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網絡文化以其全新的傳播形式對文學經典的閱讀造成嚴重沖擊和挑戰。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引導學生回歸經典，通過對經典的解讀與傳承，提升學生的感悟能力、審美能力與人文素養。探究式閱讀，是引導學生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在網絡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與飛速發展的視圖傳媒使影像文化成為時代的重要特征，對傳統的文學教育造成巨大沖擊。長期應試教育的扭曲與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學生對經典閱讀的興趣越來越淡薄，真正能夠沉潛經典的人越來越少。即使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對視覺文化的熱衷亦遠遠高于對古典文學經典的閱讀，那種涵泳吟誦、自得其樂的經典閱讀被各種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時代的“經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經典中，毋庸置疑，文學經典是核心。正如美國學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學科的核心教材，不應該是歷史學家或是哲學家的文本，而應當是人類審美努力的產物———文學和藝術，這是因為，通常人們記住任何一種文化，主要是通過這種文化里的文學藝術作品達成的。”[1]當前，網絡文化以其全新的傳播方式對文學經典的閱讀造成嚴重沖擊和挑戰，主要表現為：其一，以圖像表達意義，將傳統的文本閱讀轉換為圖像閱讀。大量由經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充斥著人們的視覺，不少學生以看電視、電影代替閱讀經典作品。在對某省屬重點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大三學生進行的古典名著閱讀調查中顯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讀過的不足10%，只讀過其中一部的亦僅有35%，但看過由四大名著改編的電影與電視劇的則在90%以上，這樣的現狀令人擔憂。當下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大多對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對經典的顛覆。法國小說家喬治•杜亞美曾把電影視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給那些愚昧無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終日的可憐蟲們散心用的娛樂……一種既不需要全神貫注，也不要觀眾有多少智商的熱鬧場面。”[2]以影像觀賞代替經典閱讀，不僅無法真正領略文學真諦，而且視覺的沖擊淡化了對文學內容的深入思考與解讀，壓制了受眾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讀者有著不同的生活閱歷與生命體驗，在閱讀中能夠對同一文學形象進行不同的再創造。而一旦將其影像化，則所有的觀眾看到的皆是同一個“哈姆雷特”。閱讀《紅樓夢》，“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林黛玉”，而觀看87版電視劇《紅樓夢》，“林黛玉”只有一個，那就是陳曉旭所扮演的。其雖形神畢肖，深得人心，卻終究與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葉朗先生指出：“‘讀圖’一代與人文經典的隔絕，將導致我們的民族變成一個沒有深刻思想的民族，變成一個膚淺的民族，燦爛的中華文明就會中斷，那是極其危險的。”[3]電視劇《西游記》的拍攝，以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了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的經過，深得觀眾喜愛。然而，蘊含在原著中的對“佛性”的弘揚卻無法深刻體現。如南帆先生所言：“經典文化是創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為快樂的休閑，于是，所有的深刻———無論是深刻的故事、人物還是深刻的思想———都將成為畫蛇添足的贅物。”[4]“讀圖”使學生難以體味經典蘊含的深層意蘊，長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縮，審美趣味低下。其二，對娛樂功能的強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經典作品中的文化內涵，導致整個社會文化品位低俗，對學校的文學教育造成沖擊。哈羅德•布魯姆指出，“只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匯。”[5]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經典的魅力首先表現于其不受時空限制、永不磨滅的審美力量，而一旦轉化成影視作品，則更注重畫面與情節，反而使文學作品本身通過語言營構而發散出的審美魅力被削弱。文學經典不僅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豐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內涵。通過研讀經典，學生受益的不僅是讀寫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養與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爾基所言：“文學的目的就是幫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發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們中間的卑俗作斗爭，并善于在人民中間找到好的東西；就是在人們的靈魂中喚起羞恥、憤怒和英勇，并想盡辦法使人變得高尚有力，使他們能夠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這是影視媒介所無法達到的。其三，影視作品在對文學經典改編過程中，常常在“經濟利益”指揮棒下，為了提高收視率，而迎合當下社會的價值觀，從而背棄原著精旨，給觀眾造成誤讀。電影《赤壁》里的孫尚香，膽大心細，武藝高強，巾幗不讓須眉，潛入曹軍，親自繪制曹營地圖，為蜀吳抗曹立下汗馬功勞。同時她還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與極強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為恥，對孫權為自己與劉備結成的政治婚姻心懷不滿，卻與諸葛亮產生惺惺相惜之情。這一角色的塑造顯然有悖于《三國演義》的主旨，體現出現代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如果只看電影而不看原著，學生會誤以為三國時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電視劇《水滸傳》中的潘金蓮美麗、溫柔、勤勞，淡化原著中對其“淫婦”形象的塑造，從而讓觀眾對其境遇充滿同情，而非譴責與痛恨，這顯然是從現代人的視角進行地解讀。

二、經典閱讀，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包括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門課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選文本均較為有限。以筆者所在高校為例，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只開古代文學史這一課程，所用教材為袁行霈主編本，從大一下學期開始，每周四節課，共開四個學期。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要向學生展示數千年的文學歷程，其難度可想而知。而文學史的編撰本身即具有選擇性，編者根據自己的特長、興趣進行取舍。如果僅僅照本宣科，傳授給學生的是一些教條式的結論，以此取代學生自覺主動地體味涵詠，那么，古代文學教學必然無法讓學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讓學生在與古人心會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礪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歸經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必由之路。首先，經典閱讀，能夠使學生置身歷史文化語境，在與古人建立的平等“對話”關系中，體認古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靈的凈化與升華。童慶炳先生指出：“文學經典就是指承載文學之‘至道’和‘鴻論’的各類文學典籍（特別是作品），凡創作這類作品的作家自然稱為經典作家。”[7]古代文學經典之作，不管是詩、詞、曲、賦還是散文、小說、戲曲，皆表現了言說者一定的生存處境與文化心態，蘊含著創作者的某種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亂無序狀態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態，還是對自己的個體生命面臨的種種危機深感焦慮而欲求安身立命之術的自救心態，均寄托著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與價值理念。這種精神既指向久遠的過去，也指向對不同時代讀者而言的“現代”，并且在不同時代的閱讀中繼續產生深遠影響。美國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建立在《伊利亞特》、《圣經》、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等先輩遺產上的教育，在某種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們的理想，雖然對我們身處鬧市的生活來說，這些文化基石不免顯得遙遠。”[5]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其《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指出：“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其他任何時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為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于無限蘊藏的本質之中。”對學生而言，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傲然，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亦甚遙遠，如果只閱讀教材，理解未免偏頗，只有回到文本，在對《陶淵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閱讀中，才能跨越亙古長空，切身體悟詩人的喜怒哀樂，洞悉人性的復雜與人生的坎坷，尋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學生通過對歷史上永恒經典著作的閱讀，將文本中所負載的信息，還原為活生生的言說主體，從而建立起讀者與作者之間平等的“對話”關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潤自己的心靈，升華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喚醒其作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諧地發展。其次，經典閱讀，通過對文學作品的細致分析鑒賞，使學生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進而由簡單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對文學現象、文學流派乃至文學精神的感悟與把握，促進學生心智成熟與心靈成長。哈羅德•布魯姆稱：“假如我們讀經典是為了形成社會的、政治的或個人的道德價值，那我堅信大家都會變成自私和壓榨的怪物。我認為，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獲得審美力量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說話和怎樣承受自己。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的自我成長。”[5]自成一體的審美獨特性與人類經驗普遍性共同賦予經典作品經久不衰的魅力。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閱讀，才能夠讓學生完全沉浸在閱讀的樂趣中，體驗到單純閱讀的愉悅，從而在閱讀中暫時逃避一下甚囂塵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優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與寧靜。而學生的心靈正是在這種閱讀中日漸豐盈，從而學會明辨是非，取得進步，在與書中人物的同歡戚、共命運中培養同理心，在享受現在的同時不忘過去的。最后，文學經典是民族語言藝術的典范，經典閱讀能夠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漢語的凝練、精粹與傳神，從而提升自身的語言感悟能力與表達能力。筆者每年指導本科學生畢業論文撰寫，經常發現學生的語言功底太差，論文選題陳舊、邏輯混亂、病句連篇、錯字累牘，讓人不忍心讀，這固然與平日缺乏寫作訓練有關，其根本原因則在語感太差。而當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將“金箍”戴在教師頭上，將評價教師的權力交給學生，于是，教師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舉，課堂之上，笑話、故事蜂擁，一片歡樂氣氛，對學生學業應達到的要求則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這樣一個“讀圖”時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時，學生的語言能力普遍下降。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經典閱讀。就目前古代文學教學而言，大部分教師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識地指導學生閱讀原典。

三、探究式閱讀，古代文學教學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兒童的精神世界中，這種需要特別強烈。”對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學生而言，這種探索發現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強烈。在激發學生閱讀經典興趣的同時，要充分利用他們的好奇心與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閱讀，是引導學生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學課程所跨越的時間段從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經典之作浩如煙海，指導學生選擇適合自己口味的作品進行精讀，是探究式閱讀的重要起步。卡爾維諾結合其自身閱讀經驗，在《為什么讀經典》中指出要讀的書有兩類：一是“讀第一手文本，盡量避免二手書目、評論和其他解釋。因為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即要讀原典，而非闡釋原典的評論。二是“教材要教你讀一些經典作品，在這些作品當中，你將辨別你的經典作品。學校有責任向你提供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學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選擇的東西才有價值，”[8]即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挑選屬于自己的經典，強調閱讀的個性化。本著這樣兩個原則，結合古代文學課程本身，在學期初課程剛開始時，即給學生列出閱讀書目，讓其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本進行精讀。如在講授先秦文學時，考慮到大一學生的古文解讀能力尚弱，為其推薦經典的譯注本，包括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莊子今注今譯》等。讓學生結合注釋與譯文來解讀原文，可以參閱于丹的《論語心得》、《莊子心得》，但絕不允許以此取代對《論語》與《莊子》原著的閱讀。當然，在經典選擇的過程中，也要尊重學生不同的閱讀興趣，在規定的書目中，讓其自主選擇。在對經典精讀的基礎上，指導學生選擇一個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作為切入點，通過搜集資料，進行深入探究，并將其成果做成PPT，根據課程進度，安排其在課堂上講解，與老師同學交流，從而強化其閱讀的興趣與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肯定與指點后，將其寫成小論文，作為課程作業。如此，既提升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又鍛煉學生邏輯思辨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達到一舉多得的效果。在講魏晉南北朝小說時，有同學選讀干寶的《搜神記》，興致盎然地到講臺上與同學交流閱讀心得，對書中的人鬼戀進行深入探析，并為同學答疑，其效果遠遠超過教師單純的講解。利用課余時間組織的讀書交流會，可視為課堂教學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閱讀的重要方式。讀書交流會可圍繞某部經典進行深入探究，如圍繞閱讀《陶淵明集》進行的“今天為什么要讀陶淵明”交流會，學生從不同角度談自己的閱讀體驗，既表現出其自發閱讀評點的靈敏與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現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實現經典與讀者跨越時空的對話，使學生在閱讀交流中培養心智、拓展自我意識。在讀書交流會中采用薩義德的“對位閱讀（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種有益嘗試。所謂“對位”，源于西方古典音樂“對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復調音樂中，根據一定的規則以音對音，將不同的曲調同時結合起來，從而使音樂在橫向上保持各聲部本身的獨立與相互間的對比與聯系，在縱向上又能構成和諧的效果。所謂“對位閱讀”，薩義德稱其為“通過現在解讀過去”，“回溯性地和多調演奏性”地展開文學閱讀。“在西方古典音樂的多聲部樂曲中，各個主題互相替代，只給予某一個主題以短暫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產生的復調音樂中，有協奏與秩序，有組織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種來自主題，而不是來自作品之外的嚴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則。”[9]借鑒這一做法，在讀書交流時，從當下的熱門話題入手，選擇一個可以貫通古今的主題，讓學生圍繞此主題談論其經典閱讀的體會。如“愚人節里話誠信”，學生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愚人節”談起，聯系其閱讀的《論語》、《孟子》等經典，探討古人對“誠信”的見解及其對今人的啟示。這樣既調動學生探究的興趣，又賦予經典以現代意義，從而讓學生認識到在當今商品大潮下誠信的重要性。將經典原著與影視作品進行比較，是探究式閱讀的有益做法。作為生活于影像時代的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那些鋪天蓋地而來的影視作品與瞬息之間層出不窮的圖像。既然逃避無益，不如坦然視之。閱讀經典與觀賞影視最大的區別在于，“書籍予以我們某種自由——當我們閱讀時，我們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躍而不受束縛；我們是創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參與者。”[10]愜意閱讀的狀態之美，正在于有時間去想象出一切，讀者具有能動性，而影視作品則以演員的形象扼殺了觀眾的想象。在講《紅樓夢》時，筆者曾組織學生精讀“風雨夕悶制風雨詞”一節，之后又讓其欣賞王扶林導演的87版《紅樓夢》與李少紅導演的新版《紅樓夢》相關情節，通過比較，讓學生探究三者在意境營構方面的異同，進而分析文字表達與影視呈現的區別與局限。從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固然可以比較完整地傳達作者的某些意圖，卻也存在對原著的誤讀與顛覆。不管影視拍攝多么成功，終究不能取代文字盡顯人類心智與想象的魅力。所以，觀看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絕不能替代對名著本身的閱讀。否則，失去的將不僅僅是那些閃爍在字里行間的詩意，還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豐富與人性的復雜。哈羅德•布魯姆曾經悲哀地指出，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閱讀史上最糟糕的時刻”，“正在經歷一個文字文化的顯著衰退期”，而且“難以逆轉”。他是針對形形色色的“政治閱讀”對經典的破壞而言的，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僅如此，還有來自信息時代的電視、電影、互聯網、手機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對傳統閱讀行為的干擾。“燈火夜深書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經與經典一起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在教師的有意引導下，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回歸經典未必不可實現。莘莘學子在經典閱讀中，“每覽昔人興懷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11]與古人跨越時空相視而笑，體驗著方塊文字中蔥蘢著的詩意與美感。這種感覺豈是影視圖像所能帶來的。

GarfieldE創立的科學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論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基礎，引文分析反映了文獻引證和被引證的知識網絡，“被引頻次”是引文知識網絡最直觀的體現。雖然學界針對負面引用、錯誤引用、不良自引等行為提出“被引能否作為合理評價指標”的質疑［1］，但不可否認，被引頻次已經成為現今衡量論文學術影響力、期刊評價、學者評價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國學術走向世界，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次強調要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加強中國科研論文的國際影響力，對于提升中國科研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作用，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進一步實施，人文社科領域積極開展國際性問題研究、召開國際會議、擴大英文期刊國際傳播、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和人才交流。增加人文社科期刊論文國際被引是擴大中國人文社科成果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表現，但期刊論文被引具有復雜性，受到主客觀和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因而，了解中國人文社科期刊論文被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助于我國學者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模式和學術期刊，提高中國人文社科成果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1相關研究

1.1引用現象研究

AvramescuA［2］利用科學信息擴散論將論文的引用周期分為5種類型:廣泛認可的引用曲線、基本認可的引用曲線、很少認可的引用曲線、“睡美人”型引文曲線和“曇花一現”型引文曲線。屈文建等［3］重新歸納為6類:將前3種統一為“經典引文曲線”、重新定義“指數下降引文曲線”、“睡美人”引文曲線2類、新增指數增長引文曲線、多峰引文曲線、波形引文曲線3類。高被引論文往往是領域突破性或創新性成果［4］，其價值和意義得到了科學界普遍認可和重視，分析高被引論文的特征因素、預測高被引論文方法拓寬了學界對高度引用現象的認識，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獎”正是利用論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預測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科學界也存在一些從未被引用的論文，但論文未被引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學術價值，VanRAFJ［5］從這些零被引文獻中發現被“延遲承認”的“睡美人文獻”;國內學者杜健等［6］、LiJ［7］等對“睡美人文獻”的特征、潛力預測等開展系統化研究。論文引用規律和引用現象的研究進一步完善了人們對引文結構網絡的認知。

1.2引用動因研究

研究人員引用他人論文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引用行為不僅僅是出于對科研成果的認同，還有很多非科學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種動機，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種動機，馬鳳等［11］歸納出6類引用動機，邱均平等［12］將引用動機分為內在引用動機(知識主張、價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動機(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輸出、引用重要性)兩類，內外動機相互影響信息行為。也有學者針對引用中對編委的阿諛奉承、為利益派別的不正當引用現象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負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隨著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嘗試用理論的角度來解釋引用動因。段慶鋒等［14］以規范理論和社會構建理論，提出引文是學術性和社會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楊思洛［15］將前人對引用動因的理論解釋歸納為5類:“科學規范理論”、“社會結構理論”、“心理過程理論”、“自反引文理論”、“引文進化理論”;AksnesDW等［16］用“可見動態性”概念解釋引用行為，認為引用也存在“馬太效應”。

1.3影響因素研究

一、了解學生的真實水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自2004年以來，筆者每給學生開古代文學課，在第一堂課時，都會進行當堂摸底小測驗,以期達到觀察了解學生有關古代文學方面真實水準的目的，測試內容大致這么幾個：1．說出中國古代文學史劃分的各個時段，說出你所知道的各階段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2．談談你對李白和杜甫詩歌的看法。或者，借一個文段引出問題，如引用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的一段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讓學生說出該文段中的典故。3．說說自己準備如何來學好這門課程。第一題重在考查學生對古代文學史整體把握的情況。

中學時期學生們所學的古文主要是名人名篇，沒有形成文學史的系統概念。從學生的答案看，大部分人對朝代更迭順序基本掌握，但對先秦漢魏六朝劃分情況比較混亂，對唐以前的文學代表作家作品掌握也比較混亂，但對唐以后的文學代表作家作品掌握較好。第二題重在考查學生對兩位大詩人及其詩作的了解與認識情況。選擇這兩位大詩人，是因為學生從小對詩仙詩圣比較熟悉。從答卷看，此題學生大都能說出些道理，但引用原詩作的比較少，關于后人對兩位詩人的評價觀點、評論詩句更是所知甚少。針對這一情況，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可側重加強引用前人的評論，引用一些古代文論的觀點。由于大專階段并未開設古代文論課程，故引用時要適可而止，切勿太多太濫，以免引起學生的反感。

引用司馬遷作品的問題重在考查學生對歷史典故的掌握情況。從答卷來看,此題學生大都能說出一半的典故,但對后半部分的典故知之甚少,個別學生甚至自己杜撰。針對這一情況，筆者一般會推薦一批相關書目，充實學生的文學視野，加強其文學史知識的積累。第三題重在讓學生對自己有個約束，讓學生在面對一門新課程時既有一種期待，又有對自己的內在要求，以期在學期結束時再來對比當初定下的目標，從而讓學生明白在大學階段學習是可規劃的，也是必須規劃且堅定地按自己的學習計劃執行下去的。掌握了學生在專業上的真實水準，我們還要結合當下學生的時代特點有的施教。目前在校的大學生，基本是在電視、電腦普及和通俗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他們從小看電視和卡通漫畫、玩電子游戲，其中大部分人習慣于圖像閱讀，學界將其稱為“讀圖的一代”。圖像閱讀是一種作用于人的視覺、聽覺等感官為主的閱讀方式。

據科學家研究證明，學習時參與的感官越多，學習記憶的效果就越好。古代文學作品因其語言上的障礙給學生造成閱讀上的困難，再加上作品的時代政治環境、作者際遇等各種因素的牽制往往含蓄不露，致使學生在學習這些作品時常常難以深入理解。除此之外，隨著就業壓力日益增大，致使學生須花費相當一部分時間去考取各種各樣用人單位所要求的技能證，這就使他們很難花大量時間靜下心來研讀古代作品中那些艱深難懂的文句。這也要求教師須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去尋找既能調動學生學習興趣，又能達到教學目的的方法，使學生能在短暫的課堂教學中盡最大可能地掌握所學內容。

二、走進文本，熟讀精思

誦讀是有效的古詩文學習方式，也是學好古詩文的必由之路。朱自清說：“文言文和舊詩詞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聲調里；不吟不誦不能完全領略他們的味兒。”[3]從這個意義上講，誦讀是對文本生命的復活。通過誦讀，學生能培養語感，積累名言佳句，感受古詩文的韻律、節奏之美，更直觀、直覺地體會文本的情感與美感，進而提高自己的欣賞品味和審美情趣。現在許多學生一味地強調創新與動手的能力，但對于一些基礎性的知識往往嗤之以鼻，須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厚積才能薄發。杜甫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千古名句，宋代學者朱熹也有“讀書之法，……熟讀而精思。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熟讀精思》）之言。

一、通識教育的研究與發展趨勢

在國內，對通識教育的研究源于20世紀30年代，大多是關于國外通識教育理論研究的評介與引進，理論探討居多。2000年以來，對通識教育的教學實踐與實證研究逐漸增多，在研究廣度和深度方面不斷推進，呈多元化發展態勢。代表作有:“英語專業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的研究與實踐”;(文秋芳，2002)“通識教育在外語類高等院校本科教育階段地位極其現狀的研究”(梁德智，2004);“大學通識教育的綱與目”(甘陽，2006)等。20世紀末，我國高校開始全面推行素質教育。1999年教育部頒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決定》，著重強調我國高等教育既要注重專業教育，又要注重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即注重通識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現代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爭由來已久，通識教育要使學生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的教育，專業教育目的在于培養學生掌握將來從事職業所需的技能，它們是教育的兩個方面，是不能完全分離的，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如何在大學教育中把社會對于專業技能的需要與培養完全的人的目標統一起來，要保持大學教育平衡的發展，避免大學教育過于職業化，就必須加強學生的人文通識教育。對于外語專業尤為重要，因為外語院系狹窄的專業化教育使學生的知識面狹窄，知識結構不合理。因此，在外語院系進行人文通識教育已是勢在必行。

二、通識教育與外語教學的關系

通識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主體意識的，完整的，全面發展的“人”。培養學生成為一個終身獨立的學習者。這樣學生就可以不斷地擴展和延伸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發展方向，以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其次，通識教育要培養學生具有合理的知識結構。外語專業的學生知識面狹窄，為拓寬其知識領域，對其進行人文通識教育，使學生接觸到人類社會的基本知識和人文經典，把分散的知識整合在一起，使學生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最后，通識教育要使學生具有合理的能力結構。外語專業的學生具備一定的語言技能，通識教育可以使學生掌握一定的社交能力，分析判斷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等等，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

外語教學的目標已不再停留在培養學生聽說讀寫技能的階段，而是培養具有較高外語水平同時又具有一定人文通識知識的通識型外語人才。這樣外語專業的學生既需要學習專業外語課程去掌握和提高外語水平，又需要學習通識教育課程去拓寬其知識面，以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從而使其具有一定的人文素養和研究創新能力。綜上所述，通識教育的目標與外語教學的目標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兩者缺一不可。英語語言是人文通識教育的載體，而人文通識教育是語言符號的具體內容。語言與人文通識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掌握了英語語言，就可以去了解英語國家人的文化，歷史和思維方式，從而引發對本國家的文化反思，以達到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的目的。因此，外語教學與通識教育是相通的，外語為通識教育提供了工具，通識教育為外語增添了新的內容。

三、就加強外語專業通識教育的幾點建議

首先，學校要努力從辦學理念和校園建設方面打造出一個充滿人文主義的校園環境。學校還要明確外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既具有較高外語水平，又具有一定人文知識的通識型外語人才。其次，學校要針對這一目標去調整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英語專業學生首先要學習自己學科的專業課，如高級英語、語言學、論文寫作、聽力、英美文學、翻譯等。同時，學校還應給英語專業學生開設更多的人文通識課程，如文史經典、哲學、法學、大眾傳媒、市場營銷、生態學、藝術創作等領域的課程，為學生搭建跨學科的選修平臺。同時，學校在開設通識教育課程時，應根據學科特點和社會發展需求并堅持“少而精”的原則。再次，學校應對英語專業繼續實行小班授課模式，并在教學中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多鼓勵學生發言和討論，教師應轉換自身角色成為一個學生學習的引導者，這樣才能確保良好的教學效果。最后，學校應大力加強圖書館的建設，增加人文社科書籍和報刊，還有人文經典名著。圖書館還應多舉行一些活動去鼓勵師生多借書，多讀書，以免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當今文學價值已進入學術視野。上世紀90年代，北京師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學價值學導論》一書，對文學價值做過系統探討，富有啟迪性。本文試從文學影響力、文學傳播力、文學增值力三個普適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學價值。   一、文學影響力   文學影響力，是指文學作品在社會傳播過程中所引發的感染效應、震驚效應、輻射效應、證同效應、啟迪效應、凈化效應、彌補效應、幽默效應、諧謔效應、衍生效應、溢出效應、誘導效應、象征效應、心理對應效應、美感效應。考量文學價值，文學影響力是一個繞不開的因素。一部文學作品一經問世，便成為社會公共精神財富，人們消費它、臧否它。越是經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響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眾參與、時間檢驗的文化坐標上接受考驗、評定價值。時間成就經典，讀者點評價值。   考量文學價值，基本條件要看文學作品是否體現了文學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學創作，有許多本質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蘊涵，如歷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個性美;愛情、生死、苦難;正與邪、善與惡、美與丑的搏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情感與理智的矛盾等，這些跨越時代與國度的共同的文學因素，稱之為文學永恒性元素。［1］   丹納在《藝術概論》中講，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須寫出時代、地域、種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現出廣闊的空間。   審視文學影響力，應關注讀者參與、社會環境融入兩個向度。   1．形成讀者群。文學傳播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以作品為中心，以作家、讀者為基本點。美國當代文藝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與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藝術家、藝術品、欣賞者和世界”的文學四要素說。讀者是文學作品的消費群體，離開了讀者，文學作品就會失去文化消費市場。   文學作品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讀者群、閱讀場。譬如兒童讀者群、青年讀者群、婦女讀者群、老人讀者群、知識分子讀者群等。離開了特定讀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脈市場。作品培養了特定的“追星族”“粉絲”。擁有廣大讀者群的文學作品當數小說、民間傳說、故事。擁有廣大觀眾群的文藝當數影視劇、戲劇、相聲、小品。   2．融入社會度。文學反響力由其融入社會度來考量。文學作品問世后，大致產生以下三種傳播效應:轟轟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轟轟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問世后風靡京都，民謠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又如被稱為“無產階級戰歌”的《國際歌》及“全世界規模最大、戰斗力最強的群眾詩歌總會”的天安門詩歌運動。   有些文學作品，由于不合時宜，被列入“禁書”慘遭封殺，此屬文學影響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讀者群小，或無人問津，而泯沒于世。   關注文學作品的社會融入度，涉及多維要素。   《唐詩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評價唐詩排行榜標準是:“為了統計唐詩在后代傳播接受過程中的關注度，我們采集了四個方面的數據:歷代選本入選唐詩的數據，歷代評點唐詩的數據，20世紀研究唐詩的論文數據和文學史著作選介唐詩的數據。”并依此標準評出了唐詩中關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詩。［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評(評論、評獎)的作品，即使產生一次性審美效應，也可算做有影響力。讀者人群、文學評論、文學運動、文學事件、小說點評、詩話、創作逸聞軼事、文壇花絮等，都可視為考量文學價值影響力的切入點與參照系數。   二、文學傳播力   1．出版率。出版發行量大，反映社會需求強勁，覆蓋面廣。名著與時尚讀物，發行量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說明文化消費市場暢通。   2．翻譯率。翻譯是實現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許多文學名著是通過翻譯走向世界的。通過翻譯，拓寬了傳播途徑，繁榮了文壇，實現了文化資源共享。   3．評介率。評價推介是為作品做廣告，把文學作品廣而告知大眾，起著導讀領航作用，促進作品盡快進入讀者的閱讀視野，是出版發行中的造勢行為。歷代流傳的詩話、文學軼事，當今的《中華讀書報》《中華書目報·社科新書目》《新華書目報·讀者新書目》等即是。   4．閱讀率。文本只有經過閱讀，進入閱讀期待視野，才能轉化為作品。閱讀率高，說明作品有市場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輻射力強，有人脈。   5．解讀率。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決定文學作品歷史地位和價值的因素是讀者的接受意識。對于作品的解讀，是讀者參與閱讀的反饋行為。解讀是深度閱讀，是二度創作，是踐行“對話理論”，從而發現意義、創造意義，從“顯文本”中發掘“隱文本”。古代的小說評點、現代的文藝評論即是解讀行為。   6．摘抄率。閱讀過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勝，有人尋章摘句、探賾索隱，精心摘錄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錄、編成描寫詞典、比喻詞典、議論文大全類的壓縮餅干式辭書，供青少年學生作為寫作參考工具書。近年來，剪報、文摘報之類的媒介，專事摘錄工作，為讀者提供閱讀快餐。   7．轉載率。經過閱讀市場篩選，有價值的好作品被人們認可選擇，被紛紛轉載應用，擴大了作品影響，實現了信息共享。   8．收視率(上座率)。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或戲劇，通過大眾傳媒進入千家萬戶，擴大了作品的傳播范圍。收視率、上座率成為追求票房價值的衡量指標。   9．點擊率。在互聯網時代，文學作品進入網蟲視野，任由人們曝曬瀏覽下載。因此，點擊率成為透視作品市場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頁標題#e#   10．引用率。在寫作、交談、演講活動中，人們采取“拿來主義”，常引用詩文佳句、文學典型，既開發了作品的使用價值，也契合了學術界影響因子之說。   11．爭鳴率。有的文學作品問世后，引發強烈爭鳴，叫好者有之，叫罵者有之。毀譽參半，置身焦點。從傳播角度分析，這種爭鳴有利于擴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書”的作品，尤能引人關注。   12．獲獎率。獲獎是對于文學作品價值的認可評價，具有一定榮譽效應。譬如諾貝爾文學獎、魯迅文學家、茅盾文學獎、冰心散文獎、“五個一工程”獎等獎項，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相對而言，能入獎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學品位。   13．反彈率。優秀的文學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開二度”，顯示出新的價值。文學反彈，是一種文學資源開發、價值再現。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具有“功能潛力”，即具有發揮某種社會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實現，是在接受的過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經典作品，作為范文入選教材，成為文學啟蒙讀物:載入文學史，供讀者研習欣賞。語文課程，為青少年涉獵文學提供了文本、時間、師資保障，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法。人們通過語文課程走近名家名著。   15．傳承率。文學的生命力在于傳承，否則就會中斷“文脈”。作品不僅要有老讀者，還要培養新生代讀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學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繼的讀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間文學是靠世代口耳相傳維系生機的。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奇”、哈薩克族的“阿肯”(民間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人。傳播形式多樣，如哈薩克族民間文化藝術有“木沙依拉”(詩歌朗誦)。   三、文學增值力   1．續編率。作品續編是指后續作者在閱讀原著基礎上，遵循“空筐結構”“召喚結構”理論，運用發散性思維，在原著基礎生發出新的內容。這是一種踵事增華或狗尾續貂式的工作。一則表明作品的輻射效應;二則表明續編者的靈感創意。名著孕育續編，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蘊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編率。根據原著改寫成另一種著作，叫做演繹作品，如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改編是再創作。最近幾年，文學作品借助大眾傳媒，實現美麗轉身。例如，把小說、神話傳說、民間史詩、報告文學等文本，改編成電影、電視、動漫、戲劇、相聲、小品、廣播劇、舞蹈、歌劇等形式，快速傳播到民眾之中，寓教于樂。作家蔣子龍指出:“經典是經得住改編的，中國的所有戲劇門類都從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無盡的營養，僅京劇就有200多部‘三國戲’。經典同樣也經得住糟蹋，無論現代影視作品怎么隨心所欲地改編和解讀，都傷害不了經典，并讓他們照樣能大賺其錢。［3］   互聯網普及千家萬戶，許多人不看書，往往通過觀看影視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傳播，唯有與大眾傳媒聯姻，走改編之路，才能暢銷。   3．戲說率。大眾文化時代流行俗文化，年輕人以諷刺、幽默、搞笑的視角戲說名著。惡搞是一種網絡亞文化現象，解構傳統、顛覆經典、自娛自樂成為網絡風尚。戲說拓展延伸了原作的傳播，戲說運用剝皮詩、仿詞、套用修辭手法寓莊于諧，催生諧謔效應。   4．研討率。文學作品一旦發表，便進入評論家視野，任人評說。文學評論家們撰寫文章，臧否作品，褒貶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發研討會，評論家們激揚文字，或美化，或惡評，探究其文化意義。   出乎意料，有時一個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詩、一本書，被演化為一個文化圈、一個文化符號，或形成一個流派。無疑，能引起人們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能躋身“?學”或“研究會”的作家作品，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   5．商業率。近年來，人們不僅追求文學的社會效益，更追求文學的經濟效益。千方百計地開發文化產業，從中“淘金”。魯迅作品中的許多地名、人名成為注冊商標，就是明例。   總之，考量文學價值，文學影響力是表象，文學傳播力是過程，文學增值力是結果。

［摘要］從教學、科研、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相統一的角度，以鳳陽民歌為例，探討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課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闡述地方民歌在高校聲樂教研中所展示的歷史性、藝術性和現實性要素意義，強化其對學生聲腔音調訓練、情感技巧把握和學術論文撰寫的重要影響，對聲樂教學改革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具有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高校聲樂教學;地方民歌;鳳陽民歌

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需求變化和音樂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對高校音樂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挑戰。高校聲樂教學作為高校音樂教育的一支重要生力軍，是高校音樂教育的主干課程和重點學科。目前繼續延續國內專業音樂學院的教育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地方音樂人才的需要，并且將會在地方高校聲樂教育的人才培養方向上出現問題。要想做出改變，不僅要在教學模式上做出改變，還要突出地方特色，建立地方特色課程，將地方音樂引入聲樂課程，在聲樂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革新等方面做出改變。鳳陽民歌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全國有很高的知名度。筆者是地方高校的聲樂教師，也是鳳陽民歌市級傳承人。在聲樂教學中，選擇了鳳陽民歌的優秀曲目整理后引入高校的聲樂課堂，在聲樂教學、學術研究、社會實踐等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對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課堂并成為聲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深刻思考。現對“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教學”從歷史性、藝術性、現實性三個方面做如下闡述。

一、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教學的歷史性要素

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教學課堂，是歷史機遇、歷史傳承、歷史聯系的綜合體現。從聲樂教學模式的轉變看，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課堂是歷史機遇。十七屆六中全會把建設文化強國上升為國家戰略，把打造、增強中華音樂文化的國際競爭力，復興和弘揚中華民族音樂文化作為中國人長期不懈的奮斗目標。地方高校的聲樂教育，從一開始就沿用了著名音樂學院的教學模式，以培養“高、精、尖”歌唱演員為教學目標，以藝術歌曲、詠嘆調、“青歌賽”創作歌曲、經典民歌作為主要教學內容，確實培養出了一批聲樂演唱能力較高的學生，頻頻在全國的聲樂比賽中獲獎，并在畢業后進入知名度高的歌舞團、歌劇院工作。但是這類學生比較少，相當多的學生畢業后從事中小學教師和基層文化工作。這就迫使地方高校聲樂教學的培養方向發生改變。“2000年《音樂周報》關于美聲、民族、通俗三種唱法分類科學性的討論，引發對中國聲樂教育的全面反思以及未來民族聲樂教學道路的探索。”［1］國家教育部適時頒布了《全國普通高校音樂專業必修課程指導綱要》，其中聲樂課程內容有四個部分:聲樂基礎理論與知識、聲樂藝術審美與表現、聲樂基本技能與方法、中小學音樂教學實踐。聲樂課程教學內容選編的原則也有四條，其中第3、4條強調:“重視選擇富有民族特色、地區特色的教學內容與鄉土教材。”“面向基礎教育，聯系中小學教育教學實際，精選在音樂教學和社會音樂活動中應用價值高的聲樂作品作為教學曲目。”［2］高校教學需要富有地方特色的聲樂曲目，鳳陽民歌符合“應用價值較高”的要點，所以鳳陽民歌的一些優秀曲目被選入聲樂專業課程教材，把握住了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課堂這一歷史機遇。從聲樂教學選用的曲目看，地方民歌進入高校聲樂課堂是歷史傳承。中國是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國，56個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民歌猶如天上的星星，數不勝數。從古代《易經》的卦辭、卜辭，到第一部樂歌總集周代的《詩經》，元代和明代民歌與戲曲、曲藝相互吸收和影響，直至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民歌都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精神寄托。“民歌是人民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反映，它是音樂最初的萌芽。一切音樂作品(包括民間音樂的其他類別如器樂、曲藝、戲曲等)都離不開它。”［3］高校聲樂教材中有《沂蒙山小調》(山東)、《蘭花花》(陜西)、《小白菜》(河北)、《繡荷包》(山西)、《槐花幾時開》(四川)、《牧歌》(內蒙古)、《孟姜女》(江蘇)等這些由音樂工作者從各地優秀民歌中挑選出來的民歌精品，還有《人說山西好風光》(喬羽詞、張棣昌曲)、《吐魯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詞、施光南曲)、《美麗的草原我的家》(火華詞、阿拉騰奧勒曲)、《青藏高原》(張千一詞曲)等音樂家吸取各個民族民歌音樂特色創作的聲樂作品。沿著這些前輩走過的足跡，采集整理地方民歌，使之成為進入高校聲樂課堂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為進一步發展地方高校的特色聲樂課程，筆者編寫了有地方特色的鳳陽民歌聲樂教材。入選高校聲樂教材的民歌，是從現存的鳳陽民歌中精選出來的。鳳陽民歌有多少首呢?目前收錄鳳陽民歌數量最多的是筆者主編的《鳳陽花鼓全書•詞曲卷》一書，共收錄鳳陽民歌小調214首。選入教材的是其中的精華，如《鳳陽歌》《鮮花調》《孟姜女》《十把小扇》《鳳陽花鼓》《王三姐趕集》等，這些小調都是從中國歷史文化深處走來的知名曲目，有的幾十年歷史，有的數百年歷史。如已經成為中國音樂品牌的《鮮花調》，又名《茉莉花》，最早出現在清代錢德蒼增刪修訂的《綴白裘》中，該書第六集卷一《花鼓》的第三曲為《花鼓曲》，又名《鮮花調》［4］。我們在高校聲樂教學課堂上教唱這些曲目，既是對歷史文化的延續，又是對音樂藝術的傳承。從一首民歌的不同變體中可以看到民歌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具有的歷史聯系。在教學《鳳陽歌》的過程中，我查找與其相近的曲調及運用其曲調的藝術種類，發現除西藏、新疆等少數省份外，絕大多數省份都有《鳳陽歌》或其變體存在。《鳳陽歌》流傳各地后，融入當地的方言特色和藝術形式，有的甚至更改了曲名。但《鳳陽歌》的神韻未變，如河南的陽調、蘇南的春調、徐州琴書的四句腔、榆林小曲的叮當調等。真正是《鳳陽歌》唱遍神州大地，“說鳳陽”聞名五湖四海。從中探索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相互聯系交融的基本途徑和基本規律，對學生把握音樂藝術的流變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同時，通過學習一個地區的民間歌曲，了解這些流傳全國的“同宗民歌”的特點，把握一首民歌在不同藝術種類中的表現，可以橫向考察音樂藝術發展流變的基本規律。

二、地方民歌豐富高校聲樂教學的藝術性要素

鳳陽民歌是國家級非遺，其藝術魅力可想而知。我們在聲樂教學實踐中與其親密接觸，對把握聲樂藝術要素，對提升聲樂藝術水平，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2002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強和改進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的意見》中提出，綜合性學報要提升辦刊水平，必須走特色化辦刊之路，用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的話說，就是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1］。2003年，教育部在正式實施名刊工程的同時，也在次年啟動了名欄建設工程。由此，在全國高校學術期刊中爭辦特色欄目形成了高潮。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創辦名刊，必須精心打造名牌專欄。辦好特色專欄，是提高刊物學術水平、擴大其學術影響力的有效途徑。《唐都學刊》“漢唐研究”專欄開辦已有二十余年，發文六百多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論作，其以在該領域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鮮明特色，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贏得了學人的贊賞。關于今后如何進一步開展“漢唐研究”，提高這一專欄的學術水平，大家已經發表了很多寶貴意見，在此，我僅從欄目編輯工作角度談一點個人的淺見。

一、關于欄目策劃設計，可在已有基礎上，再加細分、深化

漢唐研究，從時代之長及涵括的內容之豐富，都是一個十分宏大的課題。漢、唐作為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兩個盛世，可以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從大的方面說，漢和唐可以分開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綜合研究。而兩朝既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藝、宗教等等廣闊領域都可納入研究的范圍。因此，作為專欄的漢唐研究有點顯大，它既不像問題、專題，也不是典型的學科專欄，很有必要根據國內外研究的進展，結合本刊實際，對專欄加以細分和深化，以選擇若干方向、專題作為重點，持久、深入地開展研究。關于欄目的深化、細化，我在編輯《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期間曾作過嘗試。主要是采用“欄目+專題或問題”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據稿源情況，細分為“西部經濟”“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學”等分話題開展研究。“學術前沿”是一個以反映在我校召開的高層學術會議新成果的欄目。該欄目主要采用“欄目+會議主題”形式:如“學術前沿: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前沿:文學經典的承傳與重構”“學術前沿: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學術前沿:價值哲學的哲學反思”“學術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的治理與防范”“學術前沿:當代視野下的教育與幸福”，等等。關于“漢唐研究”專欄的細化、深化，似乎也應該更加重視薄弱環節問題、前沿問題，選擇相關專題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陜西的期刊中，涉及漢唐研究內容的欄目有《西北大學學報》的“秦漢史研究”，《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的“秦漢文史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的“周秦漢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詩研究”，《渭南師范學院學報》的“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等。細化、深化“漢唐研究”欄目、選擇重點研究方向時，應盡量避免與上述陜西已有欄目過多地交叉重合，以體現“人無我有”的鮮明特色。在欄目策劃設計上，還可考慮從某一領域某一問題點上的突破向某一專題系列的研究擴展，從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統成果深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歷史地理”專欄，曾連續發表馬正林先生有關古都西安歷史的研究文章，如《長安城的興起》《漢都長安》《隋唐長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這些文章為基礎，撰著形成了論述西安歷史的系統專著《豐鎬—長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專著《中國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發表于“歷史地理研究”專欄里的多篇論文為基礎構筑而成的。當前，我國正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漢唐研究”專欄可否與之相聯系，在“絲路文明”等相關課題的研究上作文章，選準方向，有計劃地組發系列文章，推進絲綢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統的大成果。鳳凰衛視近年連續播發“絲路文明”節目，看后深受啟發，關于這一課題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欄目的編輯上，應再進一步強化問題意識，主動組織開展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爭鳴

學術研究必須從問題出發，研究、解決學術發展中的難題。在這方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曾先后開設過不少問題欄目，如“哲學體系問題討論”“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學術期刊影響力及其評價”“高校辦學自主權及其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文學經典的承傳與重構”“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等，其中辦得最理想的問題欄目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的“人類活動對地理環境的影響”。該專欄組發表葛劍雄等專家、學者的論文8篇，分別質疑、探討了全球氣候變暖的成因、農耕活動與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區河流水量的古今變化、人類活動與毛烏素沙漠南擴、人類社會需求與動物的減少和滅絕等重要問題，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2］。《唐都學刊》應考慮與相關專家尤其是欄目主持人，共同策劃設計漢唐研究領域里類似前沿問題、薄弱環節以及難點問題開展研究。對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爭鳴，始終是推動學術研究深化和發展的最重要的途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觀點的分歧、結論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學術期刊及其專欄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組織開展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形成大膽創新、百家爭鳴的氛圍。在學術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為組織重要學術問題討論與爭鳴而成為名刊。如20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主持的《文史哲》因長期深入討論中國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發表李希凡等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有關觀點的論文等，在我國學術界享有盛譽;筆者主持編輯過的《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之所以在文史學術界具有一定影響，其中就與其所開展過的學術討論與爭鳴有很大關系。如著名歷史學家黃永年先生與柳存年先生關于《西游記》《封神演義》成書先后問題、牛致功先生關于西安建都朝代問題的討論等，都為《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擴大影響力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鑒于此，《唐都學刊》如何在漢唐研究等領域里挑起話題、選擇有價值的問題及其分歧看法，組織討論，這對于擴大專欄及整個刊物的學術影響，都不失為十分有效的舉措。

三、在作者隊伍上，應在重視專家名人的同時，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

當前，我國學術期刊辦刊、辦專欄，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焦點集中在優質稿源上。優質稿件的匱乏，成了當前普通院校一般學術期刊欄目建設和辦刊的最大困難。筆者的建議是，一方面編輯部仍要積極主動地工作，加強與專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聯系，包括登門組稿，挖掘高水平論文;尤其要重視在高層次學術研討會上面對面地向專家學者組約稿件，這也是提高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據筆者多年編輯工作和指導研究生的體會，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論文、博士后的出站報告，大都是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見，有較大學術價值和較高水平。編輯部可以加強與相關學科專業博士生導師等專家的聯系，發掘有水平有價值的學位論文，選用其中出彩章節。《唐都學刊》以往在這方面已經做得不錯，專門開設有“博士論壇”，我認為還應進一步加大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實力的年輕學者。如此，努力建設形成一個老中青相結合的骨干作者隊伍。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在當代文化架構下拓開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十分焦慮的母題。這種焦慮，或西延與漢學碰撞時炎時涼，或內溯于新國學探求時有執著，或立足當下語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當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問身份于現代漢語中漸成熱點。這些焦慮，十分集中地體現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以下簡稱“年會”）的四個分題中，會議開了四天，時間飽滿，發言密集，時有交鋒，新見疊出，是近年來少有的高質量的現代文學學術盛會。   一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是近十年來一直涌動的學術話題，年會圍繞其研究史與當下課題、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等命題進行討論，體現了現代文學研究新領域的拓展。   年會首先討論了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的歷史與現實課題。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以9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語言看作純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談到當下時，他認為有三大課題值得研究，“一是關于文學語言問題的史實清理與研究，比如晚清白話文運動歷史，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等及文學史上關于語言問題的爭論，以及文學現象。二是文學思想語言層面的研究，比如關鍵詞研究，關鍵詞研究是歷史研究，通過研究概念的流變、發展來研究思想的變化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還停留在名詞解釋層面，缺乏意識層面深入。三是語言詩性問題研究，我們現在還沒有對語言詩性問題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說方式。“詩性”問題會對未來的文學語言研究帶來巨大的突破。曹萬生（四川師范大學）認為，“有三個歷史邏輯層次，第一層次，對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形式研究以及這個形式歷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聯系。第二層次，把現代漢語作為與古代漢語不同的思維方式及思想實踐的研究。第三層次，研究現代漢語詩性與現代漢語文學的關系。”二是關于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關系歷史清理的研究。   年會就總體語言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晚清時期白話文運動、現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當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及詩體語言、散文語言分別作了討論。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思路方面，朱曉進（南京師范大學）認為“應系統地梳理五四以來的語言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重要內在根源，即注重文學語言的變遷對中國現代文學進程（尤其是文學形式變化）影響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應著重著手研究，文學語言變化的影響到底是以何種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文學體裁和文學樣式的形式發展和導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學文體特征的形成”。   進入晚清時期，圍繞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困境與轉化，晚清譯入語與現代文學想象及初期譯詩等問題，代表們發表了不同意見。王平（中國海洋大學）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有一個“認同意識”困境的形成與緩解的過程，“晚清新知識者倡導白話文的初衷是維新啟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語言自覺。白話、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語言觀凸顯了晚清一代所面臨的‘內俗外雅—體用分離’的認同意識困境”，“白話報這一啟蒙形式使新知識者的認同意識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咸立強（華南師范大學）認為“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之譯入語的斟酌使用，充分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像。”因為，“翻譯時的譯入語不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系，而是一個有待生成的語言體系，是劇烈變動和生成中的語言——現代白話文。”圍繞這一點，袁進（上海大學）分析了晚清譯詩與現代新詩的關系，“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他們在運用漢語翻譯基督教詩歌上，已經做過大量的運用白話翻譯新詩的嘗試，這些嘗試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文學史的承認，它們被歷史遮蔽了。”進入現代，年會圍繞現代漢語的產生、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關于新詩語言的論辯、《新青年》標點與橫書、魯迅的語言觀、錢鐘書關于文言白話的觀點等進行了討論。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中國‘現代漢語’是在清末民初之際由報人、作家、政論家、國家共同完成的。”“現代文學對現代漢語起到‘定型’的作用。”陳方競（汕頭大學）認為，錢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終堅持的“‘橫行與標點’，作為《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重要主張”，“每一步微小的變化，都貫穿著同人間的分歧、爭論乃至交鋒，歷時四年多，版式和標點符號才發生整體改變”。黃軼（鄭州大學）以魯迅語言觀談了晚清到五四時期的言文之分與身份之別。   “變與不變的觀念都隱含著民族身份的焦慮。”近現代語言變革乃是為新文學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話化、歐化、拼音化三種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學）認為，錢鐘書對胡適和周作人的批評及對文言與白話的批評，體現了一種重史求實、新舊兼容的學術原則與治學方法。   進入當代，年會就現代漢語共同體形成與方言、孫犁的語言觀、詩體語言、散文語言等進行了專題研究。劉進才（河南大學）認為，1955年相繼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漢語規范化會議，對周立波方言文學的批評，使“文學作品中方言土語的運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規訓。”劉東方（聊城大學）認為孫犁的語言觀具有承現代啟當代的橋梁作用：“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此后的李銳、韓少功、賈平凹、于堅、王家新，陳東東等，共同繼承開拓了中國當代文學語言本體論。   可喜的是，對當代文體語言的研究也成為學者關心的問題。年會圍繞現代漢語與詩趣、科學思潮與詩歌、穆旦到昌耀詩歌語言的質感、語言與當代散文等進行了討論。王書婷、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認為，“對現代詩歌文體的描述，對現代詩歌功過的整理，應該回到‘趣味’、‘游戲’”，研究了現代詩歌文體研究的現狀、趣味和游戲與詩歌的關系，漢語詩歌文體的古今得失比較，以及現代漢詩文體問題的切入視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澤龍（華中師范大學）認為“中國漢語詩歌的現代轉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潮影響的結果”，他從詩歌感性思維方式、語言、外在形式、意象類型擴展、傳播途徑等方面論述了與科學思潮的影響的直接關聯和弊端。易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穆旦時代，古典詩歌美學規范”影響了詩人寫作，但后來的“昌耀有意掘用樸拙的古漢語詞匯或生造詞匯”，承載其情，傳達滯重。“兩人獲得相似的詩學效果：詞匯充滿力度，語言獲具獨特質感。”滲透出對當代詩人現代漢語詩性的焦慮與感受。丁曉原（江蘇常熟理工學院）從語言三維視角觀察中國散文現代轉型，認為“文學的現代性，基礎性的表征當是語言的現代性。”工具層面由白話取代文言，是現代性顯性標志；語義層面新名詞和“外國語法”的“歐化”，顯示內在現代性；新文體的建構與語言關聯，顯示分型建體功能。#p#分頁標題#e#   年會在關注現代漢語與創作、新詩創作與新詩文化、現代漢語文學史學術史研究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認為“從語言維度進行考察，普通話寫作無疑是當代文學確立的標志。”高玉對普通話語音涵義與現代漢語的關系作了回應。在新詩創作方面，吳投文（湖南科技大學）認為，“新詩的困境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困境”。他認為，建設成熟的新詩文化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結果。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近年來這方面的文學史著作開始出現。巫小黎（佛山大學）提出了構建現代漢語文學史芻議，“整合全球漢語文化資源，構建全球漢語文學世界的現代漢語文學史，其意義和價值則超越了文學史建構本身”。趙黎民（重慶師范大學）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研究持疑，認為難度很大。晏紅（四川外國語學院）就表達與應合、文學與學文、文人與文本談了自己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曉進分別作了相應的回應。   二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與當代語文教學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是本屆年會的主要論題，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現代文學界持續不斷思考的問題，一方面體現了現代文學介入當代基礎教育聯系的動向，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文學界力圖介入當代社會文化建設的思路。圍繞這個論題，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建構及其當代性、經典闡釋與語文教學、魯迅作品新論、其他重要作家新論、流派文體新論等等。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有些什么變化，應怎樣評價這一變化，溫儒敏（北京大學）就研究的邊界和價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認為，近年現代文學研究步入平穩，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趨向。一是回到“史學”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學與歷史的內在關聯。”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三是“選題的對接，將文學領域問題與其它領域問題迅速對接起來。”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學者如何克服‘項目化生存’、彌補過分‘學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研究工作與生活世界的有機聯系。”就社團研究與國家、個人等關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他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社團流派是隨著中國現代文化及現代文化主體的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國民“群”的觀念，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精神載體。”他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四者關系的形態。與此相聯，楊劍龍（上海師范大學）認為“應該完全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打破國家、群體、個人對立的思維方式。”冷川（中國社會科學院）對2009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作了系統評述。   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與經典的社會意義，成為年會關注的問題之一。金宏宇（武漢大學）提出了副文本與現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關系。認為，經典的中間層面與副文本有關。“這個經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構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關于其正文本的一種闡釋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學）認為，學院派文學批評“在1920年代承擔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則是護法者”。王方（西華大學）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的問題，就現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作了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既有鮮明現代性特征又能夠帶來深刻生命體驗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識形成的精神食糧。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經典的意義上，代曉東、王小平（四川理工學院）試圖用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對現代文學經典進行闡釋。周云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經典教學的道路不失為擺脫當前困境的主要途徑”，哈迎飛（廣州大學）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確定現代文學經典的價值標準”，提倡“精”、“深”、“慢”。   魯迅作品的經典闡釋與教學，成為不少學者關注的主題。陳國恩（武漢大學）簡述了魯迅研究史與當代中國社會、中學選本變化的簡況，主張“中學語文教學對魯迅作品的講解要專注于發掘其更為內在的、更具有久遠的文化意義，要對魯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種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學）認為，魯迅從棄礦學醫，再到棄醫從文，不斷走進了他自己。“決定魯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種學科更能滿足自我的內心需要”。張均（中山大學）從農民形象的梳離與啟蒙主義之關系的角度，認為《阿Q正傳》是“啟蒙主義獨斷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學）對魯迅作品看客、戲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討論了魯迅作品與“戲臺文化”的關系。陳偉華（湖南大學）對大學《阿Q正傳》的教學圖示了新的體驗。   不少學者對具體經典篇目進行了新的解釋。吳曉東（北京大學）提出了關注20世紀30年代文學對傳統文學借鑒的思潮問題，他以何其芳《畫夢錄》所寫三個獨立志異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蓮教某》為例，研究了“為什么何其芳的現代散文創作選擇了這三篇古代故事進行改寫？三個故事之間呈現了怎樣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寫之后的散文與原著之間有著什么樣的異同？改寫后的現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詩學屬性？”認為“《畫夢錄》由此給我們提供了考察中國現代創作與古典文學之關系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文本。”馬俊山（南京大學）認為過去對丁西林《壓迫》解讀都不能真正揭示《壓迫》的思想特性“，全劇都是圍繞著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開的。這是一場權益之爭，作者探討的是現代人的自由界限問題。”“深層反映的現代中國權利和自由意識的覺醒，這是它超越同時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現代性、經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國興（華南師范大學）研究了“我”在艾蕪《山峽中》的敘述位置選擇與文本價值的關系問題。賈振勇（山東師范大學）認為茅盾《蝕》等早期小說中，“政治創傷體驗激發了茅盾的藝術才情，‘絢爛中的哀傷’之美”“是他藝術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學教材對茅盾作品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規訓的結果”。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認為周作人現代思想根源有一個從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國傳統文化的變化。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對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讀日偽時期周作人對戰爭、國家、文化、個人際遇的認知和感守約同時，試圖提出那段戰爭期間出現的‘漢奸’現象的歷史性和普遍性問題”。高恒文（天津師范大學）通過“破門”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沿革及變化，從獨特視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風的另一面。陳希（中山大學）分析了近十年來《雷雨》演出由傳統主題到超越現實的人性探索、傳統表現形式到融入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變化，認為更體現了《雷雨》創作原意。吳曉梅（昆明學院）分析了張愛玲、蘇青小說與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關系和獨立價值。夏中義（同濟大學）認為1949年前的“朱光潛個人學術史”“最具創意”。#p#分頁標題#e#   謝家順（池州學院）對張恨水小說作了民俗學的闡釋。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認為蘇雪林從個人書寫向國家敘事的轉變，體現“國家情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成年鏡像”。   還有學者對整體現代文學創作進行了探討。劉勇（北京師范大學）認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僅在于體現出地域文學的某些特質，它們還有新的研究空間，這就是文化資源的開掘與發現”。邱雪松（西南大學）考察了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關系的演變，“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新文化運動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誕生，呈現為古舊書店，大書局，新書業三足鼎立的局面。”黃曉華（湖北大學）分析了寓言型修辭中作為先覺者的癲狂，到詩意化修辭中作為高蹈者的癲狂，再到寫實化修辭中作為毀滅者的癲狂的三種現代癲狂敘事，是“現代人認同境遇的一種隱秘的集體隱喻”。肖向明（惠州學院）研究了清代以來民間信仰與中國小說敘事的演變，追溯有其敘事潛在的“近代性”因素。   詩歌經典研究，體現了學者們不同的關照角度，特別是對現代詩學涉及個人真實等哲學相關命題作了探討，如段從學（四川師范大學）認為馮至《十四行集》是“在個人與世界的關聯中，在個人的變化和豐富中來尋找個人真實性的生存論道路”，與魯迅《墓碣文》“把自我當作客觀認識對象”構成潛在的對話關系。陳茜（江西師范大學）在比較廢名的“渾圓”與朱英誕的“清淺”之差異中，思考朱英誕被文學史家忽視的原因。陳衛（福建師范大學）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關詩論的影響與貢獻為據，認為“朱自清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奠基人”。馬云（河北師范大學）分析了李金發詩歌與羅丹的關系，認為“《棄婦》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羅的《圣馬德萊娜》和羅丹的《丑之美》的藝術感悟。”“他的詩是象征的，也是寫實的。”在散文研究中，陳嘯（南通學院）從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論言說、創作實踐等方面探討京派文人把純“美文”以及對散文文體本體性回歸為鵠的的一次極具價值的散文文學嘗試的內涵及意義。小說研究方面，羅曉靜（中南財經政大學）對晚清小說《孽海花》“對個體欲望、情感、微觀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異之處作了分析。   陳思廣（四川大學）對1927——1939年間三次長篇小說征文與獲獎小說作了發掘與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長篇小說征文為人們所忽視的原因。閻浩崗（河北大學）對近年來《李自成》的評論進行了反思。   三　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近二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界，對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關系的思考，一直處于轉型的焦慮之中，并成為多次會議研討的主題，隨著當代文學的延伸，這個問題得到的關注越多，這既關系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的關系問題，也關系到如何書寫現代文學史。本次年會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問題的研究開始深入。   關于民國文學、共和國文學的命題，關于近代、現代、當代的整體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問題，都繼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更把這個問題提為“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尋找被現代文學史刪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學開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誕生；法律保證了言論等現代人權；法律保護對倡白話、開報禁、言論自由、啟蒙產生了巨大作用，使現代文學一直比當代文學質量高；通俗文學得到長足發展。張福貴（吉林大學）繼續他2003年提出的“中華民國文學”作為現代文學命名的說法，同時主張把當代文學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他從文學的性質和觀念、作品構成因素、形象的置換、作家身份以及文學組織機制的變化四方面論證了這是兩種“本質差異”的文學史。李怡（四川大學）看到了國家形態諸如法律、經濟、教育、宗教、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生產、傳播過程等等“結構”性因素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效應，因而贊同民國文學史的說法，謂為“民國機制”。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題，認為1945后十年，解放區文學“擴展”到大陸和國統區文學“萎縮”至臺灣、以及香港接納現代文學各種傳統，要結合在一起考察。朱棟霖（蘇州大學）在現代與古代的基本差異比較后，提出“現當代中外文學比較史就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史”，認為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論深度的形態，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學術方法與思路”。高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以1894年出現翻譯小說為始，認為1894到1917應稱為“前五四的現代熱身階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雜的現代性與超現代的一元確立”，1949到1979是“超現代的一元模式從僵化到自我解體”。謝昭新（安徽師范大學）從“政治意識的演化”并通過這種演化的具體形態變化，論及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在打通現當代文學的角度上，更多學者選擇了從題材、主題、藝術、地域、民族等角度進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這次年會的一個新的動向。段美喬（中國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葉詩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發，探討了現當代文學關聯的一個獨特現象：學界對40年代九葉派的研究，共性的關注大于個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現的過程中，九葉詩人們表現出的差異性卻遠遠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學）談到了“當代”建構過程的種種合力，并分析了現代作家在建構中自我更新與認同。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提出重返文學中心，對經典進行重新厘定，對學科進行新的整合，強調經世致用。袁盛勇（重慶師范大學）認為對時代“魯迅現象”的清理，“其實也包含了對于當代知識分子和魯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張要對魯迅采取一種較為古典的學術研究態度。白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西部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曾有兩次作為策動中心的機會。他以延安與當代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負能動力量、以及這種動能的有限、動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學）以晚清以來中國作家的朝鮮題材關聯，認為經歷了認知，亡國鏡鑒、休戚與共、南方缺席、“華風”“韓流”四個階段。張鴻聲（中國傳媒大學）以北京空間敘述為線索，研究了現當代文學的差異，認為“現代文學主要對北京進行古典性敘述”，當代文學“新北京”空間敘述轉向對一些新的城市景觀，其間所體現的，是新舊城市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劉永麗（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現代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中“反城市主義”主題“在當代文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20世紀該主題與儒家文化、西方反現代性思潮、殖民主義及民粹主義有關，“當代文學的‘反城市’的內在原因又有新質表現。王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以中西文化碰撞下產生“跨國戀”敘事為題，研究了晚清王韜、周瘦鵑和現代徐?、無名氏的相似相異。俞敏華（浙江師范大學）比較魯迅《我的第一個師父》和汪曾祺《受戒》，認為“這兩位常常被指認為風格迥異的作家，卻在同一個問題上，表現出了趨同的價值觀念”。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以老舍《駱駝祥子》、蘇童《米》和賈平凹《高興》為例，研究了百年農民與城市關系的審美嬗變：即“以善抗惡”、“以惡抗惡”到“以善尋善”。趙凌河（遼寧大學）以施蟄存到余華為例，描述了“現代走向后現代，從‘內在現實’的追求走向‘不確定’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表述”。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提出要以魯迅“立人”主張的思想在當代網絡文化中“立網民”。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認為“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是被忽略的領域，“可以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錢曉宇（華北科技學院）提出中國當代幻想文學的傳承與新變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汪衛東（蘇州大學）認為“從五四到80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言說都只能是到人為止”，“無法生成真正擺脫非人存在的新資源，也無法拓展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劉殿祥（大同大學）以聞一多學術研究為例，提出在國學熱背景下“現代作家的學術經典之于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羅紱文（貴州大學）從新詩對舊詩借鑒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詩之“舊路”，研究了“中國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關系的幾種模式”。   張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王朔、劉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網絡小說等，表現出文學的影視轉向。   在打通的學術背景下，本次年會出現了專門把注意力轉向當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國（華中科技大學）認為近二十年中國文學里面呈現出四大“癥候”：簡單的“日常”與慵懶的“審美”、墮落的“身體”與貨幣化的“欲望”、價值誤置的“戲謔”與審美倒錯的“狂歡”、溫馨復制的“底層”與精神撤退的“民間”。耿傳明（南開大學）認為，在“掊精神而張物質”的當下，正顯示“《紅旗譜》的文學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義”。劉海軍（重慶大學）從鄉村脫序的全貌、城鄉沖突的文學表征與農民底層身份的焦慮這三個方面著重探討新世紀鄉村小說的特征與變化。   四　現代文學與成都   現代文學的地域文學研究日漸與地方文化研究相滲透，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域，本次年會圍繞現代文學與成都的主題，對現代文學與成都形象成都書寫、對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蕪等與成都以及抗戰時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過的朱光潛、朱自清等人進行了研究，描繪出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幾位大家的淵源關系，同時探討對地域與文學的獨特關系與美學意義。   在總體概括現代文學與成都作家的關系時，吳定宇（中山大學）用多元構成的“西蜀文化之氣”加以概括，認為郭沫若樂山沙灣的“匪氣”、李?人成都的“市井氣”、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書卷氣尤為突出。譚桂林（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抗戰時期向大后方遷移的眾多佛教期刊，“對發掘新文學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現代佛教文學的發展趨勢”有重要意義。李永東（西南大學）認為，外省作家的成都書寫，能讓我們領略“他者”文學視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審美風格：傾向選擇陰柔、靜穆、低沉格調的意象來摹寫成都，發現北平情調或江南風味，“舊中國都市的風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圍。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以四川現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東北和四川抗戰小說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質論的偏差與學術界評價同一，認為“需要還原，以呈現文學史的多元面貌和聲音。”郝明工（重慶師范大學）描述了抗戰時期“雙城書寫”現象：縱向歷時性成渝書寫、橫向共時性京渝書寫、縱橫交錯整合性蘇渝書寫，體現出“以趨向民族史詩的藝術高度”。秦方奇（平頂山學院）以南陽《前鋒副鐫》為例，認為“在關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對為數眾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學報刊給予足夠的重視。   年會對巴金創作關注最多。陳思和（復旦大學）對新近刊發的巴金1928年計劃寫的中篇小說《春夢》殘稿作了闡釋，認為“《春夢》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后開始創作的未完稿”。“《春夢》殘稿的發表構成了對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個挑戰。”他認為“目前我們看到的《春夢》殘稿并非是原來巴金回憶中的《春夢》，而是一部已經走樣了的書稿的片段，它與巴金曾經告訴我們的創作設想中的《春夢》并非是一回事”。吳雙（西華師范大學）認為《憩園》、《第四病室》、《寒夜》里“來自故土被反復強化的記憶在深層無意識中形成文化象征符號”，匯聚成了巴金筆下獨特的“川渝意象”。金進（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認為《家》通過巴金及其信仰變化透視了30年代的文學視界：高老太爺、覺新形象“人性善惡的揭示”的體現，覺新、覺民和覺慧的象征反映（分別代表傳統性格、五四余緒、社會主義）。魏建（山東師范大學）對《沫若詩詞選》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詩詞選》何以出現版本問題，并依據所得校勘數據糾正對單行本《沫若詩詞選》與《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詩詞選》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認識。張全之（重慶師范大學）據1923年《國家的與超國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創作中的“超國家”意識的問題“來自于當時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鄧偉（重慶工商大學）認為“李?人的文學選擇與新文學主流明顯有著某種的距離感與疏遠感”、“其小說有著某種明顯‘舊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師范大學）認為李?人、沙汀筆下的成都茶館敘事“以介于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樣貌體現了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對抗消匿、變異融合或因勢而上等多種樣態。”除了對四川籍特別是在成都出生、成長的作家進行與成都風情關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戰時期旅蓉作家的創作。李琴（四川師范大學）以清末民初四川報刊出現的首個專門文藝副刊《娛閑錄》為例，考察了主筆李?人及吳虞等人創作的百余篇小說，并論及《娛閑錄》并入《四川群報》副刊后李?人成為《四川群報》首任主筆及副刊編輯的史料及意義。在對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表明朱光潛并不是一般讀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審美的學者，而是一個積極介入現實斗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王曉冬（西南大學）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張恨水抗戰小說特有的空間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社會化小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溫儒敏，在大會閉幕式上，對大會取得的成功作了總結，他認為，“年會開得很好”，有三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一個年輕的會，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輕人。這個學科已經有五代學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這次會很多第五代參加進來了，很踴躍。#p#分頁標題#e#   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個特點，這個會有很大投入、論文有120多篇，都很認真。現在這樣認真的會很少了。第三個特點，有生長的態勢和新的生長點。現代文學與語言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最難的一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實的著作。研究文學語言要進入它很深的機理，必然要觸及到個性的問題。這次會議問題提得很好，還有些問題像漢語文學史的問題，像曹萬生老師那個書，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漢語文學史跟國別文學史怎么說。這個可以討論。我提幾個希望。第一，我希望我們這個學科能夠參與現實，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個持重的風格。第二，希望更年輕的學者把現當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輕一代應該從我們的教訓中走出來，做更大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