、徽州廉政文化的內涵及歷史發展脈絡

(一)徽州廉政文化的內涵

徽州廉政文化主要是指在古徽州地區社會形成的，與廉政相關的知識、信仰、規范要求、生活方式以及社會評價等方面的總和。徽州廉政文化以廉潔從政為核心，內容豐富多彩。這種文化始終強調廉潔自律，它展示了一種信念，顯現了一種精神，表達了一種態度。徽州廉政文化以新安理學為基礎，以獨特的廉政理論為引導，以豐富的廉政表現形式為載體。它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還具有廣博的文化知識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總之，徽州廉政文化內涵十分豐富。

1．徽州廉政文化歷史悠久

徽州處于“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農田和莊園”的地理環境中，徽州文化歷經了原始文化、山越文化、中原文化的演變發展，中間也有多次的交融組合。徽州廉政文化就在這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人文環境中生成。徽州自南宋以來就被稱為“程朱闕里”，并產生了新安理學。徽州地區受理學影響很大，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徽州社會自古以來重視廉政風尚，強調廉潔思想。古徽州人一直信奉“學而以為官為上、仕而以勤廉為榮”，以此來激勵自己、警示自己，并用此作為建功立事、光宗耀祖的行為規則。在歷史發展中，徽州出現了一大批清正廉明、大公無私、奉公守法的廉潔人士。他們或以人為本、箕風畢雨;或潔身自好、廉潔奉公;或持正不阿、直抒己見;或毀家紓難、光明正大;或勤勉慎獨，凜然正氣;或激濁揚清、除暴安良。他們遍布不同層次，涉及了不同地域，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清、慎、勤”這三個字的精髓。

2．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對廉政的思索和追求，徽州廉政文化把優秀的內容和完美的形式合理的統一起來。徽州廉政文化不斷展現著有關廉政的理念、思想、制度以及生活方式、準則規范等等，徽州廉政文化又利用各種形式，來傳播水火無交、名堂正道、發憤圖強、清正廉潔的價值理念。徽州廉政文化中的這種思想覺悟和嚴苛制度，一定程度上對維護民眾利益，緩解社會矛盾有積極作用。廉政文化已經滲透到民間，成為徽州社會的行為規范，它滋潤著徽州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在徽州，廉政已經成為一種風俗、一種文化自覺。時至今日，徽州廉政文化的一些內容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徽州廉政文化具有突出的道德屬性

廉政，是一種品德，是一種個人修養，也是一種社會價值理念。道德可以提高大眾的思想覺悟，可以規范社會制度，可以促進社會發展。徽州廉政文化就非常注重與道德的結合。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儒家學說為從政者樹立了道德規范。朱熹從新安理學角度對“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進行解釋，強調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朱子大力倡導發揚個人的仁愛之德，這些思想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民眾的人生追求，造就大批有志之士。徽州廉政文化大部分內容都是有關道德修養和品格操守的，它強調奉公守法、剛正不阿的道德情操，強調正確處理好公與私、道德和利益的關系。這些內容無不體現著徽州廉政文化的價值取向。從道德品性的角度進行有效的規范，能讓民眾思想境界得以提高、價值理念得以引導、行事準則得以約束。在道德觀念的約束下，徽州地區涌現的大批清官廉吏，他們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為政治昌明奮斗一生，力求河清海晏。

(二)徽州廉政文化的歷史發展脈絡

徽州廉政文化的形成發展是與新安理學相互交織的，在新安理學的主導下，徽州廉政文化逐漸完善并達到鼎盛。

1．形成時期

嚴格的說徽州廉政文化是在新安理學影響下逐漸發展形成的，新安理學的初創和形成時期實在兩宋，徽州是新安理學的發源之處。學宗朱熹、發揚光大朱子理學是當時新安地區的普遍學風。特別是南宋后期的新安理學家致力于闡述“朱子之學”的精髓，研究性命義理之學，他們繼承和弘揚朱子理學，主張積極入世，捍衛儒學正統地位。此時期的理學家對吏治、獄治、軍事、財政、農業、教育等各個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見解和深入的思考，對當時的徽州的政治現實和貧困潦倒的民生都非常關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徽州廉政文化初步形成。

2．過渡與發展時期

徽州廉政文化的過渡發展時期是在元代。元代在官辦儒學和后期恢復的科舉的影響下，理學正式上升為官學。即使在當時朱子理學處于晦暗難明時刻，元代的新安理學家們仍致力深究朱學宗旨，維護其純潔性。元代只是新安理學發展的過渡階段，是為其在明清的發展做鋪墊。元代的新安理學家們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推動朱學發展，將學術應用于社會實踐，這一結果就是促進了徽州廉政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徽州地區高度重視理學教育，關注道德實踐，努力探索廉政建設的途徑和形式。

3．鼎盛時期

徽州廉政文化隨著新安理學的繁榮而鼎盛。明清新安理學家在元學的基礎上，打破成規，創新發展，注重實用。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編撰的《皇明祖訓》、清朝《圣祖皇帝康熙遺訓》都有很多內容是關于廉政建設的，這其實都受到了當時新安理學影響。明清之交，以新安理學為核心的徽州廉政文化大致完善了對“理、義、道”的闡述，這對徽州廉政文化理性思維的建構提供了很大的幫助。［3］這一時期，徽州地區因為受理學影響深遠，廉政思想深入人心，被老百姓普遍接受，廉政成為社會風尚。徽州社會因重視廉政教育和廉政建設，基本形成了清正廉潔的政治生態。

二、徽州廉政文化的理學因素

歷史上的徽州地區，或生于斯或布政于斯的清官廉吏不勝枚舉。這和徽州山清水秀、鐘靈毓秀的“廉泉”哺育有很大關系，也和徽州獨特的人文歷史環境有關。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學的影響下，特點突出，充滿了理學因素。

(一)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嚴苛性

1．理學基調

徽州是“程朱闕里”，對理學是“恪守不離”。在理學的影響下，倡導讀書，認為窮理之要必在讀書，因此促進了徽州讀書好學的風氣。徽州地區大量書院、學堂的開辦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徽州地區文化的發展，促進了賢才輩出局面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大多新安學者著書立說，注釋經書，闡明經義，倡導“天理為義，人欲為利”。他們恪守其義利之說，提倡人與人之間在立身處世方面應當“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理學家的道德講說與廉政文化密切關聯，長期影響著徽州人的廉政觀念。新安理學強調“滅人欲，存天理”，《朱子語錄》中朱熹說“一日三餐，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婦之道，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這是對“存天理，滅人欲”的解釋，即要保持公正之心，心存良知，保持自身修養，強化品德。這些理念成為徽州廉政文化的底蘊。［4］新安理學是徽州社會、徽州廉政文化的倫理道德支柱，新安理學的思想滲入到徽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層面，徽州廉政文化無時無刻不閃現著理學光輝。

2．尊禮重禮

安理學影響下，徽州廉政文化形成了尊禮重禮的嚴謹體系，這也促使徽州社會形成了嚴苛的封建倫理道德規范。這種嚴苛的尊禮重禮的道德規范可以維護徽州社會的穩定發展，調節社會矛盾，促進政治清正廉明。朱熹將四書中的“天”“天命”詮釋為“理”“天理”，把神秘的“天”“天命”轉變為更具有哲學理論色彩的“理”“天理”，并把“天理”規定為宇宙萬物統一的最高的本體。同時，“理”不局限于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具體的，“理”就是“禮文”，使人有規矩，有禮儀，都是“理”的體現。這最終促使“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世俗化的現實社會得以確認。在古徽州，《朱子家禮》已成為檢驗百姓生活狀態，規范百姓婚喪嫁娶、日常生活的一部“庶民之禮”，這也順應了官僚士大夫化民成俗的追求。“不學禮無以立”①，“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②”這是徽州社會的共識。徽州廉政文化一直強調以禮治國、以禮立身，整個社會要約之以禮、行之以禮，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尊崇禮、安于禮、行依禮的社會。

(二)徽州廉政文化具有系統性

廉政制度建設、廉政社會文化建設和廉政個人品德建設等三個方面構成了徽州廉政文化建設的體系。這個體系有效構建了一個國家、社會和個人三位一體的廉政文化體系。三個層面互相兼容、相互促進，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徽州社會的穩定發展和政治清明，促進了徽州廉政文化的繁榮。徽州的廉政制度建設運用的是特色的權利制衡理論。在歷史悠久的徽州封建社會中，官吏的權利是非常忌諱過于集中的。因此分散權利，對于官吏的各種權利進行限定分工，權利制衡。這種思想和做法在徽州廉政制度文化建設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另外，相對完善的監察制度也促進了徽州廉政制度文化建設。在徽州社會，有著特殊的選賢用人的標準和體系。在官員選拔時重視德行操守，新安理學所主張的“孝梯廉讓”、“清廉守節”等理念成為官員選拔的重要標準。徽州的廉政社會文化建設在新安理學的影響下，對廉政更為重視。對廉潔進行表彰，對貪腐予以懲戒，大力促進了徽州社會清正廉潔社會風氣的形成。［6］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學思想影響下，徽州廉政文化將孝悌的家庭觀念和清廉的政治觀念結合起來，推動了廉政文化對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影響，形成了有效的輿論宣傳和監督。這種輿論宣傳和監督主要表現在老百姓對貪官污吏的不滿、痛恨和對廉潔自律官員的贊美和歌頌。同時徽州廉政文化的表現形式豐富多彩，廉政思想通過多種藝術形式廣為傳播，徽州社會的廉潔氛圍在潛移默化中逐漸形成。［7］徽州社會始終重視個人品德的建設。徽州百姓世受清廉思想的浸潤，新安理學強調“德行”，強調為政者對自身的約束和道德修養，強調若想為官清廉，必“以德為先”，以“德”化民，做到“德”“禮”“政”“刑”相輔相成。

(三)徽州廉政文化具有宗法性

古徽州自古以來聚族而居，宗族組織作為鄉村社會的控制系統長期存在，宗法關系支撐著徽州穩定的社會結構。實際上在徽州宗族組織作為保甲組織的重要補充，起著穩定鄉村社會的秩序的重要作用。明清時期宗族組織獲得了控制社會運轉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組織通過族權控制，成功實施了對徽州社會的有序管控。具體而言，徽州宗族和祠堂是徽州社會最強大的掌控力量。理學提倡和精心打造的宗法制，主旨是將理學的教化面向基層，使其平民化、實踐化，最終實現穩定社會，純正民風的目的。徽州宗族和祠堂尊奉程朱理學，在宗族組織的倡導下，徽州百姓自覺做到了清正廉潔、光明正大、忠君愛國，實現了為官做事都要強調以民為本。徽州地區涌現出的大批清官廉吏，最終會被徽州宗族供奉在祠堂，供人祭拜;如若出現貪官污吏，徽州宗族祠堂便會將其除名，趕出宗族。在徽州宗族和祠堂強大的掌控力量下，徽州廉政風氣的日益濃郁，在廉政的思想澆灌下，徽州百姓格外注重名節，清正廉明成為常態，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三、徽州廉政文化的實用性

(一)經世致用

朱子一直強調經世致用，后世有些理學家卻走上了“窮理”之途，并將“理”的思想僵化，違背了朱熹“經世”的本意，失去了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很難做到學以致用。因而自明中葉以后，理學日漸式微。清末“經世致用”又被重提。但徽州地區“經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沒有中斷。這一思想也在深刻影響著徽州的廉政文化。清代廉吏徽州婺源人齊彥槐為官期間，除了輕徭賦，廢嚴刑、辦教育之外，還精研技藝以解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他不僅精心制造了“渾天儀”和“中星儀”，而且還制造了“龍尾車”和“恒升車”這兩種水車，提高抗旱排澇能力。大災之年，他還獨創“圖賑法”救助災民。明代廉吏績溪人胡光，在任上針對都江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堤壩被毀，勇于擔當責任，親自主持，改進施工技術，設法提高功效。明代廣東人何歆在弘治十六年出任徽州知府，到任后發覺徽州民宅多為磚木結構，且蔓延連綿，有很多的火災隱患，于是他反復斟酌，最后下令修砌“封火墻”，這一措施造福了百姓，使當地安全狀況大為改善。古徽州的廉政建設注重從實處著手，最終實現廉政效果看得到，摸得著，又讓老百姓得到了實惠。

(二)平民化日常化

在新安理學影響下的徽州廉政文化關注現實，主張經世致用，徽州廉政文化建設注重將廉政思想運用于實際，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廉政思想不僅屬于官僚、知識精英階層，而且也有庶民百姓的受眾。只有通過世俗化之路，將廉政思想真正植入草根民間，得到百姓認同，并化為百姓所用，才算完成廉政精神的切實傳承。注重教育是其實踐性的表現之一，徽州廉政文化倡導以啟蒙之教對接《大學》之道，廣興教育，培養圣賢品格。其覆蓋面非常廣泛，從義理到修身、從為學到為人等不一而足。另外它還倡導士人以理修己，示范庶民，將廉潔自律等廉政思想，下移到社會中下層。徽州廉政文化還包括五倫、修身、處世、接物等倫理要義，這是廉政文化走向平民化日常化的途徑。在日常生活中徽州百姓“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努力去做清清白白之人。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學的影響下，非常重視處理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將廉政思想落實在平民生活之中，在潛移默化中提升庶民的廉政精神。至此，廉政文化不再是遙不可及、與己無關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常用之道。

(三)形式多樣化

徽州廉政文化有突出的親和力、滲透力和巨大的感染力，這得益于其豐富的表現形態。徽州廉政文化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它能夠滲入百姓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最終達到影響廣泛，深入人心的效果。［8］明代廉吏黟縣胡壽安在任期間勤政盡職，清廉自持，任滿離職時，賦詩一首“一官來此幾經春，不愧蒼天不負民。神道有靈當鑒我，去時還似來時貧。”此詩在當地廣為流傳。徽州人陶行知是徽州廉政文化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有幾首小詩，都體現了濃濃的廉政思想。如《一文錢》:“公家一文錢，百姓一身汗。將汗來比錢，花錢容易流汗難。”此外還有一首著名廉政詩“萬分廉潔，不過小善。一念貪污，即為大惡”。這些詩歌通俗易懂，至今在徽州地區廣為流傳，引導著社會風氣。徽州地區楹聯文化豐富，很多地方的楹聯都體現了濃厚的廉政思想。最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徽州廉政楹聯輯覽》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呈現了一百余副遺存至今、散見各地的徽州廉政楹聯，如:“清白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五任為官風兩袖，一家長日粥三餐”“慎思明辨識大義杜漸防微避小眚”等等。這些熠熠生輝、令人警省的廉政楹聯，范圍廣泛，影響深遠，蘊含著徽州廉政文化的智慧，是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徽州地區也存在大量的廉政民謠，如民謠《城里有官府》:“城里有官府，鄉下有山塢。城里有鐵索獰獰，鄉下有紅藤葛藤。魚為貪食鉤上死，官為受賄誤終身。誰說老天不容人，事物成敗全在人。”①這些民謠通俗易懂，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最終讓廉政文化浸潤百姓心田。除了廉政詩歌、廉政楹聯、廉政民謠這些大家喜聞樂見的形式之外，徽州地區至今還留存一些“戒石碑”，上刻“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等內容。此外徽州地區還廣泛流傳一些有關廉政文化的民間故事如《三戒碑》等等。

四、結語

盡管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廉政文化所蘊含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念不同，但其初衷都有相通之處［9］。徽州廉政文化在新安理學的影響下，獨具特色，自成系統。它以獨特的魅力和力量去感化民眾，使人們在不自覺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并用這種文化規范指導自己的行為，最終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同時，它也形成一種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從而使反腐倡廉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為，以廉為美成為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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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輝 陳志華 單位:黃山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