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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對過去跨國企業ofdi經典理論進行梳理和辨析，對OFDI區位選擇的關鍵問題進行了探討；其次提出了跨國企業OFDI區位選擇的創新理論范式；最后提出了未來研究展望。

關鍵詞：跨國企業;區位選擇;國家戰略優勢;國際區域;內部化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FDI)近年來迅速發展，OFDI活動中的區位選擇成為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問題，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經典的OFDI理論。雖然對企業OFDI區位選擇做出了不同視角的解析，但跨國企業仍常常面臨如何選擇東道國的問題(Assafetal.,2012)，從大量國家中選擇東道國已經成為一種復雜和消耗時間的困難決策（Saen,2011）。

1“O-L-I”范式

Dunning（1980）在壟斷優勢理論以及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范式”，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不斷發展和完善了O-L-I理論范式，使O-L-I成為OFDI集大成式的經典理論范式，至今仍被眾多的OFDI相關研究所采用（Stoian&Filippaios,2008）。

1.1企業所有權優勢

新國際貿易理論在傳統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等理論觀點，而關注企業異質性則成為了其后新新國際貿易理論的重要主張（孔欣和宋桂琴,2011）。Melitz（2003）提出了基于勞動生產率的企業異質化模型，生產效率、R&D投入等指標成為過去相關研究對企業異質性優勢的表達（何奕和童牧,2012）。O-L-I范式對所有權優勢的界定范疇要寬泛于以企業生產效率為主要表達的企業異質性，且在其發展過程中亦不斷將新的內涵引入到企業所有權優勢中，但也使得企業所有權優勢的內涵與邊界至今尚缺乏穩定和清晰的界定，即使就O-L-I范式本身而言，企業所有權優勢與企業內部化優勢之間在內涵與外延邊界上也是不清晰的。

1.2內部化優勢

過去相關研究關于內部化優勢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Rugman（1981）和Chi（2015）提出，如果跨國企業不具備超越東道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以及OFDI所帶來的內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那么企業則不會以OFDI模式進入該東道國。一種觀點OFDI所帶來的內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從本質上而言屬于企業經營活動的績效，這是一種將內部化優勢視為內部化績效的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內部化優勢是跨國企業利用所有權優勢內部化東道國不完美市場活動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Cassonetal.,2009;Milleretal.,2016）。如果內部化優勢被視為企業知識和能力，那么內部化優勢與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之間的區隔則變得模糊。

1.3第四種優勢——（母國）國家優勢

包括O-L-I范式在內的經典OFDI理論主要源于對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普遍缺乏OFDI經典理論所提出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但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OFDI近年來卻迅速發展且具令人矚目的成長空間（Bianchi,2011;Gaffneyetal.,2016）。因此，在O-L-I范式提出的東道國區位優勢基礎上，部分學者提出了將跨國企業母國優勢引入到OFDI研究中（Boehe，2016），進一步探討在缺乏個體化的企業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的狀況下，發展中國家企業能否借助于母國國家優勢實現對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東道國市場的OFDI。但由于國家優勢被限制于自然資源稟賦的思想下(裴長洪和鄭文,2011)，（母國）國家優勢在過去研究中并沒有得到研究重視（Ramamurti,2012）。

1.4企業OFDI的空間集聚與第三國效應

過去OFDI相關研究多采用”東道國-母國”雙邊研究模型，但空間不是同質的而是異質的，企業OFDI的東道國選擇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間區位布局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受到其他企業OFDI選擇的影響（Blonigenetal.,2007)）。Boubacar（2016）檢驗了東道國周邊國家經濟發展力對跨國企業進入該國實施OFDI的正向影響，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第三國具有擠出效應（馬述忠和劉夢恒,2016）?？臻g模型以及第三國效應研究使得將過去OFDI研究中“以國家為單位的研究視角”擴大為“以區域為單位的研究視角”成為一種可能，甚至是一種研究發展需要。Rugman和Verbeke（2004）宣稱，跨國企業應該考慮的是國際區域化戰略而不是全球化戰略，Banalieva和Santoro（2009）亦指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全球化導向不強的情況下，區域導向能為企業帶來良好績效，暗示著對于發展中國家企業而言，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區域化幾乎是其全球化的全部。

2D-A范式（距離-優勢范式）

如圖1所示，D-A范式核心部分由國家距離和FCR優勢構成，國家距離在順（逆）梯度擴張下，形成了環境差異下的跨國企業東道國選擇的優勢和劣勢，而FCR優勢則一方面直接影響OFDI區位選擇，另一方面對國家距離效應形成調節作用，弱化國家距離形成的OFDI負向影響，擴大國家距離形成的OFDI正向影響，起到了提升跨國企業內化力和東道國引力的效應。 

2.1國家距離

跨國企業選擇進入的東道國與母國在經濟發展、文化特征以及制度環境等方面存在的復雜差異，即國家距離，對企業FDI經營活動形成了巨大挑戰（Drogendijk&Martn,2015）。國家距離是企業國際化經營活動中的關鍵影響要素（Hutzschenreuter&Voll,2008），國家距離對跨國企業FDI東道國選擇的影響機制已經成為目前乃至于未來推動企業FDI進一步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Assafetal.,2012;Sumit&Kundu,2015)，國家距離對跨國企業FDI的影響機制受到研究關注與期待（Sumit&Kundu,2015）。Ghemawat（2001）以文化距離、制度距離、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等四個維度構建的國家距離“CAGE結構維度模型”是相關研究中的經典模型，CAGE中的部分或全部距離維度被后期學者廣泛用于相關研究中（Campbelletal,2012）。地理距離是指母國與東道國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間距離，Hofstede（1980）以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權力距離等維度對各國之間的文化距離進行表達，亦有學者從價值觀、語言差異等方面對國家文化距離進行表達(綦建紅等,2012)。制度距離是指國家之間在規制、規范和認知等方面所存在的差異(Kostova,1996)。母國與東道國的經濟距離則顯示了消費者財富以及企業產品（服務）成本與質量的國與國之間的差異（Ghemawat,2001）。跨國企業的內部化優勢、母國國家優勢促進跨國企業選擇進入東道國的作用機制在于其降低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地理距離、文化距離、經濟距離以及制度距離等國家距離所形成的跨國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企業內部化東道國不完美的市場活動。地理距離的計量模型在過去的研究中一般采用兩國首都之間的地理位置距離，文化距離的計量包括Hofstede的文化多維計量模型。經濟距離和制度距離由于存在兩國之間相對發展水平的高低，史偉等（2014）建議在傳統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擴張方向，從而揭示順、逆梯度下經濟距離、制度距離對OFDI的不同影響。

2.2企業特定優勢

企業特定優勢由兩個部分構成，第一個部分為國內所有權優勢，包括生產效率、經營規模等；第二部分為內部化優勢，即企業經營異質化市場的知識和能力。第一部分在過去的研究中已有較為明確的計量模型，而第二部分目前尚無確定的計量模型，根據本文“內部化優勢為企業經營異質化市場知識和能力”的界定，建議采用國際化經驗作為企業內部化優勢的計量指標。Han等（2016）指出，差異化的東道國，尤其是在制度差異化的東道國運營經驗能夠幫助企業內部化其它東道國的市場缺陷。Miller等（2016）認為在企業公司治理水平較高時，那么東道國異質化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作用，暗示著東道國異質化開始階段會增加管理成本但有利于企業內部化優勢構建與提升，當內部化積累到一定程度便能夠實施對異質化水平較高東道國不完美市場活動的內部化，從而提升企業的OFDI績效。企業內部化優勢構建關鍵是知識的轉移（Cassonetal.,2009），國際化經驗有利于減弱制度距離對跨國企業知識轉移的負向影響（陳懷超等,2014）。Fan等（2016）則進一步指出，企業國際化過程就是企業經驗化的學習過程，東道國當地的知識有助于企業學習后在相似地區的復制，并將不同的知識整合為全球化的知識。過去相關研究以“跨國并購或新建企業數量”或以“東道國經營機構數量”計量國際化經驗（閻大穎，2009)，但東道國機構數量、跨國并購數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企業對異質化市場的經營經驗，本文建議在上述計量模型基礎上增加采用國家距離計量跨國企業已進入東道國之間的異質化水平，從而更全面地計量跨國企業經營異質化國際市場的知識和能力水平。

2.3母國國家戰略優勢

在自然資源稟賦之外，Maruyama和Wu（2015）將國家品牌視為母國優勢的構成，但Zeugner-Roth和Žabkar（2015）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母國品牌成為OFDI優勢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如此，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品牌資產的提升將減弱母國劣勢，而發達國家品牌的來源國效應促進了這些國家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經營（Maruyama&Wu,2015），因此國家品牌是母國國家戰略優勢的考量之一。中國和希臘的OFDI發展或許能為研究提供啟發。相關研究指出，希臘跨國企業的積極進取與擴張與政府的“希臘-巴爾干重構戰略計劃”以及戰略資本投入是密切相關的（HellenicCentreforInvestment,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得益于“走出去”的國家戰略(Cozzaetal.,2015)。上述研究表明，較之于資源稟賦與國家品牌，促進OFDI發展的國家戰略更可能成為母國企業OFDI發展的核心母國優勢。在國家戰略支撐下，母國對OFDI戰略性東道國或戰略性國際區域的文化宣傳、外交努力、金融合作、國家資本的引導等，則會形成基于國家戰略的母國優勢，為國內企業進入該東道國或東道區域提供政策上的引導、環境上的安排以及先行企業的示范等。在這樣的國家戰略推動下，母國企業將不斷提升在該國或該區域的空間集聚，國內供應鏈的部分或整體式OFDI，缺乏個體化優勢的跨國企業借助國家戰略推動下的東道國或東道區域集聚，以低交易成本的整體協作實現對東道國不完美市場活動的內部化。Chi（2015）認為未來的研究應對國家政府行為與OFDI的關系予以重視。

2.4東道區域優勢

東道區域優勢的引入是將過去“東道國——母國”的雙邊研究框架發展為空間多邊研究框架，且將研究對象從國家發展為國際區域?；趪揖嚯x模型將全球國家聚類為若干個國際區域，即形成若干個區域間彼此差異而區域內國家彼此相似的國際文化圈，制度圈，經濟圈。在相同的區域內，企業在不同東道國之間的擴張面臨較小的交易成本，知識的溢出效應以及第三國的促進效應明顯。將東道區域作為新的研究對象，不僅能夠將跨國企業區位選擇從雙邊研究框架發展為多邊空間研究框架，從更廣泛的視角揭示母國企業區位選擇的空間集聚效應、企業東道國選擇的發展機制，而且有利于進一步探討發展中國家企業在自身特定優勢較弱的情況下借助國家戰略優勢形成協同下優勢增益的機制。

3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D-A(FCR)理論范式是在對經典OFDI理論及其它相關研究理論、實證結論進行梳理和辨析，并結合發展中國家企業特點及其OFDI實踐活動發展的基礎上所提出的OFDI創新理論范式。D-A(FCR)范式以國家距離為基礎，從微觀企業層面、宏觀國家以及國際區域層面對企業OFDI動機及其實現的支撐能力構建一定的理論闡釋，但尚需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驗證、修正與完善。此外，D-A(FCR)范式的模型化尚需未來的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陳懷超,范建紅,牛沖槐.制度距離對中國跨國公司知識轉移效果的影響研究國際經驗和社會資本的調節效應[J].科學學研究,20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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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欣,宋桂琴.國際貿易理論新進展——新新貿易理論述評[J].稅務與經濟,2011(5).

[4]馬述忠,劉夢恒.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第三國效應研究：基于空間計量方法[J].國際貿易問題,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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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偉,李申禹,陳信康.國家距離對跨國零售企業東道國選擇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16(3).

[8]閻大穎.國際經驗、文化距離與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經營績效[J].經濟評論,2009(1).

作者:史偉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經濟管理學院